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探寻民间故事的深层意蕴在西方民间文艺学界早已自成一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弗洛姆的《梦的精神分析》、艾伦·奇南的《秋空爽朗——童话与人的后半生》、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和《童话心理学》相继译介到国内。2015年度，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学意义与价值》经舒伟重译后出版。此书是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解析童话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解开魔袋”，通过阐述一些经典童话故事的心理意义而提出了富于启迪的理论洞见；第二部分为“走出奇境”，对《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杰克和豆茎》等经典童话进行详尽解析。此书从精神分析视角讨论了童话故事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因为“与儿童所能理解的任何其他类型的故事相比，从童话故事中我们能了解到更多的关于内心问题的信息，更多的正确解决他们在任何社会中困境的办法”。[※注]作者在书中试图表明，童话故事如何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揭示健康的人格发展过程由什么构成，以及这些故事如何使这样的发展富有吸引力，从而引导儿童参与其中。这一成长过程始于反抗父母和害怕长大，结束于青春期的真正到来，孩子获得了心理上的独立和道德上的成熟，而且不再把异性视作威胁或恶魔，能够积极主动地与之相处。[※注]
故事形态学理论是民间故事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李扬是首位运用故事形态学理论考察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特征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1996年出版后并未引起学界重视，鲜有学者运用形态学方法来分析中国民间故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逐步深入，贾放译介的《故事形态学》2006年出版后，故事学界日渐形成“普罗普热”。今年他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学》再版可谓适逢其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民间故事结构形态规律进而探讨中国民间故事结构深层中隐伏的文化传统奠定良好基础。[※注]
宁稼雨近年来倡导构建叙事文化学，认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应围绕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编制、故事主题类型的个案研究及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三个层面展开，并在2011年参照AT分类法编撰出版了《先秦叙事文学主题类型索引》。本年度他的《从“AT分类法”到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分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五》认为“AT 分类法”为中国叙事文化学进行故事类型分类索引的编制提供了重要参照和主要依据，借鉴艾伯华、金荣华、祁连休等人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编制经验，认为可以划分为天地类、怪异类、人物类、器物类、动物类、事件类六大类，然后再下设小类和更细的条目来编撰主题类型索引。[※注]他在《关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与把握原则——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六》中讨论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时认为可以从时间跨度、文本体裁覆盖面、文化意蕴分析要素这三个方面来权衡和制定。[※注]
张琼洁的《超越民俗学的故事研究：数据与分析》认为故事的研究已不仅限于民俗学领域，还涉及到人类学、文学、民族学甚至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新闻学等更广泛的学科领域。作者以近二十年的期刊论文为资源，运用图表和数据针对“超越民俗学的故事问题”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故事在各学科领域的受关注度逐渐上升，导致了法律故事化、历史故事化、经济故事化等现象的出现。各相关学科通过故事这一形式来达到吸引眼球和论证合理的目的和效果，故事在各学科间延伸触角，扩大自身的适用性和兼容性。“故事”的考察不应仅限于民俗学范围之内，还应该将其放到更开阔的学术领域进行研究。[※注]
樋口淳的《东亚口头传承数字化之策略、实践及国际协作的可能性》介绍了从2011年起，东亚民间故事数据库委员会借助FileMaker 工具已经创建起包含中日韩 63763个民间故事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通过输入条目的方式浏览相关材料，这些条目多达 43 种，包括故事讲述者的姓名、所属地域、故事名称以及故事类型编号等，整套方法简便易行。他们还将利用ATU编号和地域故事类型编号来简化对全世界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他以东亚民间故事数据库（EAFDB）的实践为例，讨论其数字化项目的进程和相关结果，讨论了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1.数字化、采集和方法论；2.元数据标准与应用程序；3.资源共享、“互联网 +”战略和多方协作；4.语言、平台以及开发共同工作模型的可能性；5.数字化实践的个案研究。认为国际合作来制作口头传承艺术的数字化档案并不困难，数字化中应尊重目前国际通用的AT和ATU分类编号。虽然AT分类法依据的是欧洲民间故事的框架，并不完全具备国际通用性，但是它作为事实标准已经被研究者使用了100多年，历史上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各国的研究者可根据该框架，根据必要加入各国或地区的分类。[※注]
