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款”从现实中来：从现实题材到现实主义
在今年的长篇小说出版中，《山本》（贾平凹）、《考工记》（王安忆）、《黄冈秘卷》（刘醒龙）、《艾约堡秘史》（张炜）、《重新生活》（张平）、《铿然有声》（杨少衡）、《天黑的很慢》（周大新）、《老实街》（王方晨）等都曾经在上市之际掀起“现象级”的影响，分别荣登不同的图书排行榜单。这些严肃文学作品借助全媒体时代立体化的传播渠道和线上线下的分销路径形成社会覆盖，集群效应借助它们对人类生命、生存、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主题的负载，不啻为当下娱乐性、消遣性的大众消费注入了一剂强力警醒剂。网络时代，影视剧、网络剧、微视频、影像出版物等通过不同载体和平台在对现实做具象化的反映，尽管它们会给受众提供直观的、能激发感官享受到的快感，但毫无疑问，它们对世界的表达是浅显的，甚至有些所谓“艺术”的表达是粗糙的和缺乏艺术性的。基于不同的功能需求，在大众文艺浪潮中，文学仍然是无法被其他艺术样式取代的，而且其魅力恰恰来自于抽象的语言符号自身的魅力。上述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中的年度“爆款”，乃在于情节、主题和表达方式切中了时代和读者市场的需要，其中最明显和重要的特征即它们几乎都延续了现实主义的传统。
在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一直是主流的创作思潮和方法，浪漫主义的力量从未达到过撼动其地位的强度，被大肆宣扬的几部浪漫主义佳作实乃凤毛麟角，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现实主义并非可以简单化为“书写现实”的主义，高尔基曾这样表述现实主义的特征：“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简略地说，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时间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生活画景和人物典型。”[※注]尽管当下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与高尔基的时代相比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主义表达已经比这一论断有更为丰富的拓展，但他提出了最基本的创作原则。在2018年的长篇小说中，无论是《艾约堡秘史》《重新生活》、《山盟》（李明春）、《热流》（李铁）、《大国重工》（齐橙）、《明月度关山》（舞清影）、《朝阳警事》（卓牧闲）、《网络英雄传》（郭羽、刘波）、《糖婚》（蒋离子）这样与当下生活直接相关的作品，还是《山本》《黄冈秘史》《考工记》这些具有长久历史跨度和宏观文化视野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仍然雄踞“霸主”地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这类作品源起于生活本身，创作者最容易从生活中发现所要表达的内容，而读者也最容易和乐意从这类作品中看到个人熟悉的生活，因而最能给读者带来亲切感。不过这也并非这个时代的特例，凡是能够博取生活的本真元素施以艺术的加工，能够表现生活本质和时代特质，具有高度艺术化的作品，都会获得读者的认可，这已被文学史所证明，如已彪炳史册的《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现实主义只是相对于浪漫主义而言的说法，高尔基亦曾说：“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注]因此现实主义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指一种创作思潮、精神和方法，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几近宽泛到无形的创作流派，由此不能把现实主义作品仅仅局限在“现实题材”，即那些书写当下的现实、与同代社会生活直接关联的作品中。除了前述提及的直面现实的书写之外，在2018年的长篇小说中，富于想象力的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作品也有优秀作品出现。被归为“新历史小说”的《刻骨铭心》（叶兆言）仍然延续了作者具有极高个人辨识度的“秦淮”叙事，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为背景和地图，以南京风物和民情为材料，通过社会和人生中频频发生的意外事件，呈现了不同人物在军阀混战、日寇侵华等关键历史时刻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产生了追问历史、生命和存在本身的效果。在作者笔下，并没有给定历史一个模式化的答案，而是敞开了数种可能性。尽管这样，读者还是能够看穿：小说的根本要义不在于呈现历史，而在于发现“人”。《旧租界》（肖克凡）瞄准居住在天津旧租界里的普通人家，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段历史浓缩在叶太太、善良慈爱的外祖母、“穷张”张族祥、爱管闲事的“忙人”苏娘娘等几个人物身上，通过这些人物展开对历史和现实变迁中的人生际遇的思考；作者用大量细节表现对文化传承的流失与守望，使小说既有历史感又有地方气息和时代气息。历史传记小说《西凉马超》（陈玉福）以极为传统的传奇小说笔法为历史人物立传，坊间关于马超的了解仅限于《三国演义》中有限的内容，马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只被几个片段的情节所遮蔽，陈玉福的作品从已有的历史出发又填补历史的缝隙，创造了一个丰满而鲜活的马超形象。