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学界举办了系列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2018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40周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谢伏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高培勇主持会议，学部主席团成员程恩富等演讲。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2018年5月12—13日，由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主题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来自中共中央党校、《新华文摘》杂志社、东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东北林业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的6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经验和成就”“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与‘四个自信’”“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等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探讨。2018年6月9—10日，由青年哲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共同主办的“哲学与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暨第十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以及《求是》杂志社、《新华文摘》杂志社、《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期刊媒体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哲学与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展开深入研讨。2018年10月21日，由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与经验”“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议题展开探讨。上述系列学术研讨会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促进学科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教学实践探讨
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效果仍是2018年度高校教师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教学模式上，教师们愈加关注互联网时代如何转变教学方式，如何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提高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实效性。教师们普遍认为基本原理概论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效果更好，并提出了如何通过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提升教学效果。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夏银平和林滨提出，利用微信辅助教学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但使用中要处理好图像和影像与教科书的关系，选择图像和影像需要注意其开放性、互动性、暗示性和深度性。在图像和影像选择上需要注意：课前一定要抛出具有足够吸引力的问题，课程结束后在微信中推送的影像和图像一定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注]此外，教师们进一步探讨了参与式教学、专题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问题导向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方法，还有教师提出了原著·教材·现实“三位一体”教学方法，以全面提升原理课教学效果。如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道武提出“原著·教材·现实‘三位一体’教学法”，即将原著理论、教材内容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学生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夯实理论基础；教师把教材内容与原著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深化学生对理论宽度与深度的把握；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交流相关社会现实问题，增强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陈道武认为，如果教材内容与经典原著相分离，就会缺乏理论的渊源；如果理论与现实相脱离，就会失去理论的价值与魅力。实践证明，“原著·教材·现实‘三位一体’教学法”有助于提高教学实效性。[※注]
在教学内容上，2018年度，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要求，结合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新要求，许多教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融入课程教学中，以增强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和时代性，提升教学效果。如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岩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使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在宏观层面，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历史贡献、重大意义；在中观层面，要结合各个章节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以及提出的新思想、新矛盾、新使命、新征程、新方略等，有机地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融入“原理”课；在微观层面，要注重对各个概念及知识点的讲解。[※注]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葛宇宁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之间具有良好的契合性，两者都注重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三观”培养，两者都是人文素养教育。在“原理”课中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度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确把握其时代性、当代价值以及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原理”课教学需要注意几个问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从原理角度深度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选取上要注重“精”。[※注]
（三）教材建设研究
马工程办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当前高校普通使用的原理课教材。如何使教材日臻完善，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2018年度，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对教材进行了全面修订。
2018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全面融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论述；突出体现党的十九大的昂扬精神和新时代的豪迈气概，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改变教材部分内容的叙事说理方式和沉闷笔调；吸取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吸收广大师生的意见建议，体现“教师好用、学生易学”的教材功能。
在修订内容上，2018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导论”部分、第一章到第七章均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例如，在“导论”部分，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阶段的部分，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完善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特征的表述；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单列一节，结合新时代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说明，增强教材的时效性。
此外，2018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还对教材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新研究和新概括，主要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特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关于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新变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这就使新版教材更加完善。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原来的教材是从几个侧面分别下定义，新教材给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为后继者所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指引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或鲜明特征的问题，这次修订改变了原来的概括，重新作了表述，表述更加简明。教材指出，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五个特征：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注]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科界结合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在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重要原理研究的同时，积极回应时代课题，取得了重要成绩。
（一）基础理论研究
1.马克思主义原理基本问题
自学科设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基本内容、特征、体系等问题，一直是学科界普遍关注、重点研究的问题，2018年度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出现较大转变。主要是经过13年的持续探讨，关于学科边界、内涵、内容概括、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等基础理论研究已较为广泛而充分，在许多问题上亦取得共识。在此基础上，2018年度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进入更为深广的领域。表现在：
