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对于梁安郡的考释,从文稿看,似乎是变化的。民国版以及中华书局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史》第12章提及梁安郡,加注说:“今地不可考。”[※注]同书第20章加注说“可见梁安在海边”[※注],但具体地点没有注出来。然而,《汤用彤全集》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却多了一条页下注:“梁安,疑即广东钦州,梁时为安州也。”[※注]看来,汤先生一直在考虑这一问题。将梁安郡解释成安州,思路仍在于衍文(多“梁”字)。然而,这一推测的缺点是,安州在广州之西,在北部湾北岸,与真谛由梁安出发,漂泊广州的记载相去甚远。这一批注,显然属于汤先生一时所思,非深思熟虑所得。
其实,福建地方志中记载有真谛三藏到泉州翻译佛典的事情,当地也留有遗迹。不过,这些材料一直没有进入佛教史研究者的视野。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历史学者注意到这些材料,逐渐推动了梁安郡真相的揭示。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童家洲先生于1983年刊发《印僧拘那罗陀来泉及唐武德间来泉“三、四贤”问题》一文已经以“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的寄迹九日山延福寺翻译佛经,以及他从泉州乘船赴棱伽修国”[※注]来论述泉州佛教。然而,童先生所说“福建的晋安郡泉州西郊外的延福寺”,立论是《续高僧传》“误写”晋安郡为梁安郡,忽视了《续高僧传》的叙述明显是将梁安、晋安当作两个地方的。这也许是此文所论未能引起治佛教史者注意的原因。
方拥在《拘那罗陀与泉州》一文中对于误写说提出了新的解释,试图从北南方言的读音差异中寻求解释途径。他认为,“根源则是道宣和尚将‘南’错听后讹写为‘梁’”。我国方言学者一般认为,今泉州话中保留了相当多的晋唐古音。在今北方方言中,二者容易区别。在今闽南方言中,“南”“梁”均为舌辅音开头,区别就难了。“道宣和尚是今江苏丹徒人,十五岁往长安出家,一生在北方度过,他将‘南’‘梁’两字讹读附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注]——此说乍听似乎挺有道理,但作者不知道道宣写真谛三藏传文并非必然依据口传资料,而真谛三藏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附《后记》并不是从道宣所写真谛三藏传文中转抄,而是一篇独立的文章,此文并且提供了道宣以及其他文献未曾有的新材料。总之,以读音误听误记来解释纯属牵强附会,不能成立。
张俊彦先生于1985年发表《真谛所到梁安郡考》一文,反对传写之误的说法,主张此地名很特殊而被史著(特别是正史)所遗漏。张俊彦指出:“晋安郡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所置,共管辖原丰、新罗、宛平、同安、侯官、罗江、晋安、温麻等八县。到了梁代,将晋安郡所辖晋安县另置南安郡,其郡治在今福建南安县东晋江北岸的丰州乡附近。此地就是真谛所到的梁安郡。”[※注]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并不认为有关真谛文献中的梁安郡为南安郡的误写,而是认为南安郡又名梁安郡,其原因“恐怕就是出于图个吉利以保本朝平安之意”[※注]。此文肯定了真谛翻译《金刚经》的地方是泉州,这是其可取的地方;而以南安郡对应梁安郡且又认为此郡有两个名称,如此解释又显牵强。
章巽先生认为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梁安郡,故址在今福建省南安县的丰州,梁安郡存在的时间从梁天监年间到陈天嘉五年(502—564)。[※注]廖大珂先生在章巽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定梁安郡设置的时间是南齐中兴二年(502),梁安郡在隋朝改为南安郡。他认为唐初杨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的梁安郡守王方赊与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赊、《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奢,实为一人,应以碑文和真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的王方赊为是。[※注]经过核对上述原始资料,笔者认定章巽、廖大珂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是合乎事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廖大珂先生提出唐初杨炯所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所用梁安郡的证据后,仍然有学者赞成“梁安郡”应该是南安郡的误写,而且在专治佛教学者所写的论文著述中仍有沿用游侠之说的。因此,有必要再行论证以推广之。直言之,本文欲终结此论题中的歧异,免除有关真谛三藏的历史叙述中的讹误所造成的尴尬。
