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岗）
【迁安市安新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调查时间：2017年3月1日～5月10日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迁安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遗址位于冀东燕山南麓滦河东岸的第二级阶地上，唐山市迁安市（县）扣庄乡安新庄村南约1000米处，1976年、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两次对遗址进行调查，并进行小规模的试掘，获得一批资料。安新庄遗址的文化遗存复杂，有学者认为兼有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的因素，并体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时代相当于或稍晚于红山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其属于赵宝沟文化系统，并命名为安新庄类型。
为了解安新庄遗址的现状，为保护规划编制提供基础资料，我们组织了对安新庄遗址及周围区域的调查、勘探、勘察，并对迁安境内滦河流域开展了广泛的考古调查，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1处，采集了一批标本，各遗址文化遗物虽多寡不同，但在陶质、陶色、器型、纹饰等方面较为一致，皆埋藏在滦河的第二级阶地内，可与安新庄遗址对比，可能为同一时期遗存。
安新庄遗址所在地地层堆积多为砂层，易受雨水冲刷，流失严重，地表暴露大量石制品、陶片。石器有磨制、打制两类，磨制石器主要为磨盘、磨棒。打制石器主要有：细石核、细石叶、刮削器、网坠等；刮削器有小型、以石片为毛坯加工的，大量的为盘状的、在近圆形砾石周边连续打击修理而成，周圈修理，刃缘较厚；网坠数量较多，制作非常简单，在扁平的扁圆形砾石两侧各打击一个豁口形成。陶片主要为夹砂褐陶、灰褐陶、泥质红褐陶、灰陶，少量的磨光黑陶；器形主要有筒形罐、陶钵、陶盆、陶碗、陶盅等，可能存在陶豆；夹砂陶器表纹饰复杂，主要为刻划、压印的斜线、竖条、V字形、几何形及不规则条形纹，此外有菱格形纹、双勾形纹、席形纹等；泥质陶的器表多为素面或者磨光，部分陶钵、陶盆口沿顶部饰一圈红顶，有的在口沿外饰一圈凹弦纹。勘探发现，该遗址受到雨水冲刷、水土流失、耕种等因素影响严重，文化层多被破坏，仅在局部存在断断续续少量堆积，发现较多灰坑，但多较浅，局部区域存在红烧土。小面积的勘查也证实了这种现象，探坑壁上多不见连续的文化层，灰坑的开口遭到破坏，仅残存少量，直接开口于耕土层之下，灰坑内遗物丰富，可与地表采集的遗物对比。
此次工作证实在滦河流域存在分布广泛的安新庄遗址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安新庄遗址的文化面貌复杂，可能同时受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东北地区赵宝沟文化的影响。
（王法岗 付智军 何山）
【肃宁县后白寺夏商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3～10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肃宁县文物保管所
后白寺遗址位于肃宁县梁村镇后白寺村西北，小白河东岸，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775平方米。遗址堆积厚，遗迹、遗物丰富，文化层厚度2.1米～2.8米，共清理出土房址、柱洞、灰坑等遗迹210处，可复原陶器65件，其他文物标本500余件，主要包括先商和晚商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先商时期文化遗存发现的遗迹主要有灰坑、柱洞、踩踏面等。灰坑数量众多，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其中圆形坑有圆形直壁和袋状壁两种，圆形袋状坑数量较多，富有特征。陶器可分为陶容器和陶制工具。陶器器形丰富，数量众多，主要器形有盆形甗、鼓腹鬲、弧腹鬲、敛口瓮、蛋形瓮、豆、盆、罐、器盖、鼎、爵等。其中以素面磨光鼓腹鬲、粗胎绳纹鼓腹鬲、夹砂直口平沿厚胎大口缸为特色。陶制工具主要有网坠、陶垫、陶圆饼、陶纺轮等，并有大量的骨器、蚌器、石器，并有少量卜骨，卜骨只灼不凿。
晚商时期文化遗存发现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并有少量的房址、灶、条带状堆积等。房址为半地穴室，内外皆有柱洞，底部有踩踏面。灰坑形状多不规则，有少量的圆形灰坑。其中H69为牛牲坑，埋葬完整的成年黄牛，或和祭祀有关。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簋、盆、罐、瓮、豆等，其中陶器以折沿弧腹分裆鬲、绳纹刻划倒三角纹簋、粗柄镂空豆为特色。另有丰富的蚌质工具、陶纺轮、卜骨和铜镞、铜钩等。卜骨数量较多，有灼有凿。
