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李闻二先生的牺牲,确是无可补偿的巨大的损失。
李先生是很优秀的一位平民教育家。他幼年时代是很贫苦的。他是从学徒出身。到美国去留学,是完全靠着勤工苦读。他当过轮船上的火夫,旅馆里的茶房,替人擦过地板,洗过碗盏,种过菜园,就靠着这样一面劳动,一面读书,他是苦读成功了。所以他知道稼穑之艰难,他对于贫苦失学的青年是最为同情的,在战前他在上海办过量才补习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量才图书馆,好些失学的男女青年是很受了他的恩惠的。去年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在重庆又帮助陶行知先生办过社会大学,收到很好的成绩。无数的青年们是真正把他当成父兄一样敬爱着的。他会唱歌,会演说,很喜欢朋友,很喜欢小孩子,而他自己也很坦白,很天真,就像一个大小孩子一样。他领导会场的本领是出色的,他能够临机应变,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些美德是随着他一道消逝了。这确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闻先生是诗人,是学者,是名教授。他是清华大学出身,也是受了美国教育回来的。他在早年虽然没有李先生那样艰苦,但在抗战期间他可以说是过着“勤工苦教”的生活。大学教授的菲薄的薪水,不能够供养他一家六口,他就靠着替人刻图章来贴补。然而他在学问上的成就,却是丰富惊人。他的《楚词校补》一部书是得过教育部的学术奖金的。他的治学的方法是承继着乾嘉学派的传统,而益以新的科学智识,所以他能够有丰富的创获。我们中国做学问的人有两种缺陷。旧式的人,虽然旧学有根底,而不懂新的科学方法,新式的人虽然懂新的方法,而旧学却多欠根底。闻先生在这两方面都兼长,我们正期待他有更进一步的成绩,然而他的一切本领和智慧,也随着他一道消逝了,这确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两位先生是那么可敬爱的人,而偏偏有人忌尅他,一定要把他们处死,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每逢时代在转换的时候,便是悲剧诞生的时候。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是公道与私欲的斗争,是人民翻身与人民奴役的斗争,然而光明与公道毕竟是会胜利的。请让我举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来做证明吧。
第一位就是孔夫子。孔夫子是我们中国的万世师表,是妇孺皆知的圣人。但他在生前是怎么样呢?因为他的教理是要教人把人当成人,把人民百姓看得很贵重,因此便得不到当时的诸侯们的欢心。他是处处碰壁,事事倒霉,谁要杀他有杀他的自由,谁要骂他有骂他的自由。“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木于宋,穷于商周,困于陈蔡,杀之者无罪,藉之者不禁”,这是在《庄子》和《吕氏春秋》两部书里面,载着的话,并不是我在这儿信口开河。当时的人曾经喊他是“盗丘”——就是“国贼孔老二”,又说他是“茫茫如丧家之犬”,就是“走狗”。看他那个情形,实在和我们今天的“左翼文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日后是怎样呢?孔子是成为了我们中国的万世师表,就在今天也还受着我们的尊敬。
第二位是耶稣。这位救世主是全世界的耶稣教徒所信奉着的。他在我们中国的地位也与孔夫子差不多,但他的生前是怎样呢?他比孔夫子还要悲惨。他向着伊色列人宣传和平博爱的福音,而当时的愚人们却说他妖言惑众,图谋不轨,终竟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和他同时钉上十字架的还有两位强盗,而其中的一位也在嘲笑耶稣。耶稣就在众人嘲骂的当中被钉死了,然而日后是怎么样呢?他的教义,一直到今天都还有值得我们研究和奉行的必要的。
浮云是不能够永远阻挡着日月的光辉的,一切的闲情恩怨,随着时间的进展必然化除,善良的终竟是善良,伪善者终竟会露马脚。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生,我虽然不敢说他们有孔夫子和耶稣那样伟大,但他们是善良的人,是真金,不是电镀,他们是经得起烈火的锻炼和时间的淘汰的。他们的生命和名誉是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范畴的。
我们今天来追悼他们,应该是要效法他们,效法他们以殉道者的精神为人民服务。使人民享受到和平民主的幸福。今天我们中国还在作着大规模的内战,在战线上每天每天要死去千千万万的人民,我们应该同时为这些死难的同胞们。这样自相残杀的事情应该立即停止。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平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我们应该立即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就像今天由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共同来追悼李闻二先生的一样,我们应该立即由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共同来担负和平建国的使命。使《和平建国纲领》及早实施,使我们中国的政治,切实地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这正是李闻二先生的遗志,使他们的遗志早日完成,是纪念他们的最好的方法。这在我们后死者是应该责无旁贷的。
