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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规范性的动物

来源: 中国哲学年鉴2018 >> 学术前沿 作者: 韩东晖 浏览次数:206
摘要:  ” [ ※注]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人是规范性( normativity )的动物”似乎能够容纳“人是理性的(会言谈的)动物”与“人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这两个观点,将理性(言说、推理、计算)与社会性(生产、交往、政治)结合在一起。这种以活动和行动为思考对象的规范性是区别于以往对人的本质的静态描述。规范性活动(包括语言活动和非语言活动)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也是解开哲学本性之谜的锁钥。关于规范性的本质、规范性的来源、规范性的效力、规范性的先验论证、规范性与自然主义和因果主义之间的争论等成为规范性研究的主要问题。责任编辑冯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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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是规范性的动物
    作者: 韩东晖

    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海德格尔认为这虽然不“错”,却遮盖了“人表现为会言谈的存在者”这个现象的根基。[※注]罗素则讥讽说:他走遍许多国家,不辞辛苦,为这个论断寻找证据,不仅徒劳无功,却只见到不断陷入疯狂的世界。[※注]这或许是因为罗素没有注意到被归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论断,即人是政治的(或城邦的)动物。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人是规范性(normativity)的动物”似乎能够容纳“人是理性的(会言谈的)动物”与“人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这两个观点,将理性(言说、推理、计算)与社会性(生产、交往、政治)结合在一起,从与规范、规则、标准相关联的活动和行为出发,回答“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这种以活动和行动为思考对象的规范性是区别于以往对人的本质的静态描述。规范性活动(包括语言活动和非语言活动)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也是解开哲学本性之谜的锁钥。

    一 规范性的重要性

    在我们的生活中,规范性无处不在。我们不只是拥有信念,我们和他人还应当坚持某些信念;我们不只是拥有欲求,我们和他人还应当按照这些而不是那些欲求而行动。我们假定,某个人之所信、之所为,可以被判定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对的或错的,好的或坏的,即符合标准或规范……我们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各种规范,而规范的来源和根据却众说纷纭,令我们茫然不知所措。

  • 中国哲学年鉴2018卷

    出版社:哲学研究杂志社

    出版日期:2018-12

    章节:《中国哲学年鉴2018》 \  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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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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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192页。
删除B. Russell,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Taylor & Francis,2009,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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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规范性的来源》,杨顺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删除Enrique Villanueva (ed.),Law:Metaphysics,Meaning,and Objectivity,Social,Political,& Legal Philosophy Vol.2,Rodopi,2007,p.22.
删除Shira Elqayam and Jonathan St B. T. Evans,“Subtracting ‘Ought’ from ‘Is’:Descriptivism Versus Normativism in the Study of Human Thinking”,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34 (5),2011.
删除参见李淑英:《规范的自然主义解释——自然化认识论的规范性问题之一》,《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1期;孟强:《规范性与必然性》,《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于金龙:《科学实践的规范性:劳斯的规范性元理论述评》,《哲学动态》2008年第10期;喻郭飞:《认知规范与自然主义认识论》,《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删除参见郭贵春、赵晓聃:《意义的非事实论与规范性——规则遵循问题的语义分析》,《哲学研究》2011年第5期;《规范性问题的语义转向与语用进路》,《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删除参见徐向东:《论工具理性的规范性》,《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陈真:《道德研究的新领域:从规范伦理学到元伦理学》,《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翟振明:《论构成的主体性与意动的主体性》,《现代哲学》2002年第1期。
删除参见陈嘉明:《规范性的科学何以可能──关于建立“规范哲学”的构想》,《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社会规范本质的哲学解释》,《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等等。
删除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
删除Stanley Cavell,Must We Mean What We Sa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22.
删除“原初事实”概念借用于John R. Searle,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Free Press,1995。
删除布兰顿称之为分析的实用主义(analyticpragmatism)。参见Robert Brandom,Between Saying and Doing:Towards an Analytic Pragmat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删除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p.14,p.43.
删除Gilbert Ryle,“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The Presidential Addres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46,1945,pp.1—16.
删除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p.14,p.43.
删除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删除Robert Brandom,Tales of the Mighty Dead:Historical Essays in the Metaphysics of Intentional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1.
删除Robert Brandom,Between Saying and Doing:Towards an Analytic Pragmatism,pp.109—110.
删除Wilfrid Sellars,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36.
删除Mark Bevir(ed.),Wittgenstein and Normative Inquiry,Brill,2016,p.2.
删除Jürgen Habermas,Between Naturalism and Religion:Philosophical Essays,Ciaran Cronin(trans.),Polity,2008,p.67.
删除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p.30,p.55.
删除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p.30,p.55.
删除David K. Henderson and John Greco(eds.),Epistemic Evaluation:Purposeful Epistem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47.
删除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