另外遗址出土丰富的鱼类骨骼、鱼鳞以及丰富的蚌壳，许多蚌壳成堆堆放，个体大小多样，最大个体长度越过22厘米，体现了优良的水环境。
后白寺遗址的发现是近二十年来沧州地区夏商周考古的最重要发现。先商时期遗存内涵丰富，其与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和冀中的下岳各庄文化都有联系，也有自身特色。后白寺遗址先商时期遗存的发现，对于研究冀中平原中东部先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晚商时期遗存与邢台东先贤五期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为商末周初的商文化遗存，对于研究商代末年商文化的北部疆域，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另外遗址中丰富的水产品遗存和丰富的捕捞工具，对于研究冀中平原东部地区古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生业方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魏曙光）
【行唐县故郡东周遗址】
发掘时间：2015～2017年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故郡遗址位于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北的大沙河西岸，面积约50万平方米。2015～201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累计发掘遗址面积8000平方米，遗存主体为东周时期，墓地与居址共存。
墓葬形制分积石墓和土坑墓两类，未见密集分布的族葬墓，但存在相对集中的墓组，各有3～5座墓葬及1～2座车马坑。葬式除M71为侧身直肢外，余均为仰身直肢。葬具有一棺一椁、单棺或无棺之分。部分墓葬设壁龛，内置青铜器、陶器，个别设腰坑内置青铜器。积石墓27座，多东西向，可分为棺、椁四周积石，顶部及四周积石，底部及四周积石三种类型。墓葬开口一般长2.3米～2.5米、宽1米～1.5米，较大者开口长3米、宽2米以上，随葬有青铜器、玉石器、金器等。长方形土坑竖穴墓9座，分南北向与东西向，随葬鬲、豆、罐、尊及铜耳环等。
墓葬多用殉牲，部分墓葬填土中殉有猪的下颌、腿骨或狗骨；棺上置动物肩胛骨；东壁壁龛内殉羊的头、蹄。积石墓中有1座墓葬东侧附设车马坑，6座墓葬东部附设车马坑及殉牲坑。二号车马坑开口东西长20.85米、宽3.9米～4.2米，坑内东西纵列摆放1辆小车和4辆驷马独辀车。车轮卸下扣置于车舆上或车舆下。各车车舆用红、黑、白等不同色彩漆绘，四号、五号车表面贴饰有金箔。马匹装饰华丽，同车马装饰基本相同，异车马装饰则完全不同，一号至四号车马头以铜、骨泡、骨贝、海贝、包金铜泡等构件编串的鞁具和挽具进行装饰，四号车马头有多层皮条编串的辔头装饰。驷马车平行于车辀位置有彩绘皮质“靷”。坑中部两侧龛内各有一成年男性殉人。车马坑东侧附设殉牲坑，二者共用一生土隔梁，以填埋卵石的沟槽相通，坑内分三层埋放牛、羊、马头蹄，这种车马坑前单设殉兽坑，坑内分层埋放牛、羊、马头蹄，形制独特，系首次发现，为先秦时期的丧葬祭祀用牲乃至赗赙助丧制度研究提供了全新资料。
水井分圆形和长方形，底部无井圈或带陶、木、石质井圈。灰坑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部分灰坑瘗埋人骨。
墓葬、车马坑、殉牲坑出土遗物丰富。有青铜器、玉石器、金器、骨角器、陶器等多类。青铜器有鼎、豆、甗、圆壶、瓠壶、鉴、匜、舟、鍑、带钩等日用器，车軎、辖、当卢、节约、镳、衔、贴金铜泡、游环等车马器以及剑、墩、戈、镞等兵器，纹饰有龙形纹、蟠螭纹、蟠虺纹、云雷纹、绹索纹、菱格乳钉纹、蕉叶纹，红铜铸嵌的龙、凤鸟、鹿等，线刻人物、鹿纹等。器足、耳部、纽有兽头、鸟首动物形象。少数器物镶嵌绿松石、贴金。玉石器多玛瑙、绿松石制品，车马、殉牲坑出土大量海贝。
遗址出土有陶器、骨角器、蚌器、青铜器及环首刀、镞、刀币、布币等。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少量弦纹、暗纹、附加堆纹等，器形有鬲、罐、豆、釜、碗、盆以及板瓦、筒瓦、云纹半瓦当等。
故郡遗址从时空来看，应与鲜虞—中山国密切相关，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在丧葬活动中用使用华夏系统文化的车马坑殉葬制度，并随葬具有中原、燕、齐等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兵器及车马器等，同时又使用具有北方族群特色的积石墓、头蹄葬，随葬青铜鍑、金盘丝耳环、环首刀以及大量使用玛瑙、绿松石饰品等，强烈地反映出北方族群文化与华夏系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故郡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及历史研究的空白，为研究戎狄等北方族群的华夏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齐瑞普 闫炜）
