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安新区洞穴遗址中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文化遗物仍以打制的石制品为主，磨制石器、陶器虽有发现，但数量往往较少。打制的石制品仍保留旧石器时代的技术特征，但技术更加成熟，石器修理趋于精细。磨制石器主要见有斧、锛、箭镞等类型。调查所获陶器多为残片，火候较低，胎壁较薄；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陶色多不纯正，以红褐、黄褐、灰褐等色较为常见；纹饰以细绳纹为主，附加堆纹、戳印纹亦较常见；因多较残碎，大多器形莫辨，从已有的少量口沿判断主要为侈口的罐类。由于该区域以往所做考古发掘工作较少，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时空框架尚未确立，对于这些陶器的年代和文化类型尚不十分清楚，有待深入研究，仅大体可知以附加堆纹、戳印纹为主要特点的陶器的主体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贵安新区洞穴遗址中的商周至秦汉时期遗存，打制的石制品少见或基本不见，往往较多发现陶器。调查所获陶器多为残片，火候高低不一，多数显得较高，胎壁往往较厚；陶质仍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少见；陶色多不纯正，灰褐、黄褐陶较为常见；纹饰以中绳纹和粗绳纹为主，方格纹亦较多见；因较残碎，大多器形莫辨。参照周邻地区的考古发现，可以大体确认这些陶器属于商周至秦汉时期，但尚难进行更加仔细的区分。
总体而言，此次调查基本摸清了贵安新区洞穴遗址的分布情况和保存状况，填补了一些区域的空白，充实了一些区域的发现，完善和修正了一些洞穴遗址的信息，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对诸遗址的时代、性质、面貌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有助于今后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限于该区域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开展得还不充分，关于洞穴遗址中文化遗存的时代、内涵、性质等信息，还需做更多的工作。
（张改课 董州 朱梅 杨磊 杨偲）
【榕江县孟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调查】
调查时间：2017年10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榕江县文物局
孟潘遗址位于榕江县古州镇头塘村孟潘（打鱼寨），都柳江北侧的一级台地上。因都柳江中段红岩水库的修建，对其库区的调查时发现，地理坐标北纬25°54′7.28″，东经108°30′50.52″，海拔263米。
遗址距江面高约20米，处在孟潘寨子后面的阶地上，地势较为平坦，台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从遗址北侧断崖处的断面知，遗址堆积厚约3米，可分层，土色有细微差别，主要以黄褐色土为主，内杂极少量的炭屑或烧土颗粒，在其内采集到石制品十余件，主要是打制石器，包括断块、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器的打制痕迹明显，打制技术可见锤击法和砸击法；另采集到一件磨制石器，按形态推测其为磨石，未采集到陶片等遗物。
在孟潘遗址西侧约1.6千米处的板寨，1982年6月曾因砖瓦厂取土制砖在距地表深约1.5米的黏土中出土一批石器，1985年贵州省博物馆对该地进行调查时发现打制石器及细方格纹泥质红陶片，石器主要有斧、镞、矛和穿孔残器。
板寨和孟潘皆处在都柳江两侧冲积回湾处，皆有较大面积的淤积台地，高出江面约15米～20米，地势较平坦，适合人居；从采集到的陶片及石器特征推测，遗址的年代应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该遗址的发现对都柳江史前文化的认识提供了重要资料。
（杨洪 梅承刚）
【凯里市机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调查】
调查时间：2017年3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7年3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凯里环城高速公路北段的文物调查时发现机花遗址，遗址位于凯里市湾溪街道茶坪村河口组，清水江东侧的一级阶地上，地理坐标北纬26°37′37″，东经107°58′42″，海拔545米。
遗址分布呈不规则状，南北最长280米，东西最宽160米，分布面积约3.5万平方米。保存较好处的堆积厚度约2米～3米，堆积可分层，有酱褐色土和黑褐色土等，其内杂少量烧土颗粒和炭屑，在地层中可见少量鹅卵石分布，部分有加工痕迹。在遗址边缘采集到石制品4件，原材料皆就地取材的卵石，打制石器分石片、砍砸器、石杵及石锤各1件，打制技术主要为锤击法加工。
从采集到的石制品特征与天柱及锦屏境内清水江两侧所分布遗址出土石制品比较，在石质的选用，打制技术及石制品种类上皆相似，属同一种文化类型，其时代应大体相当，即机花遗址的年代应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胡昌国）
