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使用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在2005年做的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这是近年来能代表全国劳动力市场且搜集了工资信息的最好的大样本数据。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可信性革命的基本原则，以设计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减少内生性偏差，以实现准确测量之目的。该文对技术性细节做了认真细致的处理，利用大样本数据的优势，采取多种匹配方法，得出的结果都是一致的。使劳动力回流带来的潜在收益估算变得更准确。
后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大规模转移的局面并未出现，而是在艰难调整中，一边转型升级，一边逐步退出中国。这印证了文章结论的可信性。
（人口所）
【大数据时代的联动式数据库营销模式构建——基于“一汽大众”的案例研究】金晓彤、王天新、杨潇《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6期
23千字
伴随网络技术和信息经济的加速发展，各种形式数据的来源更加广泛，应用领域也不断拓展，标榜“海量”“高速”“多样”和“易变”的大数据时代驱动企业竞争的核心从资源转向数据，营销也日益成为一项基于数据而非创意的职能被理论研究者和企业管理者重新审视。如何在大数据时代最大化数据的营销价值，如何在动态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保持营销优势，随之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
该文基于大数据时代驱动下的动态商业环境，针对现行数据库营销模式在数据处理、系统支持、传播效果、营销收益等方面的劣势，结合现有研究中从开放式系统创新、价值共创视角探讨数据库营销模式创新的理论趋向，创新性地提出联动式数据库营销模式及其所发挥的数据整合功能和系统重构功能，架构了价值共创导向、联动式数据库营销模式、利益相容与价值共享之间相互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该文以一汽大众公司的联动式数据库营销模式构建过程为例，从实践层面对该研究提出的理论命题加以检验，进一步得出联动式数据库营销在助推智能企业创建、提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存性价值，以及打造商业生态系统方面的延伸意义。回顾一汽大众公司联动式数据库营销模式的构建，该过程对其他企业的运营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信息数据量日益膨胀的今天，能够从无形的庞杂信息中获取极具价值的需求动向，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竞争优势。数据库的建立及运营为一汽大众联动式运营模式的构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保证。为了进一步完善联动式数据库营销模式，价值链各部分之间需要进行系统式的整合与构建。在一汽大众的案例中，供应商、生产商、经销商之间的链接由于信息传递的需要而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马丽梅）
【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制造企业战略变革路径探索】黄速建、刘晖、卢帅《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0千字
非垄断行业的国有制造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永续发展，就要增强企业的创新意识，进行管理创新。该文主要运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东北某国有大型电子信息企业集团的发展为例，研究该集团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战略困境，综合阐述其战略变革的原则、路径，以期通过其战略变革的实施与控制过程来进一步探索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国有制造企业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的方法与途径。
（工经所）
【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产业吗？】李钢《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4期
20千字
该文通过分析发达国家“二战”后产业结构演化的内在动因以及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同时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二战”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升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价格上涨速度快所致，而第三产业实际产出增长更快并不是重要的因素；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时美日两国第二产业占比仍处于上升阶段，两国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60%左右，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产业。该文分析了中国在1978年以后产业结构变化状况，提出中国1978年以来不变价与当年价计算的产业结构有巨大的差异；从1978—2009年按当年价计算的产业结构变化状况是第一产业主要向第三产业进行了转移，而按不变价计算则是第一产业主要向第二产业进行了转移；中国从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是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8.8%。该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仍旧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难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第三产业比例的提高对真实经济增长的意义不大，因而中国没有必要把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着力点，而是必须进一步推动中国第二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以此充分利用中国日益形成的质量型人口红利，从而带动中国经济有质量的高速增长。
（工经所）
【管理学百年与中国管理学创新发展】陈佳贵《经济管理》2013年第3期
8千字
回顾管理学百年发展历程，有研究者认为整个管理学的百年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管理阶段；第二阶段是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理论阶段；第三阶段是“管理丛林”阶段；第四阶段是以企业文化理论等为标志的“软管理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虽可商榷，但基本反映了百年管理学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基本路径，反映了人类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控制”和“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创新”的发展过程。
根据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国管理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前的“管理学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1949—1978年的“管理学初步形成”阶段。第三阶段是1979年至今的“融合发展与创新”阶段。
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对管理学研究带来一场颠覆性的变化。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范式正在激发企业组织、制造模式和商业生态等一系列管理变革。企业组织将从扁平化真正走向网络化，智能制造正在加速深入推进，商业生态正在发生重构。
