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李闻二先生的牺牲，确是无可补偿的巨大的损失。
李先生是很优秀的一位平民教育家。他幼年时代是很贫苦的。他是从学徒出身。到美国去留学，是完全靠着勤工苦读。他当过轮船上的火夫，旅馆里的茶房，替人擦过地板，洗过碗盏，种过菜园，就靠着这样一面劳动，一面读书，他是苦读成功了。所以他知道稼穑之艰难，他对于贫苦失学的青年是最为同情的，在战前他在上海办过量才补习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量才图书馆，好些失学的男女青年是很受了他的恩惠的。去年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在重庆又帮助陶行知先生办过社会大学，收到很好的成绩。无数的青年们是真正把他当成父兄一样敬爱着的。他会唱歌，会演说，很喜欢朋友，很喜欢小孩子，而他自己也很坦白，很天真，就像一个大小孩子一样。他领导会场的本领是出色的，他能够临机应变，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些美德是随着他一道消逝了。这确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闻先生是诗人，是学者，是名教授。他是清华大学出身，也是受了美国教育回来的。他在早年虽然没有李先生那样艰苦，但在抗战期间他可以说是过着“勤工苦教”的生活。大学教授的菲薄的薪水，不能够供养他一家六口，他就靠着替人刻图章来贴补。然而他在学问上的成就，却是丰富惊人。他的《楚词校补》一部书是得过教育部的学术奖金的。他的治学的方法是承继着乾嘉学派的传统，而益以新的科学智识，所以他能够有丰富的创获。我们中国做学问的人有两种缺陷。旧式的人，虽然旧学有根底，而不懂新的科学方法，新式的人虽然懂新的方法，而旧学却多欠根底。闻先生在这两方面都兼长，我们正期待他有更进一步的成绩，然而他的一切本领和智慧，也随着他一道消逝了，这确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两位先生是那么可敬爱的人，而偏偏有人忌尅他，一定要把他们处死，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每逢时代在转换的时候，便是悲剧诞生的时候。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是公道与私欲的斗争，是人民翻身与人民奴役的斗争，然而光明与公道毕竟是会胜利的。请让我举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来做证明吧。
第一位就是孔夫子。孔夫子是我们中国的万世师表，是妇孺皆知的圣人。但他在生前是怎么样呢？因为他的教理是要教人把人当成人，把人民百姓看得很贵重，因此便得不到当时的诸侯们的欢心。他是处处碰壁，事事倒霉，谁要杀他有杀他的自由，谁要骂他有骂他的自由。“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木于宋，穷于商周，困于陈蔡，杀之者无罪，藉之者不禁”，这是在《庄子》和《吕氏春秋》两部书里面，载着的话，并不是我在这儿信口开河。当时的人曾经喊他是“盗丘”——就是“国贼孔老二”，又说他是“茫茫如丧家之犬”，就是“走狗”。看他那个情形，实在和我们今天的“左翼文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日后是怎样呢？孔子是成为了我们中国的万世师表，就在今天也还受着我们的尊敬。
第二位是耶稣。这位救世主是全世界的耶稣教徒所信奉着的。他在我们中国的地位也与孔夫子差不多，但他的生前是怎样呢？他比孔夫子还要悲惨。他向着伊色列人宣传和平博爱的福音，而当时的愚人们却说他妖言惑众，图谋不轨，终竟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和他同时钉上十字架的还有两位强盗，而其中的一位也在嘲笑耶稣。耶稣就在众人嘲骂的当中被钉死了，然而日后是怎么样呢？他的教义，一直到今天都还有值得我们研究和奉行的必要的。
浮云是不能够永远阻挡着日月的光辉的，一切的闲情恩怨，随着时间的进展必然化除，善良的终竟是善良，伪善者终竟会露马脚。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生，我虽然不敢说他们有孔夫子和耶稣那样伟大，但他们是善良的人，是真金，不是电镀，他们是经得起烈火的锻炼和时间的淘汰的。他们的生命和名誉是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范畴的。
我们今天来追悼他们，应该是要效法他们，效法他们以殉道者的精神为人民服务。使人民享受到和平民主的幸福。今天我们中国还在作着大规模的内战，在战线上每天每天要死去千千万万的人民，我们应该同时为这些死难的同胞们。这样自相残杀的事情应该立即停止。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平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我们应该立即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就像今天由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共同来追悼李闻二先生的一样，我们应该立即由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共同来担负和平建国的使命。使《和平建国纲领》及早实施，使我们中国的政治，切实地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这正是李闻二先生的遗志，使他们的遗志早日完成，是纪念他们的最好的方法。这在我们后死者是应该责无旁贷的。