一是，深入挖掘、梳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内涵和体系构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它是一个由其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赞成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甚至反对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而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各种论断的汇集。如果抛弃、否定了其中一个论断，其他论断就会随之被否定，按照理论逻辑推论下去，其他原理也就站不住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否定。”[※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朱传棨认为，《资本论》在哲学方面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使其由“假设”变为“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鲁品越认为，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概念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明确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概念的基础上，同时没有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命的生产）的基础上。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将微观的“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当作社会生产力三要素，不仅不符合当代实践的发展，同时在逻辑上也无法成立，由此提出了“生产力的四要素说”。在生产关系的构成要素上，仅仅将实体产业经济的生产关系的构成要素当作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构成要素，而没有考察到《资本论》所揭示的各种关系的复杂结构，也没有概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内部复杂的经济关系，以及由人自身生命的生产所产生出的社会关系，由此提出了生产关系的“三层级说”。[※注]
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探讨与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的新时代。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熙国认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赵剑英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把握时代重大问题，解决重大矛盾而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和政治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视野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篇贯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的新概括；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运用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党的自我革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并提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依存共生的哲学智慧。[※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侯惠勤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时代问题、阐发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既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生命力的原因，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历史和理论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以现代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和勇于自我革命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生命之源，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注]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延云、李永胜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以中国智慧给出中国方案、交出中国答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典范，丰富和发展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注]
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置于大数据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在新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随着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大数据互联网已经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新生产发展的基础和平台。近年来，学科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问题。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仕伟认为，大数据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数据本体论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而是继续深入；大数据技术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并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大数据技术革命对认识论的影响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科学性；大数据技术革命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仍然没有逃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视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大数据技术革命提供重要的哲学基础。[※注]贵阳学院教授阮朝辉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与方法看问题，数字技术不仅是生产资料或劳动工具，而且是统整了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和科学技术等的“超物的生产资料”，是发展到当代的新型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技术以其原本就具有的全民共建共享属性，正在丰盈着生产资料的内涵、革新着现行生产关系和交换方式、推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发展；数据技术作为新型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弥合着脑体劳动的截然鸿沟，弱化着专制统治和私有制的国家机器、消解着传统生产资料的时空和人为限制。充分利用和发展数据技术，还可促进增强人民群众的“四个自信”，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注]
四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专题研究。专题式研究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一种方式。2018年度，学者们或者着重于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或者着重于热点问题等进行了探讨。代表性成果如张雷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群众史观与“以人为本”、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及其发展规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历史走向、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八个专题，进行了相关原理的专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前沿。[※注]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王宗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热点问题研究》，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及其现实考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构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及其出场路径、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与产权社会化趋势、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当代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生成逻辑与时代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等八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注]
2.经典著作研读：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读经典著作，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是2018年理论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2018年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热度持续高涨，除了全国各高校、科研单位组织专业读书会、研修班等进行定期研读外，机关事业单位及广大干部群众也积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此，在中宣部指导下，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人民出版社精心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纪念版、《资本论》纪念版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15种）。同时，为方便读者了解这些经典原著的写作背景、相关脉络，更好地理解与掌握这些文本，人民出版社还策划出版了《重读〈共产党宣言〉》《重读〈资本论〉》《十五部马克思经典著作导读》等相关辅导读物。此外，2018年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出现新的特点，即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涵养的同时，提出更高要求。如在研读经典的同时，提出要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及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保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
关于经典著作的具体研读，《资本论》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经典著作研读的重点篇目。继2017年《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学界掀起《资本论》研究热潮后，2018年度《资本论》研究热潮依然持续高涨。研读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本论》方法论问题，《资本论》哲学—经济学研究范式问题，以及继续深挖《资本论》的深远意义和当代价值等方面。在《资本论》方法问题方面：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指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首先是方法论性质的，而《资本论》无疑最为系统而深入地展现出马克思方法的本质特征，此外，《资本论》方法在有助于把握当代世界之本质的同时，将从整体上极大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注]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认为，讲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的方法，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其所论述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关系，《资本论》中所应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方法，此外，马克思还讲到其他较具体的方法，如“抽象力”方法。[※注]复旦大学吴猛副教授提出，如果把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著名界定“对于肯定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中的“理解”概念把握为对变化中的事物所处的具体情况也即现实性前提进行判断的话，马克思的“辩证法”指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的否定性的揭示。