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科体系和应用深化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国内学者学习、研究产业经济学提供了需求，为将产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用于研究现实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工业化快速集中推进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特殊问题，成为中国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重要内容，产业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很强的应用导向特点。
总体看，我国学者在学习吸收欧美、日本产业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在运用产业经济学基本概念、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过程中，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经济学框架和理论体系。产业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完成单纯理论和方法介绍、学习阶段，正在进入理论与方法创新应用、与实践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扎实推进，国内学者能够及时掌握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产业经济学问题得到更及时、更深入的研究，更科学、更可靠的解释。
欧美国家学者一般将产业经济学称为“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IO）。产业组织是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主要研究特定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垄断和竞争关系，并以结构、行为、绩效和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竞争政策为基本理论框架。在日本，大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经济学还要研究产业结构，并由此导致对产业政策的倚重。这主要源于日本对市场、政府和企业组织三者关系的独特理解。欧美的产业经济学不重视研究除产业组织理论之外的产业和经济问题。欧美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高度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这决定了西方产业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及政府相应的政策问题。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成熟，经济处于追赶和发展阶段，产业经济学除了需要重点研究我国的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外，还需要深入分析在产业演进和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关联以及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以便为我国的产业培育与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基于这种认识，我们除了借鉴西方产业组织学的成果和经验重点研究产业组织问题外，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国在学习吸收欧美的产业组织理论和日本的产业结构理论，融合了东西方两种产业经济理论，形成目前的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学科内容上，产业经济学不仅涵盖产业组织理论，还包括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等内容。中国将在相当时期内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由于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发育不充分，功能不完善，产业结构的非均衡问题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微观和市场层面上基本上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自动解决，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和非政府机制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作用。
作为融合欧美和日本等产业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展，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具有广阔的创新与发展空间。今后一个时期，产业经济学研究将进入一个与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创新应用的新阶段，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领域方面都会有新的进步，在命题本土化、方法规范化、水平国际化方向上取得新的突破。
第一，更加重视跟踪产业经济学学科前沿和国外研究动态。我国产业经济学将继续从主要侧重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吸收和借鉴，向更注重跟踪学科前沿和国外研究动态，及时了解国外研究的重点和焦点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政策建议和主张等。
第二，更加重视在理论框架设计和研究方法上与国际接轨。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和各国研究成果的交流、相互促进将成为新的学术趋势。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多为实际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可行的理论分析框架，使拟研究的问题在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基础上得到分析和解释，是今后产业经济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将继续拓展和丰富，更多复杂的实证工具将被应用在这一领域。沿着规制实证研究的发展轨迹，从最早收集数据做简单回归分析到目前构建复杂指标进行计量分析，未来产业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将会越来越综合和复杂。
第三，更加重视产业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产业经济学研究一直具有与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传统，我国产业经济学重大现实问题多需要采取开放的、跨学科研究。今后一个时期，产业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交叉和融合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产业经济学必将越来越多地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在与其他学科融合中得到新的发展。
三 学科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研究
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和综合性、财经类高校的经济学系或经济学院、商学院，一些大学成立了产业组织研究中心或类似的机构。在机构建设加强的同时，国内经济学界开展了对产业经济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从基本理论到重大现实问题、从综合性问题到具体行业分析均有不少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与现实的结合更紧密。
