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献大量面世的时代，充分占有资料，是开展进一步理论研究的前提，也是我们真切理解古人文学观念、学说与思想的保障。不论是全面掌握已有文献，抑或是发掘新文献，都能让学界对古代文论获得新的理解。复旦大学陈广宏及其团队近年来致力于明代文学批评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已出版《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以及《明人诗话要籍汇编》诸书，2018年在此基础上有多篇论文探讨明代诗文批评发展的宏观议题。陈广宏总结了诗学研究中文献批判的诸多方法与原则，他认为明代诗学文献具有“丛杂性”“闲杂性”“实用性”等特点，故在使用上必须既重视原刊本，以求原貌，也必须注意搜集有代表性的异本和相关文献，考察其文本制作、流通的社会文化环境。[※注]这方面研究的例子，可举侯荣川对《诗薮》的两种早期自刻本（日本内阁文库本和南京图书馆藏本）的研究为代表；这两种版本均为胡应麟自刻，但版式和内容都有很大差别，侯氏比勘之后，他认为内阁本系文本不成熟、刊刻较粗糙的本子，南图本是后出、经作者修订、诗学观较成熟的本子，二者分别衍生出今存《诗薮》的两个版本系统，理清其版本情况，对研究胡应麟诗学观十分重要。[※注]陈广宏在文献批判的基础上，进而反思研究诗话文献的方法论，他认为在近代以来诗话研究的学术史中，主导性的学术理路便是参照西方文论标准，围绕“取材”的要求整理中国诗话文献。此种模式对中国文论之“本来面目”颇有遮蔽，故现代研究者在发掘文献之外，更须重视转换研究范式，强调一种“还原研究”的方法，回到诗话生产、消费的历史语境，“把握从物质生产到意识形态生产的近世性特征”。“还原研究”强调关注受众广大的通俗诗学，主张借助大量资料还原“诗学叙论的现场”，将诗学概念界定在“现实交流的场域中”；同时要求研究者“改变从诗话作品中摘取自己所需信息的习惯”，还原诗话文本的内在构成。[※注]陈氏本人对许学夷《诗源辨体》的研究，即是在这种观念之下，深入分析其文本体系与知识谱系，认为此书卷35凡58条，专述“言诗”传统，包括魏晋至宋初的诗格、诗评著述（第1—13条）、两宋诗话（第14—24条）、元代诗法（第25—33条）、明代多样式的史学著述（第34—58条）诸部分，以时代、体制为经纬，以自己的价值基准加以评判，显示出严整的体系性。这种诗论话语并不孤立，同时代王世贞、胡应麟等复古诗论家在追求诗论体系性上都有一致的倾向，当是在文学主体阶层下移、诗歌消费市场扩容的时代应运而生，是知识分类更为精细化的产物，或可显示出文士中的一种以知识为中心的文化转向。[※注]“还原”的研究必然会指向对诗话功能的探讨。孙小力关注诗话的批评功能，从目录学和具体著作分析两个角度反思了明代的“诗话”概念，他认为明人撰写诗话，多不作为诗学理论著作对待，“资闲谈”“兼说部”等特征，从北宋到清代始终没有真正改变。[※注]刘奕则关注诗话的社会功能，以《随园诗话》为代表，论述了社交类诗话如何以制定话语规则、贬低竞争者、采录谀辞谀行、称誉他人、营销著作等种种方式构建文人交游网络，交换文化资源，巩固作者的权威地位。[※注]诗话之外，龚宗杰以文话为对象探讨其“近世性”，通过详细考察万历以来出现的一批文法汇编的文献渊源、编纂方法、流通途径，探讨了时文技法对古文写作的渗透，指出明代文章学在教育、商业因素影响下“底层化”“通俗化”的发展趋向。[※注]对诗话、文话的还原研究，反映了古代文论研究与文献学以及文化史、阅读史相结合的趋向，值得注意。
新材料与新视野对具体诗话的研究颇有推进：学界一方面注意到了许多过去关注不多的理论著作，另一方面对文论史上一些重要、核心的作品，也能更有深入的考索。如周兴陆探讨了晚明冯复京的《说诗补遗》，指出冯氏承接了前后七子的基本诗学主张，秉持坚定的“学古”论，以“格律”为理论核心，又济之以“才情”；同时系统地梳理了先秦至唐代的诗体演变史，持杜诗为“变调”之说，明确区分杜甫与盛唐，以杜为宋诗之始；且以太平之世不当作乱离之音，故不主张学杜，对中唐以降特别是宋代诗歌多有抨击。《说诗补遗》末有复京子冯班、冯舒之跋，声言其父临终易辙，有“中晚有中晚之唐诗，以初盛律之，亦愚也”之说；周氏认为此与复京一贯见解相违，真实性值得怀疑。[※注]邬国平考察清末民初署名李伯元的《庄谐诗话》，首先梳理了诙谐诗话的历史演变，分析其体例和理论上的特色，次复在前人辨伪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证据，指出《庄谐诗话》实非出于李伯元；其前身是陈琰组织人员编写的《艺苑丛话》和《滑稽丛话》，后经他人分类辑出编成；虽然编者无法确考，但这部以诙谐为特点的诗歌批评著作仍当在文学史上有其一席之地。[※注]窦瑞敏考察了《石遗室诗话》最初的刊载形态，指出宣统元年（1909）《国学萃编》连载陈衍《石遗室师友诗录》，其体例以人为次，有生平著述介绍、诗话及所选诗作，其诗话即《石遗室诗话》部分内容之最早面世；后来《石遗室诗话》先后刊载于《庸言》与《东方杂志》，民国十八年（1929）删改合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三十二卷，然其中错漏甚多，有注释误印为正文大字、错字、遗漏条目等情况，也有因陈衍错记造成的疏误；此后民国二十二年（1933），又有《石遗室诗话续编》开始刊于《青鹤》杂志。[※注]潘静如亦关注《石遗室诗话》，指出此书对近代诗学史叙事范式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陈衍有意识地以宋史运动为中心建构近代诗学的谱系，以祁寯藻—曾国藩一系为主线，王闿运一系为辅线，这一谱系被民国学人广泛接受，最为通行；而陈氏对近代诗学精神和价值的阐扬，也颇有继响。在陈衍之外，“革命/进化”之范式，或是“近代性/现代性自觉”的范式也都曾各领风骚，但学界在近二十年越来越回归到《石遗室诗话》的叙事范式，可见对其兼顾内在理路与外部条件的认可。研究者需要不断反省“谱系”或“范式”在文学研究中近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警醒地看到偶然因素对宏观叙事的影响。[※注]
除了诗话、文话，传统“话”体论著的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如黄霖主张重视“小说话”的研究，编著的《历代小说话》于本年12月出版，乃是第一部汇辑历代小说话的总集。参照“诗话”的定义，黄氏主张小说话的基本特征是即目散评，形态为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等等，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样式；黄氏将小说话分为考辨类、故实类、传记类、绍介类、评析类、理论类、辑录类等类型，并以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新小说社《小说丛话》、绮缘《小说琐话》、忍杰《小说漫谈》等著作为例，说明了小说话在文献、理论批评、文学分析、小说变革以及融合中西、古今新旧等多方面的贡献。[※注]小说话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促使学界关注此类著作的批评方式、理论特色。如李桂奎探讨了民国小说话中关于“写人”话题的论述，认为小说话多从社会人生的视角强调写人之功用，注重人物道德、情性等问题，在写法上关注“绘声绘影”、写心等问题，并已开始吸收、传播西方“典型”“三要素”等理论。[※注]朱泽宝则聚焦民国时期小说话中“小说品第”的批评，他认为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下，小说话拓展、细化了品第的对象，设计的作品囊括古今中西，而且注意分体批评，如区分长篇与短篇、白话与文言，指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类型等等，在批评观念上也更为理性、多元。[※注]
“话”体之外，“选本”是文学理念最直观的显现，也是古代文论研究需要注意的资源。王春燕梳理了楼昉《崇古文诀》的版本系统，分“宋刻不分卷本”“宋刻二十卷本”与“元刻三十五卷本”三个系统，详细考述了其行款、体例、传刻源流等情况。[※注]郑利华以高棅《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为基础，考述明代前期宗唐诗学，认为《品汇》将杨士弘《唐音》中已有的按体分类法贯穿全编，更为系统化、整一化；又以“因时次第”的方法，基于一种诗歌史的立场区分、辨察唐代诗歌演变的轨迹，鉴评诗歌时审美考虑多于政治考虑。《正声》则是在《品汇》的基础上又“拔其尤”，拉大了盛唐与其他实次之间的取舍差距。两个选本分别从博备、精纯的不同层面，提供了唐诗习学的范本，使宗唐诗学体系趋向完善。[※注]许建业考辨了旧题李攀龙《唐诗选》的早期版本情况，依据顾其纶《国雅品》（万历元年刊本）中“观察故有唐选行于世”的记载，辅以其他文献，推断《唐诗选》的出版早于《古今诗删》，万历元年以前已经流传，反驳了《四库全书总目》以《唐诗选》为后出的说法；同时，综合目前可见的记述，《唐诗选》早期版本编选内容与现存的蒋一葵笺释本（万历二十一年）颇有差异，很可能也不限于一种版本，明清人对此书的接受，也有不同的依据，今人研究李攀龙诗学，需要认识到这种文本变异的复杂情况。[※注]孙欣欣考察了晚明唐诗选本《唐世精华》，辨析了其编者余俨的生平，指出此选本受晚明性灵思潮影响，对唐诗的认识不同于复古派论诗所特别重视的“气骨”与“声律”，将“性情”作为自己选诗的标准，希望达到选家与诗人性情的融通。[※注]陈国球探讨了晚明一部非常有趣的唐诗选本：失明诗人唐汝询的《汇编唐诗十集》。此集之前，汝询先有《唐诗解》之编，乃综合高棅《唐诗正声》、（题）李攀龙《唐诗选》而成，重在以简明的解说为读者打开诗歌世界的便捷通道；厥后钟惺、谭元春《诗归》风行天下，汝询复辑《汇编唐诗十集》40卷以应对之，将钟、谭收编在复古派框架之中，为此特别设计出一个复合式的架构体例，按选本来源的交集关系分类：如甲集“纯粹”者，乃高棅、李攀龙、钟惺三家皆入选者；乙集“纯正中有气骨”，乃见于高、李而锺惺不选者；丙集“纯正中之森秀”，乃高、钟相叠者；辛集“清新合乎风雅”，乃钟与《唐诗解》相合者；壬集“诗之变体”，则钟氏特出者；癸集“风雅之平调”，则《唐诗解》独有者。其中壬集篇幅甚大（占23卷），突出复古派与钟、谭诗学观点的分歧与交锋。陈国球指出，《汇编唐诗十集》分解重组前人选本，制造出一个可以多角度、多层面显示的特殊文本结构，乃是中国诗学论述与选本之学的崭新形式，很值得珍视。[※注]诗、古文选本之外，何易展考述了清人孙濩孙之生平及其所编《华国编文选》《华国编赋选》的版本情况，析论其编选义例及赋学思想。[※注]
