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的发掘表明，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旧石器文化层中出土的遗物包括编号标本2000余件，其中石制品约占2/3，动物骨骼化石约占1/3。此外还筛选出细小的动物化石及石制品标本万余件，筛选标本中以动物化石尤其是小型动物化石为主。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高，有明显的切割、灼烧、敲击等痕迹，可鉴定种属包括食肉类、兔类、羊、驴、犀牛、棕熊以及鸟类等大量动物骨骼，为探讨这一时期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遗址环境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石制品种类十分丰富，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各类刮削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等典型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的石制品。总体显示出较明显的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特征，在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独特，填补了中国缺少典型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类型的空白。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为进一步探讨更新世亚欧大陆东西两侧史前时期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探讨古人类适应方式、生计行为、石料来源、古环境研究、年代学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与学术价值。
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原位埋藏的3个灰堆，这些灰堆边界规整清晰，大致呈圆形，直径50厘米～70厘米，并且有明显的叠压关系。这样保存完好的用火遗迹，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中是十分少见的，对于认识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相关行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生活的季节性、流动性和对空间的充分利用等。经对动物化石sup14C测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堆积的年代约为距今4.5万年。浮选出的植物经过初步鉴定，主要是莎草科和藜属类。
通天洞遗址洞穴堆积较厚，发掘区最深处距地表约3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铁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四叠层”）。遗址堆积序列清楚，遗存丰富，年代跨度大，对了解新疆地区4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非常重要意义。
遗址早期铁器时代、青铜时代堆积中，发现有陶片、石器、铜器、铁器等。其中陶片有口沿、器底、器身，器身陶片多数为素面。陶片口沿可以看出有敞口、敛口等种类，纹饰有刻划纹、压印纹、戳印纹，器耳有鋬耳，器底多为平底；铁器、铜器较少，石器有磨盘等。
这些发现与当地青铜时代切木尔切克文化、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
青铜时代文化层下堆积中发现了少部分细石器遗存，包括细石叶、细石核更新台面石片、修理核身石片等石制品。该类石制品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通天洞遗址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新疆地区第一次发现具有明确地层的细石器，对比俄罗斯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新发现的塔尔塔斯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层位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这为发现新疆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开启了一个方向。
对遗址范围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由于遗址所在为大陆性北温带寒冷气候，冬季西风盛行，现在发掘的洞穴洞口朝西，在旧石器时代，适合夏季居住生活，冬季营地则在洞穴对面背风的岩壁下，结合物探判断，那里也可能有深埋地下的洞穴，堆积很厚。岩壁的背后，有一处相对封闭的天然“四合院”，也是适合居住生活的，在这里采集到早期陶片和石英石。
经浮选所得到的植物种子中，有五颗麦粒，其中小麦麦粒、大麦麦粒特征明显，sup14C测定年代结果显示，有4粒在四千多年到五千年前，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小麦，这里有可能是一条小麦最北面的早期传播通道。
发掘工作间隙，还对周边进行了调查，发现洞穴22处，其中有2处可能存在古人类活动的遗迹。通天洞遗址西南约15千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处具有明显文化层位的遗址；对通天洞遗址周边石材的调查中，发现吉木乃县城东戈壁里有较多的石英岩和燧石；吉木乃县东面的富蕴县还发现了一处旧石器的旷野遗址。这些工作为了解通天洞莫斯特文化主人的活动范围与石料来源等课题提供了证据。
通天洞遗址所在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处于阿尔泰山与塔尔巴哈台山之间相对平坦的山谷南缘，这里是一条相对平坦的交通要道，在这条通道上，有面积1800多平方千米的淡水湖——斋桑泊。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背景，让通天洞的发现成为必然，而这一发现也为探讨晚更新世亚欧大陆史前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通天洞遗址的考古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国北方边疆地区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古人类行为及其生存模式的认识。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通天洞遗址可以说是一把关键的钥匙。它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
