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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帝国心态

摘要:  当今的现代法律是世界法律。该委员会声称代表法律的规则,但经常赞成指责中国人和粉饰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这清楚地说明帝国主义法律具有阶级和种族偏见,因此是压制性法律。同每一个现代法律,尤其是宪法一样,中国宪法的法律具有压制—解放的双重结构。例如,中国《宪法》第33条可以用霸权和反霸权的方式进行解释,这类似于约翰逊对中国1925年前的城市—港口宪法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世界法律的存在已经在逻辑上暗示着西方法律的结束,但是— —再次重述— —并不是意味着阶级制裁、霸权法律、法律话语与不着边际的权力缠结的结束。” [ ※注] (作者系德国弗伦斯堡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简介:  作者系德国弗伦斯堡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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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变帝国心态
    作者: 豪克·布伦克霍斯特 王琦

    当今的现代法律是世界法律。世界法律有多种来源,它是来自于世界所有地区的很多法律传统的混合搭配。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写道,在当今世界,没有地方会期待像一个被剥夺公民权的陌生人那样被对待。即使是反对这种观点的法学家也能够环游世界。[※注]

    几乎所有地方的现代法律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甚至朝鲜也拥有一部宪法,其第67条是保障言论自由的。相似度高的原因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跨国特性。由于全球公众的存在,国家法律强烈依赖于相互借鉴和复制法律教科书、法律手段和法律传统。[※注]今天,就像一位哲学系系主任在他的介绍性发言中说,谁想要建立中国哲学就必须学习德国哲学。这句话倒过来也是成立的,也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不仅是想要建立德国哲学的人必须学习中国哲学,那些想要建立欧洲公法的人也必须学习中国公法。这一直是这样,至少自从交际比较的合理性(Vernunft des Vergleichs)代替了对应的本体论的合理性(Vernunft des Vernehmens)开始。[※注]

  • 东西方哲学年鉴2016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8

    章节:《东西方哲学年鉴2016》 \  公共领域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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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哲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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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N.Luhmann,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5.
删除cf.R.Nickel,Conflict of Laws and Laws of Conflict in Europe and Beyond-Patterns of Supra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Juridification,Antwerp:Intersentia Publishing,2010,Ius commune europaeum;88,2010(Chapter 12.“Transnational Borrowing Among Judges:Towards a Common Core of European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 Law”,pp.239-260).
删除N.Luhmann,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Soziologie,Berlin:Duncker & Humblot,1965.类似的论证可以追溯到20世纪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参见Rorty,The Mirror of Nature,1979。而且系统理论的批评者,如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也会反复地提出类似论证,参见K.-O.Apel,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3;J.Habermas,Wahrheit und Rechtfertigung.Philosophische Aufsätz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9。
删除cf.A.von Bogdandy & I.Venzke,In wessen Namen?- Internationale Gerichte in Zeiten globalen Regierens,Berlin:Suhrkamp,2014.
删除cf.Brunkhorst,Critical Theory of Legal Revolutions-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London:Bloomsbury,2014.
删除cf.R.W.Rigby,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Canberra:Dawson,1980;Shanghai Incident Collection,MS 399,Special Collections,Milton S.Eisenhower Librar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12.
删除右翼保守党派领袖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非常赞成将中国人排除在外。张伯伦写信给英国驻上海的代表:“我不认为应该包括任何的中国代表”,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代表在和解方面没有法律资格,而且他们“坚持希望用上海事件作为不同的更大事件的论据,而不是严格地按照事件本身的价值去评价它”。(张伯伦转引自Rigby,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p.92)
删除R.W.Rigby,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p.94 ff.
删除这是名义宪政制度(nominal constitutional regimes)的典型特征,参见M.Neves,Zwischen Subintegration und Überintegration:Bürgerrechte nicht ernstgenomm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0,pp.363-389。
删除约翰逊的最后一点直接攻击了帝国心态的本质区分,即文明的和非文明的、半文明的或还未文明的人民之间的区分。即使约翰逊仍然保留了发达的西方与其他不发达的国家之间的教育地位的不对称,但是他颠覆了帝国的心态,指出:“外国人忽视了,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民在公民学(civics)、政府的基本原则和更好地理解法律保护下的个人权利方面,比起他们整个历史中的任一百年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Rigby,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pp.94-95)约翰逊关于文明在中国的进步的最后一点,连同帝国势力的指责,只能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提到的“文明国家”是中国,而且《美国独立宣言》的同一句中提到的“无情的野蛮人”是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和国际和解(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所有其他外国。《美国独立宣言》中“文明国家”的概念标志着现代帝国法律的开始——而约翰逊的法律报告标志着帝国法律的结束。在美国内战前夕关于奴隶制的辩论中,“文明国家”和“无情的野蛮人”之间的固定关系已经开始转变。后来,整个20世纪,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人民之间的区别一再被翻出来,而且被用来批评“文明国家的标准”和反对在关塔那摩(Guantanamo)和其他西方世界的酷刑,或者用来捍卫对美国例外主义的宪法借款。文明和不文明国家之间的等级制的颠倒,对关于全球化排除不平等现象的反霸权民主对话,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情况同时也是跨国借款程序和复制国家宪法法律的典范。
删除J.Osterhammel,Shanghai,30.Mai 1925,Müchen:DTV,1997,p.21.
删除cf.M.Koskenniemi,Constitutionalism as Mindset.Reflections on Kantian Themes about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ization,in Theoretical Inquiries,Vol.8,2007,pp.9-36.
删除关于公共性和公共争论原则的作用,参见Bogdandy,Grundprinzipien von Staat,supranationalen und internationalen Organisationen,e-manuscript 2012,forthcoming in Handbuch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删除科斯肯涅米认为,国际律师和其他学者(不仅是学者)仍然可以并且应该从马克思及其对1793年雅各宾律师对政治限制性人权解释的著名批评中学习的就是这个。(Koskenniemi,What Should International Lawyers Learn from Karl Marx?,p.245.cf.Marx,“On the Jewish Question”,in The Marx-Engels Reader,ed.by R.C.Tucker,New York:W.W.Norton & Co.,1978)当时,人权的现金价值是私人财产的法律保障。然而,20世纪国际人权的人类解放克服了它们对私人财产先前的和唯一的承诺(它们仍存在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09节,在该节中,它们只有在全球市场中作为“外部必要的、对特定利益的保护”而被接受。然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一旦“国家的具体生活”成为“国际大都市”,人权就立即失去其“无限重要性”,因此是“有缺陷的”)。
删除F.Müller,Wer ist das Volk?Eine Grundfrage der Demokratie,Elemente einer Verfassungstheorie VI,Berlin:Duncker & Humblot,1997,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