苏联的集体农场
从朋友处知道,贵社将在浦东创建大规模的农场,从事农业经济及生产方式的改革,闻之深感兴趣。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仍是土地及农业生产技术问题,二者苟不解决,则其他的改革都是舍本逐末的事。兄弟去年曾经应邀作苏联之行,中间参观过苏联的一个集体农场。今天就记忆所及,略为报告,希望有所供诸位的参考之处。
兄弟去年在苏联共耽了五十天,其间只有一次机会,参观了一个较小的集体农场。虽然看到的不多,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愿班门弄斧式的提供给诸位。
苏联自二十八年土地革命完成以后,已将地主佃农的关系完全废置。今天,在苏联已没有一个以地主身份出现的人了。所有土地,全归国有,绝无私人占有的形态。苏联农业的耕种方式,也早已步出了人力畜力的阶段,而已经完全趋向于近代化。农业经营,如所周知,共有二种方式:即国营和民营。国营就是国家经营,名为苏维埃农场,民营的就叫做集体农场;二种农场在本质上无甚不同,耕种方式全为机械化;所异者,苏维埃农场,即国营农场的规模更为宏大,农业工业化的程度也较之后者为高。
人民既不能私自占有土地,那么怎么会有国营和民营之分呢?原来民营就是由人民向国家租借土地来耕种。许多农民租借土地之后,共同合作经营,即成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场工业化的程度虽次于国营农业,但水准也已很高,远非我国农民所能想像。例如耕种用曳引机,收获用康拜因,除虫用飞机施洒除虫粉等等。农民不但在耕种上是集体化,即其他生活也是集体化;以居住而论,不像中国农民零零星星的分居,所有集体农场的农民,居住集中在一个住宅区域,这住宅区域就等于一个都市,此区域中一切设备应有尽有,例如发电厂、电影院,以及其他各种文化享受的设施;凡此一切,都是农业工业化,农村都市化的结果,而一般的说来,国营的规模较之民营为高。
我所见到的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民营集体农场,地点在乌兹培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郊外。
乌兹培克是苏维埃联邦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和我国的新疆很接近,故风俗习惯和俄罗斯人殊异,而和新疆人民类似者很多。乌兹培克在元朝时代曾一度为蒙古之版图,乌兹培克人民的血统中还流有我国蒙族的血液,他们的风俗习惯甚为有趣,例如吃饭不用箸子,而用手抓。我曾经试着抓过几次,觉得不很容易,盖亦须从小训练起故也。穿的衣服和帽子有的如我们舞台上所用的一样,帽子上至少拖一根尾巴。乌兹培克女子的装饰尤有特别,她们头上罩一块黑纱,拖下去几与膝齐。白天在街上行走,看了很有些毛发悚然。
但是,尽管这些旧的习俗遗留至今,迄无改变,然而新的发展却快得惊人。今天,当我们新疆还滞留在落后的阶段中时,乌兹培克在各方面都已经爬到了现代化的水准了。
我前往参观的时候,是去年七月中旬,棉花尚未收获,还种着洋葱;到我们自己的乡村中去,无论在江南或四川,第一个触目惊心,映入眼帘的,就是土地给割裂成龟背似的四分五裂的样子。我们农田的形状,正如“田”那个字所表示者。但是,当我踏入乌兹培克首都塔什干郊外那个农场时,我仿佛堕入了一块土地的海,一望无际,茫然一片,完全看不到疆界,那次我没有机会看到曳引机,或康拜因的活动,但据他们的报告,他们已完全没有人力的耕种方式了。
集体农场的设备非常完善,例如农民在太阳下面工作,汗流浃背,很是辛苦,集体农场备有许多卡车装满了水,作为沐浴车,随时开进场中供正在工作的场员沐浴;我举这一个很小的例子,已足以证明他们设备完善的一斑。
民营集体农场的土地,和机器等所有生产工具都是向国家租借来的。集体农场共同耕种所得,分成许多百分比,一部份给国家作为土地和机器的租金,大部份作为集体农场的基金——集体农场一切现代设备的资本。最后剩下来的一小部份则分给全体场员私有。这后者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今天苏联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状况。
农业机械化,和农村都市化是苏联集体农场的二大指标。我也曾看到,农地用两头牛在耕种的原始方式,但这是因为农田太偏僻了,不能划在农场范围中的缘故。乌兹培克的集体农场,其耕种方式全为机械化。集体经营的结果,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准有了极大的改善。今天苏联农民的享受远非中国农民所能企及。生产力提高之余,劳力更能作有效率的发挥,每一个农场都定有计划,而其所得成果更往往超过预定。反观我国农民靠天吃饭,根本谈不到预算。苏联无地主和佃农,也无大富与赤贫,但因为采取的是工作单位制,故也非平均而无区别。
农民的富裕还可举一个例子来比喻。苏联对德战争中,苏联人民均曾热烈的捐献一部份财产给国家。一个集体农场的场员往往单独向政府捐献购买一个飞机的金钱。这足以证明在集体主义制度之下,一个农民的富裕。试想,购置一架飞机的金钱,我国的农民恐怕是睡梦之中,也不能想像的吧!
