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7年国外国际贸易学术研究的文献前沿[※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异质性企业贸易，二是全球生产分割和全球价值链，三是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扩展。从微观的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贸易问题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是研究前沿的核心，2017年主要关注贸易自由化的效应、进出口贸易动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选择。全球组织生产、生产分割以及全球价值链问题一直是近年国际贸易研究的理论前沿之一，2017年关注了全球外包的边际、出口平台下的全球组织生产、附加值贸易等。传统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古典、新古典或者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体系进行扩展或者对新的贸易话题开展研究，2017年关注了贸易开放的效应、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以及贸易争端与贸易保护。比较而言，异质性企业贸易与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集中了主要的文献。

文献在主要前沿国外期刊的分布上，领域内权威期刊《国际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发表的国际贸易论文最多，有41篇。综合性权威经济学期刊中，《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国际贸易论文数为7篇；《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发表国际贸易论文4篇；《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和《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国际贸易论文各3篇；《经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Statistics）发表国际贸易论文1篇（见图1）。

文献在领域的分布统计上，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文献32篇，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共有论文19篇，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分割的文献8篇，分别占总共59篇文献的54.2%、32.2%和13.6%。具体到异质性企业领域，贸易和贸易开放的效应文献有8篇，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文献有7篇，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外生变动的影响文献有4篇。具体到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贸易开放的效应文献有6篇，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文献有4篇，金融与贸易、传统贸易理论的扩展以及贸易争端和保护文献各有3篇，跨境电商贸易的文献有2篇，其他领域文献有11篇（见图1和图2）。

国内研究文献的选择上，主要选取八份重点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期刊梳理有关研究。[※注]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角度看，2017年中文文献的主要研究方向也可以划分为异质性企业、全球生产分割和全球价值链以及传统理论框架下的研究三个方面。从文献数量上看，前两者的研究更为丰富。2017年国内期刊文献在企业异质性的研究包括：第一，异质性企业贸易与投资行为，如出口企业出口选择、多产品选择与转换、出口频率，以及异质性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第二，企业层面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如出口企业绩效分析、企业生产率、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出口技术复杂度、产品质量、消费者和劳动者福利、技术升级、工业集聚等影响；第三，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外生变动的影响，如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决策、出口产品质量、出口退税政策、企业加成率、出口价格的影响，要素市场扭曲、融资约束、制度质量因素对出口行为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因素和需求网络结构的影响等。在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方面，2017年中文期刊文献的研究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及附加值的测算，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及其对中间品贸易、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生产率、创新能力、就业的影响、影响全球价值链及其嵌入的影响因素，以及全球价值链与服务贸易。传统理论框架下的贸易理论研究，中文期刊文件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中国贸易结构特征事实的测算及其变化、中国贸易增长的原因，如结构性背离、外部冲击及信心因素，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创新能力影响机制，以及贸易与金融、传统贸易理论的扩张等。从对外贸易政策研究角度看，中美贸易、美国贸易政策调整，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新体制的理论与实践是研究的重点问题。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涵盖了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结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分析，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贸易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贸易强国、贸易方式创新、中国入世总结及经验、一带一路等是中国对外开放和中国贸易政策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

二、异质性企业贸易问题的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是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分析贸易行为的选择和效应，是国际贸易学术研究的最新前沿。文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以生产率差异等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如企业的出口行为、出口质量、出口价格、出口市场选择、进口选择以及产品多样化选择等；二是从企业层面分析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包括贸易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出口企业绩效分析、贸易对要素市场和价格、企业加成率、出口技术复杂度、产品质量、消费者和劳动者福利、技术升级、工业集聚的影响、贸易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等；三是在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外生变动带来的经济影响，例如汇率变动、出口退税政策、互联网、需求网络、要素市场扭曲、融资约束、制度性约束等因素带来的影响。2017年国外期刊有关异质性企业贸易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两个部分，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外生变动带来的经济影响领域的文献略少；而国内中文期刊对三个方向的研究比较均衡，所涉及的主题和内容更为丰富。

（一）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选择的研究

2017年国外期刊文献主要关注了进出口贸易动态，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选择，企业出口模式选择，以及企业的出口支付方式选择等。进出口动态方面的文献有：Bernard et al.（2017）关注了企业在一年中的不同年份开始出口（例如有的1月份开始出口，有的12月份开始出口），而在年度贸易量的统计上并没有进行调整对于出口量和增长速度核算带来的偏误，对部分月份效应（Partial-Year Effect）问题进行调整之后的贸易统计结果发现，企业第一年出口量低估了54%而第一年出口增长率高估了112%。Ramanarayanan（2017）建立了一个异质性生产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贸易模型分析企业的进口动态选择，在已有进口商和新进口商之间的选择，发现进口模式的不可逆性影响了企业的贸易选择。

部分文献关注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如Dingel（2017）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解释了为什么高收入国家会出口高质量的产品；一方面的机制是本地需求决定了专业化的模式进而高收入国家会生产和出口高质量的产品，另一方面的机制是要素比例模型说明技能密集型和高收入国家将出口技能密集和高质量产品。而多产品企业的产品质量选择也是质量选择的一个方面，Manova and Yu（2017）构建了一个灵活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企业的多产品质量选择，发现企业使用不同质量的生产投入品来确定产出的产品质量，在生产的产品种类较少的市场，企业会主要关注核心种类产品而减少低质量产品的生产。

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方面，Handley and Limao（2017）在一般均衡框架的企业进入投资模型中分析了政策不确定对企业贸易、价格和收入的影响，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出口扩张为例，发现“入世”降低了美国贸易战对中国的威胁力度，下降的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美国的价格而增加了消费收入，进而中国出口大幅增长。异质性企业的出口模式选择也是文献的一个方向，Bai et al.（2017）分析了企业的直接出口和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的不同选择，构建和估计了一个动态离散选择模型，引入了“出口学习”效应、固定沉没成本等，结果发现直接出口下的需求和生产率变动更大，中国“入世”后直接出口的释放提高了企业出口参与度26%至33%。企业的出口支付方式选择也是一个关注点，Niepmann and Eisenlohr（2017）分析了企业在进出口支付中的信用证和跟单托收选择，发现支付风险增加会导致企业更倾向于信用证支付，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进了企业更多的使用信用证。

2017年国内期刊文献研究在异质性企业贸易与投资行为方面，主要包括以下的问题：出口企业出口选择、多产品选择与转换、出口频率，以及异质性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国内期刊文献包括：尹斯斯等（2017）[※注]构建了可变贸易成本与生产率联合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品多样性、社会福利的增长机制、企业的选择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得出以下理论假说：一国产品多样性将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而下降，一国社会福利会随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增大。文章采用Feenstra（2014）的分布假设，运用Logit和Probit的回归估计方法，结果表明：可变贸易成本越大，异质性企业选择进行出口的可能性越高，验证了本文理论假设命题。同时，企业生产率回归估计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在一定边界内，可变贸易成本越低越好，一旦超过了门槛值，会对贸易增长和福利增长产生背离，发生“出口-生产率”的偏离。