评点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形式，在看似零碎、松散的形式之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近年来也日益为学界重视。张洪海出版了《〈诗经〉研究史》，搜集了三十余种《诗经》评点本，对其内容、体例、渊源关系加以考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晚明至清代之评《诗》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此书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前四章为综论，介绍《诗经》评点的概貌，从心学、科举、印刷业等方面分析了其成因，同时考察了评点的来源、内容、方式等等；第五至九章为分论，大体依照时代顺序，按肇始期（明代孙鑛、钟惺、戴君恩）、发展期（徐奋鹏、陈组绶以及明末之辑评本）、清代前期（储欣、何焯、牛运震、李九华）、清代中后期（姚鼐、陈继揆、邓翔、姚际恒、方玉润、徐玮文、张芝洲、胡璧城、王闿运等），研究了《诗经》评点的代表性作品，探讨其学术特色，最后讨论了清代《诗经》集评本的情况。这部著作与作者所辑《诗经汇评》相配合，发掘了许多此前学界罕有关注的评点书籍，从中归纳出历史批评、比较批评、形象批评、本事批评、引申批评、诗法批评等批评方法，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注]罗剑波考察了明代《楚辞》评点的演进，他认为万历以前属酝酿期，虽有南宋楼昉《崇古文诀》在楚辞部分引入评点的尝试，但尚不成熟；万历年间是《楚辞》评点发展的重要阶段，万历十四年冯绍祖校刊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一种，实现了文人评点（冯觐、陈深）与校刻者（冯绍祖）的完美结合，此后又有凌毓柟校刊朱墨套印本《楚辞》、陈仁锡《古文奇赏·屈子》、闵齐伋校刊（冯梦祯、孙鑛等评）三色套印本《楚辞》等，此阶段的特点是大量“当代”文人名家参与评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天启至明末，陆时雍《楚辞疏》、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等评本相继问世，是为兴盛期；其中蒋本影响尤大，达到明代《楚辞》评点的顶峰。[※注]杨绪容关注《西厢记》的评点，根据徐渭、王骥德的引述，论证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碧筠斋古本北西厢》带有批注，是今知最早的《西厢记》批点本，也是中国最早的戏曲批点本；此本在明清《西厢记》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已佚失（同治十年抄《碧筠斋古本北西厢》乃杂凑赝本），唯有依据后人的引述追溯其原貌。[※注]曾绍皇致力于杜诗评点的搜集整理工作，撰写了十种清代杜诗手批稿钞本提要，为学界提供了新材料。[※注]蒋信介绍了国图藏王芑孙批点本《谢宣城诗集》的版本和内容。[※注]总的看来，学界对评点这一类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献颇为关注，除了刊行的批点本，也重视稿本、抄本形态的批点，发掘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另一类值得古代文论研究者关注的文献则是类书，这种古代的“百科全书”不但以丰富的内容为辑佚、校勘提供了宝贵资源，更以其门类结构为探索古人的思想框架、知识谱系带来了很大启发。吴相洲综合讨论了类书乐部文献对于乐府学研究的价值：围绕《乐府诗集》来说，类书乐部收录的乐府作品、有关乐府之“叙事”、对乐府本事名物的解释文字，便能为《乐府诗集》的整理补编以及叙论、解题部分的考索提供资源；在此以外，类书还提供了许多有关器乐表演、术语解释的知识，并保存了不少早期乐府学典籍的内容。[※注]除了乐府学，文章学中类书也大有用武之地。侯体健亦关注类书的研究，根据中山大学藏残抄本《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重新探讨了此书的文本属性，指出全书当有四十三卷之巨，包括“议论要诀”（卷1—3）、“名公私稿”（卷4—11）、“诸家文选”（卷12—25）、“散联”（卷26—43）四个部分，都是按照一定主题加以辑录，符合类书的典型体例，当目之为类书；同时亦据此本作了辑佚工作，认为该书对认识南宋骈文批评有重要价值。[※注]侯氏又考察了四六类书与南宋文学生态的关系，指出现存的五部四六类书《四六宝苑》《四六丛珠》《四六发遣膏馥》《表启翰墨大全》《翰苑新书》都与福建地区刻书业的繁荣有关；四六类书以散联警语、典藻故实、官职地理、诸式活套四大组成部分，呈现了骈文作者的知识世界；其聚焦“警联”，体现了南宋骈文批评和创作的核心观念；关注“诸式”“活套”，则表征着骈文在晚宋的进一步程式化趋向。[※注]
从文献地域上看，超出中国本土，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古代文论研究的视野中来。张伯伟指出，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研究者便有意识地不断扩大史源，从宋代诗话到清代诗话再到明代诗话，新世纪以来则有扩展到到域外的东亚地区的趋向。诗话起源于中国，影响到韩、日，朝鲜半岛诗话观念受宋人影响较大，日本则主要受唐人诗格的影响；东亚诗话的研究，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还当注意与创作、思想、宗教、历史背景相结合，同时参考书籍史等新的研究角度。[※注]张宇超汇集了日本中古时期的诗格文献，包括现存的《作文大体》《王泽不渴（竭）钞》《文笔问答钞》，待访的《笔大体》《言诗肝心抄》《杂笔大体》《诗髓脑》《文笔要钞》以及附考的《作分略集》《文凤钞》，一一考述其版本、作者等情况。[※注]孙立考察了《文境秘府论》《作文大体》《济北诗话》《史馆茗话》《诗法正义》《诗律初学钞》等日本自撰诗话的内容和编撰特点，分析了日本学诗者对诗话的特殊需求，认为诗格类诗话的多产与明代复古主义渗入日本后引起的文学论争有关。[※注]任竞泽围绕同异、真伪、工拙、清浊、是非、高下、雅俗、体用以及唐宋诗体之辨、四唐体格之辨等诸多问题，讨论了日本诗话的“体”论。[※注]郑墡谟从高丽诗话和中国诗话两个传统，考述了《东人诗话》的撰著特点。[※注]将蒐求文献的区域从“域内”延伸到“域外”，将文学研究的视野从中国扩展到“汉字文化圈”，这一领域的文论研究可谓是方兴未艾。
从类别乃至地域等不同层次扩展古代文论的文献范围，使得研究的广度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提倡“还原”的理念，关心文本生产传播的过程，探求理论文本的内在逻辑间架，更是在文献解读和理论建构方面“钻之弥深”。这背后的大关怀，当是反思近代以来西方学术框架的影响，力图以更为全面、贴切、细腻的研究，凸显中国文论自身的特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将“文献”简单视为研究资料，而是注意体会理论文献本身写作和思维模式，这一思路近年来受到学界不约而同的关注。如左东岭讨论诗学研究中的文献问题，不但强调辑佚、辨伪、系年等文献学工夫的重要性[※注]，更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指出文学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所用文献的文体属性”，如话体文献闲适轻松、“现场感”与反映时风思潮的特点；又如一般认为性质近似的序、跋；两类文体，一叙作者之意，一则灵活多变，功能亦有差别，研究其中文论思想，须注意这种文体的差异；强化文体意识，注意不同文献的“书写目的”与“叙述策略”，是文学思想研究走向精细化的重要途径[※注]。围绕具体文论要籍，研究其撰作方式，在本年颇有创获。如李霖以欧阳修《诗谱补亡》及后人所制《谱》表体式为基础，结合《毛诗正义》对《谱》表的描述，并以《毛诗》经义及郑学原义为裁断，努力恢复郑玄《诗谱》之原貌。[※注]刘宁围绕《六一诗话》的“创格”问题，深入考辨了“本事”与“诗话”两种写作体裁的异同，指出晚唐五代本事著作在诗坛通俗化的环境中，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六一诗话》则完全回避了传奇色彩，以理性形式继承了唐代杂史类笔记录佚事、品诗艺的传统[※注]，揭示出“诗话”体裁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对学界深入认识话体文献颇有启发。叶晔以史源学之方法考察《列朝诗集小传》的文献来源，展示钱谦益如何选择和遮蔽材料，传达自己的诗学思想，并由此反思诗话的写作技法问题[※注]。诗歌注释体例、方法之研究，近年亦成为引人注意的课题，李小雨探讨《韩昌黎诗歌编年笺注》背后的史学观念，赵宏祥考论《渔洋精华录训纂》在经学影响下的体例建构，乃是这方面的代表[※注]。总之，细致考索古代文学理论相关文献的文体特征、写作方式，成为文论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对我们深入理解古人的思维结构和理论体系，当能大有裨益。
