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取得更好的发掘效果，应桥头考古队要求，当地文物部门在发掘区之上加盖了钢结构的保护棚。2017年度的发掘在保护棚内进行，重点的发掘对象是环壕堆积。经过发掘，确认环壕填土由内而外呈倾斜状堆积相，证明环壕遗址废弃后，环壕所包围的中心台地依然被利用，在利用过程中环壕被废弃、填埋。环壕填土的分层在不同位置并不一致，大致分4～6层。出土陶器由绳纹釜、浅腹平底盘、红陶罐、壶等，年代相当于跨湖桥文化时期，早期处在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之间，为探索两者的关系及分期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时也证明，迟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环壕功能废止。
桥头环壕遗址是上山文化考古的重要发现，环壕所包围的中心台地属于什么性质，是普通的生活区还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特殊建筑？有待进一步的考古探索。桥头环壕遗址是上山文化聚落考古的一大突破。
另外，桥头遗址上山文化阶段，发现较丰富的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以条带纹为主，彩纹中出现了太阳纹的图案。这些彩陶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彩陶。这些彩陶与跨湖桥遗址中的太阳纹图案一脉相承，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
（蒋乐平）
【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调查时间：2017年5～6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在田螺山遗址西侧1500米、河姆渡遗址西北侧8000米处，于2013年下半年在土建地质钻探施工的钻孔后被发现。2014年上半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正式的机钻调查后确认：1.从文化层埋藏深度（距地表8米～10米）来看，该遗址是已知中国沿海地区最深的一处遗址；2.从地层堆积层位来看，其年代明显早于河姆渡文化，对于河姆渡文化来源的探索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再从陶片特征来看，年代大致在距今9000～8000年；3.从堆积性状来看，其是浙江境内迄今发现的唯一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且明显早于已发现的绝大多数贝丘遗址。遗址地层堆积的特殊性状对于最近1万年以来沿海地区的环境演变和海平面上升过程与古人类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
2017年4月，井头山遗址获批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发掘执照。在确定“考古工作方案”之前，对遗址基本情况再次进行了一次正规、系统、全面的钻探调查。
机器钻探调查第一阶段，在原厂区1500多平方米的遗址主体范围内进行，钻孔24个，平均钻深10米左右，最大钻深16米多。机钻调查探明比较清楚的遗址分布范围和文化堆积埋藏深度和厚度，以及地层中文化遗存的包含概况。
机器钻探调查第二阶段，在已探明遗址主要范围的公路（北侧61省道）的北面和西侧南北向小河的西面，扩大钻探范围。在公路北面做了3个孔的钻探，小河西面做了5个孔的钻探。结果，在公路北面的钻孔中均未发现明显的文化层；在小河西面的中段2个钻孔的相似深度中也发现了类似原厂区范围内的相似文化堆积。
机器钻探调查第三阶段，对所有400米左右的钻芯进行分类观察、处理和堆积性状记录。同时，“全新世极端气候事件与稻作农业起源和人类适应”课题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吕厚远教授的研究团队来井头山遗址现场采集主要钻孔的土样。
调查结果显示：井头山遗址主体位于原厂区范围内的中部偏东的位置，处于海拔72米的井头山东南面山坡下方一个埋深地下6米的下伏小山丘东坡下，文化层分布北界约止于61省道，南界止于地下小山丘的南坡中段，南北长约150米，西界处在地下小山丘的顶坡下，东界处在坡下较深处，堆积分布东西宽约50米。
文化堆积最浅处距现代水田面近6米，最深处距现水田面10米左右。文化堆积最大厚度在180厘米左右，多数文化堆积在50厘米～100厘米，呈近南北向长条状叠压于地下小山坡的中段。文化堆积大体可分3到4个小层，包含物的具体构成有明显区别：上部小层含少量贝壳和植物碎屑；中部小层，夹杂密集的各类贝壳遗存，少植物碎屑；下部地层少贝壳，但多植物碎屑。在现代小河西南面地块，钻探中发现的南北向地下小山丘的西坡下深7米～8米处，也发现分布有类似东坡下的文化堆积，暂不计入该遗址的面积数值。
之后，鉴于该遗址文化层埋藏的超常规深度（距现地表9米左右），以及文化层上面覆盖的海相沉积层的不稳定性，从考古发掘实施过程的安全性考虑，决定发掘前必须先采取发掘基坑的安全围护措施。于2018年1月进行了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基坑围护施工工程招标。
（孙国平 郑云飞 黄渭金）
【湖州市南浔区树下兜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6年12月；2017年2～8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为配合湖州南浔“三高”连接线工程（连接申苏浙皖、申嘉湖、练杭3条东西向高速公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6年8月对南浔树下兜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钻探，2016年12月和2017年2～8月开始正式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
树下兜遗址位于湖州市南浔区马腰村树下兜小组，遗址堆积厚度约2.5米～3.5米，年代包括马家浜、良渚、马桥、唐宋、明清时期，揭露出明清路基1段；宋代墓葬2座，水井2口，石墙基1段，灰坑4个，灰沟5条，窖坑1个；马桥时期灰坑60个，灰沟4条；良渚文化墓葬2座，马家浜文化灰坑2个。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一处良渚时期的台地，保存面积不大，约250平方米，台地上仅发现了2座良渚文化中期的墓葬，无其他遗迹类型。马桥时期继续沿用该台地，并利用台地周边的低洼地倾倒生活废弃物，围绕土台发现了比较丰富的马桥时期的遗迹、遗物。在遗址南部较低位置，还发现了少量马家浜文化的灰坑。由于发掘面积有限，遗址东部和北部的情况尚不清楚。
（孙瀚龙）
【宁波市奉化区下王渡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0月～2018年2月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下王渡遗址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方城镇下王渡村，此次是对下王渡遗址Ⅱ期的抢救性发掘工作。Ⅱ期项目共1000平方米，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分为三个发掘区，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发掘区Ⅱ、Ⅲ的考古工作，面积为500平方米。
下王渡遗址主体为良渚文化时期的生活堆积。中国人民大学发掘区的地层堆积分为八层：第①层为现代耕土，第②层为宋元时期文化层，第③层为周代文化层，第④层相当于良渚中晚期文化层，第⑤层相当于良渚早期文化层，第⑥层相当于河姆渡晚期文化层，第⑦、⑧层及以下为海相沉积层。发掘清理各个时期灰坑5个、墓葬4座、灰沟2条。