唐初杨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有这样一段话:
这一文献与本文最相关的,一是梁安郡,二是梁安郡守王方赊。
关于前者,此文中的梁安郡与道宣《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的写法完全一致。如此一来,从逻辑上说,在“误写”理由不充分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承认古代僧传、经录的记载在可靠性方面所具有的优先性。现有学者拿出了证据证实,在沿海有一个地方曾经被称为梁安郡,而且有其他证据与之配合,都能够指向《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之记载,因此,“误写”之说不攻自破。这是最为关键的结论。
此外,《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所说的王方赊是否正是有关真谛三藏文献中的“太守王方奢”。上引中华书局点校的《杨炯集》(作“方赊”)依据的是明代童佩所辑《盈川集》本,而明代张燮所辑《初唐四子集》、清代项家达《初唐四杰集》本中的《杨盈川集》作“王方
”。
佛教史籍的记载,有下列四种文献:一是《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写作“王方奢”[※注]。二是《开元释教录》卷7的现存刊刻本《中华藏》依据《赵城金藏》作“王万奢”[※注],而《大正藏》依据《高丽藏》本写作“王萬奢”[※注],《碛砂藏经》本也作“王萬奢”[※注],《永乐北藏》本作“王萬奢”[※注]。三是《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0中,《大正藏》本正文作“王万奢”[※注],其依据为高丽藏本,而在“万”字处加注说,乙本作“方”。《大正藏》注明,《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乙本为日本享保十六年(1731)刊大谷大学藏本。四是《金刚般若经·后记》中说“太守王方赊”等。
经过查考、梳理这四种文献可知,《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种文献的文字大同小异,后两种来源于《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而《金刚般若经·后记》的文字表述和部分内容与《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不同,显然有另外的资料依据。经过核对文献的版本,可以说,前三种其实只有《续高僧传·真谛传》的“王方奢”一种写法,这是因为《开元释教录》卷7、《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0有关真谛的文字既然是摘抄于道宣,而且《赵城金藏》中写为“万”,后来的藏经刊刻者以音讹误而转写为“萬”,字形因此而发生变化。如果追根溯源则可推知,因“方”与“万”字形相似而致误写成“王万奢”。如此一来可知,佛教史籍中记载的真谛至梁安郡时,其太守是王方奢或王方赊。
现在的结论很清楚了,唐初《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所说的王方赊,与《金刚般若经·后记》中所载的“太守王方赊”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推出两条结论:在梁代,今泉州名为梁安郡,而协助真谛在此地翻译佛典的太守是王方赊。有关真谛活动的佛教文献所记不虚,值得信赖。
正是依据这些材料,廖大珂在章巽推论的基础上,基本上将梁安郡的设置坐实了。在《梁安郡历史与王氏家族》一文中,廖大珂认为:“碑文中王义童之父王方赊无疑即《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奢,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亦作王方赊,应以碑文为正。”关于梁安郡的设置,廖大珂的结论是:“从上碑文可证,1.梁安郡治所确在今南安县;2.梁安郡在齐代已存在,并非始置于梁代,换言之,在梁朝代齐之前已有梁安郡之设;3.南安县齐时已有其名,梁时废焉,非隋代才改称。”因为碑文中说:“祖僧兴,齐会稽令,梁安郡守南安县开国侯,禄位千石。”[※注]萧衍控制南齐政权之后,于中兴二年(502)二月进位相国,总百揆,进封梁公(后又加封为梁王),此被视为梁的“开国”。大概是在此时,萧衍以齐朝的名义,析晋安郡晋安县置梁安郡,并改县名为南安县,王僧兴被任为齐朝的梁安郡太守,封“开国侯”。所以梁安郡的始置年代当在齐中兴二年二月,而不是梁天监中(502—509),否则的话,在《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中,王僧兴就不能被称作“齐梁安郡守”,而应该是“梁梁安郡守”了。总之,梁安郡的设置是在南齐末年,而不在梁朝。天嘉五年(564)年底,“陈朝平定今福建地方,以后不久当即改称梁安郡为南安郡了”[※注]。
