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17年12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网、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的“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17年马克思主义学科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马克思主义科研和教学的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论坛并深入研讨。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罗文东研究员出席论坛并致辞。与会专家学者就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学术理论研究与思想阵地建设、2017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进展和新成果、2018年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和新举措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3.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017年7月23—24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室主办，《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7年年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党政院校系统的250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围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历史进程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前景”“历史经验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路径”这四大主题展开深入讨论。2017年年会期间举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员大会，完成学会的换届工作。会议选举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325名，常务理事84名和学会领导机构成员，选举郝立新为会长，丁立群、张异宾、吴晓明、吴向东、徐素华、聂锦芳、韩庆祥、魏小萍为副会长，聂锦芳为秘书长（兼）。
4.2017年11月4—5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2017年年会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此次会议以“历史唯物主义与天下大势”为主题，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党校、军校、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等单位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侯惠勤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典范》的主题报告。与会学者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科学把握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了探讨与交流。
5.2017年9月20日，为纪念《资本论》一卷出版150周年，由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办的“《资本论》的当代意义——纪念《资本论》一卷出版150周年政治经济学理论研讨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季正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博士、硕士汇聚一堂，就《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进行深入探讨。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主持。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和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科学指南。《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我们科学认识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资本论》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6.2017年9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二级研究员辛向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研究人员作了题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学术报告。辛向阳研究员认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人员要深入思考一些基础性的问题；第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注意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第四，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注重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
7.2017年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罗文东研究员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研究人员作了题为《百年巨变的关键因素和思想动因》的学术报告。罗文东研究员认为，在2017年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回顾和思考在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什么政治力量及其思想理论推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关键因素和思想动因决定中国的前途命运、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96年来党的思想建设始终与党自身的成长壮大的历程同步，与党领导的事业的兴旺发达的历史偕行，以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大业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撑。96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会上，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成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的关系问题与罗文东研究员进行了交流。
8.2017年10月26日，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建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作了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的专题报告。报告主要围绕三个重大问题展开：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含义和主要内容；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重要意义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报告会由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刘志明研究员主持，发展部全体人员、其他研究部人员以及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部分学生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后大家踊跃提问，与林建华教授进行了沟通和互动。
二 重大问题研究
2017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在下列问题上着力颇多。
1.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相关文献的深入研究
2017年学界主要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未能出版的历史细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时间、《资本论》相关文献的出版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第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周嘉昕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他撰文指出，利用MEGA版研究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研究，须要在文献、思想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中，深入理解并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具体观点。文章强调：第一，回顾MEGA版文献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尤其是近年来MEGA2成果的运用，最为直接的一个方面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文本结构的变化。第二，文本结构变化的分析必然涉及写作过程的说明。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写作过程的考察，以及马恩思想发展细节的精准判断，有助于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更为准确的理解。第三，与理论研究关联更为直接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概念术语的辨析。概念术语辨析构成了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的切入点。第四，MEGA版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和文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这些可供利用的信息有：其一，马恩著作不同类型文本的收集、编辑和出版，如不同版本的著作、手稿、笔记和书信，包括马恩同时代人的书信等。其二，马恩文献遗产的传播情况的历史说明。其三，马恩著作文本结构和写作说明中所包含的，对于构成马恩思想来源及其理论语境的学术成果和实践活动。[※注]