河姆渡晚期的遗迹为H9、H10、H11、H13，出土有泥质黑皮陶豆、船桨和木器残件等。河姆渡晚期出土一件石犁首，遗物主要有鼎、豆、盘口绳纹釜、垫圈、罐等。良渚时期的遗迹为M1、M2、M3、M4和G4，墓葬内均不见人骨，出土有石锛、石纺轮、玉坠、泥质黑皮陶豆和夹砂陶釜等。G4无出土物。良渚时期出土石器种类丰富，有农业生产工具石犁首，狩猎工具石箭镞，手工业工具石锛、石刀、石楔、石凿和石纺轮。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较多，夹炭夹砂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黑皮陶和泥质黑陶较少。器形包括鼎、豆、绳纹釜、盆、罐、圈足盘、钵、支脚、器盖、甗等。其中夹砂红陶鼎的鼎足有T形鼎足和弧边扁鼎足两类，均饰有纵向刻划纹。商周时期的遗迹为H2、G2，H2出土陶罐残件。G2无出土物。商周时期的遗物有原始瓷碗和大量印纹硬陶片等。宋元时期只有文化层，未见遗迹单位，遗物为少量青瓷片。
下王渡遗址的发掘，丰富了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内涵，为研究两个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批实物资料，同时对于研究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的价值。
（王爱梅）
【海宁市达泽庙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2～6月；2017年12月～2018年1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达泽庙遗址位于海宁市马桥街道先锋社区达泽庙自然村，为配合太湖南排工程，2017年达泽庙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揭露面积1100平方米。
2016年进行的第二次发掘自西向东揭露了工程涉及区域的西部和中部，此次发掘区系第二次发掘未能开挖的部分（民宅及通道），因房屋拆除得以发掘，由此将第二次发掘区连成一个整体。所见地层依次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堆积，共清理崧泽文化墓葬12座、灰坑27个、井2口，良渚文化墓葬24座、灰坑7个，马桥文化灰坑2个，战国灰坑5个，另有宋墓1座。出土各类编号器物213件。
史前墓地是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36座崧泽及良渚墓葬出土了169件各类随葬品。墓地位于两个土台及扩展区域，分三组成群分布，头向均朝南，唯M36的东南角有一个埋设夹砂缸的坑。墓坑长1.7米～2.7米，宽0.6米～1.2米，随葬品1～14件不等，有2座无任何遗物。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器形有鼎、豆、罐、盆、簋、双鼻壶、宽把杯、纺轮等；玉器数量较少，材质以叶蜡石居多，器形有锥形饰、珠串、刀、坠饰、隧孔珠等，其中M36的珠串由74颗微型的叶蜡石珠子串成；石器只在少数墓中出土，器形多为石钺，偶见石镞，唯M49出土4件石钺。遗物显示这片墓地从崧泽文化晚期开始，基本延续至良渚文化晚期，表明在此期间一直有先民栖居于此。墓葬规格较为一般，但在T0606表土中发现一块残玉璧，H77内出土一件精美的坠饰，回顾1990年第一次发掘出土的龙首纹玉牌饰，不排除遗址区曾有过高等级墓葬。
此次发掘区仅为工程所涉史前聚落的一个局部，工程线路东部尚有数户农家未解决搬迁问题，发掘工作部分受阻。
（赵晔）
【宁波市北仑区大榭新石器商周及宋元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3～9月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上海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南京大学
大榭遗址位于宁波市北仑区大榭岛，此次为Ⅱ期抢救性发掘工作，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面积共3000平方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上海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共同承担具体发掘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承担的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位于Ⅱ期发掘区的北部。
大榭遗址主体为宋元时期生活堆积、商周时期生活堆积、钱山漾时期生活堆积和良渚时期生活堆积。中国人民大学发掘区内地层堆积划分为5层：第①层为表土层；第②层为宋元时期文化层；第③层为商周时期文化层；第④层为钱山漾时期文化层；第⑤层为良渚时期文化层。考古发掘中共发现遗迹现象23个（组），其中宋代遗迹6个（组）；东周时期遗迹11个（组）；钱山漾时期遗迹2个；良渚时期遗迹4组。发掘区内共出土遗物686件。
良渚时期主要出土夹砂陶片、石器残件、动物骨骼等遗物，遗迹有树洞四组T0910d1、T0913d1-d2、T1009d1-d5、T1109d1-d8。钱山漾时期主要出土夹砂红陶、贝壳、动物骨骼等遗物，遗迹有红烧土堆积st8、st10。商周时期主要出土印纹硬陶片和原始瓷器，遗迹有G6，树洞一组d1-d6，H68、H70、H71、H72、H73、H74、H75、H76，陶片堆积TP4-TP11，出土印纹硬陶片和原始瓷器等。宋元时期主要出土大量龙泉窑、泰顺窑等瓷器小件，遗迹有G3、G4、G5、H69、石墙两组，出土青瓷碗、韩瓶等。
大榭Ⅱ期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大榭遗址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进一步明确钱山漾时期土台部分边缘区域，出土的大量瓷器为研究大榭岛宋元时期文化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汪海伦）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2月～2018年1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物保护管理所
良渚古城城内2017年度的主动发掘项目主要包括钟家港、池中寺等遗址。
钟家港分为中段、南段补充发掘和北段及北段西扩部分三个发掘区，共揭露4000平方米。经过发掘，基本明确了此区域莫角山东北坡存在四个阶段的堆筑过程，邻近的钟家港中段古河道的堆积与台地的堆筑层相对应，尤为重要的是其中第一阶段的河道内堆积中出土了相对较多的良渚早期偏晚阶段的陶器、石器等，该层堆积叠压莫角山东坡堆筑土，由此首次从地层学和sup14C测年证实莫角山始筑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后，大致与反山、水利系统等同时。钟家港北段及北段西扩部分发掘区和钟家港南段补充发掘区分别发掘了1800平方米和1400平方米，通过发掘，明确了河道的废弃过程，发现至少三个阶段的河岸扩建和废弃过程，获得了一大批陶器、石器等遗物，均属良渚文化晚期前段，对隔梁中各层进行全淘洗，获得一批动植物遗存、陶器、石器等各类遗物。
同时对位于莫角山南部、皇坟山和桑树头之间的池中寺台地进行了大规模揭露和和局部解剖，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发现3座良渚晚期的房基土台。通过勘探和试掘确认台地堆筑土下分布有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炭化稻谷堆积，初步估算含有20多万斤炭化稻谷，由此可知古城城内的稻谷储存量相当可观。同时通过对池中寺外围的勘探确认池中寺东部为人工堆筑堤形成的大型蓄水池。
为配合瑶山申遗展示工程，受良渚管委会的委托，我们对瑶山顶部进行清理，并对清理出的祭坛、石磡、墓葬、灰土沟等遗迹进行了整体航拍、测量定位河三维扫描工作，并获取了灰土沟及部分墓葬内填土土样。通过试掘获知了祭坛的东边界，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约19米，是利用山体基岩整平并局部堆垫黄土而成。此次考古清理为瑶山遗址的复原展示和申遗工作提供了精确翔实的考古资料。
（刘斌 王宁远 陈明辉 王永磊 朱雪菲）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遗址外围水利系统遗存】
