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郭沫若作品的德译
(一)郭沫若诗歌的德译
郭沫若首先是个诗人,他初入文坛即是凭借他那些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和充盈着泛神论思想的“自我表现”的诗歌。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翻译并主编了第一部中国现代诗歌翻译选集,其中即收录了郭沫若的《序诗》《天狗》《浴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沙上的脚印》《火葬场》《新生》《海舟中望日出》八首诗歌[※注],形式上采取汉德对照的方式。1985年,为配合在西柏林举行的第三次“地平线”世界文化节活动,联邦德国大型文艺杂志《时序》1985年第2期开设中国文学专栏,其中收入德国汉学家谢飞(Ingo Schäfer)翻译的《天狗》和《笔立山头展望》[※注],外加顾彬翻译的《凤凰涅槃》中的《凤歌》《凰歌》和《光海》[※注]。除此之外,还选录了一首没有标注译者的《满江红·领袖颂》[※注],这首诗切合着整本刊物对当时中国文学的认识旨趣和审美偏好——刊物封面赫然印刷着“牛鬼蛇神”四个大字。
德语世界的第二部中国现代诗歌翻译选集收入了几十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就有郭沫若的。在译诗之前先对郭沫若的生平及其作品做了介绍,接下来又专门花篇幅对郭沫若诗作做出了评价。文章认为,尽管郭沫若的后期诗作因其人格和思想的分裂而显得质量平平,无法与前期诗歌相提并论,但总而言之“他的诗艺是真正中国的”[※注],同时还提到了同时代诗人闻一多和艾青对其诗歌的赞赏。把郭沫若的“诗艺”评价为“颇具中国风”,自是不错,但似乎也忽视了外国诗人比如泰戈尔、惠特曼、歌德、海涅等对他诗风的重要影响。文章接着又说海外评论家对郭沫若诗作的褒奖却显得要保守得多,列举了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许芥煜、柳无忌、夏志清等人的评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章还罗列了几本郭沫若的诗集和散文著作及其他研究性论著,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辞研究》《卜辞研究》等,可让感兴趣的读者全方位地了解郭沫若的著述情况。接下来,共翻译出郭沫若诗歌八首,分别为《死的诱惑》《天狗》《司健康的女神》《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诗的宣言》《演奏会上》《新生》《打倒四人帮》,其中《司健康的女神》《演奏会上》和《新生》为汉德对照版。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演奏会上》,陈子善考证出这是中国新文学首次提及德国作曲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注],这首同样收于《女神》诗集的小诗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研究兴趣,但德语区的第二部中国新诗选译本却收录了它,其原因恐怕是其咏叹对象跟德语区的文化名人存在直接关联。此外,顾彬主编的德国汉学期刊《袖珍汉学》2004年第1期也发表了谢飞翻译的四首郭沫若诗歌,分别为《澡室狂吟》《死的诱惑》《霁月(一)(二)》《三潭印月(一)(二)》。[※注]
(二)郭沫若其他体裁作品的德译
郭沫若首先是个诗人,是中国新诗的开路先锋和传声筒似的重要代表,出于这个原因,德语世界翻译的郭沫若作品大部分都是诗歌。然而,其他体裁的作品也引起了德语区译者的注意。英籍奥地利裔汉学家卡尔默(Joseph Kalmer)在中国现代文学外译(德语和英语)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用德语译出了郭沫若的小说《月光下》,发表在《意义与形式》这一文学期刊上[※注]。1973年出版的《上个十年的中国小说家》选译了老舍等多位名家较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其中收录了郭沫若的《双簧》[※注],但整本小说集并非直接由汉语译出,而是转译自英语。到了80年代,谢飞翻译出郭沫若的“自传三部曲”中的《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不仅在德国引起较大反响,而且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1987年《郭沫若研究》第3辑随即登载了这一翻译书讯。这两部德文译著于1981和1985年先后由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这是德国迄今第一部较大的郭沫若著作德译本。此外,谢飞还翻译了郭沫若的《学生时代》,同样刊载于上文提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文艺杂志《时序》1985年第2期[※注]。几年前,德国青年汉学家泽希提西(Alexander Saechtig,中文名大春)翻译并出版了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佳作选——从郭沫若到张洁》,其中收录了郭沫若具有意识流风格的短篇小说《残春》[※注]。
此外,郭沫若的历史题材小说成了德国翻译家的首选。施密特(Erich Schmitt)翻译过历史小说《柱下史入关》(又名《函谷关》)[※注],原小说郭沫若以《史记》中老子出关的故事为蓝本和原型,借助历史榜样反思自己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老子在沙漠中布道失败与老子自己的反思是小说中极为精彩的情节,反映郭沫若对自己凤泊鸾漂的羁旅人生的思考,同时给那些找不到人生出路的知识分子以精神鼓舞。对该篇小说的翻译切合着德语国家汉学界以及社会民众对老子学说的热衷,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流行于整个欧洲的“道家热”。另外,《孟夫子出妻》[※注]《漆园史游梁》[※注]《马克斯进文庙》[※注]也都被译成了德文,尤其是《漆园史游梁》一文充满着对道家思想的批判性论证,这种批判意识与德国文化中的怀疑精神和审视意识如出一辙。
