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
2017年5月5日~7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参与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对墩麻扎至那拉提高速公路沿线的古墓葬(尼勒克段)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尼勒克段古墓葬地处阿布热勒山南麓台地或地势平坦、开阔的平地上,巩乃斯河北岸山前草原地带。该路段分为2标段和3标段,其中2标段发掘墓葬14座;3标段98座,共计112座。墓葬涉及的时代为铜石并用时期至战国秦汉时期。墓葬基本沿北山脚下呈东西向分布而秦汉时期墓葬多分布在山前开阔地或沿山梁呈南北链条状分布,墓葬分布比较密集。墓葬地表均有土石混合封堆,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石室墓、竖穴土坑偏室墓及石圈石棺墓四种。中小型墓葬直径多在7米~15米,封堆高0.3米~1米,其中M69有圆形环壕的大型墓葬,封堆长径34米、短径32米、封堆高3.9米,环壕直径75米。大部分墓葬带有圆形石围,仅少量无封堆地表石棺墓。墓室大部分为东西向或西南—东北向,少量为南北向;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少数为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头向上以头西脚东为主,少数有头东脚西或头南脚北;由于大部分墓葬盗扰严重,故葬式不详。出土陶器、青铜器、铁器、骨器、金器、珠饰品、石器和角器等共计96件(组),多为当时的生活用品或随身佩戴的装饰品。陶器主要有罐、壶、杯、钵等,夹砂红陶或夹砂灰陶质地,圜底器为主,平底器和尖底器较少;青铜器主要有刀、箭镞、铜镜等;铁器多锈蚀严重;骨器、金器和珠饰等多为小件器物且数量较少,以装饰品为主。
这批墓葬反映了若干不同时期文化遗存,时代最早的接近公元前三千纪(M5),最晚的相当于汉代。墓葬中所见铜刀、铁刀、箭镞、羊骨等反映出游牧文化的特征。陶器中,针杉纹尖底罐有阿凡纳谢沃文化因素。另外,此次发掘中有两座墓葬封堆较大,规格较高,墓主身份地位可能较高。如,M68封堆形制较为特殊,平面呈东西向橄榄形,东西长35米,南北最宽12米,高1.35米,墓室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偏室墓,墓室早年遭盗扰,仅出土有铜镞。封堆中出土的水波纹陶片可能属于匈奴文化因素。如M69为圆形土石封堆,直径34米,外围环壕沟宽4米,封堆中部以下墓室为东西向土坑竖穴偏室墓,墓葬已遭破坏、盗扰,人骨残缺不全。据调查和航拍资料显示,M69附近有大量同类型墓葬,根据其分布规律和体量、形制等推断,年代大约在早期铁器时代至汉代,可能与伊犁河流域塞人—乌孙文化有关。此次考古发掘成果为巩乃斯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框架提供了新资料,对研究伊犁河谷考古学文化序列,与伊犁河下游哈萨克斯坦境内同类型遗存进行比较,探索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价值。
(那嘎·特尔巴依尔)
【巴里坤县海子沿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6月1日~8月7日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海子沿遗址位于巴里坤县县城西约17千米的海子沿乡海子沿村北的平地上,北距巴里坤湖南岸约800米,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最早于1988~1989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因现代人为取土挖石对遗址造成严重破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协同哈密地区文物局和巴里坤县文物局,于2017年6月1日~8月7日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2017年度发掘地点位于海子沿遗址中心位置,发掘对象为一边长约30米、高约1米的土丘遗存。发掘采用探方法,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共清理房址1座,墓葬4座,人工平台2处,地面13处,灰坑41个,灰堆3个,灶2个,柱洞10个。
发掘确认土丘遗存主体为一大型石结构房址,现存东西长32.7米、南北宽27.6米,周缘有大而厚的石筑墙体,保存最好处高约2米。房址内亦由较小的石墙分隔为多个房间。外门道位于东北部,门向东开,不同房间之间亦由门道相通。根据地层堆积状况可知,该房址至少经过3次修建、使用和废弃过程,并留下上、中、下3层地面。
第一次使用对应的下层地面由5个房间构成,出土遗物较少。第二次使用对应的中层地面由6个房间构成,地面上分布灰坑、柱洞、灰堆等遗迹,并发现多处陶器在原地破碎的现象,地面东部还有2具人骨。第三次使用对应的上层地面覆盖整个房址,地面西南侧和东南侧也分布有灰坑、灶和大量破碎的陶器、石器、骨器等。
房址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器,选择标本3000余件。其中双腹耳深腹罐、双沿(颈)肩耳罐、双鋬圜底釜、双腹耳鼓腹罐、单耳罐等器形和倒三角纹、网格纹、波浪纹等彩陶纹饰和以往发掘的巴里坤南湾墓地、兰州湾子遗址、石人子沟遗址、红山口遗址、泉儿沟墓地等皆非常类似,应属青铜时代晚期,年代约在公元前1300~前800年前后。
另有4座打破房址的墓葬,均为竖穴土坑,葬式有侧身屈肢葬、仰身直肢葬和二次扰乱葬,出土随葬品有铁刀、骨镞、骨器等,其年代应属于早期铁器时代,从葬式和随葬品的差异看,墓葬之间可能也存在一定的早晚关系。
