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平）
【西安市雁塔区马腾空新石器时代东周及唐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马腾空遗址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街道办马腾空村，遗址位于浐河西岸二级台地上。
2017年度继续对2016年布方揭露的墓地和遗址区进行发掘，完成面积约700平方米；清理史前、战国、唐及唐代以后灰坑约395个；史前、春秋、战国、秦、汉代、唐代、清代墓葬154座、瓮棺10座；房址19座、灶坑7个、沟4条、井4口、陶窑1座、道路1条。发掘表明，马腾空遗址的地层堆积是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经东周延续到隋唐及以后不同时期。
在遗址区北部发现了一段残存长约88米、宽10米，现存深约2.2米的仰韶晚期聚落环壕，环壕以内（南）发现有同时期房址、陶窑、灰坑、墓葬。房址为半地穴式，有的因长期使用形成不同时期的堆积；在7座仰韶晚期墓葬中，1座随葬石钺、石铲。
东周文化堆积最丰富，发现有半地穴房址、窖藏坑、灰坑、沟、墓葬等遗迹。已经清理的125座东周时期秦墓，葬式、随葬品与关中西部及咸阳周边秦墓基本相同，时代最早的墓葬可到春秋中期；发现有比较密集、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房址；在遗址发掘区东北部一座房址内，清理出有鼎、浴缶、盆3件战国楚式青铜器的窖藏。
遗址北部一段仰韶晚期的环壕，系关中地区同时期聚落首次发现。遗址区仰韶晚期墓地的发现，对研究同时期葬俗、人种提供了新材料。战国、唐代围沟墓的清理，丰富了中国古代围沟墓的资料。首次在关中中、东部地区的秦人遗址内发现战国晚期至秦代具有楚式风格青铜器的窖藏，反映了战国晚期以来秦、楚文化的密切交流。史载秦武公十一年（前687），“初县杜、郑，灭小虢”，《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杜”在长安县东南，马腾空遗址东周时期文化层的开始形成应与春秋中期秦武公设立杜县密切相关。
（王志友 徐雍初）
【横山县贾大峁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8～10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横山县文物稽查大队
贾大峁遗址位于横山县横山镇贾大峁村，南距芦河约600米，面积有上百万平方米。2017年度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发现了一些房址、灰坑等遗迹。在瓦兹塔、杏树峁等地点发现了一些房址。以瓦兹塔F5为例，该房址为半地穴式房址，平面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壁面向下内收，壁面不规整，平底。长4.4米、宽1.9米～2米、深0.7米～1米。此外，还发掘了1座灰坑葬。
此次发掘，为研究龙山时期的聚落布局、墓葬制度等提供了资料，发现的动物、植物等遗存为研究当时的生业方式、环境等提供了新材料，同时丰富了陕北地区龙山时期的聚落和社会形态研究。
（郭小宁）
【横山县红梁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4～7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横山县文物稽查大队
红梁遗址位于横山县塔湾镇红梁村西阳洼圪梁，南距芦河约400米，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
此次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共发掘遗迹68个，其中灰坑51个、房址9座、墓葬2座、陶窑3座、沟3条。出土小件器物82件。比较重要的是发现的房址多为窑洞式，且有2座保存较好。以F7为例，F7为窑洞式房屋，由前室、后室、通道三部分组成，前室为半地穴，后室为窑洞。该房址总长为11米，其中前室长4.6米、后室长2.4米、门道长2.1米，宽0.9米～3.1米。
此次发掘的窑洞式房址保存较好，其他遗迹较丰富，年代与横山贾大峁遗址年代相当，应为龙山早中期。这些遗存，为研究该时期的聚落布局提供了资料，同时丰富了陕北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序列。
（郭小宁）
【横山县高家洼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0～11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横山县文物稽查大队
高家洼遗址位于横山县横山镇高家洼村，南距芦河约80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有窑洞式房址、灰坑等遗迹，以H8为例，平面为长方形，周壁较直，平底，坑内堆积可分3层，内含大量石块、炭屑等，出土有大量陶片、极少量动物骨，可辨器形有斝、罐、杯、纺轮等。
此次发掘为研究陕北地区龙山时期的聚落布局、生业模式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同时丰富了该区域的文化序列。同时，结合已发掘的贾大峁、红梁、庙梁、王圪堵水库区的一系列遗址，并参考调查资料，对深入研究芦河流域遗址分布、生业模式变化、环境变迁等有重要意义。
（郭小宁）
【神木市石峁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
2017年度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依然集中在皇城台东部，是2016年工作的延续和扩展，该次发掘重点主要是门址上（西）部和东护墙北段。2017年度皇城台门址的发掘工作接续2016年工作向上（西）揭露，在原有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的基础上，新揭露内瓮城和主门道。
内瓮城是在南墩台后侧连接的石砌建筑，系东西向石墙与南北向墩台（墩台Ⅱ）复合形成的“L”形建筑，与外城东门址内瓮城整体结构类似，不同的是，皇城台门址内瓮城里还发现一座“石包土”的平整墩台（墩台Ⅰ），将内瓮城中的空间进一步“锁”小，只可向北拐入主门道。主门道位于内瓮城北侧，坐落于北墩台之上，以周侧石墙堵隔形成，仅留一窄小通道与内瓮城南北相连，由周侧石墙内壁的“壁柱槽”可知，皇城台门址主门道应系一覆顶的封闭空间，加之墩台Ⅰ与主门道之间还设有门塾，我们认为，主门道应是通往皇城台台顶的最后“关卡”。值得注意的是，墩台Ⅰ、门塾、主门道之间形成的“重点防控区域”下端发现有几处刻划符号，图案繁复，琢刻于向上攀爬的石铺路面上。
皇城台东护墙北段墙体的规模性揭露，清理出气势恢弘的石墙遗迹和数量巨大的各类遗物。虽然距年度发掘计划的初设目标稍有滞后，但是目前高8米～15米、长约100米的石砌墙体足以窥见皇城台当年的巍峨雄壮。
发掘揭露的墙体整体保存较好，呈台阶状自下而上逐阶内收，在不同高度上采用了不同的砌筑理念，大致可以观察出下部单墙矮、层阶多、无纴木，上部单墙高、层阶少、有纴木等砌筑规律。与2016年的发现相似，皇城台东护墙北段的“弃置堆积”内出土遗物以骨器为大宗，数量巨大，多为针、镞、锥等小件工具类器物，伴有大量骨料、砺石、石刀等制骨工具出土，进一步夯实了我们找寻皇城台制骨作坊的信心。100余片卜骨的集中出土也是2017年度的重要收获，或许暗含了皇城台的信仰和宗教功能。陶器数量可观，在2016年鬲、盉、斝、罐、豆、瓮等日用陶器和水管、瓦等建筑陶器的基础上，还辨识和拼对出鹰形陶器，身体各部位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展翅伸颈状。另外，通过对动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我们认为4000年前石峁遗址周边呈现的是“松林密布、鹿鹤双行”的自然景观。
（邵晶）
【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7～12月
工作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延安芦山峁遗址考古工作是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三大研究项目之一——“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专项子课题，由延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组队实施。
2014～2015年，初步完成该遗址的调查和勘测工作。调查勘测确认，遗址依自然地形，空间布局大致呈“王”字形，核心区为地形狭长的营盘梁，营盘梁上三处较高的地点分布着三座独立的龙山晚期夯土小城，由东至西分别编号为1～3号小城，迄今尚未发现大城迹象。结合发掘和勘探资料，可以确认1号小城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20米、东西宽约80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城墙为夯筑而成，沿台地边缘而建，保存较为完整。2016年，完成了对1号小城东南角的发掘，发掘该城址南墙、城外两座房址和城门遗存，但该小城的宏观布局未得到揭示。
2017年度，继续开展1号小城的发掘，目前已全面揭露出南城墙和西城墙，并发掘出小城内后部的一排房址和6个灰坑，两个年度累计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发掘显示，1号小城的南墙与西墙墙宽2.8米～10米，残高约0.6米。南墙中部有排水设施的位置应为门址所在，北墙东部也有缺口存在，可能为另一处城门。在西南角发现墙体内有用玉刀奠基的现象。发掘的9座房址中，F2、F4、F5呈东西向排列，坐北朝南，方向153；房址形制相同，呈长方形，前有檐廊，后为主室，墙体均平地夯筑起建，墙体内侧表面涂抹草泥，草泥表面经火烧烤之后涂抹白灰，墙面残留有多处白灰。房内居住面表层涂抹白灰。其中F4位于正中位置，面积最大，南北长14.1米、东西宽13.15米，总建筑面积约185平方米。其中主室部分南北进深7.65米，檐廊进深2.75米，墙内面阔9.15米，墙体宽2米，残高0.5米～0.75米，墙体内、外侧保存有贴壁柱洞12个。在西侧墙体的柱洞内和东部的居住面以下分别发现有用多个猪下颌骨奠基的现象，在西侧墙体底部发现有用玉斧奠基的现象。在大型房址附近的堆积中除发现有大量陶、石器之外，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筒瓦与板瓦的残片。筒瓦为泥质灰陶，长约40厘米，两端及两侧边缘均装饰条带状附加堆纹。板瓦呈长方形，泥质灰陶，长47厘米、宽29厘米、厚1厘米，表面两侧长边有折棱。此外，还发现有疑似瓦当残片，瓦当表面堆塑兽面纹饰。
从整体布局上来看，营盘梁地点城址坐北朝南，前后开门，城中靠后的位置有三座大型建筑，中间的F4大房址为中心，以F4的南北中线与南城门外的排水沟连成一线为中轴线，形成左右对称结构。三座大型房址都属于超大型建筑，排列有序，显然不是一般居民的居址。房址附近发现的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目前也仅见于陶寺宫殿区等高等级的区域，瓦当更是全国仅见，加之墙内外发现的各类奠基遗迹，说明这些大型建筑有原始殿堂的性质，具备宫城的雏形。
（马明志 翟霖林 张华）
【靖边县庙梁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9～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靖边县文管办
庙梁遗址位于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东侧芦河南岸的台地之上。遗址于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被发现，为配合蒙西—华中运煤铁路建设，我院联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靖边县文管办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总面积4000平方米，共分为4个发掘区，清理房址27座、墓葬1座、圆形灰坑54个、方坑1个、窑址2座及灰沟2条。
房址多集中分布于发掘区北部的缓坡之上，成排分布，均为地穴式建筑，根据形状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房址前室多已无存，但后室面积较大，均为圆形，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上，地面均为白灰面，后室内多掏挖有储藏窖穴；另一类为前后连接的相套结构，前室多有保存，为方形的半窑洞式结构，后室为圆角方形，但面积较小，在10平方米以下，地面均为生土踩踏面，后室不见储藏窖穴。
