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新出材料的影响之外，近年更趋深密的文献整理及研究工作，也使研究者对周秦汉唐经典文献的传统观念作出反思，更多地关注和发掘早期文献传播的复杂性。近年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是，为了进一步地理解先秦两汉文献的形成过程，学者的研究意识从“作品”向“文献”转变，从“文学”向“文本”演进，使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在视野上出现较大的扩展。这一拓展在本年度首先表现为研究对象的拓宽：在传统的文学性文本之外，一些与文献制度、文献活动密切相关的文本，也进入了研究范畴；其次表现为研究方法的新变：出于对早期文献活动的关注，研究者立足于文献整理、理论探索与文本细读，结合文学与文献学研究之所长，对诸种文献的共时性关联与历时性嬗变都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一、文体研究
本年度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对文体特征及源流问题的关注较往年略为减弱。在文体研究的总论方面，陈民镇《文体备于何时——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确立的途径》[※注]提出，中国古代文体框架初现于战国时期，而官文书文体备于秦世，两汉兼取战国与秦的文体创获，从而确立了古代文体的基本框架。作者另一篇论文《王官与文体的初肇——以〈诗〉〈书〉为考察中心》[※注]则重新审视了“文章原出五经”说、“文章原出王官”说等文体生成论，通过考察《诗》《书》体例提出，王官虽非文体的本原所在，但在王官实践礼乐制度的过程中，确立了若干早期文体的内容与分类，在王官下移的过程中，以五经为媒介，推动了文体的转型，遂产生了“文章原出五经”说。
关于文体的分类研究，首先是“说”体受到更多关注。廖群专著《先秦说体文本研究》[※注]将先秦被称为“说”“传”“语”等、源自讲说、记录成文、具有一定情节性的叙述体故事文本整合为“说体”概念，挖掘先秦文献中的叙事文本，纂辑成1460则“说体”故事，以此呈现出全新的先秦叙事景观。史伟《先秦“说”体及汉代的“小说”观念》[※注]提出，春秋以前的“说”体是祭祀之辞，主要义界为“攻责”；春秋末期至战国，“说”体发展为游士游说之辞，并包含了大量民间口传故事性材料；战国末期而至汉代，这类材料被从包括“说”在内的文献中析出，并借《庄子》语被命名为“小说家”，折射出汉代新兴文人阶层的兴起及相关知识观念的形成。
此外的文体研究多集中于汉赋相关议题，如傅刚《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注]提出应当重新考察赋的起源，并认为在赋文体建立的过程中，楚辞的影响晚至汉武帝时，才经过由南入北的辞赋家的努力，与北方流传的以铺叙风物为特征的杂赋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大赋。易闻晓《论扬雄与汉大赋的转向》[※注]讨论了扬雄以“学者型文人”参与赋的创作，形成了以事实为本、议论为用、征引《诗》《书》的大赋创作模式，认为赋体文学演变的结果可归因于“凭虚”与“征实”的对立演化。黄燕平《张衡〈二京赋〉文体发微》[※注]考察了《二京赋》在讽刺艺术和写作旨趣上对前代汉大赋创作动机、“劝百讽一”模式、体物述志形态的突破，提出《二京赋》与言志赋有更多的共通性，具有文体转折的意义。还有研究者注意到“赋序”这一特殊的文体构件，马黎丽《赋序的生成与文体特征的确立》[※注]分析了两汉时期赋序从生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以及赋序所确立的基本文体特征，文章认为赋序对后世小品文的写作具有一定影响。马庆洲《汉赋“序”考辨》[※注]则强调赋序的作者、来源各不相同，在理解汉赋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序”在结构和文献来源上的相对独立性。
二、文献源流及经典化研究
文献的生成和源流成为本年度先秦两汉研究的重点。其中最受研究者关心的议题，主要集中在生成演化、互文征引、阐释传播这三个层面。