海子沿遗址是目前巴里坤盆地发掘的海拔最低、距离巴里坤湖最近的聚落遗址,此次发掘的房址也是东天山地区目前发掘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遗迹。对全面认识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完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复原古代东天山地区聚落形态与社会状况,探讨东天山山区与平原、农业与牧业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任萌 马健 习通源)
【和布克赛尔县219国道沿线考古发掘】
发掘时间:2017年5~7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为了配合G219吉木乃至和布克赛尔公路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和布克赛尔县文物局联合对和布克赛尔县境内项目所涉及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计发掘墓葬31座。墓葬地处塔尔巴哈台山南麓的松树沟及山顶,山顶是平原,水草丰富的草原,地势较高,海拔2420米,是牧民最理想的放牧之地。墓葬分布于松树沟沟口、沟内和山顶。墓葬地表封堆有土墩墓、石堆墓、石围墓、胡须墓等、石围石堆,呈方形或圆形。墓葬有石棺墓、竖穴偏室墓、竖穴土坑、竖穴木棺墓等。葬式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等。出土遗物30余件,质地有陶、石、铜、铁、金等,器形有罐、瓶、刀、剑、马衔、箭镞、珠子等。
小石棺墓有三座,全部为青铜时代墓葬,是典型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类型的墓葬。
竖穴偏室墓有两座,墓室内填砂土和大量的卵石。墓葬基本都被盗掘,人骨凌乱,根据迹象推测,有的是在下葬后不久就被盗掘破坏,随葬品较少,珠子、残铁件等,初步推测这类墓葬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
竖穴土坑墓,数量较多,多被盗掘,有三座墓葬随葬马匹。其中一座大墓随葬三匹马,葬式仰身直肢,出土有铁马衔、金器、铁刀等,该墓葬根据出土遗物推测属于巴泽烈克文化。在山顶的两座竖穴土坑墓里发现仰卧屈肢的人骨架,身上撒着红色的赤铁矿粉。同时,出土了蛋形陶器以及陶罐等,另出土两件旧石器。从墓葬形式和死者姿势以及出土的文物来分析,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形态。
木棺墓有三座,墓葬早期被盗,但可见零碎的人骨和陶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
此次墓地发掘工作在吉木乃县和布克赛尔县境内考古历史上尚属首次,通过这次发掘工作,初步了解了吉木乃和和布克赛尔县境内的墓葬类型,对研究塔城阿勒泰历史及考古学文化提供了一批珍贵标本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阿里甫江·尼亚孜)
【石河子市十户窑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及唐代墓群】
发掘时间:2017年4~8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生产建兵团军垦博物馆
为配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S101线石河子段公路工程项目建设,对工程项目选址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十户窑墓群位于依连哈比尔尕山北麓山间地带、玛纳斯河西岸南北向长条形五级台地上,台地被由西往东的自然冲沟分割成条块状单元。十户窑墓群的墓葬从北往南分布在三块相邻的台地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将其命名为十户窑Ⅰ、Ⅱ、Ⅲ号墓群,其中Ⅲ号墓群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从各墓群空间布局上看,这批墓葬呈链状或者片状,构筑在冲沟两侧宽敞平整的台地上。这种行为方式充分考虑了族群整体墓区的空间、方位及就地取材(墓葬封土、墓道填石、棺椁葬具所用的石块均来自临近墓群的自然冲沟内)的实际需求,反映出墓主人在选择、利用墓群空间位置上有较为周详的规划。从墓葬保存情况来看,已有四分之一的墓葬受到不同程度的盗扰;从墓葬封土标识、墓室结构、埋葬方式以及随葬品组合来看,已发掘的墓葬分属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唐代前后三个阶段。此次发掘的墓葬地表均见明显的封土标识(地表表土揭取后),就其平面形状而言,墓葬封堆绝大多数呈圆形,结合剖面来看,可分石圈土堆、石圈土堆覆石、石堆三类结构有明显差异的墓葬,高度较现地表平齐或略微凸起。其中,石圈土堆覆石或为土堆上覆盖卵石,或土石堆相间堆积,或土石堆下埋置圆形石环圈。墓葬封堆多在4米~10米之间。数十座墓葬封堆在10米~20米之间。