发掘时间：2017年3月～2018年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该项目属于良渚大遗址考古项目。2017年3月国家文物局决定将整个良渚水利系统纳入良渚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范围，需要对水利系统的若干问题作出研究。2017年度实际完成工作内容如下：
一 蜜蜂垄
蜜蜂垄是高坝西组最西侧的坝体。2000年201省道扩建时，曾被认为是春秋战国墓葬进行过发掘。对坝体结构和遗迹年代等未进行详细研究。此次发掘原定目标是对残余坝体及库区进行探沟解剖，获得结构认识和测年样本，进行工程和环境分析。2017年9月开始，在北部布设贯穿坝体的东西向长探沟，南侧靠近山体的位置布置探方，清理面积600平方米。通过发掘对于坝体的结构、工艺和材料有了新的认识，明确了坝体边界，发现了叠压在坝边之上的库区淤积层。清理了坝底基槽和上部堆筑土，发现坝体基槽开凿在基岩上，槽内以一种较细的黄褐色沉积土填筑、上部铺筑青灰色淤泥作为心墙，再外部覆盖山体黄色土。靠近迎水面位置边坡有少量草裹泥。南侧靠近山体的探方发现一处贯穿坝体的沟状遗迹，推测可能是水坝取水口。沟口宽度约4米～5米，沟内有明显的流水形成的逐层堆积的迹象，目前尚未清理到底。沟内还发现若干朽木，可能与沟西边护岸设施相关。沟南侧直接接到山体基岩，可能经过修整。沟底接近坝底高程，应该不是溢洪道。推测此小沟可能用于取水，当要蓄水时可以堆填草裹泥等材料，沟宽较小，且一侧为基岩，有利于迅速堵口，防止侵蚀渗漏。
二 黄路头
良渚遗址北侧大遮山南麓有一条南北向高垄，从石岭村—翁家头—甪窦湾向南延伸，穿过今东苕溪，连接良渚古城的反山姜家山和桑树头墓地，并与古城西南角的凤山连接。黄路头位于该高垄的北段。因建设水渠驳岸，沿渠道边缘进行了清理。2016年清理了南部区域，发现崧泽晚期—良渚墓葬12座，2017年北部区域苗木赔偿完成，故从2017年7月至年底发掘550平方米，清理墓葬13座，并发现周边建筑遗迹，显示为一处崧泽晚期到良渚时期的聚落遗址。此高垄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为塘山东段和中段的分界线，从遗址分布来看，高垄以东遗址有200多处，高垄以西除了坝体之外几乎没有遗址。因此应是与良渚水利系统相关的一个结构。通过黄路头发掘可知，这条高垄在崧泽晚期开始由人工堆筑形成。在建设良渚城墙时，高垄被北墙和西墙的内外城河截断，成为城内的贵族墓葬区。因此黄路头的发掘对了解塘山的结构和良渚古城区域早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三 奇鹤村燕子窝
高坝分东西两组，中间的奇鹤村山谷以往未发现坝体，之前推测此区域或可能也有坝体遭到破坏，故2017年7月开始对此区域进行全面勘探，并根据遥感资料对地形较高的坝体疑似区域进行试掘，面积70平方米。发掘至2017年8月结束，证实此处高地是形成于历史时期的建筑基址，无良渚时期堆积，此谷口在当时应该是开放的，分析显示西组高坝的溢洪道可能流入此山谷。
四 溢洪道的发现与试掘
为配合申遗，需对水利系统的结构功能进行解读。我们使用GIS软件制作数字高程模型进行可能的溢洪道的寻找。根据复原的坝高，分别将低于该高程0.5米、1米、1.5米的高程进行高反差颜色的设置，结果在东西两组高坝库区的东侧，都发现了疑似的溢洪道位置。其中东组坝体溢洪道位于猫尾巴山和鸡笼山之间的自然隘口，宽度约10米，勘探显示该隘口底部为基岩，最大高程28.7米。据水利专家分析良渚时期利用自然山体修整作为溢洪道的可能性很高。目前正对该位置进行探沟试掘，面积80平方米。
综上所述，2017年度共发掘1300平方米，发现溢洪道、取水口重要线索，为水坝结构和库区堆积等研究提供重要材料。黄路头的发掘形成对南北高垄的认识，有助于了解塘山遗址的结构功能，并对古城系统历时性变化产生新的认识，为良渚申遗提供重要的考古学支撑。
（王宁远 范畴 朱雪菲 闫凯凯 李博 陈欢乐 葛建良）
【海宁市伊家桥新石器时代及唐宋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7月1日～11月15日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为配合浙江美大实业公司厨电工程项目，2017年对海宁伊家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200平方米。浙江省第二届田野考古培训班的8名学员参加了后期发掘。
遗址位于海宁市马桥街道柏士村新丰组，1989年因取土被发现，2009年列为海宁市文保点。遗址上原有现代民宅，2010年房屋拆迁，遗址南部的小河弹花浜被拓宽取直，破坏了部分遗址本体。当年10月，省考古所派人对河道拓宽地带开挖了两条探沟，揭示的良渚文化堆积不足0.5米，清理良渚文化墓葬1座。2017年5月，海宁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再次对遗址进行钻探调查，确认遗址保存面积2000余平方米。
此次发掘将遗址主体全部揭露，文化层堆积厚度0.2米～2.5米，主要为良渚文化和唐宋时期两个阶段的堆积，共清理良渚文化灰坑27个、灰沟3条、井2口，唐宋时期墓葬6座、灰坑16个、灰沟10条、井4口，另有明清时期灰沟1条。
良渚文化遗存围绕西南部一个人工台地呈扇形分布，台地上残存柱坑等居住遗迹，东侧一水井（J6）内出土一件完整陶罐。外围有一条由西北至东南斜跨遗址的大灰沟（G3），沟宽1.9米～3.6米，深0.6米～0.8米，沟壁坑洼不平，底部有较多长方形的凹坑；沟内局部出土陶片较多，石器皆零星出土，器形有锛、镞、刀、砺石等。唐宋时期遗存主要分布于G3区域两侧，其中墓葬散布于中段，方向均不一致。M3人骨架保存完好，随葬品仅1件瓷碗。M4葬具保存较好，残高30厘米，人骨架基本完整，出土瓷碗和瓷罐各1件。水井皆分布于G3东部南侧，口径1米左右，深约3米，井内有一些砖瓦、瓷器、粗陶、石臼等日用残件，其中J3内出土瓷碗、茶盏、瓷壶、韩瓶、双耳瓷罐、石权、铜钱等11件器物。H22出土一件唐代瓷壶，还掺杂了一支史前时期的玉管。
伊家桥遗址展现了良渚文化和唐宋时期该地区的世俗生活状况。良渚时期的文化特性与附近的达泽庙遗址具有同步相似性，部分遗迹单位内也发现了崧泽晚期的陶片。嘉兴地区基本不具备瓷器生产的条件，唐宋及明清时期来自不同窑口的瓷器，对研究当时的商品贸易具有一定价值。
（赵晔）
【杭州市余杭区玉架山良渚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2月～2018年1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博物馆
玉架山遗址地处余杭东部，西距良渚古城20余千米，因余杭经济开发区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余杭博物馆于2008年10月至2018年1月对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调查与发掘。调查勘探面积总计约1平方千米，发现了由6个相邻的环壕组成的良渚文化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3万余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524座、灰坑25个、建筑遗迹10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文物6000余件（组）。
2017年度发掘基本情况与主要收获：环壕Ⅴ被道路施工破坏后残存约6000平方米，主要是发掘其东半部，发掘面积2700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墓葬25座；对东壕沟、北壕沟和壕沟的东北转角进行了局部清理。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以朝南为主，3座朝北，人骨架保存较差，可分辨的多为仰身直肢葬，叠压打破关系较少；随葬品共约200件（组），每墓2件至28件不等，陶器种类有鼎、豆、罐、缸、尊、盘、盆、簋、纺轮等，其中鼎、豆、罐（或尊）是陶器的基本组合；玉器主要有锥形器、管珠等；石器主要为石钺，有少量石镞和网坠等。
钻探和发掘表明，遗址以方形环壕为主体外围，挖沟筑台。壕沟挖掘于生土面上，宽约3米～4米、深0.8米～1米。
