板井子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化稍营镇板井子村北，是泥河湾盆地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之一。2003年以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遗址周围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12处，王法岗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报道。目前该区域发现旧石器遗址14处，这些遗址的文化遗物埋藏部位和地层相近，属一处分布密集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群。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燧石。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刮削器、雕刻器、断块等。锤击法剥取石片，并对石片二次加工形成工具。遗址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北方以小石制品为主的工业类型特征（《文物春秋》4期）。
柿子滩遗址位于山西省吉县，S29地点是柿子滩遗址发掘面积最大、埋藏最为丰富的一处地点，宋艳花等人对相关发现进行了报道。S29地点于2009～2010年发掘，揭露面积约1200平方米，深度15米，共发现8个文化层，出土遗物8万余件。S29地点的石器工业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①石核—石片工业，第⑧文化层的石制品属于该工业类型；②细石核—细石叶工业。第⑦文化层（距今2.6万～2.4万年）保留有一定数量的石核—石片产品，但开始出现半锥状细石核。遗址石料以燧石为主，石英岩、石英和砂岩次之。剥片技术主要为锤击法，砸击法也占有一定比例，但间接技术主要用于细石叶的剥制。石器加工以压剥法为主。石器刃缘的加工以单向或单面加工为主。石器类型组合以刮削器和端刮器为主，其余仅占很小比例。S29地点发现了丰富的遗迹、遗物，集中分布的285处用火遗迹均为一次性使用，说明该地点属于人类的临时活动营地。sup14C测年数据表明S29地点的文化堆积大致距今2.9万～1.3万年（《考古》2期）。
任海云对山西省近年来旧石器遗址调查或复查时所获的一批新材料进行了整理研究。后河洞遗址位于晋城市附城镇西瑶泉村，2012年试掘中发现1405件石制品。后河洞石制品石料以黑色或灰黑色燧石为主，其次为石灰岩。石制品组合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及断块、碎屑等。石核均为锤击石核，类型众多，利用率较高。石片主要为锤击石片，偶见砸击法石片。遗址总体以小石片石器为主，刮削器是主要石器类型，三棱小尖状器和琢背小刀的存在体现了太行山西麓晋东南石制品的区域特色。锤击法和压制法均用于修理石器，前者为主。后河洞遗址的时代距今约3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洗马庄遗址位于广灵县蕉山乡洗马庄村东北，2015年复查该遗址时获得石制品若干，进行了初步研究的31件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硅质酸性火山岩，还有少量的燧石和石英岩。石制品类型丰富，含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断块、断片、碎屑等。锤击法是修理石核、打片、修理石器的主要方法，可能用压制法剥取石叶，不见砸击制品。石器毛坯多为石片，器物整体偏小。由于石制品组合，打制技术、特征均等与虎头梁遗址极为相似，该遗址时代可能与虎头梁遗址相当，可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大腰遗址位于垣曲县历山乡东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15年复查中发现27件燧石细石器制品及个别石灰岩制品。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细石核、石片、刮削器、细石叶、断片和碎屑等。锤击法是主要的打片及修理方法，在细石叶生产及石器的修整中存在压制法。石器个体偏小。鉴于遗址的地质地貌环境与下川盆地相似，器物组合与特征也接近下川遗址，大腰遗址被归入下川细石器文化圈，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李家社遗址位于古交市桃园街道李家社村东约600米的大川河西岸，2015年复查中采集到8件石制品，其中含石片4件、斧状器1件、砍斫器1件和断片2件。石制品原料主要为黑色角页岩。推测该遗址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遗址自2010年发现以来进行了连续的发掘，包蕾等人对该遗址2013年度发掘出土的275件石制品进行了报道。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10件、石片177件、工具20件、断块5件、碎片37件以及废片26件。原料以石英岩为主，还有少量石英、砂岩、片麻岩、燧石等。石制品以中小型为主。锤击法为主要剥片及修理方法。工具毛坯主要为石片，类型有凹缺器、刮削器、锯齿刃器、钻具等。遗址的文化特质具有我国华北地区小石器工业体系的一般特征（《文物春秋》4期）。
三龙洞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苏木吉布图嘎查北部，2015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赤峰学院文化历史学院与阿鲁科尔沁旗文化局联合对洞穴进行了调查，2016年8～9月进行了试掘，清理遗址面积近20平方米，发掘深度约2.5米。遗址地层堆积可划分为5层，第⑤层炭样的sup14C测年结果显示年代距今约5万年，实际年代可能更早一些。第⑤层出土石制品500余件，另有千余件石制品筛选自扰乱堆积中，其特征与原生地层一致。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火成岩。石核主要以向心剥片的盘状石核为主，石片以普通石片为主，台面少见修理痕迹，未发现技术特征明确的石叶。石器类型以横刃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石器毛坯以厚石片为主，修理程度较高，多为陡向修理，部分石器带有莫斯特文化基纳型石器的修理特征。三龙洞石制品与欧亚大陆中、西部地区旧石器中期的石制品组合较为相似，与中国北方同时期的遗存差别较大，被初步认定为技术特征明确的旧石器中期组合（《中国文物报》10月20日）。
王春雪等人对天津市蓟县数处旧石器地点发现的石制品进行了整理研究。七区地点位于下营镇下营村七区村北部，该地点采集的25件石制品原料以黑色或灰黑色燧石为主。石制品尺寸以微型为主，小型次之，类型简单，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及断块。砸击法是主要剥片方法，砸击产品仅见石核。石片以点状台面为主。石器多为刮削器，锤击法是主要加工方法。根据地层堆积推测文化层属于上更新统，其年代暂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杨庄西山旧石器地点位于罗庄子镇北部，石制品中有1件发现于地层中，26件采自地表。石制品的岩性主要为石英砂岩和石英岩。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各类工具，尺寸以大型、中型为主。石器以大砍砸器和大石片加工而成的工具为主，含有很少的小石器，符合大石器工业类型的特点。根据区域地层堆积年代及河流阶地性质分析，该地点发现石器的层位属于上更新统，相当于晚更新世早期，推测其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边疆考古研究》21辑）。
（二）东北地区
黑龙江省伊春市桃山遗址最初发现于2011年。2013～201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岳健平等人对2014年度桃山遗址的发掘情况进行了报道。此次发掘面积36平方米，揭露出3个史前文化层并发现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制品1943件、陶片12件、装饰品备料2件、植物果壳1个。石制品多为小型和微型，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细石叶、鸡冠状石叶、削片、刮削器、锯齿刃器、端刮器、凹缺器、斧形器、锛形器和石镞等。采用直接锤击法和压制法剥取石片和细石叶，可能采用软锤法剥片，运用砸击法开发玛瑙质地的石料。遗址各层位石制品以剥坯产品为主，石核和工具所占比例较低，说明桃山遗址很可能是一处原地埋藏的古人类石制品制造场。光释光及AMSsup14C年代测定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从旧石器晚期后段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人类学学报》2期）。
2016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穆棱市文物管理所在黑龙江穆棱河中上游流域发现了数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陈全家等人对八面通四平山第一地点（《边疆考古研究》22辑）及鸡西梨树河口东山地点（《文物春秋》2期）发现的石制品进行了研究。八面通四平山第一地点位于穆棱市八面通盆地南缘，该地点发现石制品50件。石制品原料包括流纹岩、燧石、石英等。石器以小型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工具所占比重最高。石核则以普通石核为主，石叶石核及细石叶毛坯石核数量较少。锤击法为主要的剥片方法，可见盘状石核剥片技术，细石叶石核毛坯使用锤击法进行预制修理。工具类型有刮削器、钻器、锯齿刃器及锛形器等。工具修理以锤击法为主，偶用压制法。石制品整体上具有我国北方主工业特征。鸡西梨树东山地点位于鸡西市梨树区河口村，该地点采集石制品84件，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叶、断块和工具。东山地点的石器工业特征是用锤击法剥片。工具类型以单刃刮削器为最多。工具用锤击法修理，以正向为主，反向和复向次之，加工简单粗糙。石器属于东北地区以小型为主的石器工业类型。除上述两处地点之外，倪春野等人还报道了靠山东山地点发现的石制品。靠山东山地点位于穆棱市共和乡靠山村东山，该地点采集石制品70件。石制品原料以砂岩为主。尺寸多为中小型。类型包括石片、断块和刮削器、尖刃器、凹缺器、砍砸器、两面器毛坯、锛形器等工具。毛坯以片状为主。单向加工是石器主要的加工方式（《北方文物》4期）。