（一）关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成为不争事实。而这一时期又恰好与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发生交叉，机遇与挑战并存。
陈佳贵、黄群慧在《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现实基本经济国情是“工业大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基于这样的国情认识，该书描述了世界工业强国的特征和指标，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以建立工业强国为目标的工业强国战略，论证了工业强国战略的必要性、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导向。研究判断，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初步建成世界工业强国，在2040年前后全面建成世界工业强国。[※注]陈佳贵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丛书之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一书指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成形并逐步成熟，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在加速，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国际影响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而国内外经济环境又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重大挑战。[※注]
林毅夫、苏剑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思想则是内生于探索稳定增长策略的过程。该书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见解。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然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升级、多元化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的改进。这一升级和改进的过程需要与巨大的公司交易成本外部性及资本投资回报相协调。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注]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当前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贺俊、吕铁的研究表明，目前国内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的讨论仍然停留在政策解读和实践操作的层面。如何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样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纳入到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语言体系，从而将一个现实困惑转化为可以进行理论提炼和实证分析的学术问题，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研究的起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处于从技术培育到产业化再到产业进入者数量达到最大值之间这一时期的产业，刻画这类产业经济学特征的两个重要维度分别是主导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研究提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和自洽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理论分析框架，其基本逻辑是，首先识别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主要技术性、经济性和制度性因素，然后研究这些关键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动态匹配性，最后分析这些要素和互动主要发生在国家、产业或企业的哪个层次和位置。[※注]林学军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处于产业初期，对本国、本地区有重大、长远影响，能够带动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它具有指向性、外部性、创新性、风险性、地域性的特点。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四种类型，它的发展既艰难又具有风险。多数企业是从高新技术嫁接、传统产业裂变、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中走上新兴产业的道路，但多数企业中途夭折，难再形成产业。因此要注重其特性，加强政策的引导与扶持，努力形成具有本国、本地区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注]
丁娟、葛雪倩搜集整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洋新兴产业的相关研究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现有理论研究进行概括与分析。研究发现：海洋新兴产业演化逐渐由需求推动向高新技术推动转化，不同海洋新兴产业的演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差异；影响其产业发展的各类因素中，技术创新以及政策扶持是国内外学者普遍研究的两大重要因素。其中，政策的扶持是关键性因素。[※注]
江海潮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识别是系统性的产业认知过程，是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选择的前提和基础，是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竞争追随的内在联系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竞争追随是通过竞争学习和竞争拥挤机制，推动技术退化，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多样化、激励技术进步，对区域资本、消费、经济增长均衡、均衡路径，增长收敛速度有不对称影响。受地区产业识别、竞争追随、人口增长与就业分布、消费偏好与跨期替代、资本折旧、产业技术结构的共同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识别与竞争追随可能加剧地区经济非均衡增长。[※注]
史丹认为，新能源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刚刚起步就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其既有国际市场萎缩，也有产业发展与市场培育不协调、生产力发展与制度建设不协调等原因。消除产能“过剩”需要有新思路，要把政策重点由过去的扶持产业转到培育与扩大国内新能源市场方面，促进新能源产业从生产到消费的均衡发展。以消费者为补贴对象，培育国内专业市场；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开辟新的出口市场；拓展新能源应用领域，促进新能源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要创造有利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电力体制改革，形成政策合力，优化市场环境。[※注]
（三）产业竞争理论问题
吴汉洪、孟剑认为，潜在竞争理论是混合并购反垄断审查考虑的一项重要依据，主要由“实际的”潜在竞争理论与“感知的”潜在竞争理论两部分构成。潜在竞争理论有着自身一套较为严格的基本条件，虽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以及缺陷，但仍然可以对我国混合并购反垄断审查提供思路和启示。[※注]