【石家庄市石邑城战国至汉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7～11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鹿泉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2017年7～11月，为配合石家庄市南绕城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受河北省文物局委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鹿泉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公路所涉石邑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
石邑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南故邑村西北。西高东低，西部属太行山余脉，东部为冲积平原。通过发掘，确定该城址即为石邑故城。城墙分早晚两期，时代为战国、西汉。下宽25米，上宽16米，高5米～7米，基槽宽8.7米。城址东西1100米，南北550米，城内以南北向隔墙分城址为东、西两城，东大西小。西城南城墙、东城东城墙各开一道城门。东城为工业作坊区，北部有石山；西城主要分布官署、军营、马场。城北、西有洨河自西东流，南、东勘探有护城河。护城河位于城外，与城垣平行，距城墙约40米，开口距地表0～1米，宽约10米～20米，深约5米，斜壁弧底。
发掘区位于东城东南部，为冶铜、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区。此次考古发掘总面积1200平方米，发掘灰坑25个，水井7个，陶窑1座，道路1条，水沟2条，城墙1处。发掘出土小件250余件组，质地有铜、铁、石、陶、瓷、骨等，分为建筑构件、制陶—冶炼设备、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此次发现的开采矿石、冶炼铜料、翻模制范、铸造铜器等各个环节，完整地展现了冶铜工业的生产链。发掘出土大量坩埚、烧结块、铜渣等，出土了较多冶铜模范。模范分石质和陶制两种。石质模范种类有镞范、刀币范、铤范；陶模范见鐏、镦模芯及范、悬刀范、勾心模和合范、望山模及范、箭镞范、权模、帐缘帽范、凿模、銎范芯及模等。范的浇筑口均有使用痕迹。另发现有“蔺氏”圆肩圆足布、“安阳”平足布，发现一枚残三孔布，面文解读为“赤鞞”。该枚布币面文，为首次发现。
石邑城位于太行八陉之井陉口东南，地理位置较为重要，历史上相继隶属晋、中山、魏、赵、秦、汉，出土大量遗迹、遗物，为该时期增添了实物资料。
（郭济桥 李楠）
【兴隆县副将沟战国汉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6～9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兴隆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兴隆副将沟遗址位于兴隆县李家营镇副将沟村委会东南约4000米处，地处燕山腹地柳河东南侧副将沟内。此次考古调查2500平方米，考古勘探5100平方米，对大头沟门矿冶遗存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此次清理2个灰坑，其中1个灰坑推测为低温脱碳炉址；出土一批炉渣、炉壁（挂渣）残块、铁矿石、鼓风管残片、小铁块（片）、耐火土坯及少量陶器残片等文化遗物，根据出土陶器推测该文化遗存年代为战汉时期。
大头沟门矿冶遗存位于副将沟内分支—大头沟沟门南山坡地，地势东高西低，由南向北倾斜。H2，开口在第①层下，打破棕黄色风化粗砂基岩，平面呈马蹄状，南北2米，东西1.4米，残深0.8米～1.3米，直壁；底部近圜底，直径约1.6米，残存0.05米厚草木灰，推测底部疑似为冶铁炉炉缸残底；炉底西侧一长条形坑道相连，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1米，两侧为斜壁，平底，推测为冶铁炉排渣道；填土包含有大量红烧土块、青灰色烧结块、烧结夯窝残块等冶炼遗物及少量生活遗物；根据遗迹现状、形制，推测H2利用废弃炼铁炉，再次营建为低温脱碳窑（炉），用来将冶铸的生铁产品退火脱碳，降低碳含量来减少生铁的脆性，增强产品硬度。窑内及其周围填充了大量与冶炼相关的遗物，包括炉渣、炉壁（挂渣）残块、铁矿石、鼓风管残片、小铁块（片）、耐火土坯及陶器残片。根据共出豆柄、甑底、盆底等器物类型学分析，该遗存年代下限不晚于西汉时期，大致为战汉时期。
低温脱碳炉址为冀北燕山腹地首次发现，展示当时冶铸的生铁产品退火脱碳工艺技术，是研究东周时期燕国冶铁技术水平重要物质资料。我们推测副将沟遗址是一处集冶铁、铸铁以及铁制品后期加工的战汉时期重要矿冶遗址。