而这一揭示的展开过程，就是《资本论》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是不断从被给定的政治经济学抽象观念深入具体的历史性境遇、并揭示其界限的过程。[※注]在《资本论》哲学—经济学研究范式问题方面：吉林大学白刚教授对《资本论》哲学进行了解读，他指出，《资本论》自问世以来，人们对其哲学思想的解读主要有“纯粹哲学”“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这三大进路。但这并不意味《资本论》有三种“哲学”，而是一种哲学的三种表现。《资本论》不仅是“运用”而且是“建构”了马克思的新哲学，唯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把握《资本论》作为“艺术的整体”并获得其完全的意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陈永盛助理研究员对《资本论》的研究范式进行再考察，指出缘于对《资本论》自身所属学科性质这一前提问题不明晰，导致出现学界把《资本论》当作哲学著作与经济学著作进行对立研读的现象，而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打破学科界限，从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来重新理解《资本论》。[※注]在《资本论》当代价值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程恩富研究员在《重读〈资本论〉》一书中从《资本论》的历史地位、核心思想和时代价值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伟大的巨著，特别是该书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经济运行机制论、经济危机论、资本主义历史命运论等进行了系统阐述。[※注]这些阐述对于我们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增长乏力、分配不均、经济危机等问题，以及思考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指出，学习《资本论》，有助于培养我们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和提高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本质及其趋势；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信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淮北师范大学张作云教授通过对《资本论》研究对象进行解读，指出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理解和把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仅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而且尤其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共产党宣言》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经典著作研读的重点篇目。2018年适逢《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界再次掀起了《共产党宣言》研究热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世界。[※注]《共产党宣言》问世震动世界，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而且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2018年度学界正是围绕《共产党宣言》重大理论和当代价值进行展开。在《共产党宣言》重大理论方面，复旦大学马拥军教授通过研究《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指出马克思强调他运用唯物史观对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改造，恩格斯则在后来版本的序言中反复强调《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核心的基本思想”是从历史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看待阶级斗争，这都为我们从整体上研究《共产党宣言》提供了线索。[※注]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总结了《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她指出，《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从历史性批判和原则性批判两个角度展开。历史性批判以资产阶级概念为核心，以资产阶级社会和前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为核心线索，明确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和内在危机。原则性批判以私有财产的概念为核心，以资产阶级社会在原则上的自相矛盾为核心线索，具体揭示了自由的原则何以在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现实机制的中介之下必然走向它的反面。[※注]中国人民大学郗戈副教授阐释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注]在《共产党宣言》当代价值方面，北京大学沙健孙教授指出，党的十九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和使命的确立，源头也在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对《共产党宣言》的不断学习和实践。[※注]中央党校严书翰教授指出，《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真谛如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实事求是精神和与时俱进品格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哪一本书，像《共产党宣言》这样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共产党宣言》精神永远指引并鼓舞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千秋伟业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注]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指出，《共产党宣言》提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的命运，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从而为日益走向成熟的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依据。[※注]
此外，《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经典名篇依然是2018年度学界关注、研读的重点。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2018年度学界一方面主要是继续深入梳理、挖掘其中的基本原理思想，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其进行文献学研究。在基本原理的梳理方面，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体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要文本。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确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架。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需要展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内在逻辑，还要展现这一文本的历史意义。[※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陈永盛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思想。他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突出了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这一重要哲学特质，而且通过对生产的剖析实现了对劳动分工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间矛盾等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原理的揭示。[※注]在文献学研究方面，侯才教授结合对2017年底出版的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评析，对该章的主要作者、主要论战对象和主题、文本构成以及结构和排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考证、辨析和重释，通过确认由恩格斯所标注的文稿印张数码编序，提出了以文稿印张编序为原则来进行文本重建的新方案。[※注]清华大学博士生王旭东研究了MEGA2 I/5《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编辑原则，并与1972年MEGA2试刊版和2004年MEGA2先行版相关章节的编辑原则进行了比较。[※注]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18年度学界除了继续梳理、挖掘其中的基本原理外，还对其进行了重读、重思，以及对其进行延伸探索。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通过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马克思广为人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讲述的是一种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寻求。不论怎样阐述，它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一种被人道主义的目光所及的人的新观念或抽象时代，而是被置放在生产关系和经济中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趋于实践的革命的“新时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践的主题尽管没有被醒目地明示出来，但至少被奠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即统治—压迫的模式也恰恰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实践”出符合资本主义所要求、所决定的社会及时代处境。[※注]复旦大学吴猛教授则通过对费尔巴哈的空间原则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研究发现，费尔巴哈站在斯宾诺莎的立场上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了人本学的空间原则，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运用了这一原则，但这一原则的运用导致了无法借助这一原则本身消除的矛盾，这成为马克思全面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批判可被理解为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哲学路线的批判。[※注]
3.重要原理研究
（1）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之一。2018年度，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表现在：