灰坑多数为圆形袋状，深度多在1.5米以上，个别深达3米以上，坑壁较为规整，在其中两个坑内还发现有灰坑埋人现象。H26发现有三具儿童骨骼，其中两具葬式为俯身直肢，一具系埋入时被肢解，人骨散乱。H37内发现一具成年男性骨骸，侧身屈肢，左臂肱骨有骨折痕迹，右下臂扭曲。方坑内出土有疑似马骨一具，颅骨保存较完整，肢骨已散乱。
发现的唯一一座墓葬M1为竖穴土坑墓，打破灰坑，墓内人骨保存较差，头向向北，具体葬式不明，出土陶豆1件。
遗址出土遗物包括陶、石、骨等标本100余件，陶器以灰黑陶为主，有少量红褐陶，多饰绳纹和篮纹，个别饰有白彩。典型器形有钝尖底尖底瓶、双耳罐、矮领鼓腹罐、折腹钵、斝、豆等，与之前发掘的靖边五庄果梁遗址出土陶器基本一致，当属于龙山时代早期遗存。庙梁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陕北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内涵、聚落结构、埋葬制度及社会复杂化问题提供了资料。
（邸楠）
【葭芦河流域聚落调查】
调查时间：2017年8～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葭芦河流域聚落调查为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三大研究项目之一——“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项目子课题。葭芦河是黄河支流，发源于榆林市榆阳区东部，在佳县县城南侧汇入黄河。葭芦河流域面积1134平方千米，主要位于佳县境内。2016年7～10月，我院与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合作，开始对葭芦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聚落遗址进行专题调查，调查面积约270平方千米，调查区域为葭芦河主干流上游。2017年8～12月，调查进入第二阶段，调查面积约250平方千米，调查区域为葭芦河支流五女川上游。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委派任海云、赵辉、贾尧三位课题组成员参加了2017年度的调查，双方在实践中共同探索和改进了调查方法。至此，两年度调查面积总计约520平方千米，发现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聚落遗址253处。
调查信息表明，葭芦河流域东周以前的文化遗存以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聚落为主，占到发现总数的90%以上，其他时期遗存极少。遗址分布于河流的干流两岸黄土梁峁上，而径流量较小的小型溪流两侧遗址数量较少。由于河流上游基岩暴露较少，缺乏石材资源，因此基本未发现石城遗址，而河流下游基岩裸露地带普遍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石城遗址。依据面积，目前发现的龙山时代聚落遗址可以划分为2个层级，第一个层级的面积为20万～50万平方米，属于中型聚落，第二个层级的面积为4万～20万平方米，属于小型聚落，未发现大型聚落。从遗址断面所见迹象可以看出，龙山时代聚落内的遗迹类型主要有房址、灰坑、墙体、陶窑等，房屋多见白灰地面，偶见铺设石板地面者，房内有灶坑、柱洞、窖穴等设施。从采集标本可以看出，葭芦河流域在龙山时代早期属于侧装双鋬陶鬲的分布区，属于晋中杏花村四期文化范畴，与石峁遗址早期的永兴店文化正装双鋬陶鬲有别。但是到龙山时代晚期之后，这里被永兴店文化的正装双鋬陶鬲所取代。这一变化与龙山时代石峁城址的崛起之路相吻合。
葭芦河流域聚落调查，为认识陕晋蒙地区龙山时代聚落分布密度、空间规律、聚落层级等问题提供了可信的数据支撑，是开展聚落与社会复杂化研究的必要手段。由于此次调查采用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也可为估算河套地区不同时期聚落的总数量提供参照标尺。调查中全面科学采样，也将对绝对年代学研究、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生业考古等多层面的综合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马明志 康宁武 周健）
【旬邑县孙家商代及战国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5～8月
工作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旬邑县文物旅游局
孙家遗址位于旬邑县张洪镇孙家村东南，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地形为斜坡状台塬，东西四道冲沟把遗址分割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土塬。遗址东南部冲沟可与三水河相通。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199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该遗址进行了试掘。张天恩将以孙家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段的年代应相当于殷墟一期前后，后段的年代可能相当于殷墟第二期，并将其命名为先周文化“孙家类型”。该遗址的发掘对周人起源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次发掘以象限法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发掘区划分。2017年度先后在遗址中部偏西、西南部、东南部进行布方发掘，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发掘揭露灰坑204个，墓葬3座，房址1座，陶窑2座，灰沟13条。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主要见有陶器、石器、骨器三大类，其中陶器以炊器为主，见有鬲、甗、罐等，盛储器有盆、豆，另见有陶纺轮、陶拍、陶模等工具；骨器见有卜骨、骨锥、骨匕、骨笄等；石器有石锤斧、石斧、石斧、石纺轮、石圆饼等。获得遗存的年代为商代晚期和战国时期，其中商代晚期遗存为本次发掘的主体，所见陶器以夹砂灰、灰褐陶为主，器物组合为鬲、甗、盆、罐、瓮、豆，陶鬲见有花边分裆鬲、高领袋足鬲及弧裆鬲，文化因素构成较为复杂。战国时期遗存主要为秦文化遗存，3座墓葬所见人骨均为屈肢葬，2座墓为土坑竖穴，1座为偏室墓。
通过初步分析，孙家遗址所见商时期遗存的年代主要为殷墟时期。孙家遗址先周时期遗存与邻近的枣林河滩、断泾等遗址有一定的联系，整体上孙家遗存略早于枣林河滩遗址所见先周时期遗存。诸遗存揭示了高领袋足鬲在该区域经历了由少变多的过程。通过2017年的发掘工作，结合枣林河滩、断泾遗址等发现，基本构建了该地区的先周时期的文化演进序列，对以往提出的“孙家类型”赋予新的考古学内涵。孙家遗存的发掘为先周人群变迁、“公刘居豳”“古公亶父迁岐”等历史事件的复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材料，对周人的起源与发展研究带来了诸多新线索。
（豆海锋 刘斌 杨磊）
【扶风县周原遗址齐镇村西周遗存】
发掘时间：2017年9～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市周原博物馆
为配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田野考古实习及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的举行，周原考古队自2017年9月以来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工作。2017年度发掘区位于扶风县法门镇齐镇村东南，属于周原遗址核心区。揭露面积2400平方米，清理出西周时期的夯土基址两处、小型房址多座、灰坑200余个、墓葬40余座、车马坑5个、马坑多个、瓮棺葬十余个、水渠和道路各一段。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玉石器、蚌器和骨器等。
此次发掘区广泛分布有片状夯土，由于后期破坏严重，已经难以复原夯土基址原貌。
车马坑和马坑均分布在夯土基址的南侧和西南侧，也即庭院部分；从层位关系上看，车马坑和部分马坑均是此夯土基址使用期间埋葬的，与夯土建筑基址关系密切，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建筑使用期间的祭祀遗存。类似的遗存在殷墟和凤翔马家庄遗址曾经发现过，如果此次发现的车马坑确与建筑有关，则是西周时期这类遗存的首次发现，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祭祀礼俗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车马坑南北长14.5米、东西宽3米。
此次发掘的40余座墓葬中，有腰坑和殉狗的墓葬比例高达40%，是典型的殷遗民墓。墓葬在早期均遭盗掘，从个别墓葬墓主人骨的扰动情况来看，某些盗扰活动发生在墓主尸骨尚未腐烂之际，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应是社会动乱时期外来人群对墓地的洗劫行为。其中M43是一座西周中晚期之交的小型墓，但在二层台上发现殉人一位，这在西周墓葬中极为罕见；M16则是此次发掘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典型的西周晚期中型墓，虽遭盗掘，但仍残留有铜翣和玉覆面。该墓是一座带腰坑的殷遗民墓，但却随葬姬姓高等级贵族常用的玉覆面，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水渠和道路均位于发掘区西南部，两者大体平行，均呈西北—东南走向。水渠呈沟状堆积，保存较好。发掘区内长度约22.5米，渠宽4.5米；沟内为纯净的淤土，底部局部发现有生土梁。水渠北侧是一条生土空白带，在此空白带的东端，发现有极为致密的路土压在此生土之上，由此证明此生土带实际上为道路的路基部分。从两者走向来看，渠、路共存。道路、水渠和建筑基址的组合为研究西周时期周原遗址聚落布局提供了新的视角，周原贵族对道路以及水资源的占有实际上是贵族阶层特权的具体体现。
从地层关系上看，此次发掘的主体遗存属西周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西周早期，发掘区分布有灰坑、小型房址等遗存；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中期，大型夯土基址和车马坑分布于此；西周晚期，其中西周晚期偏早，基址已废弃，大片灰坑分布，西周晚期偏晚，发掘区主要是中小型墓葬分布区。
（陈钢）
【扶风县周原遗址周原大道西周遗存】
发掘时间：2017年5～10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周原博物馆
为配合周原大道建设，对大道沿线进行了发掘，分为上康村、任家村和下樊村三个发掘区，总发掘面积1945平方米。共发掘清理西周时期墓葬6座、半地穴式房址4座、沟渠3条、陶窑1座、道路1条、灰坑179个，另有17座清代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陶、骨、蚌等质地文物。
上康村发掘区位于村东50米，遗迹主要分布在村东取土壕的两侧。该发掘区内遗迹分布相对松散，主要以居址类遗存为主，零星分布有墓葬。依据出土遗物判断，该发掘区遗存年代大致为西周晚期。
任家村发掘区位于任家村东北，遗迹分布亦较松散。该发掘区地层堆积简单，遗迹均开口于晚期地层下，直接打破生土。遗迹以半地穴房址和规模较大的灰坑为主。其中，F1大致呈方形，一侧被晚期墓葬打破，室内有踩踏痕迹、灶坑及烧结面。门道位置不清，室外周边未发现柱洞，仅在中心位置发现一柱洞。东南角位置有一圆形规整灰坑，或属于该房址的附属窖穴。另外，该发掘区发现的形状大致呈圆形、规模较大的灰坑，亦有可能作为地穴式房子或窖穴使用。依据出土遗物判断，该处遗址点的年代大致为西周晚期。
下樊村发掘区位于下樊村西，遗迹分布相对密集。以南端沟渠为界，西周遗迹主要分布在沟渠以北，中间区域有一条宽约8米的道路。结合勘探情况，此次解剖发掘的沟渠应属G17的一部分，该沟西端可能和G9相连，东到美阳河，西至王家沟。该部分沟渠横截面呈“U”形，沟壁不甚平整，呈台阶状。沟内堆积以砾石和细砂石为主，杂有淤土层。砾石大者径约40厘米，小者约1厘米～2厘米。道路遗迹位于G17的北约200米，东西向宽约8米，有6道深浅不一的车辙。车辙分布不甚规整，无法明确哪两条属于一组。该发掘区发现的墓葬中，M21为北向且带头龛，龛内有陶鬲、罐各1件，年代属于西周晚期；M23形制特殊，为一座东西向竖穴偏洞室墓，墓主头向朝西，未见随葬品。H171平面形状近圆形，口径长约4米，底内收，径约2.9米。坑壁凹凸不平整，部分似龛，坑底不平整，深2米～2.5米。坑内堆积较厚，共分13层，出有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其中陶鬲就修复出20件。根据出土遗物判断，下樊发掘区所属遗存的年代大致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
