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出口模式与外贸转型升级刘晴、程玲、邵智、陈清萍（2017），《经济研究》，第5期，第75-88页。
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倪红福（2017），《经济研究》，第1期，第44-57页。
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刘青、陶攀、洪俊杰（2017），《经济研究》，第1期，第28-43页。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国证据的研究许家云、毛其淋、胡鞍钢（2017），《世界经济》，第3期，第52-75页。
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王孝松、吕越、赵春明（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108-124、206-207页。
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地位的影响分析杨荣海、李亚波（2017），《经济研究》，第1期，第134-148页。
出口与内需的结构背离：成因及影响易先忠、包群、高凌云、张亚斌（2017），《经济研究》，第7期，第79-93页。
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研究陈创练、姚树洁、郑挺国、欧璟华（2017），《经济研究》，第4期，第64-77页。
开放经济下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国际经验与中国启示程惠芳、陈超（2017），《经济研究》，第10期，第21-36页。
（二）TOP10内容概览
第1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产品内分工形态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已经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扩张以及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模式（Helpman，1984；Antràs & Helpman，2004；Mattoo et al.，2013；Baldwin & Lopez-Gonzaler，2013）。正如UNCTAD（2013）所指出的，当前全球的贸易交易对象中约有60%为中间产品及服务的贸易。故而，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对全球贸易扩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以往的产业间、产业内以及产品间贸易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所不同，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兴起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比如沃尔玛）来组织和推动，将某个产品的不同环节按照不同国家的各自比较优势重新进行分工和布局。这一体系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依靠自身的低成本劳动禀赋优势，在起飞阶段利用出口导向战略获得经济发展机会。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而言，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即发展中国家企业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组装产品再向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行为，究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乃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近年来，此类的问题逐渐引发了大量文献的关注。大部分文献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口以及产品出口，可以通过所谓的“进口中学习”效应或者“出口中学习”效应，促进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Melitz，2003；2008；Amiti & Konings，2007；Kasahara & Rodrigue，2008；Goldberg et al.，2010；Topalova & Khandelwal，2011）。但是，也有文献指出，这种促进效应可能是短暂的，未必是可持续的（Glass & Saggi，2001）。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会利用自身对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以及不对称的市场垄断势力，通过全球价值链中的“俘获”效应（Captive effect）或“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对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或外包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控制效应甚至阻碍作用。考虑到创新是维持一国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最为持续的动力机制，如果本土企业因为参与了全球价值链体系而阻碍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以及对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深度依赖，就可能会对其自身的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负面效应（Schmitz，1999、2004；Gereffi et al.，2005）。
作为参与当前全球价值链体系程度最深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增长从全球价值链及其加工贸易模式获得的正面效应不可忽略，也不容否认。一方面，加工贸易对于创造就业机会、解决中国庞大的劳动就业问题（闫国庆等，2009；裴长洪等，2011），加快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等方面（巫强等，2009），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于中国本土企业通过“进口中学习”、“出口中学习”以及“干中学”等渠道，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增加，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裴长洪，2011；张杰等，2015）。随着中国经济逐步由要素粗放型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能否得到可持续提升，就必然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这种背景之下，尤为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当前中国本土企业所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以及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特定贸易方式，究竟会对中国本土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动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效应？按照Schmitz（1999；2004）和Gereffi et al.（2005）等学者所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俘获”或“锁定”效应理论假说，中国本土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是否也遭受了这种特定的“俘获”效应或“锁定”效应？从而使得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受到了不可忽略的阻碍效应？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与解答，既可以全面理解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综合作用，也可为中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独特的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结论
自从2012年的G20峰会将全球价值链（GVCs）正式列为会议议题以来，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全球各国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发展政策问题。针对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工贸易，会如何影响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针对此问题，本文得到的有价值发现如下。（1）从中间产品的进口角度来看，进口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是却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进一步，在区分不同所有制的情形下，进口对从事一般贸易的国有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效应要强于国有集体企业。不同的是，进口对从事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对从事加工贸易的国有集体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效应并不显著。（2）从产品出口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针对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企业，还是针对国有集体企业或民营企业，出口均未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任何显著的效应。（3）总体来看，从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口会对从事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抑制效应，而向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会对从事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均造成抑制效应。从区分所有制的角度来看，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无论是从事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的企业，从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口以及向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均对企业创新活动造成抑制效应。对于国有集体企业来说，无论是从事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的企业，只有向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对企业创新活动造成抑制效应。
3.论证
3.1理论
（一）全球价值链对创新影响的理论假说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来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所蕴含的进出口行为，究竟会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既有文献从各个视角取得了丰富的研究结论。我们将之归纳为以下两个对立的理论假说。
（1）促进效应假说。从进口方面来看，首先是“进口中学习”效应。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由于多数是技术含量较高、工艺相对复杂的关键零配件，其中所内含的工艺秘密、技术诀窍和创新知识，可以通过溢出效应被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学习和吸收，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创新成本，提升研发能力和技术能力，从而对其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促进效应，这种效应可被归纳为“进口中学习”效应（Fritsch & Görg，2015）。其次是创新集聚效应或创新成本降低效应。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也可以将自身非擅长的中间产品，或者与自身核心技术能力或核心竞争力关系不够紧密的中间产品，通过采购或外包国外的中间产品来对自身的生产决策进行优化。这既可以降低企业自身的生产成本，也有利于企业将有限的资金和人才等核心要素集聚于自身所擅长的创新活动环节，强化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核心创新能力的提升（Girma & Görg，2004）。从出口方面来看，首先是“出口中学习”或“干中学”效应（Melitz，2003；Do Loecker，2007；Kasahara & Lapham，2013）。由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有着相对更高标准的产品质量、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以及安全环保要求，这就会迫使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必须通过加大创新研发投入，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推进产品设计的多样化等。而且，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买家对承接外包订单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生产活动中，会提供额外的工艺技术指导、人才培训以及产品设计等方面的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尽快生产出符合发达国家高标准要求的产品（Schmitz & Knorringa，2000），这显然也可能会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Lopez & Yadav，2010；Halpern et al.，2009）。其次是规模效应。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会带来产品生产方面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效应。这种来源于生产方面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前期创新研发投入的补偿与回报空间，进而激励企业创新（Seker，2012）。最后是竞争效应。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特别是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必然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应对这种来自国外市场的竞争压力，由于创新所具有的“逃离竞争”效应会发挥作用（ABBGH，2003），这就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正向激励作用。
（2）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假说。按照Kaplinsky（2000）、Gibbon et al.（2008）的价值链升级理论，在全球价值链的体系之下，为发达国家代工或外包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存在四种序贯式的创新能力提升以及价值链升级模式，即工艺创新升级→产品创新升级→功能创新升级→链条创新升级的四个过程。然而，Humphrey & Schmitz（2002）、Gereffi et al.（2005）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或网络实现由工艺创新到产品创新的升级过程；一旦进入到更高级的价值链升级进程，或者需要通过打造自主创新能力来继续推进功能创新升级或链条创新升级，就会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阻击。具体来看，嵌入和依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一旦试图建立自己的核心创新研发能力、构建自己的品牌和销售终端以及打造自己的生产标准规则体系时，就会对发达国家依靠创新优势和买方垄断势力形成的既得利益形成挑战。发达国家就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阻碍和控制作为代工者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被“俘获”或“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中创新能力较低、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低端环节。这些可能的手段包括如下。（1）通过更为严格的产品进口质量、设计、安全、环保等进入壁垒或者快速变化的产品升级换代要求，迫使作为代工者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持续地向发达国家引进更为先进的生产设备或关键零配件，人为缩短生产设备或关键零配件的技术“淘汰”周期。这种手段既可限制发展中国家中高创新密集度的装备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又可以迫使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始终处于大规模固定资产动态更新投资时期，代工利润又以购买发达国家高附加值关键零配件或生产设备的形式被“回收”，最终将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控制在代工依赖→微利化→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低端发展的循环路径（Schmitz，2004；Perez-Aleman & Sandilands，2008）。（2）利用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代工企业之间的可替代性，造成代工者之间的低价格竞争战，再利用代工企业所形成的专用性生产投资锁定特征，通过持续压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产品出口价格，通过全球价值链的“纵向压榨”效应，来压榨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的利润空间，切断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通过利润积累来获得创新研发投入的通道（Schmitz，2004）。（3）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严格的技术转移门槛乃至技术封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的技术购买或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创新企业的并购行为，即便是按照纯商业规则来进行，均设置了额外的政治否决机制，阻扰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发展路径（Giuliani，2005）。（4）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施行业技术标准以及专利丛林策略。近年来，发达国家倾向于采用保护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创新垄断势力和竞争优势的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行业技术标准体系以及专利丛林策略，来削弱甚至阻止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模仿性技术创新学习追赶能力的提升，抑制作为代工者和竞争者双重身份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Kaplinsky et al.，2002；Pietrobelli & Saliola，2008）。
（二）中国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创新可能造成的影响