墓穴一般开口在封堆中部下的原生黄土层。其中,依据墓室结构的差异,可将这批墓葬分为竖穴土坑墓、竖穴石棺墓、竖穴石室墓、竖穴偏室墓四类。其中,竖穴偏室墓根据偏室开口方向不同又可分为北偏室、南偏室和东偏室三型。这些类型的墓葬墓穴内普遍填大小不一的卵石并夹杂黄土。竖穴偏室墓偏室开口用卵石逐层垒砌形成石墙以封堵偏室,通过清理发现少部分墓葬石墙的内侧见栽立有原木痕迹,偏室内填五花土或者青沙。竖穴石棺墓则是在竖穴土坑底部四周栽立卵石,形成无顶无底的简易石质葬具。青铜时代中期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少数为竖穴木椁墓和竖穴石室墓,流行火葬或者单人侧身屈肢葬,随葬缸形、罐形陶器,青铜短剑、耳环等。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中竖穴偏室墓占绝大多数,竖穴土坑墓次之,竖穴石棺墓最少。这些墓葬常见单人仰身直肢葬,合葬墓较少,且分为同穴合葬和异穴合葬两类。随葬品多以木盘(少数墓葬发现木盘痕迹)、羊骶骨、铁刀、陶器为固定组合。女性墓葬中随葬眉笔、铁簪的现象较常见。陶器中以夹砂红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器类中数量依次为罐最多,壶次之,钵最少。器形方面带耳器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夹砂红陶中彩陶占一定比例,其中彩绘以三角纹、变体涡纹、条带纹为主体纹样。此次发掘的随葬陶器中,实用器较多,器表多带有明显的烟炱痕迹。Ⅱ号墓群分布的主要是唐代前后的墓葬,数量较少;墓葬地表封土为圆形石堆,直径在3米~10米之间,多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清理个别墓葬发现有木质葬具和殉马现象。相对其他两个墓群,Ⅱ号墓群墓葬形制较为典型,墓主人多采用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中不见陶器,装饰品相对种类丰富,制作精美。
玛纳斯河流域是天山北麓东西走廊的通道,地理位置独特,河流两岸墓群规模较大,这是首次开展的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墓葬数量较多,文化内涵丰富,为我们研究依连哈比尔尕北麓一带史前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提供丰富的信息。
(张杰 蒋静)
【阜康市白杨河上游青铜时代至唐代墓群】
发掘时间:2017年4~9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白杨河上游墓群位于阜康市上户沟哈萨克民族乡白杨河村水磨南约8千米处,西北距阜康市约43千米。墓群地处天山博格达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分为电站上库区、下库区两片墓地。墓葬大致沿白杨河呈南—北向分布,主要为石堆墓,封堆以直径3米~6米、高0.2米~0.5米者居多。石圈墓较少,石圈直径10米~12米。部分墓葬封堆不明显或无封堆。封堆较大的墓葬均被盗扰。
为配合阜康市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涉及的墓葬进行了发掘,2017年度清理墓葬100座。墓葬类型丰富,有竖穴石棺、竖穴石室、竖穴土坑、竖穴偏室、竖穴洞室多种类型。遗址较少,其中在1号墓地发现有石构居址,采集陶片及兽骨等,以夹砂陶片为主。
竖穴石棺墓大多埋藏较浅,有的石棺上有盖板。个别石棺墓口有小石堆,距地表较深。石棺分大、小两种,大多无人骨及随葬品,少数石棺内有人骨,随葬少量铜器及彩陶器。大石棺多为成人二次葬,骨殖不全;小石棺多为婴幼儿葬。
竖穴石室墓有单人、双人葬,均为仰身直肢葬,头西脚东,以单人葬为主,双人葬较少。有的石室上有盖板,随葬品多为素面陶器,有罐、钵、杯等器物组合,另有少量铁器及珠饰。
竖穴土坑墓数量多,分布广。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侧身屈肢、二次葬等多种类型,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二次葬数量较少,侧身屈肢葬仅1例。另有少量葬马墓。部分墓主人一侧殉马。随葬品有彩陶器、素面陶器、铜器、铁器等。
竖穴偏室墓有南偏室、北偏室两种,墓主人位于偏室内,墓道内殉马,随葬品以铜器为主,多见铜带具、马具,有少量耳环、戒指、脚链等装饰品,不见陶器。
竖穴洞室墓洞室位于墓道西或南侧,墓主人位于洞室内,墓道内殉马,随葬品不见陶器,有牌饰、铜镜、耳环等装饰品以及铜饰件、马鞍、马镫等马具。
白杨河上游地区墓葬类型丰富,年代跨度较大。其中以青铜时代晚期、早期铁器时代、汉代前后、晋唐时期的文化遗存比较突出。墓葬形制及葬式葬俗与博格达山北麓的木垒、吉木萨尔、奇台等县墓葬有相似之处,与吐鲁番盆地、乌鲁木齐等地有共同的文化因素,对研究这一区域的历史发展脉络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价值。
(闫雪梅 鲁礼鹏 艾尼瓦尔 付昶)
【阜康市白杨河中下游青铜时代至唐代墓群】
发掘时间:2017年7~10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白杨河中下游墓群位于阜康市上户沟哈萨克民族乡白杨河村白杨河中游和下游地带,西北距阜康市约40千米,南距白杨河上游墓群约8千米,共有墓葬140余座,集中分布在白杨河中游、下游西岸,白杨沟内有南北向柏油公路贯通。
为配合阜康市抽水蓄能电站对外交通公路工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项目涉及的墓葬进行了发掘,2017年共发掘墓葬56座。墓葬主要为石堆墓,地表有明显的石堆标志。封堆直径4米~8米,高0.2米~0.5米不等。下游墓群南部墓葬封堆较大,直径8米~20米、高0.6米~1米不等,最大墓直径可达34米,大墓呈南北向链状分布。
经发掘,白杨河中游有竖穴石棺、竖穴土坑、竖穴石室、竖穴偏室、竖穴洞室多种墓葬类型。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其余墓葬数量较少。年代早至青铜时代晚期,晚至唐代。从墓葬特征看,与白杨河上游地区墓葬有相似的特点,其中小石棺墓年代较早,竖穴洞室墓年代最晚。竖穴偏室、竖穴洞室墓普遍殉马,随葬品以马具、箭箙等为主,不见陶器,与白杨河上游地区一致。个别墓葬在墓口西侧随葬带耳陶器,与白杨河下游地区墓葬特征一致;墓葬中出土有海贝、珊瑚等,反映这一地区与外界的交流。