三个发掘区均位于周原遗址的东部边缘地带，以往开展工作较少。此次配合周原大道修建开展的考古发掘，可以作为周原遗址边缘地区的一条剖面带，对于掌握周原遗址范围内遗存分布有重要作用。尤其是下樊村发掘区内的沟渠和道路遗迹的发现，丰富了周原遗址的“框架性遗迹”总量，为聚落布局研究提供了资料。
（王占奎 李彦峰 陈钢）
【西安市长安区丰镐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17年度，丰镐遗址考古发掘继续在镐京区域的斗门镇花园村东街地点进行。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发掘清理灰坑57个、水井8口、墓葬4座、房址1座、陶窑1座。其中，发掘清理的F3与2016年发掘的F2有门道相通，为套间房，长4.2米、宽2.2米，地面经火烧处理，房内东南角有火塘。陶窑为竖穴式，窑室底部直径2米，窑篦上有不规则长条形火眼12个；火门圆拱形，宽0.43米、高0.33米；火塘为圆形，中间有方形立柱。水井均为长方形，长约1.5米、宽约0.8米，深7米～7.5米。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小型墓大小仅能容身，有1件陶器或无任何随葬品；较大的墓葬带有二层台，底部有腰坑，坑内埋狗，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鬲、豆、罐、簋、瓿、盂等，其中，M4随葬有铜鼎（带3字铭文）、铜戈（残）各1件及铜衔镳等。灰坑中出土陶片较多，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器形以鬲、罐、豆、盂为多见。另外，西周文化层及遗迹单位内还出土了铜、石、骨、蚌等各类材质的小件器物80余件。
2017年花园村地点的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西周丰镐遗址的研究资料，对研究西周考古及历史具有重要价值。2016至2017年度共发现水井10口，在不足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如此多数量的水井，预示该区域聚集有较多人群或存在用水量较大的手工业作坊。2015年至2017年相继发掘出的F1、F2、F3三座相连通的套间房址，总面积近40平方米，是丰镐遗址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和唯一一处三套间的半地穴式房子，为研究周人的房屋布局和结构提供了宝贵资料。
（岳连建 杨磊）
【澄城县刘家洼周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1～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澄城县文体广电局
刘家洼墓地位于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分布于洛河左岸支流长宁河上游的鲁家河东岸，邻沟而居，地处关中东部的渭北台塬北部，北距黄龙山约10千米。2016年底该墓地被盗，公安机关追回各类文物逾百件，包括青铜礼器60余件、石磬10件、编钟7件及大量的车马器、玉器等，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17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相关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墓地及其周邻开展了系统的田野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
一是勘探确认了墓地的范围与墓葬数量，了解了墓葬形制与墓地布局特点。墓地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米，总面积约77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56座，车马坑2个，马坑1个。所有墓葬皆为南北向。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发现了2座“中”字形大墓（编号M1与M2），东西并列分布，居于墓地中部偏东处。其中M1南北总长64米，墓室口部南北长11、东西宽10米，南北墓道均宽8米，南墓道为主墓道，长32米；M2与M1相比，南北总长相若，但墓室口面积小，墓道窄。在两大墓西北方各有长方形车马坑。其他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墓口面积10平方米以上的20座。
二是对墓地进行全面发掘，截至2017年底已清理中小型墓葬14座，出土了铜、金、铁、石、玉等质地器物。青铜礼器有鼎、壶、盘、匜、甗等，兵器有戈、矛、甲胄及大量的车马器等。这些与追缴回的青铜器种类、形制、纹饰基本相同。金器有虎形饰、牛首衔环饰、螺旋形金丝环。铁器为一柄铜柄铁剑。墓葬普遍见有铜霎，以及由石坠（或陶珠）、铜鱼等组成的串饰。使用木质棺椁葬具，墓主人头向多朝北，仰身直肢。根据墓葬及随葬品特征判断，年代为春秋早期或略偏晚阶段。
三是周邻区域调查，找到了与墓地年代相匹配的两处居址遗存，跨鲁家河两岸与墓地相邻分布。河西岸的居址区发现有陶窑、灰坑、板瓦堆积及陶器残片；河东岸居址区位于墓地以北约700米处，由夯土和壕沟组合成面积十余万平方米的相对封闭区域。勘察发现有大量灰坑和板瓦建材堆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采集到一块陶范残块。根据采集陶器与板瓦的特征判断，两处居址的年代为春秋早中期之际前后。
刘家洼墓地无论是墓地布局、葬俗特点，还是随葬品特征与组合，均与同一区域的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相类，当属典型周系族群墓地。大墓的规模，仅次于同时期甘肃礼县秦公大墓，墓主人身份亦当为诸侯国国君级别。夯土墙、板瓦建材、陶范，亦彰显出墓地对应的聚落非同一般的等级。由此推断，这里当为春秋时期某一周系封国所在，是陕西关中东部周代考古又一重要新发现，对于研究周代京畿区域的封国采邑制度等及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种建荣 孙战伟 石磊）
【宝鸡市陈仓区太公庙秦国陵园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11月～2018年1月
工作单位：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陈仓区博物馆
太公庙秦国陵园与平阳城址村位于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以东5千米处，渭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之上，因20世纪80年代村民取土时曾发现出土举世瞩目的秦公钟、镈乐器祭祀坑后，被学界认为是早期秦文化遗存重要的分布区之一。
在2013年发现的秦公大墓、车马坑进而证明陵园的存在的基础上，根据“陵随都邑”的规律，我们判断秦人“九都八迁”中的重要都邑平阳城应在其附近。2017年度考古工作主要以考古调查、勘探为主。勘探面积约96万平方米，发现仰韶遗址2处、秦汉遗址1处、春秋战国墓地1处。
2017年度考古工作探明了该区域存在较为密集的仰韶、西周、秦汉等不同时期的聚落遗址及古墓葬，对进一步了解太公庙周边区域不同时期遗迹分布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李岗 田亚岐 冯丹）
【凤翔县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6～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文物局、凤翔县博物馆
血池遗址是目前我国秦汉时期“祭天”遗址中，与文献记载完全对应，由坛场、祭祀坑、建筑、道路等内涵构成的完整“畤”文化遗存所显现之完整功能面貌的首次发现。为了进一步全面地了解该遗址已确认范围的细部结构，以及遗存的外围形态，2017年度有计划性地开展了持续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收获。
2017年度的勘探工作一是从雍城经塔陵村通往雍山之间的交通道路，以及从尧典村通往雍山上的祭祀道路进行勘探；二是对遗址祭祀坑与建筑遗址区继续进行勘探。共勘探出各类遗迹单位1671处，分别为祭祀坑1654组（个）、沟道5条、灰坑5个、道路5条、建筑材料堆积范围2处。此外，还对整个雍山上的遗址区四至进行勘测，为今后遗址保护范围的划定提供了依据。
2017年度，除对上年度中山梁上的车马坑发掘资料进行初步整理之外，重点对位于“坛场”西南方的三牲“献食”祭祀坑和建筑材料堆积区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三牲“献食”祭祀坑为密集长条状或长方形不规则坑，相对于此前在车马坑出土的大量玉器和铜器，而“献食”祭祀坑内出土器物较少，说明两类祭祀坑的瘗埋形式存在较大差异。在建筑遗址分布区除发现大量陶质建筑材料外，还发掘出夯土和柱础，初步判断系一处早年曾遭破坏的秦汉时期建筑遗迹。在血池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重要的陶文遗存，有“上畤”“下祠”“竹宫”“上”等，为进一步断定血池遗址畤文化遗存所具有的唯一属性，以及“秦四畤”与“雍五畤”的传承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
（田亚岐）
【秦咸阳城胡家沟建筑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胡家沟建筑遗址位于咸阳市窑店镇胡家沟村东北部的二道塬地上，属秦咸阳城遗址保护范围内。2014年勘探确定该处有五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四组呈东西一线分布。2016～2017年对其中一组（IIB1JZ2）进行发掘。
IIB1JZ2位于五组中稍偏西处，规格较小。其西距秦咸阳宫一号宫殿基址约1.1千米，南距汉安陵约0.6千米。平面长方形，方向10°。距现地表深1.1米～1.2米，总长78.3米、宽19.5米，土木结构，顶有覆瓦，主要包括四面外垣墙、廊道及三间房屋等部分。广泛分布烧土及木炭，建筑应毁于烈火。
外垣墙基槽宽2米，最大残高0.5米，南墙保存很差，无明确的门道结构。廊道宽1.8米。三间房屋面积近等，有隔墙分隔。
房屋按照由西向东的次序为F1、F2、F3。F1、F3内各存有三排四列柱础石，F2内柱础石呈倒“凹”形分布且柱石下有边长1.2米夯土墩。各间内的柱石间距东西4.3米、南北4.7米，外侧柱础与墙间距4.1米。除倒塌堆积外，F3内发现大量石磬残块、一枚封泥以及陶质生活类容器残片。
石磬残块有数量较多的刻文。经初步辨识，内容有“乐府”“北宫乐府”“右四”“八”“二”等。封泥近长方形，四字，有边框无界格，阳文戳印，似为“内府缯官”。
初步判断，该建筑是一处属于秦咸阳城大型府库类建筑，与北宫乐府有关，石磬残块应为多组编磬。
发掘区内还发现有晚期建筑及墓葬。建筑保存较差，主要分布于早期建筑的东南方，局部残存宽约0.7米～1米的散水。出土有铁、陶质的“大泉五十”钱范及“五铢”钱，判断时代不早于为西汉晚期。
（许卫红）
【西安市秦汉新城长兴村战国西汉及北宋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3～9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咸阳宫遗址博物馆
长兴村遗址位于秦汉新城窑店镇长兴村北部，属秦咸阳城遗址手工业作坊区。发掘面积2900平方米，分东、西两处发掘区，清理遗迹479处，类型包括水井、灰坑、房址、墓葬、灰沟、道路、窖穴、灶等，出土遗物460余件（组）。时代涵盖战国晚期至秦、西汉及北宋等不同历史时期。
战国晚期至秦代及西汉时期遗存以房址、灰坑、水井、瓮棺葬等为主。清理的房址均为民居建筑，早段为半地穴式，晚段为地面式建筑，形状规整、规模较大，反映出“秦咸阳城手工业作坊区”在西汉渭城县期间的沿用情况，再一次呈现了“汉承秦制”“秦建汉葺”的历史面貌。除了大量制陶遗物、遗迹之外，此次发掘亦出土了大量骨器甚至是成堆的制骨废料，说明该遗址不仅只有制陶业一种生产模式。
北宋时期遗存以平民墓葬为主，共179座。分布密集、布局规整，相互间无打破关系，应是一处有规划的集中公墓。墓向近南北，竖穴偏洞室结构，墓室位西，墓道居东，墓室深于墓道，以土坯或砖封门。墓主头向北，面多向西，无葬具，仅有2座随葬铜钱和粗瓷罐。遗骸多完整，少量二次葬，成人和儿童的埋葬方式一致。墓主年龄偏低，10岁以下的有60余例，其中不乏刚出生的婴儿，50岁以上的不足10例。其独特的葬俗及成因对研究咸阳地区宋代居民成分、灾异情况等极具重要价值。
此次发掘对研究秦咸阳遗址手工业作坊区的内涵提供了新材料。
（许卫红 张杨力铮）