生活水准的提高当然也包括文化水准在内。在苏联任何一个集体农村之中,其教育设施的完善,殊足令人惊服。苏联国家预算中,其教育经费往往占国家总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反观我国教育经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七。这是一个何等遥远的距离!他们的教育经费刚巧和我们的军事费用成为对照,一个国家把大部份的收入用在军事费用上面,则何能谈建设,更何能提高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准,何能扫除遍地的文盲?
参观集体农场的那天晚上,我和一位英国的琼孙博士Dr.Johnson同受乌兹培克外交部的招待,到一所名叫阿干得米的剧院去观剧。这大概是乌兹培克最好的剧院吧!近代建筑,内部布置也是富丽堂皇,其华丽程度大概上海最好的剧院可以相比,重庆的剧院可差得多了。那天晚上,上演的是莎翁四大悲剧之一出,奥赛罗。看了之后,使我和琼孙博士大为惊奇,二十余年以前,乌兹培克还是和我们新疆一样,一个文化落后的角落,但是二十余年以后,他们已经能用自己的言语,上演一出蜚声全球的英国大文豪的剧本。不仅如此,一切舞台布置,演戏技巧,灯光效果,莫不可说尽善尽美。兄弟对戏剧自问也略有研究,因此也不是外行。同观的琼孙博士那天也带着惊异的口吻说道:“演得太好了,就是在伦敦的舞台上也不过如此”。也许这多少近乎外交辞令,但我相信有一半是发自衷心。不过,他说:“英国人的民族性很冷静,不像这里民众的激昂和兴奋。这反映在舞台上也是如此;假使伦敦舞台上的奥赛罗搬到塔什干来演,准会令你们打瞌睡;但是假如把塔什干今天的奥赛罗搬到伦敦去,冷漠的伦敦人也许会惊异得跳将起来”。
我曾经看过奥赛罗原剧,但不曾看到伦敦舞台上的上演,不知伦敦的艺人其冷漠程度如何?然而,苟若允许我作主观的判断,我欢喜这里表现的那种粗线条的作风。奥赛罗剧中本来是北非的摩尔人,是一员直率的武将,他疑心他的妻子偷人,因而引出杀妻而自杀的悲剧。试问,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具有一个冷漠与镇静的性格呢?
就在这华贵的戏院内,我遇到了许多白日在集体农场中工作的农民,或场员。这是几乎不能使人相信的事。在我们的脑海中,农民是粗鲁的、愚蠢的、笨拙的;他们而能欣赏一幕水准很高的名剧,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我看到了他们为之一呆,但是次日当我往音乐院听音乐的时候,我又发现了其他的场员。
生活水准的提高,可以使艺术不是象牙塔里的东西,而使每一个人成为文化人。
塔什干郊外有许多大的工厂,都是配合着农业的生产技术。乌兹培克的主要生产品是棉花,因此苏联全国研究棉花的机关——中央棉花研究所,其总站就设在塔什干。乌兹培克的雨量小得惊人,全年干燥,于是水利便是一项最使人注意的问题。乌兹培克的土壤都是半沙漠性,地质并不肥沃。塔什干郊外便配合着有规模宏大的制造肥料的工厂。我曾经去参观过一座化学工厂(即肥料工厂),那是四个工场组合起来的,一个工场专司水的电解,分出氢气来。第二个便从空气之中抽出氮气,第三个便应用这二者,大规模的合成硝酸,第四个制造氨气,再和硝酸化合,成为硝酸铵。这是一种肥料,加进半沙漠性的土壤里面,可以使地质肥沃百分之五十。
革命以后,苏联科学的进展,至足惊人。他们国内研究学术的风气,实在使我们为之拜服。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正如上面例子所指出,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完全和实用互相密切配合的现象。
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其原因是毗邻有一个农业的中国在,可以作为商品的尾闾。苏联在革命的初期,几乎全被封锁,完全没有对外贸易,但是他们的工业化成功了,苏联怎么能在一国内,单独完成其工业化的过程呢?这个问题当然很大,包括的因素当然非常复杂,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这是因为农业工业化之后,农民的生活及文化水准提高了。这刺激了欲望,加强了需要,从而复刺激工业的生产。如此相互为因,相互为果所循环,当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今天,苏联是世界上一个有数的机械化国家了。他们几次五年计划的口号,总是说如何赶上世界上最高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量,这最高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是指美国。由此证明,他们在目前虽尚未达到美国的水准,但是,他们正在加速的迎头赶上去。
我纵游苏联,看到了被毁灭的斯太林格勒,和其他许多大小城市。但是,我也看到了他们毫不懈怠立刻重新建设的一遍新气象,这使我仿佛体认了一个他们最高的国策,就是如何恢复战争的破坏。建设必须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这也无异说,如何去争取和平。
生产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在如此情形之下,建设起那毁灭了的废墟,我相信当不是难事。我更深信,唯有如此,也方能真正的谈建设。
(本文系九月八日本社学术讲座演讲的记录,业经郭先生勘正,记录者宋宝尊。)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