刘安国、张英奎、姜玲、刘伟考虑到传统的从完全竞争视角以单一规模或效率指标为基础分析产业集聚、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所固有的缺陷，选择从不完全竞争视角出发、以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理论为基础，结合使用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分析识别京津冀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注]这一方法表现出两项主要优点：一是可以揭示特定产业转移的动力、特征和性质，二是有助于设置产业转移中的轻重缓急。通过对相关产业进行规模分析和效率分析，导出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优化重点领域的二维分布图，其中的“优先转移区”和“结构调整与优化区”分别为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所在。
徐蕾、尹翔硕提出，传统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市场竞争加强，垄断程度会越来越低，因此当市场处于开放的状态下，贸易被认为能够帮助纠正垄断定价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然而数据显示，行业间和地区间的成本加成异质性随着时间增长在不断扩大，贸易使垄断力量差异变大。由于行业进入壁垒不同，贸易对竞争程度不同的行业影响不同，进入壁垒低的行业由于更易于参与贸易，成本加成相比于进入壁垒高的行业进一步降低，这也预示着各行业间的成本加成差别将会变大，资源配置扭曲的程度加深。[※注]该文试图建立一个包含不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说明开放部分行业的贸易政策会导致福利损失，而市场进入壁垒的消除能纠正不对称贸易自由化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
（四）产业生态问题
产业生态理论旨在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产业经济活动，减少产业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实现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互动。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不断加剧，促使人们重现审视产业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产业生态理论因此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新的焦点课题。李鹏梅、齐宇的论文归纳梳理了有关产业生态化的研究，描绘了当前产业生态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并针对各界对产业生态化理论的质疑提出若干思辨，提出了产业生态化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重点。[※注]
李晓华、刘峰基于商业生态系统、国家创新系统等既有理论，提出了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生态学家或环境学家将产业生态系统看作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循环体系不同，该文将产业生态系统定义为对某一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要素的集合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包括创新生态系统、生产生态系统与应用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以及要素供给、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环境、国际环境、政策体系等辅助因素。产业生态系统具有相互依赖、复杂连接、自我修复、共同演化等特征。[※注]产业的发展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产业生态系统的竞争，那些能够率先建立起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的国家将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占据先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仅支持产业的某一个方面，而是要促进其所处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协调。
史巧玉认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只有实现产业的生态化，人类社会才有可能由工业化时代步入生态文明时代。然而，要想实现产业的生态化，首先必须明确其内涵和实现产业生态化的层次，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此，对国内已有的文献给予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上亟待深化和实践上亟待探索的相关问题。[※注]
四 学科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几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从现象上看，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本质上却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一次集中暴露。不仅促使经济学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表达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各方面对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必须将其作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在这个背景下，国内经济学界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加强了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和细化，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
（一）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概念和内涵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经济体的核心和根本，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速度、发展的质量和现代化的进程。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黄泰岩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包括发展目标多元化、从物到人的发展核心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等内容。[※注]任保平、郭晗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长期增长的各项要素禀赋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内容包括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注]该文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就是以改善供给为实现路径，在政策导向上实现一系列的转型：在政策激励方面实现从“投资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在政策内容方面实现从“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转变，在创新人才培育方面实现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包括：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大力推动产业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推动结构创新；加强建设产学研体系，积极推动体制创新；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重点提升文化创新。