易靖韬等（2017）[※注]拓展了Feenstra和Ma（2007）多产品异质企业模型，根据不同产品种类利润和产品之间此消彼长的均衡，得到企业产品范围的最优解，分析开放经济体企业市场份额与生产率对产品范围的影响机制。文章推动并验证了以下结论：企业的最优产品范围与该企业生产率和市场份额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即市场上生产和出口产品种类最多的企业是中等规模、中等生产率的企业。随着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企业越倾向于集中资源生产具有竞争优势的某些产品，分工趋向专业化。易靖韬等（2017）[※注]将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相匹配，从企业、产品和企业-产品三个维度描述刻画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多产品出口特征以及产品间转换行为。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规模、资本密度都对企业生产活动持续期和产品转换行为、出口行为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蒋灵多等（2017）[※注]采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测算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实际出口次数的贸易关系。通过考察企业出口频率分布，发现中国企业出口频率相对稳定，贸易的扩展边际不断增加；生产率越大、规模越大的企业，出口频率和单次出口规模也越大。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持续营业时间、外资企业与企业出口频率呈显著正比，企业负债率、企业生产率和出口成本与之呈反比；产品至目的国种类越多，产品核心程度越高，出口频率就越高。

李磊等（2017）[※注]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会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集，考察了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其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计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次数以及累计对外直接投资的次数来衡量。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对中国服务业企业OFDI流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符合异质性理论的预测，同时服务业企业人力资本越高、资本密集度越大，企业成立年限越长，企业OFDI流量和存量也越大，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均营业收入越高，生产率越高的服务业企业，越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文章还计算了解释变量的边际弹性，企业生产率提高1%，服务业企业OFDI流量将增加2.43%，存量将增加约2%；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年龄增加1%，则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会提高1.10%、0.87%和0.38%，人均营业收入增加1%，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会提高3.51%。可见，企业生产率和人均营业收入对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这一作用对中高地区收入更加显著。此外，企业资本密集度高的服务业企业也更容易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

田巍等（2017）[※注]运用理论模型和微观数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异质性企业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决策机制，并分析了汇率变化对贸易服务型投资的“出口传导”效应。文章基于Helpman（2004）和Berman（2012）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需求效用函数求解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拓展了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推导出企业对外投资（生产型投资、贸易服务型投资）以及进行出口行为的生产率门槛；并得出命题假说阐述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即本币升值对出口产生负相抑制作用，会促进生产型对外投资，但同时阻碍了贸易服务型对外投资。文章对对外投资与出口的互补型关系进行了补充证明。经验分析中，文章采用了2000-2008年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层面真实汇率、以及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等，构建了基准回归方程。文章用Probit和Logit模型，并加入行业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汇率上升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投资的倾向越显著。当本币贬值10%的时候，贸易服务型投资的概率增加4.3%。

（二）企业层面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

2017年国外期刊文献分析了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绩效的效应、对企业利润以及国家福利的效应以及对劳动技能溢出的效应等。国外期刊文献有：Brandt et al.（2017）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的数据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利润和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口关税的下降会降低利润但提高生产率，效率提升主要作用于新进入企业，同时进口关税的下降能够提高利润和生产率。Feenstra and Weinstein（2017）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模型基础上估计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溢价的影响，进而对美国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 1992-2005年美国进口份额增加和美国企业退出，带来了企业利润的减少但产品种类的增加，结果带来美国福利提升了大约1%。Burstein and Vogel（2017）将企业和行业的技能密集度差异引入一个标准的国际贸易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劳动技能溢价的影响，发现贸易成本的下降促使要素向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部门流动，以及要素流动到行业内的高生产率和技能密集企业，提高所有国家的技能溢价，实证结果也支撑理论发现。Atkin et al.（2017）使用埃及地毯厂商进入国外市场的随机试验以及调查数据分析了出口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发现出口企业显示了16-26%的更高利润和质量。Helpman et al.（2017）从企业层面分析了贸易对工资离散度的影响，发现多数的总体工资不平等源于行业-职业层面，以及企业雇佣规模和贸易参与程度。Naito（2017）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的资源再分配效应如何让单边贸易自由化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发现单边贸易自由化可以增加平衡增长率，进而提高福利水平，但长期内的福利不一定能够提高。Nigai（2017）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分析了企业生产率的分布对贸易获益的影响，指出对数正态分布的生产率会低估获利而帕累托分布无法刻画生差率的左侧形状。Chen et al.（2017）使用中国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显著的增加了收入的不平等。

2017年国内期刊文献研究在企业层面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方面，主要包括以下的主题：出口企业绩效分析、企业生产率、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出口技术复杂度、产品质量、消费者和劳动者福利、技术升级、工业集聚等的影响。

原磊等（2017）[※注]通过构建生产率指数、企业规模和财务指标等指标体系，将中国制造业企业划分为不同技术水平的四类企业，并采用PSM方法，对比了新出口企业与相匹配非出口企业的绩效优势。结论显示，中国制造业中高技术出口企业的“学习效应”最为显著，而其他三种类别企业整体上不存在“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低生产率企业出口倾向更高，出口可以显著提高收入，增加就业，但生产率提高和资本回报率的改善效果并不显著。

魏浩等（2017）[※注]提出进口中间品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这是因为存在技术溢出、质量提升、生产互补和成本节约四大影响机制。魏浩等将进口中间品按照种类和来源地的进行了“二元”拆分，从而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应分解为成本节约效应和生产互补效应。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间品来源地数目越多，进口来源地集中度越低，越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分样本回归的结果看，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多元化作用更为显著，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更大。

章韬等（2017）[※注]选取了中国52个出口加工区作为研究集聚-出口政策效应的分析对象，在Harasztosi和Bekes（2013）模型基准之上，拓展至出口加工区内外制造业企业层面，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倍差估计方法比较区域内“贸易开放-产业集聚”政策冲击对企业生产率的不同影响。数据采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筛选52个出口加工区及区内企业样本；测算EG指数作为衡量经济聚集效应的指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注册类型、企业隶属关系等作为控制标量。实证结果显示：企业集聚上升1%，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3%；拥有出口加工区的城市集聚边际更加显著，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和政策红利。与出口效应相比，出口加工区内的产业集聚效应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毛其淋等（2017）[※注]以中国加入WTO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将一般进口企业作为处理组，将加工进口企业作为对照组，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效应。结果显示：中间品自由贸易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其影响程度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倒U形”动态变化趋势，产品质量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是提升效应产生的主要途径。

盛斌等（2017）[※注]以中国加入WTO大范围关税减免为背景，检验了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并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进行数据分析。结论显示：进口中间品大规模关税削减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显著，并且大于最终品关税减让的作用。从作用机制和影响渠道上看，最终品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效应”和“种类效应”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这种影响对一般贸易企业、进口企业和本土企业更加显著。

许家云等（2017）[※注]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检验了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企业层面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计算出企业-出口国-年度-产品层面的产品层面质量，并进而用中间品来源国、中间品技术含量、企业生产率水平、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等变量作为因变量，分析了“中间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三种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效率越高、企业规模越大、经营绩效越好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则越高。此外文章还引入了“地区制度环境”变量，结果显示地区制度对中间品提升企业出口产品的作用会起到正向促进的作用。