丁晓辉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兼论中国传统文人故事的雅与俗》认为中国传统文人故事“口头性”特点不明显，但“民间化”特征显著，应关注中国传统文人故事与世界民间文学相通的普遍性。中国传统文人故事应该被增补入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注]李芳的《论蒙古族民间童话故事体系的复合形态》认为蒙古族民间童话的故事形态是阿尔泰故事、印—藏故事和汉民族故事三大体系的交融并蓄的多元复合体，在文化上表现出驳杂而丰富的样貌，但由于蒙古族居住地幅员辽阔，相对分散，在不同地域范围内呈现出的多元复合形态有所不同。[※注]刘建华的《神奇婚姻故事深层叙事程式探析》从叙事学视角考察神奇婚姻故事的结构特点，发现普遍呈现出一种深层的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即不平衡——平衡——平衡被打破（再次不平衡）——再次平衡的程式。其中的转折程式具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更是故事本身等生成机制和传播机制的产物。[※注]毛梦娇的《论民间童话的仪式维度——以欧洲民间童话为例》认为民间童话最初是作为通过仪式的文字转述而存在的。作者以欧洲民间童话为例，从时空特征、意象内涵和空间叙事结构三个角度探讨民间童话与仪式的关系。民间童话在时空上塑造了一个独立的“第二世界”，民间童话与仪式的关联也为故事中的超现实意象所证实。法宝的魔力来源于其与另一世界的关系，而神奇的动植物则保留了图腾的影子，主人公进入冥国正是要与它们建立同一性体认。最后，通过仪式的分离——阈限——聚合三阶段在民间童话的空间叙事结构中得到整体体现，童话以独特的形式完成了仪式的过渡转换功能，并且这种转换功能中寓含着一种对人之有限性的超越。正是这种超越性赋予了民间童话以独特的魅力，使其能够在仪式背景淡去后仍旧盛行不衰。[※注]
二 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
本年度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论文数量丰富，涉及范围有中外比较、汉族和少数民族比较、少数民族的互相比较和民间叙事和作家叙事的跨文类比较，研究方法上也出现新的变化。
1.中外比较
陈明的《三条鱼的故事——印度佛教故事在丝绸之路的传播例证》是本年度比较故事研究领域的佳作。作者把文本细读和图像考察相结合，分析该故事在巴利文佛教《本生经》、史诗《摩诃婆罗多》、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益世嘉言集》和《故事海》、粟特语故事文本、阿拉伯语《凯里来与迪木奈》、波斯语《玛斯纳维》和泰语《娘丹德莱的故事》等多元与多语种文字文本中的流变，认为源自印度民间的“三条鱼的故事”进入到佛教的本生故事系列，又以口头传播的形式在丝绸之路上流传，并且被记录下来。该故事又通过《五卷书》的译本《凯里来与迪木奈》等中介，以改写或变形的形式进入到伊斯兰教等新的宗教文化场域。除了口头与多元的文字文本之外，该故事还进入了伊斯兰世界艺术家的笔下，成为精美的细密画，以图像的方式进一步开拓了传播的时空。可以说，“三条鱼的故事”在印度、斯里兰卡、中亚的粟特、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世界（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以及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地区的广泛流传，实际上是印度文学向外传播的一个缩影，为我们理解印度文学的丰富性以及印度文学与宗教对外传播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实证事例。[※注]
鞠熙的《身体、家庭与超越：凡女得道故事中的中法比较》对中法两国的“凡女得道”故事（AT923B“负责主宰自己命运的公主”）从身体、家庭和超越等方面进行比较后发现，妙善、千花等中国女神和殉道而死的法国女圣徒，在成道经历上非常相似，但其相似之中又蕴含很多细节上的不同，正是这些细节折射出两种宗教文化的本质差异。当西方人把身体看作罪恶与灵魂的拖累时，中国人把女性身体之美也看作值得追求的价值；当西方人通过肉体痛苦来接近上帝时，中国人把身体的位置从社会与家庭，转移到自然与天地之间，从而获得超越；当天主教要求女性被动保持纯洁时，中国宗教却给女性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当西方女性把神圣看作世俗的截然对立物时，中国女性却通过实现家庭价值来解决终极危机。[※注]
徐磊的《中日“解难题”型龙女故事比较——以格雷马斯矩阵分析为中心》从282则中日解难题型龙女故事的母题差异入手，通过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法比较分析发现中国该类型故事体现了“爱与美女神”的功利化以及独特的龙女信仰；而日本该类型故事则折射出源于“原彼世观”思想的追求“整体性”的女性意识。[※注]
