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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

摘要: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另外,出版了一批郭沫若的新作、佚文和作品选集,如四川出版的《东风第一枝》 、 《蜀道难》 、 《樱花书简》 、 《郭沫若少年诗稿》 、 《郭沫若集外序跋集》 、 《郭沫若选集》及儿童读物《郭沫若作品选读》等。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和四川大学学报编辑的《郭沫若研究专刊》已出版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郭沫若研究论集》 、山东曲阜师院的《沫若研究》均已出版二集,乐山的《郭沫若研究学会会刊》已出版三集。希望能综合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写一部《郭沫若学术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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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
    作者: 秦川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博大精深,才华横溢,在文学和史学等许多领域都处于开拓者的地位,有多方面的重大建树。同鲁迅一样,郭沫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开展对郭沫若及其著作的研究,意义极为重大。

    建国三十五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郭沫若的研究,概括而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诗歌、历史剧和前期思想发展。回顾历史,这三方面的研究工作解放以前就开始了。诗歌的评论开始很早,如一九二一年八月《女神》诗集出版,立即就有郑伯奇的长文评介。一九二二年底又有闻一多的两篇评论,给《女神》以很高评价。其后三、四十年代,钱杏邨、朱湘、蒲风、周扬等也相继有文章发表,都比较一致地肯定了《女神》开一代诗风和郭沫若在新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在历史剧方面,常常也是作品一发表就立刻有评论出现。解放前后都如此。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爆发期是在四十年代。围绕他的历史剧创作,特别是《屈原》的创作和演出,曾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在当时实际是一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政治斗争。进步文化界肯定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战斗作用和“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毛泽东同志对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史剧和史论充分给予估计,称他的史剧、史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解放前还对郭沫若的前期思想发展有过研究,但开始较晚,最早一篇《诗人郭沫若》,是钱杏邨在二十年代后期发表的。专论很少。对郭沫若作全面评价是四十年代初为庆祝他的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时才开始的。最重要的文章是周恩来同志的《我要说的话》。文章说:“鲁迅是新文化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并指出郭沫若既是革命的诗人,又是革命的战士。赞扬他有“丰富的革命热情”,“深远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这些评论,可以说是解放前对郭沫若研究的一个相当精辟和全面的总结。周恩来的讲话和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也一直是解放后郭沫若研究工作的指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郭沫若研究也进入了新的时期。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不断发展、深入,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三十五年中,郭沫若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6),即解放后的前十七年。十七年中,各类的郭沫若研究文章共发表三百多篇。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女神》研究出现了新的成果。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版再版的楼栖的专著《论郭沫若的诗》,虽然篇幅不大,但它力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郭沫若的《女神》等几部诗集及其诗歌创作道路、前期世界观和文艺观作较全面的分析和评论,不乏独到见解。它的不足是明显的,诚如作者所言:“分析不深,论述不透”。特别是关于郭沫若的泛神论世界观和所谓“纯艺术观”问题,曾在后来引起过较大的论争。在历史剧方面,一九五八年发表的陈瘦竹的专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在作了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郭沫若所写的历史剧,主要都是悲剧”的论点,并对它的美学意义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这种悲剧,如《屈原》,不仅是屈原“个人的悲剧”,也不仅是“楚国的悲剧”,“而是我们民族的悲剧”。郭沫若的全部历史剧,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许多历史人物“高贵的、严肃的、雄伟的、壮丽的悲剧精神”。一九七九年他又发表了《再论郭沫若的历史剧》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指出“郭沫若的悲剧观念,来自对于中国历史的科学分析”。郭沫若说,战国时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许多志士仁人,为了争取“把人当成人”,前赴后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具有一种“悲剧精神”。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悲剧精神,就成为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基础。一九五九年郭沫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一文和历史剧《蔡文姬》,一九六〇年又发表了历史剧《武则天》,在全国范围的史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论争。历史界比文学界的讨论更加广泛、深入。由替曹操、武则天翻案开始蓬勃地兴起了重评历史人物的活动,并进而形成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理论探讨的高潮。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都积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场群众性的讨论纠正了过去史学界存在的“只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否认统治阶级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偏向,标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界的新进步”。文学界主要集中讨论了历史剧创作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史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在历史方面,三联书店出版有《曹操论集》;历史和文学方面,中华书局出版有《胡笳十八拍讨论集》;历史剧方面,则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茅盾的专著不是具体评论郭沫若历史剧的,但它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并以总结解放后历史剧创作为目的,因此实际上也包括了对郭沫若的新作的经验概括在内。茅盾强调“历史剧既是艺术又不背于历史的真实”的原则。并就当时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历史剧在解放后是否也负有对人民进行历史教育的任务,表明了肯定态度。他认为作家在“构思运笔”时,既取材于历史就不能不“忠实于历史”,“正象他写现代生活的作品必须忠实于生活一样”。大凡“牵涉到改写历史,所关非细”的虚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前十七年的郭沫若研究同其他战线一样,也曾受过“左”的和简单化的倾向影响,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和问题。

  •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5卷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86-12

    章节:《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5》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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