【习水县黄金湾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汉晋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3～7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物局、习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在2015、2016年度工作的基础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7年3～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文物局、习水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对习水黄金湾遗址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2017年度发掘区域主要位于黄金湾遗址南区中部及北部，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商周、汉晋等不同时期遗迹169处，包括房址8座，灰坑124个、灰沟8条、陶窑1座、墓葬28座，出土大量陶、石、铜、铁、银质文物。汉晋时期遗存是发掘所见最丰富的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和商周时期遗存相对较少。
2017年度发掘所见新石器时代遗迹主要为灰坑，遗物以陶器为主，兼有少量石制品。陶器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陶色以红褐、灰褐、灰等色为主；纹饰以细绳纹、细线纹，以及细绳纹、细线纹交错构成的菱格纹为主，还见有少量附加堆纹、箍带纹等与菱格纹的组合；可辨器形有折沿深腹罐、折沿鼓腹罐、喇叭口高领壶、花边口沿罐、敛口小平底钵、杯等。商周时期遗迹主要为灰坑、灰沟和陶窑；遗物以陶器为主，泥质陶较多见，陶色以灰、灰褐两色为主，素面陶较多，带纹饰者多见中绳纹，可辨器形有高领罐、小平底罐、尖底杯、高柄豆等。总体上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存与2016年度发掘所见面貌基本一致。在汉晋时期遗存方面，遗址南区中部区域房址、灰坑、灶坑、灰沟等遗迹十分丰富，墓葬发现相对较少；出土遗物以建筑材料、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为多，伴出较多汉代钱币；从整体格局及出土文物来看，遗址南区中部区域主体上具有居住区的特征，居住区外围有少量墓葬分布。通过对遗迹、遗物的分布情况分析，确认黄金湾遗址区内存在为目前所见赤水河流域及黔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处汉代聚落遗址，包含有至少一处以上的居住区和三处具有明确规划的墓葬区。
总体而言，黄金湾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既富有地域特色，又与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具有较多的共性；商周时期遗存虽然发现较少，但明显可见十二桥文化的影响；汉代遗存以典型的汉文化因素为主体，并见有较多巴蜀地区文化因素。黄金湾遗址的发掘，充分显示出赤水河作为一条文化、经济、政治通道的重要作用，对于认识赤水河流域和黔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汉晋时期的聚落结构、文化特征、社会风貌，以及构建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左云杰 张改课 许国军）
【铜仁市碧江区新屋商周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9～12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屋遗址位于铜仁市碧江区灯塔办事处柑子冲村新屋组，锦江南岸一级台地上，2009年“三普”调查时发现，2017年9～12月，为配合铜仁市松桃至玉屏城际快速道路建设，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10米×10米探方4个，共400平方米。
发现发掘遗迹有灶、灰坑、窑址、柱洞等28个。出土遗物陶器有平底罐、圈足罐、高领罐、圈足碗、敛口钵、器盖、纺轮、豆柄等；青铜器有青铜剑等；石器有石斧、石球、石锛、石核及磨制、打制石器的半成品等。
小河遗址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为第⑾层至第⒅层，从出土遗物特征看，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第⒅层至第⒄层，陶质陶色以泥质黑皮陶及夹粗砂黄褐、红褐陶为主要特征；器形以高领罐、小平底罐、敛口钵为代表，圈足器较多，其次为平底器，少量器盖；纹饰以弦纹为主，其次为方格纹、绳纹，少量水波纹、瓦楞文。晚期为第⒃层至第⑾层，陶质陶色以泥质灰陶和夹细砂陶为主，泥质黑皮陶基本消失；器形以圈足器为主，平底器减少，不见小平底罐和敛口钵，新出现平折沿侈口罐；纹饰以方格纹、弦纹为主，新出现细线纹和戳印圆圈纹。
虽然早晚两期区别较明显，但是出土遗物具有较多的相似性，文化的延续性较强，比如圈足碗、圈足罐、大平底罐等器形从早期遗址延续到晚期。新屋遗址的发掘对建立锦江流域商周时期的文化发展演变关系，将提供重要的参照意义。
从出土遗物特征推断，该遗址的时代为商周时期。
（李二超 闵凯）
【铜仁市碧江区落箭坪商周至明清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0～12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落箭坪遗址位于铜仁市碧江区灯塔办事处落箭坪村小组靠近锦江南岸的河边阶地上，西距铜仁市区6千米，北距渝怀铁路350米。2009年7～9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铜仁市文物局、江口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在对锦江流域贵州段进行系统的“三普”调查中发现了该遗址。为配合渝怀铁路复线建设，并进一步确认该遗址的堆积、面积、时代及文化属性，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组成了联合考古队于2017年10～12月对落箭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掘区主要位于临近河岸的台地上，按遗址的地形走向共布有探方7个，探沟5条。遗址地层堆积可分为13层，其中①～④层为晚期堆积，④层以下为早期遗存。