毕雪飞的《中日弃老故事比较研究——以“原谷型”与“姥捨て型”为中心》认为中国的“原谷型”弃老故事基本以“弃父”为核心展开，而日本流传较广的“姥捨て”弃老故事则主要围绕“弃母”问题流传。“姥捨て”的“折树枝型”弃母故事与夫妇别墓制下的两墓制有着较深的关联，属于社会习俗；而“原谷型”弃父故事和“姥捨て”的“致富型”弃母故事都反映了家庭纠葛的不同方面，属于个体行为，“留物警示”与“致富惩恶”均告诫世人要孝养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注]陈金文的《中越灰姑娘型故事之比较》认为越南灰姑娘型故事与我国灰姑娘型故事有密切联系，都有鱼神相助母题和姐妹争斗的情节。中越灰姑娘型故事的相似，还可能是因为中越目前口头流传的灰姑娘故事属于同源异流的文本。[※注]冉万里的《从两则故事的比较看唐王朝与波斯的文化交流》通过文献考证认为唐代与波斯的两则筑城故事的脉络和叙事方式极为相似，认为波斯的筑城故事至迟在十六国时期已经传入中国。唐代的筑城故事取法于波斯故事，从而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之时，中国与波斯之间不仅存在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及频繁的人员往来，而且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注]郭建新的《〈五卷书〉与哈萨克民间故事》从动物形象、故事情节、故事类型、思想主题等方面探讨《五卷书》对哈萨克民间故事有着深刻的影响。[※注]相关论文还有丁艺的《中韩人虎恋故事比较研究》、[※注]金凤的《论中日羽衣传说》、[※注]王怡明的《德国和中国文学中“灰姑娘”母题之比较》[※注]等。
2.汉族、少数民族间比较
汉族和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往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生关系。2015年度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相互间的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较多。
林继富、梁珊珊的《汉族、藏族“小鸡崽报仇”型故事比较研究》从结构与细节上对汉藏两族的“小鸡崽报仇”故事间的相似性，地域传统和历史传统作用下的差异性进行比较。认为汉藏两族的“小鸡崽报仇”故事是否同源性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故事文本中呈现出汉族和藏族文化上的交融互渗则是不言而喻的。[※注]李勤璞的《智慧礼赞——藏汉文蚁穿九曲珠的故事》搜检藏汉和佛经中的典籍中关于蚁穿九曲珠故事文本，考订了文献中吐蕃使者噶尔东赞“蚁穿玉石”与孔子“蚁穿九曲珠”两则故事之间的关系。认为该故事最早的版本源于汉文本，但最早的藏文本不是简单地从汉文本翻译而来。藏语与汉语文本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中独立演化，此后两者之间没有影响。两则文本寓意不同，但都有对文明智慧的赞美。[※注]
李丽丹的《朝格日布之“汉族故事”研究——以〈王外外的故事〉为个案的分析》通过翔实的情节对比认为蒙古族故事家朝格日布所讲“汉族故事”中的《王外外的故事》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故事情节为架构，运用故事家特有的娴熟技巧将众多汉族小说情节加以增添和联结，融汇成蒙古文化色彩浓郁的汉族故事《王外外》。作者认为“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汉族小说在中国蒙、藏、回等多民族的多元化传播并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汉族故事，其途径至少有如下几种：一是小说被全译或选译为民族语言，其中部分译本被文人改编为戏曲，故事讲述人又辗转将其演述为故事；也不排除有些故事讲述人能阅读本民族文字的作品，将译作直接改编为故事传播。二是因商业、移民、迁徙等原因，能够互通语言的汉人将故事和戏曲直接带给各族同胞，本民族对这些故事感兴趣的故事家又以高超的讲述技艺和编创故事的能力进行再创作，从而产生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汉族故事。《王外外》展现了汉族小说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的活力，见证了蒙汉文化交流的历史。[※注]
金花的博士论文《蒙藏〈尸语故事〉比较研究》以国内外收藏的39种蒙文版《尸语故事》的手抄本和版本为基础，通过《尸语故事》的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进行细化研究，分析蒙藏《尸语故事》手抄本和版本、口承故事和书面故事、蒙文版和汉文版之间的关联。[※注]李艳珠的《哈萨克族民间故事与柯尔克族民间故事之比较》对哈萨克族和柯尔克族的动物故事、生活故事和英雄故事进行了比较。[※注]
3.跨文类比较
张琼洁的《“骗”的文人书写与民间讲述——从李渔〈归正楼〉和耿村民间故事比较分析说起》比较李渔笔下的《归正楼》和耿村民间故事中的《张糊弄》，发现文人笔下的行骗故事注重叙述策略、顾及意义阐释，在开头、中间、结尾部分出现对“善”的引导和规劝，时刻提醒读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民间讲述中的行骗故事则更注重故事的趣味性与串联性，没有任何的道德说教和反思。在叙事形态上，行骗故事所采用的系列故事讲法是介于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之间的叙述形式，勾连起文人与民间的分壑。在意义阐释上，文人书写与民间讲述反映出的是大小传统观念上的差异，从更深意义上讲，无论是骗行为还是骗故事本质特征是“游戏”。文人以自省的文学观念将文字游戏运用到了文学创作之中。民众在娱心娱乐的同时体现了一种人性的觉醒和抵抗。[※注]李丽丹、凌云的《〈升仙传〉与“丁郎寻父”故事之版本与流传》认为《升仙传》是明朝嘉靖年间为背景的道教修仙小说，“丁郎寻父”故事是其中的重要情节，此故事后来逐渐脱离文人小说，在华北地区以秧歌戏、二人转等多种民间叙事形式广泛流传。作者考察了《升仙传》与“丁郎寻父”故事的蒙文版本及流传、“丁郎寻父”在汉族民间的流传情况，认为以宣扬济小塘修仙事为主题的通俗小说在向民间叙事演变的过程中，其宗教成分被最大限度地弱化。故事的主题由神魔小说的宗教说教，转而成为弘扬夫妻情贞、父子和母子情深的伦理和社会世情故事。尤其是“孝子寻父”情节在各类民间叙事中所占比重表明，“丁郎寻父”正是作为家喻户晓的孝道故事而得到汉族和蒙古族民众的认可与喜爱，其情节的变异、人物形象的转化等都体现了民间智慧、道德价值判断与文人叙事之间的差异。[※注]