中国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贸易体系程度相对最深的发展中国家，要全面且准确地理解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中国本土企业的进出口行为对自身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就不能脱离对中国本土企业切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所具有的以下两个典型事实的重点关注和观察。
首先，中国背景下加工贸易这种独特的贸易方式对中国出口高速增长“奇迹”产生的重要价值（刘晴、徐蕾，2013；Dai et al.，2016）。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加工贸易形式的进出口所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就逐步达到50%以上，而且，中国的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也越来越成为加工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闫国庆等，2009；Yu，2015；Dai et al.，2016）。客观来看，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形式，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组织和推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将发展中国家联结于其中的重要构成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加工贸易既是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也必然是发达国家所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平台；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本土所遭受的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的重要机制。
其次，中国本土企业对外贸易活动中存在的“进口引致出口”机制。事实上，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产品出口规模增长和中间产品进口规模增长的“双高”现象。1990-2012年间，中国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6.2%。而同期中国中间产品进口年均增长率为15.8%。而且，客观事实是，由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落后以及精益先进制造能力的系统性缺位，中国本土生产的关键零配件与核心原材料的技术创新水平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其提供的关键零配件与核心原材料，难以生产出符合国外消费者需求的高标准、高质量产品。为此，中国企业在产品生产中只能采取“为出口而进口”策略来弥补这个“质量差距”和“技术差距”，即依靠大规模进口国外先进关键零配件、核心原材料以及先进生产设备的方法，来弥补其出口决策行为中的“生产率差距”（巫强和刘志彪，2009；Bas，2012）。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进口和出口行为之间这种特定的内在联系机制，被称之为“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巫强和刘志彪，2009；Feng et al.，2016）。
以上的两个典型事实提醒我们，要深入探究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本土企业所表现出的可能的创新行为以及创新绩效。一方面，鉴于加工贸易是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行为模式的一个集中体现，必须将中国本土企业的加工贸易方式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从事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不同类型企业中进出口行为对创新活动可能造成的差异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另一方面，鉴于中国本土企业中“出口引致进口”机制普遍存在的事实，为了刻画中国背景下企业的进口和出口行为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非常有必要将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统一到一个计量框架内加以研究，而不可将之割裂开来单独加以研究，否则将无法得到与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相符合的有效经验发现。
3.2实证方法（含实证模型、实证计量方法）
为了检验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国本土企业以特定的进出口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行为对自身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我们构建了以下的基准计量模型：
计量方程（1）式中，因变量表示企业i在年份t的创新活动，分别使用两个代理指标来表示。一是企业研发投入密集度（R&D），使用企业研发投入额与当年企业销售额的比值来计算；二是企业新产品产出密集度（Newproduct），使用企业新产品产值与当年企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计算。很显然，按照Kaplinsky et al.（2002）的价值链升级理论假说，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新产品方面的创新能力，是具有相对更为高级自主创新能力的表现。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既有文献普遍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同时将企业进口和出口因素纳入在一个统一的计量框架之中，来刻画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微观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对外贸易特征。为了准确刻画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进口引致出口”的特定机制，有必要将企业的进口和出口行为纳入在同一个计量框架中加以分析。正是基于如此的认识，我们在计量方程（1）式中同时纳入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中间品进口（import）以及产品出口（export），其中，import变量使用企业进口中间产品额与当年企业销售额比值的去规模化形式来表示，而export变量使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当年企业销售额比值的出口密集度形式来加以表示。
Z表示在中国情景下可能会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具体情况如下。（1）企业规模（log（exmployee）），使用企业年均员工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表示。企业员工数越多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可能越有能力开展更多的创新活动。（2）企业年龄（log（age）），使用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年限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企业年龄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可能较为复杂，一方面，越是年轻的企业越有活力且同时面临较大市场竞争压力，可能越有动力创新；另一方面，越是成熟的企业由于具有的稳定的利润率或者由于声誉机制导致的较低的融资成本，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会提升。（3）企业现金流（cashflow），使用（企业税后净利润+企业本年折旧额）/当年企业总资产的计算结果来表示。正如Brown et al.（2012）指出的，企业内源融资能力以及现金流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显然，现金流能力越强的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动力相对越强。（4）企业资本密集度（log（capital_per）），使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和当年企业年均员工数比值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考虑到中国情景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是造成企业异质性差异的主要特征，这也会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既定的影响。按照一般的理论预期，越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可能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越强。（5）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HHI），使用二分位行业中各企业销售额所计算的行业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来衡量。ABBGH（2005）的研究发现竞争是影响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因素加以控制。（6）企业所有制类型。在中国情景下，所有制类型的结构性差异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因素（吴延兵，2009）。借鉴已有的研究文献（Brandt et al.，2012），按照中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不同法人注册资本的比重来进行划分，法人注册资本比重超过50%的企业就将之定义为该法人所有制类型企业。就此，一共形成四种不同所有制类型的本土企业，即国有性质企业（state）、集体性质企业（collective）、独立法人性质企业（legal）、私人所有性质企业（private）。此外，我们在计量方程（1）式中还控制了企业所处的二分位行业和年份交互项的虚拟变量（μindustry×year）以及和企业所处省份地区的虚拟变量（μprovince）。前者交互项的虚拟变量，既可以用来控制不同行业的创新资助政策以及出口刺激政策在不同年份的调整变化对微观企业创新活动带来的冲击性影响，也是用来控制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在不同年份的差异性变化对微观企业创新活动造成的冲击性影响；而后者的虚拟变量是用来控制各省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资助政策以及禀赋优势差异对微观企业创新活动可能造成的差异性影响。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3.3样本、时序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目前国内外文献广泛使用的中国两大微观层面的数据库。一个是1999-2007年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其中，有企业研发投入信息的样本是2001-2007年间的样本数据。另一个是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针对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我们需要将这两大数据库进行合并。然而，如何尽可能地准确且有效地将这两大数据库进行匹配和合并，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按照Yu（2014）等文献的做法，我们采用企业中文名字、电话号码以及邮政编码等多个信息，来依次作为匹配的条件加以合并，试图得到最大效率的合并数据库。如此合并做法的效率以及所得数据的代表性特征，已经在Manova &Yu（2013）、Yu（2014）等的文献中得以详细讨论。需要额外交代的是，由于我们使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涵括了中国2001年末加入WTO的特定时期，为了承担加入WTO的各项贸易自由化的开放责任与义务，在此期间，中国必然会大幅度降低甚至取消各种进出口的关税壁垒以及其他的非关税壁垒，这就必定会促进更多的中国本土企业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刺激中国本土企业的进出口行为。这种情形下，本文使用的研究样本就类似于处于一种“拟自然实验”的环境中，所得到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尝试利用中国本土企业的微观层面数据，将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行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计量框架内，依靠所构建的符合中国企业进出口行为特征的多重工具变量体系，来着重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本土企业进出口行为，究竟会对自身的创新活动产生促进效应还是抑制效应，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其中的作用机制。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的工作及可能的贡献如下。首先，尽管有文献开始关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进口或出口行为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却鲜有文献从全球价值链这一重要事实出发，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进出口行为，究竟会对自身的创新活动产生何种影响；且这一研究话题亟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经验证据。本文基于中国这个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相对较深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所得到的系列经验发现，支持了全球价值链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造成的“俘获”效应理论假说，从而为全球价值链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重要经验证据。其次，当前要研究企业层面的进口和出口行为的相关问题，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就是如何在企业微观层面寻找企业进口或出口行为的有效工具变量，进而处理相应的内生性问题。就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如何将微观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出口行为统一在一个计量框架内加以研究，并且在一个计量框架内通过引入不同的工具变量，同时处理企业进口和出口行为可能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更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难点（Hummels et al.，2014）。为此，本文尽可能设计了符合中国现实背景的多重工具变量体系，并尝试在一个统一的计量框架内解决微观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产品出口行为和创新活动之间各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如此的研究框架以及工具变量的设计方法，既是对已有研究的拓展，又可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思路。最后，与已有文献的视角所不同，本文密切联系中国的现实背景，将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方式区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这两种典型形式，再进一步从区分所有制类型的角度，深入探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本土企业进出口行为对自身创新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效应。本文发现了在从事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进出口行为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从而为全球价值链的“俘获”理论假说提供有利的支持证据。
自本文公开发表（2017.3）至今，总计他引62次。这些文献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重点研究了脱离本土需求的出口方式如何影响生产率、创新、福利和出口升级等问题（易先忠、高凌云，2018）[※注]。其二，发现了中国企业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属性特征，而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在经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现象（毛其淋、许家云，2018）[※注]。其三，揭示了在“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光环下，却隐藏着一个“贸易悖论”：中国制造业出口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和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提升的重要现象（邹文英、陈爱贞，2017）[※注]。其四，中国成功嵌入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价值链，逐步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中，中国企业被“俘获”在低附加值环节，缺少价值链控制力和分工主动权，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上实现中高端攀升遇到“天花板”，张杰和郑文平（2017）的研究则对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给出了解释（洪俊杰、商辉，2018；2019）[※注]。其五，发现了中国情景下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加重视设备等资本品的进口与更新，也更为重视研发创新活动的重要现象（毛其淋，2019）[※注]。
【作者简介】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产业经济、创新经济学以及国际经济学的交叉领域与中国经济问题。zhangjie0402@ruc.edu.cn。
郑文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wenpingzheng@uibe.edu.cn。
第2 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内容概览】
1.议题/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是政府努力解决的重大经济结构问题。然而，有关实体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学界和政策界并没有形成共识。
2.结论
“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严重的实体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在R0上表现为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在R1上表现为服务业和工业发展的失衡，在R2上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
实体经济未来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其一，提高制造业供给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其二，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共生，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其三，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化解“虚实结构失衡”，重点防范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3.论证
