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年来《凤凰涅槃》研究概况
然而，指向《凤凰涅槃》诗歌与哲学要义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新诗的诞生，新诗批评理论由萌芽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得以确立、丰富。相反，学界对《凤凰涅槃》研究所持的方法论显示出了各时期的不稳定性，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20—1949年，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旺盛期。由朱自清、闻一多、宗白华、冯至等人给予的初步评价阶段。此时期评述的字数虽不多，但不乏抓取诗歌本体特征的关键词，为之后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导引工作，也在评论《凤凰涅槃》的观点上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口径。第二个阶段，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至郭沫若逝世。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服从于政治建设，郭沫若更是主动地创作一些标语口号式的诗歌：大众话语高于精英话语，国家意志高于现代意识，革命大于审美。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人们理解《凤凰涅槃》，大多是从爱国情感、民族觉醒的角度切入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凤凰涅槃》的文学经典地位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巩固的。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至郭沫若逝世的这三十年间，研究工作的进度部分集中于文本是否体现了泛神论思想，寻找它的诗性泛神的实例根据，浪漫主义情调对于主题影响的考证。而研究层次上相对于学理性要求较高的泛神论的探索，更被推崇的是民族国家旋律的认同。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的“后人评说”。随着我国八十年代方法论热潮以及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日益健全，视点聚焦在了思想内容与思维特征、艺术风格与审美评价、文化研究、源流考证及影响探究、互文性等角度，其中包含对典型意象、泛神论、内在律等研究热点的承继，也有从原始思维、原型批评、荆楚文化与文本创作关系、中外哲学概念辨析、受外国文学文化影响等诸多单项课题的观照。就此，1978—2018年这四十年间，《凤凰涅槃》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多方面取得了具有示范性和建设性的成就：
第一，关于诗歌意象、象征、各篇章结构的立体式扫描。从影响创作活动的因素、凤凰形象、词语概念、文本含义等角度对诗歌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努力依托文本解释诗歌创作的深层原因，给出批评诗歌应遵循的原则。探索诗歌与其他文献资料的关联，把握郭沫若对《凤凰涅槃》的创作意图。同时，使文本独立于作者的美学价值和思想脉络逐渐明晰。但因为各历史阶段对《凤凰涅槃》的理解程度和阐释方式存在较大偏差，加之郭沫若诗歌创作观念变更的事实，干扰了文本的批评模式和审美眼光，致使《凤凰涅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遭到误读、误释。由此看来，一些学者对《凤凰涅槃》校释、细读的工作起到了纠谬并引导重新评估诗歌本体的作用。如，桑逢康的《祖国更生的赞歌》和杨芝明的《在革命烈火中永生——〈凤凰涅槃〉细读》，以灌注生命情绪的书写格调论述各篇章，对全文做出观照。杨胜宽的《太阳大海女神——〈女神〉文学意象分析》，将诗中的“光明”归入太阳意象，天、地、人三维结构与太阳、大海、女神等意象群进行了对应研究。蒋道文的《火中凤凰 永放光芒——郭沫若〈凤凰涅槃〉的形象分析》，勾勒凤凰形象所代表的整体性概念和普遍意义。黄曼君的《丰富的辩证哲理 不朽的艺术形象——读〈凤凰涅槃〉》，面向内部结构，强调文本的超时代内涵和凤凰形象、社会历史性状之间的美学张力。彭建华的《论郭沫若〈凤凰涅槃〉的修订及其释义》，追溯“凤凰”“菲尼克斯”“涅槃”等词的文献源头。然而，该文对于诗歌修改的各方原因缺乏理据陈述，考量角度和征引文献受制于复述，具有理论批评的密度小于关照范围的倾向。黄泽佩的《重读〈凤凰涅槃〉札记》，由闻一多批评《女神》“地方色彩”的说法入手为郭沫若辩护，区分凤凰与菲尼克斯的差异，确认凤凰和群鸟形象的来源与象征。杨玉英的《〈凤凰涅槃〉的三个译本》，辨析不同翻译版本的状况并根据中文原版对其做出分析评价。周裕锴的《凤凰涅槃：一个“夺胎换骨”的现代隐喻——略谈〈女神〉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关系》，作为学科外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素养的学者关联《女神》《凤凰涅槃》与古典诗词、宗教教义，亦罗列出郭诗对中国文化故土的意象、修辞、行文逻辑、审美方式的承接事实，指出郭诗在自我作品和跨时空比较等方面的互文效应。与此同时，显现了疲于实证的一面。部分举隅限于表层内容的相似对照，回避了中国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在审美意境与鉴赏习惯的差异。吴廷美的《心弦的共鸣——试比较〈凤凰涅槃〉与〈浮士德〉》，从时代背景的照射、艺术观念的比对等方面揭示《浮士德》与《凤凰涅槃》文学内部的结构性关联。注意到两者哲学思想的共性，刻画人类精神由低至高的螺旋发展线路，肯定了彼此之间的差异，不致消除各自主观个性的表达力度。