金碚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至全体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过程，而工业转型升级则是其关键。因为，中国工业已经从幼稚时期进入成年时期，转型升级是成长的必然，必须从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体系向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结构体系转变。[※注]这说明，经济结构调整既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预期结果。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可能优化，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持续。
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结构也像产业结构一样得到重视。张卓元认为，经济结构除产业结构外，还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内外需结构、人与自然是否和谐等。其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新兴绿色产业、节能减排等，是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致的。当前调结构最重要的是调整投资消费结构，大力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努力抑制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不正常现象；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减排减碳，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转为市民的进程，这是今后扩大内需最为有效的选择，等等。[※注]该文的分析表明，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追求GDP高速增长有时是有矛盾的。如何兼顾好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增长，可能是今后经济工作最不容易处理好的难题。吕政认为，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积累与消费比例、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社会分配结构等，它反映了资源存量和流量的配置比例。经济结构既决定着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又制约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以及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以较少的投入实现新增社会财富和福利的最大化。[※注]陈佳贵（2011）认为，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是应对世界后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要求；是使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始终保持较强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刘治彦（2013）强调经济结构是由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投资存量决定的，并形成一定时期内的锁定效应。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必须从调整投资增量着手，逐步调整经济存量。综合以上文献，可以将经济结构理解为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从宏观看包括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从微观看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等。
上述关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研究促进了我们对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2010年2月5日李克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调整经济结构既是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持续性得到增强。
（二）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和手段
在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并不难解决，市场依靠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可以使竞争力差的企业和产业被淘汰，退出市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复杂性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成熟，价格体系不合理，稀缺资源配置方式不科学，国有垄断企业占相当比重，不少项目由政府主导、国有企业实施。这种项目是软预算约束，即使丧失竞争力或者企业亏损，政府往往直接或间接出面提供资金支持。吕政认为，工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用效率高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替代落后企业和产品，推进产业升级，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关于结构调整的机制，吕政强调企业是结构调整的主体，上什么项目，应当由企业按照市场准入规则自主决策。结构调整也是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市场机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即供求关系引导投资方向，价格杠杆和利润率调节企业行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注]可见，经济结构调整就是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使其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政府的政策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陈佳贵将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的总量平衡，保持各种主要关系的协调，使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大起大落，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创造适宜的宏观环境。二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导向引导新兴产业、弱势产业的发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生产力，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开发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三是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四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企业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使企业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环境，等等。[※注]可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还要靠市场的力量，既要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来推动，也要靠市场的最终反应来检验。政府的政策只能是因势利导，加大其助推力。根据吕政的归纳，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一是制定市场准入规则；二是提供公共产品；三是运用税收与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方向；四是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五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即当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问题后，政府负有社会救助、促进失业者再就业的责任；六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注]