刘海洋等（2017）[※注]从进口中间品行为、使用强度、持续期以及进口状态转变四个维度对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进行检验。文章首先根据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的方法测算出口产品质量，进而通过计量方程实证检验了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从进口中间品使用强度分析，低进口强度企业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随中间品使用强度不断上升，这一促进作用呈递减趋势。从中间品产品层面的特征看，技术类产品较初级产品、资源类产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并随着技术含量增加，作用愈加显著。企业进口持续期与出口产品质量呈U型关系，进口持续期具有“门槛效应”，只有大于2.79时提升作用才会发挥作用。

陈维涛等（2017）[※注]采用分位数DID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以中国城市-行业层面技术复杂度对数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是否加入WTO为哑变量，在考虑如行业专业化指数、行业市场集中度等其他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析结果显示总体而言，贸易自由化并不能显著提升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复杂度。进口竞争对不同行业技术复杂度存在异质性的影响，最终产品进口竞争不利于提升低技术行业复杂度；中间投入品进口竞争不利于高等和低等行业技术复杂度提升，但对中等技术行业的技术复杂度会产生有利的促进作用。其他变量如企业专业化生产、资本劳动比重提高都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复杂度。

施炳展等（2017）[※注]以消费品关税削减为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居民消费者价格和消费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以及居民福利水平及其分布特点。由于中国各地区距沿海距离差异性导致关税削减传递效应的差异性，同时由于消费者消费结构异质性、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异质性、家庭收入结构异质性，导致对不同消费者和劳动者支出水平与工资水平影响的差异性。结论显示：消费品关税削减降低了国内产品价格水平，距离沿海越近，价格传递效应越明显；国内产品价格下降，减少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低收入家庭的贸易自由化引致的支出效应更明显。对于劳动者而言，受关税削减的工资收入效应收益对高收入家庭更明显。

岳文等（2017）[※注]在企业异质性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内生企业的技术升级，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检验了出口强度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机制。文章基于Melitz（2003）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分析框架，借鉴Yeaple（2005）、Bustos（2011）及Atkeson和Burstein（2010）的研究思路，可以将企业的技术升级解释为：企业为降低当期生产的边际成本而一次性支付额外的固定成本，以此引入技术升级变量。通过求均衡解得出企业最佳的技术升级程度。企业出口强度为企业出口额占国内市场销售总额的比重，得出以下假设命题：出口强度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并非线性单调，而呈“倒U型”。当企业的出口强度较低时，随着出口强度的增加，企业的技术升级程度会逐渐上升；但当企业出口强度超过临界值，强度较大时，随着出口强度的增加，企业的技术升级反而会呈现下降的趋势。进而作者推导出计量方程，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以i企业t期的技术升级程度为被解释变量，出口强度为解释变量，选择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平均工资等作为控制变量。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的方法，利用ACF方法计算得出企业TFP。实证检验显示，出口强度系数显著为正，而出口强度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口强度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呈现倒U型，与理论假设命题相符。研究表明企业的出口强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当企业出口强度大于67%时，反而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升级。考察其他控制变量，得出以下的结论：企业规模与技术升级负向相关，规模越大，反而技术升级程度越低；平均工资越高的企业，技术升级程度越高；政府补贴程度与企业技术升级呈负向相关；企业经营年限与企业升级呈正比。进一步分地区比较分析显示，东部地区的企业出口强度与技术升级的显著呈现倒U型关系，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则不显著；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强度和技术升级倒U型关系显著，国有企业则不显著。

孙楚仁等（2017）[※注]在Krugman（1991）模型基础上，构造了一个两地区、两部门、包含企业生活率异质性的经济地理模型，考察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理论模型的推导得到以下结论：企业生产率异质差异性与工业集聚度成反比；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和运输成本对工业集聚的影响作用相反。文章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和省份宏观数据验证了这一结果，其中集聚指标采取赫芬达尔指数衡量，选取了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出指标、交易成本、贸易开放度、FDI开放度和其他效应等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运输成本其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地区运输成本越高，该省工业越不容易集聚；运输成本越高，为达到集聚均衡企业异质性越大，两者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三）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外生变动的影响

2017年国外期刊文献关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带来的影响，进口促进政策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贸易政策和保护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等。主要文献有：Feng et al.（2017）使用中国企业-产品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减少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影响，发现同时引起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以较低价格供给高质量产品的企业进入出口，而以较高价格供应较低质量产品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Broocks and Biesebroeck（2017）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出口促进措施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选择的影响，发现对经济规模小国，企业更加倾向于出口并且政府也倾向于采用出口促进措施，并且这些出口促进措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倾向。Demodova（2017）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贸易保护政策的选择及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发现在异质性企业、内生性工资、不可分解的二次效用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内生的最优进口关税为正，说明贸易保护是有利的，而降低成本型的贸易壁垒总是有利的。Bas et al.（2017）分析了异质性企业贸易框架下的贸易弹性异质性，提供了一个与理论一致的度量国家层面弹性的方法，并且实证对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的弹性都进行了度量，指出微观数据是度量加总弹性的基础。

2017年国内期刊文献研究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外生变动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的主题：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决策、出口产品质量、出口退税政策、企业加成率、出口价格之间的影响作用，要素市场扭曲、融资约束、制度质量因素对出口行为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以及其他因素，如互联网、需求网络结构等的影响。

汇率与出口质量的研究包括：余淼杰等（2017）[※注]从出口质量的角度研究汇率变动与企业决策的关系。首先文章采取了Feenstra和Romalis（2014）、余淼杰和张睿（2015）微观层面的贸易出口质量测算方法，更加准确地刻画出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额总体分布；进而分析中国出口至美国、日本、欧盟和印度的平均质量水平与双边人民币真实汇率之间的相关性。结论显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了出口质量提升：人民币每升值10%，会带来企业出口质量平均上升0.19%，且这一促进作用对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行业效果更为显著。

汇率与出口退税、企业决策的研究包括：宋超等（2017）[※注]在Berman等（2012）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考虑加工贸易企业税收减免的出口决策模型，以实际汇率为切入点，研究汇率对一般贸易企业和出口加工贸易企业产生的结构性差异的影响。实证检验中，模型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企业-目的地-产品层面的异质性以及年份异质性，发现中国实际汇率贬值程度每增加1%，最终出口产品的价格被吸收的部分为0.041%，而产品出口量的实际汇率弹性为0.184，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价格汇率弹性高于一般企业，而出口量的汇率弹性低于一般企业。钱学峰等（2017）[※注]在Mayer（2014）多产品企业模型、Chatterjee（2013）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汇率、出口退税和出口行为变化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用于考察汇率冲击、出口退税的政策效力对企业内扩展边际和企业间扩展边际的不同影响：汇率对企业内产品组合调整（倾斜效应）和企业间进入退出行为（选择效应）都具有促进作用，出口退税会弱化汇率的倾斜效应、强化汇率的选择效应。

