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正逢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郭沫若的著作成为反对者集中攻击的目标，他的理论和观点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他的理论“铸成了大错”“极缺乏世界历史的概念”“方法极不健全”“独断主义的论断”“穿凿附会”等。然而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纷纷响应，积极行动，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对郭沫若提出的路径是赞同的。
吕振羽也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史学家之一。他认为，在当时的史学斗争中郭沫若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旗手作用，他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研究殷周社会的，其他人都是后起者，追随他上去的。1934年吕振羽在他发表的《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划分出具体的阶段。同时，他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全面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变革。他在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支持郭沫若关于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的论断，但在殷周两代的社会性质问题上，又提出了与郭沫若不同的观点，认为殷代是奴隶制，西周是封建制，首创了西周封建论的见解。
范文澜也是继郭沫若之后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他认为，郭沫若是世界著名的考证家和历史学家，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其功甚伟，其影响亦甚大。他从1940年起在延安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他自称其编撰的立意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
翦伯赞1938年撰写的《历史哲学教程》对郭沫若关于殷代社会性质的判断等错误提出了批评，认为会“给予中国古代史研究以不正确的影响”。但他认为郭沫若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位大家。他指出：“首先把中国历史的研究冲破‘历史怀疑主义’的迷魂阵的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除了根据胡适认为可信的《诗经》以外，还大胆地应用了胡适认为‘无哲学史料可说’的‘卜筮之书’，‘没有信史价值’的《尚书》以及胡适无力应用的甲骨金石文字。他把中国历史研究提前到殷代，并承认中国也有一个奴隶制度的历史时代存在。”[※注]
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侯外庐说，他1930年从国外回来不久就读到郭沫若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虽然它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甚至还有明显的缺点错误，“然而毕竟是它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开辟了‘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的前途’”，“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注]侯外庐在193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43年和1944年，又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随后又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
从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到40年代末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学家的史学新著的出版，标志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中国史学发展方向和拥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这个群体，不仅仅限于上述五位史学家，但郭沫若正是引领这个史学潮流的开拓者。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历史，而郭沫若继续以“一家之言”，促“百家争鸣”，极大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健康发展的新条件，在史学领域内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发展取向，而郭沫若本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总是息息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的行政职务和学术职务直接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担任第一届史学会主席。1953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的所长由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兼任。由于毛泽东向郭沫若提议编写中国通史，1956年成立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郭沫若担任召集人。1957年开始分工，1958年列入国家计划编写《中国史稿》，由郭沫若负责。1959年，“中国历史提纲草案”座谈会举行，讨论了《中国史稿》的编写问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决定采用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1976年正式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学术观点继续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力。1950年3月19日，郭宝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文中列举了商代大规模人殉的史实，但没有涉及与人殉相关的社会性质问题。两天后，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文章根据殷墟发现的大规模人殉的史实，提出殷、周都是奴隶社会的观点。1952年，郭沫若修订再版的《奴隶制时代》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战国封建说，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赞同此说的有杨宽、吴大琨、白寿彝、田昌五等。1954年，范文澜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阐述了对于西周社会性质的看法，认为周初的大分封是封建的生产关系，西周时代的生产者已经有了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独立的经济生活，其性质是农奴。1955年，作者将此文作为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绪言”，此文成为古史分期问题中西周封建论的代表作。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此展开。与范文澜观点相似的还有翦伯赞、吕振羽、徐中舒、吴泽、束世澂、王玉哲等。西周封建论与战国封建论各有一批支持者，相互争鸣，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在西周封建论与战国封建论争论的同时，李亚农等提出了春秋封建说，侯外庐提出了西汉封建说，周谷城提出了东汉封建说。影响较大的是魏晋封建论，20世纪30年代就有这种观点，1955年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再次提出这种观点：“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更鼓舞了持这一观点学者的勇气，王仲荦、何兹全，以及后来的王思治、日知等学者也支持这种观点。于是，郭沫若首先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争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实证派的史学家都参加了讨论。讨论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古史分期问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界争鸣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据统计，发表的有关论文有300余篇，并出版了几本论文集。郭沫若关于古史研究的著作和他提出的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观点，从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讨论。他的观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于是使参加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其他各派应运而生、发展壮大，从而繁荣了中国史学。总结过这场讨论的田居俭先生指出：“一言以蔽之：立说，争鸣，再立说，再争鸣，螺旋上升，相互促进，推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进而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注]