（三）现行经济发展方式弊端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约束条件
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是现行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问题。我国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虽然生产的产品有不少是用于出口的，但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生态环境的代价也很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汪同三、蔡跃洲通过利用相关宏观指标进行数量对比分析，论证了当前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根源是现行收入分配机制中存在的扭曲。从宏观层面，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必须由高投资和高净出口来平衡支撑。从微观层面，初次分配中高利润、低工资的局面和企业自身的逐利动机共同推动了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格局必将长期带来产能过剩、产业逆向选择等不良后果，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付敏杰在现行生产型税制下，地方政府为了保持财政收入的增长，必然会想方设法建立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能，以增加税源和提高收入。这就在客观上将地方投资、产能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联系在了一起：高产能导致高收入，低产能对应低收入。还会使得税收过于集中地依靠几个大型企业，不但会带来财政风险，还会增加不和谐因素。[※注]如果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压力转变在产能上，尤其是由于资源价格过低而形成的资源消耗型低技术含量企业，就必然会形成大量的落后产能，使得经济增长回归到粗放型模式中去。张华荣、陈伟雄和方忠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归结为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政府职能不清晰、利益分配不均衡、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等。[※注]张群、孙志燕提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多种矛盾交织交汇。特别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重点创造有利于“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将投资政策、市场规制、产业政策等三方面作为我国近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先行突破口。[※注]何爱平、张志敏认为，资源和环境两块短板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的硬约束，资源环境的约束也使得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发展难以为继。破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是物质利益关系演化的过程，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与此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激励结构也必须作出调整，并通过制定激励机制来规范主体行为。[※注]
金碚的研究从我国工业资源现状入手，论证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受现行资源供求关系的约束。原因在于，作为工业过程的基础性资源（往往也是生活的基础性资源）具有普遍供应要求，所以，对于其价格上升，社会往往不能容忍，或者不能承受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替代进行调节的长期过程，因而需要政府干预，包括价格调控、行为管制、标准强制、政府规划、国家垄断等多种方式。工业技术路线和工业化资源路线体现了获取竞争力源泉的需要，工业技术路线和工业化资源路线的转变，实质上就是工业竞争力源泉的转变。[※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寻求竞争力的新源泉，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优化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根本要求和核心内容，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权衡提出资源稀缺性、发展目标从增长延伸到发展、人的自由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尤其对当今的世界经济而言，资源短缺愈发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如何有效改进资源配置方式，以改进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及提升人类社会福利水平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注]从理论发展而言，关注的焦点也不应仅局限在资源配置的内部结构本身，而需扩充资源禀赋的边界和外延，以宏观的视角，从整体模式上进行拓展和创新。
金碚认为，中国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将处于工业化时代。实际上，全世界在总体上也将长期处于工业化时代。由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所“锁定”的工业生产技术路线的优点和缺陷，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生活方式，将继续向世界其他国家扩散。工业生产和工业社会的基因和“中轴原理”，仍然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经济机理的决定性力量，并决定着社会上层建筑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谓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核心就是工业化技术路线的优化和运行体制机制的转变。李平、杨丹辉等人将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工业绿色转型的概念，工业绿色转型是指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向，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生产全过程的绿色化、可持续发展，获得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注]
（四）关于经济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的分析