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中国管理学创新发展的挑战，需要正确处理三个方面关系：一是正确处理理论引进和本土现实的关系。西方的管理学思想和方法为中国管理学提供了研究基础，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研究学者从中学习了很多。但是，单纯的理论引进还不能够满足本土现实的需要。二是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热点研究的关系。管理学研究领域，新概念层出不穷，概念快速引入，但是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三是正确处理学院型教育和实践型教育的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MBA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实际发展中，“学院型”教育的色彩较为浓厚，“实践型”教育的特色还显不足。
（工经所）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长策略】杨蕙馨、王海兵《经济管理》2013年第9期
17千字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业企业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契机，利用国内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优势，通过吸引FDI、承接外包等方式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贸易，持续积累相关资本、技术，扩大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壮大。30多年来，制造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主力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它们的成长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代表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爆发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显著改变现有国际分工格局。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依然占据着全球价值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东亚等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从事低附加值活动，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仍未发生明显改变。中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仍处于从属地位，即“三角贸易格局”中的轴心关节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位置。中国面向国际市场的制造业企业，在市场环境、经营成本、汇率波动及全球价值链竞争等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部分企业在极度不利环境下，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积极采取相关措施，逐渐走上复苏之路，实现“V”形反转。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必须牢牢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客观认识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企业自身特点，适时采取如并购、战略联盟、海外研发等策略，一方面，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下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价值链升级，提升在现有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同时考虑能力获取动机不同、所处行业有别、生命周期差异和产品市场定位等因素；另一方面，在危机后积极借助中国乃至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加快全球研发投资力度和步伐，抢占先机，从“走出去”向“立足全球”转型。
（工经所）
【基于二元性视角的家族企业研究梳理与展望】李新春、宋丽红《经济管理》2013年第8期
20千字
家族企业作为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的结合，兼具家族与企业的特征。该文基于组织二元性研究框架剖析了家族企业面临的多重二元平衡问题，对国内外研究中相互矛盾且互为影响的三个方面、六大议题进行了梳理。
（1）家族企业的视野，涵盖了家族企业的多重目标追求和时域平衡两个议题，家族企业同时受到家族目标和企业目标的驱动，既包括经济目标也涉及非经济目标。
（2）家族企业的管治，包括家族企业管理和治理两个议题，家族企业的管理往往是基于关系的差异化管理，而家族企业治理同时涵盖家族的治理和企业的治理两个方面。家族企业治理较多关注前沿公司治理模式如独立董事制度等，而家族治理侧重的是对家族关系的治理，保持家族的和谐团结是公司治理的基础。
（3）家族企业的成长，包括对成长方式的选择和成长结果的偏好。成长方式主要是指其是具有创业导向的还是偏于保守的，是创业式传承还是守业式传承；成长结果偏好指的是强调企业的生存和保持家族控制，还是追求成长和发展。
以上总结的六个主题是家族企业研究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在每个主题都有所涉及，不过可能过于偏重某一面，而忽视了相匹配的另一面。如以往对家族企业的经济目标有所研究，而对家族企业至关重要的非经济目标及家族与企业目标的协调研究不多。以往关于家族企业治理的研究中，多在强调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对家族企业中最为频繁和易引起冲突的家族治理有所忽略。对家族企业成长意愿的考察也是一个常被遗忘的角落，企业追求成长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在家族企业中并不总是成立。就国内家族企业研究进展来看，更多集中于研究家族企业的管治和成长问题，而对其目标和时域权衡的视野问题探讨不够。
该文基于二元性视角的简单梳理，望能对后续研究有所启发，相信对缺失面的探究有助于揭示家族企业行为的机理和为家族企业实践提供指引。
（工经所）
【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研究】肖红军、张俊生、李伟阳《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6期
20千字
尽管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普遍现象，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和足够重视，目前的理论研究十分缺乏。该文对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的内涵、假设、动因、危害、曝光和治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分别从动机层面和言行分离层面对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进行了界定，分析了伪社会责任与社会责任在动机、行动、沟通和绩效等四个构面上的差异及其相互联系；揭示了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的三个方面假设，即对人性假设、企业与社会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矛盾认知；构建了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动因的深思熟虑（PORE）模型，从压力、机会、借口和曝光四个维度剖析了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的动因；指出了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可能产生四个方面的危害，即损害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导致市场的逆向选择、造成整体社会福利损失、威胁社会责任运动发展；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曝光会引起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经济惩罚；分别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视角提出了对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的压力治理、机会治理、借口治理和曝光治理的针对性策略。