另外,收录于《三叶集》中的郭沫若写过两位友人的某些书信也被翻译成了德语,《袖珍汉学》2007年第2期刊有郭沫若致成仿吾的两封书信(1924年4月18日和1924年8月9日)以及致宗白华的一封信(1924年1月8日,其后还附有宗白华致郭沫若的两封书信的德译文以及宗白华致田汉的一封信的译文)。而就国外的郭沫若翻译而言,翻译成各国语言文字最多的作品无疑是戏剧《屈原》,该剧本也有德译本,1980年由梅德(Markus Mäder)翻译、外文出版社发行[※注]。
三 德语世界对郭沫若其人其作的评介和研究
(一)德语区文学史书系中的郭沫若
迄今为止,德语世界一共出版过几本系统性的中国文学史,其中有几本涵盖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且均提及郭沫若。这当然从一方面证明了郭沫若其人其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德语世界对郭沫若的译介和考察通常都是置于现代文学史这个宏大视阈之中进行的。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的《中国文学史》、艾默力(Reinhard Emmerich)的《中国文学史》和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皆是此类书系的代表之作。而顾彬之作则专辟一个章节“自我救赎的文学:郭沫若(1892—1978)和《女神》”来集中探究郭沫若及其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在其后的章节“文学和自怜的激情:郁达夫(1896—1945)”中,也比照“偏爱电光”的郭沫若来阐述“偏爱自然的黑暗”的郁达夫,并声称二者分别在对“电光”和“黑暗”的强调中“实现了一个范式转换”。[※注]
尤其是顾彬还出版过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其中收录了欧美各国多位汉学家有关现代中国作家的论述,其中大部分论文都用英语撰写,但无一例外都译成了德语。这里面颇值一提的是李欧梵的《郭沫若:诗人身份的英雄》,该文直接以郭沫若为论述对象,分为《郭沫若:反叛的少年》《泛神主义》《诗人身份的英雄》《皈依马克思主义》几个部分。
比之日语和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德语世界明显滞后,具体表现是:其一,对郭沫若研究较为关注的德语国家汉学家并不多见;其二,就有限的研究而言,也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较热、其后就逐渐遇冷的境况。在为数不多的从事郭沫若研究的德语世界的汉学家群体中,除了谢飞,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就是顾彬。除了翻译郭沫若的诗歌作品,他在多篇论文中提及郭沫若的翻译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郭沫若的自传,顾彬作了如是评价:“由于他极具现代性的传记,郭沫若大概是第一个创造现代性的中国人”[※注],又说他的传记“语言美丽,思想深邃,富于幽默”,“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甚至德国恐怕没有第二本传记能与之媲美”[※注]。对于《天狗》和《女神》两部作品,顾彬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天狗》是现代性最重要的文本”,其中出现了38个“我是”——这是郭沫若给中国创造发明的一个新的自我。[※注]根据高利克(Marián Gálik)的考证,这里的“我是”的可能源于《圣经·旧约》[※注],尽管这些“自我”可以说完全是空穴来风。顾彬甚至认为,从《天狗》可以窥见中国同欧洲的德国、法国的现代性一模一样,是一个以分裂为主流的现代性:现代性和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超越所有的传统[※注]。对于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顾彬更是用夸赞乃至溢美的言辞高度褒奖,认为它“完全能够代表20世纪所有的中国文学,还能够代表20世纪所有德国和欧洲的文学,具有世界代表性”[※注]。顾彬也首肯了郭沫若对中国翻译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凸显了郭沫若“翻译家”的身份和地位。在他看来,郭沫若跟其他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一样,都是在通过翻译来寻找自己的语言和话语[※注],这就凸显了中国早期启蒙知识分子著译并举的双重身份,彰显了那个时期翻译与创作之间一衣带水、相得益彰的紧密互动联系,而这二者对中国语言的现代性建设比如从文言到浅近文言再到白话的过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顾彬认为,“郭沫若不一定是最好的歌德翻译家,却是歌德翻译的先驱者”,“如果没有郭沫若的歌德翻译,中国的现代文学可能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因为五四运动以后,不少作品都受到郭沫若翻译的影响”[※注]。另外,顾彬还提及了郭沫若思想及其人生经历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认为“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郭沫若是思想家”,并把郭沫若定义为“跟跟派”[※注],亦即紧跟时代和社会潮流和政治局势的一类人。针对今天国内外学界对郭沫若或多或少不太公正的批评,顾彬如是认为:
当然,论文中也不乏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在顾彬看来,研究郭沫若其人其作都应该采取一种客观而公允的态度,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全盘否定,甚至主张在研究时采取一种所谓“世界主义”,“因为只有从世界历史来看郭沫若,才能明白他为什么是如此重要的作家、翻译家和举足轻重的人物”。[※注]
