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充分贯彻十九大精神，《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1期开设了相关专栏，刊登了5篇文章，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新时代文艺的丰富内涵。张江的《新时代呼唤新文艺》认为，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新时代对文艺的迫切需要。文艺要做新时代的参与者、推动者、建构者。记录新时代，为时代前行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成为时代的推动力量，这是文艺最本质的使命。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伟大实践，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也构成了文学艺术最丰富、最深厚的创作源泉。文艺工作者应以人民的伟大实践为中心，谱写新时代复兴史诗。白烨的《书写新时代的中国故事》着眼于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提出文化自信决定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影响民族复兴，强调在文艺创作上，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写出“中华新史诗”。丁国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一文，从阐释事物的本质属性入手，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人民性”命题的理论阐述，科学总结和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体现出对新时代我国文艺发展阶段及其特殊规律的新的认识，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实践性。段吉方的《文化自信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则从理论内涵上对文化自信的哲学维度、现实维度和世界维度加以阐发。杨向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精神品格》认为，在新时代的文艺语境下，反思西方理论的阐释向度，强化本土经验的可阐释性，是当下中国文艺话语精神品格建构的基石和基本立场。[※注]
其次，对习近平有关文艺与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进一步提高认识。董学文《习近平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注]指出，习近平有关文艺与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迎来机遇；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结合时代召唤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期盼，在解决实际文艺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内涵、问题指向、话语风格、系统构成作出综合创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蒋述卓、李石《论习近平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注]把习近平相关论述的思想创新性，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上加以审视，指出其最大的创新性发展在于，从全球化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文艺与中国精神的塑造、文艺与市场以及文艺与人民之间的重要关联；在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多元分化状况下重新确立了主流的文化价值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位立场，引导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走向重铸中华民族魂的大方向。党圣元《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的文化与文学经典观》[※注]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都是本民族的精神图腾，它构成了本民族内部成员的深层精神结构。文学经典则是这个图腾和深层精神结构的重要扇面，而习近平深受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浸润；他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在许多重要会议、重要场合的一系列讲话中，经常如数家珍地提到相关经典。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关于“人民性”的讨论。丁国旗《“人民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标识性概念》[※注]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在有关文艺问题的系列讲话中对文艺“人民性”命题的理论阐述，科学总结和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体现出对新时代我国文艺发展阶段及其特殊规律的新认识、新把握，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具体性，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伟大任务和繁荣发展我国文艺的新的理论指南与理论遵循。范玉刚《论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人民性价值取向》[※注]从多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文艺思想以人民为中心论述的重大价值，包括“人民性价值取向是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文艺热爱人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功能定位”“人民需要文艺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价值论”“建构以人民为文艺评判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论”“以人民性价值取向健全文艺生态和统筹文艺发展格局”等等。王银辉的《关于文艺人民性的四维度理论构建》[※注]中概括指出，人民性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可以从四个维度加以理解与构建，分别是话语源流论、内涵构造论、中国特色论和创作实践论。万建中《“人民性”：民间文艺的核心所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重要论述的理解》[※注]侧重从民间文学角度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作品的“人民性”的看法，认为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论述完成了两方面的超越：一是涵盖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宗旨，又在文艺生存的逻辑层面将其起点和归属凝结了起来；二是越过了人民与文艺关系的学术表达。
胡燕春、陈列兢的《从习近平文艺思想看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注]指出，习近平倡导“文化自信”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态度对于处理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中国文艺在世界文艺格局中实现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范本。马龙潜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观念的确立——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注]中指出，习近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新时期以来文化艺术战线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论断，形成了完整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体系，确立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观念。
很多学者在习近平文艺思想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体现在不囿于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对习近平相关论述进行更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丁国旗《文艺创作的世界视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注]指出，民族的立场、世界的视野与人类未来的眼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文艺问题时三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他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对于文艺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的思想，使新时代我国文艺在出发之始便处在了世界文艺发展理念的最前端。刘方喜《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享理念的文化战略学意义》[※注]则对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其巨大的文化战略学意义作了充分揭示。其另一篇文章《新时代：反思错误思潮的新立足点》[※注]，则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有关文化等问题的重要论述，勾勒出其基本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文艺领域的错误思潮作了深刻的批判性辨析。