科幻小说《地球省》（龙一）是作者第一次涉足科幻领域的作品，通过身为警察的主人公乔伍德的经历，建构起了一个架空但又扭曲的高科技时代，社会上却又充斥出着旧时代的世俗百态，作者通过“特情+科幻”[※注]的形式创造了一个生动的寓言，情节的传奇性再度彰显了作者对故事的创新能力。《如果末日无期》（王十月）是由五个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描写人类试图通过科技实现永生的愿望，人们生活在不断被虚拟的世界里，生命不过是一串代码。当梦想实现后才发现，那个所谓永恒的世界里霸权横行，禁忌无限，人依旧身处无助和孤独之中。其他还有《亡灵》（韩松）、《联体》（王鸿冰）等，这些作品体现出作者超凡的想象力，但它们是否就不是现实主义写作呢？浪漫主义被描述为“对于自我的崇高推崇，重视想象、象征手法，关心神话以及浪漫主义有生命的自然观。”[※注]而这些作品显然并不符合这一特质，反倒以饱满的热情关怀现实，为人类的未来担忧，深具现实情怀，依旧是现实主义观念指导下的创作，只不过所描写的题材是“历史现实”或“未来现实”，但它们不脱“客观地描写现实”这一原则，仍旧是现实主义创作，一个例证是王十月干脆称《如果末日无期》是“未来现实主义”。[※注]
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已经成为当前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其对现实主义的鼓励是毋庸置疑的。长篇小说之所以重任在肩并一直是文学皇冠上耀眼的明珠，在于它们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所进行的无与伦比的表达。现实题材也表现了创作者面对现实的勇气，《黄冈秘卷》《考工记》、《主角》（陈彦）等对传统文化衰变的忧思，《艾约堡秘史》《重新生活》《铿然有声》《老实街》《天黑的很慢》、《后土寺》（陈仓）、《热流》《山盟》等对反腐、环境保护、老龄化、城镇化进程、扶贫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守望》（石钟山）、《贴地飞行》（姚鄂梅）、《热流》、《爱情底片》（文清丽）、《糖婚》等对普通人喜怒哀乐的体味，都使得这些作品客观上成为某个视角下时代风气的表征。
从原型到类型：长篇小说的趋势
评价现实主义大纛下的长篇小说作品，真实性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或者说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但小说又是一门“造假”的艺术，其情节是虚构的，虚构性甚至是小说最为重要的艺术特征，韦勒克说：“如果我们承认‘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那么我们就以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济慈等人的作品为文学，而不是以西赛罗、蒙田、波苏埃或爱默生等人的作品为文学。”[※注]如何将虚构性和真实性统合在一起，是每个小说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小说真实性不仅是一个创作问题，也是一个接受问题，只有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真”，小说的真实性才能显现，因此对“真实性”的创造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他们之间依靠彼此认可的、约定俗成的和默认的契约取得相互信任，这一契约就是小说是“对物质的还原，对生活的还原”，是“可以被现实生活所审核的。”[※注]也就是说，小说中所描绘的生活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必须是合情合理的，是符合客观逻辑的，否则即为虚假。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我们对“文学真实”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这或许与我们看多了现实生活中离奇的客观真实有关：文学想象中的情节因而变得反倒不如现实真实，文学如何调整自身的叙事逻辑成了一个问题。
但我们用对文学的传统接受方式审视那些书写现实和以现实主义思潮统摄下的作品，莫不从中看出生活的原型状态来。现实生活中未必真有《艾约堡秘史》《老实街》中的那座“艾约堡”和那条“老实街”，但它们可能集中了这个时代诸多相似地点的生活细节和人文风貌。《黄冈秘卷》《主角》中的人物未必就一定在生活中找得到真实的原型，但他们身上汇聚着不同人相似的人生印记和精神烙印。这是一个典型化的过程，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为辨析现实主义创作的两种最重要的元素，恰恰通过读写双方的契约保证了小说对生活的逼真的、完整的、活态化的还原。从本质上说，文学是通过象征与生活发生联系的，生活显然是小说的原型。优秀作家对生活原型在作品中的还原，并不能单纯依靠机械的技术手法来实现，而是依据已经抽象化为具有广泛通约性的集体无意识，我们或在某些方面应用心理学意义上的“原型”理论加以解释：“这就是伟大的艺术的奥秘，也正是它（指‘原型’的影响——引者注）对于我们的影响的奥秘。