二、大建筑与小木石：从概念到系统
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对于理论“系统性”的追求，是一个令研究者颇为困惑的问题。一方面，现代（主要是西学影响下）的学术评价体系，目“系统”为科学、成熟学问之标志；传统文学批评常以其片段、零散而备受讥议。然而，过分执着于“系统”的建构，则常常不免削足适履之虞；吉光片羽的思维火花，有时反而更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借用钱锺书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比喻：“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注]如果说考“古”的研究必须从零篇散简、断壁残垣中逐渐摩挲历史的原貌，而理论的思考又不能不心怀“周全系统”的野心，如何平衡“建筑物”与“木石砖瓦”的关系，便是古代文论研究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事实上，如果希望构建传统文论的系统性“大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具体切实处理“小房间”甚或是“砖瓦”的议题。
（一）文论概念、范畴之研究
构成理论“大厦”的基础元件之一，便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价值的概念与范畴。对概念内涵、外延的清理、界定，也是理论研究的基石。此类研究并不能简单满足于词义的解说，更应该具有历史与整体的眼光，关注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在理论系统中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对概念“木石”的探究，本身便包含了对整个系统“阐释循环”式的理解。传统文论的一些核心概念，仍然持续受到研究界关注。如党圣元阐发了“气论”与“文气论”的理论内涵，指出“‘气’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是一个具有元理论性质的主干范畴”，塑形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之精神。在魏晋时期，“气”主要指一个人先天禀赋指气质，超越礼法追求通脱，逞才炫学展示自我，都是其体现；形诸作品，则是“使气”贯注主体强烈的生命意识，“仗气”表现对社会、命运的抗争，并以“气韵”传达灵感与风神。[※注]孙超讨论了“兴味”范畴如何在“兴”“味”两个元范畴的基础上形成，如何不断吸附“其他同源诗学范畴的义蕴”，指出“兴味”作为“日常生活诗学”范畴的特色，他认为这一概念在现代仍有强大生命力。[※注]王明辉以历史演进为线索，梳理了“兴象”范畴在中国诗学中的流变发展，他认为先秦时期《诗》之“兴”与《易》之“象”已经奠定了隐、曲的意涵，至唐代“兴”“象”两者融合成为一个范畴，经历宋代的沉淀，元明重又复兴，被提炼为唐诗的审美特征，被阐释为超越具体物象的“内视性图像”；至清代，“兴象”扩散到各种文体，强调审美上“深”“微”之追求；在现当代，这一范畴仍具阐释潜力。[※注]林桢考辨了“格律”一词在唐代的产生和内涵转变，认为“格律”至迟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已成为同“法律”一样的抽象概念词汇；经由科举杂文试尤其是诗赋试之推行，“格”“式”“格律”等法学概念衍为文学概念；后在至德二载至贞元四年（757—788）间又开始解构，产生新的内涵，如以“格”指古体诗，“律”指近体诗，以“格”指格调气韵，“律”指形式规范；宝历元年（825）白居易明确格、律双分，提出“格诗”概念，为非律诗之统称。[※注]
高晓成梳理了唐代诗格中“对属”论的发展历程，认为唐初是第一期，基本是继承南朝以来的理论；高宗武后时期，近体诗基本定型，对属论也开始聚焦于词组、单字、偏旁等细部，以借义、借音、借形等方法拓宽对属方式，建立起“奇”的审美特征；王昌龄、皎然将关注点从字词、结构等外围因素向诗意、句势内化，标志着唐人对属论的最高水平；此后对属论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向初唐理论回归。[※注]张万民讨论了元明清时期文学批评对朱熹“比兴”观的接受，他认为比兴观念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传统，一是汉儒确立的“比兴寄托”传统，二是六朝确立的“感物兴会”传统，三是朱熹系统运用赋比兴说诗、以诗章语脉作为解释基础的传统。后世诗格、辞赋评注等著作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朱熹标示赋比兴的方法，但明清诗论家大多还是以来比兴寄托和感物兴会这两个传统，很少真正注意到朱熹以整章语脉标示赋比兴的原则。[※注]
相对“边缘”的概念，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增长点。例如蒋寅对诗学中“老”与“涩”概念的讨论，是近年文论概念、范畴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新成果。“老”与“涩”在古代文论中虽然不是最为焦点的题目，但学界也已有了较周密深入的研究，蒋氏在前人基础上更为推进。对“老”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个案，以杜甫为中心，详细考述其生平与创作中对“老”的体认，展示其由生命体验转化为美学范型的历程；杜甫表彰庾信诗歌的老成之美，也是藉以自我彰显，确立了风格苍劲、技巧成熟、修辞平淡、率意自适等方面的意涵；而宋元以后诗论家以“老”批评杜诗，又使之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风格范型和艺术境界。[※注]对“涩”的讨论则采用跨领域的多维关照，不但勾勒了其历史演进的线索，更清理了这一概念在诗学、文章学、词学乃至书法理论中的不同意味，将“涩”概括为“用文本操控功能来控制意义流量”，同时延伸探讨了与“涩”相关的“滑”“迟回”等概念。蒋氏更提出用“负价属性”与“正价属性”为工具研究古代文论，将“涩”界定为“有限正价概念”，作为功能性指向的涩是绝对正价的，而作为风格性指向的涩则是有条件的正价（涩的风格也可能为文章疵病）。[※注]这些研讨角度，都为古代文论中概念范畴的研讨提供了新的方法。
除了对某一概念作整体、历时的考索，聚焦具体文论家、经典作品的重要概念或重要命题，详细探究其原本含义、确切所指、历史影响，也是概念研究深化、细化的途径。曾祥波借助刘歆《七略·诗赋略》的表述，补充阐明扬雄《法言》原始语境中不清晰之处，指出“诗人之赋丽以则”之“则”指向“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之“恻”，发覆这一被后世遗忘的意旨；更由此反思汉代四家诗学的传承线索。[※注]在中古时段，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也是范畴、命题研究的重点。卢盛江就《文心雕龙》的原道论重新进行了细腻、精到的考辨，批判性地总结了此前学界聚讼纷纭的讨论，他认为刘勰没有明确表述“作为文之本原的道是儒家社会政治之道”，应当用“自然”（事物之本然）解释《文心雕龙》之“道”，就此展开文本细读，对《文心雕龙》全书作了通贯性的解释。[※注]戴琏璋从“易道”的角度研究刘勰的“文心”论，认为藉“神思”以立意，凭“通变”以谋篇，乃是“文心”论的两端。[※注]颜崑阳关注“文心”概念，阐释了《文心雕龙》“文心”的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文心’文章原创位层”的文心：其正常次层是圣人之文心，也即道心，构成要素包括主文章内容的神理、道德、性情，以及主文章形式的思力；其奇变次层为妙才之文心。第二重含义是“文章沿创位层”的文心，包括三个次层：一是先验次层，以情性为本，派生气、才、神；二是存在经验情境的情、志；三是陶染所得的学、习。通过对原典文本的精密分析诠释，颜氏综合重构了整体“文心”的理论系统。[※注]陈特、陈引驰聚焦刘勰文论中的文体观念，通过逐篇考察总结，指出刘勰谈论普遍性写作法则时，实有文体上的侧重，主要依据汉魏晋诗、赋之创作立论，对诗、赋“文体生命”发展的历程，也有清晰的把握。[※注]陈允锋探讨了《文心雕龙·辨骚》中“辨”的含义，他认为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辨师法屈宋之正途，二是辨楚骚“体宪三代，风杂战国”之渊源，三是辨汉代楚骚批评之得失；就其学术理路而言，《辨骚》取资于先秦诸子尤其是墨家的“辩”术传统，注重比观“同异”，擘肌分理。[※注]黄伟豪考察《文心雕龙·练字》中“单复”概念认为，从“单复”一语的使用、以“瘠”“肥”设譬、字形结构的“避犯”衬托等方面看，都可以证明文论中的单复概念与六朝书论理念相吻合，其中体现出各门类艺术批评中存在者“借语”与概念转移的现象。[※注]杨思贤从子书著作传统的角度探讨《文心雕龙》认为，《文心雕龙》体例上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相似，由先秦子书之“博明万事”转为“研精一理”；“宗经”和“大易之数”为其两大枢纽。刘勰的“宗经”立场弱化了先秦诸子的批判性格，而代之以建构特征，体现了中古士人在“宗经”氛围下寻求个人主体性的努力。[※注]陶礼天则另辟蹊径，主张从“文学地理学”的视野研究《文心雕龙》之理论批评，分文学与地理的普遍关系、作家与地理、作品与地理、读者与地理等层面展开论述，为阐释“江山之助”“情以物兴”等传统命题提供了新的角度。曹顺庆、杨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阐释了“文之为德”，他们认为刘勰与黑格尔之美学可以相参，“文之为德”可理解为“文”是“道”的外在美的显现，蕴含了中西相通的美学思想[※注]。