李昕揆《优秀文艺作品的评判标准——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解读》[※注]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强调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实际上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优秀文艺作品、创作什么样的优秀文艺作品”所作出的创新性回答。判定一部文艺作品优秀与否，关键就在于看其是否实现了思想标准、审美标准和质量标准的统一。李艳丰《营造健康文艺氛围，在发展创新中弘扬文艺的中国精神》[※注]指出，习近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提倡学术、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表现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对社会主义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的自觉追求；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的强调，反映出习近平对人类文化与文艺和而不同精神的肯定，对文艺的民族特色与中国精神的坚守。郑东艳《毛泽东文化观与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的同构性》[※注]指出，毛泽东文化观和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文化基因、理论根基、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同根、同源、同向的内在同构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中探寻固有的规律性，对于毛泽东文化观的传承，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从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超的《习近平文艺本体论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注]指出，文艺本体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理论。习近平文艺本体论体现为“一个中心”和“三个支撑”，这个“中心”即人民，“三个支撑”即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这是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研究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不忘本来、面向未来而“回到马克思”，成为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重要的理论亮点。
首先，许多学术刊物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化理论研究，陆续开设了相关研究专栏。《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5期连续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栏”，刊登了曾军《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张弓《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傅其林《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形态及其启示》、金艳《从中日韩“文艺大众化”论争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张一兵《后现代文化与资本帝国的全球统治》、王庆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意识形态批评辨析》等文。此外，《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还刊登了陈奇佳《自由之病：伊格尔顿的悲剧观念》等文，这些研究文章从多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化思想在极其广阔的文化时间、空间中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思想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开设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专栏指出，就理论的力量与思想的深邃性而言，马克思仍然活在21世纪，其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美学等各个领域，如果能把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恰当地运用在我们的美学、文学问题研究上，那么新时代美学理论的创新性就会有所呈现。汪正龙《马克思论悲剧与喜剧——历史哲学、戏剧学与美学的三重透视》从三个不同维度分析马克思悲剧观与喜剧观指出，悲剧和喜剧是马克思对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的有效范式，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张宝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本体论生活美学思想初探》从“生活本体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解读认为，将生活作为美学思考的出发点，将美的属性赋予各种生活方式而不唯独限于美的艺术，应该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主题。谷鹏飞《时间性与实践性：马克思美学解释学的生成逻辑》从“时间性—实践性解释学”角度阐释了马克思美学思想认为，马克思以“时间性—实践性”为核心筹建的美学解释学，其主要意义在于，它既为现代资本宰制下人与文本及世界的意义生成作了辩护，又为处于现代性多元时间观念中的解释活动向人的自由生成提供了可能。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的理论视野。
《东岳论丛》2018年第5期也开设了相关纪念专栏，万娜《资本、现代性批判与文化研究》指出，鉴于“资本”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各个层面的渗透性及其在阐释上的复杂性，如若对“资本”做过于片面的理解，则极有可能使资本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批评主体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丢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来的实践维度，由此可见，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很有必要。罗京的《“考德威尔论争”中关于本能的争论》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考德威尔论争”涉及到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必须结合三十年代理论的时代特点，重新审视该本能理论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作用。
《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刊登了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专题内容，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在中国选择、接受、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在学术史、方法论、学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如何在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核心思想的研究等方面更进一步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成果，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对当代审美文化现实发展的引领作用，则是学者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重点。该专题刊登了段吉方的《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阐释》、王建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与中国经验》、李永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形态：从经典到当代》、张清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问题》四篇文章，均从宏观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研究进行了理论阐释。此外，《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也开设了相关纪念专栏。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哲学基础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谭好哲《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注]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成两大形态。指出，历史形态往往都具有历史具体性，理论形态则超越了这种历史具体性，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原则、建构主体以及历史化、经典化问题涉及当代理论形态建构的全局性与整体性的格局和取向，应予特别重视和关注。