唐国文整理研究了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长岗子、马地房子、好田格勒3处旧石器地点采集的近百件石制品。这几处地点石制品原料多为玉髓、玛瑙、燧石，也有少量的火成岩与石英岩。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叶及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工具。该发现填补了大庆市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空白，将该地区史前人类活动提前至距今约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大庆社会科学院》3期）。
富康东山旧石器地点位于吉林省扶余市社里乡富康村东山的湖岸台地上，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及扶余市博物馆于2012年4月发现该地点，采集石制品148件，万晨晨等人对这批材料进行了分析。石制品原料以玛瑙居多，直接剥片与间接剥片共存。工具多为小型，以刮削器为主，尖刃器、钻器和锛形器为辅。工具修理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偶见砸击修理。修理方向以正向为主，存在通体加工。石核消耗率、石片成器率及工具刃缘加工长度和深度指数分析表明，当时石器制作者对原料的利用率偏低，加工简单、随意、程度浅。对优质玛瑙偏好的选择说明古人类就地择优取材，对石料有较高的认知及驾驭能力。大量石片、断块及数量较多的刮削器的发现暗示该地点可能是古人类分割食物、栖息及加工石器的场所（《北方文物》2期）。
和龙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东北部，2007年8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和龙市博物馆调查时发现该遗址，万晨晨等人对该遗址的石制品进行了报道。大洞遗址发现石制品5681件。器物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断块和工具。石制品尺寸以小型为主，微型和中型少量，仅1件为大型。原料以黑曜岩为主，使用锤击法、砸击法及间接剥片法三种剥片技法。工具多为刮削器和雕刻器，端刃刮削器和凹缺器占有一定比例，琢背刀、尖状器、钻器、石镞等工具数量不多。工具修理以修刃为主，但与修形、修理把手充分结合。和龙大洞石制品的主体与东北细石叶工业特征高度吻合，属于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业类型（《考古学报》1期）。
南山地点位于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五道河子村南山的三级基座阶地上，石晶等人报道了这里发现的60件石制品，其中5件出自地层，其余为采集所得。石制品原料以角页岩和石英砂岩为主，采用锤击法剥片。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工具以片状毛坯为主，主要采用硬锤修理。南山地点发现的个别石叶和桂叶形尖状器在辽宁地区较为罕见，推测遗址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学学报》2期）。
20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宁丹东地区进行了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陈全家等人报道了宽甸满族自治县太平哨北山地点发现的49件石制品。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剥片方法为锤击法。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及工具，工具含刮削器和砍砸器两类。工具修理多以硬锤直接打击，部分刃部采用了指垫法进行修理。从石器特征来看，北山地点发现的石制品应属大石器工业类型，年代推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文物》3期）。
杨家堡后山旧石器地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西关屯乡黑山村杨家窝堡后山的二、三级阶地之上，2011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在西关屯乡进行旧石器调查时发现该地点，并在地表采集到石制品45件，付永平等人对这批材料进行了整理研究。石制品原料以玛瑙为主，其余为硅化木。尺寸以微型为最多。类型包括石片、断块和工具。刮削器是主要工具类型，还有部分钻器，均为硬锤锤击修理，复向修理为主，正、反向次之。由于石制品明显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小石片石器的工业特征，推测该地点的年代大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草原文物》2期）。
（三）西北地区
2014年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发现的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该遗址由3处大小不一的洞穴组成，其中左下洞穴面积最大。2016～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发掘遗址面积65平方米，旧石器文化层出土遗物2000余件，其中石制品及动物骨骼化石各约占三分之一。通天洞石制品种类丰富，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各类刮削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等。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高，有明显的切割、烧灼、敲击等痕迹，可鉴定种属包括食肉类、兔类、羊、驴、犀牛、棕熊及鸟类等。在旧石器文化层中还发现了3个原位埋藏的圆形灰堆。动物化石的sup14C测年显示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距今约4.5万年。通天洞遗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首次提供了该地区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遗址所在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位于亚洲腹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为进一步探讨更新世亚欧大陆东西两侧史前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文物报》12月1日）。
鸽子山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西北约20千米的贺兰山山前盆地，自20世纪末发现以来，已在遗址范围内发现了15处地点。2014～201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遗址第10地点进行了发掘。第10地点位于鸽子山盆地东侧，贺兰山南麓。2016年发掘清理面积约180平方米。遗址地层可划分5层。第②层顶部及底部的光释光测年结果为4900年及4800年；第③层sup14C年代约为1万年，下部出土较多石制品并发现火塘、灰烬遗迹；第④层堆积的sup14C年代距今约1.2万～1.1万年，该层出土了大量石器、动物化石、装饰品及火塘遗迹。第10地点共记录了出土的约7000件大于2厘米的石制品和500余件动物化石。发掘中还出土了数十件以鸵鸟蛋皮制作的串珠，有的直径不足2毫米。超过20处用火遗迹，部分可以确认为结构性火塘。数个直径约10厘米～20厘米、深度约5厘米～20厘米的近圆形遗迹呈带状分布，根据民族学资料推测其很可能是一种临时性的建筑遗迹。鸽子山遗址的发掘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区建立了晚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早期的年代序列，为研究这一特殊地理单元史前人类活动及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材料（《中国文物报》2月10日）。
石峡口遗址第1地点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川王乡石峡口村，任进成等人报道了该遗址2015年的试掘收获。该地点位于清水河右岸一级阶地，地层可分为7层，第⑤、⑥层包含丰富的文化遗物。试掘中发现用火遗迹2处、石制品406件、动物化石201件、古人类牙齿化石1枚、串珠装饰品2件及烧骨、大量的石制品碎屑和碎骨等，是一处包含较多细石叶技术产品的遗址。石制品以微型、小型居多。原料主要为石英、燧石。细石核类型丰富，除楔形、柱形、锥形外，古人类还直接选用形态不规则的块状毛坯剥离细石叶。石片生产方法主要为硬锤锤击法，偶见砸击法。石器类型包括边刮器、端刮器和两面尖状器等。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有普氏羚羊、马科、鸵鸟等种类。遗址年代距今18500年～17200年，处于末次盛冰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人类学学报》1期）。
陕西东秦岭洛南盆地槐树坪旧石器地点最初发现于1999年，该地点位于南洛河左岸（北部）支流石门河及石门河的二级支流东麻坪河之间的第四级阶地上，是洛南盆地高阶地旷野旧石器地点群的代表性遗址之一。2004年和2006年，槐树坪地点曾历经两次小规模试掘。2013年4～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与洛南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对该地点正式发掘，于青瑶等人对此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研究。发掘揭露面积56平方米，出土石锤、石料、石核、石片、工具、断块、碎屑等不同类型石制品830件。石制品的原料以石英和石英岩为主，石英砂岩和细砂岩也有使用。剥片方法主要采用锤击法、偶见砸击法和碰砧法。石制品以中型和小型为主。工具多为石片加工而成的刮削器，偶见手斧、薄刃斧、石刀等大型工具。石器加工方向以正向居多。光释光测年数据表明地层堆积年代大约为距今9万～8万年到1.3万年之间（《人类学学报》2期）。