第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部分内容的文本研究。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讲师陈长安等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MEGA2Ⅱ/Ⅰ）的《编辑说明》、中文第2版第30卷的《凡例》及日文《〈资本论〉手稿集》第1卷的《凡例》为中心，着重从编辑体例、下划线、旁划线及其笔记本及页码编号、资料卷、异文等方面对历史考证版与中文第2版、日文《〈资本论〉手稿集》版《大纲》的编辑，进行初步比较研究，进而对编译工作及相关研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注]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在国内学界较早注意到《手稿集》版与中文第2版《大纲》基于MEGA的编译差异，尤其是异文处理差异，并断言《手稿集》版《大纲》“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注]。
第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能出版的原因的文本考证。
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代表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这部著作却是以手稿形式流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并未将其出版。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为什么没能出版？在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手稿中，相关的说明和论述很少。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情况，仅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描述：“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作者注）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注]这段话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能出版的著名论述。然而，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尽管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历程和出版遭遇，但是关于出版失败的更详细的原因——“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有些语焉不详，而把手稿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不乏无奈的意味。
《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能出版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有哪些细节？围绕后来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玉兰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即MEGA2第Ⅲ部分所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特别是他人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基本重建了那段历史，而揭开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能出版的历史之谜。文章对相关书信作了细致考证，提出，在1845年秋，马克思、恩格斯、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等人决定，共同对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展开批判。这一批判所采取的形式是出版一份季刊，由马克思担任编辑，在其中收录《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著作和文章。在这一计划的酝酿过程中，他们开始积极寻找出版商和出资人。同年11月，赫斯同威斯特伐里亚的社会主义者、企业主尤利乌斯·迈耶尔（Julius Mey-er）和鲁道夫·雷姆佩尔（Rudolph Rempel）达成初步协议，由后者出资出版这份季刊。在此之后，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接手了协商工作，他成了在马克思恩格斯与迈耶尔、雷姆佩尔之间进行沟通、联系的中间人。1846年7月上旬，迈耶尔和雷姆佩尔同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决裂了。7月9日，迈耶尔致信马克思恩格斯，宣布不再与季刊的出版活动有任何关系。就在迈耶尔寄出决裂信的两天后，雷姆佩尔也写信给马克思宣告决裂。迈耶尔和雷姆佩尔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给他们追加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他们从未同最初的协商人——赫斯签订任何关于出版事宜的书面协议，他们只是出于“帮忙”而答应，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能”支付预付款，而不像马克思恩格斯认定的那样，他们应该作为出版商而履行其责任。随后，文章继续对最初的协商究竟是怎样进行的、赫斯同迈耶尔和雷姆佩尔到底有没有达成协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求。[※注]
第四，关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间问题的文本研究。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时间问题，不仅是单纯的文献学的问题，而且是思想史的重大问题。国际理论界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关于它的写作时间，恩格斯的“1845年春”这个标注是对43年前往事的描述，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材料。著名的巴加图利亚和陶伯特关于写作时间的争论，是基于各自对思想史的理解，而非文献学的直接证明，所以最终没有结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梁爽撰文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内在的、固有的文献联系证明，第3条的写作时间不早于1845年夏马克思访问曼彻斯特，第6条的写作时间不早于1845年8月，因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主体部分的写作时间应不早于1845年8月。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定位的层面看，这一结论并没有否定恩格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史定位，反而显示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马克思思想的飞跃就是建立在阅读曼彻斯特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文献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充分阅读吸收赫斯思想的基础上的，而非“断裂”式地突然发生的；另一方面，新世界观的这个萌芽也就更接近于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时间。[※注]
第五，关于《资本论》相关文献出版的最新进展。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2017年是《资本论》正式出版150周年，值此之际，中共中央编译局推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和第43卷（《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注]第42卷以《资本论》第1卷1867年德文版为底本，同时参考收录该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2部分第5卷，而MEGA版共收录《资本论》第1卷的6个不同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在收入《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时，对该版1987年以单行本形式印行的中译文作了全面仔细的修订，并编写了翔实可靠的资料。[※注]
2.以《资本论》发表150周年为契机，相关研究取得的进展和成果
第一，关于《资本论》文献学的细化研究。
中央编译局马列部编审徐洋撰文研究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编辑工作。徐洋编审认为，由于在《资本论》创作史上第二卷曾经有不同的含义，而第二册仅指“资本的流通过程”，所以他不使用第二卷，而使用第二册。同时，使用“第二册”这一称呼，也便于与恩格斯的表述相衔接。
徐洋编审认为，《资本论》第二册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于1885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二部分发表于《资本论》第二册相关文献以前，学者主要通过恩格斯所写的序言和相关书信考察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册的编辑工作。MEGA版发表了马克思的手稿、恩格斯的编辑稿和刊印稿之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册的编辑工作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通过考察《资本论》第二册编辑稿的产生经过，从文本选择和篇章结构方面构建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册各篇的主要过程，从文字和表述的改动方面展示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进行修改的几种类型，可以比较全面地呈现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册的编辑工作。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册，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注]
中央编译局马列部译审张钟朴撰文介绍了马克思晚年写作《资本论》第2册手稿的总体情况，以及恩格斯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编辑发表《资本论》第2卷的经过。他认为，除了写于1865年上半年的第Ⅰ稿，第2卷手稿的写作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867—1870年，马克思在此期间共为第2册写下10份手稿；在1870—1882年的第二个时期，马克思共写了6份和第2册有关的手稿。恩格斯在编辑时尽量采用较新的文稿，严格进行文稿的选择，保留了马克思设想的结构，适当地加上了标题，区分了一些重要概念。特别是第3篇的编辑，恩格斯的概括和提炼具有再创造的性质。[※注]
第二，关于《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的历史。
