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郭沫若的史料当中，对其生平的考释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郭沫若的一生与20世纪中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郭沫若生平的考释中本身就蕴含着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的观察和思索。2018年，一部年谱和一本传记的出版成了郭沫若生平研究中具有地标意义的大事。一部年谱指的是林甘泉、蔡震主编的五卷本《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部年谱的出现为郭沫若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线索。一本传记指的是李斌的《女神之光：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这本传记致力于在整体上还原郭沫若的形象，以“人民本位”串联起郭沫若的各种社会身份，用史料还原一个真实的文化巨人。传记出版后，即广受好评，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有关郭沫若生平研究的论文也是成果丰硕。陈俐的《寻找原乡：郭沫若祖籍地、家族世系探疑》（《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通过田野调查、实地走访、钩沉传说、翻阅资料等方式，坐实了郭沫若的祖籍在福建宁化，为研究郭沫若的生平及其家族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吴辰的《留学日本期间郭沫若的国家意识及其转变——以〈牧羊哀话〉为中心》（《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双重“无产”的体验：论1923—1925年间郭沫若的文化选择》（《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1期）则着力于开掘郭沫若留日期间生活经历和经济状况对其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的影响。咸立强的《知识分子、城市与公共领域：郭沫若的广州体验及其思想转向》（《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1期）则聚焦于1920年代城与人之间的关系，从都市体验入手为郭沫若此后的思想发展找寻脉络。刘卫国的《苏雪林的两篇郭沫若评论》（《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则从同时代人的视野入手，对郭沫若在1930年代评论界的影响进行了梳理。抗战爆发后，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当中，对这段历史的探索一直以来都是郭沫若生平研究的重点。付冬生的《郭沫若与孩子剧团》（《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2期）、龚明德的《郭沫若史实考五题》（《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3期）、钟海波的《抗战时期郭沫若和茅盾的文化活动》（《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4期）、谭徐锋的《政治寿？文化寿？——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本末》（《人文杂志》2018年第11期）等文通过对抗战时期郭沫若所参与的具体活动进行考释，展现了郭沫若所参与文化活动的丰富及其爱国热忱。研究20世纪中国，苏联的影响是不能被忽视的，李斌的《郭沫若1945年对苏联的观察和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通过《苏联纪行》一文详细地分析了作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郭沫若面对战后苏联所进行的思考，展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曲折与复杂。冯超的《郭沫若的中科大情结——以其为该校题颂的几首诗词为中心》（《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则注意到了郭沫若为中国科技大学所题的几首诗词，并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展示了同时蕴含在作为政治人物的郭沫若与文化人物的郭沫若的“中科大情结”。
史料的使用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如何甄别史料则成了史料运用的第一步。事实上，许多回忆性质的史料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与历史的真实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在2018年第12期的《东岳论丛》上，蔡震（《如何深入郭沫若研究》）、李斌（《作为镜像和资源的郭沫若》）、王璞（《郭沫若研究中的多重困境以及突破的必要》）、刘奎（《郭沫若的简单与复杂》）等四人就郭沫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问题进行了笔谈，其中所涉及的重点就是在史料的运用上。对史料的运用尤其需要谨慎和仔细甄别，蔡震在《回忆郭沫若史料的真实性辨析》（《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回忆史料中阅读了解一件史事，打开一个全景的视界是非常重要的。”[※注]而李斌的《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陈明远与层累的“郭沫若现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等一系列文章则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郭沫若研究中的史料造假现象，不但对存在于“晚年郭沫若”研究中的种种乱象进行拆穿和指谬，还深入揭示了“郭沫若污名化”背后所隐含着的种种叵测的用心。金星的《于佛堂中言庙堂事——郭沫若佚文续考兼及民国报刊文献的数据化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从郭沫若一篇佚文被三次“重考”或“误考”的现象着手，提出了一个在数字化时代史料该如何考证的问题。
对史料的注重显示出了郭沫若研究长期以来的严谨和信实，而对史料的甄别则意味着郭沫若研究在史料运用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新阶段。