（四）华中地区
方家沟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方家沟村，2014～201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两次发掘，发现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原地埋藏的遗迹现象，林壹等人对此进行了报道。石制品类型包括备料、石核、石片、断块、碎屑、石锤、石砧、工具等，整体面貌属于华北常见的石片石器工业。发掘中还发现了自然冲沟，沟内出土了大量遗物，且遗物总体特征无垂直分异，说明这些文化遗物为古人类在沟内短期活动形成。沟外可能与冲沟同时的地层中遗物分布稀疏，遗物聚集区与冲沟边界有一定对应关系，冲沟底部应为当时人类主要的活动场所。冲沟内部的遗物分布也很不均匀，可能存在不同功能的活动区，蕴含了古人类空间利用方式的信息（《人类学学报》1期）。
龙泉洞遗址位于河南省栾川县龙泉山公园内，2011年2～4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栾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杜水生等人对此次发掘收获研究后认为，龙泉洞遗址从距今4.2万年延续至距今3.1万年。龙泉洞人使用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利用脉石英原料，先使用锤击法再使用砸击法剥片。洞穴内部能够区分出不同的功能区。人类对火塘的管理达一定水平，利用烧石加工食物，能够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偶尔也利用鱼类资源，还能制作正式骨器。龙泉洞人已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所拥有的行为特征，显示出和中国北方北部地区人类行为的不同，而与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有共同之处（《考古学报》2期）。2014年，由于在2011年发掘区域以南10米处炸山崩石留下的剖面上发现有动物遗骨与石制品，相关单位又对该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李璇等人对此次发掘情况及初步研究成果进行了报道。2014年揭露遗址面积约4平方米，出土石制品、动物化石等2349件。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碎片和石料等。石制品的主要原料为脉石英。剥片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较少使用，修理则全为锤击法。工具以刮削器为主，刃角较钝，也有少量的尖状器、锯齿刃器、凹缺器等。遗址的文化性质属于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传统（《考古与文物》6期）。
李浩等人在湖北省丹江口库区内汉江和丹江第四级阶地进行野外调查，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旷野地点24处，采集石制品273件，其中包括手斧、手镐和石刀等具有阿舍利技术风格的大型工具。石制品分析表明，古人类利用脉石英生产中、小尺寸的石制品，而千枚岩和粗面岩主要用于加工阿舍利大型工具。在加工技术方面，轻型工具和重型工具共存，反映了使用功能上的分化。手斧、手镐等大型工具的存在，表现出加工方式的多样性，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阿舍利工业器物组合面貌（《人类学学报》2期）。
肖沟遗址位于湖北省郧阳区安阳镇钟家河村，埋藏于丹江口库区汉江左岸第二级堆积阶地。该遗址于2012年10～12月历经抢救发掘，揭露面积近15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413件，赵海龙等人对这批材料进行了研究整理。石制品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断块断片和碎块碎片等。硬锤锤击法是主要剥片方法。石制品总体以小型居多，石器主要以石片为毛坯，边刮器为主要类型。石制品特点显示石片工业特点。石制品类型以石片类和断块类为主体，石制品拼合率近10%，是一处原地埋藏的古人类遗址。通过与丹江口库区相关旧石器遗址比较，结合地貌地层特点，推测该遗址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学学报》1期）。
赤山岛旧石器遗址位于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西隅，2015年7～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区域调查时先后发现十余处旧石器地点。2016年4～9月，对枫树嘴、虎须山和杨腊丘旧石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发掘深度超过5米。文化层位于网纹红土的上部，石制品出自第③层和第④层。根据网纹红土下部的电子回旋共振、古地磁年龄与遗址光释光样品初步测年结果，推测赤山岛旧石器遗址年代约为距今30万～12万年的中更新世晚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此次发掘出土近1000件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石英次之，其他石料较少。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碎屑、石器和砾石，其中石核、石片和砾石数量居多，石器含量较低。石器类别包括砍砸器、手镐、手斧、重型刮削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以砍砸器等重型工具居多，手斧和手镐数量少。此外，2011年以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在西洞庭盆地的澧水及支流新发现了50多处旧石器地点，对乌鸦山、条头岗、袁家山、伞顶盖等地点的试掘，首次在华南旧石器旷野遗址中从考古地层学、年代学上构建出了“网纹红土—弱网纹红土—均质红土—黄土—黑褐色土”的旧石器文化叠压层序列（《中国文物报》2月24日）。
（五）华东地区
2012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单位在莱西境内新发现19处旧石器地点，采集石制品88件，宋艳波等人对此进行了报道。这批采集石制品表现出两种差异较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大沽河流域中游东南部地区发现的石制品呈现出典型砾石石器传统特征，而莱西东北部地区发现的石制品则具有典型石片石器传统特征。调查结果显示莱西地区至少存在两种不同技术传统的旧石器遗存，二者之间可能有时代差距，但由于采集石制品缺乏明确的地层，仍需更多的后续工作来解决石制品年代问题（《海岱考古》10辑）。
华龙洞遗址位于安徽省东至县尧渡镇汪村庞汪组，近年来因直立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而备受学界关注。2014～201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至县文化广播新闻局的配合下对华龙洞遗址进行了连续3年的发掘，出土古人类头盖骨化石、石制品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等遗物，董哲等人对洞口外发掘出土的54件石制品进行了报道。石制品原料为脉石英、石英岩和燧石。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以及各类剥片和修理石器产生的碎片和断块等。石制品个体以小型居多。硬锤锤击法为主要剥片方法，砸击法次之。石器类型主要为刮削器、此外还有尖状器。石制品组合属模式I工业类型。根据哺乳动物化石组合及初步铀系年代测定结果，推断古人类在华龙洞遗址的活动时间大致为中更新世中后期。根据多数动物骨骼表面可观察到砍砸和切割的痕迹，推测华龙洞可能为一处多功能的直立人生存及活动遗址（《第四纪研究》4期）。
（六）华南地区
大梅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盆地右江区东南的右江北岸，最初发现于1982年，该遗址包括3个地点，分别位于右江二、三、四级河流阶地上。2005年8月～2006年1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第一地点（A区）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第二地点（包括B、C、E区）发掘面积1900平方米，第三地点（D区）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揭露面积4000平方米。陈晓颖等人对第一地点的发现进行了报道。该地点出土石制品314件，包括砾石、石核、石片、石锤、石器等。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剥片和修理主要采用锤击法。工具多用砾石直接加工而成，类型有砍砸器、手镐、刮削器、尖状器等，刮削器数量最多。根据地层和出土石制品的特征推断，第一地点的时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学学报》3期）。
那赖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城西侧的那赖村右江南岸第四级阶地，该遗址2005年曾历经发掘。2008年，田阳县博物馆对遗址进行复查，新采集石制品41件，玻璃陨石1件，廖卫等人对这件玻璃陨石的埋藏问题及石制品特征进行了研究。玻璃陨石为原地埋藏，未经后期流水作用搬运，与手斧共同发现于网纹红土中，第四级阶地中保存的玻璃陨石的年代约80万年，可以用来指示手斧的埋藏年代。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石英岩和砂岩。石制品类型有石锤、石核、石片和工具等。工具类型包括砍砸器、刮削器、手斧和手镐。石制品组合与百色盆地其他遗址类似。遗址所发现的12件手斧的厚度、加工精细程度及片疤数等都与西方发现的手斧无本质不同，可以代表早中更新世之交东亚的阿舍利技术面貌（《第四纪研究》4期）。