在论述过程中，有的研究者对诗歌全篇进行了划分，专注于某一问题填补空白性质的回答，就某一争论点、混淆点详细辨识。如陈永志的《〈凤凰涅槃〉校释》，汇集整理《凤凰涅槃》各版本出入和改动的情况，注释中总结了一些前人研究涉及的基本问题，并注明个别词语概念的文献出处。筛选、采纳当前比较公认的说法，为《凤凰涅槃》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舒建军的《〈凤凰涅槃〉：多重误植的背景》，针对一些诗歌创作背景和影响鉴赏批评的因素予以警示。沈光明将《凤凰涅槃》视为郭沫若表达太阳崇拜心理的典型，开启了一系列有关太阳意象的专项研究，如《〈女神〉与太阳崇拜》《太阳意象的契合与悖逆——郭沫若与屈原之比较》《太阳意象：过去经验的回忆——〈女神〉研究之一》《论郭沫若、艾青诗中的太阳意象》。张起的《〈凤凰涅槃〉的“凤凰”族源与民间祭祀模式翻述》，则以《凤凰涅槃》中的鸟意象和太阳意象关联，比对郭沫若与屈原、艾青的太阳意象书写，释疑突出太阳意象的原因。调查古典文献、地理环境、家族浸染等方面，审视商周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的共性，阐述太阳和凤凰崇拜的深层心理起因。萧浩乐的《觉悟·解脱·超越——试析〈凤凰涅槃〉中的“涅槃”与全诗的佛教意蕴》，如作者所说，着重诠释佛学内涵，哀鸣、自焚、更生对应佛教教义的觉悟、解脱、超越三境界，一定程度上可看作具备创造性思维的评论文章。遗憾的是，全文虽然交代了“更生”与“涅槃”词义的微妙差异，但作者认为用更生、重生、再生等词完全可以代替“涅槃”，忽略了凤凰涅槃其中的矛盾、波折的过程，没有延伸考察凤凰之涅槃与佛教之涅槃的不同，淡化文本环境对词语语义生成的关键影响因子，多少给人有自圆其说的嫌疑。此外，李铁秀的《重估〈女神〉审美超越价值——从〈凤凰涅槃〉象征谈起》，围绕“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探寻诗中超越个人、国家的超时代的审美意蕴和哲理思想。江锡铨的《一部气势磅礴的新诗交响乐——郭沫若〈凤凰涅槃〉音乐美赏析》，简短介绍诗歌的修辞、韵律、情绪的关系，为认识“内在律”做出了理论的补充。作者察觉到整篇诗歌，尤其是“群鸟歌”部分，体现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处理方法。虽然只抓取“节奏”和“力度”两个关注点论述这一隐含的音乐特征，未涉及旋律的分解和复调类型的研究，依然为《凤凰涅槃》内在律方面的探索打下了基调。
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对于《凤凰涅槃》的解读兴起了一股西方文艺理论的风暴。以人类文化学为主的应用神话原型批评、宗教仪式、精神心理分析、原始思维等学说进行文本解构，使原本处于学术讨论阻滞状态的《凤凰涅槃》研究取得了整体性推进。近三十年，不乏切入角度新颖、问题意识敏锐的论文面世，也不乏诞出一些先锋性质的研究模式和认知思维，推动诗歌解读的持续跟进。有特色和独特个性的文本细读促使人们对诗歌重新审视，也为《凤凰涅槃》的文学批评史翻开了新篇章，使研究的链条得以延续，展现了当今学者寄予郭沫若诗歌研究的热爱和把握经典文本的能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肖兵的《“凤凰涅槃”故事的来源》，从考古、民俗、古典文献、哲学著作等方面入手，追溯凤凰涅槃传说的来源。其中，对出土文物的文献搜集比对、图画的考证工作，具有启发意义。冯奇的《神话与郭沫若》，依据有关郭沫若谈论神话和人类文化的文献史料，论证各地区神话传说和原始思维的同一性，着重分析太阳、凤凰及《凤凰涅槃》的神话寓意，经神话意识递进至原始精神的话题，展示郭沫若所热爱商周之前的社会情景。龚盖雄的《中国新诗“鸟意象”的原型革命——论郭沫若〈凤凰涅槃〉的神性写作开端》，说明中西生死观和哲学思维的差异和郭沫若的神话写作缘由。仲立新的《中国新诗“火”意象流变考略》，立足于中国现代诗歌“火”意象的开拓者，以《凤凰涅槃》为发端、“火”为主题，简要地剖析了《女神》中“火”的几种形态，为研究该诗“火”元素的课题做了初步勾勒。张建宏的《〈凤凰涅槃〉新论》，以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梳理凤凰形象的来源及演变过程。提出并分析《凤凰涅槃》具有原始仪式、巫术祭祀的气息，是歌、舞、剧、画等艺术类型的混合体，诗歌是诗人用现代汉语“翻译”的原始歌舞的观点。刘悦坦的《仪式：郭沫若的〈精神基因〉》《郭沫若“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与其前期新诗创作中的“返祖”意识》《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关键词”——重新解读〈凤凰涅槃〉》，由宗教仪式、原始思维、互渗律等方面探索郭沫若的文艺精神世界。学科跨度较大，体现了论证的规模和专注度。不足的是，刘悦坦的多篇文章均回避了解释、恢复凤凰形象的象征意义这一重要问题，使思维的分析与诗歌的内容没有从文学肌质与理论架构上实现多维度的对接融通。推导逻辑也偏于急进、陈列，欠缺理论的说服性。[※注]相比以上问题，《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关键词”——重新解读〈凤凰涅槃〉》一文，最后一段将郭沫若艺术实践的生命历程和作为创造者特有的发展轨迹比作凤凰涅槃，启发后续研究关注郭沫若精神心理的个性特征，构筑一个属于球形天才的研究眼光，这一点对《凤凰涅槃》研究的意义可能比其他观点更值得思索。
