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阳城遗址是中国历史时期最重要的都城遗址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河南省博物馆等机构先后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20世纪70年代以后，田野发掘考古工作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为主。《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全四册）》（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八十八号，文物出版社）的出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对该城址40余年田野考古工作成果的总结。该报告是隋唐洛阳城遗址综合性田野考古报告，是研究隋唐时期的都城制度、建筑艺术和都市生活等方面研究的重要资料。报告以郭城、皇城、东城和宫城为主体框架，内容涵盖城址的城墙、城门、街道、里坊、宫殿、园林、水系等。既有郭城、皇城、东城和宫城的城门遗址，又包括宫城正殿明堂、九州池、上阳宫、白居易宅院等一批重要遗址。同时，发表的大量出土遗物包含了建筑构件、日常生活用品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实物资料。40余年的考古发掘，考古队对隋唐洛阳城的形制布局、历史沿革、建筑特点及文化内涵有了更系统、丰富、翔实的解读。此外，《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安门遗址》（《考古》11期）发掘简报，是200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发掘兴安门遗址的田野考古成果。门址分早、晚两期，早期门址有三个门道，晚期门址有两个门道，应属隋唐长安城外郭城门址之一。晚期门址由东西墩台、门道、隔墙以及东西两侧的城墙和马道等组成。出土遗物有建筑材料和日用品等。兴安门早、晚期的变迁反应了“城门”到“宫门”的变化。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位于今江苏省扬州市市区北部的蜀岗南缘，城圈夯土墙体保存现状较好，环绕城址外围的现代河塘与城壕关系密切。据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沟通江淮而修邗沟、筑邗城之时。2013年4～7月，为了配合城壕城墙保护规划方案的编制、城壕整治等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位于北城墙东段的两个豁口处及其外侧现代河塘的北侧、城圈东北外拐角及其外侧现代河塘的北侧和东侧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约1100平方米。《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东段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发表了清理出的汉至宋代的城墙夯土、城壕岸线等遗迹。发掘的夯土墙体始筑年代不早于汉代，在南宋修筑宝祐城之前的六朝、唐、宋时期都曾有过修缮。此外，《江苏扬州市宋宝祐城西城门外挡水坝遗迹的发掘》（《考古》10期），发表了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扬州宋宝祐城西城门西侧清理的挡水坝遗迹，该挡水坝始建于南宋晚期，是南宋扬州宝祐城西城门外兼具挡水和城防功能的水利城防设施。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渤海国东京故址八连城遗址，于2004年至2009年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一书，整理发表了这6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报告叙述了城址调查发掘获知的城址形制和出土遗物等，对城市规划布局、出土建筑构件类型及制作工艺、城址年代、宫殿建筑功能以及在渤海王城中所处位置等，均有较翔实的论述。八连城遗址考古工作包括遗址地形测绘；八连城内城主要宫殿建筑址、内城南门址、外城南门址、内城南墙、外城南墙等遗迹的考古发掘等。八连城始建于渤海时期公元8世纪后半期，废弃年代约在公元928年。为内外两重城设计，宫殿建筑集中分布在内城北部，采取中轴对称的院落式布局。两座位于内城北部中轴线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中间设廊，组成工字殿建筑形制，分别承担“前朝”和“后寝”功能。该报告对渤海国城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辽金元时期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些都城，2014年发表成果的考古工作包括了辽上京城遗址、金上京城遗址、元上都城遗址等。《2013年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年2月14日8版），报道了2013年7～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一号街道及临街建筑遗迹进行的考古发掘。根据层位关系，结合遗迹和遗物的整体变化，可以判断一号街道和临街建筑遗址的五个阶段属于辽金元时期。其遗存始建于辽代，在金代进行多次改建，至元代废弃。通过本次发掘，初步了解了一号街道与临街建筑遗迹的局部面貌及其相互关系，体现出上京城在辽金两代城市布局上的变化。初步掌握了辽上京皇城南部文化层的堆积情况。为认识辽上京城的平面布局和历史沿革积累了重要的基础材料，同时对于以后的考古钻探发掘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考古发掘确定金上京城址建筑与使用年代》（《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9日8版）报道了2013年7～9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遗址城墙遗迹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田野考古工作，首次从考古层位学上确认了城址的营建使用情况，根据城墙的地层堆积和包含遗物特征，确认城址的始建年代为金代，后期至少有过一次以上的修筑。《内蒙古锡林郭勒元上都城址阙式宫殿基址发掘简报》（《文物》4期）刊布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成的元上都考古队，2009年对元上都城内一处大型阙式宫殿基址进行的考古发掘成果。元上都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23千米处的金莲川草原上，占地面积48.4万平方米。通过清理西阙台基址东侧、西慢道、东阙台基址顶部台面，了解到该宫殿建筑的建造年代应为1256～1258年，为忽必烈即汗位之前的早期建筑之一。该阙式建筑既有中原传统建筑风格，也体现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的实例，是研究元代早期建筑的实物资料。
此外，一般古代城市遗址发掘的资料还有《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宁波文物考古研究丛书，乙种第四号，科学出版社）、《蒲州故城遗址2013年度TG 126204发掘报告》（《文物世界》2期）、《蒲州故城遗址TG148202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等。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刊布了2003～2012年对句章故城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该发掘丰富了宁波地区城址考古的基本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考古证史和补史的作用，为句章故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蒲州故城遗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西15千米的蒲州镇境内。发掘的TG148202中，出土了丰富的陶瓷器、模具、建筑构件、人物造像、石棋子、骨簪、骨骰子、铜钱币等，这些遗物主要属于唐、五代及宋、金时期。此外《浙江宁波海曙长春塘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3期）等也是值得关注的考古资料。2011年1～4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宁波市海曙区南塘河历史街区内的长春塘遗址，其开始建造年代不早于北宋时期，该资料为研究宋代以来宁波地区的水利工程设施、古代宁波的水陆交通状况及城市演变等，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永顺老司城（全三册）》（科学出版社）的出版成为2014年土司城址考古成果的一个亮点。永顺老司城是彭氏土司数百年的司治所在。自1995年以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湘西自治州文物局、永顺县文物局已经先后三次对老司城以及外围相关遗存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清了城区内城墙、城门、宫殿区、衙署区、街巷、土司墓区的大致格局及周围相关遗址的分布情况。本报告是历次考古发掘、调查成果的汇总。通过对老司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和人类学调查，借助丰富的地方史志、族谱、传说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全方位解读老司城，概述了彭氏土司生成、强盛以及消失的历史过程和遗址背后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在叙述中，力图将土司制度的宏观论述，回归到地域文化和族群关系的细节层面，使人们对西南土司制度的内涵有一个具象的体察，并由此上升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深刻思考。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是一处南宋至明代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2013年海龙囤遗址“新王宫”与整体格局的新认识》（《中国文物报》2014年4月25日8版）一文，报道了2013年度海龙囤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的学术成果，通过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新王宫”中轴线，通过对全囤城墙、关隘的调查、试掘和测绘，对不同时期海龙囤的格局变化有了新认识，并对囤上道路交通系统进行了初步梳理。