早期遗存主要分布在发掘区最西部两个探沟，共发现有1座窑址和3个灰坑，出土遗物主要包括打制石器和陶器。石器都以锦江河滩砾石为原料制作而成，多为打制石器，极少量石器两侧能见有磨制痕迹，加工痕迹不明显，器型主要有刮削器、砍砸器、石锛、石镞、石磨盘等。陶片均为夹砂陶，陶色以灰、黄褐为主，部分带黑皮，可辨器类仅有罐及少量平底器，纹饰可见绳纹、弦纹及二者的组合纹饰。依据出土遗物的特征判断，早期遗存年代应为商周时期。
晚期遗存发现有房址、柱洞、灰坑等遗迹，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括瓷器、粗瓷、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其中青花瓷片数千片，可复原三十余件，主要器形有碗、盘、杯、碟，纹饰较丰富，见有狮子戏球纹、鹭鸶纹、博古纹、法罗纹、莲托八宝、螭龙纹、树石栏杆纹等。根据出土遗物，推测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应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人，年代为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
落箭坪遗址的发掘丰富了锦江流域先秦时期及明清时期遗存的内涵，为我们了解当时人类的生活习俗、文化面貌、锦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文化类型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为下一步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史忞 曾宇 左风英 陈卿）
【遵义市红花岗区皇坟嘴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3～12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粲墓博物馆
遵义，古称播州。始置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唐末为南诏所陷，唐乾符三年（876），从杨端于平南诏入播至“平播之役”，杨氏共传27代30世，对播州世袭统治长达725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在中国西南土司遗址申遗考古工作的基本框架下，从2012～2017年，我们对海龙屯、养马城等关屯遗址，对新蒲土司墓地、团溪雷水堰墓地等进行了系统清理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为了进一步弄清杨粲所在皇坟嘴墓地格局、墓葬的身份，2017年2～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对墓地进行系统清理，取得了重要收获。
皇坟嘴墓地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皇坟嘴，处在湘江主河道的二级台地上，皇坟嘴原称官坟嘴，也称“官坟坝”。该地地理环境优越，湘江河在此萦抱弯环，北来北去，构成杨粲墓三面临江、四面群山拱卫的格局，地势险要，宋代曾建白锦堡治于此，后迁治穆家川后，遂废为墓地。墓地后方为台地，在其上发现上、下两个清代营盘。墓地由杨粲墓（M1）、杨嘉贞墓（M2）、杨炯墓（M3）、杨斌墓（M4）四座土司墓构成。
杨粲墓（M1）于1953年发现，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于1957年对该墓进行过清理发掘，并对墓葬进行原地复建，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在原址建成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系南宋播州安抚使杨粲夫妇合葬墓，是我国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规模最宏大、雕刻最丰富的南宋墓葬，具有唐宋以来高度写实主义传统，被誉为“西南石刻艺术宝库”。
2014年，为配合“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调查项目”的实施，我们对墓地进行系统勘察，并对杨粲墓前三座土司墓进行测绘、拓片、照相等资料收集工作，并将其编号为M2、M3、M4。此次对墓地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弄清了杨粲墓前三座土司墓葬的身份，M2、M3、M4分别为杨氏18世杨嘉贞墓、23世杨炯墓、27世杨斌墓。
皇坟嘴墓地及赵家坝墓地清理发掘，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及意义，通过墓地的发掘及墓主的确定，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年代跨越元至明末，伴随着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至土司管理制度的演进过程，为宋元明考古和土司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周必素）
【遵义市红花岗区赵家坝元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3～12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粲墓博物馆
