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种工具性的推理
哈贝马斯提出了论证，让抗拒工具性推理的观点得到维护。在驳斥这些论证之前，我先研究他怎样批评自由民主和公民共和主义，以此弄清楚他是怎样设想行为者在各种目标不同的交谈中所表现的工具性理性。
据他说，自由主义者确信每个人有自己的利益，而且有权维护追寻利益的自由。这样的权限可扩张，只要他人的同等自由不受冲击即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们对政治制度有期望，要求它容许每个人选择自认合适的生活，只有在他人的自由受到威胁时才实行干预。那么，政治制度之所以被视为有工具价值，完全在于它充当了保障个人权益与机会的工具。自由主义者也许会在一次实用性的交谈中要求那些反对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人提出政治辩解，说明他们为什么到了维护自由成为疑问的时候仍然拒绝改变。不过，自由主义者如果能够自由地追寻他们的利益，即使没有成功，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他所属的政治制度。他们都明白，政治制度不是照顾个人利益的社会机器，他们认为政治制度是利益中立的。
至于公民共和主义者则有所不同，他们要求被采纳的政治制度体现广为接受的价值。让我们设想一个制度，其中的人民原本对制止捕鲸一事所赋予的价值就不高。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改变了。正如所料，到了足够的人数采取行动制止捕鲸的时候，保护鲸鱼的文化便会壮大起来，紧接着便是立法护鲸，这次也许是在共和主义者的赞助下完成立法。然而，立法者心有所虑，他们关注禁止捕鲸会否威胁一些渔民及其相关社群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因此，在通过保护法令之前会咨询公众意见。在咨询过后并据此完成立法，禁止捕鲸，共和主义者便可以指出政治制度所推荐的一堆价值，当中就包括了保护鲸鱼。至于一个政治制度可以合理地体现哪些价值，则是伦理交谈所关注的事情。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研究哪些政治体制可被合理地确认，当牵涉道德、伦理和实用的考量。正如上面所说，自由主义者只有实用的考量，因为他只需要倚仗工具性的推理去为他对一个制度所作出的唯一的政治承诺辩解，那就是说明他为什么容许这个制度不会因为他而牺牲别人的自由。不过，政治不会按照自由主义者的意愿而自限于保障那些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个人权利与自由。让我们再一次考察一下日本的捕鲸事件。那里，有些人纠集起来支持捕鲸，鉴于国外对捕鲸的压力不断加大，他们的政府要做点事来应对。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日本政府的合法性和群众的拥护度完全取决于它所促进的那些集体利益是否因为考虑了日本人民所希望保存的价值而被确认下来。看来，日本人民倾向于保存捕鲸的传统，这或可用于解释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愿意禁止捕鲸。如果在伦理交谈中得出的正确论述指出禁止捕鲸危害文化认同，影响日本社区的团结；那么，（日本的）共和主义者，（若有这样的政治人物的话）便会支持这个论述，他们借重伦理交谈来证明日本政府以文化认同的名义来避免禁止捕鲸是否恰当的判断。
哈贝马斯却另有想法。在他而言，即使日本国内对捕鲸已有共识，我们仍然要弄清楚这个共识是否为某一类种族中心的徧见。为此，我们要检查一下几个方面的情况：首先，无论一个日本人是否受到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我们都想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平等的机会，就着捕鲸活动怎样与自我认识和集体认同关联起来这一问题，独立地表明其立场；第二，我们要检查一下他们在自我认识和集体认同等两个方面的观点是否经过大家在伦理交谈中互为主观地（检定）之后而得出的；最后，我们也要弄清楚他们对于赋予捕鲸价值的那种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伦理主张是否也只是经过大家在伦理交谈中互相主观地（检定）之后而推演出来的。按照平等、独立与互为主观性的原则来审查上述的伦理主张，用意就在于检视有关的伦理交谈是否依照着交谈的规矩而展开。一言以蔽之，交谈若遵守规矩，就不会排斥受影响的人而不让他们在交谈者达成谅解和共识之前参与质询、或者提岀一些见解。我们可以采纳这样得出的捕鲸的共识，作为日本社会的有效的伦理主张。