二 多学科共同协作的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是一位“球形天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故而，郭沫若研究的深化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共同协作的基础之上。2018年，郭沫若研究不但在各学科内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也越来越多，各学科在共同进步的大趋势下，以不同的角度构建着这位文化巨人。
在文学领域，诗集《女神》是郭沫若研究长期以来的重点之一。朱德发的《重探郭沫若诗集〈女神〉的人类性审美特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试图在《女神》与当下社会语境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在新时代语境下寻找《女神》的价值和意义。侯桂新在《青年郭沫若的女性想象与女性书写》（《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3期）中则从“女性”这一关键词入手，深入揭示了青年郭沫若有关女性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矛盾。李斌的《郭沫若〈女神〉的创作过程》（《励耘文学学刊》2018年第1期）则将《女神》中的诗歌划分为泰戈尔式、惠特曼式、《浮士德》式，在中外文学的比较视野中全面地审视了《女神》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陈俐的《复数的女神：郭沫若的“人民”观探源》（《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4期）则通过对历史神话的钩沉、现实地理的考证找寻出了郭沫若诗剧《女神之再生》中“个”与“群”之间的关系，进而勾勒出一条从女神到人民的思想发展路线。钱韧韧的《现代汉语虚词与郭沫若〈女神〉的审美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则从《女神》诗集中的语法现象入手，细致阐释了现代汉语虚词入诗与诗人“情绪的解放”之间的关系，从语言的角度阐释了郭沫若作为开一代诗风的诗人并非偶然。郑怡的《危机与创造：郭沫若的“狂飙”诗意》（《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3期）则关注了郭沫若在面对历史危机时刻所展现出的诗性夸张，细致阐释了郭沫若《女神》中的“狂飙”精神。
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其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者们的另一个关注热点。邹佳良的《论“恢复党权运动”与〈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将郭沫若的写作放置进了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在国民党左派“恢复党权运动”的言说体系下呈现出郭沫若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韩诚、赵洁的《郭沫若与〈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也注意到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文章，作者详细比对了这篇文章的八个不同版本，通过考察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蒋介石评价的变化体现出政治文化语境的变迁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对于郭沫若的其他诗作，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蔡震的《郭沫若集外旧体诗词的整理》（《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一文聚焦于郭沫若所创作的旧体诗词，而这一重要的文学样式在以往的郭沫若研究中显然受重视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张勇的《复调与对位——郭沫若早期十四行诗创作掠影》［《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注意到了在此前郭沫若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十四行诗，并由此论述了郭沫若诗歌中特有的复调模式。梁波的《没有“形式”的诗——新诗建构中的郭沫若诗论》（《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1期）认为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节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形式”，这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郭沫若的剧作也同样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陈夫龙的《侠义爱国的悲壮之音——郭沫若抗战史剧新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以侠文化为视角，在郭沫若抗战史剧的创作中寻找其对传统意义上侠文化的借用和改造，进而在古今对照的视角下探寻郭沫若的文化立场对当下社会的建构性意义。李成坚、黄伊柔的《郭沫若对辛格戏剧翻译的始源考据研究》（《外国语文》2018年第6期）一文细致梳理了郭沫若对爱尔兰戏剧作家辛格的接受史，并认为郭沫若在对辛格戏剧的译介过程中秉持了“为我所用”的文化理念，这和此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的逻辑理路是一脉相承的。
