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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造性贡献

来源: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8 >> 第三篇 专题研讨 作者: 吴建良 浏览次数:35
摘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它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在这些历史学家中,郭沫若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年代,为了寻求社会变革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寻求科学的理论根据,郭沫若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内容,并且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 ※注]相对于那些质疑,模糊,甚至诋毁郭沫若先生的史学成就的人而言,这两位史学大家对于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客观、公允而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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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沫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造性贡献
    作者: 吴建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它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李大钊、蔡和森、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及翦伯赞等历史学家都为其发展、创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些历史学家中,郭沫若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年代,为了寻求社会变革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寻求科学的理论根据,郭沫若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仅在1927—1937年间,他便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古代铭刻汇考》《金文丛考》等重要著作。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内容,并且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一 率先利用考古资料论证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

    20世纪30年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找到正确的革命策略,曾进行过激烈的“社会史论战”。虽然参与论战的各派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分析社会历史性质的有效工具,并运用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对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但是绝大多数论战者所使用的论证材料往往仅限于一般的、常见的文献资料。而“郭沫若则是第一个在论战中使用晚近发掘的考古资料作为论证根据的研究者”[※注]。其著述的独特价值,正在于他对于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解读。比如他曾运用考古资料来批驳传统经典文献《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井田制”和“五等五服制”的真实性。他指出:首先,尽管周代金文中多次提及土地的授予,但从未使用“井田”一词;其次,尽管铭文曾提及高贵族的名号,但它并没有显示出周代初期具有像孟子所说的一整套理性化的政治等级系统[※注]。因此,在他看来,人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确认封建制度在周代初期就已经存在。郭沫若非常重视对于考古材料的研究,到了3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学者之一。他始终坚持一种原则:“只要经典文献与考古所获材料有所冲突,那么无论如何它们都无甚价值了。”[※注]很明显,郭沫若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坚持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8

    章节:《郭沫若研究年鉴2018》 \  第三篇 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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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马伯乐:《评郭沫若近著两种》,《文学年报》,燕京大学1936年版,第61页。
删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99页。
删除郭沫若:《论古代社会》,《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76页。
删除朱佩我:《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读书杂志》(第1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第14页。
删除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版,第20页。
删除陶希圣:《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2页。
删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0页。
删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3页。
删除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版,第16页。
删除朱其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年版,第277页。
删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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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删除[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