中央编译局马列部编审徐洋、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助理编辑林芳芳撰文认为，《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史可分为四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资本论》的原理初步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1949年，《资本论》中文部分译本和全译本诞生，《资本论》研究进一步展开，其原理被运用于中国革命；1949年—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论》翻译和传播进入全新阶段，《资本论》原理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资本论》的翻译、研究取得重大成果，《资本论》传播向纵深发展。
文章系统梳理了《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研究与教学、宣传与运用，考察了《资本论》中文译本的各个版本，介绍了《资本论》少数民族语文译本以及《资本论》在我国港台地区的传播情况，分析了《资本论》原理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状况，总结了中国《资本论》百年传播史的特点和经验，指出《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着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而不断深化。[※注]
第三，关于《资本论》基本问题及意义探讨。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王庆丰通过解读《资本论》，提出“资本形而上学的三副面孔”。作为主体形而上学，个人受资本抽象的统治；作为欲望形而上学，人类的物质欲望放大到极致；作为权力形而上学，资本成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注]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亮引入开放马克思主义代表霍洛威的观点，认为《资本论》的起点不是商品，而是财富。无论对《资本论》第一句话的文法学分析，还是从形式批判中蕴含的“相反方向”，都应该以财富为起点。[※注]
杨淑静认为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分工为出发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他们没有窥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质性，只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商品逐步揭示出人的存在秘密。
第四，关于《资本论》的思想渊源及与其他经典著作关系的再审视。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白刚认为，《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通过汲取“概念辩证法”的“合理形式”和“实证辩证法”的“现实内容”，实现对德国观念论和古典经济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揭示出构建“新社会”的可能性。[※注]
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乐强认为，作为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圣经”的“机器论片断”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一个过渡环节，只有在《资本论》中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和相对剩余价值学说，准确揭示一般智力与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解剖。[※注]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周嘉昕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演变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差异性发展。[※注]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志军从“信用”视角考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关系，认为信用从人格的货币化发展到货币的人格化，使人陷入更深层次和更系统性的非人化。[※注]
第五，关于《资本论》与《21世纪资本论》的比较研究。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014年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一书，此书的出版发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轰动，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有人认为它“可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媲美”，是“21世纪新版的资本论”。《21世纪资本论》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是否真的就是“21世纪新版的资本论”，可“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媲美”？该书的出版是否真的意味着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被取代了？围绕这些问题，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屈炳祥认为，皮凯蒂先生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并没有向我们提出所谓“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也没有“作出我们时代最有创见的回答”。在对资本诸问题的理解上，《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风马牛不相及；对分配不平等的所谓新发现，《21世纪资本论》比《资本论》晚了近一个半世纪；在消除分配不平等的政策主张上，《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有着天壤之别。[※注]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黎宏、重庆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卞彬认为，《21世纪资本论》是一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财富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学著作，有其自身的独特学术贡献，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巨大反响。但是《21世纪资本论》并非马克思《资本论》的续篇，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它是西方经济学家为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财富收入分配问题，开启的一次新的理论自觉和具体尝试。不可否认，《21世纪资本论》对人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意义，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与当代中国现实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注]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卜祥记、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陆雪飞认为，如果皮凯蒂的理论对《资本论》的理论内核构成本质性的挑战，那么对其展开立场性的批判当然是必要的，在这里出现的是以理论问题为导向的批判。但是，如果一种外来的思潮或学派聚焦于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不论它用于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工具是不是我们所认同的，在对其理论工具做出适度反应的同时，我们对这一思潮或学派的更重要的关注点，应当是它所指向的现实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这一方案的可借鉴性价值。[※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魏小萍认为，皮凯蒂与马克思的批判指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不同的：马克思的批判指向生产关系，皮凯蒂的批判指向资本利润率，与此相应，皮凯蒂的对策是增加资本累进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局部地区实施的措施无疑会促使资本向其他地区转移，法国的例子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于是皮凯蒂进一步提出了全球资本累进税的设想。在世界体制并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将皮凯蒂的这一设想看作一种乌托邦。[※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力认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通过翔实的历史数据，并且结合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球的财富分配问题，重新理解历史并得到新的结论。皮凯蒂通过运用长时间的历史时间数据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存在一种使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日益加深的现象，同时也勾勒了不平等的社会财富分配结构，最后提出了通过累进的资本税、遗产税等措施来一定程度地遏制贫富分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也是迫在眉睫，虽然皮凯蒂的著作中很少涉猎中国等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分析方法，对研究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对于我们的经济学问题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注]
3.关于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创新。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概括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了这些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论断。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理想成为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各国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发展。[※注]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造就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政治制度国家长期并存的局面，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观点。
