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0月～2018年1月
工作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剑川县博物馆
剑川海门口遗址位于剑川县甸南镇。为进一步揭示遗址内涵，于2017年开展第五次发掘，总面积1155平方米。
发掘区的地层堆积，厚薄不一，约在0.5米～2米之间。一般而言，第①～④层为近现代地层；第⑤层青灰色砂土层为南诏、大理时期文化层；第⑥层黑色黏土层为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层，其下叠压第一活动面；其下为第⑦层黑色砂土层，叠压于第二活动面之上；其下为第⑧层青灰色黏土层，叠压于第三活动面之上；第三活动面下为第⑨层黑色砂土层，较为纯净，其下为生土。生土面上有较多遗迹，为第四活动面。
共清理墓葬27座、房址8座、灰坑122个、灰沟30条、灶2个、垃圾堆4个、火堆2个、路1条。墓葬均为捡骨二次葬，可分为二期。一期3座，开口于第二活动面下。3墓葬式奇特，头骨排成一列，上下重叠2或3层，头骨之间整齐摆放肢骨。二期24座，打破第二活动面，亦为竖穴土坑墓，但大多数原应有石块砌边，破坏十分严重。
第一活动面上发现房址1座（F1），为地面开挖基槽，基槽内有小柱洞，可能是木骨泥墙的建筑形式；第三活动面上7座，2座为半地穴式（F2、F5），其余为平地起建形式。F2椭圆形，壁面经过烧烤，再于其上铺垫黄土，筑造考究。
在第二、第四活动面上，开口有若干小坑，直径约0.3米～0.45米，里面往往放置1件完整陶器，有的伴出有机质串珠、青铜手镯等。这类坑或有某种特殊功用。
此次发掘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括铜器15件、石器178件、完整或可修复陶器40余件、陶片数万片，另有骨牙角器、木器、有机物串珠等。
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包括：
1.区分出四个活动面，除第四活动面为生土面之外，其余都是人工铺垫，铺垫物多为红烧土及黄土，夹杂黑土。活动面上发现各类遗迹。
2.墓葬分属两个不同时期，早期墓葬形制特别，晚期墓葬可能原为石构墓，尽管保存不好，但对探究滇西地区乃至西南西区石构墓的起源与流变、捡骨二次葬俗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3.发掘地层序列清楚，遗物丰富，可资建立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整个青铜时代的完整陶器编年序列，对认识整个滇西乃至川西南地区古代文化发展演变序列也是有力的参照。
4.此次在河东两个探方的发掘，证实遗址在海尾河东亦有分布，这对遗址范围的确定提供了新信息，为保护范围的修订提供了科学依据。
（赵德云 黎海超 李帅 闵锐）
【大理市青铜时代与南诏时期太和城遗址】
发掘时间：2016年11月～2017年1月
工作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大理市文物管理所
根据《太和城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对2015年勘探中发现的太和城遗址二、三号两处大型建筑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2000平方米。
二号建筑遗存位于太和城遗址内北部凤阳邑村西的山麓缓坡台地上，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勘探时发现此地有大型建筑遗存，命名为9号建筑基址，平面形状略呈方形，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距地表深约1米～1.4米不等。从地层来看，该区域因重复作为稻田和耕地之用，地下遗存破坏严重，至发掘结束时仅清理出应为南诏时期同一建筑遗存的卵石铺筑方形柱础6个、卵石铺筑面1处。南诏时期地层中的出土遗物仅有零星釉陶片、夹砂红陶片等。南诏时期堆积层之下另发现一处青铜时代的残圆形建筑石墙基遗迹，在附近的同一地层中出土青铜钺、青铜镞等各一件。
三号发掘区域位于太和城遗址内南部的缓坡台地上，发掘面积900平方米。勘探时发现有大面积的铺地砖、石柱础分布，命名为1号房址。揭露出的房址南北宽约25米，东西进深约15米，面积约380平方米，坐西面东，面阔五间，室内用砖铺地，房与房之间无墙相隔，正房、厢房通透相连。房址构筑于人工夯筑而成高约0.9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台基上，从房址南侧有另一台基的石挡墙、北侧有另一建筑等来看，南北两侧还各有另一建筑存在；从地层来看，其被包含有南诏有字瓦的瓦砾堆积层覆盖，故其时代应为南诏时期；从出土遗物有残石佛首、青铜鎏金扬枝观音立像及青铜金刚杵等来看，其为宗教建筑的可能性较大。
出土文物主要出土于三号发掘区，有汉晋时期纹饰残墓砖2块、南诏有字残瓦338片、南诏残花纹砖7块、残方砖21块、残绿釉砖2块、残陶鸱吻10件、残红砂石佛首1件、完整青铜鎏金扬枝观音立像1件、青铜金刚杵1件、残绿釉陶瓶2件、残绿釉陶碗1件、残黄釉陶盏1件、残灰陶盏1件、贴金箔夹砂陶片4小块、开元通宝2件、残滴水16件、残瓦当24件等。
发掘揭露出的1号房址大型建筑遗存为研究南诏时期的建筑提供了最新的考古资料。出土的青铜鎏金扬枝观音立像与南诏风格的残石佛首共出，且房址的时代为南诏时期，从而将该类观音像的出现时间提早到了至少是南诏晚期。房址四周还有相关的其他建筑遗存也为下一步在该区域顺藤摸瓜进行考古工作提供了线索。9号建筑基址发现的残圆形建筑石墙基被叠压在南诏文化层之下，从同一地层出有青铜钺、铜镞各一件及零星夹砂红衣红陶片来看，该遗存应为青铜时代，表明青铜时代在太和城遗址区域已有人类的生活居住，这为太和城遗址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
（何金龙）
【文山市小龙青铜时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9～11月
工作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山州文物管理所、文山市文物管理所