本文提出了实体经济分层框架。第一层次（R0）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核心，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第二层次（R1）包括R0、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为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第三层次（R2）包括R1、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业，这是实体经济的整体内容，也是最广义的实体经济。R2和金融业、房地产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整体，也就是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构成的整体经济。基于这个框架，本文测算了“十八大”以来中国三个层次实体经济的增长情况。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具有如下创新。其一，提出实体经济分类框架，进一步论证我国经济近些年的“脱实向虚”趋势。其二，提出我国经济存在三个层面的失衡，揭示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机理。其三，提出了我国未来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三个方面政策思路。
自本文公开发表（2017.9）至今，本文被引66次，其中被学术引用58次。沈丽、李世美（2018）[※注]着重关注本文“将实体经济分为三个层次”的做法。众多文献吸收了本文的思想，进行构造模型、实证研究或者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如黄贤环等（2018）、[※注]杜勇等（2017）、[※注]易宪容（2018）、[※注]刘雅娇等（2018）[※注]。
【作者简介】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主编，《经济学动态》主编。主要研究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七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专著奖”（第二届）和“优秀论文奖”（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
第3 融资约束、出口模式与外贸转型升级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为何在融资约束现象普遍存在的中国，出口如此迅猛？传统比较优势可以完全解释这个现象吗？本文试图以中国经济特征事实为基础，通过扩展现代国际贸易模型，揭示这些看似与现代贸易理论矛盾的中国现象的内在经济学逻辑，厘清融资约束影响异质性企业出口模式选择行为的微观机制。
2.结论
（1）出口导向型的贸易融资政策是导致我国企业出口密集度呈“双峰分布”的原因之一。（2）以弥补固定成本为主的出口导向型政策会使异质性企业产生分类效应。（3）缓解融资约束将对企业出口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能促进我国外贸企业转型升级。
3.论证
论文基于融资约束环境下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讨论了“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和“出口密集度约束”两种情形下，异质性企业对出口模式的选择。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performanceijp=β0+β1bcreditijp+δX+eijp
其中，被解释变量performance表示企业的表现，下标i、j和p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省份；解释变量bcredit表示企业的银行贷款融资，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虚拟变量；e为随机扰动项。
论文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了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等回归模型和方法。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与之前相关文献相比，本文的特点如下：不仅分析了加工贸易等特殊贸易模式，还考虑了企业内生选择不同出口密集度的情形；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出口密集度的影响；在理论模型上，本文没有通过异质性需求系统来引致企业不同的分类模式。本文可以解释中国“融资约束严重”与“出口发达”并存的经济现象，包括“低价出口之谜”和“内外销分离”。
自本文公开发表（2017.5）至今，总计他引20次。这些文献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本文是研究金融市场与我国贸易转型升级问题的代表性文献之一（罗润东、李超，2018[※注]；张健、鲁晓东，2018[※注]）。其二，本文是研究要素市场扭曲与本土企业出口与投资行为等问题有价值的研究之一（易先忠、欧阳峣，2018[※注]；王聪、林桂军，2019[※注]）。其三，本文有助于厘清中间品进口与出口模式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思路（张先锋、谢正莹、蒋慕超，2019[※注]）。其他引用文献吸收和拓展了本文的思想内涵和模型方法，针对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等议题展开了各类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
刘晴，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liuqingdm@sina.com。
程玲，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chengling931121@sina.com。
邵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主要研究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sz2015study@163.com。
陈清萍，安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aufecqp@126.com。
TOP4 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在提交给中美经济和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Scott（2005）指出：“大家都认为我们只是失去了像纺织服装行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但能保持和增长资本密集和高技术领域的工作机会，可是数据表明以上常识欺骗了我们——中国在如汽车和航空等高科技核心行业的出口份额也在增加。”因此，中国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和升级，一直是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具有争议的问题，而科学合理测度贸易出口技术含量是回答该问题的关键。
2.结论
自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的技术确实在升级和优化：总出口和各行业出口的全部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都呈现增长态势，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弱收敛，但几乎仍处于世界最低端，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3.论证
本文将尝试提出一种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其原理与贸易增加值核算原理基本相似。利用全球（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测度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本文提出的国内技术含量是指产品的完全国内技术含量，即从产品全部技术含量中扣除了从国外进口的技术含量，后者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国外中间投入品的技术含量。
样本数据来自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1995-2011年）。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的新测算方法，克服了传统出口技术水平和结构测度方法的主要缺陷，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文章结论有力的驳斥了“中国技术威胁论”。不过，如下方面值得深入探讨。其一，本文用行业劳动生产率指标来代替各国的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存在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也许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或其他指标更科学。其二，发达国家少数行业的技术含量排名位次的大幅下降，反映的可能是这些国家的产业转移现象，有待证实。
自本文公开发表（2017.1）至今，总计他引25次，这些文献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本文将视角从单一iPhone产品延伸至中国高技术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所得结论同Schott（2008）截然相反，后者主要源于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的“误导性”（谢锐等，2017[※注]）。其二，本文是利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法测度全球价值链地位之一（杨仁发、李娜娜，2018[※注]）。其三，本文是毛海欧、刘海云（2018）[※注]测算方法的基础，后者提出了出口技术含量集约边际、结构边际和规模边际的概念及测算方法，据以分析了中国出口技术含量三元边际的变化特征，为特定机制检验提供了可能。
【作者简介】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nihongfu_justin@126.com。
第5 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在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我国并购常常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这启发了本文的研究：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真的与其他国家存在系统性差异吗？
2.结论
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之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这可能反映了特定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基本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
3.论证
国际文献已经总结了发达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包括资源获取、战略资产获取和市场获取，以及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东道国制度质量。本文以此为基准，检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模式。
为解决传统文献中仅估计投资流量（集约边际），忽略投资区位决策（广延边际）而带来的样本选择问题，本文采用Helpman et al.（2008）基于Heckman（1979）广义二阶段引力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
基本模型设定如下。假定中国在t年到东道国c的潜在并购交易量ysup*ct（即潜变量，latent variable）由以下引力方程决定：
其中，Ict，Rct，Tct，Mct依次为东道国c在年度t的制度质量、自然资源、战略资产和市场，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我们将这些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向量xct为控制变量，包含引力方程里面的标准因素以及潜在目标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滞后一期）和年度固定效应。uct为服从正态分布（0，σsup2）的扰动项。
第一阶段估计的区位选择方程为：
第二阶段则是包含Inverse Mill’s Ratio的投资规模方程：
实证数据来源于Thomson Financial SDC Platinum database，样本期为1985-2012年，从中提取出中国海外并购的交易案例。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总结如下。第一，本文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投资方式，系统地研究我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第二，基于二阶段引力模型的计量方法有效解决以往文献中存在的有偏估计问题，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系统研究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决策和投资规模决策。第三，采用目前最权威的并购数据来源，避免了案例研究等小样本方法的不完整性或研究结论的特殊性。
本文被《金融研究》和《世界经济》等知名期刊引用40余次。例如，本文的如下结论得到认可：中国海外投资更加关注当前因素而非母国未来经济潜力等长远因素（沈春苗、郑江淮，2019[※注]）；自2002年开始，中国海外并购表现出技术获取动机（王碧珺等，2018[※注]）。
【作者简介】
刘青，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投资。qliu1997@gmail.com。
陶攀，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直接投资。angelatao0531@163.com。
洪俊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直接投资。hongjunjie@uibe.edu.cn。
第6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国证据的研究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在当前全球平衡增长的新形势下，我国外贸战略的重心开始逐步由突破出口障碍向扩大进口规模、促进贸易平衡的方向转化，因此，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出口产品升级和贸易结构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围绕上述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何？本文尝试利用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贸易数据，全面系统地考察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2.结论
通过“中间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是，因企业生产率水平、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以及中间品进口来源国和中间品技术含量的不同，该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进口中间品对出口制成品质量的积极影响。
行业出口质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作用有限；另外，在中间品进口提升行业出口质量过程中，资源再配置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
3.论证
首先，中间产品质量效应。企业进口的中间产品是国外企业研发投入和高技术水平的体现，其往往代表着更高的质量水平，而更高的中间产品质量水平能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其次，产品种类效应。进口的中间产品和国内中间产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增加了企业可以使用和选择的中间产品种类，从而会降低企业进口中间品的价格和成本，使得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进行企业产品质量升级方面的投入。第三，技术溢出效应。国内厂商将进口的中间品用于本国的生产过程，通过对进口的高技术水平的中间产品进行模仿和创新，使企业获得正的技术外溢效应。
为了考察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既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以下回归模型，并使用2SLS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Quait表示企业产品质量，Inputit为企业层面的中间品进口额，vi和v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Xit为一组控制变量。
本文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是2000—2007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其中海关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企业层面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不但丰富了国内外有关中间品贸易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文献研究，而且有助于理解近年来中国“为出口而进口”战略的经济绩效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动力来源。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王雅琦、张文魁、洪圣杰（2018）：“与我们最相关的研究为许家云等（2017），他们发现，在2000～2007年间，中间品进口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与他们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我们主要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负面供给冲击对出口产品质量造成的影响，以及国内上游产能对这一负面冲击的缓冲能力。”
【作者简介】
许家云，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贸易与中国经济。xujiayun321@163.com。
毛其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maoqilin@nankai.edu.cn。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教授。anganghu@tsinghua.edu.cn。
第7 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反倾销已成为中国出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最严重障碍。那么，以反倾销为主要形式的贸易壁垒是否会显著影响中国企业参与GVC？该影响对于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是否方向一致、幅度相等？可能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对提高中国在GVC中的地位会产生什么效应？
2.结论
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措施，会显著不利于中国各行业参与GVC。无论是反倾销的发起，还是案件的肯定性裁定，都会降低中国参与GVC的程度，抑制中国在GVC上地位的提升。
3.论证
根据Wang等（2013）提出的新方法，我们测算了一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部分，并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国内增加值率加以区分。随后，本文建立理论框架，从直接效应、连带效应、报复效应、选择效应、冻结效应等五个方面揭示出反倾销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