一是学界进一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元理论问题，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核心、内容等。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建青认为，要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便需要认真对待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中的一个关键构成概念：“物”；在某种意义上，“物”是支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也是我们走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入口。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考察“物”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的自然性或自在性，而是要深入探究“物”背后的历史意蕴和社会政治意蕴。可以说，考察“物”始终需要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一种历史的视角。由此，“物”不再是与人无涉的自在之物，而是表现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对象和产物，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表现“物化”的关系。如此，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之“物”出发进入到人的历史中，探究“物”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人的，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以成为人的。[※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家祥认为，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区分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有两种区分方法：一种是把揭示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历史发展理论称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历史发展理论称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对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种区分方法都是不正确的。任何生产都是生产一般和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的统一，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属性，因而第一种区分方法有不当之处；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作之前就独立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恩格斯晚年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并进一步独立地提出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由此说明了第二种区分方法的不当之处。[※注]南京大学哲学系唐正东认为，国外左派学者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时是有特定的实践与理论语境的，我们在解读他们的观点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我们在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时，要清晰地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是指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的物，它讲的“历史”是指社会内在矛盾的运动过程，它讲的“主义”是指与这一理论的内容辩证统一起来的革命性价值立场。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些范畴的基本内涵，我们才能真正推进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注]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侯继迎、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倪志安教授认为，在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实质上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否定了一切旧哲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应从实践视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问题。以实践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是现实的、实际的科学；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是表征实践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三大基本维度统一的“总体性”范畴，而不是“狭义的领域”范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是“实践”，而不是“生产力”。[※注]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夏巍认为，结束对历史唯物主义近代知性误读的首要任务，是再度澄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性质。新唯物主义立足于“现实的自然界”，“唯物主义”意味着能揭示出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社会现实，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马克思赋予感性以存在论内涵和劳动的实践化。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感性劳动的辩证法，其根基是作为现实的自然界的“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辩证法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马克思实现了感性与历史性的真正统一，阐明了真实的历史性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经济视角切入理性规定前的“现实的自然界”而展开的存在论的探讨。它把握了真正的社会现实，呈现了世界的本质，揭开了思想史崭新的一页。[※注]
二是学界着重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今新时代的解读、构建和发展。新时代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全球化、大数据互联网云时代。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艳涛指出，如果要续写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那么无疑就要全面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就是：一方面，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来探寻“中国问题”的破解之道和“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要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来发展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中国表达”，为破解“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注]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同舫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同社会形态基于互利共赢的基本导向和价值理念共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和图景，它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促进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并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景象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效应，创造了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新路径，使其具有新的思想形态，同时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实现了自身的理论目标和价值追求，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隋岩结合大数据互联网的要求，指出受众主体地位提升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高度组织化的大众传播在媒介格局中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尤其是高度链接化的群体传播，共同形成复杂的传播新环境、新格局，并引发了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催生出一个“人人都能生产信息”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互联网群体传播挑战了大众传媒只将社会资源配置给少数精英群体的模式，新的信息生产方式开启了将社会资源配置给普通人的历史。一些个体现象可以说明，个体借助互联网群体传播吸引社会注意力、吸纳社会资源、重构资源分配关系，进而部分地再生产社会结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辛向阳认为，要想使全面深化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就要遵循科学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性和趋势性。必须坚持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的观点，大力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关联性。[※注]
（2）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中央党校刘海涛教授考察和反思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进程，他指出，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在理论上搭建起社会主义学术框架，即“问题、目标、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把“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生产力和物质利益引入到这一研究范式中，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今天这个“发展”仍在继续。在当代中国，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明确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探索现实途径，则是在“问题、目标、道路”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注]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教授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概括和阐释，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方面：社会主义根本目的与核心价值的原理、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与历史条件性的原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作用的原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与建设规律的原理、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原理。[※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钟佩君教授系统梳理了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她提出，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以无产阶级解放为研究对象，经历了萌芽期（1842—1848年）、形成期（1848—1871年）和成熟期（1871—1895年）三个阶段。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必然性、应然性和实然性三重维度，分别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确定性、主要内涵以及实存状态等重要问题。[※注]中央党校秦刚教授系统总结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并阐释了其当代意义，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奉献给人类的思想武器。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明确了人类解放的根本方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与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和新的理论创造。[※注]北京大学陈培永研究员分析了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并非批判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的，就是进步的社会主义学说，它有可能本身是反动的、错误的、落后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去不返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想要急切地实现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会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把社会主义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进程中去看待，不脱离客观历史发展阶段来空谈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不会走弯路，走错路，也不意味着每一步都会走得很正确，我们必须正确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注]卫兴华教授等人提炼和总结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他们指出，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和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然性。马克思揭示了未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与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为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引。[※注]