除此之外,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出自德国汉学家谢飞的笔下,他在一篇论文中将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与美国诗人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的《芝加哥》一诗做了比较研究[※注],其中涉猎郭沫若诗歌中一个探究较少的主题——城市诗或者说诗中的城市意象,这是那个时代中国新诗很少探讨的一个主题,因为当时中国尚未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另外他还写过一篇探究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人通信集《三叶集》的论文,其中突出了真诚情感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注],此外还有一篇论文从比较文学视阈探究了歌德对郭沫若的《女神》创作的影响[※注]。
(二)德语区对翻译家郭沫若的关注
德语国家汉学界的郭沫若研究呈现出一个较为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对作为翻译家的郭沫若的关注,以及对郭沫若翻译作品尤其是德语译作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茵梦湖》《浮士德》等的探究,个中原因不言而喻。郭沫若称得上是中国直接从德语移译德语文学著作的先行者和领路人,其德语译著影响深远,甚至波及德语国家汉学界。诸多德语研究论文从比较文学和译介学视阈出发,探究郭沫若对德国作家作品的译介问题,并且扩展到当时中国文坛对这些翻译作品的接受及作品产生的广泛和深远影响。这里既有欧洲汉学家的学术贡献,也有中国德语学人的研究功劳。早在1958年,捷克汉学家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就在捷克汉学门户期刊《东方档案》上发表了一篇长达70页的论文,在梳理郭沫若德语文学翻译贡献的同时,以内容上的恰当传递、语言上的准确表达和形式上的美感呈现为三重标准,集中探究了郭译歌德经典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成就。论文认为:郭沫若的这部译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忠实地体现了歌德原著的风貌,少数不确之处则要归结于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注];就翻译所用语言来说,郭沫若使用的是当时的白话文,考虑到当时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废除文言文、引入白话文的语言变革运动,可以说郭沫若的译作丰富了当时的中国白话文文学[※注],因为郭沫若本人就是一个语言和文字感觉精妙的艺术家和诗人,至于他语言上偶尔出现的谬误,则要归结到当时他还只是初涉译坛、经验不足[※注];他保留了原文的精妙之处并以一种中式风格来移译,因此中国读者从其译文获得的印象跟德国读者从歌德原文那里获得的并无二致[※注]。总之,在米列娜看来,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可以进入中国翻译文学最成功的范例之列[※注]。
奥地利汉学家安柏丽(Barbara Arsch)在她1986年的博士论文中深入探讨了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茵梦湖》两部在当时好评如潮的名著,指出这两部作品在中国既被文学专业人士青睐又在大众间广为流传,在德语文学名著中实在是为数寥寥,而这两部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都离不开郭沫若这个名字,可谓“功莫大焉”;另有一篇相关论文《维特和茵梦湖在中国》[※注]发表在1986年的《文化交流杂志》上。当然,吸引学界最多关注目光的还是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本身即是诗人的郭沫若是歌德这部旷世诗剧之汉译第一人。正因如此,只要谈及《浮士德》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和影响,郭沫若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掷地有声的名字。就研究者群体而言,既有中国的德语文学翻译家譬如后来重译《浮士德》译者的董问樵和杨武能,也有国外的研究者,其中包括一些非德语国家人士用德语写就的论文,如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加籍华裔日耳曼学家夏瑞春(Adrian Hsia)等。这些研究论文集中体现在两部有关《浮士德》在东亚或者中国的接受的国际论文合集中,分别为《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和《〈浮士德〉在东亚的接受》。西方汉学家用德语撰写的郭沫若翻译研究论文已经引起了国内德语语言文学研究者的注意,比如杨武能就曾提及高利克和安柏丽的相关研究[※注],在此中德郭沫若研究的双向交流关系可见一斑。
另外国际歌德研究的门户刊物《歌德年鉴》上也有不少涉及郭译《浮士德》的论文,自身亦为《浮士德》重要汉译者的董问樵[※注]和杨武能[※注]在《歌德年鉴》上发表的论文都不可规避地提及郭译《浮士德》。以上这些研究论文大多首肯了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的贡献,对其翻译水平和成就虽有批评之声,但大多数仍认为身为诗人的郭沫若能出神入化地运用白话文来翻译,且译文中融入了诗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翻译此书时曾借鉴森鸥外的日语译本,因此也有论文对其二人的译本展开比评性研究[※注]。在谈及其他德国作家比如尼采、席勒等在中国接受和影响史的德语论文中也经常提及郭沫若,因为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和席勒的《华伦斯太》也是郭沫若德语文学翻译名著的代表作,其影响力虽不及《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但也不可忽视。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为中国学人在德国用德语撰写的博士论文,比如殷克琪[※注]和虞龙发[※注]有关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研究的论文都提及了郭沫若翻译的《查拉图斯屈拉钞》。