第三，众多学术成果虽然较深入地钩沉一个或几个方面的轮廓，其间各环节的联结程度却相对薄弱，对郭沫若球形天才的特质不免陷入单维的解读视野，从而缺乏面向诗歌本体、文本本身的透视。因此，给予文本整体的把握就十分难得，此类综合性的论文虽不多，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初步构成了一个兼具综合与分析眼光讨论《凤凰涅槃》的研究范式。如孙绍振的《论〈女神〉的时代精神》，鲜明提出，凤歌和凰歌不止于性别差异，还有思想范畴的差别。强调诗歌集中表现了郭沫若的“否定”思维，《女神》其他诗歌始终贯穿了此类观念，凸显《凤凰涅槃》之于《女神》的思想贯穿性及其重要地位。该文以诗学的泛神与哲学的泛神、激进的民主主义与热烈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为例，说明郭沫若思想转向后的创作活动仍然保有“内在律”的痕迹，即诗人按内心潜在或已有的认知原则接触并改造外界事物。待商榷的是作者根据郭沫若对《凤凰涅槃》的创作意向，专注《凤凰涅槃》的西方泛神论色彩并推论《女神》的时代精神，回避了诗歌本体表现出的客观指向，具有一定的局限和遮蔽。另有孙绍振的《“凤凰涅槃”：一个经典话语丰富内涵的建构历程》，把诗歌视为细胞形态予以剖析。阐释其话语生成的发生学意义，试图厘清凤凰意象确立的话语谱系，查找构成诗歌艺术魅力的各项元素，沟通真实详细的历史面貌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特视角。作者突破性地提出，《凤凰涅槃》的创作并不能依据郭沫若本人的回忆而认定为“灵感”的功用，实际上是经过多次的否定之否定的情绪、灵感的定型，从新到旧的融合蜕变，前后历经四年之久。[※注]这一观点涉及“精神现象学”的科学实践方式，结尾处更是抛出了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其一，“自90年代以降，鲜有如凤凰涅槃之个人化意象化为全民语言乃至日常口语者。”其二，“如果说个人胚胎的发育，为人类进化的缩影，那么凤凰涅槃的建构过程是不是也具有新诗话语的发育的胚胎学意义呢？”由此，本文认为孙绍振围绕凤凰涅槃发表的两篇文章已经开始形成从基础性的文本解读工作向更新方法论的建构性目标的转移。不仅考察了文学内涵和美学价值，还感知到《凤凰涅槃》作为文学作品指导文本批评思维的力道。尽管其观念和应用理论的专业程度还处于初创阶段，存在大量的学术空白区域，却为《凤凰涅槃》的专项研究乃至《女神》研究树立了运用一个全新的方法理论的路标。
另有陈俐的两篇论文做出了贡献。《生命盛典的沉醉狂欢——〈凤凰涅槃〉综论》，肯定宇宙生命意识的同时强调诗歌形式上祭祀歌舞的地位，力主人类文化学的论证方法解释“火”“群鸟观葬”等意象。根据史料回顾《凤凰涅槃》的创作过程，强调东方哲学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逐级讨论了诗歌由个体性的人和区域性的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整体性和世界普遍性的精神。另一篇《郭沫若研究中的文学人类学视野》，由文学人类学为观察视角对郭沫若研究进行总结。[※注]在此基础上，呼吁还原文本现场交流的情绪氛围，复现诗歌吟咏和表演的艺术方式。
引起本文关注的还有方长安和仲雷的《〈凤凰涅槃〉在民国选本和共和国选本中的沉浮》一文。它通过不同历史阶段文学选本收录《凤凰涅槃》的情况，考证其诗歌经典化的生成机制，最终得出经典身份值得怀疑的结论。在数据统计、史料调查等方面做了翔实的工作。但也透露了一些问题，如“新诗经典”的衡量标准模糊不清；论述目光专注于诗歌入选选本情况的同时，淡化、扁平化处理批评者对其经典地位确立所发挥的力度；以“选”的结果覆盖“评”的事实。应该明确，文学经典的确立受多极因素共同影响，我们不能也不可能仅由一个影响因子得出结论。另外，导致《凤凰涅槃》缺席新中国成立前多个诗集、诗选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其中就有部分编者认为《凤凰涅槃》是剧而不是诗。这是体裁的限制，而非“成色”的困扰。更为关键的是，从数据统计到得出结论，提及了大量的非文学影响因素而对文学本身少有观摩。[※注]当然，该文提倡重新评估“新诗经典”的说法确实刺激了《凤凰涅槃》再评价的必要性思考：即考察文本的文学与非文学因素，并取得二者之间互为作用的动力。四十年来，我们对文本本体意义及价值的挖掘还远远不够。
二 回顾与凝视：近四十年研究遭遇的瓶颈
（一）依赖作者主体研究的局限
多层级获知与狭窄生产
回顾中国现代诗歌研究，《凤凰涅槃》的研究规模与深度反映出了失衡的一面。关于它的讨论可以说是郭沫若诗歌研究中发起最早、历时最长、论文最多、存疑最大的。相关批评可追溯到作为发端的闻一多的两篇论文——《〈女神〉之时代特征》和《〈女神〉之地方色彩》。与率先发声的“时代特征”相比，“地方色彩”的批评态度严苛得多，却也点明了《女神》美学层面的要害。我国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诗歌评论尽管大体上局限为主观印象式的批判、直白感悟式的短评，但不可否认，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对《女神》及《凤凰涅槃》文本分析的贡献至今鲜有超越。今人所做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延伸、拓展性质的研究，少见立足诗歌审美蕴涵和精神质量等方面思辨的阐释。以结合文学及其他学科理论解读诗歌的学术成果看，确实是史料占有更充分、论述篇幅更翔实、牵涉理论更专业、切入视角更新颖，却也暴露了立论视野狭窄，机械照搬方法论的嫌疑，常以借用者的心态从系统的学说中截取有利自我论述的段落。批评者的文学素质和当代意识持续地提高，批评模式已从对客体文本内容、技艺的概观，向对作者的传记式批评和基于创作心理的考察分散。以《凤凰涅槃》研究为调查对象，本文发现依靠史料去贴合作品，依据某一文艺或哲学理论，生硬阐释作品的做法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批评者的理论数据库可能随时间推移，扩充积累到一定时期后，已经因复杂的流派支脉和过重的话语模式包袱，压得批评者疲于筛选适宜的理论条目。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移植过来可以用，其他文本的观察视角嫁接《凤凰涅槃》同样说得通，一千个研究者有一千个《凤凰涅槃》。近四十年，《凤凰涅槃》乃至新体诗的解读视野日益开阔，也就是在这种开阔和繁多的“富裕”状态下，研究显得愈来愈黯淡、单薄，愈来愈营养不良起来。仅就《凤凰涅槃》的研究状况，我们的确比前人知晓的多，实践批评的能力却可能生锈已久了。