《考古发掘确定山西绛州衙署遗址年代和布局》（《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9日8版）报道了2013年3月至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的绛州衙署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绛州衙署位于古绛州城西的一处高崖之上，整体建筑面南背北，现仅存一座具有元代风格的州署大堂和明清时期修建的二堂建筑。本次考古发掘的范围主要位于现存州署大堂的前面区域，发掘面积为3700平方米。通过本年度考古发掘，对该区域内的建筑布局及遗址的文化面貌和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遗址内的残存遗迹，结合其功用性认识，可将本次的考古发掘区域划为大堂院落、西侧的附属院落和大堂院落前区域三部分。遗址年代自唐开始，历经宋、元和明清时期，对于我们认识各个时期的官式建筑的结构布局和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在综合研究方面，主要是对于都市性质、平面格局和出土建筑构建等方面的考古学研究。如对于十六国都城有《关于统万城东城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5期）一文。统万城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墩界镇白城则村北，地处陕蒙交界地带，是十六国时期末代匈奴大单于赫连勃勃所建的大夏国国都。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东城中部偏北现地面隆起的部分进行了考古钻探，发现一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邢福来通过对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的梳理，认为统万城东城的建造年代约为唐末五代时期，它的建成当与活动于夏州一带的党项人势力壮大有关。由节度使拓跋思恭及继任者统领的势力，经唐末、五代历11任150年的发展，至宋初分裂，其中一支建立了与北宋、辽鼎立的西夏政权。而作为大夏国都的统万城，初建时的规模可能只有西城和部分外郭城。《西古城性质研究——以考古资料获取的城址形制和功能为切入点》（《北方文物》4期）一文，根据历年获取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阐述了西古城形制和功能。李强、白淼等认为，西古城的修筑年代应早于渤海上京，其性质分为两个时段，在唐天宝年间是渤海文王的早期王城（宫城），唐天宝年后至渤海灭亡期间，将其功能定位在渤海诸王的陪都，或更符合实际情况。西古城为单城形制，所谓内城城墙，应是宫殿群的院墙；内城南城墙中央内凹，并非是渤海特有的城址形制，而是日后续建大型宫殿的预留之地。迄今，西古城城内未见署衙、商业、居住等遗址，而仅是文王时期王城（宫城）格局，因此并不具备城市功能，不是渤海的都城或州城。《北魏平城时期的板瓦和筒瓦》（《华夏考古》4期）、《北魏洛阳城的瓦当及其他瓦件研究》（《华夏考古》3期）等2篇论文，均是对于南北朝都城出土陶瓦的专门研究。后文是钱国祥、郭晓涛对北魏洛阳城出土的建筑构件的研究。以出土瓦当为主要对象，同时兼顾其他相关建筑瓦件，以考古发掘的建筑遗址分类进行研究，以期能够把握北魏洛阳城建筑瓦件的特点和异同，为城址的整体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兽面纹瓦当是北魏洛阳城极为重要的一种瓦当类型，目前仅见于北魏洛阳宫城和内城中最为重要的皇家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魏皇家建筑的最高等级。莲花纹瓦当是北魏洛阳城出土最多、分布最广、图案类型最为丰富、形制变化最为明显的瓦当类型。说明这类瓦当是北魏时期最为盛行的建筑瓦当。根据对早晚不同时期建筑遗址出土瓦当的归类分析，北魏莲花纹瓦当总的演进变化特征是：整个莲花图案由较宽的复瓣宝装莲花向越来越窄的单瓣莲花演变，其莲花形象则由较为形象逐渐向抽象化发展。永宁寺出土的莲花化生瓦当和忍冬纹瓦当均是特殊图案的瓦当，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瓦当类型，其题材明显来源于佛教，蕴藏着重要的思想意识和寓意。将建筑瓦当和瓦件放在一起共同观察，同时结合使用这些瓦件的建筑的性质、规模和建造时间等进行综合的考古学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都城考古的研究内容和文化内涵。《四川出土六朝瓦当初步研究》（《考古》3期）一文中认为，四川地区六朝瓦当可分蜀汉、西晋和东晋、南朝两个时段。前者有云纹、斜线纹瓦当，虽与曹魏、孙吴瓦当有一定共性，但差异更加明显，故以地方文化因素为主。后者有莲花纹和兽面纹瓦当，多有强烈的六朝文化特征。因四川地处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圈的边缘，这两类瓦当仍有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并且兽面纹瓦当还受到北朝文化的影响。
二 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时期的墓葬以当时都城洛阳附近的资料最丰富。如《河南孟津县刘家井村西晋墓的发掘》（《考古》10期），报道了2011年1～4月，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项目建设，在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刘家井村发现的7座西晋墓葬资料。其中钻探编号为MJZM1的墓葬虽被多次盗扰，但规模较大，形制保存较好，在其他地区还不多见。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墓道长且宽，出土的青瓷器、陶器等造型精美，规格较高。推断它的墓主或为地位较高的官僚贵族。随葬品从器形到组合沿袭了东汉晚期的风格，推测墓葬时代为西晋早中期。这一墓葬区的发掘为研究洛阳地区西晋大型墓葬的分布提供了宝贵资料。《洛阳道北二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8期），发表了2010年4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洛阳市西工区道北二路发现的一座西晋墓。根据出土器物判断，该墓的年代当为西晋中晚期。该墓由墓道、甬道及墓室组成，墓室呈方形，四角有角柱，砖砌成穹隆顶，这些特点与以往洛阳发掘的西晋墓形制一致。但是墓室分前室、侧室、后室，且三室均为方形，除前室北壁有一假耳室外，这种形制在以往发掘的西晋墓中较为罕见。另外，该墓出土的陶敦在洛阳地区西晋墓中也不多见。这为研究洛阳地区西晋时期的墓葬提供了新的材料。《洛阳市洛南新区西晋墓（C7M3742）发掘简报》（《华夏考古》3期）发表了2008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洛南新区发掘的1座西晋时期墓葬。该墓为斜坡式长墓道的单室砖劵墓，出土有陶器、石器等。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具有西晋中晚期特征，为西晋中晚期墓葬的系统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西晋时期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物资料。此外河西地区的魏晋墓资料有《甘肃嘉峪关市文殊镇汉魏墓的发掘》（《考古》9期），这是嘉峪关市文殊镇团结村的1座墓葬。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清理了该墓，该墓为三室券顶砖室，综合墓葬结构与出土器物来看，时代大致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随葬器物种类较丰富、制作较精美，如四阿顶铜仓、铜獬豸等。砖雕俑制作粗糙、造型简单。总体来看，这座墓葬保存较为完整，对研究河西地区汉魏时期的墓葬建筑结构和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朝墓葬资料中《北周史君墓》（文物出版社）是一部重要的发掘报告。该墓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墓葬进行了发掘。报告对墓葬形制、墓内葬具、石刻彩绘图像进行了详细描述，对图像题材及出土遗物等进行了研究。汉长安城是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北周时期来自北方草原和西域的商胡、歌舞乐人、使臣、僧侣等大量涌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多样性，文献中记载的众多寺院和考古发现的入华西域人墓葬便是例证。