（3）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2018年度，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主题上：
第一，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中国社科院杨典研究员等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他指出，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使其力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等行为主体都日益受到金融市场的指引和重塑，导致“社会生活金融化”趋势。其重要社会后果是：金融市场与社会脱嵌的趋势日益明显，逐渐侵蚀着国家、工会、市民社会等力量，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危机、贫富分化和结构性的不平等。面对金融资本对社会的侵蚀，西方社会生发出“社会自我保护”的举措，目前看来收效甚微。而如何在全球层面建立一种新的金融和市场治理架构，以有效应对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仍任重道远。[※注]西南大学薛俊强教授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审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金融化趋势及其结构性转换的内在机制，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货币衍生机制在于货币作为资本执行商品的职能；当代资本主义资本金融化的内生动力在于，资本通过金融化手段，隐性剥夺和占有劳动、疯狂追求剩余价值，并企图摆脱过剩危机。当前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输出政策体现了金融资本对外扩张和占有全球剩余价值的内在要求。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运作虚拟迷幻，意味着资本的当代形态逐渐走向数字化、符号化和虚拟化；导致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泡沫化，从而滋生了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金融危机。[※注]电子科技大学欧阳彬副教授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金融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批判，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日常生活金融化。金融化的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的日常存在方式。日常生活金融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垄断资本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国家体制、金融信息科技革命以及金融消费主义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日常生活金融化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全方位影响，再生产出以金融垄断资本为中心的当代资本主义总体秩序。日常生活金融化实质上是当代金融垄断资本解决自身积累的危机与矛盾、实现资本增殖的另一种新的“修复—增长”机制。日常生活金融化并不能解决资本积累困境，反而以新的方式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注]南京大学武海宝助理研究员分析了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发展脉络，他指出，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实质是“货币资本的自治”，即货币资本从产业资本的一种形式发展为一种游离在生产过程之外但又支配和统治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形态。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周期性到结构性”的过程。在产业资本主导的自由竞争时期，金融化还只是一种周期性出现的现象；当产业资本发展到垄断阶段后，金融化发展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经济区内的一种固定的积累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到顶点，并在虚拟经济中表现出其最纯粹也最耀眼的形态。上述三个阶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化历史发展图景。金融化就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生产的社会化、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和资本过剩、资本在全球空间的拓展以及国家政策的推动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主要决定因素。[※注]天津商业大学王俊讲师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的视角分析了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现象，他认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协作下总体工人国际化和国家局部工人化的并行不悖，既为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提供了内生动力，也决定了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本质特征。通过考察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的现实经济状况，可以发现西方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已经导致了去工业化、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经济停滞常态化等消极后果。[※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人江助理研究员质疑了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的如下观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金融资本膨胀和过度掠夺严重阻碍了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反对金融资本主义，重振产业资本主义。她指出，投机泛滥、金融膨胀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金融资本主义不仅在一国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同时也已经成为世界体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赫德森不仅暴露出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读，而且陷入了圣西门主义式的空想。[※注]
第二，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南京大学蓝江教授从哲学角度研究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他指出，理解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内涵，首先需要从本体论上看到：一般数据正在塑造出一个类似于货币这样的巨大的数字界面或平台，将一切人和物都囊括其中，而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中呈现出来。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变成了虚体，虚体是数字化界面最基本的存在单元。这意味着在存在论上，数字时代塑造出了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数字资本的一般数据，是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而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打破这种垄断，将虚体活动共同生产出来的一般数据，转化为一种共享，为一种真正的未来共同体铺平道路。他还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异化现象，指出，在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之后，人们在热衷于各种智能设备和数据信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新异化的诞生。对于数字时代的异化，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经典分析来理解，一方面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由于不平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工人与产品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将物化等同于抽象物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一切关系的中介，并成为统治性的力量。今天我们面对数字时代造成的新异化现象，究竟是采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批判，还是卢卡奇的存在论式的批判，需要我们结合具体背景来思考，我们不可能彻底拒绝一般数据对日常生活的渗入和中介，倒退到一个前数字化时代来摆脱数字化的异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拒绝私有制对一般数据共享，让我们自己产生的数据和我们本身形成一个良性的辩证运动，也唯有实现普遍的数据共享，才能帮助我们走出数字异化的囚笼，实现更美好的未来社会。[※注]吉林大学白刚教授批驳了“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的观点，他指出，数字资本主义借助于网络技术和数字信息，实现了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数字化生存以及资本的持续积累和不断增殖。表面上，资本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及剩余价值的获取不再取决于劳动，而取决于信息和技术。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以经济学革命的名义掩盖了私有化生产方式，以技术决定论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以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掩盖了剥削，以资本积累掩盖了贫困积累和不平等。在数字资本主义这里，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私有制和价值规律没有变。所以，数字资本主义依然处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域之中，它并没有证伪和否定《资本论》。[※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袁立国副教授认为，随着信息与数字媒介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阶段。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信息与数字媒介不是生产过程之外的中立的技术网络，而是建构社会生活的本体，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从生产方式视角看，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信息堆积”，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制造了数字拜物教。