李永新《本体阐释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中国经验》[※注]指出，本体阐释无论是对个别文本的生成及其独特性的观照，还是对文学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动态复杂关系的强调，都与20世纪80、90年代具有明显形而上学特点的各种本体论研究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应坚持的中国经验是要厘清马克思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路径，以生成论作为基本的理论立场，梳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增强文学理论直面现实并对其作出有效解释的能力。宋伟《前提性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注]指出，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始终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备受关注且充满争执的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以往相对固定的阐释模式与理论框架，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意义，进而重新阐释马克思美学的理论实质和精神旨趣。刘聪《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形而上学重建——从思辨艺术理论到马克思哲学》[※注]指出，作为对话形而上学的核心领域，现代性的审美批判话语开启了思辨艺术理论重建形而上学的诸多尝试。然而，这种途径却使其对形而上学的扭转陷入了困境，因此为了超越此局限，马克思哲学对艺术之思与思辨之思进行了双重审视，并在更高的理论平台上为形而上学的现代建构寻找到了出路。王贵禄《文学在场学：一种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中国话语”的观念与方法》[※注]指出，“文学在场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出场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有其聚焦的问题谱系、相对稳定的研究理路、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标识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文学在场学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最大启示在于研究思路的更新，即运用“两大地平线、四个模块”的研究方法，探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本如何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重新建构其出场逻辑、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
再次，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当代价值继续得到高度关注。王杰《文化经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注]指出，在文化经济时代，以大众文化为物质基础，以人民的“感觉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告别精英主义美学，并通过研究文化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而成为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当代艺术批评因为具有在复杂的多重语境下把握具体的审美意义的能力，应该承担起“参与并且唤醒大众的文化解放”的历史责任。谭好哲的《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理论视域与当代意义》[※注]指出，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三大视域都为艺术生产研究拓展出新的致思维度和理论空间，其中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侧重解决的是艺术生产论的研究方法问题，政治经济学视域主要涉及的是艺术生产论的抽象理论建构和具体历史内容问题，科学社会主义视域则主要关注的是艺术生产的价值和理想及其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关系问题。金永兵《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话语》[※注]则探讨了从“战争与革命”转入“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如何有效创造性转化革命话语的问题。宋伟《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注]指出，伴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域的深入展开，究竟应该在何种意义和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已引起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与现代性”“马克思与后现代性”等问题的辨析因而成为十分重大的当代理论议题。这些理论议题无疑也是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界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域，尤其是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问题星丛，延伸出马克思如何看待和理解“现代性”、马克思思想是否具有“后现代意蕴”等问题的关键。詹艾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问题》[※注]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在当下时代与世界语境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视野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形态的坚持与发展。
最后，今年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很多。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一直侧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近年来才有所改观。张永清一直较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今年更是集中发表了数篇论文。《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44—1895年的批评理论》[※注]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此间的文学活动及其评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在如何理解与把握其文学评论的性质这一问题上，以往的国内外研究形成了意见说、连贯说、体系说三种主要观点，而该文认为，应该从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渗关系这三个向度来加以认识。《论青年恩格斯思想视域中的白尔尼因素》[※注]分析指出：白尔尼的自由思想、人格理想等曾对青年恩格斯产生了极为独特的影响，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呈现出从文学政治到哲学政治再到社会政治这样一个嬗变过程，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接受意味着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尽管白尔尼的思想从此淡出其视域，但对他仍有一定影响力。《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对相关问题的再思考》[※注]分析指出：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的接受历经初步接触、诚心归附、自觉疏离、自我清算、严苛批判五个阶段，对此加以研究，既可以提供恩格斯文学思想相对完整的时间发生图，也可以为进一步探索恩格斯的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之间的多重关系拓展新的研究空间。这些成果对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有重要意义。
围绕纪念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活动，对马克思恩格思经典思想的研究也进一步展开。丁国旗《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注]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缅怀了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重温了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非凡意义，提出了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陆贵山《尊崇实践之精神 高举变革之旗帜——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注]指出，马克思亲身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历史变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通过塑造用实践理性武装起来的“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去改变旧环境，创建新环境，实现人的现实的、实际的解放的思想具有首创意义。文艺创作、艺术生产和“美的规律”，都是纳入社会实践的大系统中进行解析。王杰、王真《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七十周年而作》[※注]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出发，对相关论题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近年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新技术、新经济等问题的探讨也值得关注。刘方喜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引发的生产方式新革命的当代条件下重构马克思文艺、文化理论的哲学基础的探讨，本年度发表了《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新探索》[※注]《物联网分享还是人工智能垄断：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数字资本主义》[※注]《工艺学批判重构：物联网生产方式革命与马克思归来》[※注]《技术、经济与社会奇点：人工智能革命与马克思工艺学批判重构》[※注]等系列论文，通过对马克思相关原始文献的系统梳理，提炼出了“工艺学批判”这一具有创新性的标识性概念，初步清理出了在当今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引发的生产方式革命、社会变革等时代条件下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文化理论的哲学基础。