玉架山遗址首次发现了由多个环壕组成的完整的聚落，为我们研究良渚文化社会的组织结构，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及其人口数量，氏族内部和氏族之间的等级差异等都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视野。这种聚落模式不仅是良渚文化的首次发现，也是长江流域史前考古的新发现，是田野考古上的新的突破，对于该地区以及良渚文化以后的考古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楼航 方中华 王建平 姚六珍）
【德清县杨墩良渚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9月～2018年1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
德清杨墩遗址位于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木鱼桥南，西南距良渚古城遗址18千米，海拔2.85米。遗址于20世纪80年代因砖瓦厂取土暴露出厚达2米的深灰色文化层，至90年代，当地开挖鱼塘暴露出大量玉料而遭到盗掘。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此进行试掘，确认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了进一步明确遗址范围、性质及年代等问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首先，对杨墩遗址及遗址北部的中初鸣村、王家里、田板埭等区域进行了调查和勘探。杨墩遗址目前地表多果树和池塘，勘探显示遗址北、东、南部表土及扰土较厚，其下即为生土。遗址西部保存较好，1米以下即为良渚文化层，发现有灰坑、土台等遗迹。中初鸣村位于遗址北部约1500米，采集有良渚文化陶片及玉料。
其次，发掘区位于杨墩遗址中部偏南，共布5米×10米探方9个，发掘面积共450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时期土台2处、灰坑1个。出土较多陶片、玉器和少量石器，陶器可辨器形有鱼鳍形鼎足、“T”字形鼎足、锥状足、侧扁足、袋足鬶等；玉器包括半成品的玉锥形器、遂孔珠及玉料等共50余件；石器包括石锛、石镞等共十余件。文化内涵为良渚文化晚期。
虽然此次没有发现房址等迹象，但是出土的半成品玉器、带加工痕迹的玉料、加工工具等是制玉作坊的重要特征，因此推测杨墩遗址应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一处玉器加工作坊。勘探显示杨墩遗址、中初鸣遗址所在的这一区域可能存在着多处加工和制作玉器的场所，还需进一步的工作进行确认。
（方向明 朱叶菲）
【湖州市毘山新石器及商周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3月～2018年1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遗址位于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毘山村，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7年发现，后经多次调查、发掘。2014年《湖州毘山遗址考古工作规划》列入国家文物局重点课题项目。按照规划内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毘山遗址进行了一系列主动性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为了解毘山南部遗址堆积情况、探索有无大型建筑或城墙，2017年度的发掘集中于毘山南部、大东吴厂区以北，分东、西两区进行，总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50余个，出土小件标本90余件，时代主要属于高祭台类型，少量广富林文化阶段遗存。
广富林文化阶段，发现南北排列的2座土台，土台之间为G4，其各自范围尚未确定。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夹砂黑陶、红褐陶为主，少量泥质灰陶、黑皮陶和粗泥灰陶，可辨器形有侧扁足鼎（有的鼎足足跟内侧有凹窝，足尖有按捺）、折腹豆、圜底盆、圈足盆、有领罐（肩部有刻划三角纹）、袋足鬶、缸等。
高祭台类型阶段的遗存是主体。发现大型建筑遗迹1处、房址4座、沟槽7条、灰坑17个、灰沟3条、灶址1座、柱洞（柱坑）若干。大型建筑遗迹位于西部发掘点，平面呈四边形，方向167.5°，由20条沟槽和100余个柱洞（柱坑）组成，东部边界清晰，其余边界尚未明确。现揭露长26.05米、宽8.15米。解剖发现沟槽底部铺垫有枕木，木柱直接立于枕木之上。房址为地面式，由沟槽和柱洞（柱坑）组成，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大多有隔间，门道多朝南、朝东。房址早期阶段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晚期阶段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未发现明显室内灶址和室外活动面。单体的沟槽平面呈长条状，因发掘面积有限未能揭露全貌，大多应是房址的一部分，只沟槽1例外。沟槽1，东西向延伸，方向91.4°，东部边界清晰，西边界尚不明确。现揭露部分长27.5米、宽0.35米～0.45米。沟槽内靠近南侧有等距分布（30米～40厘米）的直径约10米～15厘米的小柱洞，推测其可能为一围栏遗迹。灰沟体量较大，如G1，平面呈喇叭状，东西向，西边窄东边宽。揭露部分长14米、宽7.1米～16.05米、最深1.5米，沟内堆积共有10层。这一阶段的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三足盘、印纹硬陶罐和原始瓷豆等；铜器出土4件，2件青铜矛，1件铜铙残件，1件铜镞。
另外，西部发掘点还发现有烧土堆积和夯土痕迹，分布范围和性质不明，需进一步做工作。
综上所述，2017年度的考古发掘丰富了毘山遗址的文化内涵，首次明确发现了广富林文化阶段的堆积单元，也增添了浙北地区商周时期遗存分期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新发现的大型建筑遗迹、房址、沟槽以及铜矛、铜铙等遗存对于研究商周时期毘山遗址的聚落布局结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闫凯凯 罗汝鹏 刘建安）
【安吉县龙山107号东周墓】
发掘时间：2017年1月1日～11月12日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
龙山墓群位于安吉县递铺街道古城村，与安吉古城遗址仅隔一座海拔100米左右的九龙山余脉。在不足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共有地表隆起的土墩268座，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地带和山脊线上。2013年，龙山墓群和安吉古城合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山107号古墓葬位于墓群中部，当地俗称“八亩墩”，与“九亩墩”隔水相望。2011年、2014年先后两次遭严重盗掘，2016年3月，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抢救性发掘。
整个八亩墩由外到内共分为三重结构，是一个要素齐整的贵族墓园。最外是一周人工挖掘的规整隍壕，隍壕平面为转角规整的长方形，壕内部分东西长182米，南北宽115米，面积2万余平方米，壕宽约21米。壕内有两周共30座地面隆起的小型土墩，土墩平面多呈圆形馒首状，直径10米～20米，高1米～2米，两两对称分布。107号墩位于整个墓园中心的小山之巅，墓顶海拔高度41.8米，与山脚地面相对高度约20米。土墩整体呈东西向长方形覆斗状，顶部平整，四周边壁整齐陡直。土墩底脚平面东西长56米，南北宽约30米，顶部平面东西长28米，南北宽12米，高8米。
2016年11月正式开始发掘，截至2017年底，已完成所有外围土墩的发掘，共清理春秋战国之交的墓葬29座，另有2座明代砖室墓，1座由砖石垒建墙基的晚期房址，1处性质不明的晚期砖结构遗迹。