在文献生成方面，研究者更多关注到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雷永强专著《先秦儒家乐教文献的生成与思想演进》[※注]以巫史文化为起点，以儒家乐教文献的形成为终点，讨论了先秦乐教文献和乐教思想的萌芽、创生及演进过程；该著还将先秦乐教文献分为应用性乐类文献、述乐类文献以及论乐类文献，并辨析了孔、孟、荀乐教思想的特质。韩高年《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注]提出，春秋时期的礼治制度下，以“君子”为主体，以言辞的撰制和发布为中心，催化了同时作为政治实践活动及相应文体的“经世之文”的产生，体现出先秦文体从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
对文本互文性的研究，成为本年度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主要增长点，其中“引用”成为受到最多关注的互文议题。刘洁《先秦两汉文献中的互见现象及其研究意义》[※注]一文讨论了互文性研究在先秦两汉文献研究中的重要性，论文提出，这一时期文献中广泛存在的互见现象，其成因在于古人“述”“作”并存的著述观念，并进一步分列故事类材料、技艺类文献、学术性著述、抄本版本等几种情况，讨论了不同类型的互见现象，提出应打破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的界限，拓宽材料范围，对文本进行更精细化的比对研究。
本年度对《诗》的互文性研究成果尤为丰富。王廷洽《〈楚辞〉中所见〈诗经〉元素》[※注]讨论了作为楚地祷祝之辞的巫歌和《诗经》中“赋”的创作方法如何融合为新的文言散文诗，并认为这一过程体现出楚文化与华夏文化的交融。曾小梦专著《先秦典籍引〈诗〉研究》[※注]将存在引《诗》情况的先秦典籍分为史书、儒家典籍与非儒家典籍三种类别，分别讨论三者引《诗》的事实、概况及影响，以此考察《诗》的功能及其经典化过程，并结合《诗》文本和先秦典籍中所引诗句、篇章，探索了“诗本义”与“引诗义”的联系和区别，在此基础上探讨引《诗》现象的文化含义。王思豪《中国早期文学文本的对话：〈诗〉赋互文关系诠解》[※注]提出，汉赋文本与《诗经》文本及其阐释体系之间存有“苞孕”关系，两种文本在言语、修辞、主题、结构等层面呈示出引用、暗示、仿作、戏拟等征象，汉代赋家“以《诗》丰赋”的创作过程体现了一种文学自觉，而“以赋传《诗》”则巩固了《诗经》的经典意义。孙纪文《〈淮南子〉引〈诗〉说〈诗〉与西汉前期〈诗〉学思想》[※注]认为，《淮南子》与西汉前期《诗》学之间存在话语对应的关系：一方面遵从先秦传统，尤其受荀子学派的影响，重视引《诗》说理的言说功用；一方面与齐、鲁、韩、毛四家诗各有离合，体现出西汉前期《诗》学思想的复合结构。
《书》《春秋》《易》等经典与汉代文献的互文性研究也产出了众多成果。《尚书》方面，钱宗武《先秦儒墨引〈书〉立说述论》[※注]分析了儒、墨二家引《书》立说的方式和目的，提出：儒家重在《尚书》史料的重组和思想的自证，对古文经学影响更大；墨家重在《尚书》语言的重写和思想的重证，对今文经学影响更大。蔡丹君《班固〈典引〉的文体创新与文章学思想》[※注]考察了班固《典引》“拟经”的文体追求，剖析了《典引》与《尚书》经义之间的关联，认为拟训典而行文是汉代经学影响文章写作的具体表现之一，班固《典引》檃栝《尚书》经义，一方面体现出对今文尚书学背景的承袭，一方面蕴含了文体学和文章学思想。《春秋》方面，王紫微专著《出经入史——从〈春秋〉到〈史记〉》[※注]提出，《春秋》学体系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它对《史记》的文献取材、编写体例、叙事方式都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而《史记》既是《春秋》体系的集大成者，又独立于《春秋》学，自成一家。夏德靠《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注]从今本《吴越春秋》的二重传释结构出发，发现其成书受到《春秋》经传、《越绝书》的影响，但其叙事功能又打破了《春秋》编年纪事的传统，最终呈现出“纪事本末体”的特征。《易》方面，田胜利《汉赋用〈易〉与赋体艺术》[※注]研究了汉赋融《易》卦爻辞入赋的现象，提出汉赋向《易》学在义理、象数上都有所取法，且汉赋用《易》也没有受到经学衰落的影响。
关于先秦两汉文献的阐释和传播问题，在今年集中为“经典化”问题，从中引申出针对先秦两汉文献系统“稳定性”和“流动性”的讨论，并引发了相关的方法论反思。例如，徐建委《试论战国秦汉文学研究中的惯例方法及其相关问题》[※注]认为，战国秦汉文学研究领域存在一些具有干扰性的“惯例方法”，其中包括清晰年代的预设、进化和线性思维、文本内在统一性的假设、文本是作者自我表达的载体和作者全知的假定。孙少华《从“史诗”到“史实”——试论中国早期文本的两种书写思维及其演进》[※注]提出，中国早期文本存在“诗性叙事”与“实录原则”两种书写思维模式，这造成了“史诗”与“史实”两种文本的产生，书写者身份与生活地域的差异、书写时代的变化都会造成文本文字的差异，从而造成中国早期文本的“不确定性”；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又使得早期文本也有文化、思维、制度等方面的“确定性”。