三 民间故事类型研究
故事类型是民间故事学人的主要分析工具，本年度故事类型研究论文较多，出现不少将故事类型和形态分析、文化批评等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论文，研究深度亦有所拓展。
康丽近年来重点关注巧女故事，运用类型丛视角分析巧女故事的形态结构特点，同时注重从性别视角反思巧女故事文本中民间女性言行与传统性别规范之间的复杂张力，尝试勾连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和文化意蕴。她的《性别制约与规范重叙：中国巧女故事研究》认为当故事文本中传达的文化观念与现实生活相悖反时，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是体现了女性在社会制度和伦理观念抑制下反抗，作者认为还可以看作是以逆向的表达方式强调了对社会现实运行规范的认同。巧女故事文本中彰显巧女的智慧、才华均是以维护家庭和谐、家族利益为指向的。巧女对性别规范的反抗是在男性难以维护家庭利益情况下暂时抛开规范对传统女性的性别约束，让其作为男性家庭的代言人与外力较量并解决困境。一旦危机消除，巧女又会重归伦理规范的信徒行列。可见，张扬智慧的表层声音与叙述伦理规范的隐含声音共同糅合在故事的整体叙述里，才传达出民众对理想女性的期待。而从民间女性观念看巧女故事称颂女性智慧的原因，恰是故事中的女性行为对社会性别规范的遵守而非挑战。巧女们之所以百战百胜，全然是因为她们维护了性社会性别制度在中国社会的境遇中对女性的性别期许。[※注]
鹿忆鹿的《傻女婿的傻样——兼论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家族关系》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了傻女婿型故事。作者认为西方的民间故事大多倾向个人的情感追求，中国民间故事则常围绕着婚姻关系、家族关系打转。从中国民间故事中傻女婿的傻样出发，可以深入探讨中国的家族关系。首先，傻女婿故事中主要的情节，几乎都围绕着女婿在岳家应对不得体的内容，傻女婿学话或拜寿时出尽洋相，受尽岳父或连襟的奚落。传统家庭中对女儿的轻视态度，使得傻女婿故事普遍流传，傻媳妇故事却相对少见。其次，傻女婿对房事的懵懂，表明传统家族对子女的婚姻态度，将传宗接代视为唯一要务。再者，故事中翁婿、连襟、姊妹之间的纠葛或较劲，傻女婿有时也会去捉弄岳家人，隐隐散发出一种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傻女婿故事与徐文长、白贼七故事中都有一些幼稚可笑的屎尿学，故事背后表现出一种对人毫无同情心的残忍。与西方的傻子娶亲故事相比，中国傻女婿故事类型中有姊妹关系、连襟关系，也有翁婿关系，呈现出一个与西方家族文化不同的家族关系。[※注]刘守华的《去粗取精话非遗——从徐文长故事说起》在辨析徐文长故事复杂构成形态的同时，还以《皮匠驸马》等故事角色的狡黠行为为例，提出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文学类代表作的研究评审中，须本着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的科学态度，涤荡“国民劣根性”之遗存。[※注]徐华龙的《中国民间故事及其技巧研究》是本论文集，作者从人类学、比较研究等视角考察了螺女型故事、灰姑娘型故事、精怪故事。[※注]梁惠君的《主题学视域下的“睡美人”故事研究》分析了巴西耳的《塔利亚和太阳、月亮》、佩罗的《林间睡美人》以及格林兄弟的《玫瑰小姐》的发展演变的轨迹，并深入挖掘和探讨这一演变轨迹背后的时代因素和文化根源。[※注]李亚欢的《螺女型故事的结构形态分析》借鉴刘魁立的结构形态研究方法对螺女型故事的18个文本进行分析，可划分出六个类型变体，寻找出螺女型故事的“生命树”状结构形态。[※注]
乌力汗的博士论文《赫哲族民间故事研究》运用类型学、故事形态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从叙事主题、角色功能及传承演变特征等方面探究了赫哲族民间故事的整体特征、伦理价值、神灵体系和文化意蕴。[※注]类似论文还有《东海孝妇型故事研究》[※注]《越南北方岱族“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注]
四 民间故事的文化阐释
运用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对民间故事文本中母题、角色和文化心理进行阐释是民间故事研究的常见模式。黎亮的《“离去型”中国民间故事的文化原型论》认为以“妻的离去”为结局的中国民间幻想故事有着悠久的文本历史和稳定的结构传承。作者根据离去的妻子形象将“离去型”故事分为羽衣仙女、田螺姑娘、老虎精和猴儿娘四个亚类，并对它们各自所属的历史文本依次进行检阅、比较和归纳，发现故事表现出女性从仙到兽的身份沉落，积淀着由从妻居到从夫居的婚姻习俗转型过程中女性的反抗心态。“离去型”故事具有深刻而独特的文化原型意义，它本能地叙说了无意识（表现为兽妻形象）未能转化为创造力和促成主体的完备而产生的破坏力量，从而锐化了“天人合一”和“人兽分开”思想的矛盾。[※注]她的另一篇论文《女巫与父权：“龙女”与“百鸟衣”复合型故事解析》认为“龙女”与“百鸟衣”复合型故事中将龙女形象叠加于被抢去的妻子形象之上，不仅强化了具有灵力的女巫形象，更反映了女性权力的被夺以及建立在性别不平等基础上的父权机制，构成了对社会历史中权力运作的深层隐喻。[※注]哈斯也提·艾比布拉的《论维吾尔民间魔法故事中的仙女及有关形象》以维吾尔族关于仙女的 57 篇民间故事为基础对其中的仙女形象进行了阐释，并对与仙女紧密相连的普通人物及神话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探讨。维吾尔语中的仙女意为有翅的女人，维吾尔人民在塑造仙女形象时，便将其生活的空间安排在了人世间的穹苍、峭壁巨崖的山洞里。这不仅拉近了仙女与人类的距离，而且有时还与丑陋可怕的恶魔也有关系。仙女与伊斯兰教中的天使有区别，与帝瓦和神秘的住所有一定关联，这也说明了这些形象仍然遗留了伊斯兰教以前的很多特征。维吾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在民间故事里重新塑造仙女形象时，充分利用了伊斯兰教对仙女的认识并创造性地丰富了这一形象的内涵。他们将天堂里的仙女与为安拉效劳的天使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在民间故事中，仙女是夹在普通人与神化形象当中的。这种故事情节不仅体现了仙女的神化性更体现了现实性，使民间故事具有不离人世间的魔幻效果。[※注]
