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理论内生于整个西方思想史尤其是近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传统之中,但它的生成语境不是任何一种单一的“知性科学”。而是社会政治哲学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要想切中其本质地理解它,就必须充分考虑它得以产生的语境,及其所归属的思想谱系,分析它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和黑格尔在处理财产权问题上的继承、批判和超越关系。
一、财产权问题的现代性语境
现代社会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国家与个人自由或个人自主选择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联于个人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边界,即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何种适当的范围和限度,是社会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近现代市民社会的这种经济建制不仅为“个体”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而且从存在论基础上为个体的自主和独立奠定了根基。当然,财产权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就现代社会政治哲学这一思想背景而言,它服从于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即个体的自治和自由问题。黑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具有内在“分裂”本性的人类进步趋势。这种分裂主要表现为原子化的“个人”与伦理共同体之“善”之间存在分裂和矛盾,同时也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完全隔离。黑格尔由于把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维度纳入了考察的视角,因此,财产权在他那里就不像在洛克那里那样,是一种单纯的对财产权正当性的论证,同时也是对既往财产权理论的解释性说明和批判性反思。这两种论证财产权的进路都对后来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理论产生了直接性的影响。
二、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理论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理论内生于整个西方社会政治哲学传统之中,但它相对于主流(自由主义传统)财产权理论而言又是一种“异数”。简言之,马克思不像自由主义者或黑格尔那样旨在“证成”私有财产权,而是力图“证否”或“证伪”它。这种差异,主要根源于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本质之理解不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权本身就是反人格的,因为,资本家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和掌控对无产阶级而言“是摧毁而不是培育了人格”。根据马克思的解释,作为私有财产之存在论根据的哲学范畴“异化劳动”之背后起支撑性作用的正是“社会生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为“社会历史的批判”铺平了道路。对私有财产之本质理解的上述差异,实际上更与人格关联的个人自由的根据及其实现相关。就思想史的一致性而言,从洛克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内在于他们思想当中的一条核心线索是,如何实现和保障个人自由。对马克思而言,私有财产不是人格和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而是对它的“摧毁”和“妨碍”。在一定意义上,他甚至把“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理解为资本主义下的主要之“恶”。有鉴于此,对马克思来说,私有财产权不是尚待被“证成”的东西,而是需要被“证否”或“证伪”的非正当存在。
马克思“毕生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是奠立在“两大超越”的基础上:既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超越了西方古典哲学。在此基础上,《资本论》实现和成就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不仅“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真正扭转了西方哲学的观念论传统,因而《资本论》具有独特而深刻的哲学史意义。一、《资本论》对古
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老话题,该著以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的观点差异、价值传承为主题进行阐述。事实上,卢卡奇与柯尔施的解读框架已经为从政治哲学视角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因为它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般性论断,恢复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更重要的现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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