宋代诗学领域，《沧浪诗话》是受关注较多的理论著作。朱志荣梳理了《沧浪诗话》的诗史观，认为严羽藉“诗识”建立其诗歌史论述，以“悟”“气象”和“词、理、意兴”等审美范畴为标准，以“辨体制”为方法，衡量历代作品，考镜源流；严氏以楚辞为本始，肯定汉魏晋诗的创体之功，而“五唐分期”“以盛唐为法”和“扬唐抑宋”的宗唐观，对明清诗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注]张伟从诗歌教育这一较新颖的角度切入认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是以“师”的身份自居，引导初学者；从体例上看，《诗话》最核心是《诗辨》篇，然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诸篇详加论述，当有提供实用技巧、便利读者的考虑；宋元时期通俗诗法书籍如《诗法家数》《诗法萃编》等对《沧浪诗话》的接受，也可从侧面证明严羽之说作为“诗歌教育”之成功。[※注]而在近古时段，常为文论批评之渊薮的，则是《四库全书总目》。郭英德用语词分析的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总目》全书中“散文”以及“散体”“散语”“韵语”“骈体”等相关术语、概念的使用，因以全面展现《总目》的散文理论。郭氏指出，在文体特性上，散文与诗（无韵/有韵）、骈文（散语/韵语）对立；在体格法度上，散文要根柢经术，又有“应绳引墨，动中法度”，其典型是唐宋八大家之文法；从正变的角度看，散体与骈体犹如诗中古、近体之别，并无尊卑，且有共通的“文质彬彬”之神理，以典重、醇雅、浑成为共同的“文格”追求。[※注]何宗美将“四库”视为一个以目录学为基础的官学体系，探讨了其中的曲学思想：《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四库全书荟要》之选目去取，说明“曲”在“四库体系”中被极度轻视，在《总目》提要构成的批评体系中，曲亦被压缩、回避、贬斥、悬搁；四库所展现的曲学之局限性，源于经史子集这一封闭性极强的目录学框架，正统官学尊经、崇古、尚雅、重纯之思想，对曲学地位之贬抑更有决定性的影响。[※注]综上可见，传统文论史所关注的一些经典著作，仍然是概念、范畴研究的重要生长点。
（二）时代脉络中的理论话题
围绕文论发展的历史实况，从大量原始文献中发掘曾在某些时期特别流行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新课题，也是近年学界努力的方向。如孙福轩从赋学史演变的整体过程上梳理了“赋理说”的演进线索，他认为赋关“义理”之论，肇始于先秦诸子的礼义说和汉代的诗言志说；宋元时期获得突破，“义理深长”成为赋的评价标准，体现在人情趣味、取材、用语等多个方面；至清代，又有重言志、倡理趣等新趋向。宋代辞赋创作之转向，科举试赋的经义化取向，以及宋代的学术转型，乃是“赋理说”生成变化背后的原因。[※注]党月瑶、熊湘考察了从魏晋至明清“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无行”等话题的演变情况，他们认为文人德行话题经历了判断愈发绝对化、传播愈发广泛的过程。[※注]王宏林梳理了从唐代到现代关于李杜之下“唐诗第三家”的争议认为，宋人效仿韩愈诗，以其继承杜甫，故推韩为第三家；明人倡复古，唐诗选本中第三家常为王维；清人以白居易“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类”，又推崇白诗；直到近现代，强调政治标准或回归文学本位，仍是影响诗人评价的重要因素。[※注]
在“话题”类的研究中，清代文论研究的成果颇为丰硕，正是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学者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何诗海考述了“四六”“骈文”名称的演变史，指出清代以前，“四六”一直是骈文的主流称谓；至清人则颇不满，掀起了正名与辨体的思潮，借此摒除宋元明“四六”文格卑下之流弊，摆脱板滞、僵化的形式套路，将骈文的功能从应用酬酢拓展到载道说理、叙事言情。[※注]在古文研究方面，何氏也抉发出“文莫难于叙事”的命题，首先梳理其历史脉络认为，真德秀《文章正宗》，标志着叙事文获得“与诗赋、议论等并列的文体地位”，“成为文章谱系中的一大门类”；清人反复阐述“文莫难于叙事”之说，既是叙事文创作繁荣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文论家有意为之的尊体策略，其中诸如确保史料信实、布置篇章结构、调整自然时间、理解传主学行等议题，都具有丰富的内涵。何文亦指出清人之论，有过分强调史学精神而忽视小说艺术的缺失。[※注]林锋同样关注清代叙事理论问题，集中梳理了明清“私人作传”的论述脉络，从正式提出此说的顾炎武出发，上溯其理论渊源，再详细讨论方苞、刘大櫆等“私人不为国史人物立传”之改造，以及章学诚从“辩职”角度为不居史职而作传的辩护。[※注]潘务正关注清代的“古文辞禁”论与“对立文风融合”论。前者是古文写作规范的问题，古人以“禁”立论，用意可拟之法律、礼制之禁约。潘氏认为，此说之提出系辨体以尊体的思潮使然，目的在于纠正明代佛道影响、王学左派、七子复古等种种思想趋向对唐宋以来古文传统的背离；主此说者多翰苑中人，反映了权力与制度对雅驯文风的偏好。[※注]“对立文风融合”则涉及古文、骈文、辞赋、诗、词等不同文体，可以概括为“沉着痛快”与“优柔不迫”，或者“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的对立；综合考察了诗论、赋论、文论等多方面的材料之后，潘氏认为，对立文风融合之论，反映了清代人以融合为“至难之径”“至高之境”，希望藉以建立本朝文学特色的意图；然清人之创作实践，往往并不能符合这种理论追求，其中原因或是一味强调融合而违背艺术规律。[※注]吕双伟围绕陈维崧作为骈文经典作家地位的起落，探讨了清代骈文宗尚转变和骈体概念范围的问题，他认为陈氏主要效法齐梁及初唐文风，又提升了骈文的抒情性，在清初影响甚大，获得了经典地位；然而清中叶文章观念走向骈散融通，重视乾嘉作手而冷落清初四六，骈散不拘的“汉魏体”备受推崇；曾燠《国朝骈体正宗》选入《陈迦陵散体文集》中的作品，文体归属的变化背后，正是骈文内涵与宗尚的转移；陈氏之经典地位也因而消解。[※注]陈昌强考察了“重光后身”说在清初词坛的形成和流衍认为，此说显示的以陈子龙、纳兰性德为代表的令词统序，乃是清初词学南北宋之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注]总之，随着对文献材料的持续开掘，学界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课题，为古代文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传统文论体系之研究
从具体范畴、命题这些“木石”出发为搭建理论“大厦”做准备，乃是探索古代文论体系的一种方式；在此之外的另一种方式，则是以古代文论中较成体系的学说为中心，从“堂室廊庑”的层面展开理论的脉络。“小系统”的搭建相对于“大系统”固然更为切近而易于着手。传统文论中较为成熟、较成系统的一些学术分支，也需要当代研究者整理、重现其内在理路与丰富意涵。声律学是诗歌理论的一大核心内容，颇受学界重视。张健梳理考述了明清诗学有关诗歌音乐性的论述：从诗歌史的角度看“音调”已然消亡，古代音调不传，当代之诗无音调，因此就有重建诗歌音乐性的问题。明人重建诗歌音调，有音乐学、语言学两条途径。前者是在传统乐论架构中论述，如杨士弘的唐音正变说、《麓堂诗话》所载以五声论诗之说、李梦阳对声气关系的讨论等等；后者则关注音调与诗歌语音属性的关系，如谢榛的平仄抑扬论，赵宧光《弹雅》对清浊阴阳的分辨等等。两条途径一是强调诗歌音调的个性特征，一是试图通过语言学分析建立音调的普遍性模式。[※注]刘洋强调诗律学本身作为“知识体系”的发展性与多样性，通过对李宗文《律诗四辨》、王士禛《律诗定体》、恽宗和《全唐试律类笺声调谱》三种著作的详细分析，揭示了清代前中期近体诗律论述中“以古为律”“以法为律”“以律为律”三种不同的理论倾向，指出近体诗律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的“规律”，而是一种值得讨论的“学问”。[※注]蒋寅认为，古典诗歌声律学在康熙间出现飞跃性的发展，至乾隆年间，则益趋专门化、精密化。蒋氏具体从三个方面展现了乾隆时期声律学的发展，一是山东诗学中声律学的突出发展：在王士禛、赵执信等开创的地域诗学传统下，山东涌现出多部诗律学著作，最有代表性者乃是李锳的《诗法易简录》，其书驳古诗“反律”说之谬，主张声调关乎诗中情绪的运动节奏，突出了诗歌韵律的有机性，在古诗声调问题上亦提出许多新法则；二是多部增补赵执信《声调谱》的著作出版，不同程度地完善了其内容与体例；三是对病犯说、古律关系的一些实证研究和新阐释。蒋氏认为，乾隆朝的诗歌声律学深入精细，逐渐成为传统诗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特别突出地体现了清代诗学的学术色彩，是乾隆诗学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学术史内容之一。[※注]
