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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先生访谈录

来源: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10-2012 >> 第三篇 学者学人 作者:《暂无作者信息》 浏览次数:190
摘要:  木仕华:您对唐代吐蕃时期的三大文献: “敦煌吐蕃文献” 、 “吐蕃金石铭刻” 、 “吐蕃简牍”的系统考释、译注、订正研究,使这批千年遗珍,得以重现本真,与同一时期的汉文史料互补辉映,成为信史资料,对西藏古史、吐蕃史、中亚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尧:由于藏文研究班工作的无声催促和实际的需要,我便开始探索古代藏文的发展脉络,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时期(即公元11世纪以前)的藏文研讨上,而吐蕃时期最可信的文献有三大类:一是敦煌石窟遗书中的藏文写卷,二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金石铭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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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尧先生访谈录

    木仕华:王老师,首先感谢您接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的笔谈采访!

    以下以历史先后为序,请您谈谈1951年离开南京大学来北京学习藏语文并作为终身志业的历史机缘。

    王尧:1951年5月初,奉调离宁,告别了母校南京大学,拜辞了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诸位师尊(如今都已作古了,思之泫然)和同学(其中有周勋初、包忠文、顾黄初、穆克宏、郭维森诸位卓有成就的学长,如今已在各自学术领域发挥长才,而郭恬兄却过早谢世,令人惋惜),只身北上,来到北京。

    那时对于西藏和西藏学简直是一窍不通,毫无了解,胸中茫然无绪。只想到临离南大前潘菽校长语重心长的嘱咐,要参加到保卫国防、解放西藏的伟大斗争中去,是十分光荣的任务,是与抗美援朝同样光荣的。当时正是举国上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行轰轰烈烈的全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时期。年轻人的热血汹涌奔腾,“去吧!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年轻人最响亮的口号,正是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响应祖国号召,发誓要为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作贡献的最好时机。

    就在我到北京不久,尚在筹备中的中央民族学院(现更名中央民族大学)以极大的热情接待我们,我与先期到达的从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调来的同学们一起欢庆5月23日达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欢乐通宵,兴奋不已。来自西藏高原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后来阿沛同志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我也有机会多次向他请教,并为他充当翻译,乃后话)、凯墨·索南旺堆、土丹列门、土丹登达和桑颇·登增顿珠跟我们见了面。看到他们穿着光彩艳丽的丝绸长袍,梳拢着光可鉴人的辫发,听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心里感到好生奇怪!想到祖国的需要,西藏的需要,急于想早日学会藏语,早日承担起祖国交给自己的任务。

    木仕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您这一代学者经历了诸如待遇低、条件差,各种政治运动干扰等种种困难,您是如何确立信念,克服困难,义无反顾地坚守藏学研究这一终生的事业?

    王尧:首先要做一点解释:什么是“西藏学”?简单地说,“西藏学”就是研究西藏的学问。还要把“西藏”二字解释清楚:“西藏”是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广阔的地区,目前称为西藏自治区(人口223万,首府拉萨)。在历史上,这一地区有不同的称呼:唐、五代、宋,一直到元代都称为“吐蕃”。古人按照当时的藏人自称Bod(蕃),汉语译为吐蕃,发音为“吐博”或“吐钵”。而“吐”字很可能是汉语的“大”字,合起来,就是藏人的豪言壮语——大蕃(见于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明代称为乌斯藏,清代称为卫藏,实际上是藏语dbus-gtsang的译音。除了西藏以外,藏族还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分别在各省建立了自治地方(自治州、自治县)。西藏学研究就包括西藏自治区和上述四省的藏族自治地方在内(人口合计446万)。在西方,习惯上称西藏学为Tibetan Studies或Tibetology。我们自己有时将其简称为“藏学”。

  • 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10-2012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7

    章节:《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10-2012》 \  第三篇 学者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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