赵家坝墓地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沙新组大林山山腰平缓地带，当地人称“官坟”，位于皇坟嘴墓地北面，与皇坟嘴墓地隔湘江相望，相距600米。墓地背靠大林山，面向湘江，周围群山环绕。1957年贵州省博物馆在对杨粲墓进行清理时对该墓地M1进行过清理，主要针对女墓室进行清理，墓地于198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为配合“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调查”项目的实施，我们对墓地进行系统勘察，并对墓地进行资料收集工作。墓地由杨忠彦墓、杨元鼎墓和疑似土司夫人墓三座墓构成。经过此次发掘确认，墓地中的M1、M2为播州杨氏第19世土司杨忠彦墓、20世杨元鼎墓、M3为某一代土司夫人墓。
墓地的发掘使确定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增加到5处，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同时发现并确认的元代土司墓葬，为研究播州元代葬俗及丧葬制度提供了直接、可靠的材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完善。
（彭万）
【松桃县干溪村明代壁画墓】
发掘时间：2017年9～12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干溪村壁画墓位于松桃县盘信镇干溪村附近的小山包上，在于2017年6月配合铜仁市松桃至玉屏城际快速道路建设，而展开调查时发现，于同年9月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M1，被盗，墓中遗物无一存留，仅在墓室外部扰土中发现一块青花瓷碗底。
M1由封土、墓道、墓碑、封门、墓室五部分构成，总长7.82米，宽3.12米，深1.36米。封土近圆形，东西长3.5米，南北宽4.5米，残高1.3米，封土东侧有一盗洞，直通墓室；墓道，残存平面形状为“八”字形，长2.06米，宽2.9米～4.54米、深0.94米～0.56米；墓碑，仅存碑座，碑座由两块长方形条石顺排平铺构成，条石上有三个穿孔，用以安放墓碑，但墓碑被毁，现已不存；封门，用长方形砖砌筑，顺砖错缝平铺，部分已经破坏，宽1.8米，残高1.38米；墓室，平面形状呈长方形，长3.06米，宽1.8米，高1.45米～1.65米，墓室内挖有一土圹，长2.58米，宽1.06米～1.1米、深0.2米，在北、西、南三侧形成一个生土二层台，推测用以放置随葬品。墓室顶部为券顶，从墓室两侧壁用长方形砖顺砖错缝平铺起券，墓室顶部外壁覆盖有一层厚5厘米～10厘米的掺和土，质地坚硬，用以加固墓室。在墓室内壁涂有一层厚约1厘米的石灰，在石灰表面绘有壁画。壁画分布于墓室顶部和后壁，墓室顶部壁画保存较好，东西长1.92米～2米，南北弧宽2.2米，壁画用黑色颜料绘制一条四爪的龙，龙身盘屈，穿梭于祥云之间。墓室后壁壁画破坏严重，已模糊不清，宽1.8米，高1.45米。葬具被破坏，仅存散乱棺木，棺木外涂红色和黑色漆，葬式不明。
根据田野调查、墓葬形制、壁画特征等推测，该墓葬为明代。
（李二超）
【余庆县月台高屋基明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5～10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敖溪镇政府
月台高屋基遗址位于余庆县敖溪镇胜利社区东风组，地处乌江支流敖溪河的东岸，总面积不低于10000平方米。2017年5～10月对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通过发掘，发现房屋建筑基础4处，踏道1处，水池1处，沟9条，清理墓葬1座，探明明代围墙约10米。遗址遗迹保存情况虽不甚乐观，但所出之遗物较为丰富，尤以青花瓷器居多，且青花瓷的器形、纹饰题材多样，时代特征鲜明，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还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建筑构件等，共计出土文物标本700余件，其中可修复的器物达百余件。
从遗迹、遗物，结合文献推测，月台高屋基遗址或为余庆长官司的衙署遗址。余庆长官司毛氏作为播州宣慰使司下辖的六大长官司之一，其与播州宣慰司的联系必然十分密切，遗址的发掘将为研究播州土司文化乃至贵州土司文化提供更加细化的材料，为研究宣慰司与长官司之间的互动联系提供新的实物资料，并将开辟播州宣慰司与下属长官司关系研究的先河，使贵州土司研究更加系统、更加全面，同时为余庆县敖溪镇打造“千年土司文化旅游古镇”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许国军 谢长勇）
【遵义市明代播州罗氏土司墓葬及祠堂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8月～2018年2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播州区文物管理所
为配合桂花大道延伸段项目建设，2017年4月7～13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播州区文物管理所组织专业考古队对桂花大道延伸段项目完成考古勘探调查工作；2017年8月14日～2018年2月，联合考古队对桂花大道延伸段道路工程建设用地范围内文物点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古勘探发掘、文物点保护规划工作。
此次工作共涉及发掘大型墓葬11座，其中发掘3座，调查8座。这批墓葬年代在宋元之际至明中晚期，其中4座墓葬墓主身份信息较清晰，即播州罗氏23世罗季明、24世罗友忠、26世罗琛、30世罗缙。
清理遗址3处，即玉堂庙遗址、金山寺遗址、祠堂湾遗址，各处遗址破坏较大，遗存信息量稍小。其中玉堂庙及金山寺在播州罗氏谱书中记载颇详。
此次发掘所涉的遗存多数与播州罗氏土司相关，这也是贵州首次对播州罗氏土司遗存进行系统性的考古发掘，是播州土司考古的重要一步。同时，播州罗氏土司存有清康熙、咸丰两个年代的族谱，谱书中对于罗氏宗庙、祠堂、坟茔、庄宅、田畴等均有极为详细的记录，且可与现存多处遗存相互对应，因此对于深化播州土司社会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韦松恒）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