古代文体学也是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中颇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领域。吴承学、张润中系统地探讨了秦汉时期职官制度与文体体系的关系，指出先秦文献如《国语·周语》《周礼》等已初步涉及制度中文体与特定职官的对应，汉代继承此传统，许多职官如进谏议大夫、太祝令、辞曹等在执掌中都包含了文体指向；从文体分类看，祈、祷、赞等礼仪类文体与太常职责有关，本纪、书、注记等文体则出于史官，奏谳书、决事比等法律文体系于廷尉等司法官员，符、占、秘记、历、牒、纪、论、式、解、劾、禳、请、相、杂记等诸多杂体文则与巫卜类职官相涉。不仅如此，职官精神如谠言、博学、精通经义等也渗入文体之中。文体与职官之关系亦有交叉、重叠、变化等情况，典型地反映了古代文体学的复杂性。秦汉职官体系影响之下，形成了一个较有系统的公牍文体系统，对后代的文体体系具有深远影响。[※注]陈民镇探讨古代文体框架形成的文体，指出从出土文献看，秦代不但有一定数量的诗赋作品，还涌现了名目繁多的官文书文体，可谓“官文书文体备于秦世”；两汉兼取战国与秦代的文体创获，官文书体系承秦代而不断完善，诗赋、叙事、论说文体也有进一步分化开拓，至东汉文体灿然大备，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框架。[※注]周文俊以南北朝公文制度为中心，探讨“启”的文体特征，为《文心雕龙》以“启”为“表之别干”“奏之异条”之论作了深入详细的注证。南北朝流行“让官”流程，格套化的文书形式亦是其中“礼数”的体现；得官者往往上“表”三让，继而“启”让，表先启后的关键，在于三次表让之后，会有诏书“断表”，从法理层面关闭让官的途径，故不得不转入“私”的场合，以“启”作君臣交流。在“奏”与“启”的关系上同样存在类似的公私之别，周文考察了《弘明集》所在东晋议论沙门敬王者的两组公文，认为上启事的官员有鲜明的近臣色彩，表明启的文体应用逻辑建立在君臣私属关系上。从六朝启文的格式、语言上看，亦可证明启与表、奏之间的渊源，看到其文体谱系的关联[※注]。胡大雷亦关注文体谱系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古时期，史书目录、总集、文论专著皆反映出文体已形成独立谱系，文体谱系的主要功能是描述各类文体，又通过排列、级次划分等方式，表达出诸文体的定位和相互关联，解释文体产生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文体谱系运用归类之法，将经、史、子入集，又通过剪裁，从书籍中摘录成文改造为“篇章”，形成贯通和博大的系统。[※注]在文体学研究中，学者多将具体文类与整个文体谱系联系起来，形成上下贯通的“体系性”理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
在此之外，也有学者寻绎古人思想理路的复杂层次，以“同情之理解”在今天重新呈现古人的理论体系。钱志熙对比分析了唐代格式、复古两派诗论，指出格式派是以南朝流行的性灵说为思想基础，性灵尚才华，才华直接体现为文藻，因而导致对文学内部规律、外部形式的重视，由声律、对仗的讨论，进而走向对格式、境界、玄妙、冥搜等范畴的研索；杜甫以“法”“律”“中的”等核心范畴，奠定了近体诗诗学之基础，为中晚唐格式派所吸收。复古派则渊源于儒家诗教思想，由批评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出发，对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六义”“言志”“风骨”“讽喻”“兴象”等文论范畴重加阐述，赋予更具体的意义。两派因其观念各有诗歌史建构，互为对立也互有补充。[※注]唐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学界讨论已夥，钱氏则强调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梳理、整合了两派诗论的理论层次。刘青海的专著《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从诗歌本源论、诗歌本体观、兴寄艺术、怨刺诗学、体裁观念、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发展六个方面展开综合探讨，特别强调“元气自然论”和以“言志”为旨归的诗歌本体观是李商隐诗学的两大基石，其他诸方面在其统摄之下，共同形成完整的诗学体系。[※注]这些关于“诗学体系”的讨论，都是超出单纯的理论阐述，结合对诗歌作品的艺术鉴赏来进行考察；同时也并不依赖传统文论研究中既已发现的“体系”，而是通过对作家、时代的整体理解，力图复原、重构其理论体系。这一研究思路，颇值得古代文论研究界关注。
三、进入“语境”、触摸“现场”的理论研究
从历史上看，文学理论本身并非一个孤立的体系，而是真真切切地存在于古人思想与生活世界之中，与其知识、思想的其他领域多有相通，与其阅读、创作的实践紧密相连。职是之故，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必须注意文学理论本身的开放性，考察其置身之思想语境与历史现场。这不但是更深入理解文学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沟通微观、中观、宏观研究的有益方法。张宏生从姚鼐弃词不作这一文学史事件入手，展开了一幅乾嘉词学发展的生动画卷，正是从个案考察走向文论史研究的范例。张氏认为，姚鼐之所以不作词，原因在于他意识到“词”已非传统观念下的“小道”，“词学”已成为新的知识系统中的一个类别，不能简单对待；从清初以降的历史发展看，词坛创作十分繁荣，咏物词呈现出学问化的倾向，用典繁多，甚或有意求“僻”；回文词、檃括词、集句词、大型联章词引起了清人浓厚的兴趣；在词体音乐性、押韵规范性等方面也渐有共识。词学观念与理论方面，在经史之学的影响下，声韵格律的“专门之学”颇受关注，学人探讨唐宋词格律以求规范，万树《词律》于是乃出；诗词之别、诗词代兴的讨论日益深入；词乐研究也取得了《燕乐考源》为代表的重要成果。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词学”至乾嘉之际成为“专门之学”的性质，这与整个学术界追求专精的风气一致，也与桐城家法以及王士禛的诗词辩体说相呼应。[※注]张氏将“词学”与整个时代的学术和知识系统连接起来，从多个方面阐释了乾嘉词学体系的丰富性。郭英德以阮元的“文章之学”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反思了对古代学说的研究方法，指出阮氏论文植根于其经学理念，重视从训诂入手以明圣人之道；现实机缘方面，嘉庆间总辑《儒林传》，乃是他标举“骈俪之文”的重要契机，他提倡骈体正统论几至支离牵强的地步，其实正是有意矫枉过正以“补偏救弊”，挽救汉学流变的颓势。郭氏认为，人文学科研究古人之学说，重点或不在其“正确”与否，而是要追问：“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什么？阐释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提出、阐释和解答问题？”[※注]这一方法论上的反省，对我们观察近年文论研究的发展趋向颇有参考价值。大体而言，超越“学说”本身，追索其背后一层，主要可以从三个方向展开：一是思想资源，二是历史背景，三是创作实践。相对于前文提到的对文论内部概念范畴、命题、逻辑系统的研究，这一路向属于较为“外部”的方法。
（一）文学理论的学问资源
从思想领域寻求某一理论观点的对话环境或上下“语脉”，实际上是古代文论研究中一直很重视的方法。从儒、释、道的思想中探索文论的渊源，即是其显例。随着文学研究以及哲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日益深入，这种跨领域的研究也愈见精深。儒家学说是古代思想史之“正统”与“主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全面而深远，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其“重中之重”，则当推《诗经》学。常森通过训诂学之分析，考辨了“思无邪”在《诗·鲁颂·駉》中的本义，以“思”为语助词，“无邪”则指“无边际、无穷尽”；结合上博简《孔子诗论》“邦风，其纳物也博”的记述，常氏认为，孔子以“思无邪”论诗，正取此本义，乃是指三百篇之蕴藏既富且广、无所不包；此后“思无邪”之含义屡经置换：郭店楚简《语丛三》“思亡疆，思亡期，思亡邪，思亡不由我者”已将“思”读为表“思虑”之实词；随着《诗经》被赋予系统的儒家价值，汉唐经学又将“思无邪”解为诗思之“正”，满足儒家政教规范，此是“思无邪”含义的第一次置换。朱熹以“读《诗》者，使人心无邪也”，从阅读的角度强调读者主体的积极性，则是第二次置换[※注]。林岗认为“四始”（取《史记》说）体现了早期儒门诗论的精意，说诗者因之建立诗的规范理论，创生诗的意识形态，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如国风之始《关雎》，其旨在于由“色”进于“礼”，将色欲冲动纳入礼乐文明的轨道，故被视为礼乐文明制度的象征，体现了儒家如何通过解诗来建构诗的意识形态；《鹿鸣》《文王》《清庙》分列小雅、大雅、颂之始，也各有其政治意涵；五四以来否定《诗经》神圣性而以世俗民谣解之，有其合理性但也多有遮蔽，值得反思。[※注]郭鹏亦从经学与文论互动的角度阐释“本土诗学”的规律，认为古代诗学演进的内在理路在于由“学诗”向“诗学”的转换，学习《诗经》系其本始含义，此后再逐渐发展出模拟前人、实践技巧、研究创作规律等内涵，故《诗经》学对古代诗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六义（尤其是比兴）、诗教等命题都是诗学论述的核心，《诗经》本身也是古代诗歌义理与审美的最高典范；同时，重视学习次第，也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特征，具体可分为由古而今“原始以表末”、由今及古“观澜而索源”以及旁搜博采三种不同的思路。[※注]王秀臣强调应重视经学文献中反映的“对立诗论”，他围绕《毛诗正义》中对诗、乐关系的阐释，深入分析了“情见于声，矫亦可识”之说，指出在齐梁至初唐诗歌发展的背景下，孔颖达的阐释为摈弃形式主义诗风提供了理论依据，相较之前或同期其他批评更为全面、理性和深刻，对后来的诗论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注]可见《诗经》及其阐释构成了中国诗学的大宗，现代学者强调回到“诗教”传统，即是研究思路上的“返本还原”，亦当有其文化上的抱负。
