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美学的研究中，康德美学仍然是研究重点，其他德国美学家提出的基本美学问题也都有涉猎。陈剑澜探讨康德把审美判断力与知性、理性并列为主体自律的能力，将审美自律论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哲学形式，从而作为现代美学开端的标志。[※注]朱会晖分析了康德艺术论在形式主义与表现论之间的张力关系，认为康德美学既凸显了审美与艺术的独立性，又解释了思想内容对审美愉悦的影响，并充分体现了启蒙立场。[※注]《康德美学痛苦本体论及其影响再认识》主要从康德三种情感之一痛苦感出发，说明痛苦是审美的深层条件，对比王国维对痛苦的理解，对痛苦美学进行再认识。[※注]《论康德鉴赏判断的先验理据》主要寻找《判断力批判》中鉴赏判断的先验依据，也是寻求作为假设的“审美共通感”的终极依据，作者在文中进行了深入分析。[※注]刘旭光围绕“美感的共通感”展开论述，从共通感是“内心状态的普遍能传达性”出发，得出康德的共通感不是一种“感觉”的结论，而是基于人的反思性的评判能力而被预设出的“理念”，肯定了“共通感”的地位。[※注]《审美即政治——论康德共通感理论的三种当代阐释》从阿伦特将共通感作为伦理政治分析的工具；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与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都将共通感作为社会批判功能的概念；法国当代美学家朗西埃作为积极建构的阐释三个方面来分析康德共通感与当代政治美学的关系。[※注]徐贤樑的《康德的“Interesse”概念新探：对审美判断力第一要素的重新阐释》主要做概念分析，探讨此概念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的重要意义，论述美如何通过审美判断成为德性的象征。[※注]除了康德美学外，学界还对黑格尔、席勒、本雅明、海德格尔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进行审视：胡继华、王逸伦探讨从黑格尔体系开始灵知主义在德国形成的思想路径[※注]；邹蕴的《未竟的审美教育之路——席勒对启蒙时代的反思》[※注]从启蒙的局限性、美如何释放与约束人的天性、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的关联三个方面来阐释审美教育优于启蒙教育；张云鹏《从艺术作品感性结构的“生发—显现”看海德格尔的“凡·高阐释”》[※注]将海德格尔的凡·高阐释论回到审美经验中艺术作品感性结构的“生发—显现”这一现象去印证；陈平《本雅明与李格尔：艺术作品与知觉方式的历史变迁》[※注]分析本雅明对李格尔著作解读，揭示20世纪上半叶美术史与文化批评之间的密切关系。
法国美学方面，张颖对笛卡尔的激情论与表现说做了一个细微的考察认为，勒布伦“表现说”是通过对笛卡尔文本进行大幅度改造而架构起来的，勒布伦关注面部表现如何传达灵魂，他用此方法内化了制度的外部压力，用这一细节考察来体现法国十七世纪下半叶美学的资源、方法、建制。同时张颖对古典美学狄德罗“关系说”进行了考察，从狄德罗《关于美的根源及其本性的哲学探讨》（即《论美》）说明“关系”概念脱胎于古典主义美学，又被规定了符合启蒙精神的开放性，确定了他承旧启新的作用。[※注]宁晓萌对梅洛—庞蒂的绘画观念进行了考察，阐明梅洛—庞蒂风格概念的历史性内涵，认为画家风格不是个人建立，而是在个人—公众的共同作用中建立，所以研究风格需进入到个人—他人及公众的关系反省中。[※注]董树宝的《漂浮的烟斗：早期福柯论拟像》[※注]阐明了福柯拟像思想的反柏拉图主义，以及《这不是一只烟斗》开启《词与物》“人之死”所引发的拟像问题。
在苏俄文论与美学上呈现多方面研究，有基于文学艺中的“语言学”转向研究，有基于美学的概念论研究，也有基于文学作品批评理论研究。周启超指出扬·穆卡若夫斯基以“结构主义是一种认识论”立场来反驳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是一种建构性活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结构主义是一种思想范式，结构主义文论参与了20世纪“诗学范式”的建构，有理由成为一种思想范式。[※注]汪介之从俄罗斯民族文学与艺术上的共通性入手认为，题材选择、主题意蕴、形象刻画、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呈现出同样的美学特征：忧郁与悲凉，并分析是由地理、宗教、意识等方面的影响而构成。[※注]吴晓都重新分析了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及苏联建立初期的历史作用，从教谕的文学观、文学是否是人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高尔基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注]李建军对纳博科夫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进行了重估，从“美国化与非俄罗斯化”“对现实主义的敌意与偏见”“缺乏事实感和历史感的简单化认知”等方面来对纳博科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创作方法重新认知。[※注]凌建侯从历史理论框架中对巴赫金进行定位，认为巴赫金的功绩体现在诗学、哲学、对跨学科的预见性、独白主义、反独白主义等方面。[※注]冯巍的论文《回到雅各布森：关于“文学性”范畴的语言学溯源》[※注]和江飞的论文《重返“文学性”：语境、内涵、意义及问题》[※注]都对语言学派雅各布森“文学性”“结构主义”的概念进行了分析，论述他在文学研究与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西方形式主义诗学等方面奠定的基础，而从体现雅各布森在俄罗斯文艺学派中的重要地位。李一帅论文《论人格主义美学的构建与冲突—以别尔嘉耶夫为例》[※注]主要分析别尔嘉耶夫在构建存在主义、美、宗教融合方面的问题，提出这种构建方式的优势与缺陷。钱浩论文《复调小说与复调音乐》[※注]讨论巴赫金“复调小说”与西方复调音乐之间的关联与异同，从交锋与和谐、多元与一元、对峙与模仿、未完成性等方面进行了对比。
对古希腊古典主义美学及意大利美学方面的研究，从图像艺术、诗学等角度开辟了新的视野。古希腊美学方面，杨向荣通过“镜子之喻”和“洞穴之喻”的观念，得出柏拉图树立了古希腊视觉至上主义立场，但也呈现出对视觉的偏见，分析了背后隐藏的悖论性话语及复杂意义。[※注]谭善明对柏拉图对话中有关图像的语言做出分析认为，一方面他从真和善的角度批判图像的虚假和图像制造者的不良动机，另一方面对话中又使用了众多意象、比喻和寓言等“文学图像”，图像在通过肉体之眼开启灵魂之眼的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修辞效应。[※注]意大利美学方面，杜书瀛在克罗齐诞辰152周年之际，对其《美学原理》进行重新审视，他认为其观念存在一定的偏差性，如“直觉即表现”也即“完成”等观点具有片面性，文学艺术的“精神性”除了“认识”还有“情感”“意志”“道德”，表现出对克罗齐美学的既有肯定又有反思的立场。[※注]李永毅对奥古斯都在意大利诗学中的位置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面对着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学秩序，而贺拉斯却因精心设计写作策略在这种秩序中成功了，接着他分析了贺拉斯塑造罗马诗歌走向的原因。[※注]今年对意大利美学家的关注集中在阿甘本研究上，蓝江解读阿甘本怎样从词语安息的读神方式入手，将封印所固化的政治秩序和语言秩序转化为新的潜能。[※注]吴冠军将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放入拉康主义精神分析与阿甘本主义政治分析中，做出一种全新的阐释。[※注]支运波《姿态的诗学：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评》[※注]分析了阿甘本思想中姿态批评的相关内容；柏愔《阿甘本的艺术理念：创制、传递性与纯粹潜能的开启》[※注]和罗俏鹃、秦明利《阿甘本对丹托艺术本体论问题的“回应”与探索》[※注]都从艺术理论的角度对阿甘本理念做出了分析。
英美文论与美学方面主要体现在西方前沿文艺理论问题中，将在第三部分中进行重点评述。除了对英美前沿问题的关注，依然有学者探讨英美古典文论与美学基础问题。如金雯通过对18世纪文学同情观念的考察，得出两种假设：“聚合式同情”和“间离式同情”，指出这两种同情观并行交织，构成了启蒙主义主体观中的一个核心悖论，并与新兴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手法形成了互文关系。[※注]纳海分析了19世纪末期关于教育的两篇文章《文学与科学》和《科学与文化》，比较阿诺德与赫胥黎对教育观念的不同认为，阿诺德所理解的文学乃是可以调动读者一切想象力的作品，因为想象力帮助人获得真知。[※注]