从生产关系视角看，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放弃剥削，并且通过生产受众，在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再生产。未来如何使信息与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生活，而不是用于资本积累，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课题。[※注]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黄贺铂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信息变革使大众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框架下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注入更多理论关怀和现实关切。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反思自身研究路径，并亟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通过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视野来弥合自身研究盲点与反思互联网研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关切在全球化与本土语境下具备强劲的阐释力。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数字资本时代下亟须回归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看待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敏锐体察其中权力、意识形态与技术的互动关系。[※注]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杜丹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空间重组问题，她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关涉到整个国家、社会乃至城市等各个维度的变化，那么要理解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空间重组问题，首先需明确的是，数字资本是空间重组的前提条件，而资本与空间的关系则是着手这一分析思路的地平；其次，造成数字资本主义空间重组的缘由是非物质劳动，或者说空间重组是非物质劳动的结果。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非物质劳动产生的网络通信乃至物联网致使城市空间的邻近化格局遭到转变；二是作为非物质劳动具体体现的数字劳动促使社会网络空间的虚拟流动。最后，今天的数字资本允许离岸化资本积累成为可能，而空间也获得了聚集的规则。那么数字资本主义的空间重组主要是通过数字化平台来实现的，而数字化平台则成为空间重组的核心。[※注]
第三，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等人指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当代金融危机在生成路径和结果方面体现出新特点，但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危机生成和演变的基本逻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四对具体矛盾在21世纪初的激化，只是当代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允许范围内的局部调整而已。这四对矛盾的激化具体表现在：寡头利益短期化激化了企业内部人控制与整体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虚拟化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分配差距悬殊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效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经济调节唯市场化激化了个别企业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秩序之间的矛盾。[※注]中国人民大学张云飞教授梳理和分析了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各种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内生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反生态本性。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将现代性视为造成生态危机的首要原因。在批判作为现代性之表现和表征的机械主义的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都试图将马克思和怀特海融合起来。其实，马克思思想和怀特海思想具有异质性，因此，我们必须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在消灭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基础上，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注]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政府债务和福利制度4个方面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常态化，并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原因，分析了其带来的影响。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极端自由化，是经济停滞常态化的重要意识形态原因，只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放弃新自由主义这样的教条主义思维，就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经济停滞困境。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重要标志。[※注]南开大学崔学东副教授比较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明斯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明斯基的理论体系缺陷明显，对危机认识过于片面，对停滞—金融化缺乏有效解释，因而整合马克思和明斯基的理论体系，构建全面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也成为一种学术倾向。由于二者在方法论、理论体系、阶级立场的根本差异，这种折中主义的长期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结果。厘清二者关系，有助于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及危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邢文增助理研究员认为，垄断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垄断资本向更大的规模发展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逆转的现象。在垄断资本强大力量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决策深受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使其偏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危机加剧。[※注]中央党校姬旭辉讲师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演化和展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长期衰退中，经济持续下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利润率长期低迷，过度金融化的经济脆弱不堪，资本主义似乎很难再次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衰退阶段转入上升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不可避免，而且正在进一步深化，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决定的。[※注]上海海事大学尹兴博士等人分析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空特征的新变化，并以此揭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他们指出，从空间压缩转向空间隔离，财政与货币政策被金融泡沫捆绑，政治极化加剧，美国试图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等，都是资本主义空间隔离的表现。这些国家大多没有进行深入的经济政治变革，而是采取了短期化的内外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缓解并转移矛盾，但却加剧了空间的碎片化，不仅牺牲了边缘地区，也不利于中心地区的长远发展。[※注]
4.现实应用研究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
2018年度，学术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研究员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他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又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秀品格。从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上看，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提出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拓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途径和目标的理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等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鲜明时代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一道，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创新性、系统性、典范性的理论成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注]南京师范大学王永贵教授等人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和方法论逻辑，他们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完整思想体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厘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环境、生成本质以及生成动力，从全局性上探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从而有利于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纯东研究员深入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至少可以总结、提炼出八大本质特征：体现鲜明的问题导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对国内外社会发展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正确对待世界文明成果的典范；体现科学理论系统性和协调性的统一；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展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侯惠勤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体现在：把握时代问题、阐发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确立以现代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和勇于自我革命的理论品格。