在实证部分，我们首先计算出中国各行业总体、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的国外增加值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随后整理出各行业遭遇反倾销状况，包括是否遭遇、遭遇案件数、裁定倾销数和裁定损害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纳入一系列行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为揭示反倾销对价值链嵌入地位的影响，我们将各行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和上游度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行业的产出价格指数作为反倾销变量的工具变量。
实证模型如下：
（1）式为反倾销方程，其中AD为反倾销变量，包括是否遭遇、遭遇案件数、裁定倾销数和裁定损害数，Price为产出价格指数，Z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残差项。（2）式为GVC方程，其中F为测度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变量，包括总出口、最终产品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以及价值链地位指数和上游度指数五个变量，X为控制变量向量，ε为残差项。在两式中，i为行业，t为时间。
基于WIOD原始数据，我们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同13个贸易伙伴、14个行业的三种增加值率（样本量为3094）以及14个行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和行业的上游度指数（样本量为238）。
本文使用的计量方法为广义矩法（GMM）。
4.作者自评和他评
同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按照可以分解出总出口各个部门的价值及结构的最新方法，实现对中国同贸易伙伴中间品贸易流量的彻底分解，科学地测算出中国各行业在向特定贸易伙伴的出口中嵌入GVC的程度和地位。二是将反倾销同GVC参与结合起来，明确地揭示中国参与GVC的影响因素与制约条件，为中国企业实现在GVC中地位攀升提供启示。
诸竹君等（2018）[※注]认为，本文关注贸易壁垒、制造业服务化和上游垄断等因素对出口品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所得政策建议是有益的。
【作者简介】
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wangxiaosong@ruc.edu.cn。
吕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贸易。nklvyue@126.com。
赵春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cmzhao@bnu.edu.cn。
第8 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地位的影响分析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人民币是否成为国际经济往来中的“隐性锚”？在当前阶段分析这个问题，讨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影响，具有显著现实意义。
2.结论
第一，近年来，由于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以及与中国有密切经济往来国家的“货币锚”，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会强化这一关系。
第二，在2001Q1-2009Q4期间，全球大多数国家受到人民币汇率冲击不显著，而在2010Q1-2015Q1期间，人民币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货币币值变动的重要隐性“货币锚”，人民币汇率对这些国家影响呈现出负向关系，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商品进口国和资本输出国。
第三，在2001Q1-2015Q1期间，中国名义资本账户没有显著变化，而中国实际资本账户曾经在2004-2011年期间，有超过名义资本账户迹象。
第四，尽管中国对实际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持稳健态度，但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加快有利于提升人民币隐性“货币锚”地位，有利于人民币周边化与国际化，会让更多国家在国际经济往来中，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储备和投资货币。
3.论证
本文结合利率平价理论、占比法和F-H条件，计算了中国实际资本账户开放度，再运用经典的“货币锚”模型，讨论了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地位的影响。
本文在经典“货币锚”模型基础上，体现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关系，加入交互项来表示这一过程，提出以下模型：
其中，加入交互项KAOPENΠ*CNY，Π从1到3，分别表示前文计算中国实际资本账户开放度KAOPEN1、KAOPEN2、KAOPEN3与人民币汇率的交互项。
在基准模型中，选取IMF汇率数据库中全部国家作为样本国家，数据为2001Q1-2015Q1季度数据。以2010年为界，本文将模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回归。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选题具有明显现实意义，对以前相关文献进行了清晰梳理，探索了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加快有利于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内在机理，内容设计较为合理。但是，资本账户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理论模型仍然是本文需要加强的部分。
本文将货币与资本账户对外开放程度的交互项引入货币模型，尝试拓展线性货币模型，其中引入交互项的做法对相关研究启示较大（郭建伟，2018[※注]）。本文的结论得到部分文献肯定（丁剑平等，2018[※注]）。
【作者简介】
杨荣海，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货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yfinance@126.com。
李亚波，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海外投资。ybli4042@sina.com。
第9 出口与内需的结构背离：成因及影响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长期以来，中国严重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模式，十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这种模式的成因及影响，并据此得出有益的政策启示。
2.结论
（1）“出口—内需”背离是“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不能有效对接与联动发展的实质体现。这种背离既基于发挥比较优势和深度融入产品内分工等合理因素，也由制度不完善之因。（2）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出口—内需”背离，会加大被锁定于低端产品结构的风险。（3）“出口—内需”背离如果不能利用大国内需优势而缓解，就会明显抑制大国出口的升级。
3.论证
该文严格遵循“典型事实——理论假说——经验证据”的分析范式。首先，根据“出口—内需”假说的理论共识，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四分位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数据，测算51个经济体出口与内需的结构背离度。其次，刻画与“出口—内需”背离相关的三个特征事实，根据三个特征事实提出三个系列假说，并厘清其内在机理。再次，设计三个序列方程，在严格识别制度环境工具变量的基础上，依次检验三个研究假说。第一步，以51个经济体1997-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方法在下式中检验假说1：
deviait=α0+α1institutionit+∑Xit+ξt+μi+eit
其中，devia代表“出口—内需”背离程度，institution代表制度环境，X为控制变量，ξ代表时间效应，μ度量不同经济体的个体差异，e为随机扰动项。第二步，在证明假说1的基础上，根据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原理，以工具变量拟合值检验法检验假说2。第三步，在证明假说2的基础上，以工具变量拟合值检验法检验假说3。在此基础上，以多种替代指标（两类工具变量、两种制度变量，三种出口升级指标）和多种检验方法（IV-2SLS、分类检验法、工具变量拟合值检验、基于工具变量的三阶段估计方法等）保障结论的稳健性。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从外贸起源视角，提出中国应当遵循经典理论共识，通过构建“内需引致出口”的制度环境，形成依托国内大市场的内生外贸发展机制。不仅从“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有效对接与联动发展视角，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途径，对新时代构建具有“大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新体制，也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和重要参考价值。
自本文公开发表（2017.7）至今，总计他引9次，全文转载3次。这些文献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文章设计的“出口—内需”背离指数不仅可度量两者的关联程度（臧新和姚晓雯，2018[※注]），也以作为反映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发挥效应的替代变量（金莹和戴翔，2019[※注]）。其二，加深了对产业结构与外贸结构内在关联的认识（成艳萍和陈海英，2018[※注]；顾晓燕和田家林，2018[※注]）。其三，从本土需求视角提出了外贸转型升级的新途径（薛志烜和胡永和，2018[※注]；吴飞飞等，2019[※注]）
【作者简介】
易先忠，南京审计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yixianzhong007@163.com。
包群，南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baoqun@yeah.net。
高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贸易。gaoly@cass.org.cn。
张亚斌，湖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yabinzhang@hnu.edu.cn。
第10 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研究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关于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三大改革的排序，系统性的论证十分少见。本文聚焦于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并梳理了相关国际经验，为破解目前的金融改革迷局提供新的依据。
2.结论
汇率自由化与利率市场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并且共同促进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汇率自由化不仅有利于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改革的实现，而且更有助于抑制货币危机的爆发。因而三项改革的顺序应该是汇率先行，利率跟随，资本账户最后。
中国三项改革的现实顺序同本文的预测并不相符，亟需调整。
3.论证
借鉴“三元悖论”和货币危机理论等研究新进展，本文首次将格兰杰因果思想应用于离散型面板数据，使用有序logit或probit模型，全面分析全球66个国家35年间利率、汇率和资本账户改革之间的影响，揭示它们是否是彼此管制放松的前提条件。其中，利率市场化程度、汇率制度自由化程度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等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外汇储备、政府财政支出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制度民主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此外，本文还定量分析考察三大改革对防范货币危机的作用：被解释变量是货币危机，核心解释变量为利率市场化程度、汇率制度自由化程度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控制变量为GDP的实际增速、信贷增速、通货膨胀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汇率低估程度和M2占外汇储备比重，采用logit和probit模型进行混合数据回归。
4.作者自评和他评
借鉴国际研究新进展，首次将格兰杰因果思想应用于有序probit和logit模型，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三项改革政策安排、组合的一般促进经验和推进顺序；定量分析三大改革对防范货币危机的作用；使用数量型指标清晰描述了我国三大改革的进程，检讨我国当前金融改革推进顺序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方向。
本文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2017年第9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评论》（作为封面论文）、“学界头条网站”和《财经》杂志转载，并荣获第十届广东省优秀金融科研成果二等奖。
目前，该论文已被引9次。有学者认为，本文是2017年国际金融领域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方面的三项重要研究之一（卫兴华、何召鹏，2018）[※注]；提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三种模式（彭红枫等，2018[※注]；阙澄宇等，2019[※注]）；对中国金融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王爱俭等，2019[※注]）。
【作者简介】
陈中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hongyeczf@163.com。
王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lnswx@mail.sysu.edu.cn。
王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国际金融。nkwangwei6@126.com。
第10 开放经济下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国际经验与中国启示
【内容概览】
1.议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主要依靠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迫切需要依靠创新发展来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转变。知识资本是加快创新发展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要素，如何有效配置知识资本等创新要素，增强创新活力和创新效率，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重大战略问题。
2.结论
全球样本结果显示：国内知识资本和国外知识资本溢出都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创新设施资本和技术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比较明显。
分创新俱乐部结果显示：不同知识资本要素对不同创新俱乐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研发资本、技术资本和FDI渠道对创新领导俱乐部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追赶和创新缓慢俱乐部；人力资本和进口渠道对创新追赶俱乐部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领导和创新缓慢俱乐部；创新设施资本和技术差距对创新缓慢俱乐部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领导和创新追赶俱乐部。
3.论证
本文将知识资本引入生产函数，构建开放经济下宏观知识生产函数理论模型，综合分析了国内外知识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于理论模型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TFP代表全要素生产率；RCsupd、HCsupd、HCsupd、ICsupd分别表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创新设施资本和技术资本；KCsupim、KCsupfdi分别表示基于进口和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知识资本；GAP表示国内外技术差距。
本文在对实证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运用组间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分别对全球整体和不同创新俱乐部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全球130个经济体1981-2010年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统计数据库。创新俱乐部类型的划分依据系统聚类法得到，其中创新领导俱乐部包含22个经济体、创新追赶俱乐部包含77个经济体、创新缓慢俱乐部包含31个经济体。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本文指出微观知识资本和宏观知识资本的内涵及研究方法存在很大差异并对宏观知识资本进行了界定。第二、本文将国内知识资本分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创新设施资本和技术资本以及国外知识资本分为进口和FDI溢出知识资本，研究不同类型知识资本对跨国层面和俱乐部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问题。
汪丽娟等人（2019）沿用本文的建模思路，分析了一个包括两国三部门的经济系统中双向FDI技术溢出对TFP的作用机制。
【作者简介】
程惠芳，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企业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chf@zjut.edu.cn。
陈超，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知识资本、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创新驱动发展与技术进步。chenc@zucc.edu.cn。
（三）第12-100名榜单
2017年世界经济学最佳中文论文第12-100名榜单
大国创新道路的经济学解析欧阳峣、汤凌霄（2017），《经济研究》，第9期，第11-23页。
融资约束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理论与证据马述忠、张洪胜、王笑笑（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83-107、206页。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孙楚仁、张楠、刘雅莹（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第83-96页。
“东亚模式”的启迪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之谜”的揭示陶新宇、靳涛、杨伊婧（2017），《经济研究》，第11期，第43-58页。
集群商业信用与企业出口——对中国出口扩张奇迹的一种解释马述忠、张洪胜（2017），《经济研究》，第1期，第13-27页。
进口贸易、本土关联与国内价值链重塑黎峰（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第25-43页。