《诗》的传播及经典化研究，既包括对传世文献的重新审视，也受到安大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较多启发：赵培《毛传郑笺所本之〈诗经〉面貌管窥——以〈曹风·鸤鸠〉为例》[※注]以《鸤鸠》文本为考察核心，发现毛传和郑笺所本之《诗经》在文字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文章认为字词对应关系的不稳定性可能影响到毛、郑等传解者的诠释，并进而破坏《诗经》内容的稳定性，但由于汉语中字词对应关系在较长历史时期中相对稳定，研究者仍然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重新考察文本，还原早期文本的实际存在状态。黄德宽《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注]对安徽大学藏楚简《诗经》异文现象作出分析提出，相对于《毛诗》的异文主要包括用字不同、字词增减、章次差异，而其价值则在于理解诗篇疑难字词，解决部分古文字考释问题，纠正因文本流传而导致的误释误读，以及研究《诗经》文本形成、流传以及《毛诗》的来源。论文还提出，基于简本与《毛诗》在篇章、字词上的差异，可认为二者是先秦《诗经》的不同传本。禄书果《从清华简〈诗〉类文献看先秦楚地〈诗〉教特征》[※注]提出，清华简中的《诗》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用于王室贵族教育的《诗》选本，一方面与儒门传《诗》存在共同的文献来源，一方面又杂入具有楚地巫祀文化特征的《祝辞》等咒语诗，从中可看到楚地《诗》教的核心思想及发生、演变到衰退的过程。
《春秋》及《书》等散文文献的传播及经典化研究包括以下几种：程苏东《书写文化的新变与士人文学的兴起——以〈春秋〉及其早期阐释为中心》[※注]提出，要重视战国至汉初公羊学为代表的早期《春秋》学中“私人性书写”的性质。这一文本阐释体系，一方面确立了“作者”的形象，一方面也为“书写”赋予了文化内涵，成为士人存续道统、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成为士人文学的温床。徐建委《季札观乐诸问题辩证——兼论早期儒家对先秦知识的塑造》[※注]用苏州博物馆藏余眛剑铭文对照《左传》季札观乐故事，发现《左传》中季札、余祭等材料应为后人补述，其叙事具有意识形态性和建构性，并提出应当将一些早期历史故事视作文化现象来解读。禄书果《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注]考察了清华简诸篇《书》类文献的编连方式，发现其中存在“以类相合”的“类合型”“以人聚合”的“聚合型”“以事缀合”的“缀合型”共三种组合形态，文章认为这三种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文献编纂过程中，通过重新整合文本而实现政教内涵的编辑方式。
针对其他类型文献的传播及经典化研究包括以下几种：孙少华《〈天子游猎赋〉的文本书写、知识来源与思想传播》[※注]关注到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这一个案，发现这则文本在司马迁、班固、《文选》等不同时代的文献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是文本之“内”的文字抄撰及流变；而《天子游猎赋》所包含的域外语言、文化信息，则证明了作品作为语言交流的中介，承担着传播文化的功能。林晓光《从“兮”字的脱落看汉晋骚体赋的文体变异》[※注]用文本对勘法分析半骚体赋与非骚体的六言、四言赋在六朝唐宋以下的流变，发现“兮”字的脱落一定程度上发生于文本传抄编录的过程中，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对赋体的类型划分，更新对赋史的认识。魏玮《先秦口头叙事的概念、类型及特征》[※注]关注到先秦口头叙事与文本写定之间的关系，文章提出先秦口头叙事不仅包括口头叙述的内容，还包括口头叙述方式，以及以文字记载下来的口述文本；口头传播的动态性和再创作的特性，赋予口头叙事更强的流动性。作者在另一篇论文《〈晏子春秋〉口诵性研究》[※注]中，以今本《晏子春秋》为主要考察对象，发现其文本存在情节重复和结构重复两种类型，认为《晏子春秋》最初产生于口诵，后由编者汇集而成，作为论辩和讲诵的材料，并提出对早期经典的认识应当重视非物质文本环境，不能局限于物质性书写形态。