此外，郭沫若1959年1月2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3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1960年春推出历史话剧《武则天》，1962年7月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我怎样写〈武则天〉》；1972年再版《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3月起曾在延安《新华日报》连载）等，在史学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开辟的史学道路得到继续发展，并获得更大成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热烈开展过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七八十年代还在继续。1978年10月，在长春举行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引起了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次大讨论，此后学者们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论著。同时，与历史分期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研讨也在进行，如有关原始社会的研究、有关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在这些讨论的促进下，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古代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并获得很多成果。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大量出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等通史著作陆续出版，影响巨大。
这些通史著作尽管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观点不一，但研究问题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史学界的同志们，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前进。”[※注]白寿彝主编的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1989年出版“导论卷”，1999年全部出齐，是继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撰写中国通史的一项巨大工程。白寿彝指出：“自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原地区已进入上古时代，即奴隶制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是上古时代向中古时代的过渡，即奴隶制在中原地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可以说是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志。”[※注]在这部书中，白寿彝还提出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观点，提出要注意封建社会内部历史阶段的划分，注意从中原地区之外的全国范围来研究社会性质问题的观点。白寿彝主编的巨著和他的新观点，是在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开辟的史学道路上的新创获，意义十分重大。
三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发展的基础。今天史学工作者所以要学习郭沫若，是因为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正确方向和首创精神，不论人们是否赞同郭沫若有关具体问题的论述，但是都要充分重视郭沫若所开辟的道路是毫无疑问的。刘大年同志说：“由于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创始人，引导者，过去我们总是学习他。现在纪念他，表达我们的追怀和崇敬，最重要的还是学习他。”[※注]
最近一个时期，史学界关于理论问题探讨的热情有所减退，史学领域中缺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初人们所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关于古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自然也就沉寂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从史学发展自身情况看，世纪之交的史学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史学研究本身的领域在扩大，史学工作者的关注点也大大扩展，以前研究薄弱的世界史学科有了迅猛发展。此外，众多新学科、新领域、新方法和对新资料的探索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兴趣并投入很大力量。一些在史学领域中长期讨论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研讨，很难再突破。而且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往往不具备老一辈史学家那样的学养，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古文献的驾驭方面，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新的研究课题。这样就使得一些老问题被冷落，尽管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讨。
另一方面，在学术的舆论环境上也有些不利的因素。曾经有人认为：“在讨论中国历史到底经历了哪几种‘社会形态’以及这些‘社会形态’的各自特征时，看来必须跳出那种久已形成的既定历史话语系统，甚至必须以从根本上质疑和反省这种话语系统本身为起点。”还有论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工具，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联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都有问题，譬如与“中国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所谓“五朵金花”就是如此，假如“奴隶制”与“封建制”只是西欧历史上的经验事实，那么原先轰轰烈烈讨论过的“古史分期问题”就会化为乌有，“因此，当话语体系一转换，许多原来的命题就可能顿时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从而不攻自倒”。[※注]这种“假问题”的观点影响很大。如果讨论这些问题的意义得不到确认，学者们是不愿意为此投入精力的。特别是当前如果我们放弃那些“既定历史话语系统”，而又没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新的话语系统可以使用，那些传统的话题就很难被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
史学界一些老同志对这种状况很担忧，他们希望史学研究能够改变这种状况，重新热络起来。最近我采访了85岁的老一辈史学家林甘泉先生，他是著名的秦汉史学者，曾经参与过《中国史稿》的撰写，总结过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五十年，主编过《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一书。他谈起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比较沉寂，没有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很是忧虑。他说：“关于史学方面有些深入一点的问题，不应该出现一点争论，就不去研究了。有些问题要讲清楚，是需要深入展开讨论的。”说到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他说：“关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为什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是可以也是应该讨论的，但是不要停留在字面上、概念上，要深入一些、实际一些。”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到今天已经九十多年了。史学的成绩在哪？大家共同的认识都有哪些？不要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定的地位。不能一切肯定，也不能一切否定。实际上，用某一种意见、观点来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主张历史学要“百家争鸣”，所以我们要认真地讨论。他呼吁：“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中国的历史学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像现在这样冷清，不正常。”他认为，老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哪些是值得肯定的，也可以讨论。有的研究不一定能得出大家都同意的结论，但是大家共同来建设，共同来研讨，是有好处的。[※注]林甘泉先生讲的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个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哪些是值得肯定的，也可以讨论”，这就是一种辩证地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这就意味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老一辈史学家的学术观点也是可以讨论、可以总结的。
今天，我们研讨郭沫若，不仅仅是要公正地确认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结合具体的史学家来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比空泛的研究更能深入，对推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更有实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同时也要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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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