白杨河下游主要发掘了南区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有少量竖穴木棺墓。这些墓葬多被盗掘,有的仅存少量金饰。如M11被盗,填土中有羊首形金饰、云纹金饰件等。M15残存金耳环、金丝、金珠等,其中两枚金耳环造型别致,工艺考究。M12被盗一空,其北部东西向分布8个殉葬坑,坑内多殉马,仅一例人殉。大墓中部有4座祭祀坑,其中有两两一组的祭祀坑,墓口西侧置两个带耳大陶罐,其北侧坑葬马,南侧坑内仅见少量彩陶片、马骨,未见人骨,或为一种特殊的祭祀习俗。根据这一区域墓葬的规格、布局以及随葬品推测,墓主人等级较高,与吐鲁番交河沟北贵族墓地有相似之处,或为贵族墓地。从出土的彩陶特征来看,属苏贝希文化的范畴。墓地年代早至战国中晚期,晚至唐代。
白杨河中下游墓葬的发掘,是继2010年阜康白杨河水库墓地、大黄山一分厂墓地之后的再次发掘,对构建博格达山北麓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下游地区大型墓葬及其附属墓葬、殉葬坑的发现意义重大,对探索战国秦汉时期车师前后国及山北六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闫雪梅 张铁男 张奋强 冯超)
【温泉县阿敦乔鲁二号墓葬与房址】
发掘时间:2017年7~9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物局、温泉县文物局
遗址位于温泉县博尔塔拉河流域阿敦乔鲁遗址以北约900米处(凯代布鲁克),包括一处完整的墓地以及相邻的两座房址。
2017年度的考古工作,主要目的是对阿敦乔鲁周边的重点遗迹进行清理、发掘,以期了解它们与阿敦乔鲁类型(文化)的关系。2017年度的田野发掘工作主要围绕着这片遗迹展开,一共布设10米×10米探方12个。在发掘过程中,根据遗迹分布的实际需要,有所增减。
2017年度的遗迹分成居址和墓葬以及祭祀遗迹等几类,墓葬位于东部,居址位于墓葬的西侧。从发掘的情况看,居址的东侧墙体保存极差,推测与后来的损毁、占压有关,分别介绍如下。
房址共两处,均由石块砌出墙体,在地表上出露一排较高的石头遗迹,最高的石块可达1米余。两座房址大致呈南北相邻(其中,南侧房址的北墙,利用了北侧房址墙体部分);北侧的房址编号为ADQLⅡ(居址)F1,南侧的编号ADQLⅡ(居址)F2。其中F1的长度为,东西长11.10米,南北宽11.40米,房址的东墙复原长度为10.25米,平面略呈西宽东窄的簸箕形状。F1北、西、南三面墙体(基石)保存略好,在地表上可以看出基本轮廓。其中西墙的中部是一块巨大的石块,构成F1西墙的中心点,通过该石块的中心点连通门址的中线,构成了该房址的中轴线。F1的墙体基本由内外两层石块组成,内侧石墙整齐略小,残缺较多,墙体的厚度约50厘米~60厘米。在F1室内中部略偏西,保存有长方形的火塘,火塘的方向与房址一致,其中西、北南三面用长条形立石围砌,东侧地表逐渐抬升,与室内地表略平齐。长1.49米,宽0.68米~0.9米,深0.25米。在火塘的两侧发现有陶片集中分布的情况。在火塘东南约1米,发现一处半圆形窖穴,窖穴边缘出土一个大陶罐。F1的东墙仅余下零星小石块,大型立石无存,从踩踏痕迹推测,门址在东墙的中部。
F2呈东西长,南北短的弧边长方形,整体长度约116.4米,宽约8.7米~6.4米。石墙保存不完整,在房址内部有较多平卧的大石块,未见其他遗迹。
2017年度发掘的墓葬共计35座(包括婴儿墓葬),集中分布在Ⅱ(居址)以东,其外围基本叠压于F1的东侧。从已有的资料看,墓地可以大致分出三个墓域(区),在整个墓地西侧和南侧边缘有明显的界标。从墓葬的分布趋势上看,推测是以中央大墓ADQLⅡM16为中心,依次向南向北形成纵向(南北)排列;然后以此排核心,分别向东向西(修筑)墓葬,渐次向外侧展开。墓葬的基本形状为石棺墓,石棺大小不等,从2.1米×1.56米到0.93米×0.63米不等,石棺外侧有1或2圈长方形石围;石棺(的)侧立石板部分出露地表之上,石棺之上大多无盖石,保存下来的仅有几座石棺保存有盖石。根据个别石棺侧立石(侧挡)的高度差别分析,也可能存在无盖板的形式。墓葬的方向多为东西向,也有南北向甚至其他方向(小墓或婴儿墓葬)。
这批墓葬大多经过扰动,多数墓葬的人骨和陶器(片)也见于石棺之外的表土中,但是也有多座墓葬保存了最初的埋葬形态。其中M1人骨保持了侧身屈肢的埋葬形态(葬式)。婴儿墓中,可见到的人骨埋葬形态亦可以判断为侧身(微)屈肢。
墓葬出土物以陶器为主,也见有零星的铜器(针、扣)小件。陶器有夹砂褐陶和少量红陶,器形单一,大多为平地钵或罐,未见圜底器,器表的纹饰为刻划(或压印)三角纹或网格纹,基本分布于肩部。出现红色陶衣。
2017年度的田野发掘工作,进一步丰富了阿敦乔鲁类型(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房址的清理,获得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拓宽了我们对阿敦乔鲁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对这批墓葬年代的初步判定是属于阿敦乔鲁之后的重要遗存(也可以说是后阿敦乔鲁时代的重要墓葬遗存),年代推定为公元前15世纪前后。
(丛德新 尚国军)
【乌恰县康苏水库工程项目战国至汉代墓葬】
发掘时间:2017年6~7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康苏水库工程位于乌恰县境内康苏河上,坝址位于康苏镇以北约8千米。工程所涉及的古墓葬位于康苏河出山口处地势较宽阔的两岸台地上,其中西岸坡度较陡,台地较为狭窄,由于大坝施工已经开始,一些墓葬因施工而破坏消失,目前仅北部的少量墓葬尚存,多数封堆较小,其中有一处地表为方形石围,东侧有残存的立石。东岸台地地势平坦,面积较大,墓葬多因水库施工中修建停车场、林带、工棚、办公楼等而破坏消失,地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存的墓葬封堆直径5米~13米,高约0.5米~1.5米,主要集中在东岸靠河床的台地边缘,西侧为高十多米的陡崖,墓葬多被盗掘,封堆顶部可见深浅不一的盗坑。因水库施工破坏,一些墓葬封堆部分或全部消失,台地边缘的墓葬所在区域被挖成露天茅坑。
