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实现条件型规律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它的发展不可能不经历各种形式的斗争，总的来讲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具体形式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造成决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政治形势，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条件。由于阶级斗争需要一定的思想条件、一定的理论与之相适应，所以阶级斗争总要表现为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形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直接的意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现条件。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同前面提到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条件出现的“世界文明”的不同在于，后者是历史的，而它则是现时的，因而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现条件。列宁在谈到理论斗争对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意义时，曾引用恩格斯1874年在《德法农民战争》序言中谈到的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恩格斯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种形式，而是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德国工人由于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具有的理论方面的优势，而使自己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德国工人只要还占据这个地位并且能履行在这个地位所应尽的职责，“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注]后来，毛泽东深化了恩格斯、列宁的上述思想。他没有停留在思想斗争、理论斗争对于工人运动的一般意义上，而是把这种斗争形式做了具体阐述并把它提高到真理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斗争的现实，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注]
以上是从人的一定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来谈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还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中过时了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了这样一条规律，即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坚持与发展的统一中得到发展。同样道理，马克思主义也是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的科学的道理，它在特殊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生成，它的发展则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的结合，这个实际既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又是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就是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理论形态，为马克思主义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发展的规律提供了证明。
3.阶段发展型规律
马克思主义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发展型规律。虽然理论家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上存在分歧，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事实。自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阶段，这是就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的阶段而言。在各个不同的大的发展阶段中还包含若干小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的阶段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形态是同一的。由于决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的阶段或基本理论形态的是马克思主义面对的重大实践主题，因此要求从时代变化及马克思主义重大实践主题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例如，正是帝国主义这一客观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性质及其决定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列宁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意义。毛泽东思想是沿着列宁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意义在于它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特别是发展了列宁开辟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直接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它的阶段性意义在于不仅在一般性上继续回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而且特别是回答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这个道路总的来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的理论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反映了时代主题的当代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由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继列宁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
4.多态发展型规律
这与阶段发展型规律有一定联系。阶段发展型规律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纵向联系和大的发展阶段，多态发展型规律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横向联系和大的发展阶段中的小的发展阶段及其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理论形态，这是多态发展型规律与阶段发展型规律一致的地方。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内的一定形态不一定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意义，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或者说具有阶段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一般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只有主流趋势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马克思主义的多态性发展不同于所谓“多元性”发展。作为“元”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不能是多个，“多元马克思主义”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多元”而是“一源多流”，“源”就是“元”，“流”就是“态”，“一源多流”就是一个原本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呈现的多种多样的流派。“一元多态”“一源多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事实，也是它的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态性观点、承认马克思主义多态发展型规律的意义在于，使研究者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既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也要关注发展中的非主流，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是一个非单线过程。
5.曲折发展型规律
科学发展、思想发展都要经历斗争和曲折，这是科学史、思想史证明了的。本文前面引用过的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的论述，就是用这个一般道理说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个规律。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的发展要经历斗争和曲折，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同外部的敌对阶级的思想、理论进行斗争，一方面要同内部的错误思想、错误理论进行斗争。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著作一般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经历过的大的思想、理论斗争。但是，对以下两点则缺乏深入思考：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的斗争事实能否完全说明发展中的曲折？二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包括本人在内，我们以往习惯从斗争事实本身理解曲折，较少联系斗争发展的趋向和结果。其实，曲折在于斗争结果，而不在于斗争本身。斗争是常态，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不得不经历的过程和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环境。