阿尔泰山与塔尔巴哈台山之间相对平坦的山谷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就是重要的文化传播与交流通道，这种特点在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中依旧表现突出，成为阿勒泰地区史前考古一以贯之的基调。
（于建军 何嘉宁）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发掘时间：2016～2017年
工作单位：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
焦家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千米处的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遗址以西500米处有巨野河自东南向西北流过，向南距离城子崖遗址约5千米。遗址分布于焦家、苏官、董家和河阳店等村庄之间，中部位置略隆起。通过对遗址周围进行的勘查，发现在遗址外围还零星分布一些古代墓葬或很薄的文化层，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焦家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主要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下限为汉代。
2016～2017年春夏，为了探索该聚落的内涵、布局和结构等问题，山东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两次发掘该遗址，分别在南区和北区进行了开放式的布方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2117平方米。其中2017年发掘1017平方米，发现较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如1圈夯土墙和壕沟、81座墓葬、55座房址和1座陶窑等。两个年度共发现大汶口文化215墓葬座、房址116座，在发现的974个灰坑中，绝大多数属于大汶口文化，此外还包括少量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灰坑。
通过两个年度的发掘，对发掘区域内的聚落布局和聚落变迁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聚落功能表现出明显不同，从早到晚经历了“早期居住址—墓区—晚期居住址”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早期居住址：多见分布较有规律的半地穴式房屋。房屋面积在5平方米～15平方米之间，形状有椭圆形、圆形、圆角方形等，门道方向不固定，房屋有分群分组的现象。功能有储存和居住之分。房址附近没有墓葬存在，推测这一时期的居住区和埋葬区是分开的。
墓区：共发掘81座大汶口文化墓葬，这批墓葬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它们成排成列分布的特点明显。从随葬品形制推断，这批墓葬延续时间较长，约为大汶口文化的中期晚段到晚期阶段。全部为土坑竖穴墓，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少数为俯身直肢、侧身直肢和侧身屈肢等。从葬具角度看，发现20多座重椁一棺和一椁一棺的大型墓葬。该墓区超过60%的葬具使用率，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墓地中是极为少见的。从墓葬体量、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
大型墓葬除了棺椁俱全以外，面积在6平方米～11.66平方米，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可达70件，常见玉钺、玉镯、骨雕筒、陶高柄杯、白陶鬹、白陶背壶、白陶杯和彩陶等。在南区大墓附近还发现了集中分布的20多座祭祀坑，应与大型墓葬有密切关系。坑内或是堆满打碎的陶器，或是埋葬整狗、猪、鹰等，值得关注。中型墓葬数量较多，葬具为一棺，在墓主头端和脚端位置放置陶鼎、陶罐、陶杯等，随身佩戴小件的玉石、蚌类装饰品。小型墓葬规模较小，多无葬具，无随葬品或仅见少量陶器、骨器和蚌器等。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到晚期，墓葬分化表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约40%左右的墓葬随葬数量不等的玉器。玉器可分为礼器和装饰品两大类。礼器多见玉钺，装饰品则多见玉镯、指环、玉环、串饰和耳坠等。应是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用玉中心。此外，还有双人合葬、拔牙、手握獐牙和随葬龟甲器、贝类、彩陶、彩绘陶及白陶等现象，极大丰富了对大汶口文化葬制和葬俗的认识。
晚期居住址：这一时期房屋在空间分布上较有规律，成列或成群分布的特征明显，也表现出较为清楚的阶段性特征，可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段的房屋都为单间，结构为基槽式的地面建筑，门向略偏西北向；中段为基槽式的东西向两间或三间的地面式排房；晚段为柱坑套柱洞式的地面建筑，多是东西向两间或三间的排房。
在发掘区南区的中南部位置，发现了夯土城墙迹象，墙体外侧为壕沟。2017年布设了南北长约50米的探沟，对夯土墙和壕沟进行了解剖。墙体现存宽度约10米～15米，已出现版筑技术。墙体有增筑现象。壕沟宽度25米～30米。为了解壕沟的走向和结构，对其进行了重点勘探。勘探结果显示，壕沟平面形状近椭圆形，外围东西长425米～435米，南北宽250米～360米，总面积约12.25万平方米。壕沟东北角有近80米宽的缺口，在缺口以北约80米处，有东西直向的长约300米的壕沟存在。
从发掘的地层关系来看，一些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型墓葬直接打破夯土墙。因此，夯土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晚期。种种迹象表明，焦家遗址应是目前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在地理位置上，焦家遗址距离著名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城址——城子崖遗址只有5千米。夯土城墙、环绕城墙的壕沟、一大批高等级墓葬和祭祀坑等，加之大批量的高端产品——玉器、白陶和彩陶的发现，昭示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焦家遗址已成为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都邑性聚落。它的系统解读，对完整认识大汶口文化的文化内涵、区域联系和社会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焦家遗址的考古发掘秉承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的思路，为深入探讨聚落变迁和聚落功能分区等问题，进行了开放式的布方发掘。通过筛选和水洗浮选等方法，收集了大量自然遗物或土壤样品，开展环境、地貌、土壤、水文等专题调研，为全面考察聚落与社会、生态环境、生业结构等奠定坚实基础。长期、系统地开展焦家遗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当时的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等具有重要意义。