此次共发掘康苏水库西岸墓群8座墓葬和东岸墓区的13座墓葬,共计21座墓葬,此外还有位于东岸的一处建筑遗址(编号F1)。在挖掘的21座墓葬中有7座有人骨,多数无墓室,为封堆下地表直接葬人,也有的在地表挖有浅坑或在地面铺有黄土,再在黄土上葬人。以单人葬为主,也有的葬有2个以上个体。以一次葬为主,也有二次葬。仰身直肢为主,也有个别仰身屈肢。保存稍好的人骨架均头向西或西北,随葬品均位于人骨架肩部右侧。出土文物十余件(套),主要为陶器,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来看,康苏水库墓地和之前发掘的托帕水库墓地的情况基本相同,其年代也暂定为战国—汉代。
此次发掘的东岸M1较为特殊,封堆下的黄土中有两具二次葬的人骨,但未见地表下的墓室,在封堆下东部还发现疑似祭坛一座,石垒结构周围有较多的红烧土和木炭。将封堆下的黄土层清理完毕后在西部发现古代小水沟,其上建有三道水坝,用卵石和黄土垒成,其中最北的水坝地势最高,保存最好,长约5米。由于这些水坝位于墓葬封堆下,这些水坝的年代早于墓葬,距今应在两千年以上。
(艾涛 冯志东)
【乌恰县托帕水库工程项目战国至汉代墓葬】
发掘时间:2017年5~6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7年乌恰县托帕水库工程建设涉及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和琼帕斯阔尔滚墓葬,二者均位于水库淹没区内,其中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位于巴音库鲁提乡政府西北约8千米的喀拉铁克沟口东岸台地上,西南约300米为212省道。该墓群于2009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共登记墓葬33座。墓葬封堆直径约2米~10米,高约0.4米~1.5米,封堆外形较为规整,主要由20厘米左右的石块堆积而成。部分墓葬封堆已遭破坏,中部有明显的盗坑。琼帕斯阔尔滚墓葬位于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以南约1.3千米,东南距巴音库鲁提乡政府约7千米,西距离212省道约70米,地处冲沟北侧台地上,北侧有近现代墓葬,共有墓葬2座,封堆直径分别为7米、4米,高约0.5米。
此次共发掘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中的26座墓葬和琼帕斯阔尔滚墓葬中的2座墓葬。克其克喀拉铁克宁萨依墓群中发掘的26座墓葬根据封堆大小可分为两类,其中封堆较为高大的墓葬共17座,封堆直径在6米~10米,高在0.6米~1.5米。此类墓葬中的15座封堆外层石块较小,中部石块较大且数量较多,封堆下为竖穴土坑和地表葬人两种情况,其中竖穴土坑墓占其中大多数,墓室位于封堆下的中部,深度普遍较浅,在0.3米~1.1米之间,人骨和随葬器物保存较好,仰身直肢,墓向大致为西北方向,多为单人一次葬,也有的葬有两三个个体。地表葬人墓葬数量较少,有个别二次葬,人骨和随葬器物保存较差。在有随葬品的墓葬中,随葬品的组合与放置位置均基本一致,均为圜底陶罐或陶钵一件,其中在M12出土网格纹彩陶钵一个,是新疆西端的喀什、克州罕见的彩陶。此外多有随葬的铁刀一把,随葬品均位于人骨架的右肩部右侧,有的位置略高于人骨架。这些封堆较大的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基本一致,初步判断年代为战国—汉代。
其余封堆较小的墓葬共约20座,封堆直径约1米~3米,高0.2米~0.6米,此次发掘了其中8座,从已经发掘的小封堆墓葬判断,此类墓葬基本为竖穴偏室或者竖穴洞室墓,仰身直肢,头骨向北,面向西,无随葬品,初步判断为伊斯兰教传入后的墓葬。
(艾涛 冯志东)
【博乐市哈拉吐鲁克水库铁器时代至汉代及宋元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5月3~23日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为配合博乐市哈拉吐鲁克水库工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博州文物局联合对水库淹没区的18座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哈拉吐鲁克水库位于博乐市西北41千米,博尔塔拉河支流的西岸二级台地上,沟口深400米,距离水库大坝300米。
墓葬呈南北向散状分布,均为圆形石堆墓,封堆以岩石块或河卵石堆积或垒砌而成,直径4米~11米、高0.2米~0.5米,其中5座墓葬的石堆部分被简易路破坏。
从发掘情况看,墓葬分为竖穴偏室墓、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二层台墓3种类型。
1.竖穴偏室墓,3座,保存基本完整,墓室位于封堆中部下,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偏室开口于竖穴北壁,部分偏室可见片石封堵。墓主头西脚东,为仰身直肢葬,头部右侧随葬陶器、铁器、羊尾椎骨等。
2.竖穴土坑墓,11座,土、石封堆,中部凹陷,其中6座墓葬人骨被早期扰动,骨骼凌乱。其余墓葬墓主头西脚东,仰身直肢葬,各随葬1件陶器。
3.竖穴土坑二层台墓,4座,墓底二层台宽0.1~0.3米不等。1座墓葬人骨架已被早期扰动,仅有上半身且骨骼凌乱。其中墓葬墓主人骨架头西脚东,仰身直肢葬,随葬有陶器、铁刀、铁簪、羊尾椎骨等。
此次发掘墓葬数量较少,但墓葬类型多样,竖穴土坑、竖穴偏室与竖穴土坑二层台墓与周边地区同类墓葬相比,类型基本一致。根据墓葬类型、葬式葬俗、出土器物等对比,初步推测这些竖穴偏室墓年代为早期铁器时代至汉代;竖穴土坑墓室年代可能晚至宋元时期。通过该墓地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博尔塔拉河流域的考古资料,对研究当地古代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阿里甫江·尼亚孜)