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历的斗争结果假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战胜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理论，而是相反，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理论占了上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曲折，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定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拉萨尔主义的统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孟什维克对《火星报》的控制、日丹诺夫主义对苏联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十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对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错误指导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承认发展中曲折的存在，而在于如何对待曲折。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具体的曲折虽然时间有长有短，但终归是暂时的，马克思主义总会战胜曲折而取得发展。辩证地看，曲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常态，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在每一次经受了挑战和曲折的考验和洗礼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总会有新的发展。我们所谈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在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以往这个提法总是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联系在一起。现在，他们谈论这个问题谨慎得多了，一方面，他们不轻易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解释为马克思主义面临“死亡”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们也尽量不把“危机”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一般看法。他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与它的个别结论、具体理论内容的“危机”之间作出区分。
6.复合主体型规律
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其客观条件，也有其主观条件。主观条件除作为基础的科学和先进的思想外，还包括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这个主体一般地说是无产阶级，具体地说，是无产阶级大众和无产阶级政治家与理论家，而在无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中还包括那部分具有政治家和理论家双重身份和品格的主体，他们或者是政治—理论家或者是理论—政治家。就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来说，实质性的问题主要在于以下两点：无产阶级大众与无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作用；政治家、理论家与集政治和理论于一身的政治—理论家或理论—政治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作用。
就无产阶级大众与无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作用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即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在无产阶级大众与政治家、理论家群体之间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关于无产阶级大众与政治家、理论家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哪个作用更大的问题是不存在的，问题本身是不真实的。原因在于，政治家、理论家本身就属于无产阶级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他们之间的区分不在于哪个作用大，而在于作用的方式。无产阶级大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性主体，亦即阶级主体；政治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现主体。就其表现来说，前者是隐蔽的主体，后者是显现的主体。政治家、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代表了或表现了无产阶级大众的作用，而不是离开这个作用。
政治家、理论家与集政治和理论于一身的政治—理论家或理论—政治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作用的比较，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的主题。在这里，政治家、理论家和政治—理论家、理论—政治家既指个人也指群体。但是，有意义的或可比较的同样不是政治家和理论家之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哪个作用大的问题，而是作用方式问题。政治家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践基础相联系，特别是与政治实践相联系；理论家的作用在于实践基础上理论成就的形成与表达。无产阶级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成就属于无产阶级总体，属于包含在其中的政治家、理论家群体。但是无产阶级的实践经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实践经验、智慧、意志的理论形式一般通过阶级的理论家总结、发挥和表达出来。可以拿来比较的是政治家或理论家（个人或群体）与政治—理论家或理论—政治家（个人与群体）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现，一般来说，单纯的政治家和单纯的理论家其素质、作用都不及具有政治家和理论家双重身份和品格的政治—理论家或理论—政治家。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既需要政治家长于的实践经验，也需要理论家长于的理论素养，而单纯的政治家和单纯的理论家一般不具备这两方面的素养。就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理论家和理论—政治家的作用来说，政治—理论家的作用可能更突出一些，政治—理论家的优势在于其首先是政治家的身份，因而首先在于其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和作为理论基础的丰富政治经验，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往往由政治—理论家主导。理论—政治家也是实践中的和具有一定政治经验的理论家，不能认为他们是一群脱离实际的人，他们只是在这一方面同政治—理论家比较不具明显优势而已。但他们比起政治—理论家来，则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他们的理论敏感性（正如政治—理论家的突出的政治敏感性一样）、理论能力，因而使之能够把政治—理论家主导的理论创新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以系统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但是，应该说，政治—理论家与理论—政治家正如他们的身份区分差异是很小的一样，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差异也是很小的。
以上的分析不是纯粹的逻辑推论，而是基于对无产阶级事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观察。总的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实现主体中，能够把政治家和理论家的素质、品格集于一身的复合型主体的优势是明显的。
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基本规律
本文从规律区分出基本规律，基本规律是规律的集中表现，基本规律统摄规律。规律是在事物矛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把握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律首先要把握事物运动的基本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和对上述各种规律的分析，本文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是充满矛盾的。从前面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分析看，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面对和经历的矛盾有以下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和实践发展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和现实的科学和文化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思潮和错误思想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主体发展的矛盾等。而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矛盾则是其中的基本矛盾。其他一切矛盾都是这一矛盾的具体化，都以不同形式表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基本矛盾，原因既在于实践的性质与意义，也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与意义。实践的特殊性质在于它把改变现实世界和实现人类解放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总体的最终的目标，它需要科学的进步的理论与之相适应。这个理论不是别的什么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无产阶级的伟大实践而产生的科学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实践，它为这个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并在其中发展自己。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的道理是：马克思主义离不开无产阶级实践，无产阶级实践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无产阶级实践才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才能存在和发展。