汇率变动和企业加成率的研究包括：盛丹等（2017）[※注]借鉴Amiti等（2014）研究，将汇率变动影响分解为价格效应和边际成本效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并且对加工贸易企业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同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依赖于企业规模、企业技术水平、所在行业的平均盈利能力以及企业的所有制特点。较大规模企业、外资企业的企业加成率更容易受到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行业技术水平越高、行业盈利能力越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越能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汇率和出口价格的研究包括：韩剑等（2017）[※注]拓展了Berman（2012）模型，将产品质量、外国进口中间产品投入以及出口目的国消费偏好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企业异质性和生产效率对出口价格汇率的传导机制。构建计量方程，以产品出口价格为因变量，实际汇率、产品异质性交互项、企业特征个体效应等作为解释变量，利用2002-2006年中国海关HS-6位码出口产的微观数据，测算出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结果显示：本币每升值1%，企业会降低出口FOB价格的0.2543%。汇率的价格弹性也受到产品异质性的影响，中国经验表明相对市场份额越大的产品，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越大，这些产品以低出口附加值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反而产品质量越高，需求弹性越小，汇率的传统具有不完全性。通过子样本回归分析得出，加工贸易的汇率传递更加不完全，出口价格对汇率变动反映较不敏感；高质量产品出口至低收入国家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高收入国家，低质量出口至高收入国家更能够低于汇率波动风险。

诸竹君等（2017）[※注]将劳动力成本纳入扩展的M-O模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平均工资的提高，对企业生产效率和加成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和西部企业的负向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劳动力工资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呈现U型曲线的影响，跨过门槛后可以通过“工艺创新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实现企业加成率提升；企业的创新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会受到行业技术水平和省份制度水平的影响而产生差异。

互联网与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包括：李兵等（2017）[※注]使用合并后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文章拓展了Bernard（2011）多产品模型，将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分为企业间广延边际和企业内广延边际。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是否汇报了企业的网页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来测量企业使用互联网使用情况。通过计量方程的实证检验，互联网对企业出口额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都显示web系数为正，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网页的使用，会增加企业7.7%的出口；电子邮箱的使用会增加企业2.9%出口；使用互联网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大于国内销售的影响，拉高企业出口密集度会上升，并且这一影响存在时间的滞后性。互联网使用对企业出口的广延边际作用为正，对集约边际的正向促进作用只在第1期时显著。互联网使用对内资企业出口的拉动作用大于对国内销售的拉动作用；同时，互联网有助于促进一般贸易的出口行为，增加降低加工贸易的出口比重。

需求网络结构与出口波动的研究包括：张龑等（2017）[※注]在Kelly（2003）方法基础上，构建供给企业面临的需求网络结构，并分解出体现产品特征决定的网络需求结构和体现销售策略决定的需求网络结构。利用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2000-2006年“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出口数据，以及中国投入产出表系数，检验了企业的需求网络结构对出口销售波动的影响。文章将出口销售波动分解为内源异质性波动和外源政策性波动，从需求视角发现，实证得出以下结论：从产品自身特征决定的需求网络需求集中度与出口销售增长率的波动性呈正比，经营年限越长的企业，越能够分散需求波动风险，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更容易受需求波动影响；销售策略决定的需求网络集中度同样与企业出口波动存在正相关关系。

融资约束对异质性企业选择行为影响的研究包括：刘晴等（2017）在Manova（2013）[※注]模型的基础上，扩展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构建了出口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垄断竞争模型，提出面临银行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异质性企业将更大程度上选择政策支持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而非利润较高的普通贸易，从而解释了融资约束严重与出口贸易发达并存这一中国独特的对外贸易现象。

要素市场扭曲与异质性因素的研究包括：刘竹青等（2017）[※注]利用2001-2007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要素市场扭曲与异质性因素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首先，文中测算了要素市场相对扭曲程度指标和要素价格扭曲指数两项指标，进而在企业出口决策方程中体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方，生产效率越低的企业可能更容易参与出口，进而产生“生产率悖论”现象，且这一作用对与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其次，文中利用双重倍差法，检验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学习效应普遍存在，但对于要素价格扭曲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小，且本土新进入出口企业的学习效应弱化程度更为显著。

制度质量因素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包括：曹弛等（2017）[※注]在Melitz（2003）模型基础之上，将制度质量因素纳入企业异质性框架，将宏观制度变量与微观企业行为相结合。模型推导得出的均衡解与Melitz模型相比，临界点有所提高，说明制度质量越高，扭曲影响越小，企业的定价越低，利润空间越大，越有利于企业进行内销和出口行为，因此制度因素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实证检验中，作者以全要素生产率扣除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测算了制度扭曲程度，并通过OLS、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FGLS三种回归方法，验证得出结论：制度质量提高有助于降低企业生产率门槛，且对内销企业市场进入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

以上的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中国企业出口的微观数据显示“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中等规模、中等生产效率的出口企业生产种类最多；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对外投资的意向也越高。贸易开放，特别是中间品进口关税削减，有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但这一提升作用存在投入的边际递减效应；出口强度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呈“倒U型”；企业生产率异质差异性与工业集聚度成反比，等等。

三、全球组织生产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全球组织生产、生产分割和价值链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研究中的另一个前沿方向，较多的文献都是从异质性企业角度分析跨国企业全球生产组织的选择，外包和一体化的选择，不同国家生产的选择等。由于引入了企业的异质性，这一部分文献也被归类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个分支——异质性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但这一领域也有一部分文献是在传统理论框架下分析跨国企业的生产分割问题，并分析与此相连的全球价值链和附加值贸易等。

在全球组织生产和外包方面，2017年的文献关注了多国外包的选择，跨国企业的生产选址，离岸外包的影响，区域进口外包的不同选择等。代表性的文献包括：Antras et al.（2017）构建了一个可以计算的多国外包模型，企业依据生产率和国家层面变量自选择进口，结果发现企业自选择进口与起源市场有较强的互补性。Tintelnot（2017）检验了跨国企业的生产和选址抉择以及福利，论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出口平台的可计算多国一般均衡模型，校准和模拟的结果揭示，跨国企业对技术提高在国家之间传递发挥了重要作用。Cravino and Levchenko（2017）探索了跨国企业如何传递国际经济周期，结果发现国外分支企业和总部企业之间存在增长的高度协同性，同时来源国的冲击对于企业的销售增长影响显著；由于双边跨国生产的比例较小，单个国家组合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较低。Monarch et al.（2017）使用微观企业的大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离岸外包对本国内企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外包的企业规模更大、存活的时间更长、且更倾向于出口；但外包之后的即刻效应是就业减少、产量下降和资本减少，但资本和技能的密集度提高。Head et al.（2017）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的进口外包选择，发现买方的异质性是进口外包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供给层面解释了44%的城市外包选择的差异。

在全球价值链及附加值贸易方面，2017年的文献主要关注了世界增加值贸易的状况、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和价值链上下游保护的相互影响。代表性文献有：Johnson and Noguera（2017）使用贸易、生产和投入数据分析了1970-2009年之间世界增加值贸易的现状，发现增加值贸易相对于总贸易的比重下降了10%，制造业企业的比重下降了20%，但非制造业部门的比重上升；并且不同国家和不同贸易伙伴的比重下降变化存在差异：高速增长的国家下降更多，临近贸易伙伴和签署有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下降更多。Prete and Rungi（2017）从企业层面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组织，使用一个包含4000个制造业母公司，在全球150多个国家有90000分支的样本，发现垂直一体化的选择主要考虑供应商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及最终产品生产者的需求弹性相对规模，但需求弹性在垂直一体化选择中的作用不明显，价值链上中游和下游母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一体化。Erbahar and Zi（2017）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对中间投入品生产商的保护是否会引起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保护诉求，结果发现了显著正向的影响。