近年在汉长安城附近相继发现了安伽、史君、康业、李诞等西域贵族的墓葬，尤其是史君墓，其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资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丧葬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有《山西大同县湖东北魏墓（M11）发掘简报》（《文物》1期），大同市东南约20千米处有一北魏墓地，200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发掘，其中位于墓地西南部的M11出土遗物较为丰富。该墓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出土有陶器、铁器。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特征来看，同时参照大同地区其他北魏墓材料，暂将M11的年代上限定在北魏定都平城（398年）中后期，下限为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山西大同北魏平城时期的另一重要墓葬资料，见于发表的《山西大同沙岭新村北魏墓地发掘简报》（《文物》4期）2006年10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山西省大同市沙岭26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地中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和砖室墓基本各占一半，与大同地区其他墓地比较有棺床的墓葬多达13座。墓葬经过规划和设计，应该属于多个家族且为普通百姓的墓葬区。根据墓葬结构、仿木建筑特征及出土器物特征推断，该墓地的年代应是北魏迁洛后期。墓地近半墓葬筑有棺床，而棺床上未见棺木，墓主人直接安放在棺床上，说明北魏后期丧葬制度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大同地区普通百姓的墓葬用棺床作为葬具者逐渐增多。此外在山西忻州发现一座重要的北朝壁画墓（见《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10日01版），该壁画墓位于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下社村东北约600米，是忻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九原岗墓群中被盗较为严重的一座。2013年6月下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忻州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由封土、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壁画主要分布于墓道东、西、北三壁，甬道及墓室仅残存较少。共清理壁画200余平方米，出土了大量陶俑残片及数十件铁质棺钉，另外还出土有少量的陶器、瓷器残片。墓志早年被盗，结合墓葬规模、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初步推断其年代应为北朝晚期，墓主人应该位高权重，是高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从壁画内容及规模来看，该墓无论是对空幻世界的想象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描绘都比同时期其他壁画墓的内容更加丰富，狩猎场面也更加逼真。墓道北壁壁画中的木结构建筑在同时期墓葬中是首次发现，第一次用绘画的形式展现了北朝建筑的风采。该墓葬的发掘不仅可以填补忻州地区没有北朝墓葬的空白，而且可以使山西北部区域北朝墓葬的分布情况更加清晰，对研究北朝社会生活、绘画艺术以及我国古代建筑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方六朝时期墓葬亦有一些较重要的资料刊布。《福建政和石屯六朝墓发掘简报》（《文物》2期），发表了位于福建省政和县石屯镇长城村、蝴蝶街村和松源村的六朝时期墓葬。2009年10月、2010年7～11月，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共清理六朝墓葬62座。古墓位于七星溪南北两岸背靠高山的低缓山丘上，其中有纪年墓20座、非纪年墓42座。根据墓葬形制、墓砖纹饰和出土器物的不同以及纪年铭文，时代跨度为西晋到南朝中晚期。本次发掘的墓葬均为集中数座至数十座埋葬，显示其应为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其墓葬形制和排葬方式显示出尊者居右的家族埋葬等级制度。《福建南安市皇冠山六朝墓群的发掘》（《考古》5期）报道了2006年8～12月及2007年12月，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南安市博物馆对皇冠山墓群的两次抢救性发掘。34座墓葬均为单室券顶砖室墓，从纪年砖、墓葬形制、出土物来看，应为东晋南朝墓葬。从出土的“阮咸”模印花纹砖来看，“阮咸”乐在上层社会的文化艺术生活中有重要位置。皇冠山墓葬分布集中，布局合理，墓向基本一致，墓间距最小的仅不到2米，且墓葬之间没有叠压和打破关系，是聚族而葬的反映。此外，《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M5）发掘简报》（《文物》5期）也值得关注，这是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石子岗2010年勘探发掘的一批墓葬。其中五号墓（M5）位于石子岗雨花软件园A1地块东面北侧的一座山坡的西麓，西临宁丹大道，西北距安德门约1500米。该墓为拼镶砖印壁画墓，壁画内容主要是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龙、虎、狮子、天人等图案。出土器物60件，有青瓷器、陶器、铜器、玉石器等。该墓为平面呈“凸”字形的砖室券顶墓，结合用砖和出土器物，应为南朝中晚期。从壁画砖来看，墓主应是南朝中晚期宗室中级别较高的人物。壁画没能完整拼镶，可能与墓主下葬时间仓促或其他变故有关。
在对于汉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学综合研究方面，《中国古代墓葬出土的镇墓神像——以命名、分类及其体系问题为中心》（《考古与文物》1期）一文值得关注。镇墓神像的随葬始于春秋战国，历经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代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形成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各式镇墓神像。张成在对全国各地出土的历代镇墓神像资料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从镇墓兽、镇墓俑、镇墓神的概念进行辨析，然后进行分型，并据此总结各时期造型变化的规律。他尝试提出了新的命名与分类方案，进而从宏观角度对其形成、发展与变迁加以概括，最后就其体系问题提出，镇墓神像可分为“楚系”“汉系”“胡汉系”。此外，北朝墓葬研究论文有《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考古学报》1期）、《论北朝时期无棺葬》（《考古与文物》5期）、《北朝胡俑类型研究》（《文物春秋》1期）等成果发表。倪润安以大同北魏平城附近出土的宋绍祖墓、沙岭北魏壁画墓、尉迟定州墓和梁拔胡墓为主，在《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一文中，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墓葬图像进行分析，初步探讨和把握了“平城时代”墓葬演变的大势与文化转型过程，提出可以将平城时代分为前后两期的观点。刘振东在《论北朝时期无棺葬》一文中对北朝时期无棺葬这一特殊葬式进行了分类研究；其共同特征是将尸体安放在尸床上，不用棺木装殓，葬式为仰身直肢，或者二次葬。该文研究的无棺葬是对基于丧葬习俗而不用棺木装殓遗体的墓葬，分析资料均为中型以上墓葬。作者认为，使用者的族属与中亚民族有关，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此外，关于南朝墓葬文化研究方面有《南朝石兽与东汉石兽比较研究》（《四川文物》1期）一文，菊地雅彦通过全面的类型学的比较研究，认为南朝石兽与东汉石兽之间具有承继关系。南朝石兽呈现出非常清楚的分组现象，南朝石兽至少有两种不同的造型系统。对南朝石兽的类型学分析，是进一步研究南朝石兽复杂内涵及其渊源等问题不应忽视的重要基础工作。
（二）隋唐五代时期
这一时期帝陵考古资料刊布了《五代吴越国康陵》（文物出版社）和《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7期）。其中，隋炀帝与萧后的最后埋葬地的确定，是一项重要发现。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2013年3月，在扬州市曹庄村清理两座隋唐时期砖室墓，其中的M1出土了隋炀帝墓志。该墓还出土了十三环蹀躞金玉带、鎏金铜铺首、玉璋、铜编钟、铜编磬、凤冠、大量陶俑等高等级随葬品。隋炀帝墓特殊的墓葬形制以及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征的随葬品，对于研究隋末唐初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南北文化交流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多数埋葬于今杭州市及临安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与临安市文物馆先后在上述两地发掘、清理了9座钱氏家族墓，康陵即吴越国第二世国王钱元瓘夫人马氏之墓。出版的《五代吴越国康陵》考古发掘报告，报告包括了绪论、墓葬结构、出土文物、采集遗物、讨论和认识等章节，记述了康陵发现与发掘过程，研究了钱氏家族墓的分期、王室丧葬礼仪制度、天文星象图、秘色瓷、玉器等问题。康陵墓室分为前、中、后三室，在后室墓壁发现有精美壁画、十二辰壁龛，顶部发现了完整的天文星象图，殊为难得。墓葬中随葬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秘色瓷，是研究五代时期瓷器的珍贵资料。