（张晓峥）
【容城县南阳战国两汉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6～12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南阳遗址位于容城县晾马台镇南阳村南20米，遗址南北1000米，东西900米，面积为90万平方米，北部为高约0.5米～2.5米台地，由东北部向南逐渐低缓平展。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保存面积最大、文化内涵丰富的一处古遗址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次考古调查20万平方米，勘探48万平方米，揭露遗址面积500平方米，解剖东西向南城垣1处，清理灰坑42个，沟3条，窑址1座，墓葬5座，道路1条，出土遗物质地为陶、铜、铁、骨、石等，其文化遗存主体年代为西汉时期。
南阳遗址区域性考古调查，发现以南阳遗址为中心形成南北4.5千米、东西4千米，面积18平方千米的东周、汉代遗址聚落群。考古勘探发现城址1座、夯土台基23处、灰坑461个、路3条。城址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730米，面积约52万平方米。经对南城垣解剖得知：地下基槽南北上口宽22米，下口宽19米，深1.1米～1.4米，斜壁，平底，在基槽底部南北两侧各分布2个“倒梯形”基槽；自北至南地下基槽大致由6块夯土板块错落叠压依次分别夯筑而成，夯土夹杂遗物较少，可辨器形为长方形素面砖块、绳纹板瓦残片、圆唇翻沿上翘釜残片、方唇折沿盆口沿等，我们推测城垣年代上限不早于战国末期。
西南发掘区域内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段。早段文化遗存包括第③层及③层下叠压G3、H41、H37等；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还有夹蚌红陶、夹蚌灰陶；纹饰以素面居多，还有绳纹、瓦棱纹、磨光暗纹等；典型器物为尖圆唇翻沿上翘筒腹釜、深腹碗形豆、尖圆唇浅腹平盘豆、折腹碗等；这段文化遗存相对年代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晚段文化遗存包括第②层及②层下叠压H18、H14、W1等；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还有泥质褐陶、夹砂灰陶等；纹饰新出现布纹、菱格纹、长圆圈纹等；典型器物有圆唇折沿筒腹釜、方唇卷沿斜腹圜底釜、厚叠唇溜肩小口瓮、折沿内三足炉等；这段文化遗存相对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两汉之际。
南阳遗址为一处战汉时期中型城址。其东周燕文化、汉代文化是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雄安新区发展建设的重要资源，探索其城市聚落演变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生业演进模式，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张晓峥）
【肃宁县先秦两汉时期武垣城址】
发掘时间：2017年1～12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肃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武垣城址位于肃宁县东南约7千米处的窝北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址总体格局为正方形“回”字形内外城结构。外城垣边长约1860米，面积约3.45平方千米，内城垣边长约0.5千米，面积0.25平方千米。2016年、2017年，为配合《武垣城址保护规划》的编制，须进一步确定武垣城址的结构、建造方式、年代、保存状况等相关问题，从而为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科学的基础资料，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肃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武垣城址城垣进行了考古勘探，并对外城北垣中部偏北的一处断面进行了解剖性发掘。
一 武垣城址的考古勘探
经过勘探，基本确定了城门、城垣、护城河、部分房址、墓藏区的位置，并了解了其大体情况。
城门：初步确定外城垣城门6处，东墙、西墙、北墙各一处，南墙三处；内城发现城门3处，分别位于北墙、东墙、南墙，西墙未发现城门。
城垣：经勘探外城垣地下城墙宽度普遍在20米～35米，北墙部分段落宽度甚至达到40米，内城地下城墙宽度16米～21米。
护城河：外城外壕沟宽约42米～90米，内城外壕沟宽度在30米～60米。
