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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及影响因素

来源: 中国人口年鉴2016 >> 专论 作者: 郑真真 浏览次数:41
摘要:  诸多国际研究发现,宏观指数因过于简化或高度综合,在解释生育水平变化时并不总是有效,生育率的变化与宏观制度或结构有关,而更为复杂的现实在微观层面影响个体的生育决策,社会政策变化、生育价值观变化等对生育决策的影响需要在微观层面加以验证。如果国家统计部门和相关机构能够定期开展全国范围调查,并与学界分享调查数据,将能够进一步推动深入的生育相关研究分析,从而及时把握生育及其影响因素的状况和变化动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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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及影响因素
    作者: 郑真真

    一 对低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人口在21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低生育率的持续将逐渐积累人口负增长惯性,史无前例的庞大独生子女家庭群体正在形成,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不断加快。“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改革进一步深化,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国家扶贫工作继续深入,这一系列社会、经济以及公共政策的进展和变革,都可能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从而对21世纪的中国人口变化有所影响。

    根据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人口预测中方案,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逐渐从2015—2020年的1.59上升至2045—2050年的1.74,并在2075—2080年达到1.80,至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下降到10亿人左右(United Nations,2015)。由于死亡率将会稳步缓慢降低,中国人口在21世纪的下降速度和缩减规模将主要取决于生育率的变动,个体和夫妇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及其变化将影响未来的生育率,因而全面了解其现状及影响因素对未来生育水平走向的分析和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研究中有关生育的理论和规律,多为生育率从高向低转变过程或转变前的经验性总结。在人口转变完成后,家庭生育数量的差异从4—6个甚至更多子女缩小到仅1—2个,地区之间生育行为趋同,生育数量的变化幅度显著缩小。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之下,宏观层面的经济和发展等综合指数与时期生育率之间呈现松散的关系,难以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生育率差异或不同时期的生育率波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Luci,et al.,2011)。即使对生育水平转变的解释,宏观指数也因过于简化或高度综合而并不总是有效。Bryant(2007)检验了人均GDP、预期寿命和中学在校率等相关发展指标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些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拟合效果对一些国家不甚理想,包括中国、越南、泰国等发展中国家,该文以越南和孟加拉国为例,认为不能简单应用相关社会经济理论解释不同人口的生育率下降,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Myrskylä等(2009)曾展示人类发展指数与低生育率人口的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令人产生低生育率在社会经济发展到足够高的某个“临界”水平后就可回升的印象。然而,人类发展指数是多个指标的综合,究竟哪个指标发挥了主要作用不得而知。此外,该文在展示趋势时对横轴高端做了不成比例的放大,容易造成视觉效果上的错觉。尽管如此,仍无法解释多个“例外”没有回升甚至继续下降的人口生育水平。

  • 中国人口年鉴2016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9

    章节:《中国人口年鉴2016》 \  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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