（1）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新路
北京大学闫志民教授指出，十月革命并没有中止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是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注]在此基础上，中国坚持和发展了十月革命开创的现代化新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由十月革命开创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比起传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巨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避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二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避免了资本主义十年左右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生产力造成的巨大破坏；三是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从中受益，走向共同富裕；四是它具有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原始发展速度。这条道路的优越性会日益显现。
（2）十月革命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研究员认为，十月革命从五个方面客观反映、验证并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第一，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成为实践，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第二，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展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预示了人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第三，十月革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共产国际和苏联、中共在抗击德日法西斯中的巨大贡献迎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高潮，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扩展；第四，苏联解体并非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而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等国家领导人违背十月革命道路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道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得以升华。[※注]
法国加布里埃尔·佩里基金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塞尔日·沃里克教授侧重分析十月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传播，认为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被国际共产主义体系中各个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所引用、所传播，中国、法国、越南的共产主义者都从中吸取经验。[※注]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国对十月革命的借鉴超出了十月革命本身的范畴。
（3）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十月革命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创新。[※注]十月革命验证了列宁主义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由此，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成为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与分界线。十月革命不是苏联解体的原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胜利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继承与发展。
（4）十月革命的胜利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
根植于俄国的列宁主义根据俄国本国的特点与实践，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将科学理论本土化。华中师范大学俞思念教授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将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趋势。[※注]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是要走出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个性比共性更重要，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必须要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以及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一致。
第二，关于十月革命的当代价值。
（1）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
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认为，十月革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方案、道路与革命精神、革命经验[※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不能脱离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保卫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是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当代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朝着“两个一百年”目标努力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精神最美好的纪念、最优秀的继承和最彻底的弘扬。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实践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纪念十月革命，重点不是纪念作为历史事件的革命本身，而是要温故知新，继承和发展革命所蕴含的科学思想理论，出发点是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水平。
天津师范大学余金成教授指出，中国改革对十月革命实践逻辑的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十月革命的革命逻辑在中国改革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第二，十月革命的建设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了继承和升华。[※注]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要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从现代文明的大尺度来认识，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放到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史的500年中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继承与发展，十月革命道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得到升华。
4.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是一篇充满自信的纲领性文献。报告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准确定位和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2017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清华大学肖贵清教授从理论继承与创新的角度，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注]
北京交通大学韩振峰教授从体系与逻辑角度分析，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注]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教授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的党的指导理论的又一次飞跃。[※注]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具有伟大飞跃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征程、实现党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理论灯塔。它不是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还会在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清华大学肖贵清教授从三方面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注]：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思想；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凝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行动指南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将其贯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林建华教授指出，在当代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续奋斗的新征程中，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没有别的什么思想能够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注]因此，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坐标。