（工经所）
【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聚：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戴宏伟、丁建军《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2期
16千字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在不同地区集聚都成了当今经济空间布局中最显著的特征。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产业集聚的地区差异呢？传统的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都试图加以解释，学者们不仅从地区要素禀赋、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对外贸易、知识溢出、契约制度等角度进行了考察，也尝试以社会资本来解释产业集聚的地区差异，但目前大多数关于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影响的讨论还停留在定性的逻辑分析上。
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和社会资本理论相结合，构建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聚理论模型，考察社会资本促进区域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表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运用2004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在控制了区位、经济功能、市场潜力、人力资本、政策等因素和异方差的影响后，社会资本对产业集聚有显著影响，并且在使用工具变量克服变量内生性后，以上结论依然稳健。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探讨了社会资本影响产业集聚的微观机理，并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更多的样本数据对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论表明，努力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社会资本，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进而推动增长极城市的发展，是建立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可以通过普及信用教育、鼓励民间合作组织的发展、有效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特别是通过提高政府效率、保护财产权利和公共安全间接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从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因而，通过提升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有助于建立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区域差距。
（杨万东）
【市场化、腐败与企业家精神】李后建《经济科学》2013年第1期
12.6千字
中国的腐败蔓延究竟是打击了还是激励了企业家精神，是有关我国内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问题，以往的研究文献并未针对转型中的中国对该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其可能的原因是忽视了经济互动系统中的非线性结构，尤其是制度质量导致的非线性，从而导致相关效应的非稳定性。针对以上问题，考虑将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并且作为腐败影响企业家精神的门槛变量，从而将经济系统中各因素互动关系的非线性纳入到计量框架中。实证研究发现，首先，腐败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都有显著的打击作用，但是腐败的打击作用会随着制度质量的改善而发生非线性的区制变化。即制度质量的单门槛效应使得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当制度质量处于较高的区制时，腐败的蔓延会对企业家精神造成致命的打击，而当制度质量处于较低的区制时，腐败的蔓延对企业家精神的打击力度会大大削弱，甚至不明显。其次，制度质量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已经跨越了制度质量的门槛，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却停留在制度质量的门槛值内。最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腐败的敏感性要显著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对腐败的敏感性。但由于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腐败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程度的变化要更加强烈一些。
上述结论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解，也进一步丰富了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成果；第二，强调了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抑制腐败的重要性，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方向；第三，指出通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抑制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打击。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中，支持了“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当前市场化改革的重中之重的重要论点，为我国当前市场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李后建）
【为什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步履迟缓——基于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双重影响的探究】褚敏、靳涛《财贸经济》2013年第3期
18千字
中国经济虽然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投入产出低、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却仍然非常突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和中国转型期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转型结构的特征最主要有两点：一是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二是国有垄断利益集团对经济的控制和影响。该文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来揭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缘由，并特别关注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的结合体——行政垄断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该文的结论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地方政府影响力和地方保护是其中最不利的因素；纯粹的国有企业垄断并不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而行政垄断却是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行为及其与国有企业垄断的结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