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对研究吴越地区五代用玉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唐代墓葬考古的资料中既有专刊发掘报告，也有发掘简报。重要资料叙述于后。《唐史道洛墓（原州联合考古队发掘调查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共立女子大学等组成的原州联合考古队编写的发掘报告，该墓位于固原县南郊小马庄村。墓葬为带天井式洞室墓，出土了陶器、陶俑、瓷器、金属器、玻璃器等，其中出土的大型彩绘武士俑与镇幕兽在宁夏地区首次发现，是唐墓出土陶俑中的精品。在墓葬的发掘方法上也进行了有益尝试。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为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合葬的左亲卫史道洛及夫人康氏。史道洛墓为唐代粟特人史氏家族墓之一，该墓考古资料为研究固原史氏墓地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对考察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及中国各地域独特的文化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周原汉唐墓》（科学出版社）一书，介绍了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在2005年发掘的纸白墓地、七里桥墓地及历年在周原遗址范围内抢救性清理的秦汉、隋唐时期的墓葬资料。报告按照秦、西汉、东汉、隋唐时代差异系统介绍了墓葬位置、数量、墓向、形制、葬具、葬式及出土器物等信息，在此基础之上探讨了墓葬年代及分期。周原秦汉、隋唐时期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不仅对探讨秦汉时期京畿周围地区普通民众丧葬习俗及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而且还有助于了解周原地区商周以后的聚落形态演化。对于深入探讨商周之后的墓葬形制与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洛阳红山唐墓》（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书，发表了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红山乡于2009～2011年发掘的5座唐代墓葬。其中显庆元年（656年）洛州刺史贾敦颐墓、咸亨元年（670年）潭娥县丞张文俱墓，填补了洛阳地区唐墓资料中无初唐纪年墓的缺环，是东都洛阳唐墓分期研究的重要资料。随葬器物中的陶瓷器、陶俑等为研究当时物质文化、丧葬礼仪、生活习俗等，提供了较丰富的实物资料。较重要的考古发掘简报资料如，《西安马家沟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0期）。阎识微夫妇墓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马家沟村，2002年4～5月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抢救发掘（编号M1）。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土洞墓，随葬大量三彩俑、三彩动物、单彩动物、铜器、金银器等，还出土了两合墓志。据墓志可知，此墓为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及夫人裴氏的合葬墓。该墓资料为研究盛唐时期阎氏家族兴衰转变提供了新资料，也为唐代三彩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汾阳市博物馆于2007年4月，在汾阳市胜利西街发掘了唐代曹怡墓，资料见于《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掘简报》（《文物》11期），该墓为一座砖室墓（编号M3），出土了瓷器、陶器、陶俑及墓志。墓葬中出土的青瓷梅瓶和青瓷龙柄鸡首壶形体硕大、釉色光亮。墓志志文显示，曹怡及其祖上均为介州萨宝府的中低级武官。曹怡为西域“昭武九姓”中曹国人后裔，这是山西汾阳首次发现的唐代粟特人遗存，该墓的发现为研究隋唐时期汾州、介州地区粟特人及唐代山西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珍贵资料。2004年3月，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组织考古队，对阿斯塔那的9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资料见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西区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7期）。墓葬形制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有单人葬、夫妻合葬和多人葬。葬具均为芦苇编制的草席，这是吐鲁番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墓葬的主要葬具。单人墓中出现稻草人现象，其用途象征配偶陪葬。其中，M396出土1枚波斯库思老二世（590～628年）萨珊银币，其形状、图案与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等墓地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相同。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文书，有些纪年明确，如“载初元年”“开元七年”“永昌元年”等。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及出土文书分析，这批墓葬年代应在唐西州时期（640～795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窑沟乡塔尔梁村发现塔尔梁墓地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发掘了2座五代砖室壁画墓（编号M1、M2），资料见于《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4期）。塔尔梁墓地M1、M2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砖雕及壁画内容皆较为一致。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壁画内容等分析，年代大体相当于五代末期或宋代初期。壁画内容反映了中原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相互影响。此外，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清理发掘的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也是较重要的唐墓资料。在《北京房山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发掘成果学术意义重大》（《中国文物报》2014年2月14日05版）一文中，对2012年至2013年清理的刘济墓进行了介绍。该墓纪年明确、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由墓道、墓门、前庭、前甬道、耳室、壁龛、主室、侧室、后甬道及后室等多部分组成；且在墓葬形制上承袭中原地区唐墓特征，整体结构仍保存完整，为研究北京地区晚唐时期藩镇制度、墓葬形制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是北京地区第一个格局得以完整保存的唐代节度使墓葬。
在综合研究方面有《试论隋代的壁画墓与画像砖墓》（《考古》1期）、《“冢上作屋”的考古学诠释——渤海墓上建筑研究》（《考古》6期）、《西安地区唐代双室墓葬研究》（《中原文物》6期）等论文。赵超在《试论隋代的壁画墓与画像砖墓》一文中，对隋代壁画墓以及画像砖墓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归纳出隋代壁画墓所表现的隋代墓葬等级制度及隋代礼仪。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南北朝壁画墓的发展与唐代壁画墓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国古代壁画墓的历史演变过程。壁画墓是表现封建社会中上层社会墓葬等级制度的重要考古资料，隋代南北方墓葬建筑仍然存在不同的地域特征，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可视为北朝壁画墓主要内容表现与布局的延续。在《“冢上作屋”的考古学诠释——渤海墓上建筑研究》一文中王志刚指出，迄今发现的渤海墓上建筑年代最早可至渤海早期，经历了从简易的木结构建筑到使用瓦件盖顶，再逐步发展到具有础石、墙体、地面、踏步等设施完善的享堂类建筑的发展过程，其发展和演变主要是渤海民族固有的“冢上作屋”文化传统的传承和演进；中晚期墓上建塔则反映中原佛教文化传入对渤海墓葬的影响。
（三）宋辽金元明时期