主墓周边土墩均为一墩一墓，墓葬位于土墩中心，除D109M1为南北向小型石室墓外，其余均为竖穴土坑墓。其营建过程为：首先在平地向上堆筑一个顶面平整的土墩，再在堆墩的中心挖掘竖穴墓坑，埋葬完成后，再将原土回填并加筑封土，进而完成整个土墩的堆筑。
28座竖穴墓坑均呈东西向长方形，长2.7米～4.91米、宽1.4米～2.72米，深0.6米～1.93米，墓坑普遍较浅，均不挖至生土。由于选用挖墓坑的熟土回填，墓坑边壁普遍不清晰。其中21座墓葬在墓坑一端发现斜坡墓道，19座墓葬底部发现用单层块石铺垫的长方形石床。除各墩中心的墓葬外，在D109M1、D115M1、D117M1、D118M1、D119M1、D120M1、D139M1的外围还发现了专门摆放器物的器物坑或器物组。
由于墓葬多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不同程度的盗掘，墓内随葬品组合大多已不完整。明确未遭盗扰的墓葬共8座，随葬品数量8～20件不等，以13件左右居多。连同墓外器物坑出土器物，整个发掘已出土器物260件，器物种类包括印纹陶坛、罐，原始瓷盖碗、杯、盘，泥质陶盆、盘、壶、鬲、盉、罐、豆、纺轮，夹砂陶鼎、鬲、三足盘、器座，3座墓葬出土了长条形石器。D117Q1及D132M1两个单元出土了非越文化因素的陶鬲。
D109M1是唯一的一座石室墓，石室位于土墩中部的长方形浅坑内，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2.7米、宽1.5米、深0.85米，墓向340°。墓室东、西、北壁均用小块石垒砌，南端有与墓室顺向的平底墓道，墓道两侧也用块石垒叠。石室底部残存3件印纹硬陶器残件、2片泥质陶片。石室西北部，距离石室北端约1.2米处，有一个东西向长条形土坑，坑长2.7米、宽0.8米、深0.4米，坑内发现器物6件，包括5件印纹硬陶罐和盖在罐口上的泥质陶盆。
D111M1，东西向“甲”字形竖穴土坑墓，总长9.75米，由墓室和墓道两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口大于底，墓口长4.91米、宽2.66米～2.72米，墓底长4.51米、宽2.27米～2.31米，深1.6米～1.93米，墓室西端正中墓道长4.84米、宽1.24米～1.7米，墓向271°。墓室底部可见东西向长方形棺椁痕迹。墓内随葬器物20件，主要集中在椁内东端，3件位于椁内西端和棺内，器物种类包括印纹硬陶罐、带盖原始瓷盅式碗、泥质陶盆、纺轮、长条形石器及4颗细小的石珠。
D125M1，东西向“甲”字形竖穴土坑墓，总长5.15米，其中墓室长3.95米、宽1.62米～1.64米，位于西端的墓道长1.2米、宽0.9米，墓深0.8米，墓向273°。墓室底部有用大块扁平块石铺垫而成的长方形石床。随葬品共14件，其中泥质陶盆、壶各1件位于石床西部北侧，1件长条形石器位于石床中部，其余11件随葬品集中堆放在墓室后端，器物种类包括印纹陶罐、原始瓷盅式碗、原始瓷杯、泥质陶盆等。
安吉龙山八亩墩是安吉古城外围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也是形制最为完整的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园。尤其是围绕主墓的两圈小型土墩，墩内墓葬营建方式相同，形制相近，朝向统一，墓内出土遗物的时代面貌也难以区分早晚。体现出墓园整体规划的统一性，墓葬形制和时代的一致性。八亩墩外围的隍壕是继印山越王陵之后，浙江省发现的第二个墓例，隍壕平面形制规整，只是规模与印山大墓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围绕主墓的土墩均分布在隍壕围绕的墓园范围内，与中心主墓必然存在紧密的关联。
从土墩及墩内墓葬的文化因素分析，先营建土墩再挖浅坑埋墓的做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较为多见的，墓底用块石铺垫石床也与越地常见的石床型土墩墓极为相似，是传统土墩墓文化因素的延续。墓内随葬品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主，器形和纹饰也与同时期越墓中所出完全一致。但与典型的越墓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墓内多伴出数量较多的泥质陶及夹砂陶器，尤其是D117Q1和D132M1出土的袋足鬲，显然与越文化无关。多座墓葬中出土的泥质陶乳丁足小壶，多见于吴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如江宁陶吴土墩墓、苏州新庄遗址、丹徒北山顶殉人墓等。
安吉龙山107号古墓葬的发掘不仅仅是一座贵族墓葬的发掘，更是一个贵族墓园的完整揭露，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园制度的典型样本。墓葬的时代与安吉古城的早期阶段基本对应，该墓园的发掘对安吉古城的性质、文化属性、历史定位等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黄昊德 游晓蕾 汪飞英 田正标）
【长兴县碧岩寺东周至明清时期墓群】
发掘时间：2017年3～1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
长兴县碧岩村土墩墓葬群考古发掘为配合基建考古项目，2016年3月起，为配合长兴图影太湖度假区管委会“龙之梦”大型项目的开发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长兴县博物馆对长兴县碧岩村土墩墓葬群展开考古调查和发掘。因为墓地规模宏大，分I、Ⅱ、Ⅲ三个区域进行发掘。
Ⅰ区：共探明18个土墩，清理了63座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共45座；另有少量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和长方形竖穴石框墓、石床墓。多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出土大量陶器、铜器、铁器等，器形有罍、弦纹罐、壶、盆、铁剑、铜镜等。
Ⅱ区：发掘土墩58处，清理墓葬245座，出土器物3072件（组）。墓葬年代几乎涵盖自春秋到明清的多数年代，其中以汉墓为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以石床型土墩墓数量较多，少量的平地掩埋型土墩墓、石室土墩墓，其中石室墓受扰较严重。西汉时期有土坑墓、土坑木椁墓、土坑砖椁墓、土坑石框石床墓等。东汉时期土坑墓和砖室墓并存，其中砖室墓大多受扰，六朝至明清基本大都是砖室墓且受扰严重，宋代有少量土坑墓。
Ⅲ区：共发掘土墩20座，清理商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墩墓7座，两汉时期的土坑墓、砖室墓80多座，明清时期的砖室墓4座及1座窑炉遗迹。出土随葬器物100多件。
长兴县碧岩村土墩墓葬群范围大，大型土墩多为一墩多墓，一些土墩埋葬关系复杂，墓葬类型多样。但发现的春秋战国墓葬至汉代墓葬多为中小型墓葬，多为平民墓葬。目前发现的较大型土墩，也都是一墩多墓的存在，从出土随葬品看，应是小型家族或世家的家族墓葬。大量的墓葬对我们认识浙北地区自商周以来，历经两汉，直至宋明时期的丧葬习俗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徐军 孟国平 马竹山）
【安吉古城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8月16日～1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安吉古城遗址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古城村西北部。遗址南依龙山，西邻白石山，城址西侧有沙河，东侧有西苕溪。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址平面略呈方形，城墙为平地堆土筑成，整体保存较好，墙宽约23米，现存高度3米～6米。城内面积约33万平方米，包括护城河在内总面积40余万平方米。
2013年，对城址进行详细的考古勘探，发现古河道12条，主要分布于城内中部、北部。尤其是在城内中心偏北部，发现了四周有河道围护的长方形官署建筑区。
为了明确城内古河道的堆积性质及时代，了解官署建筑区的建筑时代及平面布局，2017年度联合考古队对城址内圈河道的南侧中部缺口进行发掘，面积950平方米。