作者遮蔽文本
节选郭沫若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话用于论述的方式是存在隐患的。“聪明”和“大胆”，使郭沫若的现代诗歌创作符合历史发展的时代趋势。然而，郭沫若没有将自己的诗学观念耐心地编著为系统的理论著作，大多是按实时的感受零散地付诸往来的书信。其思想涉及范畴之广博，言论来源关系之庞杂，研究者往往要耗费相当的精力完善考证、搜集工作。郭诗以适当的情绪和文字表达呈现时，就能成为众人瞩目的天才之作。相反，当他过度冲动、情感泛滥，丧失历史感的觉察，又显得粗糙、单调，诗性全无了。而《凤凰涅槃》属于典型的理智与感性达到均衡状态的诗歌。研究者若缺乏对诗歌意象及语境的贯穿理解，就易造成断章取义的结论，引起佐证的例句相互矛盾：有时是对郭沫若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理念不断改弦、更替状况认识不清导致的，有时就是论者主观预设，嵌入文本的结果。郭沫若评说自我的言论过多，随意性较大，作者本人还多次删改、记错。因此，翻看郭沫若本人的信件、传记、回忆性文章等文献资料，不应唯郭沫若论，忽略诗人即兴发挥、改动、记错的事实。依据作者的经验和观点分析文本，一直是学界坚定的研究方式，当然值得充分肯定，但也存在致使文本内涵与创作意图脱节的风险。我们试图将作者与文本一一对照时，总有文本的艺术成就与创作意图不对等的可能。[※注]
诗性与哲学的对立、和解
《凤凰涅槃》的泛神论特征是很明显的，《女神》研究及郭沫若诗歌研究，分析泛神论思想时也大多以《凤凰涅槃》为例。但令人困惑的是，论说到该诗的泛神论特征，往往惯性地根据郭沫若的几段有关泛神论的言论，指出其诗性泛神的渊源及其历史功用和思想局限便点到为止，随之产生了概念的混淆：郭沫若对泛神论的吸收利用是一次“为我所用”的变型。学界已认识到了它们的差异，却有相当的论文仍以告知诗性泛神与哲学泛神存在区别为“底线”，似乎踏出这个边界，便不是文学研究，不是诗歌研究，可以不再讨论了，甚至有意地规避与其正面交锋。由此，研究者对哲学泛神的解释脱离了哲学史和哲学原理的考察。譬如，“火”“一切的一”，若是尽量简化言语内涵与外延的关涉面，使之贴近诗性的泛神思维，宣传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批评模式，此类“就文学论文学”“就文学看文学”的做法使诗歌评论的合理合法性褪色不少。其实，泛神论的复苏、发展史便是欧洲中世纪之后，歌颂人性、反对宗教愚昧、思想启蒙的蹊径。在爱国与宗教、信仰与启蒙、作为社会人与作为自然人的情绪释放等方面，是存在微妙差距的。无论是诗学的、哲学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把诗歌与哲学“二元对立”的关系凸显，或在“批评的空间”内彼此交流，亮出自己的底色，或形成交叉的反应，通过不同“棱镜”折射出前人未曾涉足的光谱，开掘潜在于诗歌内部的哲理的原貌。
综上，创作主体的研究要求以生命感知的方式还原作者本初的精神面貌，要求从碎片化的文献资料之中发见、联结、修正、巩固有效的信息，更要求明晰研究的功用为何？《凤凰涅槃》的科研成果既有借鉴价值，也有误读、误释的个例。把握研究的动向与基调的同时，保持客观独立的批判距离，作凤凰而不作群鸟，应该是我们鉴赏诗歌的本心和保证批评水准的必由之径吧。
（二）出离文学本体研究的困境
量大于质的现状
80年代开始，关注重心由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诠释位移到诗歌本体与西方方兴未艾的文艺理论结合，形成了评价标准和审美趣味偏斜的现象。人们更关心诗歌是否牵涉某种原理思想的渊源，是否可以运用某种方法论予以全新的解构。关键词语与意象的重新释读，《凤凰涅槃》与《女神》其他诗歌的异同及其在诗集中的地位评估，郭沫若文学观的变更、美学成就滑坡施加给各修改版本的影响等课题，在研究成果中则比较罕见[※注]。一方面，说明单篇的诗歌分析难以形成综合思考的文学评论，它需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去发掘、收集、考证，以建构微观文本的框架。它是出力不讨好的做法：把握文本的难度、知识面的广度、思想的深度、方法的适度等，应该说，已经不局限于理论与文本的结合，而是从文本中生成、发展理论，理论间促进文本创作、批评的互为关系了。《凤凰涅槃》不仅演绎生命、精神的更生，还囊括了对创作与批评的更迭的象征性寓意，这一特质将批评的起始点抬高。另一方面，表达了相关研究不具备从文学之外的学科领域观察诗歌的习惯和能力。一些研究者将诗歌限定在感性的审美视域，附加中西方的理论，试图催发新意。从根本上说，少有美学意识关照诗歌本体的批评，依据“套用”的方式铺排解读诗歌的地基，其必定是不牢靠、不务实的。我们可以看到，《凤凰涅槃》作为一首诗歌拥有如此数量的专题研究是相当丰富甚至烦冗的，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或具有参考意义的文章并不多。以数量的广度看，《凤凰涅槃》的相关研究在单个文本的范围里是相当乐观的，但从批评的深度、理论的厚度、透视的长度、学科视野的宽度、历史眼光的高度、思想辩证的韧度等方面审核，就要持谨慎的态度了。长期工作于文学研究一线的学者确实培养了专业问题意识和解决学术困惑的范式，但尤其面对学界已形成一定共识的《凤凰涅槃》之类的文本，人们的目光先验地集中在固定的几个方向和坐标之上。即便响应填补空白、视野交叉、集成创新的呼声，由于意识里缺乏综合辨识的实际操作方案，理论执行力不够，错失了发见学术重点的契机，致使诗歌认知进度缓慢，解析方向模糊，概念关系混淆，堆积出一个量大于质的繁荣景象。另外，《凤凰涅槃》研究的跟进程度有波动状况，一些时段，相关论文井喷式地集中刊发，另一些时段则少有问津甚至冷却达数年之久。这其中既有研究趋于饱和、理论遭遇瓶颈的因素，也不排除为了迎合特定时期对作家作品宣传纪念而开展再讨论的心理。