磨刀山遗址位于广东省郁南县河口镇和都村，2013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该遗址，2014年4～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云浮市博物馆和郁南县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第1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刘锁强等人对发掘情况进行了报道。遗址地层堆积共8层，发现近400件石制品中，大部分出自下文化层。根据出土产状判断石制品为原地埋藏，局部受轻微水营力影响。石制品岩性以石英、砂岩和石英岩为主。剥片技术以简单锤击为主。剥片产品形制、尺寸差异较大，多数石核仅剥取一次石片。石器加工技术以单面硬锤修理为主，部分器类可见两面加工，刃部修理简单粗率、刃缘形态不规则。石器组合以大中型手镐、手斧及砍砸器为主。石制品具备中国华南地区砾石石器工业的一般特征，绝对年代为距今80万～60万年，上、下文化层的整体年代可至中更新世偏早阶段，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5期）。
（七）东南地区
奇和洞遗址位于福建省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遗址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诸多文化遗存，范雪春对该遗址发现的11件装饰艺术品进行了研究。其中1件人面形刻划石的年代为距今1.7万～1.2万年的旧、新石器过渡时代。这件人面形刻划石装饰品出自第⑥c层，石料为棕红色钾石砂岩，质地较细腻，外观大致呈椭圆形，饼状，尺寸为78.6毫米×68毫米×16.2毫米，重104.3g。饼状砂岩的上、下两个面及器物边缘部分都经过粗磨，上面（背面）微微凸起，采用石质工具凿刻出人面形的轮廓，显示出具有凹陷的两眼、鼻、嘴和突出的鼻梁，整体造型粗犷但自然生动。下面（底面）经过磨制而呈较平整的面，一侧边缘凿去一部分，和磨平的底面构成“V”形的边缘。这件旧石器时代晚期刻划石装饰品的发现为我国史前装饰品研究增添了新材料（《福建文博》3期）。
（八）西南地区
西藏尼阿木底遗址位于青藏高原核心区域的藏北高原湖泊区，海拔4600米，为一处原地埋藏的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201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调查时发现该遗址，2016年进行了系统发掘。遗址规模宏大，东西分布至少500米，南北分布至少2000米，石制品密集，地层堆积连续。发掘中出土文化遗物4000余件，有石片、石叶、石片石核和石叶石核以及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凹缺器等各种工具。尼阿木底遗址以石叶技术为主要文化特征，棱柱状石叶石核数量较多，勒瓦娄哇预制石核有少量发现，这种石叶加工技术主要流行于非洲、欧洲和西亚等地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内地的旧石器文化技术传统中并不发达。根据光释光测年结果，遗址年代距今3万年左右，处于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末次冰期间冰阶。尼阿木底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首次发现的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遗址，其分布面积广、文化遗物丰富，它的发现一方面填补了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空白，另一方面为了解古人类何时扩散至青藏高原、如何开发极端环境和探索其适应、生存能力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文物报》3月10日）。
牛坡洞遗址地处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平寨村，遗址由A洞、B洞和C洞3个地点组成。2012～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发掘，清理面积约100平方米。发掘显示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也最具代表性，其洞口堆积厚约6.7米，自上而下可划分27个文化层，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牛坡洞出土各类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变化情况，自上而下可划分为5个文化时期。其中第一期以体型硕大的、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石制品为主，包括砍砸器、石核等，推测其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可能为距今1.5万年左右；第二期以大量各类型的细小燧石打制品为主，并且出现了磨制骨器，绝对年代距今10200～8700年；第三、四、五期文化层中还发现了磨制石器、陶器等大量文化遗物以及墓葬灰坑等重要遗迹。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基本框架和序列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物报》1月13日）。
老鸦洞遗址是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历经发掘，发现大量石制品及动物碎骨，但材料仅在有限的文献内被简单描述，未被系统研究，关莹等人重新整理了老鸦洞遗址1985年试掘出土以及1983～1984年采集的部分石制品。老鸦洞的石器技术属于我国境内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小石片石器传统类型，以本地丰富的燧石和石灰岩为主要原料制作工具，石片形制规整，小型工具如刮削器、端刮器、尖状器等制作精美。采集本地石料，以洞穴为主要居住地点，长期在有限空间内活动的特征展现了云贵高原古人类特有的低流动性生存模式，为探讨云贵高原更新世末期古人类的生存行为及扩散辐射提供了良好证据（《人类学学报》3期）。
清水苑大洞位于贵州省惠水县摆金镇，遗址发现于1998年9月，因发现丰富的石制品、骨制品、灰烬层和哺乳动物化石等遗物而为学术界所关注。2013年9～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发掘，发掘区分A、B两区，揭露面积分别为4平方米和6平方米。A区地层厚度约90厘米，堆积物为灰白—灰黄色—灰黑色砂质黏土，出土石制品2398件，动物化石及碎骨2000余件。石制品组合以小型石片工业为主体，类型包括石核、石器、各类废片、石锤、磨石等，还有5件砸击制品。石制品原料多为燧石，剥片以硬锤锤击法为主，小型居多。刮削器是石器的主要类型，另有少量凹缺器。石器修理多为锤击法向片状毛坯的背面修理。sup14C测年显示遗址形成于距今1.4万～1.1万年，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人类学学报》4期）。
1990年贵州省博物馆与安顺市文物管理所在安顺市东部的二铺、旧州两个辖区发现11处史前文化遗址或地点，采集打制石制品432件，残缺磨制石器2件，砾石2件及少量动物碎骨及牙齿，另有烧骨22件，王新金等人对这批材料进行了整理研究。打制石制品的石料以燧石为主，硅质岩为辅，兼有灰岩与水晶。器物类型包括石锤、石核、石片和石器。石核数量极少，双台面者居多，单台面石核较少，石核体上片疤较为规整，体现出较高的原料利用率。石片所占比例较大，均为锤击石片。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砍砸器次之。石器整体形态偏小，形制不规整。根据这批材料特点接近织金猫猫洞、普定穿洞等贵州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初步推断其地质年代约处于距今1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末期，文化年代暂归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晚（《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渔溪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白坭村渔溪坝水库旁，2009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习水县文物管理所调查时发现该遗址，采集石制品114件和较多动物化石、烧骨、陶片等遗物，张改课等人对这批材料进行了整理研究。这批石制品的种类包括石核、石片、石器、片屑及断块等。石器类型包括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以中小型的刮削器为主。石制品体现出贵州黔北地区小型石片工业的特征。渔溪洞遗址的年代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等不同的时期，该遗址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黔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西部考古》12辑）。
二 综合研究