研究者们对郭沫若小说等其他文体创作的研究也同样深入。颜同林的《家庭叙事与郭沫若早期小说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在郭沫若留日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发现了既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内涵模式迥然不同，又与“五四”前后新小说的格调与思想差异甚大的中国古典小说现代转型的轨迹与征候。马文美的《诗意葱茏的故事，引人入魔的“物哀”——论郭沫若的情感小说与“物哀”》（《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4期）也同样聚焦于郭沫若留日期间的文学创作，并着力开掘日本传统审美文化中的“物哀”对郭沫若小说创作的影响。郑绩的《并非耽美：郭沫若在新文学视域下的性/别意识》（《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则将郭沫若的小说、自传等问题加以综合分析，提取其中有关同性亲密交往的有关内容和史料，认为郭沫若在性/别上的自我认识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孟文博的《在被遮蔽的历史地表之下——郭沫若“民间文艺”观历史演变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一文则系统地梳理了郭沫若“民间文艺”的美学主张，并将其看作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在郭沫若的“常”与“变”之间找寻到一条明晰的逻辑理路。彭松的《郭沫若与现代中国大海精神的创造》（《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4期）则沟通了郭沫若、“五四”精神、海洋、世界想象等关键词，在海洋精神的观照下发掘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胡非玄的《1921年郭沫若改写本〈西厢〉四论》（《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则通过郭沫若对《西厢》的改写阐释了“民国旧体文学”的意义，同时也显示了郭沫若创作的丰富和复杂。
在史学界，有关郭沫若的研究也有着引人注目的成果。李勇的《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一文从郭沫若古史研究的思想来源入手，细致分析了米海里司对其古史研究观念性的影响和王国维对其古史研究方法性的影响，认为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是中西方史学传统共同影响的结果。徐国利的《郭沫若的“人民本位”史观及儒家民本思想意蕴》（《河北学刊》2018年第5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寻“人民本位”史观的线索，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民本思想之间找到一种本质性的联系。张少恩则将“人民本位”的史观具体运用到郭沫若的孟子学研究领域，在其《郭沫若孟子学研究初探》（《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2期）一文中，作者看到了在“反孔”浪潮中郭沫若坚持对儒家正面作用提倡背后的“人民本位”立场，彰显了郭沫若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朱春龙的《论郭沫若在史学界“文化尖兵”角色的演变（1949—1959）》（《晋阳学刊》2018年第5期）则将郭沫若史学界“文化尖兵”的角色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通过对建国十年间郭沫若文化尖兵角色的勘察，勾勒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整体面貌。而廖久明在《郭沫若研究及研究方法之我见——兼谈成为良史的五种素质及治史的底线》（《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3期）中借由对郭沫若研究提出了“人民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具有的五种基本品德，即“史德”“史实”“史才”“史学”“史胆”，并提出了“宁可睁着眼睛不说，绝不闭着眼睛瞎说”的治史底线。
包括语言学、文字学在内的其他学科于2018年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也有丰硕的成果产出。罗业恺的《试论郭沫若海外十年甲骨文献整理研究的特点》（《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与《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谈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1期）将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和石鼓文研究做了史学化的归纳和整理。邓帮云的《郭沫若古文字学贡献及影响研究》（《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4期）从回忆者的角度研究了郭沫若在古文字学领域的影响及贡献。语言学方面，则有山东师范大学于秀秀的硕士学位论文《基于语料库的郭沫若〈生命之科学〉译者风格研究》，这篇论文为研究郭沫若的翻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此外还有石英的《沈尹默与郭沫若书学之异同》（《中国书法》2018年第7期）、廖其发的《论胡适、郭沫若十二三周岁前所学课程及启示》（《教育与教学研究》201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书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郭沫若进行了研究和阐释，显示出郭沫若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学术潜力。
2018年，在各学科不同的领域里，郭沫若研究都有着长足的进展，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同学科研究者们都能紧扣郭沫若“人民本位”的思想内核，进而在学科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促进的研究态势。
三 文化自信与走向世界
郭沫若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巨人，长期以来，郭沫若与日本、美国、德国在文化上的渊源与影响也是研究者们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2018年，郭沫若研究呈现出了“走向世界”的特点，在这一年，郭沫若研究两次走出国门：4月，“郭沫若与世界文化高端论坛”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举办；11月，“第六届国际郭沫若学会学术研讨会暨巴黎史料展”在法国巴黎举办，与会学者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个国家。这两次会议为郭沫若研究走向世界打开了新的窗户，也吸引了大批海外学者关注郭沫若研究。