（王芬 唐仲明 宋艳波）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高陵杨官寨遗址地处泾渭交汇处西北约4千米的泾河北岸一级阶地上，是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2015～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杨官寨遗址聚落环壕外东北部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时，发现一处与聚落环壕同时期的大型墓地，取得重要收获。
墓地位于遗址环壕聚落东部，总面积近9万平方米，墓地内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初步估计墓葬总数超2000座，规模空前。目前已揭露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确认庙底沟文化时期墓葬336座，并对其中165座墓葬进行了清理。
此次发掘的墓葬规格相近，都是小型墓，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向。墓葬结构以偏洞室墓为主，兼有少量竖穴土坑墓、半洞室墓。
根据发掘情况推测，墓葬在营建过程中经过十分周密的整体规划，不仅墓向基本一致，皆为东西向，而且墓葬之间无一例叠压打破关系。在部分墓葬开口平面的东端或西端发现有圆形的疑似柱洞遗迹，推测有可能为“幡”类墓上建筑遗存，是研究当时墓地整体规划的重要材料。未见葬具，个别墓葬中人骨周围发现有疑似织物包裹的痕迹。
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墓主骨骼保存较为完整，保存状况一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头朝西，面向上，左右臂贴近躯干骨，足部大多并拢。个别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发现有手指骨移位的现象，有些摆放在头骨附近，有些被发现与墓葬填土内，疑似割体葬仪或非正常死亡现象。经初步鉴定，墓地居民在人种类型上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关系较近，初步鉴定个体死亡年龄集中在中壮年期，有少量婴幼儿个体，不见老年期个体，男女性别比例约0.63∶1。
墓葬随葬品较少，仅在极个别墓葬中出土有彩陶盆、彩陶壶、夹砂罐、陶钵、陶杯、石璧、骨珠等。有些随葬品破损十分严重，被发现于墓室或墓道的填土内，可能是当时流行以残陶器随葬的葬俗。部分人骨佩戴有骨簪、石环或陶环等装饰品，个别墓葬中还出土有颜料和龟甲。
鉴于此次重大考古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还联合国内外相关科研院所，对墓地开展了体质人类学、DNA（全基因组水平）、病理学、同位素、牙结石、腹部寄生虫、sup14C测年等方面的多学科、全方位、深层次合作研究，全面提取相关信息，深入了解墓地内人群组成及血缘关系、食物结构及其排列形成过程等相关情况。
根据出土随葬品、sup14C等相关材料，我们推断该批墓葬应属庙底沟文化，属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为从宏观上认识杨官寨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依据，也为杨官寨遗址保护规划及遗址公园设计方案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更为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课题研究提供了依据。同时，此次发现的偏洞式墓葬当属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遗存，将该类墓葬的出现年代提前了5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
（杨利平）
【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
工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 遗址位置和工作缘起
姚河塬遗址位于彭阳县新集乡，泾水上游红河流域。六盘山东侧，地处六盘山黄土丘陵区的河谷地带。李儿河、小河，两条河流交汇的三角区域。
姚河塬遗址东面、南面、北面均为黄土陡崖。遗址面积62万平方米，时代从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中期偏晚。
此次工作，是陕、晋、蒙、甘、宁五省区，以及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两校，共7家单位联合开展的“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这一大型科研项目的子课题。根据课题要求，自2017年6月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姚河塬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
二 取得的重要收获
本年度姚河塬商周遗址考古工作重要收获有以下五项：
第一，发现一座西周文化早期城址，大致厘清了城内布局。
在遗址区西侧发现一段夯土墙，已探明部分长257米，宽4米左右。其性质应为城墙。紧邻夯土墙外侧，发现有壕沟，残存部分呈曲尺形，应为护城河。
经钻探和调查可知，遗址东北部为墓葬区。墓葬区南边为铸铜作坊区和制陶作坊区。在遗址东南部，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台基，该区域可能为大型夯土建筑区。
此次共发现三条道路，分别位于遗址东北部和西南部。西南部两条道路中的一条，已知长度约120米。水网系统位于遗址中部，包括蓄水池和多条水渠。蓄水池长42米，其东、西两侧的水渠分别长20多米。在蓄水池东侧发现一条引水渠，长200多米，其西侧发现一条水渠长约95米。
除周原遗址外，以往在西周文化聚落中，基本不见如此规模的水网系统。姚河塬遗址道路网和水网系统的发现，将有助于该遗址聚落结构的深入研究。
第二，发现并发掘了诸侯级带墓道大墓。
墓葬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大墓包括2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斜坡墓道中有殉人。墓道、墓室的填土中有殉牲，或是完整的牛，或是牛、马、羊等。墓室二层台上放置拆卸的车辆。