除了学者们对西方文论微观基础问题入手的分析，也有学者关注着西方文论中宏观基础问题的构建。陈定家对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范式提出思考，他认为艺术与美学的严整理论体系早已分崩离析，“体系论”幻灭后美学史如何可能，美学史的“总体性描述”之合理性及其局限便成了“重写美学史”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采用“百科全书体”并辅以“散点透视法”或许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述史策略。[※注]王峰提出文学与世界关系问题的探讨，批判艾布拉姆斯将文学与世界两者关系并行，他认为文学与世界同样是虚构意义上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一般观念中的实在物；将文学与世界区隔开也不是为了确立二元对立，而是为了借助世界形式破入实在世界并在实际生活中形成反应的一种文学实践方式，即具体作品借道世界形式来达到影响实际生活的目的。[※注]王中原回到文学本质论进行探讨，他认为文学本质论奠基其中的存在论区域显示为“文学是什么”“文学如何是”和“文学是”三个区间的区分着的统一，对文学本质论的存在论区域的清查，使形形色色的文学本质论的合法性根据及其边界得以洞察。[※注]
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经典问题的研究是一切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础，经典理论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审读和阐释，结合文艺的发展，不断发挥出现今文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以古鉴今。在此方面，很多学者坚守在基础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上，细致入微地剖析问题，体现出对西方基础文论的崇敬态度，也将西方基础文论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中国文艺理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话语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等方面，涉及研究主题全面，在各种研究中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和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分析方面，谭好哲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对当代的启示体现为：为艺术研究特别是当代艺术生产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在“生产一般”概念下对生产本体的理论抽象和概括，对于艺术生产本体的理论建构具有奠基意义；马克思将艺术生产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的思想及其两种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理论；现代艺术生产以及文艺家身份的两重性等等的思想和论述。[※注]张永清分析了恩格斯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思想影响，即白尔尼的自由思想、人格理想等对青年恩格斯产生的影响，并阐明恩格斯青年时代从文学政治到哲学政治再到社会政治的思想嬗变过程，挖掘了恩格斯思想形成的独特历程。[※注]蒋洪生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劳动概念的理解展开，分析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并仔细解释了马克思对“非生产劳动”的理解，同时对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生产劳动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注]张清民认为，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问题可以围绕“经典选择”“中国语境”“当下经验”三条线索展开分析论证，需要系统地探讨对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概念、范畴、命题，辨其学理。[※注]王建刚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回到“历史语境”去还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接受，分析了20—30年代、30—50年代、50—80年代、80年代后每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征。[※注]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学者们关注最多的问题，《文学评论》今年推出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栏，重点关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十九大精神的结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泓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使命》[※注]、赖大仁《重铸新时代中国文论主体精神》[※注]、孙士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注]，三篇文章紧密围绕十九大精神展开，从文学的品格、使命、精神三个方面分析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思想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历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姿态分析了新时期文学中的具体问题，指出当下文学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了可行性建议。胡亚敏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观，对实践范畴的性质和范围作了进一步探究，更注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活动。文学是主客体对象化的产物这一具有实践特色的文学观，揭示了反映论存在的内在矛盾，应运用实践维度探讨文学批评与文学活动各种关系。[※注]季水河、季念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的中国问题意识进行了研究认为，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的政治形态、以解决文艺现实问题为主的批评形态、以解决理论体系建构为主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中国问题意识的三种不同意识类型和三类不同话语形态。[※注]刘锋杰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从革命化转向人本化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就是以人为本，反对物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创造出以人为本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注]段吉方分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的基本立场，认为通过系统整理、文本分类及个案探究等综合研究手段，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注]金艳对20世纪20—30年代中日韩三国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分析，跟中国相比，日本、韩国的“大众化”论争，未能进一步深入，变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未完成的任务。