创作过程，在我们所能追踪的范围内，就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自身的变化，依象征而对“原型”进行还原的传统现实主义写作不断发生裂变，最明显的在于类型化的趋势不断加重，这在2018年的长篇小说生产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前述几部科幻小说围绕着“科幻”建构起故事中的世界来，通过超现实的背景，从现有科技发生的适当变化中推演出令人信服的生活来。这其中也有方向上的差别，《如果末日无期》和《联体》是向前的，《联体》讲述主人公J发明的人工智能物种“智虫”不断进化，在帮助人类社会进步之后却衍生出自我意识，开始和人类抢夺资源，最终主人公在他人的帮助下研制出更为先进的计算机，以优势算法消灭了“智虫”的故事。这两部作品对准的是科技发展之后人遭遇的危险和面临的困境；而《地球省》和《亡灵》却表达着科技进步之后社会的倒退，《地球省》着眼于地球环境的恶化、外星文明入侵，控制人类的技术之后社会出现的返祖现象；《亡灵》是韩松“医院三部曲”中继第一部《医院》、第二部《驱魔》之后的最后一部作品，这组作品有着直接的现实出发点，即这些年来日益变得复杂的医疗行业生态，以及医疗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生命延长之后却没有消除人类的痛苦。作者认为“科幻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它应该关注现实，并从现实引申未来。”[※注]《亡灵》中人死亡之后并没有消失，技术让死去的人的思想意识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但人类面对的仍然是医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只有医院，医院成为整个世界，甚至是“一种宗教”。[※注]小说是对现实的隐喻，表达的是作者对现实的深刻哲思。
类型化特征在大众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上述科幻作品又去通俗甚远，它们呈现出对专业知识的深度依赖和表达方式的哲理化，甚至叙事带有某些先锋性特征，需要相对专业的积累和阅读训练才能被接受。但它们与传统现实主义写作不同，科幻类型的特征减弱了人物和环境的典型化程度，二者之间相互的依存关系变得松散，原型生活的丰富性被降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来完成。这也体现在《双眼台风》（须一瓜）、《借命而生》（石一枫）等通过罪案、侦探、悬疑题材形的作品中。《双眼台风》原发于《收获》杂志，后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直承作者之前改编为电影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电影名为《烈日灼心》）的风格，即道德伦理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博弈。一起十多年前的强奸杀人案被主动供认，但当年被办成“铁案”中的“真凶”早已伏法，围绕案件在公检法内部形成两股立场相反的力量，鲍雪飞代表恶势力的猖獗、狂妄，他们践踏法律，草菅人命，恶行令人发指；而傅里安则象征着正义力量的果敢、无畏，他们敬畏生命，对法律心怀虔敬，令人肃然起敬，由此形成的强烈矛盾冲突造成戏剧化的“看点”。有评论将须一瓜的创作对应至古典传统话本叙事资源中来，即其蕴含着的生动的故事性[※注]。《借命而生》的作者石一枫曾经以《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心灵外史》这些极具现实关怀的作品备受文坛关注，《借命而生》继续他一贯的关注小人物的视角，通过“问题警察”杜湘东的经历，将警匪追捕、兄弟情义、家庭伦理、爱情亲情等主题融合在一起，借助层出不穷的悬念设计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刻画出了“普通人”的命运。这部小说的类型化特征在于破案线索中的悬疑元素，优秀的故事表现使其获得了首届“梁羽生文学奖侦探悬疑类大奖”，明白无误地将之定位为类型化文本。[※注]
除了上述论及的作品，大众文学类畅销书大部分为长篇类型小说，连同网络小说一起，它们为线上和线下的读者提供着种类丰富的阅读选择。长篇小说类型化的趋势是社会阶层结构和文化思潮变化在文学中的反映，从社会结构层面上看，“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社会的阶层化，社会的阶层化导致了文学审美趣味的阶层化，而审美趣味的阶层化是小说创作类型化的直接动力。”[※注]从文化思潮方面来看，随着现代报纸的崛起，大众文化成为世界性潮流[※注]；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像报纸那样媒介的物理局限性几乎消失了，大众文化随着网络延伸而变成全天候、无缝隙的服务，大众文化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类型化指向的是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审美需求，是文学朝向大众的变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为文学赋予了启蒙教化的功能，却忽视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小说类型化的趋势是时代使然，更是对这一状况的弥补和修正。而从时代生活更大的背景中看，大众文化的发达，恰恰是社会经济发达的表征：正是因为有了相应的经济条件，休闲文化才得以流行，人们对消遣性、娱乐性的追求才变得比价值感和意义感更为迫切。
资本的“道德律”：在文学和市场中拣选佳作
