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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光正的光》

来源: 中国文学年鉴2018 >> 作品选载 作者: 梁鸿 徐勇 浏览次数:179
摘要:  小说中所谓的“斗争” ,主要围绕在父亲梁光正同他的四个亲生子女— —梁冬雪、梁冬玉、梁冬竹和梁勇智— —之间展开。既然整部小说的叙述者是梁冬竹,为什么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还要加入梁冬玉?但问题是,这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中的视点人物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说,视点人物不仅有梁冬竹,还有梁冬玉。梁冬玉作为叙事视角并不是不可以,但与小说在总体上以梁冬竹作为叙述者似有不符。如果说楔子部分是作为小说的第一部分,那么第十章采用全知视角以区别于与小说的主体部分(第一章至第九章) ,就说明它是作为小说的第三部分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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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光正的光》
    作者: 梁鸿 徐勇

    对于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来说,虽说修改本比发表本更为成熟而内敛,但若从梁鸿的创作历程来看,发表本更具有症候和过渡色彩。也就是说,我们从发表本中更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轨迹和流变来。相比《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发表本(《梁光正的光荣梦想》)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梁鸿。这一个梁鸿虽然隐匿在一个叫梁冬竹的叙述者身上,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但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比那个侧立一旁,以俯视、冷静和客观的眼光打量梁庄的一切的梁鸿要亲切得多。这一个梁鸿的形象,她知道作为叙述者的限度。她十分清楚,她只是一个叙述者,她的叙述可能存在漏洞,可能无法完整拼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起承转合,她的叙述也可能言过其实,或者说该讲清楚的没有讲清楚,该隐藏的却没能隐藏。但恰恰是这样的叙述者,才是离我们最近的,因而也是最让人觉得可亲可爱的,也最触动人心和让人深思的,虽然她的叙述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当然,这都是因为文体的不同。前面提到的两部作品,被称为“非虚构”文本,在其中,作者/叙述者不仅是作为所叙故事的参与者,观察者,还是作为讲述者,乃至著名高校的教授。这一多重身份的重叠,自觉不自觉地决定了她的“端着”的姿态和立场。也就是说,在《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中,其主人公并不是通常理解中的生活在梁庄或离开梁庄外出打工的梁庄人,而是作者梁鸿自己。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学术专著,她是以学者的姿态和立场,在从事中国乡村的切片式的勘探和田野考察,两部书的作者的主体性都很明显。相反,《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则一开始就明确定位在“虚构”文体上。小说在故事的开始之前加上《楔子》这一部分,其实是想告诉或提醒着我们叙述者的存在。这种提醒在此后的几乎每一章的章首都以不同字体的形式显示着自身。

    这样做的目的十分显然。此一讲述的故事是叙述者猜测、想象、“研究”和“拼接”的结果,是叙述出来的故事,与事情本身可能有出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作者是大学教授,她想写出一部带有先锋意味的小说吗?还是另有原因?我们看到,这里的叙述者“我”不是作者梁鸿,而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梁冬竹。也就是说,这是以小说的其中一个主人公作为小说的叙述者的。或许,问题就可以换一种角度提出:为什么要以梁冬竹作为整个小说的叙述者?为什么要时刻提醒读者注意到叙述者梁冬竹的存在?

    抛开叙述者不论,仅就故事的讲述层面而言,这一小说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小说中父亲梁光正的形象,可以说十分精彩且极具典型性。梁光正是农村中有一定知识的,爱干净的,爱打抱不平的,爱惹事的,爱偷奸耍滑的,但又是肯吃苦的,锲而不舍的,坚韧不拔的农民。这一农民形象,既不符合我们对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想象,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式农民的代表明显不符。他的想法很多,但他始终都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既种不好地,也不可能脱离土地走向城市。他是一个想法好于行动的人,但又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在他身上既有传统农民的狡黠的精明的一面,也有质朴、善良与乐善好施的性格特征。但这样的一个农民,他注定了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他的心思过多地放在他事旁人那里,就是不肯聚焦于自己的儿女们身上。所以他同他的儿女们的关系始终“剑拔弩张”而深具火药味。小说讲述的主要就是他的儿女们同他之间展开的不屈的“斗争”和较劲的故事。

  • 中国文学年鉴2018卷

    出版社:中国文学年鉴社

    出版日期:2019-01

    章节:《中国文学年鉴2018》 \  作品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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