墓地位于文山市德厚镇小龙村西南山坡上，德厚河从墓地北边坝区自西向东流过。早些年当地村民曾频繁于墓地所在山坡上采集到诸多如铜凿、铜斧之类的器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6月、2016年5月、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对该墓地进行过三次调勘。
此次发掘是针对该墓地的第一次发掘，在两个区域进行，编号分别为I区和Ⅱ区。其中I区位于墓地南部，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清理墓葬32座；Ⅱ区位于墓地北部，发掘面积700平方米，清理墓葬121座。墓葬均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距地表深为20厘米～60厘米，墓坑长180厘米～230厘米、宽60厘米～110厘米、深100厘米以内，方向均大体呈东西向。墓葬无人骨保留，亦未发现葬具痕迹。出土随葬器物共计252件，按质地分为铜器、陶器和玉石器。铜器以铜戈、铜矛、铜箭镞为多，偶见铜削、铜凿、铜镦、铜扣饰等器物。其中铜戈主要分为双翼戈和有銎戈两类，铜矛多是一种长骹窄叶矛。陶器以一种体型较小、制作粗糙的夹砂褐陶圜底釜为多，结合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可以看到此类陶釜存在由矮扁到高瘦的演变规律，另外偶见陶杯。玉石器数量较少，器形有玉玦、玉管、珠饰等。单个墓葬随葬器物相对较少，组合较为固定，大部分只随葬陶釜，另外则是铜戈、铜矛、铜箭镞这些兵器中某种或多种与陶釜的组合。
发掘的墓葬无论从墓葬规格还是随葬器物的种类、多寡程度均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器物组合的不同可能反映的是墓主性别或社会分工的差异。根据随葬器物的特征，初步判断墓地年代为滇东南青铜文化早期，是文山州已知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墓地。
（万杨）
【昆明市晋宁区上西河石寨山文化及汉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6月
工作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区文物管理所
上西河遗址发掘是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中的一个子项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7年1～6月，对上西河遗址乙区进行了发掘。上西河遗址分为甲、乙和丙三个区域。甲区位于遗址的东部边缘、丙区位于遗址的北部，乙区位于遗址的西部。甲区发掘面积300平方米、丙区发掘面积100平方米，乙区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2016年完成甲区和丙区的发掘工作。2016年度批准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2017年度批准面积为500平方米。
甲区发现了汉代的陶片和瓦片以及红烧土颗粒等，丙区发现了汉代的房屋基址以及灰坑等遗迹，在汉代堆积下面的一条时代更早的沟槽中，发现了纯石寨山文化的陶片，未见晚期陶片，当为石寨山文化时期的沟槽。
乙区主要发现了汉代和石寨山文化时期的干栏式房屋、半地穴式和地面起建的房屋以及灰坑等遗迹现象，汉代的遗迹主要为水井，均为圆形桶状，有用陶和石质材料加固井圈的，也有不做任何加固的。
从出土的陶片的形制变化并结合地层、遗迹关系，上西河遗址乙区，明显分为三期。一期以带流器和器座为代表，二期为典型的石寨山文化时期，以釜、罐等为代表，三期为汉文化时期，本地的陶器群和汉文化的陶器群共生。
上西河遗址无论是汉文化时期还是石寨山文化时期，其聚落均位于现今滇池水面以下，表明无论是汉代还是更早的石寨山文化时期，滇池区域是相对干旱的。
上西河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在滇池冲积平原地区寻找石寨山文化的遗址和古滇国的城址，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石寨山文化（滇文化）遗址的认识，为从遗址角度构建石寨山文化的编年序列提供了实物资料。
（蒋志龙）
【昆明市西山区大营庄滇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3～5月
工作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山区文物管理所
遗址位于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管委会（海口镇）大营庄村的东南面，螳螂川的西面，东距滇池西岸约13千米。该遗址为2010年中美合作滇池区域史前聚落考古调查中发现，为贝丘遗址，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500平方米。
大营庄遗址地势较为平坦，北部略高，地层从北向南倾斜，呈坡状堆积，北部地层较为完整，南部地层有缺失。探方及探沟发掘最浅处距地表深度45厘米，最深处距地表280厘米，文化层划分为5层。清理的遗迹类型有灰坑、房址、活动面、基槽、红烧土遗迹等。其中灰坑35个、房址4个、活动面2个、基槽5个、红烧土遗迹1个。另外，在遗址的最底部清理出一条古河道，河道内堆积为青黄及青灰色淤泥土，应为古螳螂川河道。
发掘出土大量文化遗物，包括瓷片、铜钱、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玉器、玛瑙石、矿石及较多动物骨和少量人骨，小件编号100余件。其中陶器数量最多，器形丰富，夹稻壳红陶同心圆纹盘、夹砂红陶子母口小钵数量最多，其他器形有釜、钵、盘口罐、高领罐、带流罐、花边口沿罐、折口浅盘等。其中夹稻壳红陶同心圆纹盘、夹砂红陶子母口小钵是典型滇文化陶器；盘口罐、带流罐及花边罐等器形与通海兴义遗址出土器物在文化因素上有可以对比分析之处。
从此次发掘及勘探情况分析，大营庄遗址的形成过程与螳螂川古河道变迁密切相关。海口大营庄遗址是螳螂川流域一处重要的滇文化遗址，不仅对了解螳螂川流域的滇文化面貌十分重要，而且对了解滇池盆地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也十分重要。此次发掘为揭示滇池西岸史前聚落形态提供了新的材料。
（李小瑞）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