三、文学的文化研究
先秦两汉文学与仪式、制度、政治、文化的关系，一向是研究者着眼较多的领域。本年度在继续推进传统研究议题之外，也出现了值得瞩目的新变化。
首先是从仪式表演角度研究文学的主题，既包括《诗经》《楚辞》等传统领域，也扩展到了其他文体领域。廖群《“乐三终”与“饮至”歌〈诗〉考》[※注]从周代仪式用乐“正歌”环节中的“乐三终”制度入手，考察了《小雅》相关诗篇及清华简《饮至》中用于饮至礼上的三终之歌。曹胜高《军社之祀与〈诗经〉军征之诗的生成语境》[※注]对两周军事行动中的祀社仪式作出分类，文章认为不同的仪式过程所产生的乐辞，是《诗经》军征诗篇的生成语境，如征伐之辞产生于“宜社”，誓师、凯乐、歌哭作于“告社”“报社”，田猎之诗形成于献禽祭社等。江林昌《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注]提出，《九歌》中有海岱东夷族虞舜时代的《韶》乐、中原华夏族禹启时代的《虬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以及流传于楚地的山川祭歌等不同层面，是对远古部族文化的融合。熊良智《楚辞的文体视阈与礼乐仪式》[※注]讨论了屈原创作的各类诗体在结构和表现方式上与不同仪式题材、仪式语境的关联，提出屈原诗歌体式的多样性源于楚国特有的祭祀体系。吴建国《歌终而语——语的礼乐形态研究》[※注]关注到先秦“语”体与仪式的关联，提出“语”最初是礼乐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礼乐教化的话语表现，“语”在春秋礼乐文化的背景下开始结集，并形成句式整齐、琅琅上口的形式特征，产生了对语、事语、论语、辩语、寓言等形式。廖群《代拟琴歌与先秦人物故事的汉代演绎》[※注]集中考察了《琴操》《乐府诗集》所录“琴曲歌辞”中模拟夏禹、文王等先秦人物口吻弹唱的代拟体歌诗，提出代拟琴歌在抒情与叙事两方面都具有文学创作色彩，其中对抒情人物的本事交待是琴曲表演中的必备元素，而其故事情节或与歌诗一同收录于音乐专著，或被记诵演化为“俗传”，收入故事集。
其次是从制度方面切入文学研究的论述，在传统的文学性文本之外，学者也开始将公文、奏议等应用文体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视野中。胡宁《从新出史料看先秦“采诗观风”制度》[※注]考察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出先秦官方音乐机构的“采诗”制度先乐曲而后歌词，并讨论了官方的加工修改在采诗过程中的作用。韦春喜《秦代文书行政制度与公文关系刍议》[※注]关注到秦代文书行政制度对公文体式的规范性要求，并讨论了根据创作主体不同，地方公文与中央公文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余建平《贾谊奏议的文本形态与文献意义——兼论〈新书〉〈汉书·贾谊传〉与〈贾谊集〉的材料来源》[※注]提出，贾谊留下的奏议草稿可能是《新书》的重要文献来源，其上奏到中央而保存下来的文书档案则成为《汉书·贾谊传》中所载贾谊奏议的重要文献来源。吴承学、张润中《秦汉的职官与文体》[※注]探讨了秦汉职官体系与文体形态的关联，并观察到文体与职官之间的疏离状态，文章认为这种疏离说明了文体分类的复杂性。
针对秦汉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联，既有研究者采用宏观视角，探讨较长历史时段中的文学问题；同时也有对个案作出细读，深入发掘其政治文化机制的专题研究。张奎志《比兴：中国文学中政治诉求的叙述策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之一》[※注]提出，中国古代文学选择“比兴”的方式表达道德判断和政治诉求，以《诗经》为滥觞，是出于一种既表达倾向性，又保持隐蔽性的写作策略，这一传统与中国文学的抒情文化相辅相成，与西方基于发达的叙事传统而重视“隐喻”的叙述策略可作比较。邵炳军《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注]提出，春秋时期三个阶段的政治生态影响到诗歌主旨的变迁：前期以王权为中心，关注点为王室兴亡；中期以霸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公室兴衰；后期以族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大夫专权；晚期以庶民为中心，关注点为“陪臣执国命”。