然而，伦理的考量之外还有道德的考量，我们希望能够查明选择捕鲸会否推动参与者进入道德交谈之中，商讨捕鲸的正确性。在哈贝马斯而言，伦理规范指明什么是好事，道德规范指明什么是公义和正确的事。如果两种规范发生冲突，我们就要牺牲好事以保留正确的事或者公义。这是因为没有个人或者集体活动可以摆脱有效的道德主张所定下的规则。道德规范置身伦理规范之上的凌驾性得到道德规范的普遍适用性所维护。它们具备了普遍性，所以在跨越不同文化之后仍然保持有效。至于伦理规范则具有文化局限，因此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在出现价值冲突和文化冲突的情况底下，人们当以道德规范为准作出判决。道德考量为伦理考量圈定范围，并以此作准，审议伦理主张是否有效。如果有一天，日本人认为捕鲸是不道德的，因而放弃捕鲸，大家也不应该感到奇怪。这样的事情说明了道德规范对于伦理规范的凌驾性。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伦理价值也许会因着环境或其他什么变化而随着人类的发展而改变，至于道德规范却是绝对的而又不可变的。平等、不偏袒、独立、（接受）互为主观（的看法）都是交谈中不可或缺的道德素质。上面所提过的共和主义者若主导着伦理交谈，就会招来所有受到影响的人加入，让这些有能力独立思考的人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人一起不受压抑地仔细思量，从而求得一个互为主观的主张，借此说明哪些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应体现的价值。对待交谈伦理，他们都很严肃。不过，自由主义者以权利和自由为前提而思考政治的时候，并不这样做。他们各自揣度的是政治系统出现了牺牲个人的自由以成全他人利益的情况时是否仍算是合理的问题。哈贝马斯批评自由主义者，他所针对的是那些视人为单干的思考者的人，（这些人）所经营的政治只关注人类社会形成之前就已出现的个人权利与自由。这样的政治推动着自由民主的政体，由它来维系自由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以便保障个人所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在推动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被视为另外一些人的工具。哈贝马斯反对只把他人视为工具。因此，也反对如此粗鄙的自由民主体制。
不过，他不反对另一种工具性的推理，这是在我们根据道德交谈而尝试去消除价值冲突时所使用的推理。就举个例子吧！设想日本人因着环境保护的道德考虑而禁止捕鲸，正在草拟一个重置受影响的渔民的计划。他们当可参加实用性的交谈。这个交谈会尊重交谈伦理，因为他们想通过集体的努力来确定一下，是否存在着一个效用高的重置计划，能够保障新的生活方式。工具性的推理在互为主观的脉络中确有价值。我们要警惕自己，推理若被唾弃，绝不是因为它的工具性，而是因为它脱离了交谈伦理的约束。
三 在交往和现代化中的工具性推理
无论如何，哈贝马斯对工具性推理仍有很大的保留，导致有所保留的原因一部分缘于工具性推理在说话行为里所起的作用，另外一部分原因则见于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推理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先讨论它在说话行为中的作用。
哈贝马斯的话语认识论是较大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一小部分，他借重这个大理论来说明人们怎样利用语言协调（说话者的）行为。不过，协调未必实现，除非语言使用者让自己的说话承担起促进理解和共识的任务，并且相信他的对手也当仁不让，以其说话承担着相同的任务。在他们来说，语言因为满足了交往的需要，才显得有意义。所以说，凭着语言去认识一个人所要表述的意思的确是一件互为主观的事，传统的意义论却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它假设每一位说话者都是孤零零的个体，单凭个人之力，依据自己观察说话者做过什么来确定说话的意义。由此可知，所说的话只能在一个观点上营造其工具意义。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的理论有两处错了：第一，没有理会意义问题要从互为主观的角度加以梳理；第二，没有正视意义的多样性。这两个错误足以反映传统理论没有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一样，做到更好地引领大家去理解别人。不过，他的理论还不足以证明工具性的推理在他的大交往理论中用于反复灌输意义时仅发挥了次级推理所能起的作用。