姚河塬“甲”字形大墓，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大墓规模相若，等级应相同，墓主应是西周诸侯级别。这是在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诸侯国国君级别的带墓道大墓。
已发掘大墓的形制奇特，在墓道两侧及墓室西侧上口部，发现一条通道，与大墓侧旁的中型墓葬相连。此次在钻探时已发现了这一现象，发掘过程中留设特定剖面，反复辨认，最终确认，大墓与两侧中型墓，的确由一条通道相连。这是以往在西周文化墓葬中从未发现过的独特葬俗。
第三，发现并发掘了一处铸铜作坊。
经钻探和发掘，发现有水池、储泥池、烘范窑、道路、灰坑等遗迹。发掘的灰坑中出土大量陶范。陶范可分为容器范、车马器范、工具范。另有与铸铜有关的遗物，主要有炼渣、炉壁、范泥、鼓风嘴（管）、铸铜工具等。从发掘结果可以肯定，这是一处西周文化的铸铜作坊。以往发掘的西周文化的铸铜作坊较少，主要集中在周原、洛阳成周等王畿之地，总计不超过5处，其他地区虽见陶范，但没有发掘到铸铜作坊。姚河塬遗址铸铜作坊，是目前所知西周早期位置最西北的一处。该作坊的发掘，必将有助于西周铸铜技术体系及铸铜业的深入研究，更是目前西周铸铜业中心与边缘对比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难得资料。
第四，发现西周甲骨文。
在1块卜骨和1块卜甲上，共发现了西周甲骨文56字。
刻辞卜骨，出土于“甲”字形大墓斜坡墓道填土中，是牛的肩胛骨，背面有钻、灼。正有兆枝。卜骨正面左侧部分有两行刻辞，总计35字，分属两条完整卜辞。大意是有2个人追赶30个人到夜、宕、只等地。该卜骨背面左侧有1个墨书文字，墨书文字的底部有涂朱现象。
刻辞卜甲，出土于甲字形大墓与中型墓相连的通道填土中。是龟腹甲左下甲尾部分，背面有方形钻和长方形凿，正面有“丅”形兆枝。在兆枝下部有竖向刻辞4行，总计约20字，部分字残损。可辨字形有“王”“至”“月”等单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刻辞均系微雕，在1.7厘米×1.2厘米范围内，也就是一般人小指甲盖大小范围内，刻辞20多字。
姚河塬西周甲骨文发现的意义有以下几点：1.姚河塬遗址是继周原凤雏遗址之后，全国第二处微雕甲骨文发现地。2.姚河塬遗址是目前西北地区唯一发现西周甲骨文之地。3.目前所知，姚河塬出土的甲骨上的完整刻辞35字是继周公庙单片刻辞37字之后所发现的第二长刻辞甲骨。卜骨、卜甲两块加起来大约55字以上，并且出现了多个原来不曾出土过的单字，增加了西周甲骨文的单字数量。
另外，墨书、涂朱的特征有殷墟甲骨文的遗风。
第五，通过上述城墙、城壕的调查和解剖，高等级墓葬的发掘，手工业作坊区的发掘，甲骨文的发现，我们可以确认姚河塬遗址是一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
目前全国已公布的西周文化城址确定和存疑的加起来总计不超过10座，分布在陕西、北京、河南等地，除周原（西周中期）、水沟（先周）、官庄（西周晚期）外，其他城址目前所知面积也较小（3～5万平方米）。所以说，姚河塬城址是西北地区已发现的唯一一座西周文化封国都邑城址。在全国现已发掘的西周遗址中，城墙、诸侯级别的大墓、铸铜作坊、甲骨文、夯土基址五要素俱全的诸侯国遗址，只有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这一个地点。
三 多种文化因素
先周文化因素主要有高领袋足鬲、罐、盆等，说明西周王朝在此封邦建国是有一定基础的。
本地的文化因素主要是直口的鬲、罐等器物。可能与北方的少数族群文化圈有关系。
商文化因素，主要是商式簋、盆等。
周文化因素在姚河塬遗址始终占主体，时间延续到西周中期偏晚。
寺洼文化在陕甘交界都有分布，但在宁夏一直未发现踪迹，姚河塬遗址的发现确认了寺洼文化波及宁南地区，突破了传统的认识。
原始瓷器，有瓿、罐、豆等器类，或是长途贸易的结果。
上述文化因素，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出现过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成为研究陇山地区与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广泛的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线索。遗址发现的费昂斯珠、玛瑙珠、玉器、瓷器等可能通过赏赐、贸易、交换等方式传播到该区域，印证了该区域是古代丝绸之路交流的通道，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姚河塬遗址发现了最西北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最西北的西周早期诸侯级墓葬、最西北的铸铜作坊遗址、最特殊的葬制葬俗。它也是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及最西北的原始瓷器出土地。
周灭商之后，大举封建诸侯在今陕西以东。至于西北地区，则没有分封诸侯国，至少历史文献中找不到这样的记载。姚河塬西周城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传统认为周人的疆域范围的西北界就是在陕甘交界的灵台、崇信，姚河塬城址的发现刷新了学术界对周人西北部疆域的认知。姚河塬遗址的发现说明周王朝早期对西北边疆的管控是很重视的，周王朝的西北边疆得到了重新的界定，到了六盘山脚下。这些此前从未知悉的历史之谜，因为姚河塬的发掘而得以初步认识，对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马强）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发掘时间：2016～2017年
工作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韩故城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素有“露天博物馆”之称，它位于新郑市市区及其周围一带——双洎河（古洧水）与黄水河（古溱水）交汇处。故城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隔城墙，将故城分为东西两城：西城为宫城，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宫殿区和大多贵族府第都在西城集中分布；东城为郭城，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分布着郑国贵族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宗教礼仪性祭祀区等。自西周末年桓公封于郑，至韩灭郑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新郑先后作为郑国和韩国后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539年之久。
2016～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对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进行了主动发掘。它们均位于故城的东城，且在隔城墙东侧的文化路上一北一南分布，北城门遗址体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大时代的社会面貌，郑国三号车马坑则是当时周礼制度体系下的集结。二者一大一小，遥相辉映。