外围作战与各自为战的反思
虽然仍是以意象、象征、泛神思想等主题为切入点，以语言修辞、神话学、原始思维等角度入手，但延续前人研究的例证并不多。即使与前人论述手段相似，也要凭陌生或冷僻的引用材料实行“创新”。而且对有关凤凰的一手文献搜集整理工作还不够，更多地让位给了考古学和民俗学。“凤凰涅槃”之凤凰形象、属性与古典文献所记迥异，“匆忙一瞥”不只是审美的损失，甚至是学术不严谨的问题了。其次，以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为理论支撑和批评导向在当下也不多见。一些论者或局限前人研究的二手资料，僵化参考理论、参考样本的范畴，对所用理论的渊源、演进、理论缺陷等问题少有系统的考究，研究成果重复，错讹堆垒，批评力度难以深化，审美视域固定，降低了学术研究的时代特性和说服力度。再次，涉猎面虽广，特定方向的纵深却显示出了薄弱。《凤凰涅槃》研究的热点集中于创作背景及影响研究，包括原始思维、神话学、泛神论等问题的讨论，保持在理论范畴的探索，但缺失以感性生命的“动的精神”灌溉文本批评的局面：一是个人论说不成系统，少有持续专注的专章论述；二是研究成果间少有对话，新近的论文或与前人研究重合，或规避了对他人观点的评述另起炉灶，或追求角度新颖、学科交叉，而研究目的与实践途径脱节，所答非所问，题目与方法不一致、不统一。讨论文本时应该总结前人研究，在建立各方面的联系的基础上突出自我观点，但一些研究者既不肯定他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评述前人的观点，陷入自我言说的孤岛，造成了《凤凰涅槃》研究因忽略回归文学文本的外围作战和各自为战的局面，致使诗歌本体研究的进度在一段时期内迟滞不前。[※注]今后亟待培养理论与文本相互生成、彼此推演的能力，才不致陷入理论“借用”的单向循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
认识《凤凰涅槃》须实现对球形天才这一特质的整合，注意互文性的研究：第一，诗歌之间互文。统观《女神》时期收录和未录入的诗歌，协调文本之间意象和写作手法的关联。第二，诗歌与戏剧、小说、传记、信件的对照。以《三叶集》为例，1919年1月18日郭沫若致信宗白华，诗人自己改写李白的《日出入行》与同一封信创作《凤凰涅槃》动机的语句就可作互为参照。第三，诗歌与哲学，诗性思维与哲学思想的对比研究，涉及具体概念的溯源及其流变历史的考察。第四，不同学科的协同研究。经典文本的诠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保证完善史料，明确研究单元，避免盲目的学术生产和功利过重的研究心态覆盖良性的学术批评、学术交流为前提，“综合”与“分析”才成为突破既定研究模式的关键词。不是说搁置“整合”的期望和要求，而是应首先整理并巩固已完成的“分析”工作，检验所提供方法的实践可行性与理论应用的合法性。譬如，部分综述类论文，本身的考察对象、批评角度、所得结论，就暴露了全面性、深刻性、创新性的匮乏。第五，作者、读者、批评者之间纠谬补足，整合创作的历史、接受的历史、批评的历史，明晰作者的创作意图、已诠释的思想内容、未开掘的审美区域。[※注]综述，不仅是“述”和“评”的谐和，还是前人研究和来者导向的价值平衡，它需要多元化、多层级、多纵深的比较与甄别、整合与重构。一定意义上说，写综述对于学术能力和素养的要求高于专业具体的科学研究。郭沫若诗歌语言的平白、粗糙和思想内涵的丰富、灵动，促使我们应该努力从整体上把握它，努力深入思想的肌底，认识文本的本质。[※注]因此，围绕《凤凰涅槃》的文学研究始终要以文学本体为中心，以理论为导引，开拓文学意义的解释途径的同时确保符合文本事实，有理论根据。这要求研究者遵循诗歌与哲学的更为完整的动态视域中观察、反馈相对静态的格局。根据相关概念和相应方法的逐步拓展、蔓延，一个个未知的形状清晰后组合为一个震颤、更迭的精神王国。
（三）研究之研究的交锋与统合
最需明确的是我们面对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反复讨论的观点是否真的勾勒出了“凤凰”的原本面目。关于《凤凰涅槃》，凤凰来源与演变的研究是耗费精力也是有必要的一项环节，而凤凰来源与演变的史料考证是诗歌鉴赏、文学批评的基底。就认识作者看，再探凤凰形象，比较凤凰与菲尼克斯之异同，以进一步了解作者创作时的精神原点和积淀的想象力。就理解文本说，还原凤凰形象象征的真实历史形态及“凤凰涅槃”语义生成迸发的思想创造力。它要求准确的史料考证，要求辨别文本描绘的凤凰与历史上凤凰形象的差异，要求论说郭沫若所创作凤凰的艺术魅力何在。关键在于，将凤凰形象的考证同诗歌思想融合之后，怎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突破已有的论述思维和理论架构，清扫学界长期未关注的薄弱地带，实现继作者活性的创作后再次赋有创造力的诗歌评论，使诗歌评论与原作形成呼应的比照阅读。
怎样理解多次修订？
有些评论考察数个《凤凰涅槃》的版本，将诗中单调繁复的语句视为“内在律”和回环调加以称赞，以郭沫若主张绝对的自由和内在律吕的律动佐证他们的观点。纵观《凤凰涅槃》历经的6个版本，多次修订的原因在于：首先，诗人对一些当时朦胧、狂喜地感受到的事物逐渐趋于成熟、冷凝的认知，重新调整了看待事物的心态。其次，“直觉”“想象”“情绪”与“适当的文字”的关系得以更好地把握。有些词语初创时没有完全、精准地表达诗歌意图和情感取向，经过修订、增补之后，使词语更好地适应情绪的释放。“凤凰歌”删改的10小节，精练了篇幅且意象集中于火山喷发式欢唱的气氛，更匹配凤凰更生跃动丰富的精神动态。再次，艺术表达较现实生活总是省略、抽象的，“内在律”推动的书写节奏由热烈转向节制，删改不代表凤凰的晦暗枯萎的文辞，反而是郭沫若长期的理智思考为艺术的表达找到了更贴切的抽象形式。[※注]