苏联的集体农场
从朋友处知道，贵社将在浦东创建大规模的农场，从事农业经济及生产方式的改革，闻之深感兴趣。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仍是土地及农业生产技术问题，二者苟不解决，则其他的改革都是舍本逐末的事。兄弟去年曾经应邀作苏联之行，中间参观过苏联的一个集体农场。今天就记忆所及，略为报告，希望有所供诸位的参考之处。
兄弟去年在苏联共耽了五十天，其间只有一次机会，参观了一个较小的集体农场。虽然看到的不多，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愿班门弄斧式的提供给诸位。
苏联自二十八年土地革命完成以后，已将地主佃农的关系完全废置。今天，在苏联已没有一个以地主身份出现的人了。所有土地，全归国有，绝无私人占有的形态。苏联农业的耕种方式，也早已步出了人力畜力的阶段，而已经完全趋向于近代化。农业经营，如所周知，共有二种方式：即国营和民营。国营就是国家经营，名为苏维埃农场，民营的就叫做集体农场；二种农场在本质上无甚不同，耕种方式全为机械化；所异者，苏维埃农场，即国营农场的规模更为宏大，农业工业化的程度也较之后者为高。
人民既不能私自占有土地，那么怎么会有国营和民营之分呢？原来民营就是由人民向国家租借土地来耕种。许多农民租借土地之后，共同合作经营，即成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场工业化的程度虽次于国营农业，但水准也已很高，远非我国农民所能想像。例如耕种用曳引机，收获用康拜因，除虫用飞机施洒除虫粉等等。农民不但在耕种上是集体化，即其他生活也是集体化；以居住而论，不像中国农民零零星星的分居，所有集体农场的农民，居住集中在一个住宅区域，这住宅区域就等于一个都市，此区域中一切设备应有尽有，例如发电厂、电影院，以及其他各种文化享受的设施；凡此一切，都是农业工业化，农村都市化的结果，而一般的说来，国营的规模较之民营为高。
我所见到的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民营集体农场，地点在乌兹培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郊外。
乌兹培克是苏维埃联邦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和我国的新疆很接近，故风俗习惯和俄罗斯人殊异，而和新疆人民类似者很多。乌兹培克在元朝时代曾一度为蒙古之版图，乌兹培克人民的血统中还流有我国蒙族的血液，他们的风俗习惯甚为有趣，例如吃饭不用箸子，而用手抓。我曾经试着抓过几次，觉得不很容易，盖亦须从小训练起故也。穿的衣服和帽子有的如我们舞台上所用的一样，帽子上至少拖一根尾巴。乌兹培克女子的装饰尤有特别，她们头上罩一块黑纱，拖下去几与膝齐。白天在街上行走，看了很有些毛发悚然。
但是，尽管这些旧的习俗遗留至今，迄无改变，然而新的发展却快得惊人。今天，当我们新疆还滞留在落后的阶段中时，乌兹培克在各方面都已经爬到了现代化的水准了。
我前往参观的时候，是去年七月中旬，棉花尚未收获，还种着洋葱；到我们自己的乡村中去，无论在江南或四川，第一个触目惊心，映入眼帘的，就是土地给割裂成龟背似的四分五裂的样子。我们农田的形状，正如“田”那个字所表示者。但是，当我踏入乌兹培克首都塔什干郊外那个农场时，我仿佛堕入了一块土地的海，一望无际，茫然一片，完全看不到疆界，那次我没有机会看到曳引机，或康拜因的活动，但据他们的报告，他们已完全没有人力的耕种方式了。
集体农场的设备非常完善，例如农民在太阳下面工作，汗流浃背，很是辛苦，集体农场备有许多卡车装满了水，作为沐浴车，随时开进场中供正在工作的场员沐浴；我举这一个很小的例子，已足以证明他们设备完善的一斑。
民营集体农场的土地，和机器等所有生产工具都是向国家租借来的。集体农场共同耕种所得，分成许多百分比，一部份给国家作为土地和机器的租金，大部份作为集体农场的基金——集体农场一切现代设备的资本。最后剩下来的一小部份则分给全体场员私有。这后者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今天苏联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状况。
农业机械化，和农村都市化是苏联集体农场的二大指标。我也曾看到，农地用两头牛在耕种的原始方式，但这是因为农田太偏僻了，不能划在农场范围中的缘故。乌兹培克的集体农场，其耕种方式全为机械化。集体经营的结果，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准有了极大的改善。今天苏联农民的享受远非中国农民所能企及。生产力提高之余，劳力更能作有效率的发挥，每一个农场都定有计划，而其所得成果更往往超过预定。反观我国农民靠天吃饭，根本谈不到预算。苏联无地主和佃农，也无大富与赤贫，但因为采取的是工作单位制，故也非平均而无区别。
农民的富裕还可举一个例子来比喻。苏联对德战争中，苏联人民均曾热烈的捐献一部份财产给国家。一个集体农场的场员往往单独向政府捐献购买一个飞机的金钱。这足以证明在集体主义制度之下，一个农民的富裕。试想，购置一架飞机的金钱，我国的农民恐怕是睡梦之中，也不能想像的吧！