吴桃的《彝族民间故事中青蛙原型意象解读》认为彝族民间故事中的青蛙原型承载了该民族对祖先文化的历史记忆，故事中塑造的青蛙集智慧、果敢、聪颖、孝顺于一身，是文明的先导和传播者。青蛙意象的生成是彝族独特的情感投射而创造出的审美艺术形象，是彝族人特有的民族情感的外化和升华，是彝族人地方性知识的汇总与归结。[※注]姜建国的《云南民间故事中的“马”》分析了马在云南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古代史籍、现代搜集的民间故事中，云南与马相关的故事十分丰富。这些故事产生于相应的时空背景，屙金银的马、换马、智夺马群等多种故事类型反映出云南社会独特的民风民俗。[※注]
马会的《抢婚故事的概念及源流》把抢婚故事分为事实类和幻想类，认为抢婚故事源于悠久的抢婚文化，而其文学性又来自于猴玃抢婚故事的影响。[※注]杨军、浦向明认为“猴玃抢婚”型故事源于白马藏族，与其种族起源和图腾崇拜关系密切。今存白马藏族民间故事《猴子抢姑娘》在内容上保留有白马藏族原始图腾和自然信仰的族群记忆等诸多文化孑遗。[※注]
戴冠青认为闽南民间故事蕴涵着闽南民众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心理迹象，其中也必然有意无意地传达出闽南人对生与死的独特想象，如“死而再生，生命长存”“英雄不死，精神永存”“善者善生、恶者恶死”，等等，体现了闽南文化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崇高的生命追求。[※注]蒋勤俭认为AT325A“两术士斗法”故事中主人公在术士帮助下成功避难的缘由，可从弗雷泽的交感巫术中寻求解释，避难时所用的土、水、米、竹、木屐、镜、草和灯等避难物均具有浓郁的丧葬意蕴。[※注]朱浩的《“十二寡妇征西”故事新考》认为“十二寡妇征西”故事来自于明代社火中的“六丁六甲”舞队，而此种舞队在南宋民间社火中就已存在，是从南宋宫廷傩仪中移植而来。“十二寡妇征西”故事乃民俗与民心之结晶，代表了民间故事衍生的一种机制。[※注]
本年度关注藏族民间故事的论文较多。杨军、浦向明的《试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中的“殉情母题”——以〈新娘鸟〉和〈阿拜波与娥曼妹〉为例》发现白马藏族民间故事不仅具备“相爱——干涉——殉情”的母题叙事模式，而且还存在着“传情——殉情——团圆”的母题情节模式。这种“美的毁灭”殉情母题具有悲剧美和崇高美。[※注]蒲向明的《族群历史、底层意识与地域叙事的共同演绎——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题材的分合表征》则从族群历史的艺术呈现、底层意识的细腻表达和地域叙事的鲜亮色彩等角度分析白马藏族民间故事题材特点，其中相当数量的作品题材表现为三者的共同演绎，形成一个独有的联合体。[※注]
侯仰军的《〈孝经〉的流传与民间故事中的孝文化》认为在民间，《孝经》的巨大影响就是产生了巨量的“通俗版《孝经》”：《二十四孝》和众多的民间孝故事。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民间孝故事的四种类型和不孝子女产生的原因。[※注]尚青云、薛洁的《兵团民间故事文化内涵阐释》通过对兵团各师民间故事卷本的文本研读，指出兵团民间故事承传新疆历代屯垦文化基因，而且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蕴含着各族屯垦儿女维护祖国统一、保边卫国的奉献精神和亦军亦农、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注]吴铮强的《宋人志怪故事中的地域社会与伦理观念——以〈夷坚志〉温州故事为例》从地域关系的视角分析《夷坚志》温州故事中伦理观念与地域秩序的对应关系，认为温州本地社会中流传着报应故事，官场上流传着鬼怪故事，科场上流传着梦占命定的故事。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本地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报应观念是熟人社会构建道德秩序的重要方式；士大夫的游宦或者科举士人的游学生活是一个不断遭遇陌生环境的过程，鬼怪故事是宣泄恐惧情绪的途径；科举梦占故事则体现科举士人超地域的社会关系。[※注]姜亭亭、李秀云的《对乡土精神世界的再认识——以东北民间故事为考察对象》认为在东北民间故事中既有对超现实力量的崇拜和依赖，也存在着现实理性对主体力量的极大肯定；既有对财富及其持有者的讥刺贬损，也有对财富地位的向往与认同，而“道义”的规定则突破了阶级意识的局限。东北民间故事反映了乡土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注]
崔香的专著《中国朝鲜族的故事文本及多重文化记忆——以〈黄龟源全集〉为例》以朝鲜族故事家黄龟源的故事集《黄龟源全集》为例从族属认同、阶层意识、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等层面考察故事家的多重文化记忆和文本的文化价值。[※注]格日乐的博士论文《鄂尔多斯蒙古民间故事研究》分析了鄂尔多斯蒙古民间故事的传承状况、类型分布和文化内涵。[※注]
五 笑话研究
2015年度，民间笑话研究成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较高。王旭的《日常生活语境下的笑话美学解析》认为笑话作为一种消遣的艺术，具有生活与艺术的双重属性，需要回归日常生活的审美语境下加以研究。[※注]她的另外一篇论文《作为表达资源的笑话——以万荣笑话为例》引入表演理论方法以万荣笑话“立碑为证”为个案，通过对其书面文本和表演文本的分析和比较，阐述了将笑话作为一种表达资源的重要性。这一新视角打破了以往笑话研究的文学—语言学范式，转向了民族志的研究范式。这一转变有助于弥补书面文本研究的不足，使笑话研究更加关注相对性、综合性和主体性。[※注]