意象群体与群体意向的对话
“创造与毁灭的辩证关系”，“黑暗与光明的转变”，“悲哀、寂寥、烦恼、衰败”与“翱翔、欢唱”的反差，“火”与“一切的一，一的一切”的含义，“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解读等问题仍有完善的空间。关于凤凰形象、凤凰的属性特征、凤凰与菲尼克斯的差异与同一、凤凰与群鸟的辩证关系等基本问题有待考究。此外，针对《女神》内部各篇的太阳大海意象的互补、比较是有待加强的部分。之前的关注点是个别诗歌与《凤凰涅槃》的关联比对，抛却其他作家作品与本诗的关联不论，仅就《女神》之内篇章的联合研究，是否有价值？譬如，《女神之再生》反复歌咏疲倦的、等待再造的新生的太阳，是否存在与《凤凰涅槃》形成主题脉络的呼应，又如何解释？统计高频的诗歌意象、完善美学意义的考察，统筹《凤凰涅槃》的精神力量、时代特征、文化色彩，更新评估《凤凰涅槃》所取得文学成就的标尺。如此，才能从基于单篇的创作背景、文本内涵、版本流变的分析开启全体、综合的多维认知。[※注]
从“有”与“无”到显见与潜在的讨论
《凤凰涅槃》的精神动向与同期的其他诗歌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总体来看，相比《天狗》《浴海》《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以牺牲与和解，取代了扩张与吞食的意向。表现为“我”起先受制于自然，最终与自然达成和谐的状态。有些学者认为凤凰最终步入了自我的消无。但达到物我同一便是消融的“无”吗？“有”或“存在”，提供两种状态：其一，主体认识到自我存在的事实并主动调和主客观世界的关系，建立自我认知、自我反馈、自我重建的阶段，非单纯的意识作为主体的“物”与作为客体的“物”之间直觉感官方面的不相等，涉及世界的现象与本质，将主客观现象同一地处理，集成对于了解诗歌意义的资料库。其二，即郭沫若式的“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观。“我”以物化为世界的一部分作发端，逐渐融混世界与我的关系，拉近乃至消除现实与艺术的此岸与彼岸的距离，个体的独特个性呈显—隐—显的波动态势。不难发现，郭沫若成功的作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直到提出标语口号的创作主张和对无产阶级体力劳动的狂热称颂才呈现了个体个性无限淡化、群体意识至上的情境。《女神》是作为个体的“我”显—隐—显最为清晰的一部诗集，作者自身先天的审美直觉与天才的艺术创造力构成回归神话传说、历史寓言而重新显见新奇激昂的篇章。又或写太阳与大海等景物，作者的情感与物体的存在样式产生情绪上的同调，在这里，不是“我”侵吞“物”，也不是“物”消弭了“我”，而是物我合一。恰如此，郭沫若的天人合一将“物”打上“我”的印迹，提出人是万物的中心，我即是神，神即是我，歌颂自然的伟大便是颂扬人的灵力，围绕人的自然而非自然的人这一思想观点。[※注]以上两点都是“有”的状态，前者是理性精神确立的“有”，后者是感性知觉塑造的“有”。后者追求有与无的无差别同一，却始终没有抛弃以主体的“有”为出发原点，是一种充满艺术创造性的“无中生有”，绝不是我与世界的互相抵消，两相绝灭。正因此，《凤凰涅槃》的基调始终是欲扬先抑地超越了佛教教义的涅槃，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语义生成。
要综合还是要分析？
学界普遍关注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实践应用的多元化反映在《凤凰涅槃》的研究，相当部分是解读时所持原理和学科眼光造成的分歧，欠缺辨识、梳理、整合，类似密集的支流在特定水域短暂地汇集便开始了分流。这种“力”的分散，看似在说明一个文本的问题，实则是逆反过来，用各自擅长的理论分解一个文本，根本上并没有形成多少争鸣，也没有展示推导过程之间的逻辑思维。与其说这类讨论是计算一个未知的结果，毋宁看作人们对已知答案借助不同方法的验算。找到了一些问题，也尽力地解决了，但整体性的《凤凰涅槃》研究仍遗留着种种困惑和模糊点。再比如，《凤凰涅槃》广阔深邃的思想内涵和解构途径的纷繁，给人们提供了相当的发挥空间，但研究者或受限于自身水平，或陷于思考规模、深度，仅剖析了某一方面的问题，往往零敲碎打，难以撼动长期未曾触及的趋于复杂化的学术难点。而一些论述多个问题的论文又经常表现为或所引材料，或所论观点，或所持理论，或审美品位的力有不逮、循环重复。[※注]
学界在解读《凤凰涅槃》时采用较多的是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若把分析个别问题比作记录个体形状的共时性的照片，综合研究就可看作面向整体的动态的视频展出。分析工作比起综合研究，象征性的可表述为：静态的照片并未形成动态的光影效果，始终是各部分瞬间状态的记录。也就是说，今后讨论《凤凰涅槃》更需要综合的把握，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对于学术瓶颈的统计和了解。实行比较、增补、识别、修正的研究方法，审视相关的研究史，总结前人的贡献和经验，认清各自的局限和不足，重新评估文本价值，为人们提供接近文本的全面、立体的视域。（二）直面具体的学术问题。不仅要求对于《凤凰涅槃》及其史料文献的整体掌握，还需要了解诗人的诗学和美学观念。在前人逐步确立的学术框架和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应具备一定哲学和诗歌理论的支撑，才能厘清纷繁的学术问题，敢于挑战学术难点，做出有理论依据、史料功底的集成创新。而不是等到学术热点冷却时才被迫转向其他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大幅度开启“综合”的前提是夯实了怎样专业的“分析”，把握的概念、对象、论述方向、研讨范围、意义价值等都需要不断的反省、明晰，才能规避今后有关《凤凰涅槃》研究目的、意义和学术规范流散、混乱的现象。