2017年中文期刊文献在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及附加值的测算，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及其对中间品贸易、企业生产率、创新能力、就业等产生的影响、影响全球价值链及其嵌入的影响因素，以及全球价值链与服务贸易。

在全球价值链及附加值贸易的测算方面，代表性的文献包括：倪红福（2017）[※注]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角度，构建了一种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将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定义为产品全部技术含量扣除从国外进口的技术含量，克服了从国外进口中间品中返回的国内技术含量在单过模型中无法测度的弊端。文章结论显示：中国贸易出口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和金融危机之后增速更明显加速，尤其是纺织、皮革和制鞋业；但电子和光学仪器制造业，中国出口仍技术含量仍较低，全球排名没有改善，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

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及其影响方面，文献主要关注了中国全球价值对中间品贸易、分工收益和地位、企业生产率、创新能力、技术复杂度等的影响。代表文献包括：彭支伟等（2017）[※注]以中间品贸易为视角，基于Obstfeld和Rogoff（1995）分析框架，构建一个具备微观基础的两国模型，刻画了中国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价值链分工，以此衡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收益以及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根据WIOD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估算1995-2014年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贸易的分工收益，分析决定的分工收益的基本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5年至2014年间，中国从其他贸易国的收益较低，但增长迅猛，增长将近6倍；而其他贸易伙伴从中国获得的收益则更高，增长呈现“倒V型”；来自中间品出口的数量渗透是其他贸易国从中国的分工收益持续增长的主导因素，且出口中间品在外国价值链的嵌入度有较明显地提升；中国农业和服务业实际产出中的外国收益份额低于总体平均水平，但增长较为迅速；制造业是收益份额最高的部门，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间产品的出口在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嵌入度上升最为显著，表明了我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收益分配中的主导地位。

吕越等（2017）[※注]利用企业层面数据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测算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理论模型假说提出：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的生产效率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从实证角度看，文章利用在Kee和Tang（2016）与Upward等（2013）方法，将企业异质性纳入全球价值链的指标，以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价值链嵌入与企业的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符合理论假说。这表明企业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时，生产率的提升最为显著，但一旦跨越了最佳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后，嵌入度的提高带来的边际收益则开始递减。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面临着生产效率提升的倒U型关系，在与发达国家生产率差距缩短的同时，尤其需要警惕“低端锁定”的风险。

张杰等（2017）[※注]基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引致进口”的特征事实，将中间产品进口、产品出口行为和创新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纳入统一的计量分析框架。在经验分析中构建了符合中国企业行为特征的多重工具变量体系，实证检验中间产品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制。文章构建了多重工具变量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和基准计量模型，选取企业研发投入密集度和企业新产品产出密集度为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解释变量同时纳入出口和进口来刻画“出口引致出口的特征。进口层面选取了全球供给因素、进口关税、进口汇率、进口贸易成本，出口层面选取了全球需求因素、出口汇率、出口贸易成本等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估计方法，并在第二阶段利用Tobit法，分别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中间产品进口抑制了从事加工贸易活动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全球价值链的“俘获”或“锁定”效应得到验证。机制检验上看，从发达国家进口或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中国本土企业其创新活动产生的抑制性更加显著，这种负相作用对民营企业更加突出。

刘琳等（2017）[※注]对Hausman（2007）的出口复杂度指数进行修改，剔除一国出口品中包含着国外价值增值部分，修正误差，引入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构建并测算了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数。修正后的指标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出口品技术含量，并且国内技术复杂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文章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各个部门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结果显示中国高、中、低三类行业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均逐年上升增长，但低技术部门的增长最显著、最快。文章构建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决定因素的计量模型，利用1998-2011年中国1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国外附加值率的系数为负且具有显著性，说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提升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国外附加值率与研发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性，这表明提高研发水平有助于全球价值链下国内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制度环境的改善也有助于提高吸收全球价值链技术外溢的能力。

李磊等（2017）[※注]利用企业微观数据，检验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就业的影响。通过计量方程的回归估计，企业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比只从事出口活动，能够更好地促进劳动力就业，并且当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0.62时，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呈“倒U型”。此外，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不同行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

在影响全球价值链及其嵌入的因素和机制方面，王孝松等（2017）[※注]指出中国产品面临的贸易壁垒和反倾销事实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紧密相关。文章对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进行了初步测算，进一步主要研究了反倾销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具体影响，对中国总贸易流量的完整分解，按照各部门区分总产品出口、最终产品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流量，测算中国各个部门对特定贸易伙伴出口中，嵌入GVC的程度和地位，对反倾销的不同影响机制进行甄别。文章测算了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部分，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或垂直专业化程度，并区别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国内增加值率。2011年中国总出口国内增加值达32%，但过程中呈现增长波动，最高值出现在2008年。相比较而言，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增幅较小，2001年达11.6%，考察期内仅增长6.9%。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伙伴在某一行业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会使总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降低4.5%-28.7%，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降低3.4%-17%，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降低1.2%-8.5%，显著抑制了这一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对GVC嵌入地位的影响来看，反倾销会令GVC参与指数显著下降8.2%-28.6%，对各行业GVC地位的上升，产生负面影响。

戴翔等（2017）[※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本土市场规模对本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布局影响的新机制。他认为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对价值不同的生产环节产生“吸引力”作用，从而引发不同制造环节的梯度转移，从而有利于制造业的价值链攀升。文章基于WIOD数据库，测度了GVC指数和市场背离度指数，采用广义可加模型的半参数核密度估计、系统广义矩估计以及差分广义矩估计等计量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

全球价值链与外包服务贸易方面，夏杰长等（2017）[※注]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利用Wang等（2013）的总出口分解方法，利用WIOD投入产出表数据，测度外包服务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并针对前向增加值出口进行了拓展，考察了高端服务业的价值。测算结果显示：服务业的大部分增加值出口是隐含在其他产业部门的出口中而间接产生的，从前向联系的国内增加值出口角度看，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占国内总增加值出口的31.3%，高于传统贸易增加值计算结果，并且，第二产业增加值出口占国内总增加值出口的61.3%，传统方法高估了第二产业对出口增加总值的作用。从发展趋势上看，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在总出口增加值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明显。通过与美国、日本、德国、巴西、韩国和印度五国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比重处于五国的最低值，低于印度的47.93%和巴西的37.32%，其中出口增加值中非服务业部门企业中内置高端服务活动（如研发、管理）等创造的价值的占比更低。

以上研究得到的重要结论包括：中国贸易出口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总体仍处于低端；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企业的生产效率之前呈现“倒U型”的关系，全球价值链参与存在“俘获”效应，这一效应对于加工贸易企业更为显著；反倾销会显著地降低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

四、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是指在古典、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对贸易领域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对理论的扩展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2017年该领域中文和英文文献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贸易与劳动力市场问题，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问题，传统贸易理论的扩展，金融与贸易问题，跨境电子商务贸易，贸易与环境问题，贸易政治经济学，贸易谈判与贸易协定，以及其他问题。