[※注]清华大学肖贵清教授等人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他们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历史维度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历程的重要历史意义；从时代维度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国情，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提出新的规划；从实践维度凝练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从理论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这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注]武汉大学孙来斌教授等人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他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指引中华民族在强起来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也焕发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不仅开启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推进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注]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点研究。程恩富教授总结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他指出，这一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更大成就的指导思想。他还梳理了习近平关于生产力和经济制度的新思想。[※注]中国人民大学刘伟教授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他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历史与思想、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时代提出的发展命题出发，到提出破解这一命题的新发展理念及相关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再到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如何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造怎样的宏观经济环境，到为此需要怎样的制度和秩序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最后回答为什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上内容形成了严整科学的逻辑体系。[※注]顾海良教授指出，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及其实践基础和基本特征、时代意义和思想境界等问题作了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基本特征和学理依循，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则，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理念和主要内容的。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作过两次重要概括。这两次概括交相辉映、结为一体，开拓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大之后，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新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了新的探索。[※注]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理论贡献，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济思想一脉相承，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它打破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神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不仅可以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且可以创立立足中国实践同时又反映现代经济规律的经济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是集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体的理论体系。新时代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注]中国人民大学张雷声教授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她指出，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研判经济发展现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领发展、造福人民；以历史性成就和深层次变革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研究
自从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范畴以来，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持续研究，成果非常丰富。2018年度，学者们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新成果及中国经济的现实，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著作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主任余斌研究员编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该书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叙述方法，从社会生产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内容逐步展开和深入。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渊源、政治经济学一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部分。该书逻辑清楚，体系完整，内容简明扼要。该书的一大特色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很好地融合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中。
2018年度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研究论文数量繁多，从主题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话语体系构建等基本问题的深入探讨。北京大学顾海良教授回顾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逐步形成的历程。他认为，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问题的多方面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探索；从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续写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中，紧密结合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发展，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的境界。[※注]复旦大学孟捷教授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二者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前一种话语集中体现于党和政府的各种文件和报告所揭示的路线、方针、政策，后者则体现为学术生产的成果，两种话语虽有交集，但在类型上存在明确的差别，各自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要求实现这两种话语类型的互动和彼此间的创造性转化。政策—制度话语是在因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现实相关性，旨在为制度变迁提供直接的方向和路线的指引。学术—理论话语则具有某种普遍性，它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为政策—制度话语提供学理的解释或系统化、一般化的说明。[※注]辽宁大学于金富教授等人提出，应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主创新之路，致力于构建既具有自我主体性、又具有时代创新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与中国经验为基础，以中国原创性成果为核心的“中国范式”——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最为重要的理论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应当树立与增强自觉、自立、自信和自强意识，坚持对中国生产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独特道路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与理论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提出，坚持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开放性是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和根本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好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对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研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途径；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汇聚广大的学者队伍。[※注]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还在很多方面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和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国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推进国企改革、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理论武器和实践动力。[※注]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他指出，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必须将需求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新特点与供给侧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新特点统一起来。[※注]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入挖掘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他提出，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绽露的关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探索，为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路和方法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形态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或元范畴。[※注]复旦大学周文教授等人指出，面向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研究尤其是特征问题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梳理了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六个方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观、所有制结构观、分配观、发展观、市场观、全球观。[※注]