吉国秀、胡安亮的《笑话：网络社会中的新民间叙事》关注了在现代社会流传较广的IT笑话。作者把IT笑话视为网络社会背景下信息技术与民间笑话相遇的一种新叙事文本，它承载和记录着IT行业群体专有的知识术语和实践经验。IT职业群体以内部形成的专业知识结构为框架重新解释日常生活实践，进而把对信息技术本身、人、自然以及世界的思考和认识传达给行业内部以及行业外部群体，对于这一知识的讲述和阅读就是IT笑话的生产过程。IT笑话重返了技术与民俗的关系这一主题，技术与民俗并不是一组相对立的范畴：技术并没有终结民俗，相反技术却进入到民俗的叙事结构中。网络社会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相叠加，一并成为民俗传承的空间，民俗因技术而获得了历史的连续性。[※注]宋扬的《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邯郸淳〈笑林〉为中心》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和清谈之风推动了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以娱乐为主要目的和文体的独立是魏晋笑话成熟的重要标志。[※注]
六 故事讲述研究
林继富近十余年来一直关注民间故事讲述现状和叙事传统。他的《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的变迁与保护——基于湖北省都镇湾故事讲述传统的调查》以口头叙事传统丰富的湖北省都镇湾为个案，讨论在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口头叙事在讲述传统、讲述功能和听众等方面的变化。当地政府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故事讲述保护策略，采取抢救式保护、纳入文化生态区、运用现代媒体拓展故事传播渠道、纳入学校教育和举办故事大赛等方式进行保护，为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条件。但保护不是将民间口头叙事尘封起来，不是把讲述人供养起来，而是采取能动的方式，让民间故事讲述人在社会潮流中享受传承民间口头叙事带来的乐趣，享受传承民间故事带来的利益，这样才能够调动民间口头叙事讲述人的积极性，才能够将博物馆式的保护引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保护，才能够激活民间口头叙事传统，使之在创新中得以世代流传。[※注]王丹的《当代中国民间故事讲述趋势——从〈都镇湾故事〉谈起》发现随着时代变迁，当代故事讲述呈现内容生活化、讲述形态主干化、讲述目的娱乐化特点。都镇湾人现实感强、生活气息浓、情节推进快、语言简练凝练的故事讲述特征鲜明而深刻地昭示了当代中国民间故事讲述与传承的发展、趋势。多样化影视节目的引入，多样化传播媒体的介入，人员流动速度的加快，以及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频繁发生，使得人们对于故事讲述的诉求也更趋于生活化、信息化和娱乐化。只有正视这种趋势和倾向，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当下民众对于民间故事的择取、传讲和创新，才能更真切地体悟故事讲述人及听众在口头叙事中享受的乐趣，才能将民间故事的保护和传承真正导向活跃着的生活世界。[※注]彭书跃关注著名故事村重庆走马镇，将传统的故事搬上舞台，配合美术、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融合成一种视听多媒体的故事表达方式。作者认为是一种大胆、有创意的尝试，对于民间故事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有一定意义和价值，但站在民俗学专业的角度来看，传统故事讲述应暂缓“舞台化”。[※注]
王均霞的《讲述人、讲述视角与巧女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再认识——兼及巧女故事研究范式的反思》通过比较不同性别的故事讲述者所讲述的巧女故事，发现男性讲述的要远远多于由女性讲述的。在整体讲述模式趋同的情况下，男女故事讲述者所塑造的巧女形象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男性讲述者为主讲述的巧女故事更倾向于表现家长的权威性与巧女的顺从性，而女性讲述者的讲述却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巧女对家长权威的对抗。在不同的讲述视角下，巧女形象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但整体上仍未超越传统父权制对社会性别角色的框定。巧女形象本质上并未超出传统父权制对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规定框架，恰恰是传统父权制的社会性别规范在民间教化实践的结果。作者认为富有政治意图的“压迫”与“反压迫”的二元分析框架已沦为一种既脱离故事文本叙事情境又脱离社会现实的僵化模式。面对新的社会语境，是时候摒弃这种二元分析模式，回归巧女故事文本的上下文，乃至更广阔的故事讲述语境来研究巧女故事。[※注]
游红霞的《巴渝地区安世敏故事的文本与传播语境探析》对巴渝地区机智人物故事——安世敏故事从故事讲述的语言特色、非口语因素、个人因素等角度进行分析并讨论民间艺人、故事家、导游讲述的安世敏故事的差异，认为在现代化语境下，安世敏故事的传播手段更加现代化，应重视传播语境的研究[※注]。谢雪琴的《舌尖上的村落：故事讲述与村落生活——以桂北高侗村为个案》从讲述人、听众、时间、空间等方面考察了高定村的故事讲述活动及故事讲述在当地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及功能。[※注]
七 民间故事的改编研究