总之，《凤凰涅槃》的当代性解读，既要避免因循守旧，也要承接学术研究的记忆。归根到底，尊重《凤凰涅槃》过去、现在、未来的研究的各自属性，还原创作者的艺术追求，突破解读的审美惯习，历史的、艺术的、哲学的课题在各自微观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综合批评的机制，才能把握住凤凰精神所孕育的历时性的生命体征，避免各时代自说自话的局面，使各部分研究成果的合力大于整体的效用。这无疑是一次当代性的审美抉择，但也是重构《凤凰涅槃》认知图景的机遇与挑战。
三 研究传统的坚守与瞻望下的趋向
近四十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正如1979—2019年的研究特质不同于之前的两个阶段，今后终将步入“第四个时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凤凰涅槃》的研究空间仍待开发，更是之于《女神》、郭沫若研究乃至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重要一环。仅从方法论和解读模式的更新进化来看，方法嫁接、理论移植的思维已不能跟进文本专项的深层挖掘、清理工作。本文注意到，近二十年的解析工作已由理论的照搬与多学科交叉视野向特定的理论创造过渡，研究者对于文学及相关理论的掌握范畴和深度得到增益，批评者对于理论经典的研磨也逐渐地以“补课”的形式完善。在中西文论兼容并包的发展浪潮下，《凤凰涅槃》研究不仅局限于“借”理论呈现具体实践批评的“客观对应物”，还进阶为理论的自我生成：从诗学内部寻求适宜自身的理论环境，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脉络中对接看似遥远的信号。这一双构架的要求预示了我们不再满足于史料纷繁翔实的统计辨识，不再浮沉于中国现代文学突出史学主题的知识考古，不再迷信西方文艺理论为至上真理，而是由历史复述、知识记忆向“创造”能力的转移。《凤凰涅槃》研究正经历一场从“拿来”到“变异”的革新。新一时期，《凤凰涅槃》潜在的精神内容对作者、读者、批评者提出了“多彩”解读的要求。建立一种色彩的作、读、评的有效机制，符合凤凰涅槃不断更新、循环演变的特质，才能恢复诗歌意义和色彩图景的整体样貌。[※注]
（一）理论迷宫与精神导航
受阅读经验和20世纪20年代现代白话诗创作风格的影响，解读者本着“回归历史”“回归文学”的主旨参与文本的鉴赏批评工作，铸成了一种偏差、失误[※注]：首先，解读者的理论素养愈强就愈陷入自我的理论体系无法自拔。文化环境与学科规范干预读者与作品更深层次的交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二元对立思维应用于文学批评，愈是抽丝剥茧寻找对立双方的“主力军”，愈使解读工作依赖一派文学理论、一派哲学体系解剖文本。其次，所谓的二元对立思维本身就值得警惕。比如对于“浪漫”和“古典”，人们可以给出截然相反的定义。而诗歌中的凤凰形象显然与传统文献记载的凤凰特征相悖，浴火重生经历了衰亡到更生，烦恼到欢唱，毁灭与创造的过程，似一颗先天孕育着死亡结局的生机勃勃的种子。《凤凰涅槃》演绎的是精神与物质的抗争史，是意识的自我超越，为什么强行将凤凰衰落与崛起的状态一分为二看待？类似辩证法或思辨哲学的精髓，在于从否定之中发现它的背面，窥见否定之中蕴藏着肯定。《凤凰涅槃》，就是一首有高潮也有低谷，有疑惑、彷徨也有昂扬、激越的生命之歌，在这里，我们需要的不是“对立”，恰恰是“对等”，不是强力意志克服了对死亡的畏惧，而是从阴暗、苦闷、迷茫获得了走向“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和解、统一的动力。再次，以凤凰与群鸟为例，研究一般抓取凤凰正义、崇高和群鸟狭隘、鄙俗的象征意味。几乎没有意识到，凤凰与群鸟代表着个体与群体、特殊与一般、一与多等其他的对立关系。乌合之众的群鸟集体与形单影只的凤凰对比，也正是凤凰（个体）的独立性与群鸟（集体）的同一性的冲突。群鸟既作为一个庞大的集群，实际上各自孤立、缺乏协同的目标和凝聚的意愿，它们与凤凰最大的不同不是境况的差异，而是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别。嘲笑他者的同时，每一只鸟对于“群鸟”都以一个丑陋的他者身份被嘲笑。关于群鸟意象的形象分析、象征含义、美学蕴涵、创意来源已有相关研究涉及，然而，凭一组二元对立关系俯视固化的焦点，始终蒙蔽对其余关联的讨论。《凤凰涅槃》是一首明显有着动态精神的大诗，对此自闻一多、朱自清以来已成共识。但动态精神是什么，这种精神怎样持存，它又如何能确切地找到更生的出口，实现浴火重生？倘若把握不住精神的动向，那么囫囵的解剖将折磨甚至杀死凤凰内里的活体基因，“凤凰涅槃”的传说将不得不归于沉寂，消逝在经典诗歌的名单上。应该明确，证据只能逐个土层仔细、耐心地发掘，无法预先选定了标准答案，按图索骥地对照着“找”出来。规范的作用在于使我们少犯低级错误而不是抛弃求索的意志和敢于承担的勇气。
（二）本心与艺术修养
《凤凰涅槃》创作的时代旋律与个人情绪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早期现代白话诗描写日常生活专注某一事物做简明的勾勒、抒情，尝试加速语言变革，诗歌与民众情感更为接近。而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则贴近原始思维，好古气息浓重，一些诗歌主题直接从传说、寓言入手，推陈出新。相对他那些“新”诗，古今融会的作品倒是成就较高，如《凤凰涅槃》《天狗》《女神之再生》等。与其他诗人不同，《女神》时期的郭沫若是怀着青春冲动，经受了新观念冲击后惊觉的澎湃情绪投入写作的。《女神》的成就离不开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时代内需与个人的过滤调和，判断他是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女神》诗集都可能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正如诗人叙述自己创作《凤凰涅槃》的经历一般，他不是用“为人生”的艺术观念去创作，也不是被动地顺应历史潮流强迫自己喊出什么时代的口号，而是一种身处海外、若即若离的状态下的“第三极写作”。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文学的主潮下诗歌创作大多步调一致，郭沫若却独立自主地发挥创造天赋，以人格挣脱格式，情绪带动节奏，为白话新诗做出别样的贡献。倘若研究循规蹈矩，缺乏诗情、才情、人情，面临作者如此惊奇、壮丽的联想与想象，该多么遗憾！[※注]
