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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长篇小说:变化与对策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8 >> 现状考察 作者: 贺绍俊 浏览次数:187
摘要:  2017年的长篇小说新作源源不断地涌向书店最显眼的柜台,也摞在我的书桌上。从整体上说,阅读这些小说的感受是愉悦的,我对作家们的努力并不失望。长篇小说仍然是当代文学的辎重部队,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和在思想上的发现往往更愿意通过长篇小说表达出来。当代社会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敏锐的作家会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新机。2017年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作家们的努力以及努力后收获的成果,我们不妨从变化与对策的角度来评述这一年的长篇小说。他不似以往书写英雄人物那样书写年轻的军人,因此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并不“高大上” ,然而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是与英雄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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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长篇小说:变化与对策
    作者: 贺绍俊

    2017年的长篇小说新作源源不断地涌向书店最显眼的柜台,也摞在我的书桌上。从整体上说,阅读这些小说的感受是愉悦的,我对作家们的努力并不失望。长篇小说仍然是当代文学的辎重部队,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和在思想上的发现往往更愿意通过长篇小说表达出来。当代社会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敏锐的作家会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新机。2017年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作家们的努力以及努力后收获的成果,我们不妨从变化与对策的角度来评述这一年的长篇小说。

    题材变化:打破旧格局

    题材虽然属于“写什么”的范畴,但当代长篇小说具有较浓厚的题材意识,因此当“写什么”被纳入到一定的题材领域时,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怎么写”的潜在要求。当作家选择了“写什么”后,就要注意如何避免陷入“怎么写”的窠臼。刘庆的《唇典》在这一点上做得很精彩。这部小说以东北萨满文化为纬,以家族命运为经,书写了东北大地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因此有人将其称为地域文化小说,也有人从家族小说的角度去读解。但无论是地域文化小说还是家族小说都无法准确传达出《唇典》的精髓。因为刘庆的灵感来自口头文学,从而赋予“唇典”这个江湖词语以新的意义,表示要向一切口口相传的民族史和民间史表示崇高的敬意。这部小说充分利用了口头文学的资源,这些口头文学包括东北大地上流传的创世神话、民族史诗、历史轶闻、民间传说等等,并在口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勾画出东北百年的文化史和心灵史。刘庆抓住了萨满文化的灵魂,这个灵魂可以概括为两个核心词,一个是敬畏,一个是珍惜。敬畏神灵,珍惜生命。刘庆怀着强烈的现实忧患呼唤逐渐消失的萨满文化之魂。曹志辉的《女歌》以湖南江永的女书为纬,以一家三代女书传人的命运为经,去叩问女性精神的内蕴,与《唇典》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既写出了女性意识逐渐觉悟的中国女性心灵史,也直面了女性真正全面解放之艰难。

    题材意识表现得最突出的是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如何打破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的旧格局也更具有迫切性。乡村小说一直是长篇小说的重镇,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提速,日益兴盛的城市小说大有取而代之的阵势。事实上,二者并非营垒分明,而是具有相互融合之势。由此雷达等批评家提出了“城乡小说”的概念。中国的现实已经把乡村和城市紧紧地铆合在一起,为“城乡小说”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那些比较典型的城市小说或乡村小说中,作家们打破旧格局的倾向非常明显。如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完全讲述的是城市里的人物和故事,被认为写出了城市“众生相”。但我注意到,徐则臣并非写城市的权势者,而是写那些为生存奔波的人,写这些人的弱小和卑微。这种体现在单个人身上的弱小和卑微汇合到一起又构成了城市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这其实是徐则臣对乡村精神的一种理解。所以他说,城市除了浮华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曹多勇的《淮水谣》看上去是很传统的乡村小说写法,但他将离乡与恋乡交织起来写,写出乡愁的一体两面,其意蕴完全溢出乡村题材的边界。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则将学者思维和非虚构思维带进乡村叙述,初次写长篇小说,尽管有些鲁莽,但她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既是从她家乡梁庄生长出来的,也是从她内心生长出来的,折射出当今时代的异化。

  • 中国文学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9-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8》 \  现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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