理论怎样与实践统一起来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除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这个一般原则外，基本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本土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意义的具体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时间意义的具体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主体方面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原因在于实践总是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形式，也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具体化形式。没有这些形式，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实践就是一个空洞的抽象，而不是现实。有人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形式还好理解，但大众化的具体化形式就不太好理解。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形式，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发展主体（主要决定力量）的具体化，即把大众不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受众，还把它看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强大主体。大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身份是双重的：它首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通过实践创造的物质条件和一切社会条件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受众，群众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对自己的事业的自觉，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行动的能力与自觉。但是，为群众接受并被运用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是僵死的教条，脱离生活实际的生硬的说教，而应该是用大众听得懂的，从感情和理智上愿意接近和接受的道理。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受众方面理解是片面的。这个要求在于，既使政治家、理论家理解到，也使大众自己理解到；大众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受众，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积极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在它的具体化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要求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一个理论的要求，又是一个实践的要求，特别是关于二者有机联系和统一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基本规律的实现形式。
三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
本文把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规律区分开来。以上所谈规律和基本规律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主体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规律是指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密切相关并影响其发展的一些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理论环境。为了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规律区别开来，本文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作为其发展的一般理论环境存在的规律表现，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这种规律性现象实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研究中的现象，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副现象”。主体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及其他相关者。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内在的实际的影响，它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系统。
考察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发生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和马克思“周年纪念性话语”，是两种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
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the question“what is Marxism”）形式上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最早发生于马克思自己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对着法国“马克思派”的两位领袖茹尔·盖得和拉法格说的，他们都是马克思的坚定追随者。马克思在听了他们关于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对于他的理论的认识时，发现他们对他的理论的理解并不准确，并且带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马克思正是利用上述这种不寻常的说法以批评和拒绝他们对于他的理论的片面认识和不正确态度。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不下三次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以批评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样的认识与态度。[※注][※注]马克思的这句话经常遭到人们的误读，特别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马克思学”家把它解释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不把”自己的思想看作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攻击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用以指导自己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是“背离”马克思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还发现曾经发生过至少四次大的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区分开来而发生的提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发生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支持本国关于大战军事拨款即实际是支持这场战争的时候，以列宁、卢森堡为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与考茨基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生的提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近代以来存在的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中发生的提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后，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失败原因的反思中发生的提问。上述这些提问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循的，即凡是在发生重大政治转折和重大理论争论的时候，都可能发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实际上，这个提问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常态，除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重大政治转折和理论“危机”外，对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尚未获得确定的认识和提出妥善处理的方案时，以下两方面的提问都是可能发生的：一是关于对象的本质的提问，一是对于我们认识的伟大工具——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注]
马克思“周年纪念性话语”（discourse in the anniversaries of Karl Marx）研究发现，在马克思诞辰、逝世周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会举行一定的纪念活动。其实，不只是在马克思周年的时候，在许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周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可能举行一定的纪念仪式，以追思他们的业绩、贡献、思想和精神，表达继承他们遗志的决心。在这些活动中，发言人有一个始终离不开的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在追思他们的事业、活动、著作、思想对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后，理论家们总要谈到他们事业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甚至不回避马克思主义经历过的曲折和当下遇到的挑战和所谓“危机”，他们一般能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曲折、挑战和“危机”，并且得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必需的和不会过时的结论。作者把理论家们在纪念活动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命运的话语：曲折、挑战、“危机”、发展等称为“周年纪念性话语”，并把它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透过这些活动和话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和规律的认识，对问题与挑战的冷静分析与思考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正确判断。它实际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注]
（原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期）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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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