北城门遗址位于文化路北端，在隔城墙与北城墙交汇处，共布10米×10米探方68个，大约就可以发掘面积7000余平方米。发掘期间共清理出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带车辙的道路16条，城壕1条，水渠1条，瓮城城墙1处，城门2处，灰坑、水井、墓葬等共计45座（个），还有排水管道、活动硬面、踩踏面、瓦砾层等重要遗迹。
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是历史上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探明了故城春秋时期北城门的结构为一陆门一水门，印证了史书上对郑国“渠门”的记载，起到证史、校史作用。同时，此次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瓮城城墙，平面形状为曲尺形，残长78米，宽32米，残高7米。城墙上还发现了当时的建筑遗迹，体现了筑城者加强城门防守的理念和功能。如此综合的军事防御体系，在东周时期中原地区的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科学的选址、完整的都城形制和宏大的规模气势，展现了郑韩故城在中国都城城市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突出地位与作用。
在文化路的南端就是郑国三号车马坑，这是继郑公大墓时隔16年后的又一力作。该坑为春秋晚期郑公一号大墓的陪葬坑，呈南北向近长方形竖穴土坑状，口大底小。坑口南北最长11.7米，东西最宽10.6米，深5.9米。上层厚约3米的填土为夯土，下层为多层从四周向中间倾斜的淤土层，淤土层富含陶片、炭粒、兽骨和少量红烧土块。坑底清出至少124匹平铺的马骨，马骨几乎全呈头向西足向南的侧躺式摆放，东西向5列，南部坑边和东南角马骨叠压2层到3层。在南半部的马骨上残存有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和5个卸掉的车轮痕迹，其中1号车为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彩席顶棚、舆长约2.2米的大型安车，2号和3号车为舆宽1米左右的小型行车，另1辆车损毁严重。
郑公大墓陪葬各种车辆48辆以上，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为研究周代车马葬制、葬俗、马匹特征等内容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北城门遗址清理的带车辙的道路遗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二者相互结合，为描绘“车辚辚，马萧萧”的春秋战国的人文生活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郑韩故城采取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边研究的原则，将漫长岁月中深埋地下的郑韩荣耀一一揭露。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的发现犹如一北一南两颗明珠，镶嵌于这部鲜活流动的春秋战国史中。不仅为我们研究不同时期故城的结构布局、墓葬制度、防御体系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也为科学制定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与利用规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樊温泉 马俊才）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据文献记载，栎阳城是秦献公秦孝公时期、秦楚之际塞王司马欣时期，以及汉初刘邦的都城所在。栎阳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对栎阳城开展过考古调查与勘探。198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先后确定了栎阳城遗址南墙、西墙，在城中发现大量建筑遗迹及多条道路，但因当时地下水位甚高而未发现北墙、东墙。2013年，为进一步确定栎阳城遗址保护范围为保护规划提供资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重启栎阳考古。
五年来，在精确测量和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大范围勘探和小规模试掘的方法，复探了“一号古城”，经勘探、试掘确定了“二号古城”“三号古城”，并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同时开展了白渠、郑国渠的勘探试掘，确定了二者的走向与位置。
一 一号、二号古城
2013年考古队复探了1980～1981年考古勘探的南墙、西墙，并在局部地段发现了城址北墙，编号为“一号古城”。勘探确定城址南北2430米，东墙暂未发现，据现有考古资料，城址东西至少1900米。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一号古城为秦汉时期。
在寻找一号古城东墙过程中，在一号古城中部发现东西向墙基，其向东延伸至石川河边北折后被石川河冲断，东西长约3100米。西端向北折后延伸至石川河岸，南北长约3800米，编号为“二号古城”。2013年对二号古城西墙、南墙进行解剖发掘，在西墙墙基中出土五铢铜钱，据此判断二号古城的上限不早于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在南墙解剖发掘中，发现城南环城路被新莽墓葬破坏，表明城址大体的废弃时间不晚于汉末新莽时期。
二 三号古城
在勘探二号古城西墙过程中，在二号古城西墙向西约1500米发现较大面积夯土建筑遗存，编号为“三号古城”。2017年勘探发现前后两期北墙、西墙，前期北墙已探出东西长440米，西墙南北长180米，后期北墙已探出东西长105米，西墙南北长200米。目前，南墙、东墙尚未钻探。
三号古城北墙以南、西墙以东勘探发现由南向北编号为一号至四号建筑的四个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在一号建筑南发现边长100米见方的大型院落，其南发现大面积的红烧土和瓦砾分布，通过2016年与2017年发掘，确定该区域为手工业生产区。为确定勘探发现的三号古城中建筑遗存的时代、形制与性质，从2014年春开始，考古队对相关建筑遗存进行小面积发掘。发掘确定，一号建筑南北宽22.3米，二号建筑南北宽11米、残高0.5米～0.8米，台基外立面局部保留白灰墙皮。在三号建筑夯土台基内清理出半地下建筑。在四号建筑中发现浴室、壁炉遗迹，在五号建筑发现浴室及与浴室地漏相连的管道、渗井等排水设施。这是在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的最完备的王室最高等级的洗浴设施。在四号建筑北侧清理出两两成对的四个大灶，这也应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王室级御膳房建筑设施。