经济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经济结构失衡是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产能过剩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张卓元认为由于国民经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加上国际金融危机袭击下国家所采取强投资应对措施，中国经济出现了几个大的失衡或不协调。一是内外需失衡，我国的出口依存度过高。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三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失衡，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四是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且未能扭转。[※注]该文深入分析了上述四大失衡，最主要是投资与消费失衡，或储蓄与消费失衡。投资增速很高，产能过剩，只好靠扩大外需找出路，出口依存度一路攀升。投资增速很高，粗放型扩张，必然要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投资增速很高，在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财政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力不足，不能很好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收入差距，不能扭转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产能过剩是指一些行业的现实和潜在生产能力超出当前市场需求所能够支撑的生产能力，包括总量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等形式。两者的差额为过剩产能。过剩产能是一个市场供求态势分析的概念，它以市场出清状态为参照，表明供给能力严重超出实际需求，表现为已制成商品出现大量库存，生产设备闲置，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形成效率损失。吕铁认为所谓产能过剩，是指工业部门的实际产出较大幅度地小于生产能力，并且通常伴随价格下降、利润减少以至持续亏损等现象。从国际上看，一些处于赶超阶段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在经过一段较长时期高速增长之后，都曾出现过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注]张晖明认为，对产能过剩的判断不能仅仅基于总量的视角，应结合供求的动态性、全球性、结构性以及区域性等方面的特征进行综合判断。产能过剩是一定时期内进入某一产业领域的资本数量过多，资源占用进而产出数量超过了社会实际需求。[※注]
梳理有关文献，这个问题大体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和主张：一是以“市场失灵”来解释经济结构失衡、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二是以转轨经济中体制缺陷对经济主体行为的扭曲来解释。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同时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治理思路。以“市场失灵”来解释上述问题的形成机理，意味着政府应该通过干预市场方式来矫正市场失灵，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治理产能过剩；以体制扭曲来解释上述问题的形成机理，则意味着政府应该通过完善市场体制，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根据江飞涛、李晓萍的分析，政策部门更倾向于认为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是“市场失灵”的结果。长期以来，政策部门以包括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供地审批、贷款的行政核准、目录指导、强制性清理等行政管制政策来治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注]这说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尽管国内学术界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投入不少力量开展了相关研究，但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对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能过剩进行孤立、个别的研究多，将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的研究不多，能够深入分析三者之间互动机理的研究更少。二是对国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不够系统，对国外研究动态和实践缺乏了解和追踪研究。三是对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能过剩治理相关配套体制和政策相互作用的研究不够。
总体来看，理论界和实践界都认同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两者的互动机理，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何构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 研究方法现状与展望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分析，近年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计量经济学、数理模型、博弈论，而经济实验和模型仿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传统经验研究方法仍然较多采用。
（一）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现在仍然是研究产业经济问题的一种主要方法。经济计量模型为偏好、技术和制度等经济要素提供了一个从结构到结果的映射关系。它主要是通过统计学方法，利用非实验数据对理论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并对其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检验。
计量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包括单方程回归、联立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等三大支柱系统，具有比较严密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体系，以及适合不同研究对象的大量计量经济模型的庞大的学科群。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过，“第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事实上，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少有16位是因对计量经济学的直接贡献而获奖的，有二十多位担任过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有三十余位学者的获奖成果应用了计量经济学。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学文献中，有超过50%应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当前，一些前言学术研究正在朝超越传统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方向努力。比如，新型数据给传统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极大的延拓：高频和低频数据拓宽了研究的时间尺度，高阶和低阶数据使动力学分析和预期被引入计量经济学中，高维及空间数据使研究关注交互性和离散性，实验和模拟数据改变统计数据一统江山的局面，等等。着眼统计尺度上的计量预测及部分基于经典力学的模拟预测范式变得不合时宜，规则系统等预测方式正在为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库中添加新的武器。