“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佟家栋、谢丹阳、包群、黄群慧、李向阳、刘志彪、金碚、余淼杰、王孝松（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第5-59页。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余淼杰、张睿（2017），《管理世界》，第5期，第28-40、187页。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毛其淋、许家云（2017），《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485-524页。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贸易协定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钱学锋、龚联梅（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第81-98页。
环境规制、技能溢价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余东华、孙婷（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第35-53页。
准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动力转换——从“追赶导向”到“竞争导向”黄先海、宋学印（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第60-79、206-207页。
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鲁晓东、刘京军（2017），《经济研究》，第9期，第39-54页。
中间投入品进口、产品转换与企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钱学锋、王备（2017），《经济研究》，第1期，第58-71页。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影响与机制分析吕越、黄艳希、陈勇兵（2017），《世界经济》，第7期，第28-51页。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许和连、成丽红、孙天阳（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第62-80页。
制度质量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何影响PPP项目的成效——基于“一带一路”46国经验数据的研究罗煜、王芳、陈熙（2017），《金融研究》，第4期，第61-77页。
中国应加速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吗？——基于DSGE的政策模拟研究杨小海、刘红忠、王弟海（2017），《经济研究》，第8期，第49-64页。
中国怎样迈向贸易强国：一个新的分析思路裴长洪、刘洪愧（2017），《经济研究》，第5期，第26-43页。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经验证据李兵、李柔（2017），《世界经济》，第7期，第102-125页。
“811汇改”提高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基准地位吗？李政（2017），《金融研究》，第4期，第1-16页。
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的空间溢出邵朝对、苏丹妮（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第94-114页。
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金春雨、张龙（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第25-42页。
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朱军（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第5-24页。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范如国（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65-83、206页。
FDI质量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白俊红、吕晓红（2017），《金融研究》，第5期，第47-62页。
税收竞争、资本外流与投资环境改善——经济增长与收入公平分配并行路径研究刘穷志（2017），《经济研究》，第3期，第61-75页。
用地成本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黄玖立、冯志艳（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第100-118页。
期望差距与企业国际化速度：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宋铁波、钟熙、陈伟宏（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第175-192页。
马克思的国际观及其当代价值姜安（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第4-26、204页。
可置信政策、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国际经验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启示王道平、范小云、陈雷（2017），《经济研究》，第12期，第119-133页。
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苏杭、郑磊、牟逸飞（2017），《管理世界》，第4期，第70-79页。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蒋冠宏、蒋殿春（2017），《世界经济》，第7期，第126-146页。
中间品贸易、价值链嵌入与国际分工收益：基于中国的分析彭支伟、张伯伟（2017），《世界经济》，第10期，第23-47页。
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刘瑞翔、颜银根、范金（2017），《经济研究》，第5期，第89-102页。
本地服务要素供给与高技术产业出口——来自中国省际细分高技术行业的证据陈启斐、张为付、唐保庆（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第81-99页。
创业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效应与机理田毕飞、陈紫若（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第136-154页。
“官出数字”：官员晋升激励下的GDP 失真卢盛峰、陈思霞、杨子涵（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第118-136页。
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吴福象、段巍（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44-64、206页。
“一带一路”战略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张述存（2017），《管理世界》，第4期，第1-9页。
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分析魏龙、王磊（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第71-86页。
国际会计准则的困境与财务报表的改进——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视角周华、戴德明、刘俊海、叶建明（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4-25、204页。
完成“811汇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向分析余永定、肖立晟（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第23-41、4页。
竞争优势、资产价格与中国海外并购谢红军、蒋殿春（2017），《金融研究》，第1期，第83-98页。
汇率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跨越的影响研究丁志杰、谢峰（2017），《金融研究》，第2期，第42-53页。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宋超、谢一青（2017），《世界经济》，第8期，第78-102页。
异质性企业、出口强度与技术升级岳文、韩剑（2017），《世界经济》，第10期，第48-71页。
中国企业出口频率：事实与解释蒋灵多、谷克鉴、陈勇兵（2017），《世界经济》，第9期，第51-74页。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溢价研究孙淑伟、何贤杰、赵瑞光、牛建军（2017），《南开管理评论》，第3期，第77-89页。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真的失败了吗？——基于企业效率的再讨论蒋冠宏（2017），《金融研究》，第4期，第46-60页。
出口中学：基于企业研发策略互动的视角史青、李平、宗庆庆（2017），《世界经济》，第6期，第72-97页。
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冯宗宪、蒋伟杰（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3期，第166-176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杨连星、罗玉辉（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第54-70页。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上市企业融资成本韩乾、袁宇菲、吴博强（2017），《经济研究》，第6期，第77-89页。
自由贸易协定、制度环境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邓富华、霍伟东（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第75-93页。
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准确衡量：挑战与解决方法余淼杰、张睿（2017），《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463-484页。
世界秩序刍议秦亚青、阿米塔·阿查亚、时殷弘（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第4-31页。
上海自贸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反事实”思维视角王利辉、刘志红（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2期，第3-15页。
吃喝费用、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世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证据张璇、王鑫、刘碧（2017），《金融研究》，第5期，第176-190页。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进入策略蒋冠宏（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第119-136页。
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传导效应及其变动趋势：进口商品Armington替代弹性的视角孙飞、吴崇宇、陈福中（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第81-98页。
多产品企业、汇率变动与出口价格传递韩剑、郑秋玲、邵军（2017），《管理世界》，第8期，第14-26、187页。
跨界发展：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亚洲生产网络的边界扩展杨怡爽（2017），《当代亚太》，第1期，第26-43、157页。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对出口转换的影响研究毛日昇、高凌云、郑建明（2017），《管理世界》，第3期，第9-28、187页。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事实与解释彭水军、袁凯华、韦韬（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第3-20页。
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市公司职工劳动收入份额：趁火打劫抑或锦上添花王雄元、黄玉菁（2017），《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第135-154页。
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奇琦（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第30-45、156-157页。
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蔡海亚、徐盈之（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第3-22页。
中美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意义——以联合国大会投票为例庞珣、王帅（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181-203、208页。
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门洪华（2017），《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第36-46页。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张翔、刘璐、李伦一（2017），《金融研究》，第1期，第35-51页。
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达巍（2017），《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第21-37、155-156页。
出口退税政府间分担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刘怡、耿纯、赵仲匡（2017），《经济学（季刊）》，第16卷，第1011-1030页。
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与利益集团困局张成思、朱越腾（2017），《世界经济》，第4期，第55-78页。
国际货币基金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对美国国会投票的分析熊爱宗（2017），《世界经济》，第9期，第172-192页。
需求网络结构、销售策略与出口波动：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张龑、孙浦阳（2017），《世界经济》，第3期，第76-98页。
汇率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对美国一般贸易品出口技术结构沈国兵、黄铄珺（2017），《世界经济》，第11期，第95-119页。
基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模型的国际价值量决定机理研究刘晓音、宋树理（2017），《世界经济》，第10期，第3-22页。
全球价值链和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刘琳、盛斌（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3期，第3-13页。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潜力研究张会清（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7期，第85-95页。
汇率变动、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盛丹、刘竹青（2017），《世界经济》，第1期，第3-24页。
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联动关系与定价权归属研究李政、梁琪、卜林（2017），《世界经济》，第5期，第98-123页。
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陈中飞、王曦、王伟（2017），《世界经济》，第6期，第23-47页。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产业供需匹配与升级研究李杨、黄艳希、谷玮（2017），《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4期，第39-56页。
金融结构、双向FDI与技术进步景光正、李平、许家云（2017），《金融研究》，第7期，第62-77页。
“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建设：中国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徐奇渊、杨盼盼、肖立晟（2017），《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第134-148、7页。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研究毛日昇、余林徽、武岩（2017），《世界经济》，第4期，第29-54页。
中国企业并购敏感性海外资产的经验研究李诗、黄世忠、吴超鹏（2017），《世界经济》，第3期，第99-121页。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温湖炜（2017），《国际贸易问题》，第4期，第107-117页。
二、2017年世界经济学最佳英文论文TOP10
（一）TOP10榜单
2017年世界经济学最佳英文论文TOP10榜单
Capital 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South EuropeGopinath，G.、Kalemli-Özcan，Ş.、Karabarbounis，L.、Villegas-Sanchez，C.（201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2（4），1915-1967.
Household Debt and Business Cycles WorldwideMian，A.、Sufi，A.、Verner，E.（201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2（4），1755-1817.
Uncertainty Shocks in a Model of Effective DemandBasu，S.、Bundik，B.（2017）.Econometrica，85（3），937-958.
Trade and Inequality：from Theory to EstimationHelpman，E.、Itskhoki，O.、Muendler，M.、Redding，S.（2017）.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84（1），357-405.
Global Production with Export PlatformsTintelnot，F.（201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2（1），157-209.
News Shocks in Open Economies：Evidence from Giant Oil DiscoveriesArezki，R.、Ramey，V.、Sheng，L.（201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2（1），103-155.
The State of Applied Econometrics：Causality and Policy EvaluationAthey，S.、Imbens，G.（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2），3-32.
Machine Learning：An Applied Econometric ApproachMullainathan，S.、Spiess，J.（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2），87-106.
Exporting and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kin，D.、Khandelwal，A.、Osman，A.（201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2（2），551-615.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TransmissionCravino，J.、Levchenko，A.（201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2（2），921-962.
（二）TOP10内容概览
第1 南欧的资本配置与生产率