(三)德语学界对郭沫若的其他研究
德语世界对郭沫若的个人经历也生发了不小兴趣。继谢飞翻译出郭沫若的自传体三部曲,1986年3月21日的《时代报》发表了巴克(Egbert Baqué)先生的文章,题为《一个旧中国的年轻人:水电报——作家郭沫若和他的自传》[※注],该文介绍了郭沫若的生平经历尤其是其人生的几个重要转折时期,也提及了谢飞先生翻译的三部郭沫若自传。文中可见一些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比如“郭沫若是个御用文人?也可以这样说。然而,随着他1978年过世,本世纪文学运动的领路人之一也离去了”,以及“他应该是想成为一个诗人领袖。还有呢?他精通中国历史,他的考古学建议大受欢迎。他还写了诸多重要的文学史论文,作为翻译家其贡献也不容置疑。在文学大争论的时代,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郭沫若的历史小说系列一直颇受德语区汉学界的关注,除了翻译,另有专门探究《漆园史游梁》的研究论文问世[※注]。此外还有对郭沫若文论这一体裁的研究,1991年斯基巴(Dirk Skiba)的硕士论文探究了郭沫若1925年出版的有关文学和艺术文章全集中的“重生”主题[※注]。郭沫若备受争议的1949年后的作品《李白与杜甫》也引起了德国汉学家的注意。莫芝宜佳在专著《〈管锥编〉与杜甫新解》中采用独特新颖的视角重新解读了《管锥编》。为了佐证其独到观点,她选择杜甫诗歌作为个案展开分析。其中一个实例就是《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她在比较朱瀚、王嗣奭、仇兆鳌、胡适、郭沫若等的看法后,认为郭沫若的见解“其实杜甫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诗人而已”倒能提供最中肯的评价[※注]。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德语区的郭沫若译介和研究状况可以说是反应平平。就译介来说,郭沫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还未被译成德语;对郭沫若的研究则集中在一小部分学者身上,其中关注力度最大、用力最勤而成果最多的当属顾彬和谢飞二人。这与英语世界的郭沫若译介和研究状况无法相提并论,与日语世界的情形相比更是无法望其项背。当然,这里也有诸多客观因素不容忽视,比如语言区划范围与受众大小、郭沫若的生活轨迹以及文化传承等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与德语区的鲁迅译介和研究相对火热的情形相比,郭沫若的相关状况同样显得滞后和遇冷。鲁迅作品的德文选译本迄今在德国已经推出两个系列,国内外文出版社也曾发行过一套,而郭沫若的作品集除了两部自传作品,仅有零星分散、不成体系的译作问世,而且诸多作品尤其是学术类作品无人问津;就研究而言,德语区甚至召开过专门的鲁迅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出版过相关的论文集[※注],甚至有中国学者在德国用德语撰写鲁迅研究的博士论文[※注];而德语区的郭沫若研究则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这似乎也符合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扬鲁抑郭”的研究态势。但是,比之近年来国内郭沫若研究的再度勃兴,德语区的郭沫若研究似乎并未走出寒流,其相对来说较为蓬勃的发展态势仍要回溯至20世纪80年代,相比之下,其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则乏善可陈、成果寥寥。
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郭沫若的留日经历及其对日本资源的借鉴、而当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效仿德国,以及郭沫若大量而且不失水准的德语文学翻译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推崇——比如《论中德文化书》《三叶集》中就充盈着对德国文化的推崇之辞,探究德语世界的郭沫若及其与德国文化场域的双向互动关系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当时的日本之所以在军事、政治和司法体制等方面大力学习德国,根本原因也在于当时欧洲的崛起。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仁人志士中涌现的向日本学习的留日热潮,归根结底也是向德国学习。由此观之,郭沫若与德国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不难窥见。尽管郭沫若研究在德语区相对来说并不火热,但其发展态势对当下国内的郭沫若研究态势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鉴于国内郭沫若研究对其海外研究的辐射作用和影响,如果国内的研究能走出“以鲁视郭”的褊狭和阴影并打开新局面,那么势必会对海外郭沫若研究产生积极效应,从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郭沫若研究,并可构建全方位、多维度和广视角的世界“郭沫若学”。
(原载《郭沫若研究》第1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