数据挖掘和基于主体建模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将不断冲击单纯依靠数据挖掘的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作为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空间计量经济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它是以计量经济学、空间统计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学科为基础，以探索建立空间经济理论模型为主要任务，利用经济理论、数学模型、空间统计和专业软件等工具对空间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兴趣几乎成指数型增长，在计量分析中融入对空间因素的考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增长、产业经济、技术创新、资源环境等，呈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势，相关文献大量涌现。近年来，有三种模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即空间面板模型、空间潜在变量模型和流体模型。尤其是面板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论文都呈现明显增多的趋势，许多学者提出了一般的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在技术支持方面，计量经济方法的运用离不开应用软件的支持。目前，最为流行的软件是EVeiws软件，它以界面的友善、使用的简单而著称。还有部分人使用SAS、SPSS、STATA、R软件等来实现。而一些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相关的软件产品主要有Matlab、Spdep、GeoDa、ArcGis等。
（二）数理模型
数理模型是一种用数量来表示社会现象的模型，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旨在利用数学的理论、方法和公式来描述和解析经济现象，通过数学逻辑推理来阐述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和演变趋势。与经济计量学的不同在于，后者研究的常常是从经济统计数据出发的数理统计模型，不一定有完整的机理解释。不过，计量经济学也可以被认为是数理模型的某种类型。最近几年，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相关软件的改进，数理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对现实世界进行的抽象越多，模型越简单、越容易被理解，同时，模型模拟现实世界的能力也就越差。为了缩小模型与现实世界的差距，经济学家会逐步将之前模型中被舍弃掉的因素逐步纳入模型，从而使数理模型越来越深刻，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在产业经济学研究中，为了方便研究并使理论更易于理解，常常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简化和抽象。建立数理模型的目的在于为特定现象提供解释说明，使理论具备普遍性、精确性和简洁性，即用简洁的数学语言，准确地说明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带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由于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需要对现实世界进行简化和抽象，数理模型的设计者和使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其中包括：熟悉多种模型，细致谨慎，拥有敏锐的直觉、高度的抽象能力、处理数据资料的能力以及鉴别能力，并能对模型作出批判的评价。
现在，数理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一些跨学科研究中得到普遍应用，如数理社会学、数理心理学、数理语言学、计量经济学以及地理学分析、环境规划研究等都提出并使用多种数理模型。在产业经济学中，数理模型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数理模型的优点在于：第一，使经济学家明确定义所选用的变量，明晰这些变量间的关系；第二，避免出现在使用普通语言进行推论时容易出现的错误，也可以解释用普通语言难以说明的问题；第三，推导出一些复杂、新颖的理论，甚至得出一些使人难以预料到的结论。
（三）博弈论
博弈论（Game Theory）原本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但由于它研究人类行为和决策倾向，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在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随着理论工具的发展，逐渐被运用到各个领域，解决了以往只能通过经验分析的问题，因此在产业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备受重视。博弈论的出现，使经济学家们改变了思维方式，更加关注决策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让·梯若尔曾说“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非常强大和有效”。他解释道：“通过它，那些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经济学领域就找到了相通点，那就是研究它们的方法论。”让·梯若尔在《产业组织理论》一书中，便利用博弈论研究不同市场架构的企业行为，至今仍是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之一。
近年来带着“博弈论”标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大多是在博弈论范式下的研究。从1944年冯·诺依曼（Von Neumann）与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建立博弈论体系以来，纳什、豪尔沙尼（Nash，Harsanyi）和塞尔顿（Selton）以及沙普利（Shapley）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完全信息非合作博弈理论与合作博弈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自米里利斯（Mirrielees）和维里克（Vickery）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1996年）开始，到阿克洛夫、斯彭斯（Akerlof，Spence）和施蒂格科茨（Stieglitz）（2001年）、赫维奇、马斯金（Hurwicz，Maskin）和迈尔森（Myerson）（2007年）获奖，他们的研究贡献使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取得了重大进展，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以及政府规制等研究领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014年，博弈论领域迎来又一盛事——琼梯若尔（Jean Tirole）教授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对市场势力和规制的分析。这是自1994年纳斯特、豪尔沙尼（Nash，Harsanyi）和塞尔顿（Sel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博弈论领域的学者第7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可以预见未来还有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与博弈论“相关”。
经济学的“行为革命”和人们要求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理解推动了行为博弈论、实验博弈论和演化博弈论发展。行为博弈论的序列互惠模型可以更清楚看到信念因素对局中人收益函数的影响，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则更加注重人的心理因素，而一些传统博弈论不同程度地简化了参与人的心理因素。实验博弈就是通过精心设计、用货币诱发真人被试的可控实验室方法，复制真实的现场环境，直接检验被试如何进行有效决策的策略博弈行为过程。这些实验研究成果，不但提供了关于可预测工具的均衡行为博弈理论模型的价值和准确度，而且还可以通过分析目前理论哪些表现完善，哪些存在不足，提供有趣的理论研究方向。实验博弈论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仅考虑局中人物质利益的博弈模型不足以说明局中人的行为。演化理论与博弈论结合产生的演化博弈论摈弃了博弈论完全理性的假设，将传统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不仅能够成功地解释生物进化、社会规范、制度演化过程中的某些现象，同时它比博弈论能更好地分析和解决经济管理问题。