陈咏红专著《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注]使用“疏离”概念描述了秦汉文人对拥有主体性的生活方式之探索，讨论了在中央集权专制政治发展的背景下，疏离文人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心态调适策略、社会价值实现方式和交友休闲方式如何成为文人主体性复归的路径。陈君《知识与权力：关于〈汉书〉文本形成的几个问题》[※注]则对具体个案作出了微观而详密的研究，论文将《汉书》文本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其中两汉之际诸家“续太史公书”为第一个阶段，此时《汉书》的编撰尚属于班固个人的历史写作；明帝永平五年以后，《汉书》的编撰进入第二个阶段，受到明帝的更多关注和影响，从而使班固的历史写作成为知识与皇权政治的同盟，最终使《汉书》成为东汉王朝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曹建国《灾异还是祥瑞？——“行西王母诏筹”事件解读》[※注]以汉哀帝建平四年的“行西王母诏筹”事件为考察中心，考察了相关图像资料、物质遗存，还原了事件的本相，进而结合当时的政治生态、社会心态，对传世文献中对此事件的多种解释进行考察，发现其从“灾异”到“祥瑞”的解释转化，体现了特定政治势力的话语意图。
本年度对秦汉文学与思想学术之关联的讨论，也以宏观视角为主。刘耘华专著《经典重生：先秦儒家意义生成研究》[※注]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对先秦儒家原典的诠释立场与意义生成方式进行解读，针对《论语》《孟子》《荀子》《易传》中特有的几种修辞方式和论证手法作出诠释学的考察。杨思贤《从诸子到子书：概念变迁与先唐学术演进》[※注]分析了两汉至南北朝的文献用语后发现，其所称“诸子”指代先秦学派及其著作，“子书”则指称汉魏六朝著作，而“诸子”至“子书”的概念变迁，体现了先唐学术演进的三个特征：一是学派讲学的学术生产方式宣告终结，二是东汉以后文人著作意识的觉醒，三是学术向平民化的发展。杨隽专著《简帛文献与诸子时代文化思想研究》[※注]利用简帛文献等材料讨论了儒家、道家的文艺思想命题，以及诸子学说中部分哲学范畴对其诗学观、文艺观的影响。韩维志专著《公羊学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的经学旨趣》[※注]选取了西汉时期公羊《春秋》从学术统治思想演变为政治统治思想的截面，探讨公羊学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的关系，例如对西汉文论思想、文学创作、文风转型以及文士心态的影响。文学与思想学术的个案分析，则有于雪棠《儒道两种视角的“在宥”阐释——兼及文本问题》[※注]以《庄子》外篇中的《在宥》为考察对象，发现儒道两家对篇旨的阐释有“自在”“自得”之别，而引入《老子》文本，可发现《在宥》承袭并脱胎于《老子》思想，其全篇文本具有整体性。易闻晓《汉赋为“学”论》[※注]提出汉大赋假设问对、恢廓声势、名物堆砌有得于《庄子》寓言、纵横谈说和《吕览》类辑的综合影响，认为汉大赋“字类”的运用是向“学问”的取径。
本年度文学的文化研究体现出更强的专题性。其中，地域文化仍为一个重要着眼点：刘昌安专著《〈诗经〉“二南”研究》[※注]结合地方文献史料和具体诗篇，分析楚文化与周文化在汉水流域的交汇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其考察范畴包括了汉水流域的婚恋、祭祀、动植物等地域性文化；陈瑶专著《先秦诸子与楚文化关系研究》[※注]，以儒学、墨学、《韩非子》及《吕氏春秋》为主要着眼点，从传播学和地域文化的视域探讨了诸子学说与楚文化的关联。观念文化方面，有邵炳军《“德”观念的嬗变与春秋时期诫勉诗的演化》[※注]将《诗·邶风·谷风》《卫风·氓》《齐风·鸡鸣》《秦风·终南》《大雅·抑》及逸诗《暇豫歌》《祝辞》归为“诫勉诗”，考察西周以降“德”观念从“天德”向“人德”的转变过程，探讨诫勉诗的社会观念背景及创作动机。江林昌《从原始“意象”到人文“兴象”“寄象”》[※注]对东、西方“花草”意象的发展趋势作出比较研究提出，原始花草意象发展为以《诗经》《楚辞》为典型的人文花草“兴象”与“寄象”，奠定了中国特有的审美文化。史常力《论〈春秋〉的时间叙事结构》[※注]考察了《春秋》对时间属性的凸显，包括“春秋”的命名、以时间框架搭建的叙事结构、行文中以时间因素为核心的叙事模式，文章认为《春秋》以时间作为外部的叙事框架，既源于文本内部的叙事动力，又深受古代中国农业文化的影响。