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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民族文化研究综述

来源: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13-2014 >> 第一篇 学科进展 作者: 色音 浏览次数:75
摘要:  2013 — 2014年,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中除了继续开展有关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学科建设的讨论之外,民族志写作范式创新、人类学民间信仰研究的结构范式与视角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应用研究已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据李海云的《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证与学术自觉— — 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 《民族艺术》 2014年第2期) , 2013年10月25日至28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了“ 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不但对美术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可在广大的读者中普及民间美术的文化知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真谛和精髓。
作者简介:  (色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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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2014年民族文化研究综述
    作者: 色音

    2013—2014年,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中除了继续开展有关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学科建设的讨论之外,民族志写作范式创新、人类学民间信仰研究的结构范式与视角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应用研究已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果颇丰。

    一 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学术史

    王利兵在《人类学视野下的技艺与技术》(《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技艺和技术历来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并被看作文化的主要内容。通过对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技术在这些研究中大体上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技术是文化的核心,二是技术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标识。与很多人类学家不同,莫斯认为技艺与技术应该区别开来,他利用自己著名的“整体性”概念,通过对各种技艺的详细分类和分析,揭示了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现象的技艺所蕴含的诸多含义和内容。

    王铭铭的《文明,及有关于此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观点》(《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一文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考察了文明概念在西学中的不同定义,特别是其在18—19世纪被赋予的“一与多”两种意义,以及100年后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及社会学在两种意义之间游移的面貌,旨在梳理一个既存概念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历时性梳理,并不包含作者在解释上的倾向。借助这一梳理,将文明界定为超社会体系,并对超社会体系的含义加以重点说明,同时还以隐含的方式指出,因超社会体系也内在于所有社会中,故国族面对的问题是双重的——其与超越于它的地区和世界体系之间关系、其与内在于它但超越于它的文明之间关系,都给它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认为人类学家有将“未开化民族”割裂于欧亚大陆文明之外的倾向。然而,他们运用的概念和理论,却时常来自对印欧、闪米特文明制度的研究——如无论是政治人类学还是宗教人类学,都凭靠着穆勒在印欧神话和宗教研究中提出的命题,以及斯密(Robertson Smith,1846—1894)在闪米特—阿拉伯图腾与祭祀仪式中提出的社会理论。

    2013—2014年,有关民族志方法论创新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蔡华在《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20世纪60—80年代是美国人类学界向解读人类学转折的时期。克利福德《论民族志的权威性——作为文学文本的人类学游记》作为该时期的一篇代表性文献,从西方文化的“主体/主观性”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对“民族志者是否能够认识异文化?”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作为汉文化(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民族志学者,作者依据亲历的田野案例,从实践和知识论两个维度与克利福德的有关见解展开对话,以期推进当代科学民族志方法论的建设。

  •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13-2014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7

    章节:《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13-2014》 \  第一篇 学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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