除此以外，值得关注的研究内容还有赵炎秋、王欢欢《百年中国19世纪英法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学术史研究》[※注]对国内19世纪英法文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作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肖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美学重构》[※注]以一种回溯性的视角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复杂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其独到的悲剧性视角，从悲剧中发展出一种乌托邦政治学，在现代性的美学视域中重新构筑了乌托邦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张敬梓《论马克思审美视域中情感的“现实”转向》[※注]指出，马克思文本中包含的审美理论实现了对德国古典美学批判的继承、发展和超越。马克思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将“美”置于活生生的现实或生活实践之中来讨论，进而探讨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的价值。马克思“美学”实现了三大现实转向，即审美主体实现由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审美方法实现由唯心主义抽象向唯物主义具体转变，审美目的实现由理论解构向现实批判的转变。
江守义《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基于文论史和文学创作的思考》[※注]中指出，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核心在于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恩格斯的观点是对巴尔扎克和别林斯基观点的改写，将典型由注重人物性格转移到性格特征和社会本质并重。后人的解释往往强化了典型的社会本质，甚至背离了恩格斯的原意，但这些解释和误读也深化了人们对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促进了对此论断的进一步思考。刘锋杰、许丽《“典型论”的反思——从性格特征论、社会本质论到审美生命论》[※注]指出，典型理论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的建构，同时也是一种创作纲领的形成，影响极其深入，导致几十年间关于文学本质、人物形象创造、艺术魅力等的理解，都与典型论息息相关。
从学科分析的角度，安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重建的文学场路径》指出，面对新时代的文艺发展需求，有必要克服传统文艺社会学的“决定论/还原论”倾向而建设出一种“中介论”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来重新拉近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对此，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为人们提供了理论资源。王庆卫《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批评理论》[※注]指出，伊格尔顿将人类学批评列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四种形态中的首位，而文化批评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来看，它的研究方向已发生了从异文化或原始文化到自身文化的转向，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在当代取得了共同的问题域，人类学理论成为文化批评的内在逻辑。在其另一篇文章《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形态》中，王庆卫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政治理论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斗争则是它的实践指向；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美学而言，政治也是其必有的维度。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从原则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政治倾向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和显现。
三、关于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研究
首先，理论界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论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金永兵、朱兆斌《“回到马克思”与当代性建设——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注]分析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改革开放40年间成果丰硕，其在时代变迁中进行着问题域转换与话语转型，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开放性与实践性品格。当代中国历史始终伴随着“马克思的幽灵”，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更趋向于“回到马克思”。张永清《始终确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在场”》[※注]分析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存在着两大不可忽视的不平衡问题：从文艺政策层面对批评标准问题进行解读的过多，从学理层面对批评标准问题展开探讨的则相对不足；在批评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就，但在批评实践方面的探索则不尽如人意；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始终“在场”，必须始终处于主导性、引领性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必然要求。
其次，许多学术刊物开设专栏总结40年文论发展的经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开设的专栏有两篇文章讨论了相关问题：谭好哲《内容结构、建构机制与身份认同——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反思》[※注]从内容结构、建构机制和身份认同三个面向反思了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张宝贵《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注]把这四十年我国文论发展分为诗化和散文化两个时期，以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立场、观点作为立论根基，全景再现了这一时段我国文论发展的主要话题和理论诉求。《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刘锋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人本视域》[※注]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经历了从革命化到人本化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反对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张扬以人为本，进而创造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李金花《20世纪30年代胡秋原与左翼论争再思考》[※注]在分析胡秋原与左翼在论争中各自的批评观点，追溯双方观点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指出，胡秋原主要受第二国际普列汉诺夫等影响，左翼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第三国际列宁的影响。