Capital 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South Europe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1999年欧元区成立后，资本大量流入南欧国家，导致这些国家实际利率不断下降，但是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为什么？
2.结论
对西班牙的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借贷成本同其规模负相关。实际利率的下降造成资本流向财富净值较高、生产率较低的公司，而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小企业则难以获得资本。这种资本的错配扩大了资本回报的离散度，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这种现象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也存在，但是在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德国、法国和挪威则没有出现。
3.论证
主要基于增长理论。在一个节俭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中，面临企业异质性、借款约束和资本调整成本。市场是垄断竞争的，企业利用资本和劳动组织生产，企业异质性主要体现在永久生产力上，同时也面临短暂的特殊生产力冲击。企业储蓄债券以稳定消费，并投资积累实物资本。企业生产满足CES生产函数，利用似然估计法求解相关参数。
利用了ORBIS-AMADEUS数据库1999-2012年企业层面的数据。与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普查数据不同，该数据库包含生产和财务报表信息，能够将企业实际产出与金融决策相关联。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自评：本文属于错配和金融摩擦方向的进一步研究。现有关于错配的研究大多关注国家间要素分配效益的差异及其对观测到的TFP差异的潜在解释力。到目前为止，对一国内部的错配动态鲜少有系统研究。关于金融摩擦的研究自然意味着微观层面存在资本错配动态，但是尚无实证研究试图将微观层面的资本错配动态和企业层面的金融决策以及金融摩擦的宏观影响联系起来。本文试图填补该空白。
他评：自2015年8月以NBER工作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至今（2019年8月26日），本文他引总计364次，引起欧洲中央银行、美国经济调查局、IMF等重要机构的广泛关注，并被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顶级期刊引用。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鉴于资本配置不当的上升正在成为一些国家生产率下降的一个重要解释，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Andrews & Petroulakis，2019[※注]）。其二，本文从一些外围国家资本错配的角度展示了资本流动和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Philippe Martin & Thomas Philippon，2017[※注]）。其三，本文发现了自1999年以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制造业资本错配（以边际产品标准差衡量）在稳定提升，即这种趋势在危机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Gilbert Cette at al.，2016[※注]）。其四，本文发现地中海国家1999年以来资本错配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摩擦引起的（Diego Restuccia & Richard Rogerson，2017[※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Gita Gopinath，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汇率。gopinath@harvard.edu。
Sebnem Kalemli-Ozcan，马里兰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金融、全球发展和应用增长理论。kalemli@econ.umd.edu。
Loukas Karabarbounis，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劳动经济学和国际金融。loukas@umn.edu。
Carolina Villegas-Sanchez，休斯顿大学，主要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发展。carolina.villegas@esade.edu。
贾春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欧洲经济。nkjiachunmei@126.com。
第2 家庭债务与全球商业周期
Household Debt and Business Cycles Worldwide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周期有什么影响？
2.结论
（1）家庭债务/GDP的上升预示着随后的债务逆转与较缓慢的GDP增长，且家庭债务对GDP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尤其在货币政策受限时，其负面影响更为强烈。
（2）贷款人和投资者预期错误导致信贷供给向外转移，并最终导致家庭债务上升，故正面的信贷供给冲击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先扬后抑的动态效应。
3.论证
本文的论证思路包括两部分：信贷需求与信贷供给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家庭债务对商业周期的影响。
首先，本文建立了基于信贷供给与需求的家庭债务模型。信贷的需求或供给导致的家庭债务扩张，只是放大了特定负面冲击（或为金融冲击，如借入方约束收紧；或为实体经济冲击，如生产率增长放缓）对经济增长的必然拖累效应。这种特定负面冲击可能是外生的，也可能不是外生的。信贷景气一旦终结（不管原因是什么），经济增长就可能受到抑制。实证时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法和截面分析法，其中利率变量设定为质押贷款利率同主权债利率之差。
其次，论证家庭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经济增速=F（家庭债务/GDP的变动；非金融企业债务/GDP的变动；控制变量）
其中，两个债务自变量相对于经济增速的滞后期数，分别设定数种情形；控制变量包括因变量的数种滞后阶数、利率、宏观经济摩擦（如货币政策约束与名义粘性）以及国家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关于宏观经济摩擦，本文将样本国家的汇率机制分为三种：实行固定汇率机制的国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机制的国家，汇率机制介于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国家。典型的粘性如工资粘性，而工资同就业/失业是“一体两面”现象，失业率变动同GDP之间的数量关系用回归方法得到实证。对各种情形下估计结果之间的差异，作者均进行了比较。采用动态递归VAR方法，诊断家庭部门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以Jord’a Local Projections进行稳健性检验。
样本时序为1960-2012年，含30个国家。
4.作者自评
本文的重要贡献如下。（1）有助于指导有关私人信贷和商业周期的新生理论文献。（2）强调贷方在解释信贷繁荣时期望错误的重要性。（3）对外部利润溢出的结果突出了“全球家庭债务周期”的重要性，并指出这是最近全球经济衰退的重要前兆。（4）突出债务驱动的“消费”渠道对商业周期动态的重要性。此外，本文提供了一些有前景且有待继续深入的研究方向：了解信贷供给的时际变化；解释家庭债务增长对产出的中期影响大于企业债务增长影响的原因，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①家庭债务和房价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住房在家庭财务中发挥的核心作用；②由行为偏差导致的，一些家庭对可用信贷的增加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③与家庭层面相比，公司层面有更为发达的制度安排来处理债务重组。
截止至2019年9月，本文他引共计276次，包括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等国际顶尖期刊的引用。这些文献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Defusco（2018）[※注]认为，对于理解驱动家庭债务总体变化的微观经济机制和指导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本文的结论至关重要。其二，本文强调了家庭债务增长对经济下滑的影响，并为使用资产负债表的杠杆指标预测经济下滑提供了基础，但是，家庭部门信贷/GDP的回归分析以及家庭债务变量近7.5年的最长半衰期都表明，资产负债表衡量指标相较于信贷市场情绪指标在预测未来产出增长方面是微不足道的（López-Salido et al.，2017[※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Atif Mian，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和金融学教授，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Julis-Rabinowitz公共政策和金融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金融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atif@princeton.edu。
Amir Sufi，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Bruce Lindsay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NBER研究助理，NBER企业融资计划的联合主任，主要研究金融和宏观经济学。amir.sufi@chicagobooth.edu。
Emil Verner，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金融、国际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everner@mit.edu。
李梓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专业2016级本科生。1633094427@qq.com。
第3 有效需求模型中的不确定性冲击
Uncertainty Shocks in a Model of Effective Demand
【内容概览】
1.议题
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总产出及其组成部分下降吗？产出、消费、投资和工时之间的协动关系，难以为标准的一般均衡模型（设定价格是弹性的）所刻画。本文尝试用另外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
2.结论
2008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飙升，导致2008年第4季度产出大幅下降，其中四分之一来自对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二分之一来自零利率下限。
3.论证
不确定性会导致宏观经济主要变量之间协动，这得到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实证支持：不确定性的冲击会显著降低生产、消费、投资和工时，这种反应在冲击发生之后约一年达到峰值。该效应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DSGE）得以呈现。
本文的DSGE模型包括住户部门、企业部门（含中间品厂商和最终品厂商）和央行。其中，住户部门追求终生效用最大化，其函数含住户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偏好，即贴现率受制于不确定性冲击；中间品厂商的目标是现金流最大化（给定总需求、不同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和最终品价格，生产函数受制于固定生产成本和生产率水平）；央行遵从泰勒规则，调整名义利率以稳定通胀和经济增长并对冲负面冲击；粘性价格设定成二次调整成本（quadratic-adjustment-cost）的；基准模型考虑住户贴现率和技术冲击（随机过程，时变二阶矩）。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取决于不确定性冲击过程的大小和持久性。不确定性的波动同芝加哥期权交易波动指数（VXO）一致，后者衡量标普100指数随后30天内的期望波动率。运算结果主要显示了弹性价格和粘性价格条件下模型对需求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以及货币政策特别是零利率下限在均衡效应中的作用及其同不确定性冲击效应的对比。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认为，不确定性冲击所导致的系列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发生协动现象，在本文所设计的DSGE模型得到充分反映。其一，不过，其实际利率内生的情形在现有文献关于竞争的、单部门的、封闭的经济体模型中，期望的（desired）协动在现有文献有关多部门且价格弹性的模型中，均未刻画出来。其二，本文主要聚焦需求的不确定性，而现有其他文献主要聚焦政策不确定性。此外，本文旨在理解不确定性上升在“大衰退”中的作用。
自2012年9月以NBER工作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至今（2019年6月20日），本文他引总计387次，这些文献对本文的评价要点如下。其一，本文模型提出的如下假设十分关键，使其能够较好吻合经验证据：“经济对不确定性冲击的响应是渐近线的”（de Grootetal.，2018[※注]）。其二，本文的研究显示，企业对风险的态度不应该被现代宏观经济模型所忽视（He，2019[※注]）。其三，本文的可靠结论启示决策者，经济政策有必要考虑不确定性的程度（Clance et al.，2019[※注]）。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Susanto Basu，波士顿学院经济系。Susanto.basu@bc.edu。
Brent Bundick，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Brent.bundick@kc.frb.org。
李丽，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数量经济与经济统计。1325084798@qq.com
第4 贸易与不平等：从贸易理论到实证估计
Trade and Inequality：from Theory to Estimation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就贸易与工资不平等这一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了工资在不同职业与不同产业的差异。而最近的企业异质性理论则指出，在职业与产业内，工资不平等同样可能发生。运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本文提出了企业层面的理论模型，将工资、企业的雇佣行为和出口状态联系起来，并实证检验了巴西的情况。
2.结论
对于某一企业而言，出口会增加其雇员并提高雇员工资率（市场获取效应）。此外，出口企业的平均雇员和工资也高于非出口企业（选择效应）。从封闭经济体转向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工资不平等性会增加大约10%。
3.论证
在一个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提供水平差异化产品，需求采取CES函数形式设定。企业出口需支付固定成本，而后者受到某一随机变量的影响。企业的收入包括国内收入与出口收入，并受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雇佣决策方面，劳动者的能力服从帕累托分布，并假定劳动者与企业只知晓分布而不知晓能力的实现值。
企业决策的时序如下：每一企业给定三元组，即生产率、筛查成本与出口固定成本。而后企业决策是否出口，并决定雇佣的员工数量。此后，企业决定能力筛查阈值，并雇佣能力在该阈值以上的员工。最后，企业与员工进行多边议价以决定工资。
该模型增加了两方面的企业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异质性与筛查成本异质性。模型对出口与工资不平等的预测包括市场获取效应和选择效应。
基于理论模型的均衡解析式，本文设定了简约的实证模型（对数线性），并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本文使用的数据为巴西制造业1986-1998年的数据，样本包括每年638万名雇员信息与92513家雇主信息。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贸易为所有公司和劳动者都提供了机会，但只有部分公司能够善加利用，这成为了贸易影响工资不平等的核心机制。后续研究可进一步丰富与识别贸易为企业带来的潜在收益，例如不同出口目标国市场可能产生不同的收益。
自本文公开发表（2012年，NBER工作论文）至今，总计他引366次，包括中文论文的引用。这些中文文献对该文的评价要点如下。第一，本文结合了异质性企业理论与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理论，构建了解释企业内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弥补了早期贸易理论如H-O定理，SS定理的不足（陈昊、陈哲，2015[※注]；杜威剑、李梦洁，2016[※注]；李清如等，2014[※注]；）第二，本文构建了劳动力市场中，衡量企业出口、生产率冲击等诸多指标，从而在实证层面丰富了企业出口与员工收入的关系（马述忠等，2016[※注]；文磊等，2015[※注]）。第三，本文运用了巴西的数据，丰富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权家敏，2014[※注]）。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Elhanan Helpman，哈佛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ehelpman@harvard.edu。
Oleg Itskhoki，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itskhoki@princeton.edu。
Marc-Andreas Muendler，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muendler@ucsd.edu。
Stephen J.Redding，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reddings@princeton.edu。
王诗桪，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主要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网络经济学。wangshixun@ruc.edu.cn。
第5 拥有出口平台的全球生产
Global Production with Export Platforms
本文中文编译稿已发表于《世界经济年鉴2017》第47-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第6 开放经济体里的新冲击：来自石油大发现的证据
News Shocks in Open Economies：Evidence from Giant Oil Discoveries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开放经济体的新冲击对生产有什么影响？本文以世界级油气大发现这样的新冲击为例来研究这个。
2.结论
从油气发现到影响产出，平均有4-6年的时滞。经常账户和储蓄率在油气发现之后的五年里会下降，但随后一段时间会双双飙涨；投资在油气新发现不久后就会稳定上升，但GDP会在头五年内保持稳定，之后则会增加；就业率会轻微下降并在低位保持一个时期。
3.论证
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基于一大批国家估计了油气大发现的效应。
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具有两个部门：石油部门和非石油部门。部门1为非石油部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其生产遵从C-D函数（规模报酬不变）。部门2为石油部门，生产要素为资本、劳动力和可生产石油储备（producing oil reserves），其生产遵从C-D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投资存在调整成本，因而两部门之间的资本在同一时间内不能重新配置；所有商品均可贸易，消费者仅消费货物1，为得到货物1可用石油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换。经常账户差额可以储蓄和投资来定义。通过设定相关参数，可以基于该模型模拟关键变量间的效应，如经常账户差额、储蓄率、投资率和产出对石油大发现消息的反应。