在传统文学观念框架中，向来有纯文学（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之分，它们各自遵循一套不同的内在规范；以“文学性”而论，大众文学往往被视为不如“纯文学”纯正。严肃文学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类型化的趋势使二者之间的差别在缩小，这或许不被持“纯文学”立场的精英阶层所看好。但是，进入商业消费时代，原有的评价体系被解构，究竟有没有纯粹的、一成不变的“文学性”这种东西都成了可以被讨论的话题，文学已经难以回避市场经济规律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类型化受到的正是阅读细分市场的影响，反倒受到出版方的欢迎。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工业问题，从创作、出版到发行、反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作为最重要的文学图书出版阵地，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在原创长篇小说出版市场中占据“地盘”最大，并表现出各自的特色。以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例，该社立足上海辐射全国，持续将反映上海生活的小说作为重点，继《繁花》（金宇澄）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今年推出的《欢喜地》和《怪鸟》也有着独特的上海韵味，其背后是坚实的海派文化支撑。在选题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兼得的才是真正的“爆款”，该社副总编辑谢锦认为，畅销书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追求的不是畅销书，而是‘长销书’。”[※注]显而易见，那些超越时间和读者阶层的作品才更具有“长销”的可能性。资本向来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作为作用于人类精神的产品，文学的社会价值要优先于经济价值，因而出版资本本身是被“道德化”了的。
综观2018年的长篇小说出版，名家名作自然是最佳选择，这其中既包括在文坛有巨大影响力的实力派作家的作品，也包括处在上升期、已经开始在文坛展露头脚的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山本》《考工记》《黄冈秘卷》《艾约堡秘史》《重新生活》《天黑的很慢》，以及《借命而生》《亡灵》《如果末日无期》《天蝎》（南飞雁）等均属这种情况，作家自带的粉丝流量确保了市场影响力和基本的发行量。其中多家出版社在扶持新人方面不遗余力，表现了出版企业的社会担当。在拓展大众阅读市场方面，长篇小说出版在网络时代迎来了新机遇，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本文开头提及的网络小说IP线下出版现象。网络文学作为IP的源头，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改编开发内容的选择中占有了最大的市场，是年被称作“IP元年”。2018年，网络文学作为出版、影视、游戏、动漫和有声读物等行业的最大IP贡献者，其地位仍然是稳固的，其中以数量计首屈一指的是线下出版。
2018年8月，凭借《网络英雄传Ⅰ：艾尔斯巨岩之约》获得影响力的网络作家郭羽、刘波，携该系列的第二部《引力场》登台广州羊城书展，而预售早在三个月之前就已在“当当网”开启。销售策略也助推了人气，这与两位作者“财经鬼才”和“营销教父”的身份也是分不开的。10月，在由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咪咕数字传媒等四家单位合作主办的研讨会上，该系列被称作“代表网络文学最高水准的作品”[※注]。这部由万派文化策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实体书，更改了在“爱奇艺”文学发布的网络版书名和部分内容，以更适合线下出版。作为财经类型小说的佳作，故事和人物承接第一部的创业历程，向商业和资本交织的商战阶段升级。主角以开阔的胸襟和专业的战术经受住了市场的凶恶夹击和残酷洗礼，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财经+互联网”是现实生活中创业青年的理想选择，专业知识和商战技法又起到了职场教科书的作用，而“商场如战场”的惨烈和人物在其中的运筹帷幄，使读者代入之后体验到了激越心弦的快感。蒋离子的网络小说《糖婚》原发于凤凰书城，曾经获选2017年度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中国作协联合举办的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荐榜单，实体书则于今年3月推出。该作品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即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80后”一代人的情感、婚姻和家庭关系问题。小说将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放置在主人公方致远、周宁静一对小夫妻身上，直面他们在生活中遭遇的情感危机和家庭纠葛。但是，作者又没有把着力点放在“统一性”上，而关注到了同一代人不同的价值观和婚恋观，其背后又连带出复杂的生活伦理。与那些单纯将爱情置于小说中心位置的“言情文”而言，《糖婚》在题材和主题上均有拓展，都市生活中的人都不难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对社会文化有着对应的表征意义。[※注]