关于真谛在梁安郡设立译场的地点——建造寺,也有证据表明在现今的泉州。有证据证实真谛在梁安的“建造寺”翻译出《解节经》和《金刚经》两部经以及述出相应的经疏。
唐圆测《解深密经疏》卷1记载:“若依《真谛翻译目录》云:陈时天嘉二年,于建造寺译《解节经》一卷、《义疏》四卷。”[※注]《金刚般若经·后记》中说:
壬午年即陈天嘉三年(562)。此中的“建造伽蓝”也应可以称为“建造寺”。可见,佛教史籍记载,真谛在梁安从事翻译的地点就是建造寺。值得注意的是,泉州地方志的资料也与此高度一致。[※注]
根据当地资料记载,现今丰州附近的九日山仍然存留真谛“翻经石”遗迹,当地人从古相传天竺高僧拘那罗陀泛海来中国,从泉州上岸,挂锡九日山延福寺时,在此石将梵文佛经进行翻译,予以传播。如万历《八闽通志》卷7“九日山翻经石”条说:“翻经石,梁普通中(此年代错误)僧拘那罗陀尝翻《金刚经》于此。”[※注]最重要的是,北宋晋江人曾会(952—1033)于北宋端拱年间(988—989)撰《重修延福寺碑铭》记载:
依照此文所记载,建造寺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是闽南最早的寺院。本来在县西南,后来于唐大历三年(768)移建至九日山南麓,唐武宗会昌灭法期间(841—846),寺院一度被废,至大中五年(851)恢复旧观,由朝廷重新核准赐予寺额。应该注意,并非至大中五年才改名建造寺,有些文献中所说“赐名”应该如此理解才对。[※注]隋唐时期,建造寺在闽南非常著名,唐五代经常可见题建造寺的诗,如唐张为的《题建造寺》、周朴的《建造寺》以及五代刘乙的《题建造寺》等就很有名。唐末周朴《题九日山建造寺》一诗写道:“建造上方藤影里,高僧往往似天台。不知名树檐前长,曾问道人岩下来。”[※注]五代刘乙《题建造寺》写道:“曾看书图劳健羡,如今亲见树犹粗。减除天半石初泐,欠却几株松未枯。题像阁人渔浦叟,集生台鸟谢城乌。我来一听支公论,自是吾身幻得吾。”[※注]
至于建造寺改名的时间,万历《泉州府志》卷24记载:“延福寺在九日山下。晋太康时建,去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移建今所。宋乾德年中,陈洪进增建,乃改名曰延福。”[※注]清陈仕国辑《丰州集稿》卷之九收入宋泉州人陈知柔的《墨妙堂记》一文,文章说欧阳詹所书“建造寺”额刻石宋代尚存。可佐证改名延福寺发生于宋代。[※注]综合上述材料可知,延福寺之名为宋乾德中(963—968)陈洪进增建后改名的,此前名为建造寺。也许由于建造寺的名声甚大,北宋时期的诗文也有沿袭旧名的。如吕夏卿(1015—1068)《题九日山建造寺精舍》写道:“日暖江空水涨沙,白云平处见人家。独怜此地重阳近,柿叶傲霜菊有花。”[※注]建造寺在宋代多次扩大寺域,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唐代时期。
关于真谛三藏在泉州的活动,当地从古以来都有记载。如前引北宋曾会撰《重修延福寺碑铭》记载:“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泛海来中国,翻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也。”[※注]应该指出,宋代时期当地所传说的真谛来华时间是错误的,应该是梁中大同元年(546)来华,于陈天嘉三年(562)在建造寺翻译出《金刚经》。
综合考量现存记载可以推知,真谛三藏于陈永定二年(558)七月到达豫章郡,而后先至临川郡(郡治今江西南城县)。后于永定三年真谛到达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市),时间不会早于永定三年(559)正月。真谛三藏在晋安只停留数月,于陈天嘉二年(561)从晋安郡的“南越”乘小舟达到梁安郡(今泉州)。
《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真谛在梁安停留了近两年的时间,但是始终“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注]。天嘉三年九月,真谛又从梁安郡换乘大船,“欲返西国”,其实是准备归国,然后由于洋流作用等原因,却在此年的十二月到达广州。
至此,本文的结论如下:有关真谛三藏文献中的“梁安郡”就是现在的泉州,其成立的时间在南齐末,而不在梁朝。天嘉五年(564)年底,陈朝改称梁安郡为南安郡了。真谛三藏陈天嘉二年(561)从晋安郡的“南越”乘小舟到达梁安郡。陈天嘉二年,在梁安郡建造寺,译《解节经》1卷,出《解节经疏》4卷。陈天嘉三年(562),在梁安郡建造寺,译《金刚经》1卷,出《金刚经疏》10卷。天嘉三年九月,真谛离开梁安郡。
(原文发表于《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