[※注]刘芳、黄念然重新探讨了黄药眠“生活实践论”，他们认为是对文艺大众化问题、时代化问题、民族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中国化探索以及推动实践美学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方面的研究，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巩固，也有对资本主义美学观的批驳。董学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在世界美学史中的地位，从马克思美学的作用、价值到原典的阅读，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史到马克思美学当今面临的紧迫问题，从马克思美学的文献梳理到学科建设，全面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形态进行了研究阐释。[※注]张奎志、张雪莲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论述的具体文本，说明了意识形态“虚假性”有三重根源：人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观念层、政治层的“虚假性”。[※注]曹卫东、汪尧翀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在马克思与韦伯的基础上发展出桑巴特从奢侈消费批判资本主义，结合德国学者伯麦的观点认为，审美资本主义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积极诉诸传统资源，在价值层面上不断地自我理解和自我建构的特点。[※注]罗岗对人民文艺重新审视并做出新的定位，既突破“人的文学”的“纯文学”想象，也打开“人民文艺”的艺术空间；既拓展“人民文艺”的“人民”内涵，也避免“人的文学”的“人”的抽象化……从而召唤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注]傅其林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形态进行了剖析，东欧诸国针对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建构了实践美学、现实主义、美学现代性批判、符号学美学等各种理论形态，但同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制度化、理论腐化、合法性危机等问题，总结这些问题对中国马克思文论建设亦有启发。[※注]王庆卫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以“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认识为逻辑起点，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坚持将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但在开辟思路上发挥了作用。[※注]周展安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考出发，通过广松涉、柄谷行人和竹内章郎三位学者的研究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语境，把“唯物”与“革命”作为理解“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的两个入口。[※注]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的研究中，学者们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以及发生怎样的变化。毛崇杰认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中，马克思最有生命力之精粹被扭曲，屏蔽于世界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他提出“第四种全球化”即“非资本主义全球化”之政治想像，建构人类历史上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注]王杰认为，在文化经济时代，以大众文化为物质基础，以人民的“感觉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告别精英主义美学，并通过研究文化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而成为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注]刘方喜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革命标志着具有革命性、累积性的现代技术发展已临近奇点，而生产的智力器官开始发育成熟，生产力趋于全面解放并临近奇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否定的奇点随之将至，智能自动化机器体系将是更适合社会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并可能迎来第二次“工艺上的事实”。[※注]宋伟从马克思文论的当代性角度出发，从“马克思与现代性：多重复杂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与后现代性：现代性批判的后现代意蕴”“批判与解构：从马克思到后现代的思想谱系”三个方面来论证20世纪西方哲学诸多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题域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注]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话语分析方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分三期从话语批评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刊发了三组笔谈。首先是“革命话语与政治阐释”专题，金永兵《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话语》[※注]、谢俊《如何对文本形式做耐心的政治阐释？》[※注]、金浪《观念与实践的互动：从中国革命看朱光潜》[※注]都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话语应该述什么、怎么述展开。其中对话语特性做了较多分析，比如金永兵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要直面既有革命话语存在的不足，在更宏大更深远的学术视野中，在多面向的维度中重新思考革命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提出富有时代意义和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范畴和命题表述。第二组笔谈包括陈越《让马克思主义来回答：什么是批判？》[※注]、赵志勇《新的时代状况需要处理新的经验与感觉方式》[※注]、鲁太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缺”什么？》[※注]。这些论文都围绕“话语批评方法”展开，如鲁太光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最缺的是“形式批评”，研究者们为了忙于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或美学体系，较少从文艺批评的角度入手探讨“形式方法”，80年代以来才越来越意识到“形式方法”的重要性。刊发于2018年第4期的第三组笔谈包括刘复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回心”时刻》、符鹏《境况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构成与认识内涵》、赵文《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三个理论增长点》、兰善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急需自己的“学科志”》，这些文章都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建设”展开，在学科建制上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建议。刘卓分析了21世纪初以来文学理论领域中如何理解“文学的本质”等问题的重要论争，她认为，梳理围绕“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这一系列话语表述的构成过程和思想资源，可以尝试指出其在反思学科话语建构的政治干预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生成的意识形态的纠缠。[※注]