发掘区域内发现三层文化堆积，第①、②层为明清及近现代堆积，第③层黄褐色黏土层含较多夹砂灰陶、夹砂红褐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城址同时期的地层堆积。该年度共发现灰坑29个、灰沟3条、建筑台基1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瓦砾堆积1处。遗存主要为三国、两晋时期。出土数量较多的瓦当、铭文砖、陶器、瓷器等。
发现大型夯土台基一座（TJ001），平面近方形，边长十余米，厚约0.5米。台基用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在台基表面发现有两个疑似柱坑的遗迹，台基表面上发现了东吴时期人面纹瓦当，台基周围有大量瓦砾堆积，疑为建筑废弃堆积。
发现灰沟3条。其中G001与台基TJ001基本同时，开口在第②层下，主要分布在T3527N、T3528N、T3226N、T3227N、T3131E、T3031E等探方中。在T3527N中，G001开口距地表深0.4米～0.5米，沟底宽约4米，深1米～1.35米，沟内堆积自上而下可分四层。各层中均包含大量夹砂陶、泥质陶、印纹硬陶、青瓷器等；各层出土的小件器物有瓦当、文字砖、青瓷碗、陶盆、陶纺轮、陶器座等。
发掘灰坑29个，以H008和H020为例。H008位于T3431N北隔梁中，开口在第①层下，打破TJ001，被H006打破，开口距地表0.23米。坑口近圆形，弧壁圜底，口径0.68米～0.88米，坑深0.16米。坑内堆积为灰黑色沙质黏土，夹杂有大量的红烧土颗粒、炭屑。遗物主要为夹砂灰陶或红陶、印纹硬陶、青瓷片等，坑底发现贴底分布的瓦片、陶片和可复原的青瓷罐1件。H020位于T3527中，被G001打破，打破生土，开口距地表0.64米。坑口平面近圆形，弧壁圜底，口径0.98米～1.02米，坑深0.84米。坑内堆积分三层，各层中均包含有夹砂陶、泥质陶、印纹硬陶片。
2017年度安吉古城遗址发掘所获遗存主要为汉代至两晋时期，发现少量战国时期遗存。出土遗物以板瓦、筒瓦、瓦当等瓦件为主，共出土各类小件器物74件，包括铜器、铁器、原始瓷器、陶器等。通过该年度的发掘，初步了解了发掘区域内夯土基址的分布及内圈环河的走向，基本明确了官署建筑区南侧缺口为三国两晋时期形成的小的封闭区域，包括大型夯土基址、生活有关的灰坑、水井等遗存，夯土基址周边有独立的河道围护。该年度的发掘，对于了解城址的平面布局，研究六朝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结构，开展区域内城址结构、建筑布局的综合研究，乃至探索历史时期大型土遗址的展示和保护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昊德 李晓健 林森）
【永嘉县坦头唐代瓯窑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5～1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永嘉县文物馆
坦头窑址位于温州市永嘉县三江街道龙下村，这里是楠溪江入瓯江口，也是瓯窑的重要分布区。
此次发掘发现了窑炉一座和灰坑等作坊遗址，出土大量的瓷片标本。龙窑沿山而筑，保存基本完整。
窑业废品堆积主要在窑炉前端两侧的下坡低地区，出土物以各种类型的碗为主，其次是壶、罐、钵、盆、粉盒、碟、灯盏、盏、碾轮，窑具有匣钵、垫具与间隔具等。出土的青瓷产品质量上乘：胎质细腻，呈灰白色；釉色极佳，以淡青釉为主，玻璃质感强，釉面晶莹。基本为素面，少量的细线划花与褐彩装饰。地层中发现了“大中”的纪年，时代为唐代中晚期。
坦头窑址是瓯窑的重要窑场。瓯窑是浙江乃至国内的重要窑场之一，也是最早出现在文献中的窑场，晋杜毓在《荈赋》中曾写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东瓯即今永嘉一带。
坦头窑址的发掘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首次完整揭露唐代瓯窑窑场。理清了窑场的基本布局、窑炉的完整结构等窑业基本信息。
第二，首次较全面地揭露了唐代瓯窑产品的基本面貌与特征。胎釉质量上乘，面貌上以浅白的胎体上施以各种彩绘瓷为最具特征，在国内同时期的窑业中独树一帜。
第三，首次在窑址中发现纪年标本，为唐代晚期瓯窑产品确立年代标尺。
第四，首次发现唐代“官作”字样：一件匣钵上发现“奉王监”三个字和一件瓷碗上“官作碗”等多个字样。这为整个唐代窑业管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张馨月）
【慈溪市后司岙晚唐至宋代窑址】
发掘时间：2017年5～1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为了配合“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同时为窑址群的保护与展示规划编制提供依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后司岙窑址北宋时期堆积进行了考古发掘。
后司岙窑址位于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编号为Y66，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的窑址。发掘面积近900平方米。揭露龙窑炉一座，出土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北宋越窑青瓷精品，同时，在瓷窑址考古发掘方法上也作了诸多尝试。
在考古发掘方法上进行了许多尝试：
第一，整个窑场，包括废品堆积区，均以遗迹的方式进行清理。每一文化层发掘过程中仅剔除泥土，留下所有窑具、窑炉砖块以及各种青瓷产品，再进行三维扫描，重要标本建立三维坐标。第二，以九宫格方法进行标本的清理与采集。由于窑址堆积厚而疏松，发掘一般以10米×10米的规格进行。但大探方发掘会丧失遗物分布的重要信息，因此我们将大探方以九宫格法将整个探方划分成九小格，各自独立采集标本。第三，所有的标本均统计与采集的方法。第四，发掘过程三维化全记录和古代窑场废弃过程的三维化重建。这一发掘与记录过程，对今后考古报告的编写，将带来重大的变化。
后司岙窑址本身的发掘也收获巨大，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北宋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艺，秘色瓷的产品种类丰富，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盂、盏托等。
后司岙窑址北宋地层出土的秘色瓷产品，与北宋皇陵、辽祖陵出土的秘色瓷特征相同，可以确定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多数秘色瓷器当为该窑址的产品。
（郑建明）
【嘉兴子城古城址】
发掘时间：2017年2～1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市文物保护所
嘉兴子城遗址，是嘉兴自五代天福五年（940）升格为州府城市以来的历代衙署（秀州、嘉兴府、路）所在地，素来是浙北的政治中心之一。民国以来，相继作为军队营房和军区医院等机构所在地。子城南门清代谯楼完好保存，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嘉兴的历史文化地标。
2014～2015年，为了子城遗址公园建设的需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嘉兴市文物保护所，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以厘清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基本内涵。子城遗址四至边界清晰，面积约7万平方米：东南西北的北宋城墙遗迹，系夯土城芯，内外包砖，明代以后，城墙逐渐废弃；子城中轴线上，发现成片建筑遗迹，自前而后，依次有宋明时期的甬道、仪门、戒石坊、大堂（设厅）、二堂遗址等；中轴线两侧，经过局部勘探也发现有仓储库房或其他衙署遗迹，大堂西侧发现了吏廊遗迹；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唐宋元明时期的建筑构件、瓷器、碑刻等遗物。