房址：内城西半部分已探出房址6处。其中F1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16米，F2东西长约11米、南北宽约12米。
墓葬区：经勘探，在外城北侧发现墓葬8座。其中一座为“中”字形砖室墓，由南北墓道和墓室组成，南北长11.5米、东西宽6米。
另外还勘探发现数条城内道路排水沟渠和灰坑、水井等遗存。
二 武垣城址外城墙考古试掘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外城北城墙中部偏东的豁口东侧断面开掘探沟T1，为南北方向，垂直于城墙走向，宽5米，长150米。从堆积情况看，城墙共有3次较大的夯筑过程，其中以第一次为主。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的遗物看，第二次、第三次夯筑年代不会早于西汉，第一次夯筑年代不晚于西汉。
城墙解剖发掘遗迹以夯层、夯面、夯窝为主。城墙主体为夯筑而成，夯层明显，夯层大多数在6厘米～16厘米之间，以平夯为主，少量夯面倾斜，夯面界限明显，夯面上有较多的夯窝。夯窝呈圆柱形，直径多为5厘米～10厘米，深度1厘米～2厘米，底多为平底，密度较高。城墙解剖发掘过程中还发现3处瓮棺葬，皆位于城墙内侧，年代为汉代。
三 学术意义
武垣城址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城邑，为我国目前保存状况较好的秦汉城址之一，人为因素对其干扰较少，信息量保存较为完整。通过对城址的考古勘探及对城墙局部解剖发掘，基本了解了城墙的地层堆积、夯筑过程以及城址的布局要素，对武垣城址的结构、建造方法以及构筑年代、功能布局等有了新的认识，为先秦两汉城址的研究又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杨丙君 赵战护）
【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
发掘时间：2017年5～12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
邺城遗址位于临漳县西南，是曹魏至北齐六朝故都。邺城考古队自1983年开始在邺城遗址持续进行了三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为邺城遗址平面布局研究积累了重要基础资料。
2017年，邺城考古队以探索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平面布局为学术目的，对宫城区北部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勘探面积约7万平方米，发现多处大面积及线性夯土遗存。根据勘探情况，我们对中心区大型夯土遗迹及一些线性夯土遗存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计1984平方米。
发掘收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根据对宫城轴线北部的一处发掘，确认了一座南北进深约33米、东西面阔约43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夯土建筑地上台基部分残高约0.5米，台基周围有包边沟槽，宽约0.8米；包边沟槽外侧为砖铺散水、散水宽约2.4米，由两层铺砖组成，底部为条砖、上层为方砖。在散水外围、围绕台基发现两排由圆形卵石坑组成遗迹，单个卵石坑直径约0.3米～0.5米、相邻中心距约1米～1.3米，排距约4.6米。（2）在宫城内发掘确认了一座宫院，宫院围墙东西长约354米，墙体保存较好，残高约0.1米～0.4米。墙体一般宽约2.4米，基础宽约3.5米～4.5米、深约1.9米，多处墙体发现以白灰为底，再涂抹红彩进行墙面装饰，部分墙体根部还发现用薄砖进行加固处理现象。（3）宫城东墙和西墙位置均发现多道相互平行且与宫城轴线方向一致的条状夯土或沟状遗存，性质有待确认。（4）在宫院西墙东侧发现大型汉墓1座，为竖穴土坑砖椁墓。墓圹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米、东西宽约3米。墓圹内用砖墙分隔成四个墓室，墓顶无存，推测为棚木结构。北侧两个墓室为棺室，木棺位于靠近西壁和北壁处，墓主人骨殖腐蚀严重，从残迹判断为仰身直肢葬，头南向。西北室木棺内南侧摆放有铜镜1件，木棺东侧及南侧摆放有铜洗1件、陶壶、陶罐各1件。东北室木棺内靠南部出土小型铜带钩1件，木棺南侧摆放有陶壶7件、铜灯1件。在东北室及西北室中间过道内出土陶壶4件。东南和西南墓室出土了大量铜车马构件，均较为细小，应为模型器。从分布情况推测东西墓室内各有三架马车模型，且均为2马1车组合。此外在东南墓室北部及西北墓室南部还出土了较多铅制冥币、摇钱树、模型耳杯等遗物。