2014年度发布宋辽金元明时期的墓葬资料丰富。考古发掘报告如《上海唐宋元墓》（科学出版社）该书集合了历年来上海地区发掘的唐宋元墓的相关资料、基本信息，分别收录了宋代及元代的纪年墓、无纪年墓发掘资料，对研究上海地区唐宋元墓葬形制、墓葬制度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石家庄元氏、鹿泉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南水北调线路从两县境内穿过，通过常山郡故城遗址边缘地带，文物保护工作涉及元氏县9处文物遗存，鹿泉1处文物遗存。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分别对元氏县殷村墓地、南吴会墓地和鹿泉市西龙贵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宋金时期墓葬18座（另有东汉时期墓葬36座），获得一批较为重要的遗物，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陶器、铜器、铁器等文物。宋金时期墓葬反映了当时平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四川彭州市北宋徐氏墓发掘简报》（《考古》4期）报道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2012年在彭州市紫光兴城建筑工地发掘的砖室墓M1。该墓为竖穴砖室墓，保存较好，防盗方式独特。从出土的买地券可以确定，此墓下葬年代为元祐二年（1087）。该墓出土的三彩俑釉色艳丽，造型精美。它的发掘，对于研究北宋墓葬形制、葬仪及服饰制度等具有一定价值。水晶山一号墓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半山镇石塘行政村刘文村东南约1500米的水晶山北麓半山腰处，《杭州市半山镇水晶山一号宋墓》（《考古》9期）刊布了2007年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的抢救发掘成果。该墓为石椁式双室合葬墓，结合出土器物，年代应是南宋初期，大致不会晚于绍兴（1131～1162年）末年，是研究杭州地区宋墓结构以及相关的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实物资料。《江西吉安南宋纪年墓》（《南方文物》4期）是江西省吉安市西坑村委会里塘山自然村将军山墓葬发掘资料。这是同茔合穴的两座墓葬，出土少量瓷器残片标本。两墓皆属土坑竖穴砖石混筑墓葬。应为南宋早期张宁夫妻合葬墓，M2的地券主人张宁，M1可能为张宁妻妾。这样高规格的宋代墓葬在江西省内很少见。墓葬出土的吉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在南宋早期的瓷器标本，也为研究窑业技术及交流提供了新的标准器。辽金元时期的墓葬资料有《河北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3期）、《北京石景山区刘娘府元墓发掘简报》（《考古》9期）、《西安南郊皇子坡村元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3期）等。《河北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发表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化发现的辽金壁画墓，该墓距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群约1000米。该墓墓室用石板围合而成，平面呈长方形，东壁、南壁及北壁上绘有壁画，壁画题材有备茶等内容。此外，《桂林靖江昭和王陵考古发掘清理报告》（科学出版社）、《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发掘简报》（《文物》9期）、《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沐斌夫人梅氏墓发掘简报》（《文物》5期）也是明代墓葬考古较重要的资料。
在宋辽金元明墓葬研究方面，如霍巍《四川泸县宋墓研究两题》（《江汉考古》5期）一文，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对四川泸县宋墓中所谓“背火箭武士”“蒙古装女武士”图像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两说均无法成立。实际上，这两种图像在过去的宋代考古发现和文献中都有反映，可以正确解释其含义。《长城以北地区金墓初探》（《北方文物》3期）一文，在金墓分期和分区的基础上，董新林根据墓碑、墓志等碑铭资料，结合丧葬习俗的不同特点等，初步将长城以北地区的金墓分为女真人墓葬、汉族人与契丹族人墓葬以及族属待定三类。在《生与死：小议蒙元时期墓室营造中的阴阳互动》（《四川文物》3期）一文认为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的墓葬中，福寿堂款的书写和预营坟室的修墓题记时有出现；同时“东仓西库”和“香花供养”的壁面装饰题材也层出不穷。这些题记和图像一并反映出宋元以来“神灵安、子孙盛”的墓葬文化传统，共同构建了一个祈愿“富贵长命”“福寿永延”的墓室环境。袁泉认为，这种通过营坟治葬活动来表达对逝去祖先的祭奉行为，实际上反映出祖先与子孙、死者与生者以墓葬为媒介所进行的“互酬性”沟通：孝子贤孙预营寿坟来祈愿墓主富贵寿考，又借由为死去祖先营造永久供奉的乐安之堂，冀求祖先对家族在世子孙“福寿延长”的庇佑。此外还有《论南方宋墓的共性特征及其成因》（《考古与文物》1期）、《明凤阳皇陵神道石刻研究》（《文物》5期）等论文可鉴参考。
三 手工业遗迹遗物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发表的手工业遗迹考古资料方面，以陶瓷窑址为丰富，如《武义陈大塘坑婺州窑址》（文物出版社）一书，刊布了浙江金华武义陈大塘坑婺州窑址发掘资料。该窑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报告详述了位于山岳两侧的山冈上，经发掘的5处窑址，包括了东侧窑址3处，北部窑址1处，面积约1000平方米。在蜈蚣形山和乌石岗脚窑址分别揭露出北宋和元代的龙窑各一座，在蜈蚣形山北宋龙窑南侧，还发现了一座馒头窑，在龙窑和馒头窑之间，又发现了成行排列的大量匣钵（装烧瓷坯的窑具），这反映了古代瓷器烧成工艺流程中不同类型窑炉的分工协作：其中，龙窑用于瓷器的焙烧，馒头窑用于烧成匣钵等窑具，这在迄今为止的瓷窑遗址考古中，是十分罕见的发现。本次发掘出土的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瓷器共有1000余件，此外，还有大量的瓷器碎片。瓷器既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又融入了“外来”瓷业文化的特点。本次发掘对于陶瓷器烧成工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提供了关于研究烧造过程中分工协作的重要考古资料，具有重要价值。《浙江宁波北仑大碶璎珞东汉墓葬与五代窑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3期）是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仑区博物馆的一项（2013年）发掘成果。在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璎珞村旁四眼坑山下发现了一批古代墓葬和窑址，其中抢救发掘的五代窑址3座（编号Y1-Y3）、灰坑一个（编号H1）。窑址形制基本相同，平面近圆形，由操作坑、火门、窑室和烟道组成。应为砖瓦窑，废弃年代在吴越国早、中期，使用年代可上溯至晚唐时期。《河北曲阳县涧磁岭定窑遗址A区发掘简报》（《考古》2期）是201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定窑遗址发掘的报道。该发掘共发现窑炉和作坊各2座、灰坑6个，出土青黄釉瓷、细白瓷和黑釉瓷等。涧磁岭是定窑五代、北宋至金代的中心窑场，其中A区自唐末五代开始烧造，一直延续到金末，出土的“尚食局”“东宫”款瓷器，揭示了宋金时期定窑除生产贡御瓷器外，还生产日用瓷器和粗瓷器等情况。广西永福县窑田岭窑是宋代民窑，由多个窑场组成，《广西永福县窑田岭Ⅲ区宋代窑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期）报道了2010年1～11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永福县博物馆联合对窑田岭和塔脚窑场进行的发掘。其中在Ⅲ区发掘出2座龙窑、1处作坊遗迹以及大量的灰坑和柱洞。作坊遗迹由储泥坑、大型泥池、排水沟组成。产品主要为碗、碟、盏、盘，多青釉，装饰以印花为主，也有少量刻画、贴花、绘彩等。根据产品特征和地层叠压关系，判断窑址年代为北宋中晚期至北宋晚期。《福建闽侯县碗窑山宋代窑址的发掘》（《考古》2期）是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闽侯碗窑山发掘宋代龙窑的简报，2010年7～11月，在闽侯碗窑山发掘了龙窑，其中Y1主体坡度最大达35度，Y2部分窑墙及窑顶的倒塌堆积保存基本完整，这一发现为复原该龙窑的窑室结构以及研究龙窑的构筑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该窑址主要的产品为黑釉瓷器和青白釉瓷器。《寿州窑》（文物出版社）一书亦可供参考。寿州窑遗址是20世纪60年代初发现的，当时认为寿州窑的烧造年代应该上到隋代，当时烧青瓷；还有少量器物甚至具有南朝特征，不排除寿州窑在南朝已开始生产青瓷器的可能；时代下限是唐代。同时，由于受到文献的影响，使得许多人们至今仍停留在寿州窑仅是唐代烧黄釉瓷的狭窄层面上。该书的一些新材料和观点对于全面、深入研究寿州窑有益。《成都金沙遗址雍锦湾地点出土唐宋瓷器》（《四川文物》6期）集中报道了成都金沙遗址雍锦湾地点考古发掘区中保存较好唐宋遗存出土的瓷器遗物，尤以G037、G048所出土瓷器及其残片丰富而典型。G037出土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以邛窑为代表的本地青瓷窑，其年代在晚唐至北宋早期。G048出土瓷器以琉璃厂窑产品为主，兼有磁峰窑、金凤窑的产品，其年代在北宋中期至南宋。这些瓷器品种差异显著，时代特征鲜明，是研究成都地区唐宋瓷器和城郊经济文化面貌的重要实物资料。
冶铁遗迹、盐业遗迹的发现丰富了手工业遗址的内容，如《河北邯郸武安市经济村炼铁遗址考察》（《华夏考古》4期）、《重庆彭水县中井坝盐业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期）等资料。