礼俗文化方面，刘全志《〈论语〉子张“书诸绅”与箴诫传统》[※注]讨论了春秋时人制作“绅带铭”以箴诫自身言行的文化传统，对历代学者的解读作出了梳理，并解析了《论语》中的相关文本，提出子张“书绪绅”的行为是一种慎重、认真和事后的行为，同时也包含着将孔子言语付诸实践的心理动机。曹建国《汉画像“玄猿登高”升仙含义释读》[※注]关注到汉代画像材料中“玄猿登高”的造型，对其类型作出划分，并提出其中蕴含的升仙含义与战国秦汉间盛行的导引、行气等养生术有关，并影响了后世猿猴题材的文学创作。总论方面，赵辉专著《中国文学发生研究》[※注]探讨了先秦两汉多种文学样式背后的礼仪、地域、思想等文化特征，并对其起源和功能作出讨论。张庆利专著《先秦文学的文化精神》[※注]把先秦文学放在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系统阐述了先秦文学蕴含的艺术精神、文化品格和民族精神。
三、古典文学理论研究
在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方面，本年度的成果重在对诗学理论的本义进行钩沉，对其流变过程及现有话语范式作出反思。曾祥波《“诗人之赋丽以则”发微——兼论〈汉志·诗赋略〉赋史观的渊源与影响》[※注]讨论了扬雄《法言》与刘歆《诗赋略》中的赋史观，并提出“丽以则”中指向“恻隐”的含义于六朝以后脱落。常森《“思无邪”作为〈诗经〉学话语及其意义转换》[※注]提出，“思无邪”本用于形容《诗》之蕴藏的广博，但其本意流失于战国中后期，至汉代被用于指涉《诗》的思想价值；而这一新的指向又影响到朱熹及宋代《诗经》学的理论建构，被解释为读《诗》的功能和效用。林岗《重论“四始”》[※注]认为，“四始”不仅是关于体例和编排的诗论，同样也关乎论定篇意、确立典范和美学原则，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诗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民谣说”遮蔽了这一诗论的价值。
此外，还有研究者关注到古典诗学本身的源流，如郭鹏《从“学诗”到“诗学”——中国古代诗学的学理转换与特色生成》[※注]将古代诗学的演进理路总结为从“学诗”到“诗学”的过渡，文章认为“学诗”是藉由研治《诗经》而学习诗歌的创作与批评，而“诗学”虽为专门之学，却始终受到《诗经》义理的规约，由“学诗”发展而来的“诗学”，重视师承谱系和形式规则，是为“本土诗学”的基本特色。曾毅、张华林专著《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源观”研究》[※注]同样提出，中国古典诗学史对文体、风格、体式、功能的探讨，均以《诗经》为源头，可称为一种《诗》源观，进而考察了《诗》源观在汉代的建立，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并讨论了其对此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影响以及与“诗骚同源观”的融合。
除上述研究成果之外，本年度出版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相关著作还包括：冷卫国《先秦汉唐诗赋论稿》[※注]、王莹《〈周易〉古经之诗学研究》[※注]、鲁洪生《赋比兴研究史》[※注]、张娴：《〈楚辞〉英译研究——基于文化人类学整体论的视角》[※注]等几种。
最后，本年度先秦两汉文学相关的主要学术会议包括：在北京召开的“实物·图像·文本：早期中国文本研究的多维思考与探索学术研讨会”暨第七次“周秦汉唐读书会”、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和深圳大学举办的“‘早期中国文本研究的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海大学召开的“‘出土文献与《尚书》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早期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与辅仁大学举办的“第十五届海峡两岸先秦两汉学术研讨会”、于浙江大学召开的“纬书研究的文献与方法问题”学术研讨会等。
（本文审稿专家 吴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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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