再次，在反思和总结中，本土化、自主性意识进一步加强。段吉方《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路径》[※注]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历史、现实和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选择、接受、融合、发展、阐释、创新过程。在面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文化发展现实过程中，它在不断融入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实践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理论问题与实际意义。其另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理论内涵、阐释立场与实践意义》[※注]则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理论内涵、问题域、研究的基本立场、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等内容。
张弓的《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注]一文中，从两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进程与世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同步性。文章指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热、审美文化、审美意识形态论、大众审美文化、实践存在论美学、新实践论美学、新实践美学等问题的论争和讨论，实质上都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和鲜活实践。傅其林《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命题的理论自觉》[※注]指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典话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界上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跨文化的全球传播与创造，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命题的自觉的理论建构。其另一篇文章《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的价值》[※注]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逐步实现了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型，为文学观念的多元建构提供了独特的范式与角度。它推动了中国文学功能的转型，体现出文学介入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并赋予了理论家与理论本身批判性的品格，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的新传统与文艺审美的新经验；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跨文化话语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命题。
季水河、季念《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的中国问题意识》[※注]分析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变革、文艺发展、理论建构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逐步形成了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的政治形态、以解决文艺现实问题为主的批评形态、以解决理论体系建构为主的理论形态，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景观。鲁太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缺”什么？》[※注]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缺”的是形式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进行批评时，就不止一次谈到形式的重要性。张玉能、张弓在文章《关于“新时期文论的变革与反思”的反思——与杨春时教授商榷》[※注]中指出，新时期文论主要建立了审美意识形态文论，包含着文论的主体性；在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论并没有过时，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主体间性文论并没有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主导，受到了各方面的反思批判，主体间性概念本身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概念，也不能解决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大问题。
胡亚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观》[※注]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观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对实践范畴的性质和范围作了进一步探究，更注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活动。通过提出文学是主客体对象化的产物这一具有实践特色的文学观，揭示了反映论存在的内在矛盾，并从抽象进入具体，运用实践维度探讨了文学批评与文学活动的主体、文学文本乃至社会的互相塑造和互相提升的对象化关系。在探讨中还对实践中的意识与无意识、有限性和无限性等问题作了反思性追问。汪正龙《走出“前苏联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形态与路径》[※注]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有一个逐步走出前苏联美学体系影响，进行自主性研究的过程，其中涵盖了转换思维模式、整合嫁接范畴命题以及融汇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说和中国本土语境进行理论创新等三种基本的路径选择，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三种路径大致也对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学术的本土化努力及其成果。孙士聪《“后批评”状况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注]指出，批评在当今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具有确定无疑的公共性、介入性，并探讨了后批评状况的总体态势。陈发明《文化转向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问题性》[※注]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处于文化转向的“语境化”过程之中，既在转向之中，同时又在强化“转向”，需要我们从“得与失”的角度予以反思，更新理论形态，拓展思想语境，最终实现批判性的思考。
最后，理论界还对40年文论发展进程作了初步的分期研究，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中国文论的一系列构想。高建平《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注]勾勒40年文论的三大阶段：“新时期”突破了“文革”期间的思想禁锢；“新世纪”与世界接轨，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的国际对话，成为时代的主流；“新时代”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当下的文论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之路。孙士聪《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再现实化》[※注]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既体现在其理论特质上，也贯穿于其历史传统中，而其当代非现实化迷思则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再现实化的基本背景。针对张江提出的“公共阐释”的理论构想，何光顺《公共阐释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实践》[※注]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涉及公共阐释的可公度性也即公共视域的转换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是在中华美学的公共视域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在性生长，为解决中国问题和建构华夏民族公共意识形态服务。