【奇台县石城子汉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4~7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石城子古城遗址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河坝沿村南的麻沟梁上,地处天山山脉北麓山前丘陵地带。北通奇台、吉木萨尔等绿洲,南越天山可至吐鲁番盆地,为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地理坐标:北纬43°37′0″,东经89°45′45″,海拔1770米。古城依地势而建,北高南低,起伏较大。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约280米、南北长约380米,总面积约110000平方米。其中北城墙和西城墙保存较完整,东、南部临深涧,涧底有麻沟河向东绕北经黑沟流向新户梁。
2017年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包括北城墙、西城墙、护城壕以及2间房屋的局部,城外西北角地面上发现大量坍塌瓦片,瓦片下有红烧土、灰烬等痕迹,疑为角楼被火烧后的残留。城墙系夯筑,剖面呈梯形。北城墙外侧部分墙体用瓦片包砌,起到加固和保护墙体的作用。城墙顶部均宽约6米,墙基宽约7米~8米。护城壕略呈“U”形,口部宽约4米,深约1米。西城墙外侧还有一道深沟,推测与护城壕性质相同,起到双重防御的作用。北城墙墙体及底部有9个柱洞,部分洞内残留有木柱和柱础石。另外在西墙墙体内侧依托城墙修建了两间房屋,中间以土坯墙相隔,墙体底部用草拌泥涂抹,其上涂白灰,并再施红色颜料。遗物与往年相同,主要为建筑材料、少量的陶器及1件铁铤铜镞。建筑材料与陶器均为典型的汉式风格。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为巩固边防,根据敌情、地形和任务等军事要素的不同,在西域设置边城、戍堡、烽燧等军事设施,构建军事防御体系,石城子遗址就是其中之一。遗址依崖体而建,居高临下,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城内依托北、西城墙建子城,印证了晁错在《言守边备塞疏》中所倡议的“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的边城形制,弥补了单一城墙防御的缺憾,同时在城上建角楼,城外建马面,护城壕,也构筑了“金城汤池”的城郭模式,军事遗存的性质十分显著,战略意义重大,对于进一步研究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军政建置及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田小红 吴勇)
【阜康市泉水沟汉代墓地】
发掘时间:2017年6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泉水沟墓群位于阜康市上户沟哈萨克族乡西沟村西北,白杨沟公路北侧的戈壁地带。墓地北邻G216高速公路,南邻S303省道,西距甘河子镇约6千米。
为配合阜康市京新(G7)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2017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涉及的5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石堆墓4座,石圈墓1座。墓葬大致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分布范围东西250米、南北100米。其中2座石堆墓封堆较大,直径分别为14米、8米,高约0.4米,1座顶部有盗坑;其余墓葬封堆不明显,直径3米~5米,略高于地表。
经发掘,有竖穴石室墓1座,竖穴土坑墓2座,无墓室墓2座。其中M1为竖穴石室墓,被盗扰。单人葬,左侧身直肢,头骨损坏,残存肱骨、盆骨及下肢骨,未发现随葬品。M3为墓群中最大的石堆墓,封堆直径14米、高0.4米,在封堆南部采集有夹砂陶罐残片。封堆下有规整的圆形石圈,直径9.7米。石圈近中部为墓室,墓室较浅,被盗扰,残存少量骨骼,未见随葬品。M4封堆直径近8米,高约0.4米,顶部有盗坑。竖穴土坑墓,墓室中残存少量骨片,无随葬品。
此次清理的5座墓葬,除2座未发现墓室外,1座为竖穴石室墓,2座为竖穴土坑墓,墓葬均被盗扰,未发现随葬品。
泉水沟墓地与甘河子镇东北11千米的南泉墓地距离较近。南泉墓地年代推测不晚或相当于西汉时期,从墓群所处的地理环境推测为古代游牧民的遗存。泉水沟墓地与南泉墓地墓葬形制相近,但因墓葬多被盗掘,随葬品少见,推测其年代或与南泉墓地年代相当。
(闫雪梅 鲁礼鹏 付昶 王新磊)
【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7~12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石头城遗址位于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侧,地处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2017年度的重要收获是对石头城遗址的平面和空间布局有了新的认识并通过考古发掘得以证明。在此之前石头城被认为包括外城和叠压在清代城以下的内城组成,2017年的工作证明石头城不仅包括外城和内城,在内城中还有北、东、西三个子城形成鼎立之势,空间布局非常独特,其中北子城也就是以前认为的内城,是石头城遗址的核心,应该是汉唐时期朅盘陀国的宫城所在地。