【空港新城岩村秦人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6～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规划建设局（文物局）
岩村秦人墓地位于空港新城底张镇岩村南部，共发掘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48座、汉代墓葬1座、清代墓葬6座，出土陶、铁、铜、煤精、玉石、骨质遗物260余件（组）。
墓葬结构包括竖穴土圹、直线式单洞室、直线式双洞室三类。多数为木质葬具，一椁一棺或单棺，亦有瓮棺。葬式有直肢与屈肢两类。多见鼎、盒、壶等陶礼器，个别墓葬中还出土有铜鼎、铜壶、铜剑。M66使用瓮棺葬具，为盆、瓮组合。瓮内有大量植物颗粒及茎叶，混杂有墓主遗骸，因骨质朽化严重，仅可辨为成年个体。另有铁带钩1件，应为入殓所着服饰配件。瓮棺外放置陶鬲1件，有使用的烟炱痕迹。其瓮体硕大，高85厘米，非常罕见。尤其是在瓮的口沿、肩部发现多组阴刻三角形与直线图案。推测此类葬具和埋葬形式，应该有特殊的含义。
此次发掘墓葬与坡刘、花杨村二处秦人墓地相接，三者所见墓葬形制、随葬品类型亦有很大的相似性，应属同一处秦国人墓区。
（许卫红 张杨力铮）
【空港新城卓邢村战国及秦墓葬】
发掘时间：2017年7～10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规划建设局（文物局）
该项目包括园区四路和园区十路两处发掘区，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
园区十路发掘区位于广德路的南部，北距致平大街约250米，原属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卓邢村农耕地。园区十路发掘区内共发掘墓葬15座。除M15外，均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出土的随葬品类型基本相同，为战国秦墓。另外，在M15的东南发现2座陶窑。15座墓葬共出土文物111件（组），均以陶器为主，少量的铜器、铁器。
园区四路发掘区位于十路发掘区东50米处，原属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办邓家村家耕地。共发掘墓葬9座，其中有7座墓葬为明代墓，形制为平面呈梯形的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另外2座墓葬均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多室土洞墓，随葬品丰富，时代为西晋。9座墓葬共出土文物69件（组），以陶器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铜器、铁器。
此次发掘丰富了咸阳原古文化遗存分布，为区域古代墓葬形制、古代文化遗存研究等提供了新资料。
（刘呆运）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大遗址勘探】
勘探时间：2017年8～12月
工作单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2017年度的秦始皇帝陵大遗址考古勘探工作主要是对秦始皇陵园外侧的东部和北部160万平方米的区域进行系统的考古勘探，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秦始皇帝陵大遗址的范围、考古遗迹的分布、形制以及内涵，为秦陵大遗址的保护和研究，以及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更加翔实的考古资料。
截至2017年12月底，共完成考古勘探面积约40余万平方米。发现古代墓葬76座，马厩坑23个，其他灰坑24个，窑址4座。其中在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和兵马俑博物馆之间的上焦村附近，共发现秦代墓葬25座，马厩坑23个。这些墓葬大小不均，长2.2米～17.6米，宽1米～6米，墓底距地表2.8米～7米。这些墓葬绝大部分是竖穴洞室墓和斜坡道洞室墓，分布非常集中。马厩坑长2米～4米，宽1米～2米，坑底距地表1米～3米。这些遗迹应该与秦始皇帝陵园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1976年10月，陕西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曾经在上焦村发现了17座墓葬，发掘了其中的8座。8座墓中各有一棺一椁，其中7座墓中各有人骨一具，五男二女。墓中尸骨凌乱，有的躯体与四肢分离，有的头骨与躯干相分离，有的头骨上有箭头，表明墓主系非正常死亡。这些墓葬的陪葬品非常丰富，有金、银、铜、铁、陶、玉、蚌、贝、骨、漆质地器以及丝绸残片200余件。专家们通过研究后认为，这些墓葬的主人应该是被秦二世胡亥杀死的秦始皇的子女们。
此次考古勘探发现的25座墓葬包括了1976年发现的17座墓葬。这些墓葬中值得注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几乎所有的墓葬都是东西向，洞室朝西向着陵园的方向；二是这些墓葬之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说明这些墓葬极有可能是同时建造的；三是这些墓葬的排列非常有规律，东侧有一排15座墓葬几乎是在一条直线上，说明这些墓葬的分布应该是经过了统一规划。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同意关于这些墓葬的主人是秦始皇子女的观点。
在这25座墓葬中有两座墓葬比较特殊。这两座墓葬是这些墓葬中仅有的两座南北向墓葬。两座墓墓室相邻，墓道朝向相反，一向南，一向北。同时这两座墓葬的规模也是所有墓葬中最大的。最为特殊的是，周围有14座墓围绕这两座墓葬分布，似乎有着特殊的含义。
初步认为两座墓葬中的一座可能是秦始皇长子扶苏之墓。扶苏墓一般认为在今陕西绥德城内，但清顺治《临潼县志》载“秦太子扶苏墓在县东三十五里”，清康熙《临潼县志》载“扶苏墓在县东谷北里药水村。”所以扶苏墓位于此处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陈治国）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帝陵1号兵马俑坑陪葬坑】
发掘时间：2017年8～12月
工作单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2017年度的发掘主要集中在T23方西隔梁，发掘面积40平方米。根据T23西隔梁的土质不同，遗迹可分为三部分：A.原俑坑回填土遗迹；B.（a、b）原试掘方回填土遗迹；C.盗洞。具体情况如下：
A.原俑坑回填土遗迹：位于T23西隔梁东半部，长约19.5米，宽约0.2米～0.74米，土质细腻，土质褐，内含少量小沙粒。与原试掘方回填土遗迹有明显界线。
Ba.原试掘方回填土遗迹：位于T23西隔梁西半部南部，南北长约11.5米～13.9米，东西宽约1.3米～1.80米。土质较杂，内含大石块及较多小石块，土色褐。
Bb.原试掘方回填土遗迹：位于T23西隔梁西半部北部，东西宽约1.3米～1.8米，南北长9.9米～8.7米。土质较杂，内含较多小石块，但大石块的数量明显少于Ba区，土色褐。Ba、Bb皆形成于1974～1979年一号坑钻探、试掘时期，Ba压在Bb之上，似为在回填时，用了不同区域的土所致。
C.盗洞：盗洞位于T23西隔梁的东半部，盗洞呈不规则长方形，原南北宽约1.13米，东西残长2米。现未解剖，深度不详。盗洞内土质细、硬，内含小砂粒，土色灰黑。从盗洞打破红烧土层这一现象来判断，“盗洞”的行为要晚于秦俑坑焚毁的时间。
在原俑坑回填土中清理提取青铜铜销1件，通长4.5厘米。分为两部分，前端为圆柱，直径0.4厘米，长3.7厘米，后端销部为长方体，长0.8厘米，宽0.5厘米，厚0.4厘米，虽为长方体，但并非标准的长方体，销尾的一面为抹角，而非直角。在长方体的中部，有一圆洞，直径0.25厘米。铜销表面布满绿色的锈蚀，锈层厚，锈层下见有青黑色铜质。其用途暂时不清。
（申茂盛 刘春华 李卓）
【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帝陵C区1号墓】
发掘时间：2017年8～12月
工作单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秦始皇帝陵C区1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西侧约440米处，南距原临马公路约250米，是带有两条斜坡墓道的南北向中字形墓葬。
2017年度对墓葬南侧陪葬坑（8.3米×5.5米）进行了发掘。目前深度已达3.8米，发现三个盗洞，其中一个在3.5米处消失，一个在3.8米处消失，另一个继续向下延伸，盗洞内发现粗壮动物残骨。目前仍处于发掘当中。
继续发掘墓室部分，向下发掘至约14.5米，墓室内全部为夯土回填。清理盗洞三处，盗洞继续向下延伸。墓室部分已清理至木炭层，木炭普遍分布于墓室。由迹象来看，似从南侧墓道填埋，覆盖在椁木之上，南侧厚，北侧薄。最厚处约有40厘米。椁木全部塌陷，部分区域已露头。墓室东西壁台面有多处裂缝和垮塌现象，上覆盖木炭，木炭随着台面的垮塌而向墓室中心倾斜，致使台面上木炭堆积也向墓室中心倾斜，形成外侧薄、里侧厚的堆积现象。另外，台面的立面上也黏连有大量木炭。在东侧东西最厚达30厘米。南壁为斜坡道断面，也分布有大量木炭。木炭清理后，在东壁部分区域上发现有朽木痕迹。目前还在清理当中。
（蒋文孝）
【空港新城杨家村汉唐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2～5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规划建设局（文物局）
杨家村遗址位于空港新城周陵镇杨家村（该村已经拆迁）西部、西北以及东部，南临空港新城管委会。此次清理古代墓葬17座、灰坑20个、陶窑5座。出土文物153件，其中彩绘泥塑佛头像72件。发掘的古墓葬中西汉墓葬5座，唐代墓葬10座，宋代墓葬2座。
遗址位于发掘区东北部，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从地层及出土器物初步推断，灰坑为唐宋及以后时期。窑址Y1、Y4为共用窑道和操作间的并列窑室。Y2的窑室接近马蹄形，出土物未见绳纹板瓦，应晚于南北朝。结合附近遗址年代，推测窑址年代不会晚于隋唐。出土的塑像为泥质，模制，外敷彩。大部分为头部，身躯部分仅见手掌残件。头部高约10厘米～30厘米，后部扁平，推测应与躯干部分贴于墙上。颈至头部有圆孔，或是与身躯部分以竹木相连。塑像可分为佛、菩萨、弟子、供养人。一般弟子面部施红彩，菩萨面部为白彩。佛头像高髻、窄脸、长直鼻、细颈，有北魏瘦骨清像的特点，有部分也有下颌圆润、颈部较粗的特点，最晚年代应该不会晚于北周。
此次考古发掘的墓葬从西汉持续至唐宋，遗址年代为北周及以后时期，为研究咸阳地区古代墓葬的丧葬习俗、墓葬制度等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窑址保存较好，形制完整，全面揭示了窑址的结构特征，为研究北周、隋唐时期窑址的演变及建筑材料等提供了新资料。Y2出土的彩绘泥塑佛像，为历年来考古发掘少见，推测或为北周武帝或者唐武宗灭佛时佛教徒在附近寺院取来藏匿于此处。此次彩绘泥塑佛头像为陕西首次集中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肖健一）
【汉文帝霸陵江村大墓】
发掘时间：2017年8～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2017年度，根据汉文帝霸陵保护工作需要，对位于霸陵区域的江村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江村以东300米，北眺霸陵凤凰咀，南望薄太后南陵。8月起，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大墓被盗区域的外藏坑进行重点勘探，考虑到其位于汉文帝霸陵陵区之内，工作之初采取统一分区、编号、布方，将发掘成果纳入霸陵GIS地理信息系统，并最终选取江村大墓西南部的WK22、WK27、WK29、WK32、WK38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
WK29、WK32开口距现地表约5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2米、南北宽2.1米，底距现地表约8米，底部见动物骨骼及板灰，内填较致密深褐色花土。目前已发掘至第②层堆积，深度0.3米～0.8米，地层中几乎不见任何遗物，初步推断可能与20世纪70年代在薄太后南陵发现的外藏坑类似，埋藏珍禽异兽。WK22、WK27、WK38南北纵向排列，平面呈长方形，竖穴土圹结构，规模较小，东西长6.5米～8.6米，宽3.5米～4.2米，坑底距地表均为5米，底部见陶俑和板灰。WK27规模较大，东西向，全长33.6米、宽7.8米～8.8米，由斜坡道和坑体两部分组成，坑体在东，斜坡道在西；底距现地表约7米，底部见漆木器、车构件、陶俑及板灰等。这三座外藏坑在撰文时正清理上层堆积。同时，在WK15的盗洞附近征集到30件重要的石磬标本，其中23件基本完整，均由青色石灰岩磨制而成，上方钻有小孔便于悬挂，大小厚度不一，石磬表面光滑，大多在侧面有线刻铭文，可见“十三年”“三”“四”等字样。