目前现代人起源和演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在遗传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三个领域内展开，学者们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走出非洲说”“融合说”等观点与假说，高星认为相关研究还只是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仅在局部问题与材料上作分析与解释，无法得出全面的、令大家普遍接受的结论。由于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对象、方法和思路不同，彼此缺少了解、沟通与协作，出现了学术语言和研究结论不被彼此理解和接受的情况，存在一定的误解和无谓的争论，影响了相互借鉴、互动和成果的共享，进而妨碍了跨学科研究并达成学术共识。在解决人类起源与演化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优势，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在传统的古人类学、考古学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之间互相协作，明确彼此的关注点、需求和专长，凝练共同的学术问题和目标，整合现有的研究问题、资源与成果，向着共同的学术方向一道努力才是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破译现代人起源这一重大命题的必要举措（《人类学学报》1期）。
杜水生回顾了丁村遗址、许家窑遗址及匼河遗址的年代学研究过程，认为地层学依然是当前旧石器考古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忽视地层是不可能得到可靠的年代数据的，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一定要耐心辨认地层，最好在发掘工作进行的同时同步采集测年样品（《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李浩通过介绍非洲阿舍利石器工业的研究成果，并根据中国境内发现的阿舍利石制品，提出中国阿舍利技术是在早中更新世过渡阶段人类第二次较大规模迁徙过程中由旧大陆西部传播而来。中更新世晚期乃至晚更新世阶段，阿舍利技术突出地表现在秦岭及其附近地区。同时该区域内还存在与阿舍利技术体系共存的小石器技术体系，可能还有代表了中国本土连续演化人群的遗存，如许昌人头骨、许家窑人化石等。在现代中国人的形成过程中，不同技术人群之间存在基因交流，他们共同演化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早段相比，MIS3阶段中国旧石器遗址数目增加，分布范围广大，青藏高原也出现了人类的足迹，赵静芳对这一时段的古环境背景研究工作进行了梳理。目前发现的遗址以北方为多，其中又以北方东部地区发现更为集中，且多为洞穴遗址，而南方发现遗址相对较少。尽管MIS3阶段前后经历了较为频繁的气候波动，但中国东部、西南部地区湿润的气候状况基本贯穿了整个时期，西北部则较为干燥，这可能是东部地区古人类喜欢山洞而西北地区古人类在旷野中生存的原因。MIS3阶段的古人类面对不同的环境采取了不同的生存策略（《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权乾坤等人介绍了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细石叶文化遗存，并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叶文化进行了初步对比。两个地区的细石叶工业技术上具有密切的联系，均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出现利用优质石料生产细石器的工业传统，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如中国北方地区细石器组合中以细石核和尖状器比例较高，而中西伯利亚地区细石器组合中则以细石叶比例较高。这些区域性差异可能是不同地点石质材料和生产方式差异所导致，但也可能是不同经济形态（畜牧经济、渔猎经济、农业经济）在生产工具上的体现。从技术扩散和文化传播的视角看，旧石器时代晚期时，中国北方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旧石器工业生产出现了标准化、趋同化的现象（《第四纪研究》4期）。
仪明洁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中国北方的考古遗存进行了梳理，认为将细石器、磨制石器、研磨类工具、陶器、磨制骨器等任何一个文化因素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更新世至全新世过渡阶段划分时段性的典型器物都不合适，同时“中石器时代”一词在中国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中并无存在的必要，对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研究者清晰介绍、掌握其文化面貌即可，不必机械地与西方考古遗址阶段的划分对接，以免造成同一词汇所指含义不同的局面（《边疆考古研究》2期）。
陈虹等人梳理了18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址及2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尝试从原料角度探讨中国磨制石器出现及发展的动因。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阶段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砂岩逐渐成为磨制石器的主要原料，石灰岩呈上升趋势，石英砂岩有所下降，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脉石英消失不见。作为打制石器的主要原料，石英岩和燧石在磨制石器原料中出现的频率很低。燧石硬度大，几乎不用于制作磨制石器，而专门用于制作加工动物类物质的细石器。史前人类倾向于选择硬度较低的砂岩和石灰岩来制作耐用的磨制石器，该类石料分布广，采办成本低，易于打磨。根据不同原料的特性，将其制作成合适的工具以应对不同的任务，充分体现了史前人类合理利用资源的特点（《考古》10期）。
周玉端等人对国外旧石器考古学中有关赭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考古遗址中赭石发现的空间分布范围从旧大陆扩大至澳洲、美洲等地。赭石研究首先关注其在遗址中的出土状况及埋藏背景，然后是功能分析。出土状况主要指赭石出土时的形态特征，除被当作颜料加工而成的粉状外，遗址中还发现具有加工痕迹和刻有几何图案的赭石块以及蜡笔状赭石块等不同形态。埋藏背景指赭石与周围文化遗存之间可辨识的关系，如发现地点、部位等。功用分析是赭石研究的重点，既有出于装饰、艺术等的非实用性利用，也有作为黏合剂和药物等的实用性利用。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是最常见研究方法，利用物化手段进行成分、产地研究，以及对赭石进行操作链分析都取得了良好结果，研究者从赭石上提取到了更为丰富的古人类行为信息。赭石利用更多地与人类意识形态层面的活动相联系，在研究早期人类的认知和符号表达能力方面能够弥补石器资料的局限性（《江汉考古》2期）。
陈宥成等人对更新世时期旧大陆东西方文化的格局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更新世旧大陆东西两侧的石器技术发展存在不平衡性。旧大陆西侧是狩猎采集人群技术革新的“轴心区域”，在距今约330万年、170万年、50万年等先后发生多次技术革新。最早的石器打制技术、最早的阿舍利技术、最早的大石片阿舍利技术、最早的勒瓦娄哇技术以及最早的石叶技术等均起源于这一轴心区域，进而发展并向其他地区传播。由于距离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东亚的石器技术至少从距今140万年左右开始长期与旧大陆西侧分离。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在旧石器时代以来又保持着与西方断续的联系。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现代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石叶技术的包容性和便捷性优势，旧大陆东西两侧的互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中原文物》6期）。
王益人对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现与研究工作进行了回顾，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1954～1958年，首次调查、发掘与研究，确立了丁村文化；②1976～1980年，第二次大规模调查、发掘，进一步丰富了丁村遗址的文化内涵；③1991～2010年，《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1976～1980年发掘报告》的出版，是对第二阶段的考古成果的不断深化，也标志着新的阶段的开始；④2011年至今，“丁村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启动，新发现了50余处旧石器文化遗存（《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三 专题研究
（一）石器技术与文化
1.石制品技术、类型及功能分析
泥河湾盆地晚更新世早期的板井子遗址出土有较多锯齿刃器。马东东等人通过实验研究，证明板井子遗址锯齿刃器齿凹的大小与石锤修理部位面积大小呈正相关关系，且遗址中有一部分锯齿刃器是用修理部位面积较小的带尖石锤打制而成，这与遗址标本中发现尖端有散漫坑疤的带尖石锤的情况相吻合。实验复原了锯齿刃器的制作工艺流程，证明锯齿刃器需要特殊的石锤来进行修理，其生产代表着一个稳定、成熟的加工过程。锯齿刃器可能在割取水草、切割冻肉等方面发挥良好功用（《人类学学报》3期）。
刘扬通过梳理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的古环境背景，从石器技术层面入手研究了该地区早更新世人类的技术特征及适应生存模式。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遗存文化堆积均比较厚，古人类在这个区域有较长时间的停留。就近择优采集石制品原料，石器类型单一，工具修理较简单，形态和大小多不定型等技术特点表明古人类采取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比较务实的适应生存策略。许家坡、霍家地、飞梁等8处遗址石器制作技术可以分辨出3个层次，体现了认知能力的差异、文化差别及不同的适应生存模式。该地区早更新世环境的研究表明气候呈现出干冷与湿冷交替变换的特征，尽管气候变换与早更新世人类演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但可以明确的是该地区古人类很好地适应了这种环境变化（《考古》5期）。