《诗经》之外，其他经书或经学思想，实际上也对文学理论有全方位的影响。蔡丹君从内容、文体、文章学思想等多个方面考察了班固《典引》，她认为《典引》乃是依托班氏今文《尚书学》，倾向于大小夏侯之学；行文中将《尚书》经义檃括在字字句句之中，体现了“典”“实”相参的特点；在文体上，《典引》绍续《尧典》，“拟训典而行文”，则与两汉之际王莽、扬雄等主张“五经含文”、模拟经典而创造新文体紧密相关；由此一例，亦可见汉代经学与文章之间的关联。[※注]袁济喜探讨了《周易》咸卦与六朝文学的关系，认为咸卦“柔上而刚下”之义促进了文学观念上对女性美的赞美与认同；“观其所感，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之理，则是文学中感兴、物色动人之观念的来源；同时咸卦关于男女交感的理念对宫体等表现情爱的作品亦有影响。[※注]刘宁以思想与文体形式相结合的方法阐发了韩愈“五原”的文体创新，指出“原”体文乃推原本义、解析概念之文，其方法不取往复辩难的“论”体文传统，二是明确树立核心概念的本义，对本义与歧义邪说“别其同异”，其中正可见儒家证明思想的显著影响；不过，相对于孔子、荀子、董仲舒之正名，韩愈改变了描述式的概念界定，代之以本质性的定义，并以“别同异、明贵贱”的旨趣确立儒家相对于佛、道的权威地位，开启了儒家伦理本体化的趋向。与之相比，宗密《原人论》辩析群言，则有浓厚的“论”体文色彩。[※注]李科结合《春秋》学之传统重新阐述了孟棨“诗史”之说，指出孟氏之作《本事诗》，源于考求经义背后本事的学术传统，恰如《左传》之论《春秋》本事；而所谓“推见至隐”，“隐”当即“隐讳”，“见”则当读为“现”，通“显”，据俞樾之解，乃是“由显而隐”“以人事本之天道”，也即根据显见之事推求隐微之道。孟棨强调杜甫“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也有感于自己身处的藩镇叛乱之历史背景；他所谓“诗史”的时间范围是从安史之乱爆发直到杜甫流离湖湘之前，这一时间限定在后代“诗史”论中多被突破。[※注]方盛良根据《国文学》与《文学研究法》两部著作，详细分析了姚永朴如何在清末民初的文化变局之下坚守“文本于经”之理念：如《国文学》从义法源于经、文类出于经、文章风格本于经等多个层面阐明了“经”对“文”的意义；《文学研究法》则仿效《文心雕龙》，在《门类》《著述》《告语》《记载》等篇中详细考索了“五经”中各种文体之依据的资源，并征引经籍以解说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箴言；又通过细致分疏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关系，探讨了小学、经学、文学之间的关系。[※注]总体看来，近年来学界对传统经学的关注，为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动力。
宋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也是研究热点。张晶深入探讨了“诗中之理”在中国诗学中的丰富内涵，认为其不同于“经生之理”“名言之理”，乃是诗人对社会、人生、自然规律的审美理性感悟，出于诗人接触自然、社会的随机感兴与“自得”，与哲学中的“鸢飞鱼跃”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鸢飞鱼跃”具有“万物一体”“物我兼体”、背景天地等意涵，“诗中之理”也正是在自然的“生活之流”与自由的运思状态中触兴而成。[※注]裴云龙考察“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家散文的经典化过程，以其为一兼具文章与儒学意义的经典系统，乃是在理学士大夫知识场域中形成；12世纪中后期，这一经典化过程主要由吕祖谦、陈亮等浙学学者推动；12—13世纪，随着朱子学获得道统地位，来自不同地域的朱熹后学共同促进了此经典系统的最终确立。[※注]莫砺锋对比分析了陆游、杨万里之诗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指出杨万里从理学家的角度阐释儒家诗论，主张“下以风刺上”但仅存在于理论言说之中，陆游则不以理学家著称，然在创作中将儒学精神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对“下以风刺上”的精神有真正的继承；两人都重视外部环境对诗的触发作用，然杨主要侧重自然景物，陆则更重社会人生遭际。[※注]李瑞卿探讨了杨万里易学与诗学的关系，认为杨氏将易学的意、象、言模式引入诗学之中，精巧地完成了哲学逻辑到诗学逻辑的转换，引出“万象毕来”“意在句中”等论述。[※注]杨宁宁从诗学与理学两个传统分析了王夫之“理语”概念的内在语境，指出郝敬、陈白沙等人的影响，认为船山批判求奇理、好谩骂、头绪纷繁的议论诗风，试图“化理入情”“以情统理”，将“物理”与“性理”融合到“主情”诗学之中。[※注]常威讨论了李绂文学观念中心学、政治与文章的融摄，认为李绂在阳明学立场下建构“文—道—治”的话语体系，实现文道与治道的融合，其文论有显著的事功倾向和心学色彩，也有以考据入文章的情况，但同时也重视文学本位与写作规律。[※注]杨子彦梳理了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心学关于“心物”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探讨戴震对心物论的发展，指出戴氏重新回到唯物主义道路，将虚化的道、理回到气、物，所谓“古人言道，恒该理气”；又将心、物分别阐释为血气心知和声色理义，声色接于血气（阴），理义接于心知（阳），乃是心物交感的复杂过程，这较《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中心物交融的展现更为丰富；而戴震的诸多思想，都可以视为心物论在某一方面和层次上的展开和阐发。[※注]这些研究不但有文学本位的思考，也在理学思想的探索方面甚为深入，可见学界打通文学理论与思想史的努力。
乐学与文论的关系向为学界重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国学研究》第40卷，推出了由葛晓音、范子烨主编的“音乐与传统文化专号”，反映了古代乐论、文论以及文化史研究的新成果。仅就其中与文论关系密切者言，如杨赛考述了《乐记》传承之线索，将汉代乐学归纳为鲁申公（诗乐学）、高堂生（礼乐学）、河间献王刘德（礼乐文献）三系，刘向融合高堂生、刘德二系，校订《乐记》并重新编次，至东汉礼乐复兴，儒者多事校勘、注释，郑玄集其大成，成为后世理解《乐记》的基础。[※注]刘跃进《〈古今乐录〉辑存》[※注]在此前辑佚成果的基础上，又据《白氏六帖事类集》、晏殊《类要》等资料加增补修订，确信《古今乐录》为乐歌总集，并考辨存疑的条目，为后来研究提供了全面而可靠的文献依据。王小盾综合考察了上古乐论的术语和观念，指出“乐”“音”“声”的三分是中国音乐学最重要的理论，可以对应祭祀音乐、宫廷燕乐、民间音乐三个层次；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音乐起源于模仿自然，以耳听风，由风生律，由律生音，由音生乐，故音乐本身是交通天地的神秘之物，可以省察气候、占卜凶吉，可以审知政治，考见治乱；今人需要将音乐作品、音乐史与音乐理论结合起来作多向考察，探索古代的音乐思想史。[※注]从这本专号，可以窥见音乐与传统文化研究之丰富多元，对古代文论、文艺思想之研究亦大有裨益。此外，关于乐论与文论的研究还有很多，研究视野也有从早期向近世延伸的趋势。如张之为从诗乐关系的角度重新阐发元结《箧中集》、白居易《新乐府》的诗论，认为儒家重视诗乐关系的逻辑起点是“诗”的社会政治功能需要通过“乐”来表述；从辞、乐配合的技术上看，古体诗并非不能与新兴时曲结合，元结强调古、近体之分，实际上是分判二者的二元化功能属性，以前者为具有规讽、感上、化下等政治功能的“诗”，后者是娱乐之“歌”；白居易新乐府，也是为了规避与俗乐结合的近体诗，创造新诗体，通过采诗制度上达天听，又要求在当代乐舞中重振华夏正声。元、白重申礼乐诗教，正是为了面对国家中兴的现实问题。[※注]张宪荣结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藏《乐舞全谱》，考述介绍了这部朱载堉所编丛书的情况及其与后来《乐律全书》之关系。[※注]李舜华从明初朱元璋复古乐，命宋濂定乐章、冷谦制律的历史事件出发，主张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与经学领域里的复古乐思潮相表里，宋、冷分别为其始；“制礼作乐”包含了君臣之间复杂的政治博弈：冷谦继承元代以来士大夫复古乐之理想，志在接续三代，以琴音为复古之阶，根本在于“隆师道”；洪武制度将北曲（偶兼南曲）从俗纳入礼乐系统，根本在于“崇君权”；正嘉以后，复古思潮再兴，亦缘于士大夫对官方制作因俗从今、压抑师道的不满。[※注]