从该文理论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政府转型的要求已经迫在眉睫。地方政府更多的是要转变职能，从全能型政府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适时调整其作用边界，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过渡。第二，只有将政府和国有企业真正分开，才能彻底根除行政垄断存在的土壤。然而，中国的行政性垄断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一方面是承认其既得利益，而不是消除垄断行业集团；限制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规范垄断利益集团的行为；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迫使垄断行为从依靠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谋取利益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优质服务和良好商业信誉等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反行政垄断意味着要改革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当务之急是制定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国家法律，设置一个独立的、权力在各部门之上的反垄断的权威执法机构。
（财经院）
【员工薪酬、薪酬差距和员工离职】步丹璐、白晓丹《中国经济问题》2013年第1期
9千字
受经济水平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员工最易受到薪酬和职位晋升的激励，薪酬是员工最关注的因素，同时薪酬也是影响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薪酬差距是公司内部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薪酬差距对员工的离职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薪酬激励制度设计得当，能够激励员工努力生产经营，提高公司价值；反之，若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不当，就可能导致对员工激励失效，进而导致劳动关系恶化和某些行业员工离职率的居高不下，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设计适当的薪酬激励政策，不仅能降低员工离职率，提高公司员工配置效率，对提高公司业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都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比上市公司员工规模，该文对员工离职率进行了衡量，以中国2005—2010年发生员工离职的2541家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员工离职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分析了员工薪酬和薪酬差距对员工离职率的影响，同时分析了这些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内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员工离职率对公司盈利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员工离职率越高，公司未来期间的盈利能力越差；增加员工薪酬和缩小员工与高管的薪酬差距可以降低公司未来期间的员工离职率；国有企业的员工离职率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的员工离职率，国有企业支付的员工薪酬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员工薪酬对员工离职率的影响程度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该文首次采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直接检验了员工薪酬和薪酬差距对员工离职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论为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有助于为进一步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政策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莫长炜）
【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田利辉、张伟《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23.2千字
政治关联能否带来上市公司股票的长期超额回报？围绕这一问题，中外研究的结论并不确定。该文在综述政治关联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负担效应（上市公司将财富转移给政府或社会的行为）、产权保护效应和政府偏袒效应三大假说，并采集了2001—2008年561家上市公司样本，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
实证分析表明，（1）从政府偏袒效应的角度，政治关联能够通过帮助企业获得融资、税收和政府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显著提高政治关联程度高的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IPO长期收益率，但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影响并不显著；（2）从社会负担效应的角度，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更有动力追求政治上的晋升，也更有积极性逢迎政府需求，承担社会性负担。因此，政治关联增加了国有公司社会性负担，减少了民营公司的社会性负担；（3）从产权保护效应的角度，通过政治关联与产权交叉项对新股长期表现的影响，发现政治关联能够为私有产权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是较差制度环境的一种替代机制。总体上说，政治关联能够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的长期绩效。进一步研究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新股长期回报关系差异的机理，发现，政治关联的长期正回报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并不显著。因为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政治关联是援助之手，同时也是攫取之手，不仅引致政府偏袒，而且带来社会负担，总效应不确定；在民营控股企业中，政治关联不但有助于产权保护，而且有助于获得政府的关照，总效应为正。实证研究还表明，不但国有企业中的政企不分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民营企业还在刻意建立新的政治关联，影响着公平竞争，正在产生新型的“政企不分”。
（王利娜）
【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反应：基于微观数据的观察】都阳《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20千字
中国的制造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后，正面临着来自要素价格不断上涨所带来的挑战。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推动这一变化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工人的工资开始趋同。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工资的变化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刺激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诱致企业实现技术变迁，并引致出对更高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当企业面临需求或劳动力成本的冲击时，对不同技术水平工人的就业调整方式并不一致。要了解技术变化是偏向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工人还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工人的需求弹性是否存在差异。但针对工人分类需求弹性的估算，大多以行业或地区的加总数据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控制企业特征。而后者正是影响企业技术变迁的重要因素。