在综合研究方面成果丰富，如《说陶论瓷：权奎山陶瓷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书，是北京大学权奎山先生毕生从事隋唐考古、陶瓷考古成果的汇集。权奎山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器及窑业考古学研究，先后承担了中国北方古代瓷器烧成技术的考古学研究、多种核技术对比分析古陶瓷产地和年代特征的方法研究、洪州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多项科研项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该书收集了权奎山先生生前陶瓷考古研究文章近四十篇，其中几篇为尚未发表手稿。这些研究不仅仅限于瓷窑和陶瓷器本身，还涉及生产中心区域变动、窑场布局、工艺技术、生产模式与管理制度等深层次学术问题。基本反映了权奎山先生陶瓷考古研究的学术水平，是中国古代陶瓷器及制瓷手工业的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他将古代陶瓷研究纳入陶瓷考古学研究范畴，并与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相结合，探索一条新的研究之路。此外，六朝至唐宋时期墓葬中随葬的五谷仓、粮罂，考古学上根据形制有诸多异名，如谷仓罐、魂瓶、堆塑瓶、五联罐、塔式罐、多管瓶、多角坛、盘口瓶、塔式罐等。王铭在《唐宋时期的明器五谷仓和粮罂》（《考古》5期）一文中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为唐宋时期五谷仓进行定名，阐述其在丧葬礼仪中为亡魂提供食物、饮水的功能和鲜明的信仰意义。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北方地区制作白瓷的重要窑口。《定窑涧磁岭窑区发展阶段初探》（《考古》3期）、《定窑遗址考古出土制釉原料的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两篇论文，对基于定窑2009—2010年的考古发掘，展开了更新层面的学术研讨。例如在发掘中除了出土大量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以外，还在作坊区、灰坑等处出土了一系列制瓷原料。康葆强等人利用X射线荧光波谱法、X射线衍射法、Rietveld全谱拟合物相定量法分析了与制釉相关原料的元素组成及物相，并采用高温加热实验观察烧后样品的颜色和耐热性能。分析结果表明定窑考古出土的制釉原料有三种：硅质原料、钙质原料和高岭土原料，并根据化学成分得到了定瓷釉的理论配比。定窑配釉也使用了“釉灰加釉石”的方式，与文献记载的南宋景德镇和明代龙泉地区相近。定窑的此种配釉工艺可能在北宋晚期就已存在，从而把“釉灰加釉石”的配釉工艺提前到北宋晚期。在利用自然科学研究古代陶瓷器方面，《利用激光拉曼对宋代官窑青瓷样品釉烧温度的研究》（《南方文物》4期）有新的尝试，赵兰等人利用激光拉曼光谱仪和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21件取自故宫博物院院藏宋代官窑完整器及42件取自杭州老虎洞官窑窑址的青瓷样品表面釉层进行了测量与分析。通过对成分具有两类典型官窑瓷器釉料特征且在不同烧成温度下烧制的模拟釉块进行拉曼分析，对宋官窑青瓷样品的釉烧温度进行了讨论。此外，《河南禹州唐郭超岸墓出土瓷器》（《文物》5期）、《澳门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澳门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著述值得关注。
四 宗教遗迹遗物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宗教遗迹和遗物考古工作中，尤以佛教考古工作为多。2003～200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黎世大学东亚美术系、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及山东临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联合对临朐白龙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山东临朐白龙寺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期）发表了相关学术成果。通过发掘，清理出佛寺建筑基址1处、陶窑2座，并发现大量造像残件、陶片、瓷片及建筑构件等。该佛寺遗址建造年代为北魏末年或东魏时期，沿用至北宋中晚期，而兴盛的佛事活动主要为北朝时期。遗址内发现的石造像半成品，这里应该存在有佛造像加工作坊。青海化隆旦斗岩窟位于青海省化隆县金源乡境内的旦斗寺峡谷，共有4窟，建造年代为十六国北朝至唐代，《青海化隆旦斗岩窟壁画初步调查》（《考古与文物》2期）报道了2010年在旦斗寺附近数处岩窟壁画进行的调查。旦斗岩窟壁画是迄今发现的青海规模较大，历史较久的古代佛教美术遗存，为研究佛教的传播和历史演进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对研究青海东部政权更替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分布于祁连山北麓肃南县境内的马蹄寺石窟群，其开凿时代为北凉至明代，《祁连山北麓马蹄寺石窟群浮雕舍利塔考古调查简报》（《华夏考古》4期）一文发表了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石窟群进行了考古调查成果。共发现西夏至清的浮雕舍利塔462座；新发现塔龛区2处，塔龛100余座。通过考古调查发现的浮雕舍利塔展现了该地区13、14世纪藏传佛教文化的风格和艺术魅力，其周边的浮雕舍利塔也极具地方特色，对于研究张掖一带佛教传承、发展具有一定学术价值。《重庆地区唐代佛教摩崖龛像调查》（《考古学报》1期）一文，报告了在重庆市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唐代佛教摩崖龛像的专题调查的成果，主要包括潼南、合川、铜梁等区县现存的唐代摩崖龛像群。龛像群以中、晚唐的像龛为主，盛唐像龛很少，且大多集中在潼南县境内。该调查成果，为研究重庆地区唐代佛教造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西藏佛教考古方面有一组资料发布，这包括《西藏工布江达县色沃岩画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6期）、《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6期）、《西藏工布江达县洛哇傍卡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6期）、《西藏日土县丁穹拉康石窟群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6期）、《西藏加查县达拉岗布寺曲康萨玛大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8期）等。其中《西藏工布江达县色沃岩画调查简报》是2013年11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对工布江达县尼洋河边发现了色沃岩画的调查资料的发表。该岩画共三组17幅，是迄今为止林芝地区发现的第二处岩画点。综合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和风格特征，再参考以往调查资料分析，初步推测色沃岩画应为佛教传入以前或佛教广泛传播以前，即吐蕃之前或吐蕃前期的遗存。该处岩画点以密点敲凿为主要制作方法，以剪影图像为主要表现手法，画面布局合理，动物简朴写实，为藏东南地区的岩画研究增加了新资料。《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是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6～7月联合对丹玛扎摩崖造像进行全面考古调查的资料发布。丹玛扎摩崖造像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雅县，以高浮雕与浅浮雕为主、阴线刻为辅雕刻而成，造像题材为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二飞天，皆上身披帛带、下身着裙、跣足，造像组合和背光、莲座、狮子等造像特征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和来自敦煌和中原地区唐代造像因素的影响。伴存有3组古藏文题记和1组汉文题记，古藏文题记中的“赞普赤德松赞”“猴年夏”可与汉文题记中的“甲申年”相互佐证，表明造像雕刻年代为公元804年。2009年7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洛哇傍卡摩崖造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西藏工布江达县洛哇傍卡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发表了地处“唐蕃古道”与“茶马古道”交通要道之上的这处造像及藏文题记共存的摩崖石刻作品。其主要内容有佛像、佛塔及藏文题记。通过造像、佛塔及古藏文题记特征的比对，初步认为其年代为公元9～11世纪。洛哇傍卡摩崖造像、佛塔以及与佛教“戒律”相关的古藏文题记共存的现象，是目前所知的西藏境内摩崖造像中罕见的实例。