三 时代与性质
在三号古城发掘中，出土大量内面饰麻点外面饰细绳纹、中粗绳纹的筒瓦、弧形板瓦，出土槽型板瓦和素面瓦当、动物纹瓦当、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出土的长73厘米、直径63厘米的巨型筒瓦，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大筒瓦，同时发现多个与辽宁碣石宫遗址B型大瓦当纹饰相近的瓦当残片。从出土建筑材料看，三号古城应上承雍城，下接秦咸阳，延续到西汉前期。从三号古城试掘清理的半地下室建筑、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浴室、壁炉等遗迹遗物看，相关建筑遗存当为秦高等级宫殿建筑。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秦都栎阳。从城址延续到西汉前期判断，其亦当为塞王司马欣之都，为汉初刘邦所都栎阳。从栎阳考古发现看，不仅三号古城发现的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遗物是目前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而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也均应始于栎阳城。
【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发掘时间：2017年1～12月
工作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东汉王朝共有12座帝陵，除献帝禅陵位于焦作修武县境内，其余11座帝陵均位于洛阳境内。东汉陵区分为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北陵区位于今洛阳市孟津县境内，南陵区位于今洛阳市伊滨区、偃师市境内。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结合“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从2005年开始对东汉帝陵及其陵园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并对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对朱仓M722、白草坡村M1030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累计勘探面积360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共计约2万平方米，取得了重要收获。
一 考古勘探工作
已经进行考古勘探工作的帝陵共7座，分别是：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朱仓M722、朱仓M707、庞村镇白草坡村东汉帝陵。在帝陵封土周边发现了大面积的陵园建筑基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集中分布在封土东侧或东北侧，陵寝建筑大体可以分为5个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通过考古勘探工作，对东汉帝陵陵园的总体布局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二 陵园遗址的发掘工作
（一）朱仓M722东汉陵园遗址
遗址位于洛阳市孟津县朱仓村西部，地处邙山陵区内。陵园总体有两部分组成，暂称之为“内陵园”和“外陵园”。内陵园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420米，四周有夯土基槽环绕。内陵园主要包括封土、地宫，以及东侧的1号台基建筑单元，在封土南侧还发现有部分建筑。墓冢位于内陵园的中部，原始封土呈圆形，直径约136米。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墓道长50米，宽8.8米～10.4米，墓室东西长28.8米，南北宽25米。外陵园位于内陵园东侧偏北，主要包括2号、3号台基建筑单元，和1号、2号院落建筑单元。
主要遗迹有以下几处：
1号台基建筑单元：建筑单元整体布局略呈方形，南部为夯土台基，台基北侧外围一周为廊道，中间区域为天井。建筑单元东西隔墙间距60.9米，北隔墙至台基南缘散水约59.9米。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8米，南北宽31.7米。台基南缘东、西对称分布有两处通道，西侧漫道、东侧阶道。
2号台基建筑单元：建筑单元整体布局呈长方形，中心为夯土台基，外围一周为廊道，中间区域为天井。建筑单元东西隔墙间距65.2米，南北隔墙复原约57.6米。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1米，南北宽23.4米。台基中心东北角残留3个大型柱础坑。台基东、西两侧正中为主门道，分3级阶道，近台基向南北设有空心砖踏步可通至台基上，门道中部有东西向隔墙分为南北两部分。台基北缘偏东设漫道，斜坡状，宽3.7米。台基南缘推测对称分布有东、西两处通道。外围设廊道铺设素面方砖，外沿有卵石散水。
3号台基建筑单元：建筑单元整体布局呈长方形，北侧为夯土台基，南侧为天井，环以廊道。建筑单元东西隔墙间距56米，南北隔墙复原间距约48米。夯土台基与2号台基北半部相对分布，其北隔墙与2号台基北散水外沿水平，平面长方形，台基东西长约56米，南北宽11.4米，东、西、北三面有夯土隔墙。北墙柱础石间距4.1米。台基南侧外沿有廊道。南侧天井铺设条形大砖，中间有南北向隔墙，分东西两部分。
1号院落单元：平面南北呈长方形，东、西两排房屋对称分布，中间为天井。发掘长32米，宽21.1米。院落封闭式，南部有1东西向门道与2号台基建筑群西侧廊道相通。房间一般面阔4.1米，进深5米。
2号院落单元：位于3号台基北侧、紧邻1号院落东侧。保存较差，为一处小型的院落，平面呈“回”字形，一周为廊房，中间为天井。东西长约35米，宽16米。院落西侧有南北向门址，向南与环绕3号台基北侧外沿的廊道相通，门为双扇，总宽4.4米。
出土遗物主要有绳纹筒、板瓦，卷云纹瓦当，空心砖、方砖、条形砖等建筑材料，其中筒瓦、板瓦有戳印“南甄官瓦”；日用陶器有盆、罐、碗等，以及各种铁质兵器，如戟、蒺藜、镞等。
（二）白草坡村东汉陵园遗址发掘
白草坡村东汉帝陵属洛南陵区，墓冢编号M1030，位于伊滨区庞村镇白草坡村，墓冢封土已被夷平，原始封土直径约125米，墓道宽10米。
截至2017年，白草坡村东汉陵园勘探工作尚未完成，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在封土东侧和北侧发现有环绕内陵园的道路。在封土东侧发现一处大型夯土台基，平面近方形，边长约80米。在封土东北侧，发现两组建筑基址群，周围有夯土垣墙环绕，垣墙内侧有排水渠。另外，在封土北侧，发现排列规律的灶共计50余个，初步推测与建造陵园有关。目前的发掘工作主要针对封土北侧的夯土建筑、道路和灶坑等遗迹，内陵园北侧道路宽约10.6米。在道路南侧，封土正北方向发现一组东西对称的夯土台基，东西长8米，南北宽度4.5米。两座夯土台基之间的间距为20米，有可能是内陵园的阙台遗迹。