哈贝马斯借着语言行为理论被纳进交往理论之便，再度处理交往脉络中的工具性推理的问题。首先，他依照标准的语言行为理论，分开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两种语言行为的作用。以言行事的作用在于促成共识和理解，至于以言取效则是促成共识和理解等效果之外的其他语言行为的作用。其次，他指出以言行事的语言行为的作用是公开可见的，而以言取效则不然。以“着火了”这句话为例，人们听到这句话便立刻逃跑，显示了这句话有以言取效的作用。这句话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让人们知道发生火警，然而，这是以言行事的结果，目的在于促成理解和共识。哈贝马斯认为，这个以言行事的作用是可见的，所以说，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用上，它比以言取效的效果更为基本。最后，以言取效的作用被察知，显示工具性推理起作用，人们把这句话解作避险，无形中便赋予这句话工具性的意义。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话语对人们起着以言取效的作用，工具性推理使以言取效的作用变得更突出，与强化理解和共识无关。所以说，工具性推理寄存于其他种别的推理。
上述的“寄存”论证的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语言用例支持。就拿“着火了”这句话来说，我们先认识它的以言行事的目的，然后才认识它那以言取效的目的。这次，以言行事的作用容易察觉，在别的情况底下则不然。让我们再举个例子看看，设想我们在国际机场听到有人高喊“艾博拉”，纵使我们不清楚是否真的有艾博拉病例，也会马上转身跑开。“艾博拉”这句话对我们有着强烈的以言取效的作用，至于以言行事的作用却不明显。在这一刻，赋予“艾博拉”这句话工具性的意义也许是唯一可做的事情，用以促进理解和共识。那么，不以工具性推理作为次等的推理是合适的。
除了上述所讨论过什么使哈贝马斯对工具性推理有所保留之外，他还觉得工具性推理单凭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受到责备。据他说，政治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在正式政治的一方，我们设有国会、内阁或者政党，由它们来作出决定、通过法律、拟定和执行政策。在非正式的一方，人们聚集起来，建立交谈的网络，因而催生了个体意见与意向的流通程序，人们可以组织团体来维持这样的网络，哈贝马斯为这些团体起个名字，称之为“公民社会”。如上所说，公民社会在生活世界中安家落户，而正式的机关则落籍于系统的范围之内。生活世界的行为者依据他们在交谈中所得出的彼此都认可的主张来协调他们的行为。这样的行为被标记为交往行为，为的是要申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的行为经过理性的深思熟虑之后作出集体决定而产生的，这些行为是自愿履行的。不过，系统却把预定的工具性行为的模式强加于人民，没有商量的余地。哈贝马斯指出，工具性行为的模式驱使人民为不尊重个人自主性的目标而活。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生活世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系统殖民化了。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和行政系统渐渐与非正式政治脱节，远离民主的监控。结果，我们的社会被推到一个境地，饱受社会秩序不稳、社会凝聚力被腐蚀以及愈来愈多的人感到无助和没有归属感的情况所困扰。
哈贝马斯为这个“病变”作出了诊断。据他说，系统所运用的工具性推理把每个人当作交易的筹码，这个看法正好解释了系统把生活世界殖民化之时为什么人们会感到无助、而社会秩序又会瓦解。反制措施成为渴求的对象。哈贝马斯指出，系统范围内的决策机关会做得好的，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渠道，让公民社会的提议影响机关的施政便成。他指出公共空间是个合适的地方，让那个渠道有个起点，而我们就从那里着手处理现代化的问题。