20世纪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直是近年来马克思文论研究热点。姚文放分析了罗兰·巴特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他认为这种语境一是有着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二是与萨特结有不解之缘，三是显示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转折。[※注]张一兵对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鼓吹的碎片化的主体和混杂的主权形式进行批判性审视，他认为这是资本帝国全球布展的存在方式，这种看起来革命的话语恰恰在无意识中成为帝国统治的观念同谋。[※注]曾军对西方左翼学者对毛泽东的理解进行了考察认为，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艺有吸收借鉴也有创造性误读，对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注]陈奇佳对伊格尔顿的悲剧观进行了分析，赞同伊格尔顿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左翼悲剧理论家们过于高估了自由价值的理论，认为正是局限于“自由”观念，现代悲剧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固有的活力，也背离了其所应承负的文化使命。[※注]张弓认为，当今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需考虑到后现代主义美学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借鉴和吸收后现代主义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本土化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当代性。[※注]李永新对托尼·本尼特阅读构型理论进行研究认为，这种理论强调读者与文本的交互作用，把读者看作受文本建构的读者，文本是经过读者阅读的文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发挥介入性作用的具体过程，凸显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同时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接受美学理论。[※注]杨建刚分析了霍尔学术活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主线，接合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并加以超越则是其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和借鉴的显现。[※注]李松、余慕怡以海外学者刘康为例，说明了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比较视野与方法，力图在国际视野中反思中国当代思想与文化。[※注]吴娱玉从德里克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解读来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注]
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在中国文学当代研究中具有着指导作用和重大影响，2018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文具备着丰富的内容和形态，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重视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三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变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西方前沿理论。总而言之，老一辈学者依然笔耕不辍，为新时代的变化而思考，中青代学者已经接过大旗，成为文论研究的主要力量，使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入良好的生态循环。
三、西方前沿文艺理论
随着中国文艺理论学界与西方学界交流机会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将西方前沿文艺理论引介、译介到中国，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当今的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出版速度更快，从时间上缩短了中国和西方学界的距离。中国文艺理论学界对西方文论前沿问题的关注，从叙事学、诠释学、符号学、文化研究、文化记忆研究、文化诗学、审美伦理、审美政治、美学学科域拓展、现代主义与后现代、身体美学、气氛美学、文学与图像、媒介理论、后人类等方面全面展开。
在叙事学方面，从叙事学方法、形式、特性、意义上都有论文进行分析。申丹挖掘叙事作品中的双重叙事进程，即在表面情节发展背后还有“隐性进程”，一明一暗可以构成两种叙事运动发展的相互关联，主要分析了双重叙事进程对作者、叙述者、读者的影响以及理解经典作品的内涵意义。[※注]傅修延对西方叙事学的形式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叙事学应该借鉴人类学的观点成为有温度的叙事学，通过对民族地区梳毛、八卦、夜话和语音的讨论来说明叙事对人类群居生活的意义。[※注]尚必武《什么是叙事的“反模仿性”？——布莱恩·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学论略》[※注]分析了“非自然叙事”反模仿事件、人物、场景、框架等特征。
诠释学依然侧重对伽达默尔以及诠释学衍生问题的研究。洪汉鼎从诠释学角度来回答古希腊阿尔克迈问题：人类的毁灭归之于人不能把终点与起点联系起来。他认为很多近代哲学家都对精神永恒做出阐发，但最重要的就是人类精神或观念的传承，伽达默尔正是以效果历史概念代替海德格尔的天命或命运概念，使诠释不断创新，成为人类精神永恒的唯一途径。[※注]宫崎清孝、韩蒙《提问作为开展对话的关键——巴赫金遇上伽达默尔》[※注]考察了巴赫金关于提问的观点中所蕴含的各种意义并与伽达默尔所谓“提问与回答的辩证法”联系起来加以比较。佘诗琴《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核心悖论—弗兰克的一种视角》[※注]分析了曼弗莱德·弗兰克对伽达默尔的批判；肖建华《“审美无区分”思想批判——兼谈对前期伽达默尔美学的反思和超越问题》[※注]对伽达默尔“审美无区分”进行反思和批判。
在符号学研究上，赵毅衡提出了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四种顺序关系：第一是“一物代一物”；第二是筹划、设计、盘算等人类意义活动，反过来创造对象，符号在对象之前先存；第三是符号与对象并存；第四是约定俗成的“社群性”对象与符号。[※注]赵奎英对皮尔斯的艺术再现符号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艺术是一种显现的出场符号，是对自身存在及相关意义的显现，是在特定时间和场所中发生的有意义或意味的符号实践。符号、存在和意义是同时出场、不可分割、一体生成的。[※注]唐小林、程天悦指出，罗兰·巴尔特是用符号学借助大众媒介，使其神话化，成为全社会共同文化，来俘获大众意识，同时也提出这种方法可辨析的空间。[※注]薛征《符号与临床：德勒兹的影像批评理论》[※注]分析了电影理论中德勒兹对“创造”的理解，认为思想行动的创生是源自于符号。金松林《介入与否：罗兰·巴尔特与萨特的理论分歧》[※注]分析了罗兰·巴尔特早期对萨特的文学批判是埋下了结构主义种子，为后面的符号学构建奠定了基础。