实证遵从准自然实验法（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pproach）。该法不依赖VAR结构和敏感的识别假设。具体地，实证模型设定为动态面板模型，石油发现以分布滞后形式进入其中：
yit=A（L）yit+B（L）Discit+αi+μt+γ′1Zit+Єit
其中，yit为宏观经济因变量，包括真实GDP（本币，对数）、经常账户差额/GDP、储蓄率、投资率、真实消费（本币，对数）和就业人数/总人口；α和μ分别表示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z为控制变量；Disc为新发现石油（净现值）。
该模型除前述基准设定外，还有三方面的扩展作为扩展模型。
样本时序：1970-2012，约180个国家。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
4.作者自评
本文的发现——“关于未来经济事件的新闻会立即带来反应”——同既有相关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新闻驱动的商业周期文献中，反常冲击通常针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相比之下，本文的“冲击”有自己的特色，但仍需要用时序和DSGE模型法更严肃地考虑新冲击的属性。值得怀疑的是，通用技术最终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最初仅蕴藏于少数部门的公司中。所有新闻冲击对产出和经常账户差额波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比例来自石油大发现新闻？本文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本文的新闻冲击测度可能有助于其他人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Rabah Arezki，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Valerie A.Ramey，供职于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UCSD）经济系和NBER。Liugang Sheng，供职于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
刘仕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世界经济统计和计量。liusg@cass.org。
第7 应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因果性和政策评估
The State of Applied Econometrics：Causality and Policy Evaluation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推断政策效应的一条黄金准则就是进行随机控制实验，但是，许多实验在现实中难以实施甚至根本无法实施。为此，应用经济计量学开发的许多方法都基于可观察数据，这些方法在评估政策效果方面可靠性如何？
2.结论
在估计政策效应架构下，计量经济学新进开发了许多工具来严肃处理因果性。其中有些工具使用的复杂性较之前大大增加，如回归不连续性方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和多次差分估计（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estimation）方法。本文强调，这些工具如果能够同其他方法结合起来，可更为严肃地处理回归性问题。机器学习方法（Machine learning methods）是一种新工具，可改善高维设定中的因果效应估计。
3.论证
本文首先综述了项目评估的新进展，然后分析了部分估计与识别策略的可信度，最后评估了机器学习方法在应用经济计量方法的发展潜力。
项目评估的主要方法包括回归不连续性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综合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多次差分法、伴有多值处理时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网络与社会互动中的因果效应、外部验证。
作者评估了如下估计与识别策略的可靠性：Placebo分析、稳健性与敏感性间关系的分析、识别与敏感性间关系的分析和回归不连续性设计。
机器学习分为“有监督的机器学习”和“无监督的机器学习”。其中，“有监督的机器学习”主要聚焦于预测问题，可用于许多重要的政策性议题。“无监督的机器学习”主要聚焦数据中结构（pattern）的发现方法，在涉及文本、图像或其他非常高维的数据时，应用潜力很大。
同许多计量经济学方法相比，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高度依赖数据驱动的模型选择，绝大多数会通过交叉验证，通常主要聚焦于无关推断应用的预测绩效。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法做出的预测不是典型无偏的，估计因子可能不是渐进正态的，也并不以被估量因子为中心。机器学习方法相关文献几乎不强调渐进正态性。
4.作者自评
本文聚焦计量经济学近期的发展，有助于政策效应的研究者。文中所选议题和案例并非相关研究的全部，但挑选本身是精心和客观的。
本文发表后，被引307次，包括来自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的文献。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Susan Athey，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和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教授，NBER研究员，主要研究产业组织、微观经济理论和应用计量经济学。athey@stanford.edu。
Guido W.Imbens，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应用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学教授，NBER研究员，主要研究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imbens@stanford.edu。
刘仕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经济统计和计量。liusg@cass.org。
第8 机器学习：应用经济计量学的一个方法
Machine Learning：An Applied Econometric Approach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机器学习是怎么工作的？应用经济计量学怎样应用机器学习？
2.结论
机器学习不仅提供了一种新格局，而且解决了一个不同的问题。
人工智能问题困扰研究人员数十年了。与其反思人脑解决问题的规则，不如将问题求解办法转换成程序，于是对人脑工作机制的演绎转换成归纳，人们只需简单地让数据告知我们哪些规则运转最棒。
对实证主义者来说，这些理论驱动的分析模式同数据驱动的分析模式已经并行不悖。许多估计方法已经建基于自上而下、理论驱动和演绎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其他方法已在简单地让数据说话了。机器学习方法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前所未有地清楚倾听数据不得不说的内容。这些方法不必彼此抵牾。
从长远来看，新的实证工具将有助于扩展我们所探究问题的种类。越来越多地使用随机控制也会改变实证研究者探究问题的种类。最终，机器学习可能会扩展我们工作的范围：不仅传输新数据或使用新方法，而且让我们聚焦新问题。
3.论证
本文聚焦“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机器学习的工作机制是什么？机器学习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预测”事宜：用x预测y。它擅长智能任务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发现预先未予设定的复杂结构，能够对数据拟合复杂且灵活的函数形式但不过度地拟合，它发现的函数在样本之外也性能良好。与此相左，许多经济学应用解决的是“参数估计”事宜：为y同x间的关系参数提供良好的估计值。机器学习算法却不是为此而生的，从技术上看它易于使用。
以预测问题为例，作者展示了最小二乘法（OLS）中的人工干预，以及机器学习执行回归树方法的自动性。OLS法中的参数估计依赖数据生成过程相关假设，可观察性本身并不会使预测更容易，因为算法仍得从一个非常大的函数簇中去寻找。但是，机器算法中的正则化却降低了这种寻找和选择的维度：人们只需选择最佳调频参数（best tuning parameter）即可。正则化结合预测质量的可观察性，允许人们拟合形式灵活的函数直到发现可一般化的结构。
机器学习方法能力超强，但也有弱点。其一，计算输出结果中不含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这显示了模型选定之后统计推断的局限性。其二，模型选择的一致性问题：算法能够拟合许多不同函数，但过多的函数会导致系数差异很大的两个函数可能会产生相似的估计质量。其三，正则化可能鼓励选择不那么复杂但却是错误的模型，也可能导致误删变量问题。
机器学习可以用于新数据、为估计提供预测、政策预测并检验理论。其一，机器学习可以处理非传统数据，如图像和语音信息。对标准估计方法而言，这些信息的维度显然太高了。其二，预测需要很好地控制过度拟合现象，而正则化和实证调频（empirical tuning）正是解决过度拟合问题的技术，在工具变量分析的第一阶段、非线性函数形式、神经网络中都可以得到应用。其三，为改善预测政策问题的精度，机器学习应同经济计量研究者协作。经济计量研究者应审视政策预测中既有的因果推断，理解影响机器学习算法选择的因素，后者涉及技术扩散、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学科。其四，直接检验可预测性相关理论。这些理论效果如何？机器学习可用来为这些理论构建一个基准，并将其预测能力同备选理论做比较。
4.作者自评和他评
作者认为，本文为评估机器学习在经济计量工具箱的地位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
截至2019年9月末，在谷歌学术系统中，本文被引191次。本文的研究视角得到肯定（Kleinberg et al.，2018[※注]）。本文的如下观点得到认可：在变量间存在共线性的情形中，对变量重要性的解读可能不真实（Gathergood et al.，2019[※注]）；良好的模型拟合通常需要多个回归因子，而机器学习通常可以显著提高模型在样本外的预测性能（Alabrese，et al.，2019[※注]）。
【作者与编译者简介】
Sendhil Mullainathan，Robert C.Waggoner经济学教授，供职于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近期主要研究机器学习、贫困、行为经济学。mullain@fas.harvard.edu。
Jann Spiess，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生。jspiess@fas.harvard.edu。
唐菡，北京工业大学会计系2017级，主要研究会计学，thjoanne@126.com。
第9 出口与企业绩效：来自随机试验的证据
Exporting and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内容概览】
1.问题/议题
本文核心议题为识别企业在出口贸易过程中的学习效应。由于学习效应，借助与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发展中国家缩小了与其存在的生产率差距，这增大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的贸易利得。然而，如何实现对国际贸易影响企业绩效的因果识别，是困扰已久的难题。换而言之，即使企业绩效在参与出口之后实现提升，研究也难以准确推定企业绩效提升是源自于出口学习效应，即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而不是仅仅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移动。
2.结论
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实现了16%-26%利润增长、产品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以及单位时间产出的下降。但这并不简单意味着出口企业以更长的生产时间实现基于高质量产品的高利润加成。相反，本文通过出口的技术效率提升效应发现了出口学习效应存在的证据。首先，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以及产品质量。其次，出口企业能够在相同的生产投入、资本设备以及生产时间下，生产更高质量的地毯。第三，出口企业随时间呈现了学习曲线。最后，本文详述了伴随着质量提升的知识转移过程。
3.论证
准确识别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存在两大核心挑战。第一，根据经典的异质性企业理论，企业存在出口的自选择效应，即高生产率企业将主动寻求出口。这一自选择效应使得难以准别识别出口企业的高生产率究竟是否源自于出口学习效应。第二，研究者无法获取到更为详实的数据，以剔除企业因出口行为而进行的内部调整的影响。既有文献通常使用基于企业收益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生产率也反映了企业价格加成、产品组合以及产品质量的动态变化，由于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这三种变化都会随企业出口活动而同时发生，这对于识别出口学习效应的影响造成了极大干扰。
由于采用随机控制实验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排除了企业出口自选择以及其他偏相关变量遗漏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文章直接采用OLS比较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绩效方面的差异。实证模型如下：
yit=α1+β1Treatmenti+γ1yi0+δs+Tt+εit
其中，变量yit为企业利润，Treatmenti为体现企业是否处于处理组的虚拟变量，yi0是处于基期的控制变量。
数据来自于对埃及地毯制造业企业的随机控制实验，样本企业为典型的仅有一名全职雇员的小微企业，生产过程也并非自动化。作者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埃及的贸易中间商合作，为埃及的地毯生产企业的产品出口搭建桥梁、减少与国外买家的匹配摩擦，并由此在这些企业样本中随机选择获得出口机会的企业子样本。随后研究开始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绩效进行持续性追踪，记录了详细的生产量以及地毯规格数据。所有企业被要求利用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和设备生产相同的地毯，以此排除企业调整产品组合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4.作者自评和他评
这篇文章首次采用随机控制实验的方式生成纯粹外生的出口机会，以此研究出口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出口学习效应，实现了因果识别。但是，由于随机控制实验只是针对特定产业和特定地区，结论的外部有效性须持谨慎态度。
这篇文章自公开发表以来（2017.5），合计被引79次。其他文献强调了这篇文章在估计贸易效应的因果识别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为相关贸易绩效的估计（Munch & Schaur，2018[※注]），企业绩效的提升问题（Brooks et al.，2018[※注]）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David Atkin，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atkin@mit.edu。
Amit K.Khandelwal，哥伦比亚商学院经济学教授。ak2796@gsb.columbia.edu。
Adam Osman，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aosman@illinois.edu。
李峰，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专业为产业经济学，主要研究异质性企业理论和出口贸易壁垒。lifengprc@163.com。
第10 跨国公司与国际商业周期传递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Transmission
【内容概览】
1.议题
跨国公司的生产设施遍布全球各地，对经济冲击的影响如何在各国间传导，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释。在微观层面，有限的实证结论验证了不同部门的跨国公司活动与商业周期频率间的相关关系。在宏观层面，跨国生产是否在数量上对二者的关系会产生影响还有待商定。基于此，本文采用独特的企业层面数据和多国定量模型，研究跨国公司在商业周期传导中的作用。
2.结论
跨国子公司和跨国公司总部的销售收入表现出了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跨国公司总部的销售收入增长10%，跨国子公司销售收入相应地增长2%。母国销售增长的变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受母国的影响。作者提出了一个简约的量化模型来解释该发现，并评估跨国公司在国际商业周期传导中的作用。一方面，对于一个典型的国家而言，所有外国跨国公司传递的外国冲击的影响总和不可忽略，占总生产率冲击的1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双边跨国生产份额较小，大多数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较小。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机制的强度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差异，大多数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外国冲击的影响。
3.论证
数据来源于由BvD开发的ORBIS数据库，样本区间为2004年至2012年，最终样本涵盖了来自34个国家的上百万家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数据。该数据库的关键特征在于它披露了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信息。
本文构建了模型1检验跨国母公司和跨国子公司之间在公司层面的相互影响。模型中因变量γin，t（f）表示在t年来自于母国i的跨国集团子公司f在东道国n的销售增长率。γii，t（f）表示在t年跨国集团公司f的母公司在母国i的销售增长率。
控制了由国家特定部门和总体趋势相互作用所引发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模型2检验母国和东道国的特定冲击对销售收入的双边影响。模型中，因变量γin，t表示在t年来自于母国i的所有跨国子公司在东道国n的总销售收入。Si，t表示跨国集团公司i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公司的销售收入总和。di，t表示所有跨国子公司在市场n的总销售收入。
4.作者自评和他评
本文的贡献在于：（1）本文扩展了关于跨国公司在国际商业周期传递中作用的相关文献。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在两国模式下，跨国贸易和垂直合并在商业周期中的同步作用。本文采用公司层面数据，开发了一个简洁的多国定量分析框架。（2）本文是第一篇采用多国数据（数据中同时包含跨国总公司和子公司）研究跨国公司与企业相关联动效应的文章。（3）本文采用公司层面数据量化分析商业周期频率对跨国母公司和跨国子公司的共同影响。
截至2019年6月，该文被引用了74次。现有引用该的研究主要涉及跨国公司和商业周期等领域。基于本文，随后的研究扩展如下：全球价值链（Del Prete & Rungi，2017[※注]），国际商业周期交互运动的微观起源（Di Giovanni et al.，2018[※注]），商业周期下的纵向外国直接投资和汇率间关系（Shi，2019[※注]），全球税收政策与商业周期同步（Sly & Weber，2015[※注]），等等。
【作者和编译者简介】
Javier Cravino，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jcravino@umich.edu。
Andrei A.Levchenko，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学。alev@umich.edu。
陈胤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公司金融。chenyinmo@163.com。
（三）第11-100名榜单
2017年世界经济学最佳英文论文第11-100名榜单
International Trade，Technology，and the Skill PremiumBurstein，A.、Vogel，J.（2017）.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5（5），1356-1412.