哈贝马斯责备工具性推理给现代化造成不利的后果。不过，他所责备的应该局限于两种工具性推理的其中一种。他所议论的那一种工具性推理把别人当作棋子，随时可以牺牲，以换取更多利益。另一种工具性推理在实用性交谈中出现。这里，交谈伦理得到实践。这样的交谈目的在于达成怎样寻得公共利益的共识。这里的推理无论如何是不会把人当作工具，来促成上述的目的。让我们以美国高等法院在1973年所作出的堕胎裁决为例，详细说明这种工具性推理是怎样运作的。高院作出裁决之时，堕胎在全国范围内已成为民间和政界的热议题目，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分子们基本上分为“撑选择”和“撑生命”两大阵营。
一般而言，“撑生命”的团体以生命神圣为由而唾弃堕胎，至于“撑选择”的团体则支持妇女对自己怀孕一事作出抉择的权利，包括合法堕胎的选择。双方都组织了社会团体，这些团体的观点大都得到成员们互为主观地审核过，他们都能够在平等基础上参与讨论。这些团体除了恪守交谈的规则之外，在游说的进程中还一直不偏离道德的指引。可是，双方遵循了两组不肯通融的道德指引。高等法院因应请求，开庭解决僵局，颁布的裁决有两个优点：第一，裁决在反对和支持堕胎双方之间取得平衡；之所以有此裁决，所依靠的是在国家对胚胎存活的关注与怀孕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胚胎存活力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对应关系。这样，便说明了堕胎所涉及的公平与人道问题实际上是妇女权利与胚胎生命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这样看待公平与人道，为堕胎这一议题的敌对双方提供一条达致道德谅解以平息纠争的出路。人们发觉高院为公众极度关注的问题促成共识与理解要比生活世界的行为者做得更好。第二，高院在思虑有道德含义的法律裁决之时，容许不断发展的医疗服务担当重要的角色。高院走出这一招，使得科学进展发挥作用，减低人们在妇女权利与胚胎生命之间保持平衡的难度。这是由于医疗检查若以先进技术为基础，便能够准确地判断某个时刻所执行的堕胎究竟是终止了一条性命，还是让胚胎终结。
如果是这样，工具性推理的影响力便会从科学的领域扩展到道德的领域。这种工具性推理珍惜人道，有别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一种工具性推理。按照他所说，机关在系统的领域之内作出决策，如果受到公民社会所提建议的影响，便会有良好的运作。不过，我们却发现，高院推论而得的道德指引，比“撑选择”和“撑生命”的团体所依循的指引更好。高院作为系统领域内的决策机关，对着生活世界里作为公民社会一部分的利益团体所造成的影响，要比它受到这些团体的影响为多。哈贝马斯应当把天平从非正式政治朝向正式政治的一方稍作倾斜，并且修订他对工具性推理有所抗拒的观点，从而得到更好的现代化理论。意思是说，他所提出的公共空间当是决策机关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双向渠道的起点。因为实在难以令人相信只有决策机关才会生病，而公民社会一定会提供所需的药物。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是决策机关会沦为第一种以人民为交易货品的工具性推理的牺牲品，公民社会里的利益团体同样会沦为这种推理的牺牲品。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枪械政治里找到这个情况。据报，美国的“拥枪派”与“控枪派”双方的利益团体都在其宣传活动中结合了政治游说，以影响国会。不过，这样做没有增加让人们营造一个以通过理性交谈而达致共识为目标的公共空间的机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枪械辩论炽热起来，再有政客加入辩论，拥枪者便会担心更严厉的控枪措施将很快出台，于是抢着多购枪械，毫不理会究竟哪一方的舆论在政坛上占据了上风。这里，从公民社会通往决策机关的渠道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底下，公民社会没有良药可以提供。哈贝马斯为公民社会描绘的美丽图画，与现实不符。
四 结论
政治之所以称得上符合人道精神，完全在于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活跃团体都约束自己，拒绝只是把人民当作工具来看待。这个主张没有要求我们放弃那个在追求公共利益时有所作为的工具性推理，哈贝马斯的现代化理论被他那抗拒工具性推理的观点所毒化。
（作者系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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