文化研究近几年呈日益丰富的趋势。金惠敏把季羡林的文化河东河西论和汤因比的世界主义进行了对比，说明文化自信的体现是既不偏爱本民族文化，也不排斥异族文化。他认为季羡林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汤因比的世界主义都有得有失，并提出把全球对话主义作为中国进入全球化文化角色的主要方法。[※注]陈雪虎探究西方史学巨擎布克哈特的学术路径、研究对象独特性背后的关怀用意，他提出审美文化研究要基于当代世界具体而非抽象的审美现实和文化事业，多方位考量个体与集体相兼的、全才而非大才取向的创造性呈现。[※注]陶水平分析了“文化主义”作为英国文化研究最具标志性的范式之一，经历英国20世纪的文化史，形成了现有的特征：强调文化与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性，突出了人的经验的本源性、真切性、生动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不足在于忽视了人的经验的受动性、复杂性以及差异中的整体性。[※注]常江以“再现”这个文化概念为核心，阐明文化理论的去政治化是文化理论对人类社会总体变迁过程日趋解释乏力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建立以“再现”为内核的批判性文化政治是对抗虚无主义、和西方平等对话的方法。[※注]
文化记忆是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开始兴起的研究命题，我国近年对文化记忆逐渐开始关注。陶东风对美国犹太人哲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关于道德见证者的现象学进行了分析，从道德见证者与极权主义、人道主义、历史观、正义观等方面展开，同时也分析了道德见证者的希望诉求。[※注]刘慧梅、姚源源分析了文化记忆理论在21世纪的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并阐明文化记忆研究的特征，同时考察了我国近20年对文化记忆理论的接受和运用，对文化记忆理论在未来跨文学研究中的价值予以肯定。[※注]康澄分析了符号学塔图学派对“文化记忆”的研究，将“文化记忆”视为符号系统，揭示了它记忆保存、创造及遗忘信息的机制。[※注]
在文化诗学方面，徐岱提出，后现代知识场的“审美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落实建构“诗性文化”的理想主义精神，这是对“艺术与神话”命题的重审，大众对艺术的需求是诗性文化的艺术作品，是真正的审美品质。[※注]汤拥华把罗蒂与朗西埃两人“从哲学走向文学”的主张进行了对比认为，一个是“激进的诗学”一个是“实用的诗学”，通过在两位极具个性的思想家之间构建一种可能的对话，进而深究法国激进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学理之路。[※注]曹丹红从法国理论家们尚弗勒里、巴特、哈蒙对现实主义理解的演变，分析了法国现实主义诗学真实效应机制的形成。[※注]谢少波《物的引诱与替代因果：论哈曼的客体诗学》[※注]对哈曼诗学进行了全面考察。
审美伦理问题成为西方一些学者近年重新研究的命题，审美伦理也重新进入到中国学者的视野。冯黎明指出审美主义者们把先锋主义、实验主义等艺术形式中的生命经验提升成为审美伦理，但是而今的审美伦理已经不是审美救世主义中的审美伦理。[※注]范昀对艺术与审美伦理的建设提出思考认为，现在的审美文化与实践是符号话语“乌托邦”，但在当代的艺术中，乌托邦式的疏离与反叛并非艺术创作的唯一选项，艺术应该直面不完美世界，真正承担起对社会与人类的责任。[※注]卢文超对英国艺术社会学家提亚·德诺拉的学理之路进行了分析，进而探讨怎样推进艺术社会学的构建和研究。[※注]马骁远《审美自由与伦理义务：重审利奥塔的崇高理论建构》[※注]分析了利奥塔怎样将崇高感视为一种伦理情感，并在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义务的伦理学理论。诸葛沂《否定性与乌托邦——T.J.克拉克的现代艺术史观的核心》[※注]分析了艺术社会学家T.J.克拉克“艺术—艺术惯例—社会现实”的艺术社会史研究新范式。
在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中国很多学者关注了法国当代学者朗西埃研究：王嘉军主要论述朗西埃和巴迪欧等人对20世纪70年代法国兴起的犹太主义复兴和“伦理转向”政治思潮的批判。[※注]饶静对朗西埃的理论叙事做出解读认为，朗西埃将书写视为扰乱次序的民主化身，是书写成了美学政治之平等语法的体现。[※注]张一骢《图像的命运去往何方？——简析朗西埃〈图像的命运〉中的艺术批判》[※注]分析了朗西埃的“感性分配”的政治哲学并从图像的物感和意义同源的“双重诗意”角度看待艺术图像。臧小佳《一场全面的“真理”之争——雅克·朗西埃论普鲁斯特》[※注]分析朗西埃对普鲁斯特的理解，从而进入战争、爱、艺术的新范式。
美学学科的拓展性是西方21世纪以来的热点研究之一，高建平在采访中指出了“美学的复兴”的内涵及对于当代中国文化乃至文明进程的意义，西方美学的资源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美学研究领域在当代不断融合和拓展。[※注]在美学与艺术学拓展方面，孙晓霞认为塔塔尔凯维奇的美学史体系是从哲学美学与艺术科学两条分离的道路之间形成了一条中间道路，体现出美和艺术为研究主体，融合哲学与艺术史，发掘隐性美学观，扩展美学研究范围等特征。[※注]安静对美国当代美学家蒂斯·卡特进行了专访，他指出艺术与哲学之间需架起一座桥梁，艺术的理论分析和美学的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艺术的边界问题没有统一答案，需要一直探讨下去。[※注]在美学的跨文化方面，代迅提出，应将美国学者门罗提出的“比较美学”命名为“跨文明比较美学”，更为切合门罗执意突破西方中心论、以东西方美学为核心的跨文明比较研究的含义，他的跨文明比较美学已经成为国际主流学界广泛接受的重要研究范式。[※注]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方面，朱立元、张蕴贤分析了西方“理论之后”的“新审美主义”，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思考认为，它是对文学特性的重新思考、对“新形式”的反思，打通古典美学与现代、后现代艺术之间的鸿沟，但也指出“新审美主义”还没形成气候。[※注]周宪聚焦于包豪斯学派的“普遍统一性”理念，进而揭示出包豪斯设计美学与现代主义艺术主潮相异的“对抗文化”特性，用“普遍统一性”的理念来重新认识包豪斯学派。[※注]常培杰分析了在审美唯名论的影响下的现代艺术，借助“自我批判”发展出了“纯粹艺术”观念，所以具备“自反”特征，“自反逻辑”使得现代艺术逐渐走向抽象，促生了秉持“绝对自律”的“现代主义艺术”，导致“先锋艺术”的发生。[※注]赵雪梅《克里斯蒂娃与后现代文论之发生》[※注]分析了克里斯蒂娃在法国后现代文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胡铁生《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终极价值追求》[※注]分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否定性评价为主的基本路径。
身体美学是近年美学研究界的新命题，一些学者围绕身体美学进行了研究。张利群通过人类学与美学的交叉点探究身体在艺术与人学范畴内的不同，分析了在当下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工具、媒介和中介的身体意义，认为应回归到艺术与审美的原发点进行探讨。[※注]王晓华提出，20世纪的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先后发现了能感觉的身体、能运动的身体、能劳作的身体，催生出了身体美学概念，呼吁将感性学回归身体学。[※注]高砚平分析了赫尔德美学的触觉论，通过将触觉与视觉相比较，触觉高于视觉的首要性和优越性，赫尔德触觉美学的价值直接预构了德国浪漫派的精神倾向。她认为，触觉美学包含的情感与身体维度，对当代美学的发展极富启发性。[※注]
气氛美学是西方的新兴之学，中国学者对气氛美学也做出了回应。贾红雨分析了气氛美学的基础，格诺特·波默从现象学出发，将人的感性知觉规定为一种源初的、整体性的处境感受，即气氛（作为一种介于主客之间的情调空间），从而解决了气氛长久以来在存在论上的无法定位性，但也存在缺陷：不能够将审美事物的感性独特性从宽泛的感性知觉领域中凸显出来。[※注]席格的《环境·身体·气氛——论环境美学走向普适性美学原理的三个关键词》[※注]和杨震的《“存在即显出”——伯梅“气氛美学”述评》[※注]都分别对气氛美学进行了分析评述。
图像与文学的关系也是西方讨论的热点话题。赵炎秋指出，文字的能指与所指一起转化为具象的不完全性原因，在视觉性形象中，文字转化为具象比较完全，一般不参与思想的建构。在非视觉性形象中，则存在三种情况：文字直接进入思想的构建；文字参与思想的构建；文字不参与思想的构建。[※注]苏宏斌分析印象派绘画变易性认为，对变易性的追求导致了印象派画家时间意识的觉醒，从而把时间维度引入了绘画之中。[※注]孙丽君《伽达默尔晚期思想中的精神能量与图像》[※注]分析了伽达默尔晚期思想中的三个等级并阐发了与图像的关系，认为图像是打破语言混沌的力量。