许多学者积极参加相关纪念活动并展开相关研究，丁国旗《从邯郸学步之失败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自主性之缺乏》[※注]分析指出：新时期之后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缺乏自主性，既有盲目崇外的原因，同时也是没有文化自信、没有自我文化认同的结果。中国文论要想获得自主性，就必须处理好自主性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必须对中国文论的成绩做出客观的评价，理性对待外国文论，重视文论与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并根据现实需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问题。其另一篇文章《多元化创作观念也应该分清是非》[※注]分析指出：文艺领域各种错误思潮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创作观念的多元化以及对这种多元化创作的模糊认识与无度宽容。刘方喜《创新中国文论正当其时》[※注]认为，40年文论经历了语言、文化、技术三次转向，在当下新技术条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迎来了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贾洁《何以达成大众批评的公共阐释性——批评言论信用体系建立初探》[※注]提炼出了“大众批评”这一具有创新性的理念。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与文化思想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家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董学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方法和技巧》[※注]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笔下，其文艺批评方法凸显了辩证思维的显著特征，批评技巧上善于抓住艺术家与作品中的矛盾，并且文艺作品中的审美要素和艺术层面得到了经典作家的重视。学习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方法和技巧，对缓解乃至化解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的各种怪状和不足有着重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吴晓都《文艺人民性原则：列宁的阐释与创新》[※注]指出列宁丰富、扩展、深化了世界文艺思想史上“人民性”的内涵。列宁关于“艺术属于人民”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来源于以普希金、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文学遗产。这对今天依然具有深远的启示：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新源泉，只有充分理解并提高人民的审美趣味，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才能双轮驱动，共创世界文艺的繁荣。
对中国早期革命思想的研究。曾军在《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注]中论述到，西方左翼思想家布莱希特、马尔库塞、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詹明信、德里克以及当代激进左翼思潮中的巴迪欧、齐泽克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对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影响研究以及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有助于恢复被西方“毛泽东美学”遮蔽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容，从而凸显“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声音。泓峻另辟蹊径，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的接受状况来分析，其文章《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传统教育背景及其对“左翼”文论的影响》[※注]中指出，中国第一代左翼理论家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当中，传统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此形成的艺术观念与文学修养，是他们接受、理解从国外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无法排除的前见。“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鲁迅、茅盾、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与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艺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有关。魏天无《革命论、本义论与实用说：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注]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陈独秀在文学批评中，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要求文学尽其所能地贴近现实，发挥其现实性和批判性功能，也秉持着个人对文学之为文学的认识，力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其“文学革命论”与“文学本义论”互为一体：“文学本义论”指向的是“实用说”，强调“本义”是为了把文学从模仿古人、剽窃浮词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重写实、重文学在启迪人心、改造社会中的实用功能而并不忽视文学自身属性，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对建国后主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家的研究。时宏宇《宗白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论析》[※注]指出，宗白华认为康德不能辩证地把握矛盾的统一，造成其美学有许多矛盾之处，究其原因则在于康德把审美与生活实践完全割裂。宗白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如“自然人化”理论、实践的理论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艺术进行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艺术理论的新视野，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结合起来，实现了意境理论的第二次现代转化，增添了传统艺术理论的新意，同时又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中国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于朱光潜后期文艺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探索，徐碧辉《“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朱光潜后期美学观点的实践维度》[※注]指出，朱光潜后期自觉运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费尔巴哈论纲》以及相关著作中的实践哲学观点来分析美的本质等基础理论问题。他区分“物”和“物的形象”；通过分析艺术和生产劳动把握世界方式的共通性来强调艺术与生产劳动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的内在关联；提出美的“意识形态性”等等，这些观点在当时过度扩大反映论的适用范围、无原则地套用反映论以至于完全忽略艺术自身的内在特殊性这一大背景下，具有极为难能可贵的先锋性和前瞻性，是在特殊年代试图婉转地坚守艺术内在自律性的一种曲折表达。安静的《朱光潜形象思维论探赜》[※注]指出，朱光潜所提出的“物甲”“物乙”是形象思维结合马克思主义美学进一步思考的结果。进入新时期，朱光潜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重新解读形象思维，并将其作为贯穿西方美学史的重要线索。刘芳、黄念然《黄药眠“生活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注]中指出了黄药眠是中国学界中较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处理文艺与生活复杂关系，并从价值论角度理解和阐发文艺与审美本质问题的文艺理论家。他所提出的以主体的“生活实践”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基础、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生活实践论”，是对当时流行的机械反映论的理论反拨，从而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认识。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研究
首先，关于前苏联理论家、东欧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述、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况的分析的研究。孙建茵《从〈小说理论〉看卢卡奇思想的一致性》[※注]从《小说理论》出发指出，其探讨的问题切中了人类如何应对生存危机的哲学命题，尤其提出了卢卡奇在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哲学视角。通过对卢卡奇早晚期思想的比较研究发现，《小说理论》中隐含的“历史性”和“总体性”视角在卢卡奇后来的自我反思中被不断加强。从《小说理论》中提炼的哲学视角和改变世界的哲学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卢卡奇思想的一致性问题。王银辉《卢卡奇与他的中国印象》[※注]指出，在文化发展层面上，卢卡奇对中国的印象明显带有落后与禁欲主义的符号印记，而在社会变革层面上，又流露出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向往之情。出于解决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需要，卢卡奇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往往局限于其革命理想产生的驱动力，其印象中的中国文化，更多的归属甚至等同于对东方的整体想象。其对与中国相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中，则明显存在欧洲优于亚洲、西方优于东方的认知倾向。杨林、张学丽的《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一个接受史的回顾与启示》[※注]梳理了卢卡奇文艺思想自从20世纪30年代被引介到中国，至今80多年的历程。指出其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典型性、总体性和物化理论已为国内文艺界耳熟能详。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发轫、发展，至今形成了多元化的学理性探究局面。