（一）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

2017年英文文献关注了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要素价格和福利的影响，对贸易组织形式的影响等。主要文献包括：Pascali（2017）分析了1870-1913年第一次贸易全球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当时蒸汽船的使用降低了贸易成本，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模式，世界仅有一小部分国家受益于贸易一体化，全球化是1850-1900年贫穷和富裕国家经济离散的主要动因。Carneiro and Kovak（2017）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巴西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存在大幅关税减让的地区的正式产业就业和收入相较其他的地区会下降，关税下降20年对区域收入的影响是10年的三倍。Grossman et al.（2017）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匹配、分类和分配效应，论文构建了一个两个行业和两个要素的贸易模型，生产率代表了管理者和工人的生产能力，随后分析了贸易环境变化对分类、匹配、工资和薪水分布的影响。Adao et al.（2017）在新古典国际贸易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非参数反事实预测系统，分析发现贸易成本的变化会引起贸易要素内容、要素价格和福利的变化。Swiecki（2017）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存在产业内扭曲和要素错配的情况下贸易的福利效应，发现低劳动边际产出的净出口行业的贸易获益过大，最优进口关税保护的获益是主要的贸易利得来源。Brandit and Morrow（2017）分析了中国不断削减的进口关税水平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模式的影响，以及带来的效应。实证结果发现，关税下降增加了一般贸易的比重。

2017年中文文献的主要研究问题包括：中国贸易结构特征事实的测算及其变化，中国贸易增长的原因，如结构性背离、外部冲击及信心因素等，代表文献包括：张斌等（2017）[※注]从产品和生产链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出口数据，结论发现：中国在金融危机前、金融危机和金融危机之后的三个阶段，出口复杂度提速有所减慢，但增加值率均有所上升，上升的原因来自于行业内效应，即中间品替代程度提高。可见，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将研发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放在了进口中间品的代替，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率显著提升。

易先忠等（2017）[※注]以“制度环境-结构背离-出口升级”的框架，分析51国“出口与内需结构性背离”的出口模式。通过测算出口与内需的结构性背离程度，得出：总体经济自由度指数越高，一国国内市场制度环境越好，结构背离程度越低；市场环境好的情况下，结构性背离与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一国出口结构水平呈现弱正相关，表明这一背离更多地是由自然性分工因素引致，对出口升级并没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此特征事实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两大假说：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引发出口与内需的结构背离；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引发出口与内需的结构背离；由制度环境不完善引发的结构背离对大国出口升级的抑制效应比小国更强，并通过工具变量拟合检验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以上的假说。通过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对于拥有较大本土市场的大国，制度性原因使出口背离内需的情况，反而会使一国失去出口升级的优势，加大被低端锁定的结构性风险。

鲁晓东等（2017）[※注]研究了外部市场不确定性以及信心因素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文章建立了多变量VAR模型，利用中国对59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绘制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出口增长额对不确定性、汇率、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差异性反应，定量给出了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增长影响的深度和持续期。从方法创新上看，利用自然灾难、恐怖袭击以及政治冲击等外生变量作为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从数量关系看，外部市场冲击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负相影响，存在长期的负相因果关系；但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

贸易自由化效应的问题，主要研究问题包括：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等。代表性文献包括：刘怡等（2017）[※注]研究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出口退税制度对中国不同省份不同产品出口的影响。文章采取倍差法，将不受出口退税的加工贸易作为对照组，与一般贸易出口相比较，实证结论显示：采取地方政府参与退税负担的改革使得全国一般贸易出口下降391.36亿美元，占2004年全年出口的6.6，这一负相影响效果在地方退税高的省份尤为显著。

宣烨等（2017）[※注]首先在赫芬达尔指数基础上构建了一国高科技行业创新能力指标，又根据Hausman等（2007）、王永进等（2010）的方法，计算一国生产性服务品的进口复杂度。在考虑了政府因素、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通货膨胀、开放程度和市场规则等控制变量基础上，通过计量方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品进口技术复杂度与高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进口国生产性服务品进口技术复杂度每提高1%，会带来高科技行业创新能力绝对值提高0.902%，相对值提高0.592%。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市场开放程度越高，自身研发能力越强，生产性服务品的进口就越能够促进一国的创新能力。从细分行业角度看，金融服务品的进口对高科技行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最显著。从不同国家类型看，服务品进口对发展中国家高科技行业的促进作用高达2.294%，这一作用是对发达国家的15倍。

史青等（2017）[※注]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生产和贸易数据，将企业研发内生化，即研发会促使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在Aghion等（2005）模型基础上，引入潜变量，从行业、地理距离、技术距离三个方面考察企业出口的研发效应。计量方程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出口强度的系数为正，表明出口对企业的研发决策和研发投入力度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对研发的广延边际影响更大，这意味着更多的企业选择进行研发投入。文章在倾向得分匹配法基础上采用空间自回归Tobit模型，将企业研发策略的互动性纳入分析框架。实证结果显示，行业和技术距离权重矩阵系数为负，说明少数企业技术领先时，其他大部分企业采取模仿、放弃技术追赶的“策略替代”行为，抑制了不研发企业的自主创新；企业研发反应系数与出口强度系数显著，并且匹配样本的行业和技术空间权重矩阵系数绝对值变小，这说明越是优质的企业，越倾向于研发投入，而非“搭便车”，且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显著呈正比关系。

（二）贸易与劳动力市场

2017年贸易与劳动力市场领域的英文文献关注了贸易与不平等及福利，贸易与人力资本投资，贸易与跨代职业流动，贸易与技能收益。主要文献包括：Antras et al.（2017）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贸易开放增加总收入，但也提高收入不平等的命题，这里再分配效应需要通过一个扭曲的收入税收转移系统来实现。实证结果发现，贸易引致的不平等侵蚀了约20%的贸易获益，如果采取了收入税收转移机制，贸易获益将增加15%。Blanchard and Olney（2017）分析了人力资本投入的宏观决定因素，实证探求了生产模式的变化对教育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低技能密集型出口降低了平均教育成绩，且高技能密集型出口提高学校教育。Ahsan and Chatterjee（2017）检验了贸易开放对印度城市的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发现生活在印度城市里并且在受到贸易开放影响的行业，儿子的工作职位比父亲更好的可能性更大。Danziger（2017）构建和校准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并引入了内生的技能需求和供给，分析贸易壁垒下降的效应，发现美国整体收益提高了4.5%，单个工人的收益取决于其教育程度、年龄和出生背景。

（三）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

2017年这一领域的英文文献关注了政治选举对贸易争端的影响，贸易不平衡性争端和福利影响效应，要素禀赋与贸易政策偏好等。主要的文献有：Conconi et al.（2017）使用1995-2014年的美国数据实证分析了选举激励对于贸易争端的影响，发现美国总统更加倾向于在连任选举年发起贸易争端保护重要选票州的相关产业；文章同时构建模型解释了实证现象。Epifani and Gamcia（2017）在一个两部门垄断竞争模型中分析了贸易不平衡摩擦的福利效应，不同于传统理论认为的贸易不平衡会恶化顺差国的贸易条件，贸易顺差会带来顺差国汇率的升值，进而改善了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Jakel and Smolka（2017）在一个新古典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框架下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分布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技能要素禀赋充裕的国家通常更加倾向于贸易和开放。