江南地区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子城多居于城市的核心区，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通常很难保留下来。在浙江乃至江南地区而言，州郡一级的城市，唯有嘉兴子城遗址格局完整，保留至今，并且具有全面揭露和展示的条件。通过目前的考古调查勘探，可知子城城墙和城内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具有全面还原中古时期江南子城面貌的基本条件，对研究唐宋江南地区衙署建筑和城市制度具有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郑嘉利）
【慈溪市荷花芯宋代窑址】
发掘时间：2017年2～4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为了配合上林湖越窑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申遗工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15年考古发掘基础上继续对该窑址进行发掘，共布设探方8个，发掘总面积为309平方米。新揭露出包括北宋时期房址3处和匣钵挡墙3道等在内的较为丰富的遗迹。
房址3处，依次编号为F7、F8和F9。F7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该房子保存较差，东壁长2.32米，北壁长6.58米。壁面由M形匣钵排布组成，柱础石位于北壁西部。F8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该房子除西壁、北壁残存外，其余无存，西壁长4.52米，北壁长3.62米。西壁面由钵形匣钵、北壁由平顶直壁小垫柱不规则直线形排列组成。除局部残缺外整体保存良好。匣钵直径最大24厘米，最小约19厘米，高20厘米。垫柱直径10厘米左右，高10厘米。F9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该房子除西壁、北壁残存外，其余破坏严重已不存在，西壁长1.92米，北壁长0.7米。西壁面由钵形匣钵、北壁由平顶直壁小垫柱不规则直线形排列组成。匣钵直径22厘米、高20厘米，垫柱直径10厘米、高10厘米。
匣钵挡墙3处，依次编号为DQ7、DQ8和DQ9。DQ7呈不规则直线形。墙直线距离长13.1米，水平长12.98米，墙壁较规则，有匣钵和匣钵残片相接、填充。墙体为M形大匣钵排列组成，最高层有三个匣钵叠砌而成，除局部少量残缺外保存较为完整，匣钵直径约24厘米，高20厘米。DQ8平面呈不规则直线形，DQ9平面形状呈直线形，二者的建材、工艺，略同于DQ7。
除上述遗迹外，也揭露了北宋晚期的地层堆积，出土大量瓷器、窑具等遗物。但器物组合较为简单，以碗、小盘、杯、盒、灯盏为主，另有少数熏炉、执壶、盏、盏托、钵、罐、碾轮等。胎质较粗，胎色较深，釉面干枯，釉层薄而不甚均匀，凝釉明显。器物装饰基本为素面，仅杯、盒盖类器物上有深弦纹圈装饰及熏炉上有刻划花装饰。装烧方法方面，多数产品为叠烧，其中除同类产品叠烧外，也存在不同产品混合叠烧。从地层中出土匣钵很少，故推测多数产品应为明火裸烧。
（谢西营）
【舟山市定海区顾家路宋代窑址】
发掘时间：2017年9～1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舟山市文物考古保护所
2017年8月底，329国道舟山段改建工程途径白泉镇顾家路和平村，在施工过程中，于该村西南方向的小山坡（村民称“瓶帽山”）上发现了大量瓷片以及一座龙窑遗迹，发现时工程作业已对窑炉本身以及地层堆积造成较大破坏。为避免文物资源遭到建设施工继续破坏，联合考古队对该窑址展开抢救性发掘。
经过现场勘探调查，窑址面积约1100平方米，由于施工建设已对窑址造成一定破坏，实际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分为东西两区，东区采用探沟发掘，布曲尺形探沟一条，东西向长15米，宽3米，南北向长5米，宽2.5米，深度约2米，发掘面积50平米米。西区采用探方法发掘，布10米×10米探方9个，10米×6米探方1个，实际发掘面积950平方米。
此次发掘共清理出窑炉2座、灰坑1个、灰沟1条、瓮棺1个、残建筑单元2处，出土器物包括瓷瓶、瓷盏、瓷碗、瓷罐、灯支座、器盖、瓷壶、垫具等1300余件。
顾家路窑址是舟山境内第一次正式发掘的瓷窑址，此次发掘共发现两座宋代龙窑，产品以瓷瓶、瓷盏等普通瓷器为主，产量、规模较大，烧造时间较长。在东发掘区探沟的最早地层中，还发现了少量青瓷碗，可能是其他窑炉的废弃产品，由此推断该窑址当时的烧造规模可能不止目前发现的两座，或许在发掘区周围形成过一个小型的窑址群。从青瓷碗的发现来看，在该窑址群生产的最初阶段，还烧制过较高级的青瓷产品，由于东部发掘区只进行了探沟式解剖，窑炉遗迹分布在发掘区和施工区以外，因此对其全貌的了解尚不清楚。
在西发掘区内发现的两座龙窑均已残破，Y1残长约38米，宽约1.5米；Y2残长约20米，宽约1米，两者均保留了残存的窑壁、窑床，未发现窑门及其他结构。从地层堆积和器物面貌判断，两者年代十分接近，年代上限不早于南宋，Y1可能略早。
通过观察器物，顾家路窑址的瓷器生产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器物类型和品相质量上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别，早期产品器形较大，釉色品相较好，晚期产品器形较小，釉色不均或不施釉，品质较差。这种转变和差异或许是因为烧制技术的嬗变，或是因为窑工群体的迁移，又或者是产品需求的改变，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究。此次发掘无疑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孙瀚龙）
【绍兴市柯桥区兰若寺宋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6年11月～2017年1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考古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为配合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稽山集团兰若寺水库裸心湖建设项目开展，2016年平水镇政府向浙江省文物局申报考古勘探工作。2016年11月1日始，浙江省文物局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建设规划范围进行考古探勘，至2017年12月底基本确定该区域内应存在一处规模大、等级高的南宋时期墓地（下称兰若寺墓地）。
兰若寺墓地位于平水镇东部青龙山与日铸岭之间的峡谷地区，小地名称皇坟山，墓地距离南宋皇家陵园宋六陵仅6千米。
田野勘探发现兰若寺墓地由风水环境、墓园、坟寺等组成，为配合建设项目开展，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针对墓地的墓园部分进行抢救性发掘。
墓园的选址是典型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模式，具备完整的风水格局，墓园坐北朝南，至少由四级大台地构成，中轴线方向为323°。
根据建筑布局差异，墓园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园区。其中，第一级台地为下园区，第二级至第四级台地为上园区，墓园整体面积至少为12000平方米。
下园区墙体的石砌墙基基本保持完整，构成封闭区域，占地约6000平方米，其间除保存部分神道、东墙南墙交汇处的主要门道遗存以及南墙中段的便门遗存外，其余遗迹基本破坏殆尽。该区域推测可能是与南宋帝陵单独建设的用于日常祭享和守陵人居住的“下宫”具有相似意义的院落建筑区。
上园区建筑遗存保存较好，核心建筑皆为中轴对称，目前已发现殿门、厢房、享殿、庭院、祭台、拜台、阙楼、环墉、内墙、墓穴等遗迹，其中殿门与享殿皆为面阔7间、长度约30米的大型建筑，是目前已知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墓园建筑。核心建筑东侧另有一部分建筑结构简单的小型建筑区，可能为神厨一类的附属建筑分布区。