丁穹拉康石窟群地处西藏最西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土县境内，2013年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援藏项目考古队在日土县文物局配合下对其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西藏日土县丁穹拉康石窟群考古调查简报》发表了发现的4座石窟。1号窟为礼拜窟，2～4号窟为禅修窟，组合完整。1号窟壁画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三组曼荼罗、一组地方护法神、两位护法金刚和尸林修行、地狱变、供养人物等。该石窟群时代为10～12世纪，是西藏西部后弘初期最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其所处地区北接新疆，西连克什米尔，为研究西藏石窟艺术的起源及其传播等问题提供了线索。2010年9～11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山南地区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加查县达拉岗布寺曲康萨玛大殿进行了发掘，《西藏加查县达拉岗布寺曲康萨玛大殿遗址发掘简报》发表了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出土的遗迹和遗物。根据遗迹现象，曲康萨玛大殿在早晚两个时期的平面局部上有较大不同。早期建筑应为面阔六柱、进深七柱的大开间，时代约在12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晚期建筑为天井四周布置佛殿的形式，并有所增建，初步推断时代约在17至20世纪上半叶。此次发掘出土遗物最早可溯至8～9世纪，最晚到近现代，包括铜合金造像、佛教法器、佛塔等共1629件（组）。特别是丰富的造像，为研究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变化与风格特征，以及了解达拉岗布寺的历史地位及佛教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佛教考古研究方面，出版的著作例如《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李崇峰以天竺佛教史迹开端，自西而东分别研究了丝绸之路上的天竺、新疆、北方、南方佛教史迹中的有关佛教考古的问题，以佛教石窟寺壁画、塑像等具体考古发现，结合佛典展开研究，考察佛典和石窟之间的内在联系。该书通过上述研究，讨论了中印佛教交流、中印佛教石窟中各因素发展、演变和流传过程，该成果对研究佛教在中国的转播与演变、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甘肃地区现存的古塔数量众多，种类极其丰富，发展历史长达1600余年，体现了甘肃地区的文化，《甘肃古塔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大量收集甘肃地区古代资料，在其基础上对古塔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及比对研究。书中探讨了甘肃古塔的现存状况、发展脉络及功用价值，同时按照时代早晚收录了165处古塔、塔基的基本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甘肃古塔的发展、演变有较为清晰的呈现。在附录部分收录的80处较有代表性藏传佛教寺院及佛塔的资料，在着眼与甘肃地区的同时，也注意到附近地区以及藏传佛教对甘肃地区的影响。该书是研究甘肃地区古塔发展脉络、古塔形制的重要资料，对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佛塔具有一定学术作用。榆林窟壁画艺术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佛教思想、壁画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均与莫高窟一致，甚至一些壁画的作者也是与莫高窟共有的。出版《榆林窟》（江苏美术出版社）一书，着眼于榆林窟与莫高窟的区别，通过对大量榆林窟与莫高窟的壁画艺术进行比对，认为榆林窟艺术并非莫高窟的翻版，而是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如在洞窟形制上，有完整的前室和长甬道，主室壁上画出十二根排柱支撑窟顶宝帐的窟室样式，都是莫高窟所没有的。壁画中西夏和元代的密教曼荼罗和水月观音图，显密结合加以汉密、藏密结合的画法，尤其大量的民族人物画像、画工画师画像，以及汉藏婚礼图等，都补充了敦煌文化艺术。对榆林窟的壁画艺术及整个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章有《山西沁县南泉北魏佛教摩崖石刻考》（《文物》1期），2009年7月在山西沁县南泉乡发现了一处北魏时期的佛教摩崖石刻，共有两铺礼佛图，雕刻在长2米、高0.6米的崖面上，造像保存基本完好。李裕群对其进行考证，认为礼佛图构图独特，人物形象生动，是十分珍贵的佛教摩崖雕刻。对于研究北魏民间造像的特点、佛教的流传以及古代交通路线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从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论邺城造像的发展阶段与“邺城模式”》（《考古》5期）一文，基于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在发掘的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资料，研究了邺城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的分期以及题材和样式，提出了邺城佛教造像中具有龙树背屏造型特征的白石造像为“邺城模式”造像的观点。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响堂山石窟是由东魏、北齐皇室供养、开凿的大型石窟，在北朝晚期石窟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响堂山石窟北朝晚期中心柱窟的“西方”因素》（《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一文中，唐仲明从响堂山中心柱窟的形制入手，在类型分析的基础上，综合比对新疆、河西以迄中原地区的中心柱石窟，认为，响堂山中心柱石窟后甬道低矮的形制只能在新疆克孜尔石窟找到源头，而这一形制已不是河西至中原地区中心柱窟的主流形制，表现出明显的“西方”因素。结合文献材料，得出结论，响堂山中心柱窟这一形制的出现，当与东魏、北齐皇室崇尚胡风有一定的关系。在《响堂山石窟的佛衣类型》（《华夏考古》1期）一文中陈悦新认为，响堂山石窟的佛衣以通肩式和中衣搭肘式两种为主，可分为两期，一期以通肩式佛衣为主，大体为东魏至北齐文宣帝时期，约534～559年；二期以中衣搭肘式佛衣为主，约562～577年。其中，中衣搭肘式佛衣的II式，可能与昭玄统法上的僧服改制有关。《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的初步研究——兼谈蜀锦中的西域因素》（《考古》11期）一文对南朝佛像中的纹样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佛立像衣带上雕有联珠团窠圈、对鸟、天人、天莲花等纹饰。师若予从传世及出土的中古蜀锦及相关史料推断，此佛像衣带表现的是联珠团窠圈纹蜀锦，这类蜀锦的出现可能与南北朝晚期益州与西域的交通，以及来往于其间的粟特商人有关。对于成都地区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陈悦新在《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文物》3期）一文中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分析排比佛衣样式，将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分为4种类型，并根据佛衣特点结合造像题材内容，分为4期。她认为，成都地区南朝佛衣类型除也可能与长安地区有关外，似主要与都城建康关系紧密，特别是梁武帝崇佛所兴的样式应对其有影响。
山西省襄汾县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先后在县境内的善惠寺、连果寺等寺院中发现了分属北魏、北齐、隋、唐各时期的二十多通造像碑，在《山西襄汾北魏、隋、唐造像碑》（《文物》11期）一文中，李学文就其中四通纪年造像碑进行了介绍。这些雕刻及其上的题刻为研究这一时期北方佛像的时代特征、地区特点，及当时当地的佛教信仰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对出土的单体石佛造像研究方面，《西安地区单体石立佛的佛衣类型及其时代》（《考古与文物》2期）一文中，陈悦新据实地调查及已刊布资料，对西安地区保存较好的39件单体石立佛的佛衣，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根据造像纪年并结合其他地区年代较清楚的造像资料，提出了西安地区单体石立佛造像分为三期的观点：第一期主要在北周时期（557～581年），第二期主要在隋代（581～618年），第三期大致在贞观时期（627～649年）至开元（713～741年）初。2009年11月～2012年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夹江千佛岩展开了考古调查测绘工作，在《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3期）一文中，对现存165龛摩崖造像，进行了分区与分期研究。六个造像区初步分为五期：盛唐、中唐、晚唐、五代至宋初、明代。中晚唐至五代造像以中型龛为主；明代造像绝大部分为微型龛。中晚唐到五代龛窟龛楣以带三角斜撑为主；明代龛窟龛楣均无三角斜撑。特殊造像题材有三佛并坐、四佛并坐、净土变、阿弥陀佛与观音地藏并列、观音地藏并列、双观音、地藏独尊、毗沙门天王、千手观音、三圣僧、塔等。各区的造像中均存在后代加装和改刻现象。《大随求陀罗尼经咒考古二题》（《四川文物》5期）一文中，郭晓涛认为，成都出土的“龙池坊”梵文印本中的文字应系印度古文字中的悉昙体；经咒的墨书题记释读有误，“近”应为“匠”字。西安出土的汉译经咒写本，出自唐代北印度高僧宝思惟译的《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西安经咒写本中出现的“庄严”极有可能系写经人的名字。蜀中和长安是唐代密宗流行的重要地区，盛唐以后，玄宗、僖宗因乱入蜀在客观上促进了两地之间佛教的交流。两份经咒一梵一汉、一南一北，相映生辉，为理解唐代中后期持明密宗在两地的流布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五 中外交流遗迹遗物及水下考古发现与研究