王小庆对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石制品的使用微痕进行了观察。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细石器和部分形态规整的石片大都经过使用，其刃缘部在20倍的放大镜下可观察到不同程度的磨圆，因使用而产生的各种形态的片疤连续分布。微痕观察结果显示该地点细石器的使用功能复杂多样，既有维持日常生计的肉类切割、动物解剖，也有资源开发的皮革加工、骨角质和木质工具的加工等，同时，每一类工具与使用功能之间没有简单、单纯的对应关系。第一地点细石器复杂多变的功能体系与其加工技术的特征是一致的。该地点的细石核强化剥片和节约原料行为十分突出，石核形态多样，石制品体型普遍小巧，反映出石料相对较为紧缺的现象。石片技术与石叶技术较为发达，石片石器与细石叶工具共存，均表现出较为成熟的二次加工与修整技术。遗址石器小型化与非标准化及在使用功能上的复杂多样性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我国的细石器工业逐步呈现出灵活化和强化使用的特点，为后来人类定居并开启全新的生活模式奠定了技术基础（《考古》11期）。
下川和柴寺是华北地区两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细石器文化遗址，陈虹等人对出自这两处遗址的部分细石器进行了微痕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形状规整、尺寸合适、具有锋利刃缘的石叶和细石叶会被古人类挑选出来加以使用。石器加工对象以动物性资源为主，也存在少量的植物加工，反映出以动物加工为主的二元结构的资源开拓策略。多数石叶、细石叶经过镶嵌以便使用，某些完整的，或尺寸较大的石叶可能被徒手拿捏使用。从功能角度看，多数石核式刮削器未经使用，应该归入细石叶类别，仅有个别具有合适刃缘者会被作为工具使用（《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李占扬等人对灵井许昌人遗址第⑤层出土的细石叶工业的燧石和石英石器进行了微痕观察与功能分析，结果显示220件细石叶多无使用痕迹，19.3%的端刮器有明显使用痕迹，雕刻器、钻器、琢背小刀未发现明显的使用痕迹。通过研究遗址内端刮器的使用痕迹，推测其可能用于鞣皮等工作。这项研究对探讨许昌人遗址古人类的细石器技术以及人类的适应生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纪研究》4期）。
2.区域文化体系研究
手镐是秦岭地区常见的一种旧石器时代工具类型，是该地区独特的阿舍利石器组合的主要器型之一，陈胜前等人为探索手镐的生产链分别在洛南盆地和其他不同地区进行了数次实验。结果表明秦岭地区发现的普通手镐可以运用锤击法直接打击，反复修理获得，而三棱手镐不是采用反复修理的技术加工的，其毛坯本身就带有完整的三棱尖，摔击法是得到这种较厚的三棱尖断块的最有效手段。摔击砾石生产带三棱尖的手镐毛坯的同时，还可能得到具有横向刃缘的薄刃斧毛坯及用以制作大石刀与手斧的石片毛坯以及砍砸器毛坯。对于秦岭地区而言，摔击法是一个完整的石器生产的操作链，初始的摔击可以检验石料的优劣。优质原料经摔击后产生的毛坯能够迅速便捷地生产手镐、手斧、薄刃斧等形制规范的工具。秦岭地区盛产质地优良的大型砾石，为摔击法的流行提供了原料基础。实验还表明，由于女性也可以利用摔击法生产工具毛坯，因此无法证明大型切割工具含有性别象征意义（《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谢光茂等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的锐棱砸击石片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这种石片在广西发现较多，分布范围广，尤以西北部分布最为集中，时代从旧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锐棱砸击石片除少数直接作为工具使用外，更多的是被进一步加工成刮削器等各种生产工具。锐棱砸击石片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云贵高原及其边缘地带很可能是此类石片起源和分布的中心，然后向东、南扩展，直至台湾和香港地区。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锐棱砸击石片年代最早不超过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发展到了高峰，新石器时代晚期则逐渐走向衰落（《考古与文物》1期）。
谢光茂还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旧石器文化进行了梳理。广西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集中分布于西部的百色盆地，已发现旷野旧石器地点120余处，均处于右江河谷的高阶地上，石制品出自网纹红土堆积层，常与玻璃陨石共存。石制品原料几乎都是砾石，岩性以石英岩和砂岩为主。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打片，石核利用率较低，石片多宽大于长。石器多由砾石直接加工而成，石片石器较少。石器类型以砍砸器为最多，可见手镐、手斧、刮削器、薄刃斧等多种器型；广西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或地点多缺乏绝对测年，被笼统地归为晚更新世时期。目前发现旷野地点58处，洞穴地点14处。这些地点广泛分布于广西各地，但以西部最为密集。这一时期的石制品原料种类增多，以砂岩为主，硅质岩、玄武岩占有较大比例，不同遗址间原料组成有所区别。打片方法有锤击法、碰砧法、锐棱砸击法和砸击法，其中以锤击法为主，次为锐棱砸击法。石核台面不见修理，石片普遍细小且形状不规则。采用锤击法、碰砧法加工石器，个别遗址可见压制法。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占有一定比例，但随年代推移，石片石器比例增大且出现普遍细小化的现象。总体看，广西旧石器文化属于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森林环境造就了砍砸器为主体的石器组合。尖部经过精细加工，平面呈舌状的手斧、手镐等尖刃器很可能用于挖掘广西地区丰富的植物性食物资源。石片石器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云贵高原旧石器文化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晚期的小石片石器组合可能是第四纪末次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动植物资源改变，导致古人类的生产经济与生产工具发生了改变（《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有柄尖刃器是朝鲜半岛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性的狩猎工具，1964年在公州石壮里遗址中首次发现，原料多选择硅质页岩或与之相似的石料，多见于距今2.5万～1.5万年之间。之后，随着石镞等复合工具的出现，有柄尖刃器逐渐被取代。崔哲慜等人观察和研究了来自朝鲜半岛33个遗址的305件有柄尖刃器，分析了其形态属性及工业类型，揭示了有柄尖刃器的制作技法，探讨了其与相邻地区的关系（《人类学学报》4期）。
（二）理论与研究方法
1.理论思考
20世纪60～70年代英国史前学家克拉克基于石器技术演化过程总结出6种技术模式，李锋回顾了克拉克石器技术模式在中国应用的历史，并探讨了不同石器技术模式对中国旧石器材料的适用性，认为该模式在认识石器技术演化时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其应用过程中容易使考古学家忽视史前石器技术演化的诸多细节，降低了所能揭示的史前技术多样性。在描述中国旧石器考古材料时，克拉克石器技术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旧石器技术演化研究，也降低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对世界考古学所应有的贡献。中国旧石器技术的演化阶段研究需要立足于自己的材料，关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石器技术的特征，使用技术特征分析法揭示石器技术的演化过程，而非将中国的发现简单地归入某种已存在的技术模式框架中（《考古》9期）。
陈淳结合丁村遗址的研究历史对中国旧石器研究范式的发展进行了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深受中国考古编年史学的影响，史前史被当作古代史的向前延伸，简单地用发展阶段或分期来表示古人类的演化历史。尽管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发展多年，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严谨的研究范式来，在专业术语、器物类型、加工特点、分类和称谓上存在缺乏科学定义、标准不一、随意性极大的弊端。因此，在借鉴国际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基础上，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工作迫切需要从埋藏学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石器打制实验和文化生态学三个方面着力深化，并广泛结合到各项发掘研究中，充分重视石器技术、微痕观察、人地关系和遗存空间、人类认知考古学等各方面的研究和探索（《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2.研究方法探索
周振宇通过开展热处理石料打制实验并引入X射线衍射技术、非线性力学研究手段对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热处理石制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石料经过热处理后，会使硬度降低，延伸性和脆性提高，质地均匀度也有一定改善，从而表现出利于打制的特点。该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古人类对石料的选择与认知能力、石器打制技术的发达程度、利用与开发资源的能力，进一步阐释远古人类的行为模式（《考古》7期）。