2017年最大的发掘区域位于遗址西端和东北地势最低处,通过2016年和2017年的工作,对古城城门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其中东北地势最低处可以确认为一处城门遗址,这里东通塔什库尔干河,夹在南北山山体之间,发掘处的部分墙体表明这里依地势修建有喇叭形的瓮城结构,此类结构在石头城遗址内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北子城的发掘区域主要位于南部,重点之一是东侧之前被认为是佛寺的一处区域,由于早期已经严重破坏,许多区域还被叠压在清代的城墙之下,清理工作的收获不大。但对北子城西南区域的发掘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包括一些的石膏地面和石膏造像残块,其中可以识别的有佛足和手指残块,表明这里应该也是古代佛寺的遗址,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童受伽蓝有一定对应关系。对石头城遗址西端和中部低洼处的发掘也对了解古城古代供水系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对石头城遗址南北二处高台的局部发掘也有一些收获,这些高台和《大唐西域记》中“台阁高广”的记载相吻合,应该和宗教尤其是佛教有关,其中北高台有可能是佛塔遗址。此外,这两处高台残存墙基的垒石方法较为特殊,由扁平小石块环绕大石的方法和巴基斯坦塔克西拉遗址等地的情形较为类似。
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织物、铜器和文书残片,其中在北子城的西南的探沟南部出土遗物较为丰富,这里位于古代宫城的南墙外侧,有深达3米的斜坡状堆积,应该是当年倾倒垃圾的场所。
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2017年石头城遗址的正式发掘工作又被迫耽搁到很晚的时间才得以开展,时间紧任务重,发掘工作显得仓促,许多工作不得不在寒冷的冬季,在高原缺氧的冰天雪地里进行,这些都难免对发掘工作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
(艾涛 徐佑成)
【库车县龟兹故城穷特音墩唐代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3~4月;9~12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库车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西部,属阿克苏地区,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北依天山山脉,南临塔克拉玛干沙漠。地理上东与轮台县交界,西南与沙雅县相连,西与新和县、拜城县接壤,北与和静县毗邻。县城距乌鲁木齐市公路里程750千米。地处丝绸之路中道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龟兹故城位于库车县新、老县城之间,天山路(原314国道)从城中穿过。地理坐标:北纬41°43′17.1″,东经82°56′41.9″(北墙保护标志处)。
穷特音墩遗址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镇肖尔巴格村东南,东南距龟兹故城北墙约200米。2017年3~4月;9~12月分两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共计500平方米。发掘结束共清理房址7间、柱洞1个、排水道2条、灶5座、沟1条、高台1座、灰坑20个、晚期墓葬9座。房址7间分布于高台两侧,F1~F6位于高台北侧,F7位于高台南侧,墙体均为土坯垒砌。F1南墙东侧残存柱洞一处,为圆角方形,紧贴坑壁处各立放一块碎砖用于固定木柱,底部有柱础石。柱洞边长30厘米,残深20厘米。F2残存柱槽3处,东墙2处,西墙1处。F3残存柱槽2处,位于南墙。F6清理出的南墙表面残存有草拌泥,上涂白灰,白灰上施红色颜料,但大量剥落。F4北侧和F7东侧两处中期垫层中各清理出一条陶质排水道。灶5座,位于F2、F3北侧。沟1条打破F7、F2和高台,平面略呈长方形,剖面“U”字形,南端填土为红烧土。高台1座,位于南北两列房址中东部。平面呈“T”形。东端毁于水渠,西南部未发掘。土坯垒砌。土坯中间座泥为褐色沙土。灰坑20个,依形制可以分为圆形竖穴、圆形锅底、椭圆形锅底三种类型。墓葬9座,有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两种形制,墓主人均为仰身直肢,头朝南,无随葬品。出土遗物以陶器和钱币为主,另有少量铜饰、铁器、石器、骨器以及玻璃残器1件,钱币多为五铢钱、龟兹钱少量龟兹五铢以及“开元通宝”钱币。
通过发掘对穷特音墩遗址的内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进一步探明了龟兹故城的形制、布局,判断其主体年代应为唐代。不仅丰富了龟兹故城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文化领域的研究、开发和综合保护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冯志东 田小红 吴勇)
【博乐达勒特古城遗址】
发掘时间:2017年5~11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博乐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达勒特古城遗址位于博乐市达勒特镇破城子村北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北疆地区为数不多保存较好的古城之一。现存城址为内外双重城,外城呈不规则形,西、北、东三面临古河道,仅南部与西南角残存有城墙,均夯筑而成,南墙残长约1000米,残高0.2米~2米,中部有一缺口,疑似城门所在。西南部残存城墙约600米,残高0.5米~1.5米,城内散布大量陶片。内城位于外城西北部,平面大致呈不规则的方形,边长100米,残高在2.5米~4.5米之间。城门位于东墙中部,外有瓮城。