江村大墓因2001年被盗的裸体黑俑进入学界视野，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期望通过此次细致科学的考古工作，搞清楚江村大墓的归属，确定其与汉文帝霸陵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推动汉代陵寝制度研究。另外，为配合西安市江村沟垃圾填埋场的基本建设，2017年10～12月，对填埋场南侧沟畔上的汉代陶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600平方米，清理陶窑9座、灰坑2个，出土了回纹铺地方砖、素面半圆形瓦当、云纹圆瓦当、板瓦、筒瓦、瓦钉、陶范等大量汉代遗物。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汉代陶窑遗址位于汉文帝霸陵西侧1.8千米的台地边缘，3～4座陶窑共用1个操作间，单体陶窑规模较大，分布密集，初步确定为霸陵营建设置的官营制陶作坊，对于西汉时期手工业研究及帝陵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泾阳县大堡子汉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3～6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阳县文物旅游局
泾阳县大堡子汉代墓地位于泾阳县高庄镇大堡子村西南，南距汉高祖长陵约5千米、长陵邑约3千米。共发掘墓葬73座。其中，汉代墓葬62座、唐代墓葬5座、金代墓葬1座、时代不明5座。共出土器物300多件，陶器以鼎、盒、壶、罐、仓、灶等组合为主。
汉代墓葬形制分为竖穴墓道和斜坡墓道洞室墓两种，根据墓葬形制、出土的星云纹镜、草叶纹镜、半两钱等器物判断，墓葬年代为西汉时期，其中以西汉早、中期最为集中，个别年代进入新莽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堡子墓地发现4条围沟，围沟内有两座或两座以上墓葬，围沟内的墓葬应该是属于同一家庭，西汉早中期围沟墓的发掘填补了秦汉时期围沟墓的缺环，为研究汉代家庭、家族以及墓地相关制度提供了基础材料。其中M41出土印章有“臣□”等，身份可能是中下级官吏，该墓地很有可能与长陵邑的居民有关。
（耿庆刚）
【西安市高陵区朝南村汉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1～7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
朝南村墓地位于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办朝南村南侧，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600米。此次共发掘古墓葬389座。
这批古墓葬均为中小型墓，时代以战国晚期至汉代为主，占墓葬总数的96.5%，墓葬形制及数量分别为：竖穴土坑墓51座、竖穴墓道土洞墓230座、竖穴墓道砖室墓2座、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42座、斜坡墓道带天井土洞墓27座、斜坡墓道单砖室墓6座、斜坡墓道带天井砖室墓12座、斜坡墓道多砖室墓6座。另外，有唐墓10座、宋墓1座、明清墓2座。
葬具有一棺一椁、单棺、双棺3种形式，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数为单人屈肢葬、双人合葬。出土器物1933件（组）。种类有陶器鼎、盒、壶、钫、缶、罐、仓、灶、灯、熏炉，铜器鼎、钫、盆、弩机、镜、印章，铁剑及骨器、钱币等。
通过发掘，对朝南村墓地的分布范围、时代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墓地与古城村遗址相距4千米，是汉代左冯翊的重要葬地。墓葬分布密集，打破关系多，组群关系较为清楚，部分墓葬周围设有围沟，为中小型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杨武站 袁明 马金磊）
【咸阳市渭城区李家寨汉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6～10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新城文物局、渭陵文管所
渭城区李家寨墓地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李家寨村南，共发掘墓葬22座，除1座十六国墓葬、2座明清墓葬外，其余均为汉代墓葬。其中以M22规模较大，平面呈“甲”字形，由斜坡墓道、墓室、东西耳室组成，全长30.7米，墓道长21.1米，墓室长9.6米、宽8米，墓室底部距开口11.3米。墓道、墓室自开口依次向下内收四层台，在四层台东西两侧各有一耳室，在四层台向下开挖长5.6米、宽3.8米的空间，在其内构筑高于四层台的封闭砖室空间，应是砖椁室，其内放置木棺。M22的发掘意义主要有二：一是东耳室保存完好，出土有铜熏炉、铜鐎斗、釉陶灯、云母片等器物二十余件；二是发掘过程中对墓葬出土的砖全部采集，基本能够复原所用砖的数量，该墓新型的墓室构筑方式，为大中型汉墓形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耿庆刚）
【空港新城窦家村汉唐及十六国时期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5～11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规划建设局（文物局）
窦家村墓地位于空港新城周陵镇窦家村（已拆迁）东部、南邻周公大道，西邻自贸大道。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古墓葬19座，灰坑2个，晚期壕沟1条，出土文物173件。
经发掘证实，8座墓葬时代为汉代，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室墓、竖穴土洞墓或竖穴土圹墓，方向为东西向或南北向。6座为十六国墓葬，东西走向，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室，出土器物145件。3座时代为唐代。2座墓葬时代不明。遗址发掘区域位于十六国墓葬西部、北部，发掘的壕沟为东西向，时代为明代。此次考古发掘的墓葬年代为汉、唐以及十六国时期，特别是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墓位经严格规划，布局整齐、错落有致，应该与其东临的KGTC～2017～001号储备用地的十六国墓葬为同期的家族墓地。
（肖健一）
【西安市雁塔区月登阁汉唐墓葬】
发掘时间：2017年8～11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月登阁墓地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月登阁村北、海亮唐宁府项目占地范围内。共发掘墓葬22座，其中汉代墓葬11座、唐代墓葬10座、清代墓葬1座。汉墓6座为斜坡墓道洞室墓、5座为深竖穴墓道洞室墓，墓地持续时间较长，西汉中晚期为主。唐墓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刀把形土洞墓，出土器物45件（组）。
此次发掘的收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M9和M10两座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偏早阶段，这两座墓葬同处一封闭区域内，应是家庭或家族墓葬。二是M13出土一合石质嘉庆年间的买地券、石质灵牌和石质符，为研究清中期葬俗提供实物资料。
（徐雍初）
【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汉唐墓葬】
发掘时间：2017年4～6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贾里村墓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项目占地范围内。共发掘墓葬10座，其中汉代墓葬2座、隋代墓葬1座、唐代墓葬1座、清代墓葬6座。汉墓均为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唐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双天井土洞墓。共出土器物25件（组）。此次发掘为研究西安地区周边中小型墓葬形制和葬俗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研究这一区域汉墓、隋唐墓葬和清代墓葬序列提供了数据。
（徐雍初）
【西安市灞桥区贺韶村汉唐墓葬】
发掘时间：2017年10月～2018年1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贺韶村墓地位于西安市灞桥区贺韶村，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项目占地范围内。共发掘10座墓葬和1座陶窑，出土器物38件（组）。其中汉代墓葬7座、北魏墓葬1座、唐代墓葬2座。汉墓5座为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2座为深竖穴墓道洞室墓。唐墓分别为带斜坡墓道的双天井土洞墓和三天井土洞墓。此次发掘为研究西安地区汉墓和唐墓提供了新资料。
（徐雍初）
【秦汉新城东石村汉墓】
发掘时间：2017年8～10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新城文物局
东石村汉墓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周陵街道东石村北，共清理汉代墓葬5座，形制均为“甲”字形墓，现以M2为例介绍。M2坐北朝南，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封门位于甬道北端，由条砖砌成。墓室由于盗扰，顶部大部分坍塌。东、西、北三壁由条砖错缝平砌，黄泥合缝黏接。顶部条砖错缝平砌而成，南北进深3.9米、宽1.9米，高1.6米。东西两壁高度1.1米。随葬器物釉陶壶、仓、奁、陶壶、陶灯、铜钱等。
通过发掘，了解了这批墓葬的形制和内涵，进一步丰富了咸阳周陵地区的汉墓资料；同时由于这批墓葬毗邻汉代帝陵区，对于研究陵区的变迁具有一定意义。
（王东）
【秦汉新城摆旗寨村汉墓群】
发掘时间：2016年12月～2017年6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咸阳宫遗址博物馆
摆旗寨村古墓群位于秦汉新城渭城镇摆旗寨村北，共发掘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墓葬36座、祭祀坑1座，十六国、西魏时期墓葬各1座。
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墓葬均为竖穴墓道洞室或砖室结构的小型墓，墓向杂乱，打破关系复杂。出土各类遗物约510余件（组）。陶（釉陶）器多见罐、盆、甑、碗、仓、灶等生活器或明器，少见鼎、盒、壶等礼器。铜弩机、铁剑等兵器较为多见，铜钱除五铢外，尚有较多“货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等新莽钱币。体质人类学观察结果显示，墓主普遍较年轻，男性所占比例稍高。
西魏墓葬（M28）为此次最重要的发现。由墓道、两个天井及前后土洞墓室组成，总长41.8米，墓向172°。出土墓志、青瓷碗、玻璃盏、水晶坠、金指环、金发饰、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夹苎胎素面黑漆器、彩绘陶俑、模型明器等遗物240余件（组）。根据墓志内容可知，墓主名陆丑，鲜卑族，随孝武帝元修入关中后，历任武官职，封乐陵县开国子，邑三百户，卒于文帝大统四年（538）。随葬的东罗马金币，一枚为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位期间铸造，另一枚可能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仿铸品，是目前此类遗物在国内所见的较早材料，反映了西安地区丝绸之路文化往来的悠久历史。
（许卫红 张杨力铮）
【秦汉新城西石村汉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6～8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新城文物局
西石村遗址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周陵街道西石村北，共发掘清理墓葬12座、汉代建筑基址（F1）1处。