三 发现意义
通过十余年来的考古工作，我们对东汉帝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明确了东汉帝陵存在南、北两个陵区，以及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对东汉帝陵陵园的布局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并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王咸秋）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8月～2017年12月
工作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大上清宫遗址位于鹰潭市龙虎山上清镇东陲。其历史沿革，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时期，今址始建于北宋，历代均有修建，于民国初年毁于火灾。新中国成立初，在鹰厦铁路修建过程中，其被工程余土掩埋。2014年6月，该遗址被发现，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鹰潭市博物馆，于2014～2017年分三期，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2014年6月，考古队入驻遗址，随即对周边地区进行了野外调查、勘探，基本摸清了大上清宫的整体范围以及与周围附属建筑的空间配置关系，对大上清宫遗址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2014年8月～2015年1月，2015年8月5日～2016年底，分两期先后对遗址东侧进行了发掘。由于大上清宫毁坏较早，基址上又多次修筑房屋或用于耕作，加之修建铁路过程中的破坏，遗址内土层严重扰乱，基本为现代堆积。历经三年多的考古发掘，将遗址中轴以东全面揭露出来，发掘出土的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宫宇主体正南向，依地势而建，由龙虎门向北至玉皇殿、后土殿再至三清阁层层抬升。遗址内大量以当地产的红砂岩与青石混用作为基石，台明基址采用工字连坐的形式，主殿柱础体量巨大，均为古镜础，且部分柱础采用红砂岩制造。基址整体具有较典型的明清官式建筑做法。主体殿宇外绕以一品书散水，庭院地面以河卵石铺地，甬道多为条石与卵石相间铺设。殿宇护基石上残留有三合土抹灰雕塑纹饰。墙体采用平砖顺砌错缝的工艺砌筑，残存墙体下均以一定间距留有孔洞用以排水防潮，嵌于墙体内的柱洞壁缘用三合土粘贴瓦片用以封护柱子。室内方砖的铺设采用细墁铺地的做法。遗址内出土的具有研究价值的历代遗物有瓦当、滴水、脊兽、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和货币、陶瓷器等生活用具。其中建筑材料主要有三大类：琉璃建筑构件、灰陶建筑构件、石质建筑构件。琉璃构件多为瓦当、滴水、筒瓦、板瓦以及各类脊饰，釉色主要为黄、绿、黑三色。灰陶构件种类繁多，除了大量的瓦件，还出土有较多的雕花脊砖。石质构件主要为栏杆、柱础等。总体而言，从构件的部位来看，多为屋顶构件，瓦当滴水为大宗；从构件的年代来看，宋元至明清均有分布，少量单瓣莲纹、兽面瓦当以及重唇板瓦为早期宋元遗物，而较多黄绿琉璃构件为明清遗物。生活用具主要可分为宋、元、明、清四朝瓷器，出土的宋元瓷器不多，以青白瓷、卵白釉等为主，明代瓷器出土量大，主要为民窑青花、仿龙泉等，清代瓷器多为青花碗、杯等。总体来看，遗址内出土的各朝瓷器，器形多样，纹饰丰富，但多为残件，可复原者较少。
2017年8月，继续在主体殿宇以东区域进行挖掘，发现院落两处，推测为三华院及崇元院。揭露出砖墙、方砖地面、卵石及青石条走道、古镜础、石砌护基、排水沟等建筑遗址，整体地层叠压关系较清晰，晚期建筑风格与大上清宫主体一致。出土文物以脊饰及历代瓷片为主。发现宋元时期地层，出土较多青白釉瓷片，并揭露出宋代人字纹铺砖地面。
整体而看，宫宇主体南向，依地势而建，由龙虎门向北至玉皇殿、后土殿再至三清阁层层抬升。主体大殿建于中轴线位置工字连座的明台之上，且玉皇殿正南有月台台基，遗址整体营造法式参照北方官式建筑建造的而成。
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首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道教祖庭基址，考古发掘既反映了大上清宫遗址根植于龙虎山本土文化，又体现了大上清宫受朝廷重视而成为道教核心地的过程。它是目前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时代序列最完整、揭示遗迹最丰富的宫观建筑遗址，为研究大上清宫的历史沿革，建造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大上清宫遗址考古发掘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发掘区域只是其中的1.5%，今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胡胜）
【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宝马城遗址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000米处的丘陵南坡上，相传唐代一将军东征高丽时在此地得宝马，故而得名，亦称“报马城”。遗址中心区地理坐标为北纬42°27′07.2″，东经128°05′08.5″，海拔高程707米。该城在1928年所修《安图县志》中已有著录，1978年吉林省考古队在宝马城普查时发现一些指压纹瓦片和兽面瓦当，从而推定该城为渤海始建，辽金沿用。以往学术界普遍视宝马城为渤海朝贡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有学者将其比定为渤海中京显德府下辖的兴州。为厘清宝马城的年代、性质、建筑形制与布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4～201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4个年度的勘探与发掘，累计发掘面积3498平方米，勘探188000平方米，共出土各类遗物超过5000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神庙故址。2017年实际发掘面积562平方米，揭露了城内回廊外东南侧的建筑基址（编号JZ4）、南门与院墙东南转角。
JZ4方向以长轴测算为北偏东5°，与神庙内其他建筑方向相同。台基坡地起建，夯土筑成，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9米，东西宽约为12.8米。其上建筑的墙体平均厚度约1.1米，使用条砖错缝垒砌，外整内碎，以北墙保存较好。墙内础石仅两处缺失，均为砂岩材质，表面錾刻向心状沟纹，除门础外，均为暗础。建筑柱网结构较为复杂，础石不少为方形石底座上承托圆柱形础石的复合型础石，有的仅存方形底座。若以其作为结构性础石来推断，那么该建筑似面阔、进深各三间。室内地面以方砖错缝铺设，现均已碎裂，大部可见火焚痕迹，北墙下地面以条砖填充空隙。