（3）对大数据互联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普及应用，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和平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数字信息、对大数据互联网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是近年来学科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18年度学科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认为：“理解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内涵，首先需要从本体论上看到：一般数据正在塑造出一个类似于货币这样的巨大的数字界面或平台，将一切人和物都囊括其中，而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中呈现出来。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变成了虚体，虚体是数字化界面最基本的存在单元。这意味着在存在论上，数字时代塑造出了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数字资本的一般数据，是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而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打破这种垄断，将虚体活动共同生产出来的一般数据，转化为一种共享，为一种真正的未来共同体铺平道路。”[※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袁立国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信息与数字媒介不是生产过程之外的中立的技术网络，而是建构社会生活的本体，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从生产方式视角看，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信息堆积”，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制造了数字拜物教。从生产关系视角看，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放弃剥削，并且通过生产受众，在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再生产。未来如何使信息与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生活，而不是用于资本积累，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课题。[※注]
二是对大数据互联网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常晋芳认为，互联网技术向“互联网+”的经济社会新形态的转变和跃升是社会信息化变革的核心标志之一，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责任、有能力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变革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从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价值观、话语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等方面对“互联网+”进行哲学思考，可以认为，信息时代和“互联网+”为人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教授王天恩认为，人类文明的信息开展，呈现了人的存在方式、信息生态和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信息文明展开；信息文明凸显了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这一深层意蕴、人的发展从外在条件到内在需要的内在机制、社会发展从量的增加到质的进步的基本方式。由此，当代发展正呈现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双向循环，其中人的发展越来越居于优先地位，发展动力的更新与人的需要的发展之间越来越直接关联，社会进步的整体水平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关键。中国在引领信息文明发展的崛起过程中，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又面临创造力解放的关键任务。[※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隋岩认为，“互联网技术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以传者为中心的线性传播模式，构建了一个以网民和链接关系为根本要素的网络传播结构，使传统的信息生产者不再具有垄断地位，导致了媒体人社会身份、社会权力的转移。互联网群体传播挑战了大众传媒只将社会资源配置给少数精英群体的模式，新的信息生产方式开启了将社会资源配置给普通人的历史。一些个体现象可以说明，个体借助互联网群体传播吸引社会注意力、吸纳社会资源、重构资源分配关系，进而部分地再生产社会结构。”[※注]
三 总体述评
自2005年至2018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设立整整13年了。在此期间，理论界就学科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定义、内容概括、功能、特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构建以及学科建设路径、方法等问题，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取得了重要成绩。2018年度，学科理论研究出现了较大转向，即关于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明显减少，以往明确的学科理论研究目标出现分散化趋势。
出现这种分散化趋势的直接原因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性来说，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是抽象的教条，不是本本，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在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发展自身，完善自身。所以，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出现单纯的一味追求文本、追求原著引证、追求来源或者执迷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研究的时候，“以问题为导向”的要求就会不断被提出，提醒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言归正传，回归它的根本目的。
“以问题为导向”是大家都清醒认识的问题，可是实行起来不见大的成效，表现在人们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效果并不满意。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日新月异，时刻都在提出新情况、新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却滞后于实践，理论的创新能力不足，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远远落后于实践的要求。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适应实践要求的任务，学原著、懂原理，是当前社会各界的一个普遍要求。而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深化，功夫不能仅仅下在学理论上，而应该把学理论与懂实践、懂自然科学相结合起来。
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加强理论创新，除了学理论之外，必须要与研究生产力发展状况、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最新成果结合起来。当初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产业革命实践，二是自然科学发展，三是前人思想成果。而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且成就巨大，正是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所以，马克思特别关注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时刻关注自然科学和技术创造发明及其现实应用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今天，我们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必须要在对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对自然科学技术最新成果不断研究中实现，在研究自然科学代表性成果对人类实践的影响中实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提高马克思主义原理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力量。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日益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和平台，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在互联网云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亟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这些问题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说明。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理论工作者必须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2018年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理论研究也在努力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学界在进一步深化学科基本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寻找新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理论研究视野。首先就是高校的教师们深切地认识到，当今“互联网+”时代，以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给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带来了极大冲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教师们在努力探讨如何面对智能手机与WiFi，如何使学生们更有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解释力和时效性。
2018年度，学界适应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要求，适应大数据互联网生产力发展要求，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领域。在大数据互联网云时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受到了挑战，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定义和解释，如在大数据互联网云时代，计划经济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剥削如何消除？公平正义的法制建设怎样实现？等等。另一方面，大数据互联网云也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条件和新机遇。2018年度，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置于大数据互联网云时代背景下，在新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同时也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释和解决新时代提出的挑战和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互联网云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是一个从根本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但是，这个问题具有复杂性、综合性、深远性，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大难度。能否真正把互联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透彻，深深地考验着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能力；如何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时代问题的能力，关系到学科未来理论研究的水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供稿：张建云、崔云、陈永盛）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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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银平、林滨：《图像影像与文本的互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中微信平台运用问题》，《大学教育》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