另外，傅其林《里夫希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旅行》[※注]指出，里夫希茨是苏联时期和卢卡奇齐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本土化旅行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三种形象：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编撰者的形象、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身份、作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复兴者的角色。里夫希茨美学促进了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整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建构，同时也遭遇到理论本身的合法性危机与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富有创造活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合法性建构。李金花《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1921—1933）》[※注]指出，弗理契文艺思想在中国的翻译主要集中在1921年到1933年间，尤以“艺术社会学”相关著作为主。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在当时中国的接受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论初识阶段、学理反思阶段和政治批判阶段。日本、苏联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弗理契批判和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共同影响了弗理契艺术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命运，从侧面反映出左翼内部根据现实的发生不断调整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即抛弃了普列汉诺夫—弗理契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列宁主义。
关于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实践理论及其人道主义思想的阐释分析研究。傅其林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形态及其启示》[※注]认为，东欧诸国针对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建构了实践美学、现实主义、美学现代性批判、符号学美学等各种理论形态，但同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制度化、理论腐化、合法性危机等问题；总结与反思这些理论形态的得失，对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迪和警示。凌继尧《俄苏美学的价值重估》[※注]认为，相比传统美学和西方美学，俄苏美学对中国20世纪美学的影响最大。我国20世纪美学的学术范型、哲学基础、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命题、范畴、概念、术语大多在俄苏美学的影响下形成。俄苏美学存在着或主或次、或显或隐的两种话语体系，在空间维度上，我国主要接受了俄苏美学的一种话语体系；在时间维度上，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接受了20世纪30—40年代、最多至50年代初期的俄苏美学。有鉴于此，应该对俄苏美学进行价值重估。
其次，从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的角度进行研究。陈奇佳的《自由之病：伊格尔顿的悲剧观念》[※注]指出，伊格尔顿认为，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左翼悲剧理论家们过于高估了自由价值理论。现代自由理论与其说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还不如说是更多蕴含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陷阱。正是局限于自由观念，现代悲剧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固有的活力，也背离了其所应承负的文化使命。主体的魔性之维、关爱他者、重新发现替罪羊的文化价值，是当代艺术家突破自由话语陷阱的有效方式。何昌盛《文学的“理论”建构——从韦勒克、伊格尔顿到卡勒》[※注]认为，文学的理论建构主要是指从理论层面上对文学所给予的宏观概括，20世纪的三位代表性人物韦勒克、伊格尔顿和卡勒，在不同向路上对此一问题作出了深具典范意义的探索与论述。韦勒克尝试为文学研究建立起一种普适性的知识系统，伊格尔顿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试图还原文学作为政治实践的一般性功能，而卡勒基于后现代的多元语境，为文学的理论谱系给予了全新的定位。吴之昕、李霄翔《伊格尔顿文化研究新视角：论理性和信仰》[※注]认为，本世纪初以来，伊格尔顿针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摒弃信仰的思潮，从新的视角阐释了他的文化理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立场，探究当代世界矛盾的历史根源，批判西方自由理性思想的本质。他指出以自由理性为核心的、丧失信仰的非理性行为是对他国信仰和文化的践踏，也导致了极端宗教信仰和西方社会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他呼吁树立理性的信仰观以解决当今社会问题与矛盾。关于英国雷蒙·威廉斯等人对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阐述的研究，有高杨《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立场：以雷蒙·威廉斯对奥威尔的研究为例》[※注]，以《文化与社会》和《奥威尔》为细读对象，旨在结合威廉斯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理论分析威廉斯对奥威尔从同情到敌视的原因，并将其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波诡云谲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审视。李永新的《以阅读介入社会——论托尼·本尼特的阅读构型理论》[※注]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托尼·本尼特提出的阅读构型理论是一种新的文学介入理论，强调读者与文本的交互作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发挥介入性作用的具体过程。从理论渊源来看，本尼特的阅读构型理论受到福柯的生存美学的影响，以及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关于文本与历史关系论述的启发，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后现代理论结合起来，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还在凸显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同时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接受美学理论。梁艳萍、吴飞的《艺术批判现实——关于阿多诺的美学遗产》[※注]认为，阿多诺试图通过审美和艺术拯救被现代技术理性所束缚的人类主体和精神。不论是对传统美学的批判，还是对自然美的张扬，抑或是对现代主义艺术尤其是新维也纳乐派的辩护，都深刻体现了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的批判理论，带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李红霞《实践艺术与存在艺术：两种美学的交锋》[※注]比较了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文艺美学思想认为，无论是在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那里，美和艺术的地位都还没有真正凸显。马克思美学虽从现实出发，但仍秉承了传统美学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海德格尔对艺术品的现象学—解释学解读则由于根本上把艺术品当作存在及其真理的显现之所，并在其哲学晚期因触及存在、思维和语言三者同一性的思想极致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神秘。艺术真正走进存在和自由，是在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乌托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中才达到的。
再次，对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讨论及对艺术生产理论的重新阐释。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霸权问题是国外学者在阐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杨建刚《阿尔都塞学派的兴起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变革》[※注]指出，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为武器来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科学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他对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以及对矛盾与多元决定论、症候阅读法等方法论的有力阐述，对他的弟子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和阐释理论的建立、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以及其意识形态和多元决定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广泛运用等多个方面。