媒介理论融合不断更新的媒介技术产生新的意义，具有最前沿性。单小曦尝试对后人类主体问题进行一种新阐释，提出“媒介性主体性”话语。媒介性主体性话语以媒介化赛博格的生命形态为物质基础，媒介化赛博格以“个体（肉体—意识）—媒介—身份”为基本结构。媒介性主体性具体呈现为主动联接、邀请、聚集、容纳、谋和世界、与之联结和交融的活动性质。[※注]唐宏峰分析了乔纳森·克拉里西方现代视觉的历史叙述，他认为对视觉性、媒介、感官经验等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特别体现为“视觉现代性”和“媒介考古学”两种视觉文化与媒介研究的新趋向。[※注]
后人类问题的提出是探讨技术革命对人类未来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陶锋探讨人工智能美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他对此报以积极态度，认为人工智能在人的情感、感性方面可以做到和人沟通，可以进行艺术创作，目的是更好地认识人类情感和思维本身，是为了给人类创造更关好的生活。[※注]钟华提出AI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里诗人何为的问题，认为我们应该正视AI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强化人类在文艺创作上的比较优势和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与空间，与AI开展合作竞争，开辟新的道路。[※注]张春晓《从反人文主义到一种狭义的后人类跨越拟人辩证法》[※注]分析了后人类的理论逻辑。
在2018年的西方前沿文论研究中，有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进入中国以来研究主题的革新，也有21世纪以来西方文论中出现的新主题。近年来改变了对西方文论仅进行介绍性的研究，对西方前沿文论的态度不再是一味地追随与肯定，批判与否定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这体现出文艺理论学界的学者们在西方文论研究中的理性化历程。总体来说，2018年西方前沿文论丰富的主题全面绽放，前沿性与学理性共存，是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学者们一起努力经营的理论阵地。
四、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
20世纪西方文论的鱼龙混杂，加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与珍视，再有改革开放40年来文艺理论辉煌的发展历程，都在不断敦促着我们创建自己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取得与西方文论界平等对话的机会。2018年是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不断丰富的一年，我们不仅主动与西方学界进行对话，也寻找把我们中国文论传播到西方的更好方式，完成了从接受的身份转向主动介入的身份的转变。
首先是中国阐释学的构建，2017年张江发表《公共阐释论纲》，论纲提出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旨在阐释生成的确定语境要求个体阐释是可共享的阐释。《公共阐释论纲》发表后，引起学界积极的回应，2018年又发表了张江与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针对“公共阐释”的对话录，《关于公共阐释的对话》记录了张江与哈贝马斯从古论今、从中论西的阐释观点。“张江通过分析中国古汉语中“阐”字的字形和含义，强调实现公共阐释需要相互倾听，彼此协商，平等交流，以达成共识。进而提出，应从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特别是阐释学资源中汲取智慧，在批判借鉴西方阐释学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阐释”这一新命题的理论价值给予肯定，认为阐释学是对传统进行反思的中介，“公共阐释”是由两个来自不同传统的不同派别出于共同合作的意图，通过相互之间的倾听，实现双向沟通。本次对话，对中国学术理论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注]同时，张江与中国学者从世界视野中的“公共阐释”展开对谈，在对谈引言中张江表示：“文本的创作和传播本身的意义又何在？所以‘阐释’从它的生成、传播和目的说，就是两个字——‘公共’。”陈勋武强调了在阐释中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不同，普遍主义强调对话的基础在于遵守一些普遍真理、普遍原则、普遍意识，世界主义强调对话先从大家有共同兴趣的交叉点谈起。丁子江强调他理解的“公共性”是一种状态、发展和关系，不同于罗尔斯的“公共性”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很分明的，甚至是由逻辑性支配着的世界秩序。安德明认为，“公共阐释”的提出，一方面对文学研究有价值，另外一方面在当今世界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和挑战的背景之下，也是促进文化之间更多交流、融合，解决各种问题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思路。王秀臣认为，“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关系是，阐释的公共性应该通过个体才能实现，两者并不矛盾，“私人阐释”的概念不对，私人是占有的、是封闭的，它本身和“阐释”的公共性是矛盾对立。金惠敏最后对此次对谈进行总结发言认为，跨学科对谈对于确认、理解、拓展“公共阐释”的理论内涵、价值及研究空间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公共阐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意义。要回到中国的经典，用中国资源来与外国对话也是提高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方式，一个重要的路径。[※注]学者张海燕、嗡鸣、杨晶也参与了对谈。
2018年，学界就《公共阐释论纲》展开了积极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公共阐释”专题的论文。张政文在《认识的普遍性与阐释的公共性》中指出，中国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提出“公共阐释论”等构想，主张理性原则、共享性原则与知识性原则，以具体文本为意义对象，以社会生活历史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阐释学指明最终的合法性依据和合理价值所在。[※注]范玉刚对公共阐释与强制阐释的作用做出定位认为，从当代文论研究中强制阐释论的“破”，到公共阐释论的建构的自觉“立”，表征着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以及中国当代学人的文化自信。[※注]丁国旗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生产劳动，文学批评的意图就是寻找“公共性”，公共性是人的一个基本属性，也是文学批评活动的属性之一，寻找文学批评的公共性在于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注]刘彦顺从时间性上对比“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就是审美活动作为流畅的时间意识或时间视域，在这一前牵后挂、晕圈化的愉悦过程中，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且这一时间意识是由审美主体与特定的、高度固化而不可能进行化约、改易的构成艺术作品诸因素之间的空间性关系所奠基的。[※注]谷鹏飞总结“公共阐释”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贡献：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注]卓今认为，公共阐释论具有“超越性”和“反思性”，其术语群和概念群还在生长过程中，并在这一学科共同体之下得到丰富和扩大。[※注]韩振江认为，公共阐释论对理性精神的自觉追求是人文话语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科学范式的方法论探索是话语体系建构的突破点，社科共同体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注]张冰认为，在阐释活动中，倡导阐释的公共性，确立阐释范式，遵循共同的阐释规则，是获得良好阐释效果，使阐释活动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注]李健提出，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注]张同胜从威廉斯“情感结构”与孟子“知人论世”观念出发，从中西方的比较观念中论述公共阐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注]贾洁对批评言论信用评级展开研究，提出需要将大众批评提升为强调公共理性建构的公共阐释，引入科学的专业批评规范研究，构建大众批评言论信用体系，为大众批评中的信任危机提供了一份解决方案。[※注]