此次发掘清理的墓葬时代比较集中，从西汉晚期一直延续到东汉，形制分为深竖穴墓道砖室墓和长斜坡墓道砖室墓两种。随葬的器物亦大多为常见的釉陶壶、陶仓、灶、耳杯、狗、罐等生活明器，M2出土了成组的玉圭、玉璧、玉璜、玉人、玉眼罩、玉鸽等器物，M5和M6更是在墓室东侧发现了祭祀坑，内置陶壶和禽类动物骨骼，这些与祭祀相关的考古发现无疑对我们研究汉代中小型墓葬的祭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建筑基址面积约300平方米，南北朝向，由10个柱础坑围合而成，南北排列成三排，其中北侧第一排4个柱础坑，第二排2个柱础坑，第三排4个柱础坑，排列比较规律。整个建筑基址大体呈方形，南北、东西均为15米，柱础坑的大小也相对比较接近，部分柱础坑上面还保留有柱础石，未见人为加工痕迹。由于遗址上方已被完全破坏，只残存基础部分，所以房址的内部结构现在无从判断。F1周边地层散落有汉代板瓦、筒瓦残片，加之F1周边又分布着一定数量的汉代墓葬，初步推断有可能是某个家族墓地的祠堂或是家庙遗址。
（王东）
【秦汉新城大寨西村汉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3～5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新城文物局、康陵文管所
大寨西村遗址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周陵街道大寨西村以北，属渭北台塬地带，地势呈北高南低。共发掘清理东汉墓葬2座、西汉晚期围沟1条，发掘面积400平方米。
2座墓葬均为东西向、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墓道长度13米～19米、宽1.3米～2.2米，口大底小，南北两侧都内收有二层台；墓室包括前后室，各带一侧室，由于盗扰墓室内部坍塌严重，随葬器物大多位于前室和侧室。比较特殊的是，M2墓室内各壁面皆发现大面积烘烤的迹象，呈棕黑色或棕红色；底部堆积有约2厘米～5厘米厚的木炭灰，人骨亦被刻意烧成炭化的渣块，此次发掘为深入研究同类墓葬提供了新的材料。
围沟（G1）东距康陵西侧封土边缘垂直距离约430米，南北走向，平面呈长条形，口大底小，壁面斜直内收，修整规整，解剖长度20米。根据出土的文字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的时代特征，初步推断应为围沟废弃后短时间集中回填而形成。
结合近年西汉帝陵钻探资料，此次发掘的围沟应为西汉平帝康陵陵园的西围沟，为西汉帝陵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王东）
【空港新城西郭村汉魏隋唐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5～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顺陵文管所
西郭村遗址位于咸阳底张镇西郭村西，发掘墓葬18座，遗址约1000平方米。
遗址发掘区共清理陶窑9座，其中有6座陶窑南北两排、窑门相对分别共用一操作间，从出土砖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陶窑的形制来看，应属于隋唐时期，规模较大，似属于官营作坊。墓葬有汉、西魏、北周、隋唐、明清等不同时期，其中M4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为高车人，记载其祖、父三代的官职，葬于大统十五年。此墓是为数不多的西魏纪年墓之一，为研究魏晋时期官制、民族融合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耿庆刚）
【空港新城十六国墓葬】
发掘时间：2017年5～10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规划建设局（文物局）
为配合空港新城西部民航特种设备保障服务中心项目建设，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用地范围内发掘两座墓葬，其中M2为空墓，主要介绍M1的发掘情况。
M1为斜坡带台阶墓道的双室土洞墓，坐北向南，总长29.35米。由墓道、空心砖封门、条砖封门、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部分组成。墓主夫妇葬于后室，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具为木棺。墓内随葬品分布在前室和后室，出土文物42件（组）。
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分析，M1时代应为十六国早期。该墓的发掘，对我们深入了解西晋至十六国时期墓葬形制结构、丧葬习俗、随葬品组合规律等内容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刘呆运）
【西安市汉城南路唐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1～3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两个项目均位于西安西郊汉城南路西侧，东面毗邻西钞厂家属院，其中红光新城北面紧邻团结西路，红光商务大厦则位于红光路北侧，发掘区北距汉城遗址约5千米，东距唐长安城开远门遗址仅2千米，发掘位置极为重要。合计发掘墓葬42座，其中，M11为呈南北向、“甲”字形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全长17.5米，出土有陶俑、骑马俑以及其他生活用品明器，依据出土物判断应为十六国时期墓葬。
其余墓葬除一座墓葬可以初步确定为十六国墓外，其余均为唐代中晚期墓葬，墓葬平面多为“刀”形墓，依据墓道东侧和墓室东侧平面结构的不同又可区分为直线式土洞墓和直背、弧背、折背几种墓形，随葬器物可见天王俑、风帽俑、陶马、陶骆驼等以及塔式罐、“萝卜”罐、“开元通宝”，个别墓葬出土有较精美的瓷器，如M13出土了较为少见的全绞胎瓷盖1件。
此次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唐长安城墓葬研究的实物资料，为研究十六国及唐代墓葬分布提供了宝贵资料。
（段毅）
【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村唐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1～5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墓地位于长安区郭杜街道大居安村中段西侧、学府大街与居安路十字东南角，发掘5座唐墓和1座明代墓。
5座唐墓自东北向西南分布，其中3座砖室壁画墓遭盗毁，破坏较甚。2座为单天井土洞墓。其中，M5为四天井单砖室壁画墓，有4个壁龛，使用石质封门，据出土墓志推知，墓主为唐中宗时期襄武郡公、户部尚书李承嘉，以景龙四年（710）入葬高阳原，卒年60岁。李承嘉祖父为唐太常卿、陇西公李宽。李宽碑于2013年发掘出土，位于李承嘉墓北侧约2千米处，此外在2004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在距李承嘉墓西侧约1千米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发掘了唐李恫墓，墓主字孝晟，与李承嘉之父李孝旻是兄弟行，加之李宽神道碑的出土，也说明李宽墓也当在附近，因此李氏家族墓地可能就位于该区域。M6为三天井双砖室壁画墓，有2个壁龛，全长超过40米，目前关中地区发现唐代双砖室墓比较少，非勋即贵，主要集中发现于唐高宗初年至玄宗开元时期，因此墓主等级应当比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M5、M6可能遭遇官方毁墓，但仍出土有各类随葬品300余件（组）。该墓地的发掘，丰富了高阳原地区唐代考古研究的实物资料。
（邢福来 苗轶飞）
【西安市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勘探】
勘探时间：2017年3～8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
西安千古情是仿杭州宋城的旅游开发项目。项目选址区位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西南，西邻西宫墙址，南临南宫墙址，东至上朝西路西侧，北临二马路小学。考古勘探分东、中、西三区展开。其中西区为管理公司停车场，中区为中建公司大院，东区为园区上朝西路至中建公司大院东墙之间，勘探面积共39480平方米。
勘探发现唐代踩踏面2处、夯墙残迹1处；宋元池址和灰坑各1处。两处踩踏面东西相距约50米，距现地表1.5米～1.8米，厚0.2米～0.5米，直接覆压于生土之上。皆被晚期扰乱，形状不甚规整。其中东侧踩踏面东西70米、南北84米；西侧踩踏面东西124米、南北90米。皆为唐大明宫丹凤门西部广场遗存。夯墙遗址位处东踩踏面内，距现地表深1.2米，呈南北向，残长13.2米、宽0.8米，夯基残厚0.35米，为分隔大明宫内西部广场空间的重要遗迹。
宋元池址距大明宫南宫墙约40米、西宫墙约45米，东西长127米、南北探出67米，深5.8米。池内堆积上层为2.5米厚的水浸土；下层为0.8米～1.3米厚的淤积土。2009年池址以西曾发现打破唐宫墙基的3座宋元陶窑，推测该池与之为同时期遗存。灰坑位处池址西南，略呈三角形，南北长38米、东西宽25米，深3.5米。内含陶瓷器残片、铁器残渣和红漆皮屑。应为制陶窑场的垃圾处理坑。
此次勘探的2处踩踏面、夯墙等遗迹为唐大明宫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夯墙残迹为了解御道两侧的空间形制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宋元池址及灰坑与打破西宫墙基址的3座陶窑有密切关系，是该组陶窑用于抟泥的重要水源地。同时，陶窑和池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大明宫西、南两面宫墙的损坏和附近唐代文化层的缺失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李春林）
【西安市唐大明宫含耀门以西过水涵洞遗址】
发掘时间：2013年4～7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
遗址位于大明宫含耀门至含元殿间内宫墙之下，西距含元殿遗址154.5米，东距含耀门遗址160米。发掘区域东西9米，南北20米，共180平方米。遗址由内宫墙、涵洞、南北两侧渠道构成。内宫墙长9米，宽7.7米，残高北侧0.8米，南侧1.3米，内宫墙北侧地面较南侧地面高约0.5米。
涵洞发现于这段内宫墙中部之下，为南北向，全长10.5米，宽0.9米，高1.93米，北高南低，高差约16厘米。砖砌劵顶结构，泥浆勾缝，洞底以砖平铺，侧壁垂直垒砖而砌。北侧即宫墙北壁，南端伸出宫墙南壁2.8米。两端皆置有石框铁栅结构的栅栏，其中洞北口保存完好，其上压有整块石板，3根高0.58米的铁条通过榫孔将上下石板连接构成栅门，铁栅条上有锈斑，比较酥脆。石板以上起券部分有3层砖，券洞部分则以7层砖平砌填实。洞南口顶部已损毁，仅留有装置铁栅的石条，表面等距有3个榫孔，形制当与洞北口相同。洞内残存淤泥厚0.74米，淤积层次清晰，顶面有细碎的木炭灰屑。
涵洞以北渠道发掘长6米，宽1.2米，深1.4米，往北不远渠床分两股向北、向东北分别伸出发掘范围。涵洞以南渠道发掘长3.5米、宽1.2米，深0.9米，距洞口3.8米处，渠床发现一长方形深坑，坑口东西2.3米，南北1.9米，深1.7米，四壁陡直，四隅有立柱印迹，壁面以木板支撑，底有镢锨器械清淤遗痕。坑口东北地面坚硬，为人长期踩踏而成。故推测方坑是用来收集雨水，以备旱季洒扫之需，类似水窖，同时也利于雨水沉淀杂物，确保下游渠道清澈。
自方坑继续往南，勘探显示，渠道有东拐迹象。
出土文物81件，其中建筑构件15件，有脊兽、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陶器34件，红陶9件，灰陶25件，多为盆、罐、盏、碗；瓷器28件，有碗、盏、壶、罐等；石器2件；另出土朱砂、木器残块各1件。
该涵洞遗址是大明宫内一处重要穿墙排水设施，是含耀门以西院落排水至含元殿前龙首渠的重要通道。与宫墙、院落、渠道等建筑要素密切相关，是了解大明宫内形制布局的重要线索。对了解宫内比邻区域的排水系统、院落组合有着重要价值。含耀门以西过水涵洞与大明宫南起第一道内宫墙是共为一体的建筑，从砌砖规格、绳纹特点看，年代当与含元殿、含耀门一样，为唐高宗龙朔年间。大明宫北宫墙之下和皇城含光门西侧城墙下曾先后发现过类似过水涵洞。这为横向研究长安城的引水、排水系统和相关建筑形式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
涵洞属隐蔽阴暗之建筑单元，是古代城防的死角。严密的铁石栅栏设置，可有效防止奸盗入宫的企图，表明唐代宫城建设中融入了强烈的安保意识。目前，西安市对该处过水设施遗址已实施原址保护展示，正式向公众开放。
（李春林）