室内南侧中部有一低于室内地平的长方形操作间，四周砖砌包边，东西长2.25米，南北长2.04米，深约20厘米，内有大量木炭、红烧土和较多白灰。圆形灶台位于操作间东部，烟道自灶台伸出后分成四条，紧贴建筑南墙东段延伸，于东南角转向北行，高度渐次抬升成火炕，又穿过北墙并汇聚成一条延伸至北墙外与烟囱相连。大门开于西墙中部，门前设置“三瓣蝉翅”慢道。
墙外四周台明宽度不等，基本做法是两到三排方砖外侧铺设一排横铺条砖包边，东侧和北侧发现用两块条砖拼合成方砖使用的情况。散水的做法为一排平铺方砖外立砌两道牙子砖。室外东部发现一条走向与台基平行的排水沟，与城墙东南转角处的南北向排水沟相连。发掘区内长约17.9米，平均宽度30厘米～40厘米，深约25厘米。
南门辟于南墙正中，宽约7.7米，两侧墙体保存较好，平地夯筑，致密坚硬，断面呈梯形，无包含物，未见夯层和修补迹象。现存的东侧墙基底宽2.7米，顶宽1.3米，平均残高约0.4米；西侧墙基底宽2.6米，顶宽1.4米，平均残高约0.35米。东侧墙体外围底部有两排砌砖，多已碎裂，或为墙体护坡。南门底部中间位置发现一线性铺砖遗迹，破坏严重，略呈东北—西南走向，南北长约8.05米，宽约0.96米，深约20厘米，与南墙外排水沟相连，似为城内排水沟的一部分。此外，南门口还发现一些遗迹现象，但受制于天气原因，未能全部清理完。
院墙东南转角发掘区确认了残存的南墙与东墙的位置，墙体做法相同。转角内侧发现两条排水沟，一条为西北—东南走向，长度约206厘米，宽度约56厘米～66厘米，深度约为19厘米～25厘米，与南墙间有一梯形土护坡；一条为东北—西南走向，长度约186厘米，宽约68厘米，深度约为20厘米～26厘米，与东墙间亦有土护坡。两条沟在涵洞北侧汇聚，经砖砌涵洞从南墙底部穿过。涵洞整体北高南低，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开口处宽度约26厘米，中部宽度约32厘米，出口处宽度约28厘米，发掘区内的部分长逾3米。涵洞以河卵石铺底，两侧立砌大条砖，外以护石加固（东墙内侧尚可见两列），以多层条砖平铺盖顶。涵洞出口处，水道两侧还可见较多长条砖平铺，或为防止漫水之用。
2017年出土遗物以滴水（檐头板瓦）、瓦当为代表的建筑构件占大宗。瓦当均饰高浮雕兽面纹，滴水纹样包括戳点纹、花瓣纹、叶脉纹等多种类型，还发现陶质兽头、陶质凤鸟等制作精美、保存较完整的建筑构件，大量铁钉以及少量陶片、瓷片、铁器、青铜饰件等。JZ4火炕铺砖面上发现五枚北宋铜钱，延续时间近百年，或为压炕之用。台基东南角外还发现疑似玉册残块一件，但与上一年度出土的玉册相比，宽度与厚度均有所逊色。
2017年发掘结束后，除水井与城外窑址外，已经大体完成了对城内主要建筑要素的发掘，掌握了长白山神庙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长白山神庙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也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近年来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其选址经过精心考量，占有区域内最为高敞的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好时，从长白山神庙遗址南眺，长白山主峰尽入眼底，优越的视廊无与伦比，体现了其超然的地位。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它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对了解当时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研究金王朝关于东北边疆的经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赵俊杰 常天骄 李恬欣 张宛玉）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4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管理所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千米，南距眉山市约20千米。自20世纪20年代起，遗址所在的岷江河道内陆续发现有文物出水；2005年岷江河道内修建饮水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一段木鞘，内藏7枚银锭；2011年岷江河道内取沙，发现了金册、西王赏功等文物；2013年以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遭到盗掘，201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自2017年1月5日开始，至4月13日结束，发掘面积10100平方米，出水明清时期各类文物30000余件。
此次考古采用陆地调查与物探技术相结合，通过走访调查与高精度磁法、电阻率成像法、激发极化法等多种地球物理探测手段确定遗址范围和重点发掘区域。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在围堰内按照探方法进行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出水文物种类以金、银、铜、铁等金属材质为主。其中包括张献忠大西国的金封册、铸造的“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国号的五十两银锭和运载银两的木鞘等；明代蜀、楚、荣、吉等藩王府的金封册、银封册、金宝、银印和铭刻万历、天启、崇祯等年号的五十两银锭等；此外还有戒指、耳环、发簪、手镯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各类兵器；金锁、金纽扣、金顶针，银勺、银筷子、银带扣，铜镜、铜绦钩、铜锁、铜钥匙，铁秤砣、铁篙杆等各类生活用具。
通过此次考古发掘，我们一致认为遗址的形成可能与文献中记载的大西军领袖张献忠与明代参将杨展“江口之战”这一历史事件相关。出水的大量文物同时也为我们解决有关张献忠的诸多历史传说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研究张献忠大西军征战历史、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对认识明代中晚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走向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此次考古发掘开创性地采用了围堰的工作方法，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考古发掘的同时开展公众考古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并且发掘全程都有志愿者参与，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发掘为公众参与考古提供了平台，扩大了考古对公众的影响力，让公众真正了解考古、走进考古和共享考古成果。
（刘志岩 李飞）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