通过2017年度的田野工作，我们确认了勘探发现的一些重要遗迹现象，为下一步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根据已有发现，可以初步勾勒出宫城区北部遗迹的大致分布状况和平面布局。宫城区发掘出土遗物以砖瓦类建筑材料为主，同时也出土了较大量日用陶瓷器皿，种类和类型均较为丰富。上述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为深化研究宫城布局、营建、性质等均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沈丽华 何利群）
【临漳县邺城遗址核桃园北朝时期2号基址】
发掘时间：2016年3月～2017年6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
邺城遗址位于临漳县西南约2万米处，由南北毗连的邺北城、邺南城和外郭区三部分组成，是曹魏至北齐六朝故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1983年联合组建考古队，开始进行持续考古工作。2016年3月～2017年6月，邺城考古队围绕“邺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创新课题，以探索东魏北齐邺南城外郭区范围和布局为学术目的，对位于南郭区的核桃园2号基址进行了全面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揭露出一座规模较大的殿堂类建筑遗迹，为探讨北朝晚期的大型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核桃园建筑基址群位于东魏北齐邺城中轴线东侧，西距赵彭城北朝佛寺约600米、北距邺南城南墙约1000米，由一列处于同一轴线、南北向分布的五座建筑基址组成。1号建筑基址经发掘确认为北齐时期修建的一座土木结构方形木塔遗迹，5号基址位于塔基北约40米处，发掘初步认定是一座门址。
经2017年度发掘确认，核桃园2号建筑基址位于塔基北约80米处，保存状况较好，坐北朝南，是一座大型佛殿类建筑，两侧有附属的连廊和廊房。大殿平面呈横长方形，面宽约38米，进深约22米，地上夯土台基残存0.3米～0.5米，地下基槽深约1.2米，范围和形状与台基部分大体相当。台基表面因残损未见础石及础坑痕，但在四角均发现夯土中掺杂大量碎瓦片的迹象。大殿南面设双阶，北面正中设单阶，台阶夯土宽约3米、长约2.5米、残高0.3米左右。台基边缘有条砖包砌和碎砖填缝的痕迹，其外侧为宽约1米的砖铺散水痕，外缘以规整的三角形砖砌边。基础部分经解剖确认为条形夯形式，外围为“回”字形，内部由5条东西向平行分布的条形夯组成。根据基础结构及台阶的分布，可以推测大殿应为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建筑样式。
大殿东、西两侧南端建有连廊，东西面宽约5米，南北进深约6米，外缘有包砖和散水痕，与大殿连接处地面有地栿槽痕。基础为两道东西向平行分布的条形夯。连廊两侧分别连接两组南北向的廊房，廊房建在质量较差的夯土台基之上，台基高约0.3米，东西跨度约14.7米，外缘有包砖及宽约1米的砖铺散水痕，散水外缘的三角形砑砖与大殿外围砑砖经翼廊南北连为一体。廊房结构为进深两间，面宽、进深约4.3米，前后有宽约2.2米的通廊。墙基系在夯土台上浅挖而成，宽度约0.7米～0.9米，深浅不一。外墙及室内东西向短隔墙墙基由三种不同类型的残砖平铺，其上砌筑整砖；而室内南北向的长隔墙墙基则是以碎瓦片铺垫，地面以上瓦墙宽约0.8米～0.9米，外缘部分由排列整齐的残瓦叠筑，内部的瓦片铺垫则较散乱。外墙墙基南北连通，室内墙基均不贯通。室内空间略呈方形，面宽、进深约3.5米～3.6米左右，部分屋内尚保存较好的北朝地面及倒塌的白灰墙皮。廊房基础均由等距分布的磉墩组成，磉墩边长约1.5米。
发掘出土遗物以砖、瓦类建筑构件为主，种类有板瓦、筒瓦、瓦当、兽面瓦件及各种类型的砖等。板瓦、筒瓦均破损严重，几乎不见较完整者，但表面多呈黑灰压光处理，显示出时代的特性和建筑物的级别，值得注意的带有戳记的瓦件较多。
核桃园建筑基址群的发现与发掘为我们探索邺南城外郭城的布局和范围以及里坊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我们探讨北朝晚期佛教寺院的形制、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北朝晚期大型宗教礼制类建筑的空间布局与结构、建造技术与工艺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何利群 沈丽华）
【正定县开元寺南广场唐至明清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6年11月～2017年4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正定县文物局、正定县文保所
正定县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位于正定古城中部偏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寺现址的南侧和西侧，遗址面积约12000平方米。2016年11月～2017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35平方米。通过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7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叠压。清理各类遗迹94处，出土可复原文物2000余件，基本明确了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存在三个遗存系统。