除此之外，学界还从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论、媒介传播、形成机制等各个方面展开研究：如泓峻《儒家阐释学的理论特征及对于建构公共阐释论的意义》[※注]；孙士聪《公共阐释与公共性的诗性建构》[※注]；曾军、辛明尚《文学阐释的公共性及其问题域》[※注]；赵丹、段吉方《作为一种阐释的美学的公共阐释论》[※注]；江守义《公共阐释形成的三条路径》[※注]；何光顺《公共阐释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实践》[※注]等文章都为2018年学界的公共阐释论提供新的思路。
受西方学说影响以来的中国近代和当代美学，也在积极总结经验，结合当今艺术的发展，在中西之间构建出独特的美学思想，接着20世纪的前辈学者们的学说继续发挥，融合着21世纪不断变化的新观念，在回望和探讨中构建中国美学的新学说。彭锋认为，中国现代意境理论不能说是西方美学的中国变体，也不能说它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现代意境理论的主体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吸收了西方现代美学的某些思想和方法，现代意境理论较传统意境思想显得更加清晰、更有条理和体系化，重要的是让意境理论来解决当代美学中的问题，激发古老的意境概念在当代美学理论和艺术批评中的活力。[※注]高建平对比了中国画家与文学家对“书画同源”的不同理解，一是绘画与文学一样，具有“彰施”的功能，二是绘画与书写同笔，欧洲人在谈到绘画时在强调神是依照几何的原理创造世界的，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书（书写与书法）在影响绘画；而对欧洲人来说，是绘画在影响书（书法的设计）。[※注]曾繁仁对当代中国生生美学进行阐发认为，生生美学是西方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它的出场与改革开放及其进一步深化密切相关，它的提出包含了梁漱溟、宗白华、方东美与刘纲纪等前辈学者的贡献，他认为生生美学在本质上与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注]杜卫认为，中国的美育思想传统一贯重视美育培养道德人格的意义，强调在感性体验中实现教化向个体的内化。进入现代社会，美育的德育功能还可以在保留传统修身含义的基础上，向着发展人的社会性方面拓展。[※注]潘知常认为，借助西方现代美学的思考可以发现，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与西方的关于虚无主义的思考一脉相承，法兰克福学派与蔡元培之间具有着共同的探索。[※注]徐碧辉探讨了都市化语境下的审美需要、审美剥夺和审美权利，她认为在都市化生存成为普遍性生存模式的前提下，审美权利成为一个被提上日程的重要问题，审美权利的实现有两条途径，作为个体审美权利的审美教育和作为群体审美权利的环境美化。[※注]金雅认为，对中华美学精神实践旨趣的探研总结，对于中华美学的当代发展及与世界美学的对话互鉴，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致敬优秀民族文化精神，推动美学发挥现实作用的积极尝试。[※注]刘悦笛对“当代生活美学”进行阐发认为，新世纪的“生活美学”建构的乃是一种“生活本体论”，从而实现了当代中国美学在“实践论转向”和“生存论转向”之后的最新的本体论转向。[※注]段炼运用西方的图像学方法来分析明代山水画认为，当文人山水画发展到明末，寻道者意象的缺失，使中国山水画的意指系统被解构，艺术史的主流遂于明末消散。[※注]
虽然构建中国文艺学术话语体系之路漫长，传播中国文艺理论方式不易，但是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觉醒，有意识地去建设我们中国原创的文艺理论，迈出了启程的一步。今后构建中国文艺学术话语体系还有待中国优秀的学者们不断努力，加强和西方平等对话，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文艺学术话语体系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做出贡献。
五、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建设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理论研究40年里可谓经历了百花齐放的历程。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是在西方文论影响下进行的，西方文论涌入中国40年来，为中国学界打开了新的视野，带来了新的思潮，影响了一代学人。40年间，这一代学人跟随着时代的成长，经历着观念的变迁，总结西方文论在中国四十年来的成败得失，是一个回顾历史、把握当下、展望未来的好时机，为今后更好地开展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和创造中国原创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文艺理论作为文学的指导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刘跃进在《中国文学研究40年思潮》[※注]中指出，文艺理论研究当今的状况：“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方向明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首先，在文学理论热点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仍居指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文学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强，跨学科研究逐渐兴起。”同时刘跃进对新时期文学工作者的价值定位提出了要求：“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看到历史语境的变迁和重大转折，找到能有效作用于社会语境的研究旨趣和范式，这样才能对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杜书瀛以直观感悟的方式写出了40年文艺理论研究变迁，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到“观念革新”的多元接受阶段，再到确立“文学创作的新题材、新精神、新方法、新途径”，他对40年的总结是要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今后文学如何发展和文学理论如何创新，我主张在实践中去摸索它的规律，把握它的性质和特点，即要在实践中不过去寻求自己的行动方案。”[※注]程正民回顾了文学“从政治化走向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变化，从灌输式的教学走向对话式教学的教学方法变化，他认为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理论和文本的关系，“以理论为中心”和“以文本为中心”的提法都是片面的。[※注]朱立元回顾了1985年“方法论年”的状态，围绕三场讨论进行分析：第一，关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借鉴和引进有无必要性、合理性的讨论；第二，关于文艺学美学尝试运用新方法论的得失以及如何给予客观、公正、辩证的评价的讨论；第三，关于文艺学方法论变革与文艺观念变革两者关系的讨论。[※注]赵毅衡总结了符号学传入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符号学摆脱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有机系统观，转而以皮尔斯原理为基础，吸取巴赫金、洛特曼等人的成果，在中国符号思想基础上，重新定义并改造了符号学。[※注]