【西安市唐大明宫玄武门东南过水涵洞遗址】
发掘时间：2013年4～8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
遗址位处玄武门南185米。发掘区域东西15.9米，南北10.4米，总发掘面积计165平方米。自西往东分别发现道路、路沟、夯墙及夯墙下砖石结构涵洞一处。道路、路沟、夯墙平行排列，紧密衔接。
道路仅露出东侧局部，未完整发掘。南北向，宽度不明，从走势看，应为玄武门通往宫内的大路。路沟呈南北向，宽约2米，两侧坡度和缓，内中堆积土呈灰色。
夯墙西近且与路沟平行，呈南北向，发掘长10.4米，宽约3米。残存最高约0.25米，中部塌陷处即为过水涵洞，涵洞东西向，以砖石混砌筑成。长2.86米，外宽1.06米，内宽0.63米，高0.7米，洞底平整，西高东低，显示排水方向为自西向东。涵洞两端上下及左右侧壁皆以条石拼砌，条石近似方形，边长0.6米，厚0.2米。涵洞中间渠底两端条石表面各凿有榫孔3个，当是放置铁栅的榫孔。榫孔呈方形，边长8厘米，深约4厘米。
从周边关联遗迹看，这处涵洞是为解决玄武门内道路的排水问题而建的，它将路沟所集雨水通过夯墙下导引向东部的院落，对了解和研究玄武门南宫内东部的排水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西安市对该处过水设施遗址已实施原址保护展示，正式向公众开放。
（李春林）
【西安市唐大明宫太液池南岸石桥遗址】
发掘时间：2013年4～8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
遗址位处太液池西池东南，地处龙首原北坡之下，西北距太液池80余米。2009年冬曾经局部揭露，此次为全面发掘。
发掘区域东西16米，南北24米，面积384平方米。发现南北向渠道及石桥残基，遗址由渠道、石桥和桥两侧道路三部分构成。
渠道随地势自南往北流，发掘长24米，宽1米，深1.1米，两侧壁多已垮塌，呈和缓的泥壁，局部残存砌砖，推测整体渠壁原应有砌砖。
石桥遗址位处渠道中部，南北总长8米，东西宽2.2米，残高0.9米。桥体是由条形砂石块构筑而成。桥顶塌落，但原用石块在堆积中有发现。两侧壁和桥底保存较完整。侧壁以石块整齐垒砌，显得陡直平整；底部也以条石拼砌，外侧混杂铺有砖块。铺石表面有白灰泥浆痕迹和安置铁栅的榫孔。白灰泥浆痕迹位于桥底中央，南北向呈长方形，形状表明是分水墙所立石基的粘接遗痕。从痕迹看，分水墙厚约0.22米，将桥洞分隔为东西两部分。各宽0.6米。榫孔四排，榫孔大约5厘米见方，深3厘米，个别残留铁锈痕迹。桥南北两侧皆有“八”字状砖壁分水陂，残高0.9米。应是为防止水流冲击桥基而专门砌的设施。
桥址东西两边为路土，路土层理结构明显，土质坚硬，特别在桥址东边较高保存较好的路段，还可见清晰的车辙碾压印痕。道路发掘长24米，宽5米，呈东西向，是联系大明宫内龙首原上殿院与太液池南岸的一条重要道路。
从遗迹现状观察，这是一座有分水桥基的双孔石桥，渠底的四排榫孔，显示桥洞曾安装有四排铁栅栏，这样缜密的布局，一方面有利于拦截龙首原宫院的树枝杂物随水流入太液池，一方面也有防止盗贼藏匿的功用。西安市对该处石桥遗址已实施原址保护展示，正式向公众开放。
（李春林）
【隋唐长安城圜丘遗址外围遗存】
发掘时间：2012年12月～2013年8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
此次考古是配合陕西师大附中教学楼的规划进行的，基建区域位处唐圜丘遗址以西，原为陕西师大雁塔校区化学系操场，北邻天坛路，西邻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南邻三宝双喜集团，正东隔道路与隋唐圜丘遗址相邻。南北长183米、东西宽101.14米。因地表多为卵石灰砂铺筑而成，探铲无法打穿，故只对完成清表的教学楼基槽进行了细密的勘探，基槽呈“凹”字形，长370.16米，宽14米，勘探约5182.24平方米。
考古工作分勘探与发掘两步完成。勘探显示，唐圜丘以西操场当年在平整地基过程中，唐代文化堆积除南部残留部分外，大多已遭破坏。勘探并清理隋唐遗迹单位16处。包括隋代渠道1处；道路1条；承压生土3处；夯土1处。唐代灰坑7处。其后对这13处古代遗迹进行了试掘，开挖探沟6处，发掘面积近400平方米。
渠道和道路皆位处圜丘坛体西南19米开外，呈东西向，渠道早于道路且叠压于道路之下。勘探长84米、宽4.3米、深1.8米，淤土纯净，呈红胶泥色，为短期使用的渠道，与圜丘及其周边祭祀建筑过程中大量用水有关，建成后随即又被填埋。
道路勘探部分重叠于渠道之上，是利用渠道渠床而形成。勘探亦长84米、宽8米、厚0.15米，路土坚实，车辙痕迹深厚。或为隋初建筑天坛时使用的道路，或为祭天时仪仗车队使用的道路。
3处承压生土分别发现于探沟T1、T2、T3，是在于灰红色的生土面显现出局部受过重压的迹象，宽3.7米～4.7米不等，土质致密，明显与外围生土不同，而与人为形成的夯土也有明显差异。应为夯土类建筑基槽底部受压而形成的痕迹，且都延伸出了各自所在的探沟。这3处承压生土宽3.7米～4.7米不等，土质致密，明显与外围生土不同，而与人为形成的夯土也有明显差异。似为夯土类建筑基槽底部受力作用而形成的痕迹。联系三者距圜丘皆37.5米，似处于以圜丘中心同一圆弧上，显示在圜丘外围曾经有过一圈基础宽3.7米～4.7米的墙类建筑，可能就是《大唐郊祀录》中提及的“内壝”遗存。南部发现的宽3米，厚约0.1米～0.15米的呈东西向的夯土遗迹可能也是“内壝”的组成部分。
7处灰坑形状皆不规则，填土多伴出有大量白灰皮渣屑，为圜丘修缮过程中建筑废料和垃圾填埋场所。
出土遗物有莲花纹方砖、莲花纹瓦当、筒瓦、板瓦、灰陶罐、红陶罐、铜饰片、玻璃簪、铜勺、开元通宝钱，渠道淤泥中出土了少量汉代绳文板瓦、绳文筒瓦、仓类釉陶器残块和“五铢”钱。
2012～2013年的考古对了解和研究隋唐圜丘遗址的外围建筑布局、形制和内涵有重要价值，与白灰皮渣屑同出的莲花纹方砖、莲花纹瓦当、筒瓦、板瓦等建材，显示圜丘周围还应有铺砖覆瓦的建筑。这给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圜丘外围建筑的形式提供了重要信息。这批考古资料也对圜丘遗址的整体保护、展示设计及工程施工的参考依据。
（李春林）
【隋唐长安城圜丘周边遗址勘探】
勘探时间：2017年3～9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
此次勘探是配合西安市隋唐天坛公园规划设计项目开展的，涉及圜丘本体以北、以东、以南三面拆迁区，南北最长198.5米、东西最宽142米，面积17177.46平方米。因北、南两面清表不到位，东面有工程临时房屋占用，实际勘探面积为11179.16平方米。
勘探搞清了圜丘周边拆迁区内的文化层堆积和保存的基本状况，表明圜丘东北、以南遗址区唐代文化堆积已被基建施工破坏至生土。坛体以北、东南局部尚残留较好的唐代文化堆积和遗迹，其中北侧发现隋唐道路1处，东南面发现隋唐时期的踩踏面1处。唐代道路位于圜丘第一层子陛正北，且与之相连。呈南北向，南北长21.5米、残宽3.9米、距地表深0.8米、路土厚0.05米，表面有车碾压的辙痕。踩踏面东西长约44米、南北宽约35米，厚0.03米～0.05米。
第一层子陛正北的道路路土较厚，车辆碾痕明显，应为搬运祭祀品的重要通道。东南踩踏面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圜丘周围的地形和地貌，对于了解隋唐圜丘东南广场地面的准确标高提供了依据。2018年2月，复原保护后的隋唐圜丘（天坛）遗址公园已正式向公众开放。
【西安市光学小区西南隋唐宫城夯土遗址调查】
调查时间：2017年5月25～27日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西安市大明宫遗址保管所
遗址位于西安市莲湖区自强西路以北约50米，光学小区西南，新新灯具厂北侧，西邻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遗址远看似土丘，呈东西走向，高出现地表约8米，长30米，宽近15米，上面长满树木杂草，以枸树和刺槐为主，四周被现代民居所包围。从侧面断裂处和顶部一圆形井的坑壁看，有明显的夯土层理结构，夯层厚12厘米～15厘米，夯土质地坚硬，呈纯黄色。从规模看，显然是一处较大的古代建筑基址。
从位置看，该夯土建筑基址东西横卧，走势大致与隋唐太极宫北宫墙遗址接近，而从夯土的厚度和夯筑痕迹观察，也与之前大明宫宫墙的夯土一致，初步可推定为唐太极宫北宫墙的一段遗存。
隋唐长安郭城墙可见于地表的已经很少，该段夯土遗存既是隋唐长安城的北墙，又是太极宫的北宫墙，有着十分重要的考古和历史价值。未来可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和形制结构。目前，建议文物管理部门在其外围树立起保护标牌，宣示其文物价值，并将之正式纳入文物保护巡查名单，以便开展有效的保护。
（李春林）
【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公园勘探】
勘探时间：2016年11月～2017年8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
兴庆宫是唐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唐玄宗时期居住和处理朝政的重要宫殿区。1957年，陕西省文管会曾初步勘察出兴庆宫遗址的位置、范围和形制。今西安市兴庆宫公园只是唐兴庆宫遗址西南一部分。
此次勘探主要是围绕兴庆宫公园内的三八林景点等五处空阔地域进行的。勘探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发现唐代各类遗迹单位32处，尤以建筑夯土居多，有18处。水渠1条，池岸5处，道路4条，砖井1口，窑2座，踩踏面1处。编号11、12号夯墙即为南宫墙段落遗址，编号6～10号、28号、30号夯土为兴庆宫南部的建筑基址；编号13的渠道为兴庆宫西部与龙池沟通的重要水道。编号15号、17号、19号、14号、20号五处土质黏硬泥夯遗存，围合的黑色淤泥范围，即是龙池遗址。其中编号15号、17号、19号构成龙池的北岸，编号14号、20号构成龙池的南岸。编号18号的路土是临池道路的一部分。
此次勘探为全面了解兴庆宫西南部的文化层堆积状况、遗迹种类和遗址的保存状况积累了大量的材料。18处夯土基址的体量类似大明宫太液池周边常见的堂、亭和连廊类的建筑，显示出该区域为兴庆宫的游宴区。编号13号的水渠，为研究龙池的水源和兴庆宫的水网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编号为14号、15号、17号、19号、20号五段泥夯结构的池岸轮廓走势。显示龙池平面东北大西南小，呈葫芦形，这部分纠正了宋代吕大防石刻《兴庆宫图》所见的椭圆形认识。
（李春林 龚国强）
【隋唐长安城东市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5～12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
隋唐长安东市遗址位于西安市碑林区，2015年、2016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勘探和发掘工作。2017年以2016年勘探和发掘为基础，再次对乐居场拆迁区内的东市东北部遗址开展工作。以10米×10米的方格对整个区域布设探方，将已完成清表呈十字状交叉2016年所布的探沟T3、T4纳入探方网格内进行发掘，确保精准定位遗迹单位和遗物。实际发掘探方有T2K～T33K、T21D～T21N与T21P～T21W共51个，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
发掘清理遗迹单位共109个。其中探方T2K～T32K遗迹单位最多，分布最密集，包括灰坑77个，砖井12口，土井5口，道路3条，房基5处，炉膛2处，池址1处、沟渠6条。从布局特点看，道路与沟渠皆为南北走向，房屋建筑基址多位处西部，其中探方T5K有两座前有砖砌散水后有背墙的房基F1、F2，F1坐东朝西，F2坐西朝东，F1、F2发掘皆长4.7米、东西宽5米，夯基厚0.5米。中东部密集分布有灰坑，根据形制与出土遗物分析，多为手工业作坊的操作坑遗存。井窖类散布于灰坑之间，砖井多是水井，土井及窖多为储藏原料或产品的遗存。炉膛遗迹有2处，皆残存底部烧土，烧土较厚，面积大，联系附近出土的坩埚，推测应是冶铸类作坊遗存。
此次发掘的109处遗迹可明确为隋唐时期东市遗址的重要遗存。其中的道路、渠道对于了解东市东北部的空间格局有重要价值。中东部密集的砖井砖窖、土井土窖与灰坑互相之间有着密切的组合关系，结合遗物，基本可推断为手工业作坊的遗存。其中T12KL1的炉膛遗迹和东侧出土铁器的条形窖T12KH5，可确认是一处冶铸铁器的作坊遗址；西部排列整齐的房基可能为邻近井字大街的店铺遗址。
2017年东市遗址出土各类器物500余件，以建筑构件为主，有莲花纹方砖、莲花纹瓦当、长方形条砖、青棍筒瓦、石础；还出土大量陶瓷器、三彩器、骨器、贝雕、铁器、玉器和铜钱等。连同2015年、2016年两年的发掘，东市遗址目前出土的遗物已达1500余件。除建筑遗物外，大多反映了东市工商业的方方面面，对于全面了解唐代的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内容、规模等有着重要价值。
（李春林 龚国强）