玄学、佛学在诗学中的影响，也是理解古代文论的重要角度。余开亮阐释了郭象哲学对魏晋山水审美观念的影响，认为郭象的“自生独化”说主张万物并不依附于他者而是自我生成，从哲学自然观上使包括山水在内的“物”获得了“本样自存”的独立价值；而郭之“物我玄冥”观主张物与物之间处于默契的亲缘关系，各自独立而唇齿相济，架构了人与山水“冥于当下”的观照经验。郭象玄学与山水审美相结合，体现为“以玄对山水”的观念：一方面是将郭之“物性”具体化为山水之理，另一方面则是以淡泊湛然的心境契合山水，运用郭之物我玄冥观；这种结合在实践活动上则出现了兰亭、庐山、天台山等地的文人游赏与集体创作，以寓目、写景、悟理的山水审美超越日常心态中的生命悲情，成为诗人们的共识。由此，余氏进一步确认、阐发了晋宋“诗运转关”中玄言诗与山水诗的承续关系。[※注]佛学方面，蔡宗齐通过深入唯识学经典，探讨了唯识三类境与王昌龄诗学三境说的渊源关系，指出唯识“性境”应理解为直觉观照（“现量”）中所呈现反映统摄万物之宇宙总相、实相，与王昌龄之“物境”形神俱似。王昌龄“如在掌中”“皆成光色”等表述，亦可与唯识家“镜照”“眼光”等譬喻呼应。唯识“独影境”的本质是虚空等诸无为法，而王昌龄之“意境”与外部世界无关，“是纯粹主观的张意用思的产物”，两者可谓“同曲异用”。唯识“带质境”介于性境、独影境之间，兼容主客观，与王昌龄之“情境”也有不少相似之处。蔡氏不但悉心考察唐代佛学经、注文献，也注意利用明代唯识家对祖师观点的通俗阐发，以及后世诗论家如王夫之对唯识理论“明筋露骨”的运用，故能在境界说的研究中探得新意。[※注]钟仕伦论述了“圆照”从佛教用语，经由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过程，认为这一转化离不开创作主体的自觉，以及主客观的相互转化，而从方法论上看，“圆照”又与“妙觉”“妙悟”相通，唐宋以后，在禅宗的推动下，“圆照”的内涵在“妙悟”中发展延申。钟氏亦指出，在目前所见的梵语、胡语文献中尚未发现与“圆照”对应的词语，或是六朝僧人以“格义”之法融冶而成。[※注]
（二）文学观念与制度背景
文学理论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形式，同时也应该被理解为出于具体时空、社会形态之下的思想形式。因此，思想观念的问题，常常也可以从政治、制度的背景中得到解释。徐樑分析了西晋时期玄学与文学不兼容的现象，认为玄学语言与文学语言区别甚大，论辩问难与诗赋创作各有其交际场合；从文化与社会形态看，玄学交游圈是与高层政治挂钩的文化俱乐部，也是清谈文化与京城（洛阳）交游的结合体，成长于其他地域的士人不明其运作方式，很难真正融入。[※注]苏利海借助政治学的视角阐释《诗品》认为，南朝士族身份的“自觉”与诗学的“自觉”互为表里，士族阶层以文化资本巩固、抬升其政治资本。《诗品》中“缘情”“怨”诸观念皆源于士族的政治考量；“滋味”说之本源，也是士族的审美趣味；“直寻”之论，实质也是追求一种在朝仕进的富贵之自然。因此，解读《诗品》，不可囿于“文学自觉说”，脱离其历史背景；钟嵘品诗，实有淘汰新进庶族、轻浮士族，维护正统士族利益的功能，可见诗学不仅受制于政治，也有参与、改造政治的能动性，这正反映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政治属性。[※注]朱刚以北宋“兴学”“修庙（孔庙）”活动为背景考察学记类文章的兴起，指出记文作者的关注点从“庙”逐渐转向“学”，乃是其演变的一条线索；就国家制度而言，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下诏庙、学并修，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现存的庙记、学记文章中留下了不少痕迹；就观念基础而言，宋初作者常与佛寺、道宫比较而提出兴修孔庙的迫切性，在其中已意识到庙事孔子或宗教化、迷信化的流弊，反思祭孔是否崇兴儒学的正确方法，至王安石《繁昌县学记》提出“无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主张以学校为本、孔庙为附，在理论上有摧陷廓清的意图，但在现实中即王安石本人，身后亦配享孔庙，仍是事与愿违。[※注]孔庙在意识形态、学术思想方面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张健围绕孔庙祭祀，从一个新角度探讨了苏学在南宋地位的变化，指出孔庙位次实际上是官方的学术地位表，凡配享或从祀，都必须要有学术上的依据。徽宗崇宁三年（1104）王安石配享孔庙，代表了官方对经义王学的认定；钦宗将其降为从祀，亦未根本动摇王学在道统中的地位；淳熙三年有削去从祀之议，孝宗以其“文章亦何可掩”为由否决，蕴含了以文章成就为从祀依据的观念。与王学在经义、文章方面竞争的苏学，自高宗朝随蜀士之进入朝廷，已在权力中枢发生影响；孝宗时代苏学地位达到顶峰，孝宗本人推尊苏轼，以其气节、文章是道的体现，建立了“尊苏论述”；淳熙四年（1177）孝宗因释奠孔庙，欲将司马光、苏轼等升堂配享，李焘提出道统论述，以马、苏拟孟子，其批判王安石即如拒杨、墨之功；当时蜀士群体是褒崇活动的发动、支持者，理学群体则是批判与挑战者，至理宗朝，理学影响上升，最后淳祐元年（1241）周程张朱从祀，苏轼最终被挡在孔庙门外，程朱理学为思想史主流，王学、苏学为文学史大宗，此格局在南宋已奠定基础。[※注]管琴的专著《词科与南宋文学》从词科制度、制诏书写、骈文批评、理学思想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考察了词科考试影响下重精工、守矩矱的文学思想，也特别讨论了为应考而编纂的文章学专著《玉海·词学指南》。[※注]王昌伟围绕文学思想与地域差异的问题析论了李梦阳的文学观念，指出明代复古派并非单纯推崇北方文化，一方面对北人亦有批评，另一方面对吴中文化也肯定其关于音乐性的追求；另外，许多文士籍贯与活动地域未必重合，其文化性格也不能一概用地理因素界定；因此在文学问题的研究中不应陷入简单的地理决定论。[※注]孙学堂结合明代政治史重估了李攀龙诗学中“诗可以怨”的论述，他认为此说强调怨情书写，将其提升到“诗教”的理论高度，乃是在大礼议、严嵩当国等政治现实下文人情感取向的反映，同时也以肯定意气激烈、并不温厚的诗歌表达，在诗学“去性理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一步。[※注]此外，李春青从整体上对文学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作了理论思考认为，审美趣味、审美形式以特有的方式发挥政治功能，其生成演变与社会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如对文学主体的身份认同而言，四言诗的正统性、经典性与政治家、经学家的身份契合，五言诗则可以成为疏离正统之文人的话语方式，魏晋六朝很多文体形式的革命都具有政治意味；就文本解读而言，文学形式也可能与意识形态同构，带有政治意涵；在文学批评方面，《诗品》为代表的以等级论诗，以隐晦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意识的建构与维系之中；在文学观念领域，复古主义和历史退化论正是以祖先崇拜、道德标准等思想作为学理基础。[※注]概括言之，文学理论与社会制度的互动，正逐渐成为古代文论研究者重视的课题。
（三）书写模式中的文学思想
在学术思想史、社会制度史之外，文论研究的另一种不可忽视的直接资源，就是文学作品本身。解读作品文本，正是捕捉、构建古代文论的重要途径。如汪春泓以《史记·越王钩践世家》为例，从材料使用、写作主题、故事原型、历史观等诸方面探究其文本写作方法，讨论其中“实录”与“爱奇”两种文学思想的矛盾，指出从史源上看，《左传》记述南方吴、越两国多有零星片段、语焉不详的情况，司马迁由于文献不足征，不免退而求其次，采录《国语》《战国策》等书，甚或渔猎子部文献以为材料，“爱奇”心理便置换了史家“实录”的信念；具体写作中也因塑造人物的智者形象、赞赏独立自由之精神等原因影响客观真实性，一些史事可以找到情节的原型。汪氏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探讨了文学与史学的边界问题。[※注]这种结合文本解读与理论思考的研究路径，其枢纽在于“书写”行为与“书写”策略，从古代作者的写作中提炼出理论议题。这一路径，近年来在年轻一辈学者中也是一大热点。如程苏东关注早期中国书写文化的演进，指出商周时期，“书写”是宫廷行政的基本手段，职业化的书写实践逐步促成的程式化的书写体例，但书写者（书吏）并未获得很高的文化地位。《左传》中所谓“立言不朽”，事实上指向的是群体中公开言论的传播，而非书写传播。战国至两汉，士人“著述”风潮兴起，形成口传“语录”之外另一种文本生成机制。“孔子作《春秋》”之说则持续建构了一系列新的文本观念和批评方法：孟子以“王者之迹熄”，不得已而“作”以救弊论证了“作”的合法性，塑造了孔子的“作者”身份；《公羊传》则建构了“书写”作为拨乱世、承道统、俟后圣之手段的必要性，并以“君子辞”的概念描述孔子的个人写作风格，显示出书写者拥有以个性化方式表达好恶的正当权利；从阅读的角度看，公羊家建立起细密的辞例学，以常辞、移辞、诡辞诸例阅读《春秋》，并强调《春秋》文本的封闭性，故读者需要通过体味文辞书写方式，把握作者的言外微旨。程氏指出，晚清以来在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春秋》在著述文化中的意义未能充分彰显，《公羊传》《春秋繁露》中的文本阐释案例、术语也因属于经学范畴而鲜少为各种古代文论汇编收录，乃是“文学”学科视域渐窄造成的遗憾；事实上，早期公羊学建立的高度关注文本内部结构的文学批评传统，为章句学、文章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深刻影响了士人文学传统的建立，值得文学研究者重视。[※注]孙少华探索夏、商、周时代部族起源的神话或史诗，用“文献堆积层”的概念分析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他认为“史诗”（诗性）与“史实”（理性）两种思维模式在早期文本中一直并行存在，通过官方、士人、民间三种渠道流传，成熟之后复又融合，如司马迁《史记》用多种处理方式将各王朝的历史纳入大禹传说的笼罩下，使上古至汉代的历史成为“同一个国家史”，对先秦“史诗”与“史实”两种书写模式加以取舍统一；班固《汉书》因之而革新，也体现了两种书写思维的互相转化。总的看来，早期文本书写者的身份差异，书写时代、地域的差异，都造成了文本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上古书写权利归于官方，文本具有“文化传统确定性”与“主流意识确定性”；春秋战国书写权利散于各阶层，但士人内心皆有“实录精神”，文本形成仍有“思维确定性”；先秦时期史官制度的存在，则使文本具有“制度确定性”；这种“文本确定性”，是研究者信从并开展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基础。[※注]