（四）传统贸易理论的扩展

2017年这一领域的英文文献关注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获益，以及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主要文献有：Arezki et al.（2017）在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对贸易的影响，以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天然气相对价格变化来做实证分析，发现美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了10%，扩展的边际和集约的边际都有增长。Chatterjee（2017）从内生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相似国家选择不同政策的机制；在一个两国模型中，政策影响贸易模式，均衡中对称的国家选择了不对称的政策。French（2017）应用一个广泛使用的定量贸易模型来评估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在学术和政策分析中的有用性，发现通常使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与比较优势的理论不相符，但在揭示一个国家的基本比较优势模式、评估贸易壁垒的不同效应以及识别同一市场里的竞争伙伴等方面具有价值。

2017年中文的代表性文献包括：顾国达等（2017）[※注]研究了纳入扩展边际下中国贸易条件的动态演进。文章基于Feenstra（1994）模型，引入双层CES效用函数，将扩展边际和多技术等级进口替代弹性等因素纳入贸易条件指标中，测算得出了1995年-2014年中国总体贸易条件。结果显示：纳入扩展边际后，中国自1999年以来贸易条件并没有恶化，固定种类下中国贸易条件平均被低估0.1左右。

（五）金融与贸易问题

2017年这一领域的英文文献主要关注了银行对出口模式的影响，外部贸易不平衡和金融，金融不完全与国际贸易等。主要文献有：Niepmann and Eisenlohr（2017）实证分析了信用证的使用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发现一个标准差的信用证供给减少将负向影响美国向这个国家的出口下降1.5%，尤其是对经济规模小而且银行机构不发达的国家。Evans（2017）构建了一个新的模型模拟美国在过去60年的外部不平衡发展状况，揭示通过价值机制传导的外部冲击是外部失衡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解释了80%的不平衡。Crino and Ogliari（2017）实证分析了金融不完全对国家和产业的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国的金融摩擦差异和跨行业的金融脆弱性是产品质量差异的决定因素。

金融约束、资本市场因素方面，2017年中文代表性文献包括：马述忠等（2017）[※注]使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将县级单位内所有企业的商业信息总额作为衡量县级集群商业信用的指标，研究了集群商业信用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张的影响。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内销企业的市场进入，并也提高了已经进行出口企业的出口水平。实证结果显示，集群商业信用每提高10%，会促使企业出口水平提高0.16%。

（六）跨境电子商务贸易

跨境电子商务在近年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正在进展中。2017年的主要文献有：Johnson（2017）分析了网上销售价格的确定，论文给出了一个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分析市场垂直关联的模型，发现税收分摊对能够分摊税收的企业很有吸引力，但通常会导致企业零售价格恶化；当一个市场从批发模型转变为代理人模型时，零售商会决定税收分摊而供应商确定零售价格，这解释了网上零售价格的确定为何通常采取代理人模型。Condorelli et al.（2017）建立了一个动态网络博弈模型分析网络上的电子商务双边贸易，发现均衡价格是时间单调的，但交易价格是随着时间变化不断下降的。

（七）其他领域的研究

其他领域的英文文献研究还包括：第一，贸易与环境问题。Larch and Wanner（2017）构建了一个多行业和多要素的结构性重力模型分析了碳税对贸易、福利和碳排放的影响。Cherniwchan（2017）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二氧化硫和PM10排放的效应为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第二，贸易的政治经济学。Du et al.（2017）使用高频的月度数据实证分析了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Zissimos（2017）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政治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专政制度如何操纵贸易政策来应对全球价格冲击。第三，贸易谈判和贸易协定。Lake and Roy（2017）分析了贸易谈判如何影响了全球贸易自由化。Buzard（2017）从理论上分析了自我实施的贸易协定和游说的关系。第四，还有一些零星的文献分析了其他问题，如Kulish and Rees（2017）分析了贸易条件，Bonfatti（2017）分析了殖民地贸易，Ohashi and Toyama（2017）分析了并购对出口贸易的影响，Palangkaraya et al.（2017）分析了专利对贸易的影响，Beverelli et al.（2013）分析了服务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

2017年中文文献研究还包括了如“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等新现象。叶迪等（2017）[※注]选取本地区企业出口同类产品的平均质量作为该类产品“地区质量声誉”的代理标量，检验证明了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的出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对于产品质量较低、本土企业、出口至信息质量更不对称较远市场的企业最为显著。文章还创新性考察了贸易中介的作用，实证检验得出：通过贸易中介的出口更容易受到“城市质量声誉”的影响。

以上研究得到的重要结论包括：生产性服务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高科技行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出口行为对研发投入力度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一国国内市场越完善，结构性背离程度越低，对出口升级的抑制性越低。

五、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2017年中文文献的研究主题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针对中国外部环境的研究。中国面临着主要贸易伙伴、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美国贸易政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经济贸易政策的调整，都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第二，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对外开放的长期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理论，建设中国对外贸易新体制，需要理论创新，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了重要的现实性命题。

（一）中美贸易问题及经济贸易政策的判断

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涵盖了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结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问题。2017年国内的代表性文献包括：沈国兵等（2017）[※注]研究了实际汇率对中国出口至美国一般贸易品技术结构的变化影响。文章根据参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分类，对中国对美出口制造品按照技术水平划分为四大类别，并基于统计分析，运用Tobit模型，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汇率变化对其的影响。结果显示：2007年，出口实际汇率对中国对美出口制造品的技术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实际汇率升值会显著地提升中国对美一般贸易品出口技术结构；实际汇率升值，也会显著地提高中国对美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所占的份额。

谢建国等（2017）[※注]研究了1995年至2014年美国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提出的反倾销诉讼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负向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在裁定征收反倾销税的第一年，随后影响逐渐缓解；而否定性裁决对产品质量存在一定的提升作用。

周俊（2017）[※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以美国贸易促进权（TPA）法案这一贸易政策为典型研究案例，分析了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背后的博弈机制。文章以425位众议员为样本，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投票模拟的定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议员接受的来自支持TPA利益集团的捐款每增加1万美元，则其投赞成票的概率提高4.2‰；议员接受的来自反对TPA利益集团的捐款每增加1万美元，其投赞成票的概率下降8.0%，共和党议员的投票支持率明显高于民主党议员。

张宇燕等（2017）、李向阳（2017）、宋泓（2017）、张明（2017）等都关注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贸易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张宇燕等（2017）[※注]指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关键在于他提出了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种族、华盛顿—华尔街等问题的关注，赢取了选民的认可。特朗普能否能够实现竞选中的政治主张和承诺，仍要受到四个方面的制约：国内制度性、官僚体系、既得利益集团和民众。从特朗普执政理念和目标诉求来看，推行“公平贸易”政策，中美之间在贸易投资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与争端，在个别产品或个别产业上，美国一定会对中国施以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加收从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的关税，而且中国也一定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向阳（2017）[※注]同样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抓住了美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振兴，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同时它与反全球化紧密相关，必然会对世界经济秩序带来极大的负向冲击。宋泓（2017）[※注]从特朗普执政理念出发，分析评述了其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可能实施的影响，他指出：“美国优先”是其最明确的执政理念，以此为核心，其贸易政策主要包括：反对和退出TPP、重新谈判NAFTA、退出WTO、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关税、降低公司所得税、留住美国公司，具体政策能否实施，会实施到什么程度，尚需要时间观察。但美国向以实力为基础的双边主义转变，中美贸易的摩擦将会增加的大方向不会发生变化。