博弈论的发展尤其是行为博弈论、实验博弈论、演化博弈论的进展，对于人们认识真实世界的产业经济运行提供了认识工具和分析手段。琼梯若尔的工作最能说明博弈论进展对产业经济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在博弈论的多个主要分支——激励机制设计、委托代理、不完全契约等领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并成功地将这些领域的理论成果用于分析和解决宏观经济、企业管理、社会发展等领域的重要问题，为解决政府监管、行业寡头竞争、产业组织发展等问题提供了一套科学、规范的分析框架和有效工具。在未来的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博弈论将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四）经济实验
1962年，实验经济学鼻祖、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公开发表了他的经典之作《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不仅打破了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不可实验室研究的论断，而且开辟了在可控实验环境下来研究人们决策行为的先河。此后，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其与行为经济学联袂将心理学原理和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在已有信息分布假定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参与人的理性不对称，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的已有定论。尽管新兴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足够系统强大的理论优势，但相关研究成果所提出的问题开始促进产业组织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的理论模型，并开始努力创新，以应对这些质疑。近年来，实验经济学方法成为产业经济学领域最活跃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实验经济学在价格理论、博弈论中有着广泛应用，并深化人们对产业组织中的定价决策、寡头理论、研发合作等认识。
正如实验经济学的名称，它一般采用实验室方法开展研究活动，因此，它的实验也必须具备一般科学实验的基本要求，即实验活动必须满足可观察、可重复，以及实验条件的可控制的要求。前者是指任何其他的研究同行应该能够采用研究报告中相同的实验步骤与方法，重复实验过程，并对结果进行检验。实验条件的可控制性是实验经济学方法的“灵魂”，它是指研究人员在开展经济机制研究之前需要进行环境假设、条件约束。从本质上来说，实验经济学就是研究一定控制条件下被试者的决策过程或行为选择的科学。
与经济计量学相比，由实验经济学得出的结论通常都更有说服力。经济实验是以微观经济系统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该理论认为，一个微观经济系统包括两部分：环境e和制度I。一个经济实验也包含三个要素：一是环境，即参试人员所面对的一系列价值/成本结构，它包括代理人的初始禀赋、偏好和行为的成本。在实验中，实验者通过货币奖励来控制环境。二是制度，即实验者的行为所要遵循的规则，它主要包括参试人员所要发出的信息（如自己的出价和对对方出价的接受）、控制这些信息在参试人员之间进行交换的规则（如哪些是公共信息、哪些是私人信息）和使这些信息形成最终的契约的规则（如在什么情况下买卖双方可以成交）。这些规则由实验设计者根据市场实际的运行规则制定。三是可观察到的参试人员的行为，它是以环境和制度为自变量的一个函数。
（五）模型仿真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模型仿真（Model Simulation）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模型仿真是指以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环境和经济代理人行为的特点为原型，将经济系统抽象成为程序模型，在计算机中进行运算，模拟现实经济运行的方法。研究者可以通过改变一些参数的设置，模拟现实生活中某些经济变量的改变，观察程序运行结果，验证经济理论。近年来，产业经济研究使用模型仿真比重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应用的研究领域包括产业集群、产业演化、企业家网络、知识溢出、创新创业活动等。
经济模型仿真是以美国的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FSI）的约翰·霍兰（John Holland）于1994年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pative System，CAS）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复杂适应系统是关于系统的复杂性（Complexity）的形成原因、特点和机制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系统的复杂性形成的原因主要来自内部，是大量具有适应性的主体（Dapative Agent）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经济系统正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它的复杂性根源是系统中的具有适应性的主体，也就是人的相互作用。基于此，在构造经济仿真模型时，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将代理人的主要的属性和行为抽象出来，再配以必要的环境变量，并根据制度对代理人的行为和环境进行一定限制。这样，就可以在计算机中模拟出一个虚拟的经济环境，其中的虚拟代理人会根据事先定义的制度自动进行各种事先定义的经济行为，而整个模型则会体现出一些宏观的特性。
在设计仿真模型时，同样要遵循经济实验的三个要素和控制偏好的五个规则。可以说，经济仿真模型就是在计算机中虚拟的经济实验。二者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在作用上是相同的，在结构上是类似的。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就体现在对“人”模拟的上面。经济实验是利用真实的人作为实验对象，因此它具有了人的一切特性，其行为特征完全复制了真实经济环境中的人的特点。相比之下，经济仿真模型就不具备这一特点。在模型中对人的特点的描述与在通常的数学模型中所作的相比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计算机与人脑相比，具有高运算速度和高存储容量两大特点，所以在经济仿真模型中可以实现诸如遗传算法等一些单纯利用人脑无法实现的计算方法，从而部分地模拟人的一些特点（如学习）。
（六）传统经验主义方法
著名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作为分析产业组织的方法，具有非常直观、有效的作用。埃尔津加（Elzinga）和米尔斯（Mills）（2011）对勒纳指数的原理和应用进行了综述和评价。勒纳指数作为分析垄断问题的工具，分析了垄断行业中价格和边界成本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以及由垄断者利润产生的资源抵消配置问题。这种方法在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经验主义方法在对产业组织形式、基本特征进行分析时，具有非常直观、迅速、易理解的特点。对于我国现阶段产业转型、新行业不断涌现的经济现实情况，具有很好的实用性，只有迅速有效地对产业组织的基本面进行全局分析，才能更好地认清现实情况，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方向和参考。
（刘戒骄）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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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贵、黄群慧等：《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