【富平县银沟唐至元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6年11月～2017年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富平县文物旅游局
银沟遗址位于渭南市富平县城区二环内东北角旧县村与华朱村，总面积达2.3平方千米，遗址区堆积较厚，分布有大量的陶瓷器碎片。
此次共计发掘面积900平方米。揭露宋金时代道路1条、房址3座，唐代陶窑3座、水井3口，宋元壕沟2道、踩踏面1处，另有各时代灰坑104个，出土遗物包括大量的陶器碎片、少量瓷片、青石质陀罗尼经幢残块、石器及钱币，还出土一些琉璃瓦片，另有数量不等的砖瓦残块、陶瓷碎片、铁器及石、骨质器物及泥质造像残块。唐代陶窑附近灰坑出土的陶罐在形制、尺寸上都与附近的唐节愍太子墓出土的陶罐一致。所出瓷器来源复杂，以耀州生产的瓷器为主，另有今河南、河北、江西等地窑口的瓷器。
通过发掘表明，该遗址文化层堆积年代集中于唐至元代，揭露出的两道壕沟为人工壕沟，在南部的东西向壕沟边缘还有人工夯筑的遗迹。揭露出来的道路为南北走向，与揭露出的东西向壕沟垂直。发掘显示，该遗址区周边的大型围沟为人工壕沟，壕沟内南部区域地层堆积深厚，尤其宋元堆积丰富，偏东北部出土有泥塑残块，似有佛寺类遗存，北部唐代堆积较厚，分布着密集的灰坑和陶窑，应与手工业作坊区相关。
【唐长安城禁苑梨园遗址调查】
调查时间：2017年4～12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
梨园是唐玄宗在内廷设置的音乐歌舞教习场所，因起初设在禁苑果木园圃“梨园”而得名。梨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仅指唐代光化门北禁苑内的梨园。近年来，围绕遗址确切地址说法不一，但大都局限在今西安市星火路以西、丰禾路与北二环路之间。2017年度调查即围绕该区域展开。
梨园遗址调查立足文献资料，兼采民间走访，采用踏查、钻探等考古调查方法，采用逻辑推理和排除法，对东至星火路、西至北二环西段（南北向）、南至丰禾路、北至北二环西段（东西向）范围，即唐代北郭墙西段以北、禁苑遗址西南部（汉及北周都城南墙外）的区域内的空地和基建工地开展了初步调查。重点对李尤白认定的梨园遗址——大白杨村小学以东进行实地踏查，工作区域东西100米、南北350米。利用范围内建筑基坑四壁的剖面分析和对校门东北草地的钻探，未发现唐代文化堆积和建筑遗迹。而在大白杨村小学西南不远，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二工作队曾在梨园路以北的基建工地发现过10座唐代仓窖，确认梨园路以北的大白杨村应为一处大型唐代粮仓遗址，而不可能为梨园遗址。
因梨园遗址的地点涵盖范围较大，2017年的调查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的结果虽仍不能确认梨园的地望，但排除了李尤白的定论，否定了大白杨村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了未来探查的方向和范围。
（李春林 龚国强）
【富平县唐李道坚墓】
发掘时间：2017年2～10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富平县文物旅游局
唐李道坚墓位于富平县西南城关镇新庄村道理组，属于唐献陵陪葬墓，位于献陵东北约2千米处。该墓曾多次被盗，1994年富平县文物部门曾对该墓进行了初步调查，将该墓命名为富平朱家道村壁画唐墓，并发表了相关资料，之后被研究唐墓壁画的学者多次引用。由于该墓被盗严重，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7年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截至2017年底，墓葬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对墓葬周边遗迹的勘探及墓葬壁画的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中。
李道坚墓为一座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墓室地面封土已经被破坏，残存部分直径约3米，高约1.5米。该墓因多次被盗，陪葬品已基本不存，仅在第二天井下壁龛内出土一批陶俑，陶俑中有较多的骆驼俑。另在甬道口出土墓志一合。李道坚墓壁画虽经多次被盗及水浸，部分壁画脱落，但是残余内容仍十分丰富，墓道内有昆仑奴、侍从、羽人驭青龙及白虎等，墓室内部东壁为乐舞图，北壁有双鹤屏风、昆仑奴牵牛屏风；西壁为六扇山水屏风；南壁有卧狮屏风。
根据墓志判读，墓主李道坚为唐高祖李渊重孙。据史料记载，李道坚为李渊重孙，其祖父为鲁王李灵夔，父亲为范阳郡王李蔼。据史料记载，李灵夔“少有美誉，善音律，好学问，工草隶”，李蔼“艺辍多材，慈深善诲，蔼夙奉趋庭之训，早擅临池之工”。李道坚墓壁画内容丰富，题材独特，其山水屏风壁画为目前发现的唐代纪年墓中最早的山水屏风壁画。该墓墓志的出土对墓葬的时代有了明确的认识，为该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希望通过考古、文保、艺术史、美术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手段，对于该墓展现的唐代政治、艺术、文化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李坤）
【唐代帝陵之代宗元陵】
发掘时间：2017年1～12月
工作单位：富平县文物旅游局
2017年度，唐陵考古工作主要对唐代宗元陵神道石刻及下宫建筑遗址进行发掘和清理。陵园石刻大部分遭到损毁及掩埋，南神道地面现存4件石刻，北神道地面现存7件石刻，勘探及调查新发现19处石刻。此次工作对所有石刻进行了清理、记录，并提取了完整的三维数字化信息，还清理了下宫大型宫殿建筑1处，采集文物标本近50件。
元陵下宫遗址位于元陵堡东北约650米处，勘探发现南北分布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的下宫1号建筑基址，整体呈长方形，西半部被现代水渠破坏，现东西残长约28米、南北进深约25米。经复原可知，整座建筑遗址由南北3排柱础、东西8列柱础构成，进深2间，面阔7间。在建筑的南北还清理出散水和踏步的痕迹。殿址四周散水基本损毁，其外侧的挡砖基本保留，东部夯土台基外侧还保存了部分包砖。这些留存的散水和包砖遗迹标示出了散水的范围和走向、台基的构筑样式，也框出了大殿建筑的完整范围。
发掘前地面上堆积高1米～2.5米的瓦砾，在堆积层内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痕迹，经过清理，在殿址原始地面的高度发现一层厚2厘米～5厘米的烧结面，与遗址上遗留的柱础石表面同高，且所有柱础石的四周均有炸裂现象，应为火烧后留下的痕迹。
此次发现的元陵下宫1号建筑基址，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唐代陵园建筑基址，对研究、复原唐代的宫殿建筑具有重要意义。
（张博）
【绥德县圪针湾唐代佛窟】
发掘时间：2017年10～12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绥德县博物馆
窟龛造像位于绥德县满堂川镇圪针湾村核桃基地内、螺丝圪垯山顶东南侧断崖上。此次抢救性清理佛窟6座，坐北朝南，均系开凿于黄土断崖上的土洞窟，自东向西排布，依次为K1～K6。K1进深5.8米，为僧房窟，后部壁龛中下部大体完整，龛下的石板土床、泥灶、踩踏地面保存较好。K4进深5.96米，窟内后部为一佛龛，龛后高佛台上三佛并坐，可能为“三身佛”；中前部四尊倒塌塑像可能为二胁侍菩萨与二弟子。此外，龛内还发现有画像石板1件、石兽墩1件、石供器2件。窟前部北侧为相对而坐的文殊、普贤塑像，中南侧东、西两壁绘有壁画，内容可能为药师佛与十二神将及炽盛光佛与九曜。此外，中南侧还有4件尚在原位的石柱础和已移至县博物馆保存的石柱身1件、石夯1件。窟内佛龛与前部壁面上分布有数组供养人题名。K5进深2.86米，窟内后部造像龛内塑一尊结跏趺坐于山石座上的地藏菩萨像。窟前部北侧为相对而立的闵公与道明和尚塑像，东、西两壁自北向南绘制表现地狱情节的壁画，南侧中部发现带人物题名的石供器1件。K2、K3、K6均为小型龛式窟，保存状况较差，后两者内发现有泥塑造像、石碑造像、圆雕石造像、石供器残块等共计10件。墓门画像石时代为汉，石碑造像与圆雕石造像的时代根据造像风格与题记可初步推测为唐代中期，洞窟、塑像、壁画、石供器等根据造型特征与风格可知其时代为明代中期。
（席琳）
【空港新城北朱村唐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3～10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规划建设局（文物局）
发掘区域位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万联大道以西、宣平大街北侧，东距唐昭仪上官婉儿墓约900米，原属咸阳渭城区北杜街道办北朱村生产用地，西北距北朱村约500米。
在建设用地范围内，发掘了两座带有大型围沟的唐代七天井长斜坡单室土洞墓，均由斜坡墓道、天井、过洞、壁龛、甬道和墓室六部分组成。M1位于发掘区域西侧，尚保存有封土遗迹，封土南北长17.5米、东西宽15.6米，堆积厚度0.3米，外围是一周大略呈方形的围合沟壕，全长387.48米。M2位于M1东侧，略偏南，围沟呈半框形，西面没有围沟，仅在北、东、南三面布设有与M1形制相同的围沟，全长243.4米，两组围沟开口宽1.2米～1.38米，底部宽0.3米～0.7米，底部距开口深1.6米～1.8米。
发掘表明，M1遭盗扰较甚，仅在墓道靠近底部处出土较多残碎的陶俑，所幸的是墓道处仍残留有壁画，内容有青龙白虎和侍女，其中西壁的壁画保存相对较好，依据墨线绘制，线条遒劲有力，运笔流畅。M2虽然也曾遭盗扰，但是四处壁龛仍被完整保留，出土有骑马俑等遗物，在墓室中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遗物，出土的墓志表明该墓葬下葬时间为天宝七年（748）八月。墓主人是唐代著姓范阳卢氏，其夫则为琅邪王氏，身份为右威将军东京留守。葬地被称为洪渎原，与上官婉儿墓志指称相同。M2的棺床底部和侧面描绘布设的壁画则为以往唐墓出土所稀见，弥足珍贵。
（段毅）
【西安市高新区双水磨宋金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3～4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双水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路与科技六路交汇处的双水磨村，西距老皂河200米。共发掘11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个，其中灰坑24个、墓葬3座、陶窑1座、井2口。灰坑形制不规整，其中一个出土大量陶片和少量瓷片。墓葬有2座为空墓，1座保存较好。陶窑保存极差，井保存较完整。以M3为例说明。M3为洞室墓，方向80°，墓道位于墓室东端，墓道口东西长2.7米、东宽1.12米、西宽1.48米、深3米，底长2.7米、东宽0.96米、西宽1.34米。墓室位于墓道西端，为土洞拱顶，宽0.78米、高1.62米。墓室两端距地表0.72米处有壁龛。墓道内填黄褐色五花土，土质较疏松，未经夯制。墓室内填淤积坍塌土。墓室内见铁钉初步确认葬具为木质，其他不明，葬式不清。
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瓷片，年代应为北宋末年至金代。这批资料丰富了西安地区宋金时期的考古学内涵，有助于研究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生活方式及生活用具等。
（郭小宁）
【西安市高陵区高泾路明清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7～9月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
墓地位于西安市高陵区高泾路南侧。共发掘明清时期墓葬7座，出土文物15件。
7座墓葬中6座为竖穴墓道土洞墓，葬具为单棺或双棺，陪葬器物有少量的瓷碗、瓷罐、铜钱等。其中，M3为斜坡墓道带前庭石室墓，由墓道、前庭、墓室三部分组成，前庭和墓室位于竖穴墓圹内。墓道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底为斜坡状，下部有三级台阶。前庭平面近东西向长方形。前庭东、西两侧紧贴墓圹各有一面照壁，东西相对。前庭上部填土中出土墓志一合。墓室为石砌而成的三个并列相连的洞室，洞室内各置木棺一具。墓室口部设有石门、石门楼。门额文字由西向东依次为：“待封孺人文氏寿墓”“皇清待赠乡饮介宾金翁赵公之墓”“待赠孺人荣氏之墓”，门框两侧各有对联一副。石门楼、门楣、门扇表面减地线刻梅、菊、荷、蕉叶、团花及兔、鹿、鹤、瑞兽等图案。
此次发掘的明清墓葬为研究高陵地区明清时期家族墓地、墓葬形制、葬俗及建筑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杨武站 袁明 马金磊）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