罗宗宇、曾婷的《民间故事与沈从文的湘西创作》认为沈从文在开始湘西创作时就把民间故事作为了创作源泉，有的作品直接将民间故事作为引用或叙述改写的内容，有的作品注意到对难题婚姻和穷女富嫁民间故事母题的利用。对民间故事艺术的运用则体现在英雄配美女和忠实的义仆这种人物设置上，也体现在小说故事时空的模糊性、小说的“三段式”结构和让最年幼的孩子成功三方面。[※注]程诺的《试论民间故事集的选编——以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为例》以意大利作家伊泰洛·卡尔维诺选编的民间故事集《意大利童话》为例，分析卡尔维诺的民间文学价值观、选稿标准、对方言与地方特色的处理方式、增补改编的原则及民间故事传播观。在民间故事改编上，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找到一个有效而适用的模式，做到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的两相交汇，以及文学世界与民间社会的两相融合。[※注]类似论文还有《论莫言小说中民间故事言说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融合》[※注]。
黎亮的《论林兰童话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中国民间童话编辑出版的一个范例》认为林兰的八本《中国民间童话集》作为新文化启蒙转化为商业出版的成果，可以说是国内最接近《格林童话》水准的中国童话丛书。林兰童话的采编理念独具一格，对当下童话的编辑出版仍有可资借鉴之处：一是大有格林兄弟为追求民族精神而收集童话之风，使故事充盈着强烈的民族气息；二是采取了以本乡文人录写本乡故事的具体做法，不避重复地采录故事，透露着追忆的情怀和讲故事的兴味；三是有意识地贯注了现代精神。[※注]吴翔之的专著《从〈蛇郎〉到〈马兰花〉——三（两）姐妹故事在20世纪的演变》对蛇郎（两姐妹）故事在童话诗、童话剧、童话电影中的改编情况及中外两姐妹故事进行比较研究。[※注]
关注民间故事与动画艺术关系的论文近年较多。张琼洁的《民间故事的当代讲述困境和转向问题探讨》认为民间故事在当代社会面临着承载土壤逐渐消失的困境，但普遍存在于口头文学中的故事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外的形式保存、延续下去。文章以转向途径之一的动画转向为例，以数据图表的方式列出各国动画艺术对民间故事的吸收与借鉴，讨论了民间故事融入动画艺术的三种可能类型并对二者进行了叙事结构和审美内涵的比较分析。[※注]杨雁雁、陈咏的《中国民间故事的影像化研究》梳理了我国不同类型的民间故事的影像化现状，指出了相同的民间故事影像化后的差异性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总结了民间故事影像化的优势：民间故事自身的魅力和受众的熟知，故事具有的可复制性和再生能力。指出民间故事影像化的过程必须适应当代受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心理，为遥远的民间故事注入当代的生活气息和价值观念，同时注重影视技术带来的视听表现力。[※注]张万仪、刘高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走马民间故事”的动漫传播与传承》认为随着工业文明、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支撑“走马民间故事”存在和传播的环境正在瓦解，在当下视觉文化语境下，动漫作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艺术媒介，是保存和传播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3D动画本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走马民间故事”的表达，使“走马民间故事”的传承具有新的载体，同时也推动和发展了动漫艺术，彰显出动漫艺术所蕴含的对民间文化的表达和传播能力。[※注]
八 学术史与书评
乌日古木勒近年来一直关注日本学者柳田国男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发表了系列论文。她的《柳田国男与日本民间故事整理和分类法》认为柳田国男在一国民俗学理念下，提出系统整理和研究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间故事的方案。他通过整理和分析日本民间故事文本，借鉴AT 分类法和赛多的二分法，将日本民间故事分为完形和派生两种，并系统探究两种民间故事的关系。之后的日本故事学家虽然没有采纳他的完形和派生两种民间故事分类法，但柳田国男提出的日本民间故事的体系化的整理和分类提案，在日本民间故事搜集整理、分类和研究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柳田国男民间故事的二分法虽然受到了以关敬吾为代表的日本故事学人的质疑，但他的关于日本民间故事搜集和整理的方案直接指导了日本民间故事搜集、记录、整理和研究事业。在柳田国男的指导和巨大影响下，日本民俗学界涌现出关敬吾、稻田浩二、野村纯一、小泽俊夫和伊藤清司等杰出的故事学家。他们批评地继承了柳田国男的故事学思想，并编著《日本昔话集成》《日本昔话大成》和《日本昔话通观》等科学价值极高的标志性成果，推进了故事学理论和实践。[※注]赵蕤也关注了伊藤清司、志村三喜子的彝族民间故事研究成果。[※注]乌力汗的《赫哲族民间故事研究综述》介绍了赫哲族民间故事文本的搜集整理、出版发行情况，并对赫哲族民间故事研究状况行历时梳理和评述。[※注]
穆昭阳的《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学科史意义》考查了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时期、“集成普查”时期、“非遗”时期三个较为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状况。民间故事的记录从开始的单一情状，向多样化结构发展，并与口头讲述时的现场开始联系起来，由平面化向立体化发展。口头讲述转换为文字表现时，原有的场景、声像都消失了，文字以外的内容尽然丢失，难以与文字文本一同表现出来。“文字化”的过程便成为研究的焦点，口述与记录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修饰和润色的工作自然是不能避免的。口述的特点决定了“出口成文”的几率大大降低。相反地，一些记录文本或是经过改写的书面文本则可能具有较个别讲述更为优越的质素。[※注]