三维重建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考古发掘、研究、展示等各个环节。周振宇等人回顾了十几年来三维重建方法在石器分析研究中的实例，并比较了不同三维重建技术的优劣。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不受设备、场地、人员技术要求的限制，能够快速、准确地建立石制品的三维模型并获取诸多石制品测量数据，其生成的点云文件、数字高程模型、正射影像等还可以导入其他软件拓展使用，其易操作、低成本和高精度的特点也具有更好的实用性与推广性（《人类学学报》1期）。
刘吉颖等人根据国际考古学界的研究进展，探讨了石制品组合的概念及定量分析方法在对比研究中的运用与发展。尽管定量分析能增加石制品组合对比的客观性，但是考古学解释仍为石制品研究的重点，定量分析方法更多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应用时须检验其有效性（《人类学学报》3期）。
杨霞等人对国外有关石制品后埋藏实验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后埋藏微痕实验研究通过实验模拟石制品的埋藏环境与过程，观察石制品表面的后埋藏微痕特征，将之与使用微痕进行对比，进而达到区分二者的目的。当前有关石制品埋藏的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埋藏及扰动、水流搬运活动和踩踏行为三个方面，较为全面的后埋藏实验研究，对于提高石器微痕分析的准确性有着重要的意义（《东南文化》3期）。
崔天兴对不同印模材料的性质、技术和印模变形原因进行了介绍，认为根据石器微痕的印模要求和不同的材料试验结果，应选择适合亲水性的加成型硅橡胶，在干燥的情况下进行局部印模复制（《中国文物报》8月25日）。
马东东等人归纳总结了Bordes的类型学方法、Issac的古生态学分析方法和Leroi-Gourhan基于操作链的技术分析方法，认为不同的分析体系虽对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技术的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对探索人类演化机制与规律的贡献相对有限。灵长类分析视角、Piaget心理学视角、脑神经研究视角和等级分析系统则是近年来被运用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早期研究领域的4种主要认知考古学分析视角和理论。东亚地区早期的石器技术以简单剥片与加工的奥杜威工业为主，考虑到从石器类型学的角度无法给予这一停滞现象以充分解释，也许从认知考古学的角度能够为构建东亚地区人类演化序列提供新思路（《第四纪研究》4期）。
栗静舒等人对许家窑遗址中普氏野马和野驴的牙齿化石材料进行了测量和分析，通过对比马科动物在自然生存状态下及死于不同原因（如疾病或营养衰竭、食肉动物猎杀、现代人类狩猎等）的年龄结构，确定了遗址中马科动物的死亡年龄，并对遗址上、下文化层的死亡年龄分布进行了研究，以分析古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和特点。古人类在遗址早期（下文化层）可能通过捡拾自然死亡的动物尸体、与食肉类动物抢夺猎物、主动狩猎等多种方式获取马科动物，而在晚期（上文化层）可能以主动狩猎作为获取马科动物的主要方式。此外，许家窑古人类在早期阶段就可能已经具备捕获整个马科动物居群中任意年龄个体的能力，并能作出最优化判断，有选择地去捕猎脂肪和肉量较高的壮年个体（《人类学学报》1期）。
张乐等人对河南孙家洞遗址出土的一件穿孔标本进行仔细研究后，否定其存在人工属性。孙家洞遗址初步测年为距今40万年左右，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古人类牙齿以及大量动物化石，其中一件骨骼标本存在非常规整的穿孔，其整体形态和大小与人工穿孔比较相似。通过宏观观测与显微镜下分析，并与已明确性质的考古标本（自然穿孔和人工穿孔标本）和实证材料（现代鬣狗洞发掘出土材料）进行对比后发现，孙家洞遗址出土的穿孔标本与食肉类啃咬、甲虫类啮食以及人工造成的穿孔标本存在明显差异，但具备被鬣狗胃酸腐蚀标本的所有典型特征（《人类学学报》4期）。
刘扬等人对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原料产地进行了研究。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的原料来源于遗址周边的白垩系基岩砾石层，通过与遗址周边4个调查点的样品比较后，认为这些调查点的砾石在岩性、尺寸大小及保存状况等方面区别不大，乌兰木伦的原料主要来自距遗址2千米的白垩系基岩砾石层中，可获性较好。能选择性地利用不同的原料，体现出古人类对原料开发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人类学学报》2期）。
贺存定针对重庆巫山玉米洞遗址出土石制品的人工属性问题进行了踩踏与滚动实验，以甄别洞内发现的石灰岩石器的真伪。通过观察实验标本在人与动物踩踏和滚动作用下发生改变的情况和规律，并对比出土石制品面貌后，认为单独的人与动物踩踏作用和机械滚动作用在玉米洞遗址很难形成以假乱真的石灰岩假石器，遗址发现的大部分石制品的人工属性确定无疑（《人类学学报》4期）。
刘莉等人对山西柿子滩遗址第14地点（距今约23000年～19500年）的3件研磨石器进行了使用痕迹和残留物分析，杨旭等人翻译介绍了该项研究。在末次盛冰期，资源普遍匮乏，植物性资源在人类的日常食谱中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表明这3件工具加工了包括小麦族和黍族植物、豇豆属、薯蓣山药以及恬楼根在内的多种植物。块茎类植物是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重要食物资源，黍族植物在被驯化前就已经有约12000年的开发利用历史。对一些特定植物群的长期强化利用的传统使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更好地掌握了这些植物的性能及药用价值，也最终让这些植物被人类所驯化（《南方文物》4期）。
侯光良等人对青藏高原青海拉乙亥遗址1件磨盘和1件磨棒的表面残留物进行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黍族淀粉粒含量较多，其次为小麦族大麦属，并有少量的块根茎类和豆科植物淀粉粒，此外还发现少量来自植物茎叶和粟稃片植硅体。在对比后发现从旧新石器过渡时代至青铜时代，该地区的史前先民利用植物种类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而对块茎类的利用又反映出对高原环境的响应与适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农业考古》4期）。
（三）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05～2016年期间对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发现了45件距今12.5万～10.5万年的许昌人头骨化石。2017年3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李占扬等人的研究论文《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研究》。研究小组采用形态观测、高清晰度CT扫描、手工及三维虚拟复原等多重手段，对发现的头骨进行了拼接和复原，分别制作了1号和2号人头骨虚拟及实体的复原头骨及颅内膜，进而对头骨形态特征、测量数据、脑形态、脑量、颅骨内部结构等特征结构进行了细致研究，并与世界范围内的古人类化石及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许昌人头骨呈现出中国境内古老人类、早期现代人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混合特征，其混合型体质特征可能是中国北方古老人类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或杂交的结果，反映了东亚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既具有地区连续性，也具有人群间交流的特点（《中国文物报》6月30日）。
吴秀杰利用高分辨率工业CT技术对马坝头骨内部的解剖结构进行了三维虚拟复原。马坝人头骨具有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中国早期古老型人类（直立人）及现代人混合的体质特征。考虑到马坝人的年代早于典型尼安德特人出现的时期，马坝人和尼安德特人可能来自同一祖先，经过多次迁徙和融合最终演化成本地古老人类（《第四纪研究》4期）。
刘武等人对发现于贵州兴义猫猫洞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牙齿釉质崩裂痕迹大小、出现率、表现特点等进行了观测，发现附连在3件猫猫洞人类下颌骨上的牙齿具有明显的釉质崩裂现象，出现率与生活环境恶劣的狩猎—采集人群接近。猫猫洞人类牙齿釉质崩裂出现在几乎所有臼齿的咬合面边缘。猫猫洞人类臼齿的釉质崩裂是强力咀嚼和研磨坚硬食物所致，推测当时人类的食物粗糙、坚硬，富含颗粒（如坚果、种子等）。在猫猫洞下颌骨上观察到的、波及几乎全部牙齿的牙周病也为猫猫洞人类严酷生活环境和粗糙食物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此外，几乎所有具有釉质崩裂的臼齿都呈现大小不等的多发性釉质崩裂痕迹的表现特点提示猫猫洞人类长时间大量食用这种粗糙而坚硬的食物（《人类学学报》4期）。
季林丹等人对与现有人类环境适应相关的古DNA研究进行了综述。分子遗传学通过现有人群的遗传数据和表型特征来推导、演绎历史事件，提出了“走出非洲完全替代”人类起源模型。在走出非洲迁居世界各地的过程中，不同环境对人类表型和遗传多样性具有重要的选择作用，如人群肤色、身高等外形特征以及乳糖耐受、淀粉代谢、免疫应答和低氧适应等生理特征的表型和遗传多态性演化过程。古DNA研究通过采集对应事件前、中、后不同时期的古DNA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同时系统比较古DNA和现今人群遗传多态性，补充和完善了经典分子遗传学研究结果，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分类演化历史。基于古基因组研究，有学者提出了人类起源的“走出非洲基因渗透”模型，并对上述重要人类表型和遗传多态性的演化史提出了新的证据和观点（《科学通报》9期）。