北京市委党校刘汉锋研究员认为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实践成就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坚信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最前沿形成的引领、刻画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变化的新时代坐标，是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姜辉研究员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置到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广阔历史视域之中，不再是局限于本国的事业，认为其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最为重要、最有作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影响、作出原创性贡献的伟大事业，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全新选择、贡献中国方案的伟大事业。[※注]
5.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的研究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提出以后，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等全球合作理念与实践而不断丰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
（1）马克思的发展共同体思想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之一，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启示。[※注]马克思恩格斯有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他们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种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而不是虚假的共同体[※注]，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发展共同体思想坚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坚持人类解放道路的普遍性与其过程性、阶段性和特殊性相统一，以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为旨归。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处于起步阶段的现实；坚持“个人自由”和“共同体发展”相统一，始终以人民主体性为原则；坚持理论完善与实践探索相统一，是当前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基础。
（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们探索人类社会新秩序的理论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与世界，是中国在继承优良传统文化基础上，对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积极探索的提炼与升华。[※注]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平等和主权原则，到《日内瓦公约》确立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联合国宪章》明确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万隆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与中华文明中有关包容、和谐的思想密不可分，诸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传统思想和智慧，使“命运共同体”之道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引领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新方向，体现中国的担当精神。
第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完整的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进一步指出，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就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注]他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分为三个阶段[※注]：第一阶段，寓命于运，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这是建立共同体的前提。中国应积极倡导建立“同呼吸，共命运”的安全伙伴关系，超越“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亚洲悖论”及双边军事联盟体系；第二阶段，寓运于命，将命运联通起来，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实现安全与经济协同发展；第三阶段，寓异于同，承认各国具有差异性，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处境，共同的追求，将各国紧密相连，形成共同身份与认同，塑造共同未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第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经提出就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原因在于这一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生态和谐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日益严重的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警示我们，地球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地球已达其能承受人类过度消费和浪费的极限，生态一旦崩溃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尽管中国承载着巨大的发展压力，但是仍主动承担责任，将“绿色”列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南；同时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绿色科技，认真落实《巴黎协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坚持不懈努力。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和平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保持长期团结稳定、繁荣发展、社会进步，同时，妥善处理好周边关系，广泛参与区域合作和全球事务。与奉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西方强国通过入侵战争、策划政变、经济制裁等手段到处插手他国事务不同的是，中国是在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经过数十年努力奋斗实现自身强大之后，顺应世界格局演变的趋势，应世界各国的强烈呼吁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
（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峰会等多个国际场合，多次表达同世界各国共赢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历史担当。共赢、共享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美好希冀，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三 简要评论
总体来看，2017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取得一定进展，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第一，要从整体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通史、阶段史和分期史进行研究，把握马克思发展的整体脉络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进程，既要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又要对马克思发展史开展整体性研究，并在研究中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
第二，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综合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所研究的并非某一个特定的阶段，而是思想从出现到全面发展的整个阶段，不是针对特定的一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研究，而是对全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研究过程中应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其他研究领域发展的联系和具体研究的成果，然后揭示出马克思发展史的全面性。
第三，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在对马克思主义通史进行研究时，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深刻揭示其内在的基本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相区别的根本特征。
（供稿：任洁、夏一璞）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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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的历史和方法》，《哲学研究》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