近年反映中外古代文化交流的沉船遗迹，随着水下考古工作的展开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福建沿海发现水下文化遗存30余处，主要位于福州、莆田、漳州等海域。《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科学出版社）考古发掘报告就是对福建省平潭县海坛海峡的北端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发掘的成果发布。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联合组成的水下考古队进行的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发现了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残存的部分船体，采集出水残留的沉船遗物。在该报告书中介绍了大练岛及其周边海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工作概况及出水遗物，将沉船遗址与附近自然地理结合，已呈现其具体情景。并且在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上分析大量出水遗物，将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出水遗物与龙泉窑考古发掘出土及海外沉船出水的同类器物做了比较，对大练沉船的性质、年代、航线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这是中国水下考古、海上丝绸之路、古代造船史、海外交通史、贸易陶瓷史以及元代龙泉窑瓷器等研究方面的重要的资料，对于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进步有着重要意义。《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文物》2期）一文，对2008年以来发现的一些重要水下文化遗存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内涵和分布规律等。这些水下文化遗存基本位于当今航线附近，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具有重要意义。出水瓷器中除了福建窑址的产品，还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等的产品，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外销瓷器的运输路线和目的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中国水下考古队为了研究中国古代陶瓷贸易，还对肯尼亚的马林迪奥美尼角沉船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肯尼亚马林迪奥美尼角沉船遗址2013年度水下考古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报道了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成的中肯联合水下考古工作队的发掘成果。该发掘主要完成了遗址东北部A区船体以上堆积和遗址东部、南部二条探沟的发掘和清理，发掘面积共计150平方米，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层位堆积、船体结构、船载文物和文化内涵等基本情况。通过发掘揭露出较为清晰的船体结构，船壳外板单层、厚实，肋骨密集、粗壮，舱底垫板单层、轻薄，船体外包铅皮，以铅条填缝，造船工艺特点鲜明；出水有象牙、铜锭、铜范、水银、硫化汞、绿釉陶器、有孔石器等重要遗物，通过对比研究，奥美尼角沉船为16～17世纪葡萄牙船。奥美尼角沉船遗址是肯尼亚和东非的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为探讨肯尼亚乃至东非沿海贸易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为海上贸易与交流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对于贸易陶瓷的研究方面，《肯尼亚蒙巴萨塔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一文中秦大树等人全面报告了蒙巴萨沉船出水的238件（片）中国瓷器，对不同窑口和器类进行了统计，探讨了顺治、康熙时期的“一叶盘”和广东产粗胎罐两类器物。研究表明，这些中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窑、福建南部和广东的产品，分为精细和粗率两类产品，可能分属于船上不同等级的军人。但整体上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中出水的瓷器质量要低。可见，葡萄牙人在丢失了印度洋航线的贸易主导权后，依然在进行着小规模的瓷器贸易。他们应该是从景德镇不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作坊中订货，而且是水平较低的景德镇民窑瓷器和更加粗陋的福建地区民窑瓷器，因此产品的质量和风格都有一些差别。此外，明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近些年来，宁波的城市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新材料不断更新着我们对明州城市发展和东南地区沿海对外贸易的认识，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明州城市的发展和相关的对外陶瓷贸易状况提供了新机遇。《晚唐至宋初明州城市的发展与对外陶瓷贸易刍议》（《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一文中，丁雨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比较晚唐至宋初明州及其周边城市的状况，认为明州在晚唐五代时期贸易地位平平，主要依附大集散地发展；同时，通过对海外出水的海量越窑瓷器的分析，重构和反思对外陶瓷贸易与明州城市发展的关系。李鑫的《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一文，通过对爪哇海域黑石号、印坦号、井里汶号三艘唐至北宋时期的沉船资料的分析，结合宁波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以及明州港与东南亚、东亚诸国的贸易材料，对唐宋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的发展及贸易模式有所了解：8世纪晚期开始，明州作为越窑的启运港，是扬州港对外贸易的附属港口；9世纪晚期，明州作为越窑产品的主要外销港口，直接面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诸国。明州港和东南亚的贸易模式是与室利佛逝巨港间的转口贸易，其主要商品即越窑瓷器。这种贸易方式保持着一种连续和稳定的状态。而发现于西亚、中东的越窑产品，主要是从巨港运出而非明州港。而在跨越印度洋贸易的过程中，伊斯兰商人作为一股重要力量，不但参与海上贸易过程，还可能通过订货的方式影响到包括长沙窑、越窑等瓷窑产品生产的面貌。
除了陶瓷考古研究领域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讨，其他方面的论还有《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期）、《北朝时期的方形帐篷与族群互动》（《中原文物》4期）、《蒙元时代胡人形象俑研究》（《文物》10期）等论文值得关注。由于缺乏宝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通常用软玉替代宝石作为装饰，在《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林梅村认为，西方宝石在中国流行实乃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如下：第一，由于缺乏宝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把等各种软玉当作宝石，唐代又将缅甸翡翠引入中国；第二，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宝石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蒙元帝国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黄金时代；第四，明代朝贡贸易将中外文化交流推向又一个巅峰。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金银珠宝，不仅有世界四大名宝（金绿宝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而且包括波斯出产的尼沙普尔绿松石。据研究，这些宝石实乃郑和下西洋在锡兰、印度、波斯采买的“诸番宝货”，当即朱瞻垍出生、封王或大婚时永乐帝赏赐之物。元代胡人就是色目人，笼统指来自西域中亚、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族群人种，葛承雍在《蒙元时代胡人形象俑研究》论文中试从文物补史、图像证史层面上入手，对元代胡人形象陶俑进行仔细分析。他认为，元墓中出现胡人形象的陶俑是现实主义的写照。它说明元代贵族和投降蒙元的高级汉官要彰显自己权贵者的身份，墓中胡人陶俑与其他造型的俑一样，都有相应的摆放位置，置于车前出行或仪仗排场之中，而且造型不是简单重复或随意制作，具有特殊时代的视觉文化意义。说明西域色目人被华化的表征，也证明胡人对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过不小的精神影响。此外在《北朝时期的方形帐篷与族群互动》一文中，程嘉芬提出了考古材料中所见的方形帐篷形象，可以为了解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族群互动提供新的视角。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