由于郭沫若思想渊源的多元、烦冗和极具创造力的想象，分析《凤凰涅槃》的精神内涵和艺术成就成了一项庞杂的学术工作，要求研究者具备文本批评的跨学科视野。部分研究略过理性精神的讨论，依照郭沫若特指的诗性思维进行阐释，将哲思与直觉、理智与灵感、精神与诗性分割，造成批评的歧路与审美的失落。步入《凤凰涅槃》的世界，需要调节主体精神的感性与理性，寻求直觉与理智的平衡。理性的前站是感性，感性的累积构成理性的基础材质。没有天才的感性，一定没有卓绝的理性。没有敏感准确的感性，一定没有缜密精深的理性。因此，《凤凰涅槃》的研究应建立金字塔式的批评模型，史料引证、理论应用、文本解读、美学发掘、思想诠释等平面在拉开层次的同时逐级蓄力。培养学术视野和学术记忆，助长《凤凰涅槃》由面向格律形式、意象类型到想象构思、精神动态、审美境界的观摩。[※注]《女神》中那一切不断向善、向上、向前的人生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才真正是这部杰出诗集不朽意义的核心。试想，缺乏主体精神的诠释，对其零敲碎打的不规则翻新，一首与生命、精神、圆满性、崇高性等概念关联的诗歌长久地脱离孕育它生长的理论土壤和诗性营养，《凤凰涅槃》将无法避免被误读、误解、误释甚至淡忘的运命。
（三）基础与创新
文学批评指导审美活动，实践鉴赏修正文学评价。如此，好的文学评论才与文本彼此参照，相得益彰。统计四十年来《凤凰涅槃》的研究成果，在两个研究类别上保有承继与发展的潜力。第一类，为基础性研究。以陈永志的《〈凤凰涅槃〉校释》为代表，始终遵守着学术传统规范和个人情操的吁求，扎实的史料考证，直面问题的学术态度。纵观陈永志对于郭沫若诗歌的研究轨迹，从字、词、句的创作来源、概念辨析，到思想特征、美学蕴涵的求索，体现了一个学者由基本做起，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凤凰涅槃”般逐层递升，围绕文本给出疑惑及释疑，出自学术地基的踏实搭建，避免诗歌解读犹如空中楼阁。[※注]基础研究当然包括基本学术问题，譬如：《女神》的艺术持久魅力何在？为什么当今的中学教育不欣赏《女神》？类似的，《凤凰涅槃》的审美价值何在？误读《凤凰涅槃》带来的是幸福的烦恼吗？诸多问题，仍待澄清，或者说，学界仍未给出令人满意的反馈。历来学界关心的是“纯学术”课题，然而长期干扰我们对《凤凰涅槃》审美接受的源头之一是一些看似大而无当的疑问根本没有得到正视。专业研究与学校教育之于《凤凰涅槃》的解读，出现了一条浅隐而剧痛的裂缝，二者对文本的理解甚至堪比两首完全不同的诗歌，双方互生歧义，心照不宣。
第二类，为创新性研究。1979年孙绍振的《论〈女神〉的时代精神》至2014年的《“凤凰涅槃”：一个经典话语丰富内涵的建构历程》[※注]，可视为从“革命精神”“历史发展”“个性解放”向识见“细胞形态”“精神胚胎”的理论素养的生长。与《凤凰涅槃》的创作技艺、个人呼声、时代色彩平行的是放眼人类社会的宏观视角、持续制动的实业精神、深邃广阔的哲学内容，它是一首高度象征的诗歌，描摹生活表象、个体生死的经历，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般通过讽刺书斋苦闷乏味的道学生涯揭露追寻真理的艰辛路径，通过粗鄙庸俗的话语显示崇高的精神。同样的，《凤凰涅槃》的研究历程相当文本内部生命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动态曲线，孙绍振从中识别诗歌本体建构经典话语的成长史，从精神现象的领域细致钩沉“凤凰涅槃”诞生、命名的历史环节，延伸整个现代新诗话语的发育问题，虽然只是一次“精神现象”的胎动，却对《凤凰涅槃》打破研究死角、突破学术门径，赋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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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描写自然、抒发自我情绪的诗歌之于郭沫若有较大的随机性。《蜜桑索洛普之夜歌》便是情绪与理智、冲动与沉淀调和的理想状态，而没有运用“适当的文字”表达直觉、情绪和想象的作品，受到的批评不在少数。还须指出，相对《蜜桑索洛普之夜歌》《天上的街市》等象征意味占上风，偏向暗色调的篇目，类似《凤凰涅槃》《天狗》狂飙突进、情绪喷涌，凸显亮色调的作品更受到大众的关注。但实际上，郭沫若诗歌的晦涩程度同样值得考量。以《凤凰涅槃》为例，“凤凰涅槃”“火”“创造与毁灭”“更生”意象的来源与流变，其意义的更替与变型，诗歌词语与哲学用语交织下的语义定位等都是具有相当难度的文学研究视点。另外，平白与纯熟，精密与粗糙的言语表达均可造成语言清晰或晦涩的效果。本文认为，郭沫若的诗歌语言介于平白与精密之间，这是由于其艺术观念来源的多元背景和“为我所用”的个人风格造成的。当郭沫若抓取了如“创造”“力”“火”“破”等所指范畴较大的科学用语，尤其融会诗性泛神思维描摹生死、明暗交替的“否定之否定”的凤凰更生，我们就不能武断地判断“平白”之下的情绪与思想已明白晓畅。一方面，诗人创作风格对接受角度具有一定的导向。另一方面，常见用语在特定语境中出现，使语言潜在地赋有了欺骗性，从而忽略诗歌审美实际上是一条歧义、多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