2016年曾在内城西侧做了小范围的试掘。2017年是对该城址进行主动性工作的第二年,主要有调查、勘探、发掘三项工作。
结合1964年卫星影像与大比例地图对周边方圆2千米范围内进行调查,发现周边均有与城内陶片相似的泥质灰陶与红陶片,在城址东部古河道对岸的查干苏木庙村发现有文化层堆积,可能为城址附属遗存。村内曾清理出墓葬2座,疑似墓葬区所在。
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遗址内15000平方米范围进行了勘探,初步明确了城址的形制,内城近方形,方向北偏西约25°。其中,东墙长100米、宽4米、高3.3米~3.5米;南墙长93米、宽4米、高2.5米~4.1米;西墙长100米、宽5米、高2.9米~3.2米;北墙长103米、宽4米、高3.9米~4.4米。面积约10300平方米。城门位于东墙的中部,现宽约10米,外有瓮城。内城四周皆有马面。外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西、北、东三面临河,西墙断断续续延续约240米、宽0.5米~4米;北部未发现城墙;东墙仅在东南角发现61米,宽约1米~2米,中部有一宽约7米的缺口,疑为城门;南墙平面略向外弧,长约1000米、宽约1米~5米,东端残宽约13米的缺口为南城门。外城西、南面均发现有护城壕,宽15米~22米。另在外城南侧发现“品”字形分布烽燧台基3处。
2017年实际发掘面积1914平方米。发掘区域为Ⅰ区内城的北侧、东南角、瓮城以及外城的东北部。共揭露不同时期、不同类型遗迹176处,出土小件遗物277件,另有近10万片陶片与大量动物骨骼。
内城北侧发掘面积550平方米,揭露出不同时期房址10间,灰坑26个,灶址6处,土坯墙体6道,井2个,柱洞7个,灰沟1条,内城马面1处。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多为泥质灰陶与红陶片,少量的夹砂红陶片,瓷片较少,可辨器形有罐、壶、盆、器盖等物。小件遗物以骨器为主,多为骨簪、骨筷等。
内城东南角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揭露出房址15间,灰坑27个,灶址6处,墙体1道。在内角发现的F27是此次发掘规格较高的建筑,露头于③层下,建筑于生土层以下。整体为砖构建筑,布局平面形状大致呈“十”字状,共有5间房屋构成,进深4间,面阔2间。整体保存较差,门道位于北部,除最北端房间外,其余房屋的底部均有取暖用的火道(原理与炕道和今日的地暖相同),火塘与火门位于最南端的房间,烟道位于北侧和东侧的房间内。其建筑方式系现于地表向下挖掘基坑,后在基坑内砌火道,火道顶部呈“人”字形,上用砖铺设地面,其上采用三合土进行防水处理,有火道的房间内壁也均采用三合土进行防水处理。整个建筑进深约14.3米,东西最宽约7.6米,房间面积约9平方米,最大者约14平方米。火门呈拱劵顶,门前操作空间系将内城南墙掏挖进去形成,东部一围挡的高台为堆放烧灰地点,堆积有大量的草木灰。F27北部、东部均有借用F27而建的房屋,房内堆积出土遗物较少,仅少量的陶片,但在其墙上可见有绿釉瓷片。
内城东南角外的发掘揭露出内城四角原存在有角台,但东南角角台已被四周晚期的房屋建筑所破坏,仅剩一长宽1米左右的夯土。
内城瓮城共发掘面积264平方米,揭露房址3间,灰坑2个,灶址2处,柱洞7个,墙体1处。瓮城的发掘基本搞清了内城瓮城的基本形制,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方向335°。南北长10.75米、东西宽7.3米,夯筑而成,夯层厚0.08米~0.11米,北墙、东墙保存较好,现存北墙顶部宽0.9米~1.6米,基部宽1.8米~2.1米,高1.48米~2.7米。东墙现存顶部宽1米~2.05米,基部残宽2.1米,残高1米~1.6米。南墙已破坏殆尽,现仅存0.27米(含拐角部分),残宽0.8米~1.6米,高度0.4米。瓮城内沿北墙、东墙内侧(紧贴墙体)横有圆木,其上覆长条形土坯,推测为地袱或修葺墙体的遗存,在瓮城西北角发现两根松木,上楔有整齐的木楔,形似拒马却小了许多,性质、作用不明。瓮城的门道应开在南部,已破坏不见。
外城东北部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揭露房址3间,灰坑41个,灶址1处,柱洞4个,灰沟4条。外城东北部因早年取土破坏严重,仅发现两组建筑遗迹与大量的灰坑。较为重要的F8现仅存基部的土坯墙体,平面大致呈方形,南北长7.1米、东西宽6.3米,残高约0.2米~0.5米。其北部发现有陶排水管,惜被灰坑所打破。所发现的灰坑多为圆形,直壁平底,口径多在1.5米、深0.6米~1米,坑内填土疏松,出土遗物极少。
通过2017年的田野工作,基本了解了达勒特古城遗址的分布范围、基本形制和附属遗存;掌握了内城的形制、布局,了解了内城的防御设施;对内城里的重点遗迹的分布、形制有了基本的了解;基本搞清了内外城之间的关系,目前在内城揭露出遗迹,其始建年代均在内城废弃年代之后,而与外城所发现的遗迹年代大致相当,综合发掘层位堆积与出土遗物,对达勒特古城的年代有了基本的判断,其外城年代大致在蒙元时期,即公元13世纪以后,内城年代早于13世纪,或早至西辽时期,具体上限尚未确定。
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了解了达勒特古城的古环境,周边有丰富的水源,从发掘区域的堆积来看,城址的废弃也可能与洪水有关;对动植物考古的分析,初步了解达勒特古城原有粟、麦等作物,有牛、羊、马、骆驼等家畜和羚羊等野生动物;从目前发掘遗迹的情况初步判断达勒特古城的性质以居住生活遗址为主,从其所处地理位置和出土遗物来看,达勒特古城在当时有着发达的手工业和繁华的贸易交流。
(党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