兰若寺墓地主墓部分与南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特征基本一致。墓室乃同坟异穴、东西并列的两个长方形墓室组成，以砖石混筑墙体、大石板盖顶的方式构筑。墓室被盗严重，通过对盗洞的解剖分析，可知墓室应在宋元之交已经多次被盗掘，同时亦有明显的后期填补、整修痕迹，与历史记载的“妖髡毁墓”颇为契合。
另外，在墓园东侧约200米处暴露出兰若寺寺庙遗迹，从地表采集遗物以及建筑构筑方式看，兰若寺寺庙很可能为墓地赐享的坟寺遗址。
兰若寺墓地的建筑，石材耗费量巨大，存在多种石料，石雕精美，尤以高浮雕构件最为突出。同时，墓园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陶质仿木构建筑构件，与宋六陵遗址采集遗物特征一致，当是严格按照宋代官式建筑营造法式微缩而成。另外，在墓园垫土中还出土了一批建筑构件陶范，另有带有商标类戳印文字的贴塑花砖，结合墓园西侧发现的袖珍陶窑遗迹，应当是论证墓园营建模式的重要资料。
从考古成果分析，兰若寺墓地建于南宋晚期，使用年代下限不晚于元代初年，当是目前已知南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茔园最完整的贵族夫妻合葬墓地，在宋六陵已遭毁坏、布局不清的现状下，兰若寺墓地对于研究南宋墓葬制度、南宋帝陵制度、南宋建筑史、宋元之际历史事件等课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罗汝鹏）
【苍南县明代壮士所城】
发掘时间：2017年10月～2018年1月
工作单位：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苍南县蒲壮所城文物保护管理所
壮士所城亦称雾城或旧城，位于苍南县渔寮乡雾城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考古队对该城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壮士所城自废弃后，遗址的时间基本定格在明代前叶，为后人研究明代海防所城的建置布局，留下了重要的标本。
考古人员首先做了覆盖全城及其周边辐射区的大面积的遥感测绘和田野调查，绘制1∶2000的大比例地形图，建立了三维数据模型。通过测绘和调查，基本明确了壮士所城的轮廓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据此，考古队建立了遗址全范围的电子探方系统，选取壮士所城中心位置的城隍庙东侧地块为主要发掘区，同时在西城和南城做局部解剖，总发掘面积800平方米。
在主发掘区内，发现的遗迹现象包括了房基、道路、窖穴、水井、暗沟和大型排水渠等，均由块石垒砌而成。其中水井、暗沟和排水渠虽因揭露面积较小，结构关系尚不清晰，但已为我们了解城内的水资源配套系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夯土路面的发现，则为研究壮士所城最初的路网格局提供了重要信息。此外，探方内还发现4处长方形石构窖穴，其性质和作用也颇值得关注。
2017年的考古工作，基本实现了课题的初步构想，尤其是城中部的排水系统和道路的发现，为我们深入了解壮士所城的布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因发掘面积有限，许多问题仍有待今后田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也希望通过考古工作，进一步推动壮士所城的保护与展示利用，让壮士所城向公众展示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信息。
（李晖达）
【开化县龙坦明代窑址】
发掘时间：2017年8～12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化县文保所
龙坦窑址位于开化县苏庄镇龙坦村。1982年开化县文物普查小组在野外调查时，首次在龙坦村对面的茶山上发现多处瓷片堆积。1985年10月29日，开化县文管会办公室又对该处做了详细复查，采集了部分标本，并据此初步推断该处为元代始烧的窑址（参见《考古》1995年第8期）。为了进一步探明该窑址的时代、生产面貌及与周边地区，尤其是景德镇地区制瓷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开展此次考古发掘。此次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龙坦窑址考古发掘。第二部分，周边地区窑址及窑业资源调查。其中窑址发掘部分，截止到2017年12月共布设探方7个，总发掘面积为350平方米。周边窑址调查方面，在考古发掘的同时，我们有针对性地对周边地区的窑址及窑业资源分布情况也进行了有益的调查工作。目前已经发现窑址点4处。
此次发掘的收获如下：
首先，揭露出包括龙窑窑炉、储泥坑、澄泥池和匣钵挡墙在内的大量遗迹，为窑址布局与复原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龙窑窑炉位于发掘区中部，编号为Y1，目前揭露出来的长度约15米，宽度约1.8米～2.3米，头南尾西。储泥坑位于发掘区西部，编号为K1，内储藏大量白色瓷土。澄泥池位于发掘区中部偏东，编号为CH1，紧邻窑炉，底部残存有纯净的白色瓷土痕迹。匣钵挡墙两道，编号为DQ1和DQ2，应为分割功能区所致。
其次，揭露出较为丰富的地层堆积，出土了包括瓷器、窑具在内的较为丰富的遗物。瓷器产品类型多样，以釉色来区分，可分为青花瓷、白瓷、紫金釉瓷、蓝釉瓷和青釉瓷五种，尤以青花瓷、紫金釉瓷和蓝釉瓷的质量最优。器形多样，主要有敞口碗、侈口碗、敞口盘、侈口盘、折沿盘、敞口盏、盒、瓶、花盆、高足杯、砚台、执壶、钵、炉、盆托、器盖、罐、擂钵、擂棒、瓷塑等。胎质细腻，釉色纯正。青花纹样装饰多样，有鱼藻纹、莲荷纹、折枝花卉纹、蝴蝶纹等。装烧工艺较高超，为提高产量多采用涩圈叠烧法。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瓷器款识较多，以釉下青花书写。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可见款识有“福”“瑞”“善”“寿”“真”“德”“瑗”“珙”“锪”“进”“白”“岳”“岳”“娘”“上二”“三”“十”“廿二”“三七”“半百”等。窑具多样，包括匣钵、垫饼、垫柱等。
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该窑址产品面貌及年代特征相对集中，基本上可确定为明代中期。证据有二。第一，地层中出土了白釉花盆，内腹有“正德庚午（1510）年造”纪年文字。此外还采集到“成化年造”器物。另外据早期调查资料，据称在窑址附近曾采集到“正德戊寅（1518）□造”器物。第二，与景德镇同时期产品相比较，可对比的材料有明代早中期菲律宾潘达南与圣克鲁兹沉船出水景德镇青花瓷器（参见《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2期）。此外，浙江安吉和德清地区明代墓葬中也出土过类似青花瓷产品（参见《东方博物》2014年第1期；《东方博物》2007年第4期。）
总之，通过此次发掘，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龙坦窑址的年代、产品面貌及技术体系等方面信息。通过对比研究，龙坦窑址具有以下重要价值。
第一，该窑址是浙江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花瓷窑址，时代可达明代正德年间。第二，在以往的认识中，明清时期青花瓷等产品烧造应采用馒头窑，而龙坦窑址揭示出来的明代龙窑遗迹突破了以往认识。第三，该窑址的发掘为我们探究“青花浙料”这一学术问题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目前文献中最早提及青花浙料始见于《明神宗实录》，时间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乙亥，江西矿税太监潘相，以矿撤觖望移住景德镇，上疏请专理窑务。又言，描画瓷器须用土青，惟浙青为上，其余庐陵、永丰、玉山县所处土青颜色浅淡，请变价以进，从之”。其中《明神宗实录》所载为官窑始用青花浙料的年代，相较于民窑则无任何记载，目前学术界尚未对青花浙料进行过相关科技测试。因此，我们拟以此次考古发掘为契机，针对地层出土的瓷片进行理化分析，以期开启并推动该课题的研究。
（谢西营）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