李三达《哲学家的原罪——论朗西埃对哲人王理论左翼谱系的批判》[※注]分析指出，在朗西埃早年著作中，其所建构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理论不只是针对阿尔都塞，还包括政治哲学的鼻祖柏拉图，以及诸多以平等为口号的左翼哲学家、社会学家，包括马克思、萨特和布尔迪厄，布尔迪厄甚至成了他大部分著作批判的重点所在。从这种批判中不难看出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持有一种平等主义立场，但是这种立场与葛兰西的思路并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地沾染了“五月风暴”所带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李岩《当代政治美学的异质走向——论朗西埃对阿伦特美学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注]以朗西埃美学政治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借鉴了阿伦特政治美学的主要概念范畴，从艺术批判的独特视角出发，通过可感性分配、文学性、感知共同体等路径使审美的人民变成民主的人民，在审美与政治的碰撞中书写着新左派特有的文化品位和先锋美学思想，从而完成对阿伦特政治美学的继承与超越。
张一兵的《后现代文化与资本帝国的全球统治——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注]指出，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后现代实际上是资本的帝国统治的客观状态，作为激进话语的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思潮恰恰映射了现实中资本帝国统治方式的深刻变化，反基础论和流动的多样性认知模式正是资本帝国全球化布展的存在特征。所以，如果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鼓吹的碎片化的主体和混杂的主权形式正是资本帝国全球布展的存在方式，那么，这种看起来革命的话语恰恰在无意识中成为帝国统治的观念同谋。这是一种需要批判性审视的观点。肖炜静《卑俗之物占据“原质”之位——齐泽克对崇高美学的拉康化拓展及其政治哲学之维》指出，齐泽克对崇高美学所进行的拉康化阐释，隐含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批判之维。齐泽克以拉康的精神分析为基础，更关注崇高化的符号机制，“卑俗”“崇高”既是“绝对视差”，又是“莫比乌斯带”的两端。齐泽克对艺术史与政治哲学的分析采取的是“六经注我”的方式，在二者之间建立的是“结构化类比”的关系。林长洋的文章《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理论的支点：深层历史、叙事、符码转换》[※注]认为，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理论中有机联系的三个支点是深层历史、叙事和符码转换。基于此，“政治无意识”理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化阐释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从文本结构回归历史总体、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交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模式，在文学自治性、文学对现实的能动反作用、作家主观能动作用及其表现方式多样性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王行坤《“后人类/人本”转向下的人类、动物与生命——从阿甘本到青年马克思》[※注]指出，“后人类/人本”研究有三种路径，其中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和人类学机器概念从政治领域内的人的动物化境况出发，揭示当代人类生命所遭遇的排斥性吸纳的困境，但阿甘本基于非历史化的分析所提出的是一种消极政治。而该文从《1844年手稿》中对劳动力动物化的分析入手，揭示出这种动物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并且通过对其类本质概念进行新的阐释，从而提出一种真正解放人类生命、同时又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观念。
除此以外，值得关注的研究内容还有对异化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如刘洁《异化思想之于戈迪默后期文本批评的意义》[※注]以异化思想为主要切入点，发现纳丁·戈迪默后期文本的重要内涵。首先，异化学说的核心“人道主义”促使戈迪默的后期文学批评形成一种新的思考维度即人性和人道主义；其次，异化分析法为她在新时期的文本提供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最后，异化的东方主义为其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的批评视角即文化研究。
汪尧翀与曹卫东合撰《审美资本主义批判》[※注]分析指出：传统资本主义批判以马克思与韦伯为主流，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生产转入消费阶段，桑巴特从奢侈消费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重新受到重视，并在现代思想中形成了四种理解奢侈的思想范式；德国学者伯麦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审美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在于私人领域经济化，关注的重点是消费或者说生产的展示，产生了一个名为审美价值的新价值维度；审美资本主义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积极诉诸传统资源，在价值层面上不断地自我理解和自我建构的特点；这启发我们反思社会主义也应该从传统资源中寻找支撑，实现自身的价值建构。
匡存玖《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若干问题》[※注]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近四十年本土化进程中历经附带引介、单独研究、全面解读、深层反思、发展建构等阶段，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学”“符号经济与符号权力”“文化表征与符号传播”“交往行为理论”“语义符号学”等异常丰富复杂的本土化话语形态，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维得到树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参照。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学术会议
本年度，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研讨会议。
1月20日，由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民族艺术》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问题、方法与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会议围绕如何在美学上表述和阐释“美好生活”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5月5日至6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了第三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并《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纪念”大会，与会学者们围绕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问题再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借鉴性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建构四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6月2日至3日，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学报》联合举办了第三届理事论坛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6月14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网共同主办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之路”学术研讨会。7月1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了由汪尧翀主持的“批判理论与语言哲学”跨学科青年工作坊第1期。9月14日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机遇”研讨会在辽宁沈阳举行。10月27日至28日，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35届年会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与导向”学术研讨会在曲阜举行。10月20日至21日，中华美学学会2018年年会暨“改革开放与当代美学的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11月23日至25日，“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深圳举行。在2018年这个独特的年份，这一系列学术会议拓展、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研究。
（本文审稿专家 刘方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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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均出自《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