生活水准的提高当然也包括文化水准在内。在苏联任何一个集体农村之中，其教育设施的完善，殊足令人惊服。苏联国家预算中，其教育经费往往占国家总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反观我国教育经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七。这是一个何等遥远的距离！他们的教育经费刚巧和我们的军事费用成为对照，一个国家把大部份的收入用在军事费用上面，则何能谈建设，更何能提高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准，何能扫除遍地的文盲？
参观集体农场的那天晚上，我和一位英国的琼孙博士Dr.Johnson同受乌兹培克外交部的招待，到一所名叫阿干得米的剧院去观剧。这大概是乌兹培克最好的剧院吧！近代建筑，内部布置也是富丽堂皇，其华丽程度大概上海最好的剧院可以相比，重庆的剧院可差得多了。那天晚上，上演的是莎翁四大悲剧之一出，奥赛罗。看了之后，使我和琼孙博士大为惊奇，二十余年以前，乌兹培克还是和我们新疆一样，一个文化落后的角落，但是二十余年以后，他们已经能用自己的言语，上演一出蜚声全球的英国大文豪的剧本。不仅如此，一切舞台布置，演戏技巧，灯光效果，莫不可说尽善尽美。兄弟对戏剧自问也略有研究，因此也不是外行。同观的琼孙博士那天也带着惊异的口吻说道：“演得太好了，就是在伦敦的舞台上也不过如此”。也许这多少近乎外交辞令，但我相信有一半是发自衷心。不过，他说：“英国人的民族性很冷静，不像这里民众的激昂和兴奋。这反映在舞台上也是如此；假使伦敦舞台上的奥赛罗搬到塔什干来演，准会令你们打瞌睡；但是假如把塔什干今天的奥赛罗搬到伦敦去，冷漠的伦敦人也许会惊异得跳将起来”。
我曾经看过奥赛罗原剧，但不曾看到伦敦舞台上的上演，不知伦敦的艺人其冷漠程度如何？然而，苟若允许我作主观的判断，我欢喜这里表现的那种粗线条的作风。奥赛罗剧中本来是北非的摩尔人，是一员直率的武将，他疑心他的妻子偷人，因而引出杀妻而自杀的悲剧。试问，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具有一个冷漠与镇静的性格呢？
就在这华贵的戏院内，我遇到了许多白日在集体农场中工作的农民，或场员。这是几乎不能使人相信的事。在我们的脑海中，农民是粗鲁的、愚蠢的、笨拙的；他们而能欣赏一幕水准很高的名剧，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我看到了他们为之一呆，但是次日当我往音乐院听音乐的时候，我又发现了其他的场员。
生活水准的提高，可以使艺术不是象牙塔里的东西，而使每一个人成为文化人。
塔什干郊外有许多大的工厂，都是配合着农业的生产技术。乌兹培克的主要生产品是棉花，因此苏联全国研究棉花的机关——中央棉花研究所，其总站就设在塔什干。乌兹培克的雨量小得惊人，全年干燥，于是水利便是一项最使人注意的问题。乌兹培克的土壤都是半沙漠性，地质并不肥沃。塔什干郊外便配合着有规模宏大的制造肥料的工厂。我曾经去参观过一座化学工厂（即肥料工厂），那是四个工场组合起来的，一个工场专司水的电解，分出氢气来。第二个便从空气之中抽出氮气，第三个便应用这二者，大规模的合成硝酸，第四个制造氨气，再和硝酸化合，成为硝酸铵。这是一种肥料，加进半沙漠性的土壤里面，可以使地质肥沃百分之五十。
革命以后，苏联科学的进展，至足惊人。他们国内研究学术的风气，实在使我们为之拜服。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正如上面例子所指出，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完全和实用互相密切配合的现象。
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其原因是毗邻有一个农业的中国在，可以作为商品的尾闾。苏联在革命的初期，几乎全被封锁，完全没有对外贸易，但是他们的工业化成功了，苏联怎么能在一国内，单独完成其工业化的过程呢？这个问题当然很大，包括的因素当然非常复杂，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这是因为农业工业化之后，农民的生活及文化水准提高了。这刺激了欲望，加强了需要，从而复刺激工业的生产。如此相互为因，相互为果所循环，当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今天，苏联是世界上一个有数的机械化国家了。他们几次五年计划的口号，总是说如何赶上世界上最高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量，这最高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是指美国。由此证明，他们在目前虽尚未达到美国的水准，但是，他们正在加速的迎头赶上去。
我纵游苏联，看到了被毁灭的斯太林格勒，和其他许多大小城市。但是，我也看到了他们毫不懈怠立刻重新建设的一遍新气象，这使我仿佛体认了一个他们最高的国策，就是如何恢复战争的破坏。建设必须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这也无异说，如何去争取和平。
生产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在如此情形之下，建设起那毁灭了的废墟，我相信当不是难事。我更深信，唯有如此，也方能真正的谈建设。
（本文系九月八日本社学术讲座演讲的记录，业经郭先生勘正，记录者宋宝尊。）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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