书写模式的问题，同样引起了近世文学（宋元明清）研究界的注意。叶晔以南宋以后文学中的“活套”“套式”概念为中心，从文学文化史的视野反思了形式主义研究在古典文学中的意义。在南宋人的观念中，“套”指应用文中常用的、与文体功能密切相关的词句和象境，“式”则指应用文首末、篇中固定出现的功能性句法结构，二者有所区别；文章类书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等等大量出现，显示了套式概念在中下层文人中的流行；与同属“程式化写作”的晋唐书仪对比，早期“文体秩序”（句式长短、段落次序等等）强调的是对社会等级的遵守，南宋书翰活套注重的则是高效性。在印刷业地方化、民间化的推动下，套式、轨范之学应运勃兴，主要反映在骈文写作领域，然在散文领域亦可看到类似的构件式写作，体现了整个社会的近世性特征；在文章学习上，也由对文学知识的博洽追求，转变为对类型化程式的速效掌握。叶氏主张，活套显示了古代文学书写文化的重要面向，如果以活套样板文章为最底层，文学佳作为最上层，事实上大量的作品都处于中间的层级，广义言之，任何汲取前人语料、素材的写作行为都有一定的套式成分；文学研究有必要考虑某一时代文人的审美阐释体系，梳理规模化创作背后的相关文化秩序，这样才能打开新局面。[※注]颜子楠以谢榛的七律送别诗为案例，分析了明清“非经典文本”的程式化写作，通过文本细读归纳出三个相对固定的写作程式：一是诗题与诗句严谨对应的线性逻辑，即沈德潜《明诗别裁》所谓“将题意逐层安放”；二是颔联、颈联表现行旅过程，多用代入旅人视角，想象其可能看到的风景；同时多使用不同地名，强调空间变化和时间推进；三是在尾联推测旅人形态，替人抒情。从社会经学的视角看，谢榛属山人身份，常在宴饮等社交应酬场合写诗用于干谒，应是其诗歌创作程式化程度高的根本原因。由此反思近世文学史的研究，或亦有必要在“经典诗学”之外，重新构建适合非经典文本的理论体系。[※注]马昕则从思维形态的层面关注咏史诗的写作模式，着重探讨了“因果分析”与“比较思维”两种“套路”。诗人对历史事件因果的分析，主要借助“内因—外因”和“必然—偶然”两组概念，前者又包括君臣、华夷两种模式，如以君主为成败兴衰的内因，臣子为从属之外因，常常被目为“探本之论”；以中原王朝自身政治为内因，以外族侵略为次要的外因，也是常见的立场；咏史诗之论历史因果，有理性分析也有非理性分析（因果报应、预言等），归纳研究这些不同的模式，可以讨论抒情之中的理性根源。[※注]此外，比较的思维也是咏史诗出奇翻新之惯技，由于单独分析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难以获得观点上的突破，比较同类型的对象便成为得出新看法的途径；其创作始于晚唐，理论萌芽至晚明方出现，如王槚《诗法指南》将咏史诗中人物对比的写法概括为“题外引证”，贺裳《载酒园诗话》则称之为“题外相形”；比较之法可以机巧逞才，但也有主观、随意的危险。[※注]对模式、套路的研究力图贯通精英阶层与一般士人，统合个性与普遍性，连接创作实践与理论思维，藉此探索一条理解古人写作观念、文学思想的新途径，值得学界关注。
四、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将古代文论置入现代文学史与学术史的脉络之中，以求“通古今之变”，乃是文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讨论古代的词章观念、诗学问题进入现代后面对的处境。如刘春现考察了清末民初桐城后学的古文教育，指出在西学东渐、学制改革的背景之下，桐城诸人以词章传习为保存国族精神之方，坚守桐城派的选本与评点之学，重视辨体而对流行的“文学史”有批评，将传统词章学融入新式学堂的讲义之中，如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高步瀛《文章源流》等，皆可见这种转换的痕迹；从《古文辞类篹》等选本到讲义的变迁，正可见桐城古文理论融入近代教育的线索。[※注]周兴陆聚焦现代“非战”思想与“非战”运动对杜诗学的影响，述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时代环境下学者如何借用杜诗研究宣传自身观念、引导群众。[※注]第二条途径则是围绕具体概念、范畴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化，探索其间中西交涉的实际情形。如王怀义考察了《周易》“观物取象”之内涵在近现代的变化历程认为，此说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观念，乃是在西方美学进入中国的背景之下，现代学者为解决时代问题而“重新阐释”的结果；在西学启发下，王国维等发现了“物”在上古的宗教意涵，但这一解释很快消退，“物”被还原为自然界、无机物、无生命之存在。“观”被对译为西方现代美学中的“直观”，作为审美范畴固定下来；“象”则由易象转化为意象，成为独特的美学概念。[※注]。黄键辨析了王国维“境界”说的文化身份，提出“境界”说乃是拼接了叔本华、席勒的思想；以西方标准看，王国维的理论系统充满了矛盾与裂隙，“以我观物”“有我之境”找不到理论归属，“真感情”与“真景物”的统一更是企图将原本冲突的西方认识论与表现论两个美学传统“焊接”到一起；这种矛盾只有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因此王国维仍然处于他习焉不察的中国思维之“皱褶”中，“境界说”仍葆有中国文化身份。[※注]赵黎明探讨了现代诗坛对“境界”说的接受，认为“境界”这一古典资源被新诗学界以碎片化的方式继承下来：如“情真”“完”“自然”等基本被完全接受，“情景交融”主要成为评价旧诗的术语，“境生象外”则被弃之不用；进入新诗系统之后，“境界”论也经历了语象化、事象化、理象化、虚境化的变异过程；东西方理论在此遭遇、“通约”，诸如“兴”与“象征”、“悟”与“表现”、“意象”与“客观对象”等概念都可资比较；总之，“境界”这一理论遗产对新诗学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注]
从研究理路上看，古代文学、文论研究者反思、清理自身学科发展史，回溯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建立，恰恰与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古典传统在“新文学”时代的遗留、转化与内在影响的关注形成潜在对话，故此两相呼应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领域。[※注]张健近年来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史有一系列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切入文学观念的近代转型问题认为，“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之分辨贯穿于民国时期的文学研究”，作为术语系源于日本，太田善男《文学概论》提出“杂文学”范畴与“纯文学”相对，影响较大；此后“纯文学”“杂文学”两个术语在20世纪初又先后输入中国。纯、杂的区分实际上有西方的学术依据，即德昆西（De Quincey）“知的文学”与“力的文学”之辨，这本来是文学内部的区分，但后来主纯文学者将纯、杂之辨演化为文学与非文学之别。张氏指出：杨鸿烈是较早用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他主张中国文学观念的进化就是从杂文学观念向纯文学观念的进化；郭绍虞关于中国文学观念演进的总体论述与杨氏大体一致，朱自清在对郭著的书评中对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有所质疑；考察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的形塑及其得失，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注]张隆溪从钱锺书《管锥编》对乾嘉朴学与西方阐释学的讨论出发，指出《文心雕龙·章句》以“舞容回环”设譬讨论篇章与字句之关系，“阐释循环”之概念已略见端倪；中国与西方从各自文学批评传统中看到类似的问题，乃是中西比较的基础；“阐释循环”作为术语产生于德国哲学传统，但讨论的语言、表达、理解、解释等等，是人类生存交往的基本问题，其理论的普遍性远远大于表述的特殊性。关于阐释的问题，中国文论传统就言能否尽意、阐释多元、读者作用等等有诸多论述，乃是现代阐释学的重要资源。今人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以中国传统论述为基础，借鉴西方阐释学理论，作出既有自己特色、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贡献。[※注]事实上，贯通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研究，乃至于融通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研究，不但可以更清醒、富于批判性地“考古”，也能更深刻、具有历史感地“察今”，真正的理论贡献，必然既是面向古代，又是面向当代的，这正是今天的理论界应当努力的方向。
（本文审稿专家 杨子彦）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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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寅彭编纂、杨焄点校：《清诗话全编·顺治康熙雍正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