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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求新求实的辽代科举研究著作

摘要:  2015年底,吉林大学高福顺教授的新著《科举与辽代社会》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将科举与辽代教育、科举与辽代释褐进士群体的政治地位、科举与辽代社会儒家文化的繁荣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试图阐明科举与教育制度、政治制度、选官制度的互动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史料现状, 《科举与辽代社会》一书不仅理清楚了辽代科举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还就科举所关联的教育状况,儒家文化发展,科举家族,释褐进士群体的地位、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全书篇幅达到41万字,其中的艰辛作者虽未言及但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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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部求新求实的辽代科举研究著作
    作者: 崔莎莎 吴凤霞

    2015年底,吉林大学高福顺教授的新著《科举与辽代社会》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主要探讨辽代科举制度及其社会影响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对读博士期间所作博士论文《辽代科举制度研究》扩展与完善的成果。通览全书,有两点感触颇为强烈:第一,这是一部力主求新的著作;第二,这是一部旨在充实辽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著作。

    最值得赞扬的是《科举与辽代社会》一书立意求新。作者在《后记》中提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武玉环师要求不要急于将《辽代科举制度研究》面向读者,要做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遵师言,在沉心修改博士论文过程中,始渐关注科举制度与辽代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互动关系,已不囿于分析辽朝科举制度的静态层面,于是,研究兴趣点转由从对辽朝科举制度的静态分析向对科举制度的动态把握上,将科举与辽代教育、科举与辽代释褐进士群体的政治地位、科举与辽代社会儒家文化的繁荣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试图阐明科举与教育制度、政治制度、选官制度的互动关系。将辽朝科举制度活化后,确实收到了诸多始料未及的研究体会与心得。”[※注]应该说作者不满足于仅仅探讨辽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和规模等制度史的问题,而是将视野拓宽,把科举与辽代社会的教育、文化、政治联系起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科举在辽代社会更广大的层面上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延展表明了作者力求更全面准确地阐释辽代实施科举的意义。尽管由于史料不足,作者有时不得不采用推演的方法而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仅能反映出发展的趋势,但是作者的努力也为人们认识辽代科举与教育、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辽代科举对官吏选拔所产生的影响大有裨益。笔者正是通过阅读该书的第六章科举与辽代教育、第七章科举与辽代释褐进士群体的政治地位、第八章科举与辽代社会儒家文化的繁荣而对辽代科举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改变,从前一直以来由于史书关于辽代科举的记载较少,印象中辽代科举的影响不大,阅读了该书后方知自己的浅薄,从中知晓了辽代推行科举对辽代教育、文化的带动作用以及对官员素质和社会风气的积极改变。可以肯定,作者不仅主观上立意新颖、追求视角变换,而且客观上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武玉环先生所作《序》充分肯定了作者在多方面所取得的学术突破,如《序》中指出:“如科举肇始的提出、开科次数的论定、四试程序的阐明、考试内容的确析、进士称谓的辨析、释褐授官制度的存在、初授官职的定位等皆有独立的思考与理解,尤其是科举与辽代社会的教育、政治、文化等相互作用与影响,更是一种新的尝试。”[※注]武玉环先生在《序》中也概述了作者通过多方面求证而得出的独到见解:“辽代科举制度初期沿用唐法,圣宗统和以降参用宋法,同时具有北疆游牧民族特色,体现了‘因俗而治’双轨制的文化特征;辽代科举制度彻底改变以世选制度为核心选官任吏局面,扩大了辽代官僚机构统治基础;辽代通过科举选拔治世人才,充分体现了辽代积极吸纳儒家文化的心态;辽代释褐进士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于辽代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不仅凭借深厚的儒家经史才华能够顺利地完成辽代社会生活中的逐项文化使命,同时凭借卓越的治世才能官至宰执,参与辽代政治生活。”[※注]的确,该书作为制度史研究的成果主要围绕辽代科举制度展开,除了第一章导论是对选题的重要性、研究思路与方法、史料运用的说明及学术史回顾之外,其他八章(第二章至第九章)是该书的核心论述部分。大体上说,这八章又可分为三部分,其中,辽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辽代科举考试运行机制、辽代科举考试规模、辽代及第进士礼遇与“进士”称谓辨析的四章(第二章至第五章)属于制度史层面的研究,主要是考察辽朝科举制度发展中呈现的阶段性、运行机制、考试规模、诸类进士问题;科举与辽代教育、科举与辽代释褐进士群体的政治地位、科举与辽代社会儒家文化的繁荣的三章(第六章至第八章)属于互动关系层面上的求索,是基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揭示科举与教育、文化、政治的关联;余论(第九章)自成一部分,作者力图总结辽代科举制发展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且揭示了辽代科举对当时及金、元时代社会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无论是制度史层面上的严谨而有条不紊的分析,还是互动关系层面上相关史料的梳理和总结,都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比如在辽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这一部分,作者指出:“辽代用武立国,兵势方张,庶事草创,礼文之用未遑,未及科举制度。直至太宗会同元年(938)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为稳定统治,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发展之需要,始于南京地区设立科举制度,以收汉族、渤海族士人,充实辽代官僚机构。此后,经世宗、穆宗的政治变乱,科举之事设废无常,直至景宗保宁八年诏复南京礼部贡院,科举制度才稳定下来。辽初科举制度效唐朝科举之法而成,统治者亦相当重视,但随意性较大,并未完全制度化,主要表现为:地域上,仅限于儒家文化比较发达、以汉族聚居为主之南京地区;制度渊源上,基本沿袭唐朝科举取士之法;管理机构上,以南京礼部贡院管理科举事务;对象上,以南京地区汉族士人为对象。故此,辽初科举制度具有明显之地域性特征与非制度化特征。”[※注]又比如:“由于释褐进士精通儒家经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故翰林院成为释褐进士的聚集之所,充任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知制诰者深得帝王之信赖与重视,在辽代社会生活中具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注]可见,作者不仅主观上立意求新,实际上确实在论述问题视角上、在一些问题的结论性认识上都取得了可贵的新收获。

  • 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2015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7

    章节:《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2015》 \  第五篇 书评·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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