网络文学被定义为“主要就是指在网上生成和阅读的那些长篇小说。”[※注]网络文学是网络小说的代名词，虽然它们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图书”的物质形态，但仍然属于长篇小说范畴。它们以数字形态承接了中国通俗小说传统，通过网上连载的形式发布，为读者提供便捷的阅读、评价和互动的渠道。由于网络小说大部分以类型化的文本为读者提供娱乐、消遣性阅读内容，具有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和表现形式，因此吸引了数量庞大的读者群，并通过付费阅读等方式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预计2018年市场规模将达到80.8亿元。”[※注]网站已成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出版单位之一。但是，资本的趋利性无疑也给网络文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表现形式上，网络小说通过“爽文”机制供读者将自身阅读情绪附于其中，刻意抬升故事的作用，以为读者提供好看的故事为终极目标，而传统写作中一直作为第一要素的语言的功能下降，通俗的、口语化、接近日常说话的“小白文”成读者最喜欢的语言风格。这无形中稀释了传统文学对语言本身的审美意韵，而且网络文学以“量”致胜，其“铺天盖地”式的传播难保其不对未来的文学走势造成更大的影响。在内容和主题上，传统文学中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被网络文学对快感、爽感的追求所取代，文学的消费功能大幅上升。借此机会，一些低俗、庸俗和媚俗的作品沉渣泛起，色情、淫秽、暴力、凶杀等违法书写有所抬头。网络文学的整体形象被一些作品拉低了。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随着自身发展的吁求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引导，网络文学的主流化、精品化和经典化被提上日程，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对现实题材的重视。中国作协发布的《2018年网络文学蓝皮书》中总结说：“在政策引导下，各网站高度重视现实题材创作，多家网站进行了现实题材作品征文等活动，鼓励现实题材创作。阅文集团网站开始增设‘现实’类型，并通过IP运营，打造现实题材创作的典型。中文在线重启‘四月天’网站发表新女性言情作品。晋江开启‘关爱冷题材’功能，推广现实题材创作。”[※注]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与传统长篇小说不同，现实主义写作和现实题材创作在网络文学中曾长期不温不火，玄幻、穿越、悬疑等幻想类小说则霸占着网络文学榜单的“王座”。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市场的选择，按理讲，读者选什么样的作品是一个极为私人化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生产会对社会审美造成可见的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审美情趣甚至道德水准，因此有必要对创作题材和风格加以引导。精品化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拉近网络文学中的小说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今年年初上海揭晓了第二届文学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赛的获奖名单，出版社积极从中寻找出版资源。《大国重工》《明月度关山》《朝阳警事》三部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年度内出版，并在“上海书展”期间首发，它们借助网络平台脱颖而出，从技法上看，打破了传统现实题材套路化、模式化的症结，表现出更新鲜、生动的能量，而有效的纸质出版，在维护和落实其品质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精致化的文本。
总之，2018年的长篇小说出版在保持以往丰富、繁荣的态势下，风格、题材、手法、载体等方面都有所拓展和创新；特别是在高扬现实主义旗帜，在日常生活中挖掘题材，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呈现时代精神等方面有着不俗的建树。长篇小说读者群众多，业态变化大，生产活力充足，以上所举篇目九牛一毛，未见得能反映全貌，只撷来做某种视角下的分析。可以预见，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化阅读的社会习惯正在建立起来，数字和在线形式的出版对传统纸质出版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长篇小说领域也概莫能外。如同网络小说对类型化的倚重，阅读方式的变化极有可能会反过来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化只是一端，整体究竟会如何变化，只能在时间流逝中观察。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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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