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主要位于开元寺现址南侧、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东北部。发现唐中期沟渠一条，沟渠与同时期池沼相连，疑似开元寺内引水渠。发现金元时期建筑基址一座（F2）、墙基遗存一处（Q2）、道路一条（L2），初步推断建筑基址为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道路应为开元寺门前大道。
晚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位于发掘区中南部，东西向横贯发掘区，主要遗存是一道东西向的夯土城墙（Q1）。夯土墙体厚7米～8米，在发掘区内东西长130米，平面呈“T”形。发掘区内的夯土墙东部墙体向南、北两侧凸出形成城台，城台南北长28米，在发掘区内宽12米。夯土墙底部南侧有基槽，系夯筑城墙时对南高北低的原地表找平而形成。基槽北部向上夯筑形成夯土墙体，基槽南部上端找平形成夯土平台。Q1的建筑年代可分为两期，一期为晚唐时期修筑的夯土墙及城台，二期为五代时期对夯土城台外侧包砌砖墙并对夯土墙进行局部修补。城墙防御系统在北宋时期已经遭到破坏。结合现有发掘、勘探结果并参考相关文献，初步推测该夯土墙体为晚唐时期真定城的子城城墙。
唐五代宋金至明清民居建筑和街巷系统主要分布于发掘区中南部，以房址、水井、灰坑和窖藏为主。房址以居址为主，此外还发现三处宋金元明时期的民间庙宇（F7、F11、F5），三座庙宇相互叠压，可能是经过历代重修并且有沿袭关系的民间庙宇。
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了跨越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可复原器物2000余件，分为日常生活用具、建筑构件、宗教遗物、手工业商业遗物四大类。以瓷器为主，时代跨越唐五代至明清，品种繁多，基本囊括了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器型和装饰技法，涉及井陉窑、定窑、磁州窑、邢窑、景德镇窑、钧窑、龙泉窑、耀州窑等窑口。
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仅为探讨开元寺布局的变化及建造年代提供了实证材料，考古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城墙、唐五代宋金至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遗存以及2000余件出土文物更是研究华北地区晚唐至明清时期城市布局演变、居民日常生活，探讨正定古城的商业活动以及当时的商贸路线的重要资料。
（陈伟 翟鹏飞 佘俊英 房树辉）
【崇礼县太子城金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5～11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
该遗址位于崇礼区四台嘴乡太子城村村南，西距崇礼县城20千米，现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位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太子城奥运村项目占地范围内，为做好遗址文物保护工作，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自2017年5月起，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全面测绘、勘探与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太子城遗址经勘探确认为一座平面为长方形的城址，南北400米、东西350米，方向158°，总面积14万平方米。现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下基址，北墙基址被河流破坏无存，残存三面墙体外均有壕沟，另钻探发现城址西墙有两道，东西间距50米。道路系统方面，钻探确认城内主街道基本呈“T”字形分布，有南门与西门各1座，门外均有瓮城。城内钻探共发现建筑基址28座，其中南北中轴线上有3组：南部正对南门的9号基址，中部1、2、3号组成的中心基址群，北部25号基址。