刘守华在我国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领域成绩显著，评述文章较多。漆凌云、周超的《刘守华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述评——以“求好运”故事研究为例》以刘守华二十多年间发表的七篇求好运故事论文为个案剖析其比较故事学特色。研究特色体现在广泛搜寻不同性质的文本资料，尝试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深入挖掘民间故事的中国特色，以跨学科研究探讨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渗。刘守华的比较故事研究成果特色鲜明，但寻找故事生活史的研究范式当下也面临困境。21世纪的中国比较故事学要有所突破须超越故事生活史范式。[※注]漆凌云还对中国民间故事搜集整理情况进行了评述，认为21世纪中国民间故事志的学术实践开始从故事家的生活史研究向心灵史研究过渡。[※注]
祁连休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出版后引来学界广泛好评。刘锡诚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的范式意义》认为《中国民间故事史》的问世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史的学科建构增添了一部重要的、基础性的、支柱性的著作。他认为祁连休运用唯物史观和文化进化论的理论视角来梳理两千年中国民间故事史，在史料的鉴别、梳理、分析、研究中，建构起自己的故事史体系。作者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同时还对不同类型和不同个体（或同一故事的跨时代流变）广泛地运用了文学的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法，以及不同时代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进行辨析。在作为故事史写作主线的作品分析论述之外，作者还将不同时代的故事采录史、采录者、故事集，甚至讲述人，从学术史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肯定了或评价了若干有价值的民间故事专集，从而在作品分析之外，开辟了故事史书写的另一条主线。[※注]陶立璠的《十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读祁连休〈中国民间故事史〉》认为祁连休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各个章节，都开辟了类型研究、采录研究和结构模式研究。史论结合和民间故事的历史演进清晰明白也是该书重要特点。但在中国民间故事史的书写过程中如何处理中国少数民族故事的地位是回避不开的问题。[※注]林继富、李晓城的《建构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知识体系——读祁连休先生〈中国民间故事史〉》认为《中国民间故事史》在书写方法上的独特性和中国民间故事理论追求，体现了祁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方面的大胆创新和对中国民间故事文化的多元性、多层次性的科学认识，建构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开拓性，代表了中国民间故事的最前沿研究成果，是目前中国故事研究中最具历史文化含量的著作。认为该书具有以下特点：资料广博而翔实、取材全面而精细，科学的编写体例、崭新的历史视角，关注故事类型发展、考察故事流传变异，作史表志、凸显人文关怀。[※注]
万建中的《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出版后受到故事学界的广泛关注。邓苗的《跳出庐山看庐山——评万建中〈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认为该书翻开了中国民间故事学史系统性、专门性研究的第一页，写作方法独特，在总结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成绩的同时富有洞见地指出故事学发展的困境：学者对民间故事的关注兴趣雷同化、研究的方式方法和角度长期雷同化、缺乏系统的故事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对故事学基本概念的梳理比较缺乏、对民间故事的生活性和感受性挖掘不够。不足之处在于对海外学者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及相关学术交往关注不够。[※注]
总体而言，2015年民间故事研究的质量有所提升，尤其是在民间故事史、故事学理论、比较研究、类型研究、笑话研究等领域。但不可否认，民间故事研究的门槛较低，不少民间故事论文仅属于外部研究，如比较研究只是为比较而比较，缺乏问题意识；讨论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还停留在表层论述。此外，模式化的研究桎梏还难以根除，如我们在讨论某一类型故事时，常常从故事的历时性演变、类型划分、形态结构特征和文化意蕴等方面进行论析，研究比较全面，但少有创见。民间故事研究要有新突破，须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强化田野调查的问题意识、拓展跨学科视角、深入民间故事本体，关注当代民间故事的多重样态。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看到民间故事研究队伍呈现年轻化和跨学科特点，涌现出一批崭露头角的新秀，同时也吸引了古代文学、东方文学等其他学科学者，民间故事研究的未来值得期待。
（原载《三峡论坛》2018年第1期）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清空
导出
复制
祁连休：《中国民间故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