Fiscal UnionsFarhi，E.、Werning，I.（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12），3788-3834.
The Margins of Global Sourcing：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FirmsAntràs，P.、Fort，T.、Tintelnot，F.（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9），2514-2564.
Challenges to Mismeasurement Explanations for the US Productivity SlowdownSyverson，C.（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2），165-186.
Clearing Up the Fiscal Multiplier MorassLeeper，E.、Traum，N.、Walker，T.（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8），2409-2454.
No Price Like Home：Global House Prices，1870-2012Knoll，K.、Schularick，M.、Steger，T.（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2），331-353.
A Portrait of Trade in Value-Added over Four DecadesJohnson，R.、Noguera，G.（2017）.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9（5），896-911.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PPPs in ICP 2011：Why Are the Results So Different？Deaton，A.、Aten，B.（2017）.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9（1），243-264.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Leaving the EU：Trade EffectsDhingra，S.、Huang，H.、Ottaviano，G.、Pessoa，J.、Sampson，T.、van Reenen，J.（2017）.Economic Policy，32（92）：651-705.
The Real Effects of Credit Ratings：The Sovereign Ceiling ChannelAlmeida，H.、Cunha，I.、Ferreira，M.、Restrepo，F.（2017）.Journal of Finance，72（1），249-290.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ynamicsDix-Carneiro，R.、Kovak，B.（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10），2908-2946.
Uncertainty and UnemploymentSchaal，E.（2017）.Econotrica，85（6），1675-1721.
Commodity Trade and the Carry Trade：A Tale of Two CountriesReady，R.、Roussanov，N.、Ward，C.（2017）.Journal of Finance，72（6），2629-2684.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Brandt，L.、Biesebroeck，J.、Wang，L.、Zhang，Y.（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9），2784-2820.
The Wind of Change：Maritime Technology，Trade，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ascali，L.（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9），2821-2854.
Policy Uncertainty，Trade，and Welfare：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Handley，K.、Limão，N.（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9），2731-2783.
Inspecting the Mechanism：Leverage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in the EurozoneMartin，P.、Philippon，T.（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7），1904-1937.
Liquidity Traps and Jobless RecoveriesSchmitt-Grohé，S.、Uribe，M.（2017）.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9（1），165-204.
A Real Estate Boo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Glaeser，E.、Huang，W.、Ma，Y.、Shleifer，A.（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1），93-116.
Globalization，Markups，and US WelfareFeenstra，R.、Weinstein，D.（2017）.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5（4），1040-1074.
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QualityManova，K.、Yu，Z.（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9（C），116-137.
The Causes and Costs of MisallocationRestuccia，D.、Rogerson，R.（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3），151-174.
Nonparametric Counterfactual Predictions in Neoclassical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TradeAdao，R.、Costinot，A.、Donaldson，D.（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3），633-689.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Domestic versus Foreign SourcingFort，T.C.（2017）.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84（2），650-687.
Demand for Value Added and Value-Added Exchange RatesBems，R.、Johnson，R.（2017）.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9（4），45-90.
Price Setting in Online Markets：Basic Facts，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Gorodnichenko，Y.、Talavera，O.（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1），249-282.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and Reserve CurrenciesMaggiori，M.（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10），3038-3071.
New Evidence on the Aftermath of Financial Crises in Advanced CountriesRomer，C.、Romer，D.（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10），3072-3118.
The Safe Assets Shortage ConundrumCaballero，R.、Farhi，E.、Gourinchas，P.（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3），29-46.
From “Made in China”to “Innovated in China”：Necessity，Prospect，and ChallengesWei，S.、Xie，Z.、Zhang，X.（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1），49-70.
Underestimating the Real Growth of GDP，Personal Income，and ProductivityFeldstein，M.（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2），145-164.
Matching，Sorting，and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Grossman，G.、Helpman，E.、Kircher，P.（2017）.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5（1），224-264.
The Determinants of Quality SpecializationDingel，J.（2017）.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84（4），1551-1582.
Brexit：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DisintegrationSampson，T.（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4），163-184.
Is China Socialist？Naughton，B.（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1），3-24.
From Micro to Macro：Demand，Supply，and Heterogeneity in the Trade ElasticityBas，M.、Mayer，T.、Thoenig，M.（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8（C），1-19.
Exchange Rates and Monetary Policy UncertaintyMueller，P.、Tahbaz-Salehi，A.、Vedolin，A.（2017）.Journal of Finance，72（3），1213-1252.
The Costs of Sovereign Default：Evidence from ArgentinaHébert，B.、Schreger，J.（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10），3119-3145.
How You Export Matters：Export Mode，Learning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Bai，X.、Krishna，K.、Ma，H.（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4（C）：122-137.
The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Large DevaluationsCravino，J.、Levchenko，A.（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11），3477-3509.
Asymmetr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Acemoglu，D.、Robinson，J.、Verdier，T.（2017）.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5（5），1245-1305.
Rethinking DeindustrializationBernard，A.、Smeets，V.、Warzynski，F.（2017）.Economic Policy，32（89）：5-38.
Global Liquidity and Cross-Border Bank FlowsCerutti，E.、Claessens，S.、Ratnovski，L.（2017）.Economic Policy，32（89）：81-125.
Tracking the Slowdown in Long-Run GDP GrowthAntolin-Diaz，J.、Drechsel，T.、Petrella，I.（2017）.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9（2），343-356.
Optimal Sovereign DefaultAdam，K.、Grill，M.（2017）.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9（1），128-164.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Jobs in GermanyDauth，W.、Findeisen，S.、Suedekum，J.（201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5）：337-342.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A Review of Kornai’s Dynamism，Rivalry，and the Surplus EconomyXu，C.（2017）.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55（1），191-208.
How Government Statistics Adjust for Potential Biases from Quality Change and New Goods in an Ag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A View from the TrenchesGroshen，E.、Moyer，B.、Aizcorbe，A.、Bradley，R.、Friedman，D.（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2），187-210.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New Methods，Measurements，and ResultsCherniwchan，J.、Copeland，B.、Taylor，M.（2017）.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9（1）：59-85.
Human Capital and China’s Future GrowthLi，H.、Loyalka，P.、Rozelle，S.、Wu，B.（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1），25-48.
Tarif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rade in ChinaBrandt，L.、Morrow，P.（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4（C），85-103.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Desbordes，R.、Wei，S.（2017）.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7（C）：153-168.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What Is It Good for？French，S.（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6（C），83-10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Taking Finance SeriouslyObstfeld，M.、Taylor，A.（2017）.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1（3），3-28.
Assessment of Uncertainty in High Frequency Data：The Observed Asymptotic VarianceMykland，P.、Zhang，L.（2017）.Econometrica，85（1），197-231.
International Trade，Risk and the Role of BanksNiepmann，F.、Schmidt-Eisenlohr，T.（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7（C）：111-126.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Feng，L.、Li，Z.、Swenson，D.（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6（C）：20-36.
Trade Shocks and the 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Feler，L.、Senses，M.（2017）.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9（4），101-143.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The Role of Firm Capital AllocationLarrain，M.、Stumpner，S.（2017）.Journal of Finance，72（4），1825-1858.
Identifying FDI SpilloversLu，Y.、Tao，Z.、Zhu，L.（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7（C）：75-90.
Globalization，Inequality and WelfareAntràs，P.、Gortari，A.、Itskhoki，O.（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8（C），387-412.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Export Composition Drives Educational AttainmentBlanchard，E.、Olney，W.（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6（C），16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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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ed Inputs，Irreversibility，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ynamicsRamanarayanan，A.（2017）.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4（C），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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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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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先忠、高凌云（2018）：“融入全球产品内分工为何不应脱离本土需求”，《世界经济》，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