（四）古环境及年代学研究
李泽涛等人以泥河湾盆地油坊遗址为研究对象，利用粒度、烧失量，通过端元分析模型，结合关键地层花粉含量及炭屑探讨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中期到晚期文化过渡的环境背景。研究结果表明在距今56000年～48100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植被以草原为主；距今48100年～35200年可能是文化过渡时期，环境状况总体良好，植被仍以草原为主，但周围山地可能有森林，相对于旧石器中期晚段，有效湿度增大；距今35200年～27400年为旧石器晚期文化，植被覆盖度降低，气候变干；距今27400年～27200年植被盖度最低，气候最为冷干，可能进入寒冷的MIS 2阶段。旧石器中晚过渡期晚段，可能与H4降温事件有关，气候环境开始由温湿向凉干/冷干的转化，泥河湾地区生态环境变差，食物资源短缺，迫使古人类改变生产工具，引入细石器技术，提高生产力（《第四纪研究》3期）。
姜重昕等人对泥河湾虎头梁天然露头剖面进行了沉积学、岩石磁学和磁组构研究。根据虎头梁剖面沉积相的划分和磁组构参数特征，泥河湾盆地中—晚更新世晚期的演化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包含3个完整的湖侵旋回。每个旋回由下部灰黄色组细粒三角洲相到中部黄灰色湖滨相再到顶部灰绿色细粒湖相组成，相应的磁组构参数值由大到小。中部第Ⅱ阶段推断由气候因素主导，上部第Ⅲ阶段可能主要由构造驱动。长期稳定的优势古水流方向以西北为主。东坡遗址时期的古人类可能生活在湖侵阶段的相对短期湖退的滨岸地带（《第四纪研究》6期）。
胡松梅等人对龙王辿遗址2005～2006年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进行了整理研究，这些动物化石至少代表2纲4目7科10个属种，包括方氏鼢鼠、草原鼢鼠、野马、猪、梅花鹿、马鹿、恰克图转角羚羊、普氏羚羊、羚羊。当时遗址周围的环境是以草原为主，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羚羊、马、鼢鼠。不远处有一定的疏林、森林存在，生活着马鹿、梅花鹿和野猪。沙鼠的存在表明遗址周围个别地方已经出现沙化的现象。蚌壳的存在表明周围有一定水体存在。从出土数量巨大的碎骨可推知当时遗址附近一带动物十分繁盛，人类主要从事狩猎活动，利用石器甚至锋利的骨片（骨制品）对其进行屠宰、加工以获取肉食资源来维持生活。狩猎的对象主要是偶蹄类动物的羚羊和鹿类动物，另有少量的马和猪（《华夏考古》4期）。
郑利平等人利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X射线衍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等手段，对出土于湖北省郧西白龙洞遗址第②层的动物管状骨化石内表层附着的致密黄色壳状物进行了成分分析。结果显示黄壳层物质以方解石为主要物相，其他成分有三氧化二铁、羟磷灰石、二氧化硅以及少量的三氧化二铝。羟磷灰石的存在表明黄壳层物质属于生物化学沉积矿物，其形成机理与埋藏过程中的大气降水、基岩周围岩土矿物和化石自身滋生的生物因素有关。化石形成的环境条件反映了当时古人类生存的外界环境总体比较温暖潮湿多雨，但在大气降水较少的季节，生存环境也会变得干冷或干热，这样的气候环境比较适宜人类生存（《第四纪研究》4期）。
陈少坤等人对玉米洞遗址2011年试掘中采集和2012～2013年发掘中出土的数千件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鉴定与分类。目前可鉴定的哺乳动物化石有8目28科57种，其中小哺乳类全部为现生种，大哺乳类以中—晚更新世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为主。大哺乳动物的分析结果显示其年代为中更新世。根据哺乳动物群与地层堆积情况判断玉米洞堆积的年代对应于MIS 8-1，距今约30万年。玉米洞出土动物化石的年龄结构、骨骼部位等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人类行为影响，指示着古人类对肉食资源的选择、狩猎与搬运行为（《第四纪研究》4期）。
王元等人对贵州毕节麻窝口洞遗址出土的长鼻类化石进行了研究。麻窝口洞遗址发现的长鼻类化石共2属2种，为东方剑齿象和亚洲象，缺失我国南方早更新世的典型种类中华乳齿象和华南剑齿象，具有从典型的中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向晚更新世亚洲象动物群过渡的特征。依动物群的性质和地貌、地层的特征，毕节麻窝口洞的智人及伴生动物群的地质年代很可能为中更新世或晚更新世早期，与光释光测定的堆积物距今约17.8万～11.2万年的结果基本吻合。麻窝口洞东方剑齿象与亚洲象的组合明显具有东洋界亚热带动物群的特点，指示温暖潮湿的气候，这些长鼻类与智人等生存于金水的森林和灌木丛中，并镶嵌了一些草地（《人类学学报》3期）。
李大伟等人运用稳定同位素、孢粉、黏土矿物主量元素等多种环境指标分析了含早期智人牙齿化石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陆那洞遗址的古环境信息。9枚与人类牙齿化石同层位的鹿牙牙釉质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陆那洞遗址所在区域的古植被类型是以C3为主的森林环境，气候较为温暖湿润，未出现较为炎热或者冷的气候事件。较为温和稳定的环境背景为该遗址古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或许也为中国南方晚更新世现代人的起源、迁徙和扩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第四纪研究》4期）。
陈君等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中山遗址2007年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进行了初步研究。这批动物遗存至少代表39个属种。中山遗址原始居民以此作为居住地，会到较远处进行狩猎，其生业模式以狩猎为主。对骨骼的利用尚处在初级阶段，未发现精细的加工。动物骨骼遗存均来自野生动物。当时的中山遗址地处以林缘灌木丛、低山森林景观为主的山间盆地中，不远处有成片的草地，并分布着一定面积的水域（《人类学学报》4期）。
王幼平对华北地区旧石器年代学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与思考。华北北部地区的旧石器遗址年代学研究起步较早，系统的古地磁研究成果为泥河湾盆地和华北南部地区早期人类及其文化出现的时间及发展脉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古地磁与光释光等技术的综合研究成果则为华北南部地区中更新世以来的古人类旧石器文化建立了坚实的年代学框架，光释光与加速器sup14C技术的进展与大量测年结果，更为这一地区现代人的出现及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发展等史前考古关键课题提供了重要支持。近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年代学研究成果与进展为建立和完善华北地区古人类演化与旧石器文化与技术的发展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四 专著与科普成果
李英华《旧石器技术：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详细介绍了法国学者于20世纪开创并发展起来的旧石器技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首次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旧石器考古材料研究中。该书选取了观音洞等11处遗址的石制品材料，从技术—认知的角度，以古人类石器生产剥坯和修型两个概念为主线，分析和揭示了石器生产过程中运用的不同层面的操作程式（概念、方法），并以相关的认知模式为标准，在不同遗址和区域间进行了比较，归纳出区域内部和跨区域文化的共性和多样性。这说明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样性，甚至在某些地区有孤立发展的文化，但中国的旧石器工业整体上走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连续发展与演化的道路。
董光荣等《萨拉乌苏河：晚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是关于萨拉乌苏河流域近40年来的晚第四纪地质的调查与研究工作的综合报告。全书内容涵盖了地质、地理、古生物、古人类、旧石器考古、古环境学等各方面，介绍了萨拉乌苏地区第四纪地层及其沉积相特征、地层划分与对比、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旧石器文化、气候与环境变化、新构造运动及自然环境演化等方面研究的新认识。其中有关范家沟湾河套人遗址的古人类学及旧石器研究对于认识现代人起源及旧石器中期文化等学界关注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王建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辑录了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王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主要学术著述，既包括西侯度、匼河、丁村、下川等著名旧石器遗址的研究报告及一些理论性的探索文章，还有王建先生部分未曾刊出的考古研究手稿，文集集中体现了王建先生敏锐的学术观察能力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水平。
张兴龙《穴居时代：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贵州人民出版社）简明生动地展示了贵州地区从古至今的生命演化历程，介绍了贵州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如何影响着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