（二）中国对外开放型新体制和中国贸易政策

佟家栋（2017）[※注]将国际分工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指出国际分工是从微观企业不断深化的过程，产业间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带来就业机会的国际转移，这是要素禀赋优势差异的必然选择，驳斥了中国发展的威胁论。当前，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为了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国际经济保护主义的政策选择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

裴长洪等（2017）[※注]提出了贸易强国的综合内涵，选取2015年货物与服务进出口排名前30位的所有国家（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分析样本，在共性检验的基础上构建了贸易强国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贸易规模指标、贸易结构指标、货币竞争力指标、提供全球公共品指标，共四个一级指标及22个二级指标，并以此为依据划分出综合性贸易强国、大型平衡发展贸易强国、大型偏货物贸易强国、大型偏服务贸易强国以及小型贸易强国等类型。进而比对了我国与不同类型贸易强国的差距，分析了我国贸易强国的现实演进路径，从中国和各省份两个层面，准确判断了成为贸易强国的演变趋势，提出货物贸易强国-服务贸易强国-综合性贸易强国“三步走”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战略。

荆林波等（2017）[※注]采取柴忠东等（2011）的经济全球化测度指标，测度了全球经济增速与出口增速的对比、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移民流量等，指出全球化仍在持续进行。当前，全球化面临着老龄化、网络安全、全球气候变暖等公共议题的诸多挑战。面对欧美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中国应该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定位是本文关注的另一大核心问题。基于中国的绝对经济与相对经济规模、中国对能源的掌控能力、中国出口规模与附加值获取的匹配度、中国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以及中国的创新指数等指标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将着眼于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

余淼杰等（2017）[※注]回顾了入世前15年和入世后15年的对外贸易和对国内投资的促进政策。从时间发展角度，通过跨境贸易环境和营商环境的比较，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环境现状展开了评估。文章梳理了当前中国促进跨境成本下降的主要贸易政策，包括：降关税、建区域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投资促进政策，包括：双边投资协定以外，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中下放行政审批权、提供税收和土地使用优惠、增加信贷、放松融资约束和减少资本管制等措施。文章特别指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为贸易和投资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中国“十三五”时期的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促进举措。

卢跃等（2017）[※注]首先回顾了全球贸易方式演进历程，创新性地将贸易方式划分为：扩展型、效率型和模式型，认为中国的贸易方式仍是以扩展型创新和效率型创新为主。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外贸方式呈现出：由大额采购转变为中小额采购、长期采购变为短期采购，传统外贸“集装箱”式的大额交易向小批量、多批次的“碎片化”贸易方式转变的新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从整体战略布局上考虑，应主动创新贸易方式，并建立与之对应的监管方式。

盛斌等（2017）[※注]回顾了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变历程和阶段特点，指明了当前开放发展的新内涵。总结了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政策目标的三大支柱，根据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特点，建议推行以下的战略措施：重新评估政策目标，并制定新的发展导向的经贸政策；明确落实的具体行动和路径；强化协调机制；完善指标和测度数据；确定改革的优先领域。

何帆等（2017）[※注]分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现状、与中国的合作机遇以及存在的问题。文章选取了共四个地区21个国家为样本，梳理了地区经济增长状况良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等特征事实，分析了中国与这些地区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放、境外经贸园区建设、海洋资源开发与合作等五方面的合作进展与发展机遇，同时提出这一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但中国与不同类型的贸易强国仍有差距；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和投资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并指出了未来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路径。

六、总结

2017年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集中在异质性企业贸易、全球组织生产和价值链、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拓展三个领域。异质性贸易理论主要运用一般均衡下生产率异质性模型和多产品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要素比例、可变贸易成本、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制度变量、技术内生性等，考察不同变量对贸易效应的影响。在异质性企业贸易领域，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效应、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外生变动的影响是三个主要方向。在异质性企业的贸易行为选择领域，重点是企业的出口行为、出口质量、出口价格、出口市场选择、进口选择以及产品多样化选择等。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效应领域，重点是贸易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出口企业绩效分析、贸易对要素市场和价格、企业加成率、出口技术复杂度、产品质量、消费者和劳动者福利、技术升级、工业集聚的影响、贸易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等。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外生变动的影响领域，重点是在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外生变动带来的经济影响，例如汇率变动、出口退税政策、互联网、需求网络、要素市场扭曲、融资约束、制度性约束等因素带来的影响。

在全球组织生产和价值链领域，英文文献主要关注了多国外包的企业进口选择、跨国企业的生产选址、跨国生产的国际经济周期传递、离岸外包的影响、进口外包选择等，全球价值链文献主要关注了增加值贸易的现状、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和价值链上下游保护的相互传递等。中文文献在全球价值链与生产分割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及附加值的测算，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及其对中间品贸易、企业生产率、创新能力、就业等产生的影响、影响全球价值链及其嵌入的影响因素，以及全球价值链与服务贸易。主要理论方法包括可计算的一般均衡理论、多国外包模型和多国投入产出模型。

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重点在贸易自由化的效应、贸易与劳动力市场、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传统贸易理论的扩展、金融与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在贸易自由化效应领域，重点是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要素价格和福利的影响、对贸易组织形式的影响，中国贸易结构特征事实的测算，中国贸易增长的原因，如结构性背离、外部冲击及信心因素等，以及贸易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等问题。在贸易与劳动力市场领域，重点是贸易与不平等、贸易与人力资本投资、贸易与代际职业流动、贸易与劳动技能收益等。在贸易争端与贸易保护领域，重点是政治选举对贸易争端的影响、贸易不平衡争端和福利、要素禀赋和贸易政策偏好等。在传统贸易理论的扩展领域，重点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内生比较优势的贸易获利、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在金融与贸易领域，重点是银行对出口模式的影响、外部贸易不平衡与金融、金融不完全与国际贸易等。在跨境电子商务贸易领域，重点是网上销售价格的确定、电子商务贸易模型的构建等。理论方法以传统贸易模型的拓展为主，主要包括基于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获益，以及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等。

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中美贸易关系、美国贸易政策，以及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贸易强国、贸易方式创新、中国入世总结及经验、“一带一路”等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

从异质性理论领域看，现有文献较多地分析了企业异质性的行为特征，在未来还可进一步追究异质性贸易行为产生的原因，生产效率、差异性多产品、产品质量、种类范围等更加贴近现实的模型设定，可以更好地解释及预测企业的异质性贸易行为。如何设定和测算贸易利得、贸易福利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如企业生产函数的设定、生产率帕累托分布的有界性、双尾混合分布形状等模型假设的改进对贸易福利效应的测算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领域看，现有文献较多地测算了一国（特别是中国）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对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与中国贸易利得的测算、贸易政策如何内生化等，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