有关郭沫若研究的国际化，魏建的《近十年来走向世界的郭沫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是一份有着总结和展望性质的文献，在总结郭沫若研究国际化成就的同时，他也提出了包括中、西研究方法、学术理念差异在内的诸多问题。而更多有关郭沫若与海外文化的研究则集中在文学译介和文化传播领域。易彬的《域外文化传播与中国作家研究空间的拓展——从“郭沫若与荷兰”相关文献说起》（《求索》2018年第4期）重新考证了有关“郭沫若与荷兰”之间关系的史料，并由此拓展出“中国现当代作家在荷兰”这一研究主题，启发研究者们关注中国现当代作家在与其非直接关联的小语种国家间的文化影响。何俊的《异域和他者眼中的郭沫若：〈郭沫若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收研究〉引起的思考》（《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则提出了探索德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郭沫若与德国文化场域的双向互动这一命题。彭建华的《郭沫若对海涅的翻译与接受》［《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也注意到了郭沫若与德语世界的关系，并以德国诗人海涅为代表对郭沫若的翻译版本做了细致的校读，从郭沫若对海涅诗歌的翻译与修改中体察郭沫若在译介德语作品时的良苦用心。胡娴的《译与介：米歇尔·鲁阿〈郭沫若诗选〉法译本分析》（《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2期）则从郭沫若诗歌的法文译本出发，将译介郭沫若与法国1960年代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将郭沫若视作是法国此时正迫切需要并足以代表红色中国的“文化他者”。王舒琳的《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则考述了郭沫若与日本京都学派的当代交往，论证了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的密切学术关联。另有董晓博、晁雪婷的《郭沫若早期研究中的巴比伦情结》（《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1期）等文聚焦于其他海外文化对郭沫若研究和创作的影响，也为研究界打开了新的视野。此外，黄勤、谢攀的《翻译场域中的资本较量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影响》（《外语教学》2018年第5期）则注意到了资本运作对郭沫若翻译活动的巨大影响，虽然这一话题尚待展开，但却为郭沫若研究提供了一重新的视野。
走向世界的同时，文化自信是不可缺少的。郭沫若“人民本位”的价值观及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上的唯物主义史学观念正是其在异质性文化面前能够保持独立主体性的基础。故而，对郭沫若上述思想的研究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2018年，研究者们沿着郭沫若“人民本位”和唯物史观的脚步，对其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致力于在学理性与时代性之间搭建桥梁。许多研究者以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为切入点，对其思想进行分析。蔡震的《郭沫若民族复兴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认为郭沫若以学术思考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这与新文化阵营非儒反孔的主潮是有所差别的，郭沫若的民族复兴思想也正是其选择“人民本位”的基础。杨胜宽的《郭沫若论“易”的观点变化及其时代关联性》（《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2期）、《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研究综论》（《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4期）则通过对郭沫若的古代思想史研究进行线索性的整理，展现其从感性直观到科学辨证评价的路径及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日臻成熟的过程。王启发的《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晋阳学刊》2018年第5期）集中梳理了郭沫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研究成果之后，重点论述了郭沫若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刘奎的《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东岳论丛》2018年第1期）则以郭沫若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经有权”的回应入手，研究了郭沫若的思想言论与毛泽东文艺体系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及其良性互动的过程。此外，还有张军的《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的新文学史叙事策略及话语权之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此文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论述了郭沫若的人民本位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文学史的建构作用。
在整体上，2018年的郭沫若研究呈现出了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是热烈：在2018年，郭沫若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了郭沫若研究的队伍，大量优秀成果被各类刊物发表或转载，一系列兼具学术价值和战斗精神的成果的出现更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第二是青春：在2018年，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注入了郭沫若研究之中，这其中有全国各地高校的青年教师、在读博士，甚至还有一些硕士，在他们身上显示出了郭沫若研究的巨大吸引力和无限可能性。第三是广阔：在2018年，郭沫若研究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面貌；同时，郭沫若研究也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持续关注这一领域，为郭沫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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