在40年西方文论的问题与方法方面，高建平把中国文论40年分成三个不同阶段论述：走出文革与解放思想的新时期；学科建设和与世界接轨的新世纪时期；脚踏实地和自主创新的新时代时期，他认为需要重视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结合，包括理论与创作、理论与批评、美学与文论研究的结合。[※注]曹顺庆、刘衍群分析了从改革开放初期话语从“失语”到90年代中西话语融合的历程，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注]南帆分析了近年来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八个理论问题：当代文学与经典、审美与历史、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文本中心与理论霸权、作品的有机整体原则、文学批评是否科学、作家与批评家和精英主义的困境，他认为只有这些问题解决才能提高文学批评的质量，“历史化”的方案为批评家如何想象和理解历史提供了参考。[※注]王宁分析80年代西方文论“现代性”影响中国文学到今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由“外转内”到“内转外”的转变，他认为世界文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以来不仅有助于中国作家了解外国文学，更能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是全球（本土）化带来的宝贵契机。[※注]王一川从中文学科位移轨迹来看40年的变化，他认为中文学科存在以下变化：一是学科门类间的学科位移，从核心学科门类退居边缘学科门类；二是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间的学科位移，从引领学科变成平行学科；三是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间的学科位移，历经整合、细分和开放时段；四是文艺学二级学科下三级学科间的学科位移，从先锋学科变成常态学科。但中文学科并未真正边缘化，它融入当代各门学科发展过程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注]刘康以美国理论家詹姆逊为例，从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近四十年来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的碰撞、变异、转化进行了审视，他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和第三世界寓言这两大主题，建构出的一种顺应中国学术环境和大背景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但也存在误读。[※注]周启超认为，改革开放40年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是一种话语实践，从话语实践的维度来回望和反思这一理论旅行，总结外国文论借鉴上的重要缺失，探析有待填补的译介空间与译介途径的改善，来反思40年来外国文论引介的经验教训，以增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迎接外国文论引介借鉴的新时代。[※注]朱国华分析了三种文艺理论学者“古代、西方和原创型”各自的研究特征，探讨了文艺学学科的危机所在，认为要提升我国人文水平，还要靠自己的原创理论，现在极其需要转变学科中的急功近利心态，对基础人文学科从兴趣出发，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注]
在40年西方文论的症结与解决方案方面，丁国旗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自主性缺乏问题，他认为中国文论要想获得自主性，就必须处理好自主性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必须对中国文论的成绩做出客观的评价，理性对待外国文论，重视文论与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并根据现实需要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问题。[※注]陈定家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当代文学期刊进行了考察认为，从80年代到90年代，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文学日渐式微，文学期刊越来越不景气，到了21世纪，文学期刊又经历着网络化的巨大冲击而面临生死考验，期刊作为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一种大众媒介，在全球化数字技术媒介技术革命新的冲击和影响下，必须与时俱进地向新媒介新技术靠拢。[※注]刘方喜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史的角度，反思有关文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艺术生产等问题研究的成绩和不足。坚持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思想观念上不否认非意识形态性的同时要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在发展方式上采用生产性方式的同时要重视文艺非生产性方式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注]吴子林对改革开放40年文艺学中的“语言的瘟疫”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文学艺术是一项健康的事业，是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现在文学艺术创作被“语言的瘟疫”所侵袭，现在急需走出“语言的牢笼”，用“毕达哥拉斯文体”进行学术思想的创造。[※注]金永兵、王佳明对40年文艺观和文艺结构的转化进行了研究，以1992年为节点，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是强调审美自身的“新浪漫主义转向”，二是“后启蒙”时代对自律化的现代性批判，并对两个阶段的发生的背景与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注]李世涛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性进行回顾认为，80年代的文艺现代性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代化进程，既与社会现代化一起追求相同的诉求，但又因其追求独立、超越而与现代性的某些资源发生矛盾，并在当时的不少讨论中表现出相应的矛盾和不适应性。[※注]
驻足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上，总结和反思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开拓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为了使中国文艺理论走向更加成熟的形态，也为了给中国文艺的创作和发展提供更适合的指导思想。历史会证明，参与改革开放前40年文艺理论建设的这一代学者们的贡献。一代又一代学者为着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事业而接力，应把2018年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守住历史，开创未来，共同期待中国文艺理论的明天更加辉煌。
（本文审稿专家 陈定家）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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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楠：《文学的具体普遍性研究如何可能》，《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