太子城遗址在2017年共发掘6400平方米，对4处重要遗迹进行了清理。（1）南墙、南门与瓮城。通过发掘基本搞清了太子城南墙、南门与瓮城的规模、形制与营造方式，外围壕沟与墙体的关系等，为城址南门部分的地上建筑复原提供了依据。（2）西内墙、西门与瓮城。西内墙与瓮城的营造方式与南墙基本相同，西门较南门规模小。西瓮城内发现13件“尚食局”款白釉瓷器，另有大量高档白釉印花碗盘，为推测西瓮城性质提供了依据。（3）9号建筑基址。位于太子城南门北部，城址南北中轴线上，正对南门，南距南门约75米。通过发掘可知，其面阔三间，进深五间，南北29.2米，东西26.2米，现残高0.35米。在基址的东、西、北分别有踏道通向基址上部。（4）3号与2号建筑基址。3号基址位于城址中部，南北中轴线上，平面布局为十字形，中心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东、西各有朵殿，南出抱厦。在基址的东、西、南、北各有已一斜坡踏道通往基址上部。2号基址位于3号基址西13.3米，形制与3号基址基本相同，仅个体稍小，由1、2、3号基址组成的基址群为太子城遗址的中心建筑群。
太子城遗址出土遗物以各类绿釉琉璃或泥质灰陶建筑构件为主，其中大量青砖上戳印“内”“宫”“官”字，白釉瓷器中已发现15件印摩羯纹碗盘底有“尚食局”款铭文，另有部分铜鎏金龙形饰件、铜建筑构件等。从出土遗物推测太子城遗址时代为金代中后期。据《金史》载，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与五年曾驻夏于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的泰和宫（后改为庆宁宫），经考古调查，太子城是金龙门县唯一一处金代中后期有宫廷性质的城址，且位于金世宗、章宗时期去山后捺钵的交通路线上，故推测太子城即《金史》中记载金章宗驻夏的泰和宫。
（黄信 任涛 魏惠平）
【张家口早期长城资源考古调查】
调查时间：2017年8月10～16日；8月25日～9月6日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2009～201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张家口市境内早期长城进行了资源调查。2014～2015年，又对新发现的尚义县早期长城作了资源调查。在两次早期长城资源调查中，因各种条件限制，对部分长城的走向、不同长城之间的关系并未搞清。有些县域的长城调查中并未采集标本，造成始建年代和沿用年代并不清楚。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组织了调查队伍，对六段张家口早期长城进行了补充调查。
尚义县早期长城与张北县坝头长城。经调查，发现尚义县早期长城在鱼儿山顶峰西侧消失后，并未直接延伸到张北县。鱼儿山北坡存在4～5道并行的长城墙体，具有明代长城特征，应该是为加强地势低平处防御纵深而修筑的，并非早期长城。
崇礼县、张北县交界坝头长城。自两县交界处的水泉滩长城向东搜寻，并未发现早期长城，确认了以前调查的结果，这道长城并未直接与张北县桦皮岭长城相连，而是自此拐向东南，进入崇礼县境内，在茂古天营村东消失，从烽火台的走向看，这段长城东端可能与崇礼县中沟、东沟分水岭长城相连。在水泉滩1号烽火台、沟门1号烽火台、沟门2号烽火台、茂古天营1号烽火台边均采集有汉代陶片，种类有罐、盆、瓮等。在沟门1号烽火台南侧还发现一个灰坑，出土有大量牛骨，附近树坑中发现有带状铁器。在沟门2号烽火台附近发现有铁斧、铁铲，应为修建长城的工具。
崇礼县中沟、东沟分水岭长城。经调查，在这道长城的北部，即张北县桦皮岭以西的西圪塔、半坝村长城的烽火台周围均存在围沟，这是明长城石砌烽火台的特征，说明这道长城被明代利用过。在崇礼县的马凤祥沟1、2号烽火台中间段，发现一座已经被改造为工事的烽火台，附近发现有汉代、明代陶片，证明此段长城始建年代至少为汉代。
崇礼、赤城两县交界线上早期长城。对沙岭、青虎沟长城段的烽火台作了补充调查，这些烽火台均存在围沟，附近散布青花瓷片、酱釉瓷片，均为明代遗存。反映了这道长城最后的使用年代为明代。
沽源县南、北两道长城。对地处南部的平头梁长城墙体上的烽火台进行了补充调查，发现这些烽火台均存在围沟，附近的遗物均为明代，有瓷片、泥质灰陶片等，特征与前次调查发现一致，证明这道长城也被明代沿用。北部长城整体保存情况不如南部长城，烽火台附近也没有发现明代遗物，这道长城的年代应更早。
蔚县南山长城。在南马庄村长城墙体北侧的山梁上，发现了一座明代烽火台，地表陶片中有北魏时期的捏边板瓦。证实了这条长城被北魏时期沿用，应为史书记载的“畿上塞围”。调查了南马庄1、2号烽火台。在2号烽火台上采集到明代酱釉瓷片，证实了这道长城被明代所沿用。
经过半个多月的补充调查，对张家口部分早期长城的走向和不同段落长城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在多处烽火台上采集了标本，有陶器、瓷器、铁器、动物骨骼等，其中陶器、瓷器的发现为判定长城的年代提供了直接依据。铁器、动物骨骼则为首次发现，为深入探究长城的建造方式、长城的使用过程等课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韩金秋）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