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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概说

来源: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 >> 综述 作者: 秦惠彬 浏览次数:106
摘要:  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时期。他的《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 《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 、 《元代回教人与回教》 (均见《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年)等,都可以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断代史去读。在社会上,一般学术刊物也重视了伊斯兰教特别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顾颉刚主编的《禹贡》 ,在白寿彝的直接参与下,于30年代后期出版两期“伊斯兰教研究”专号(第五卷第十一期、第七卷第四期) 。这时,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换句话说,中国伊斯兰教在这里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其阵地理所当然地在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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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概说
    作者: 秦惠彬

    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教义学体系。它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伊斯兰教本土化历程的基本结束。成就这番事业的,是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的教义学家王岱舆、刘智、马注等人。在他们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其主张伊斯兰教必须因时因地有所革新。这种革新不只涉及仪规方面,也包括教理在内。而且,后者更为重要。王岱舆说的“理不圆融机不活,空读圣贤万卷书”,就是这个意思。马注认为,即使在穆罕默德时代,变也是常事。“经文屡降”,就是为了“圣教改弦”。他告诫信众,伊斯兰教本身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为“因教”,一为“权教”。所谓“权”者,就是变;所谓“因”者,就是变的方向,变,要因时、因地而变。变对于宗教本身来说当是题中应有之义,马注打了个比喻,譬如一个人,他若长住广东,必然学会粤语;他若久居日本,必然要穿和服。伊斯兰教因时因地之变,也如此这般之自然。这一时期,一些有见识的教义学家开始以汉语译讲经典,以传统思想诠释经典。关于是否可以以汉语译经、讲经问题,中国伊斯兰教内是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的。当时,有的教义学家认为,这样做是“哈他”(阿拉伯语音译,指一种教义学意义上的错误)。王岱舆反驳了这种见解,认为“哈他”讲的是对宗教基本精神实质的违背。至于用什么语言译讲经典、如何阐扬教义教理,则不属于“哈他”的范围。中国伊斯兰教义学所开辟的整体方向是“以回附儒”,即适应中国社会大的文化氛围。依靠“逻辑”或“理性”,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得出结论,在教理方面,它同儒家的关系是,“教有二教、理无二理”,“教道同源”。这一时期,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写作了一批“汉文经典”(教内称其为“汉刻它布”),这些著述对后世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例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五功释义》、《天方至圣实录》,等等,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在清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空前地强化了,以宗教为旗帜而爆发的穆斯林反清斗争就是证明。中国伊斯兰教意识到了“我之为我”的那些东西。但是,中国伊斯兰教从整体方向上看并没有丝毫背离其始初路线。此时“经堂教育”更加注重“中阿并授”,“汉刻它布”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吸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这一时期教义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清真释疑补辑》是一部向外宣教的书,带有很强的辩教性。它认为,在中国,伊斯兰教义思想“凡与儒者合者”就是有价值的。

  •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卷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1

    章节:《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 \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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