文章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制造业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对劳动力成本冲击和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冲击的反应。根据理论框架建立了劳动力需求函数，估计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出弹性值较高，达到0.75—0.78。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工资弹性为-0.40，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工资弹性为-0.53。而且，不同类型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为0.26。经验分析表明，企业已经对要素价格信号的变化产生反应。在未来，如果能够保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确保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要素市场的变化就有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和升级。从政策的角度看，如果政府希望中国经济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其前提是企业需要针对市场机制形成的价格信号做出正确的反应。这需要两个基本条件，首先，产业政策、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要素市场的规制措施，不能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其次，企业需要有灵活的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对要素价格做出反应。
（人口所）
【中国工业与服务业相互关系之实证研究】刘勇、江飞涛、贾俊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2千字
工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是提升我国工业竞争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一。使用时间序列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当前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二者之间呈“工业主导、服务业从属”的关系，即工业自身内循环特征较为明显，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弱，依赖程度较低，服务资源对工业增长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显现；服务业增长对工业品投入还有较高依赖，依靠服务业自身投入获得增长的能力还不显著。在分析了抑制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后，相应提出了加快服务业发展、强化工业和服务业联系的政策建议。
（工经所）
【市场要素、组织要素与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优势——基于地区—行业交叉数据的实证分析】杨丹辉《财贸经济》2013年第6期
18千字
该文将市场要素和组织要素纳入要素禀赋理论的框架，尝试对该框架进行扩展，分析市场要素与组织要素的相对充裕度和密集度对区域出口优势及贸易格局的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8个制造业行业的交叉数据，验证了市场要素和组织要素的地区—行业交叉项对区域出口优势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要素对地区出口优势具有正向作用，而组织要素具有负向作用。同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组织要素投入的反应存在一定差异，组织要素投入对发达地区优势行业的出口优势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弱势行业则更期待市场要素的投入。
（工经所）
【企业竞争优势的度量、来源与经济后果——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汪金祥、廖慧艳、吴世农《经济管理》2014年第11期
10千字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如何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是企业家和投资者十分关心的问题。2007年10月，巴菲特认为“中国经济有着巨大发展潜力”。2013年5月，他却指出“中国（企业）没有竞争优势”。这位投资大师在不到6年里对中国企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看法就发生了根本改变。确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凭借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中国也赢得“世界工厂”的美誉。但随之发现，低成本不意味着高质量，低价策略难以为继。在对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企业正面临成长乏力、投入资本和资产增加，但利润增长趋缓、现金创造能力下降的局面。
波特提出竞争优势概念及分析工具以来，企业竞争优势来源就成为战略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但现有文献并未就如何度量企业竞争优势达成共识。正因如此，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和经济后果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该文以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用3种不同指标度量企业竞争优势，并分析其来源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从竞争优势来源看，以成长为目标的企业可通过开发人力资源、增加现金储备和加大研发提高竞争优势，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可通过差异化、提升品牌、开发人力资源、增加现金储备和加大研发提高竞争优势，以获取综合优势为目标的企业可通过差异化、提升品牌和加大研发提高竞争优势。（2）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可带来股票超额回报。其中：以综合指标度量的竞争优势显著提高本期和下期的股票超额回报。（3）企业竞争优势显著提高了公司价值。其中：以投入资本收益率度量的竞争优势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最大。由此可知，企业竞争优势度量方法不同，其来源与经济后果也不同。因此，企业应注重控制成本，创造现金，并以较少的投入资本获取更多利润，以提高和维持其竞争优势，提升公司价值。
（工经所）
【补贴预期、模式选择与创新激励效果——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曹建海、邓菁《经济管理》2014年第8期
12千字
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不确定关系是补贴政策制定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该文在内生性沉没成本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企业研发模型，分析不同的政府补贴模式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创新激励会受到补贴的持续性与否和企业研发性沉没成本的影响，不同的补贴模式会改变企业预期，从而影响补贴的效果。该文使用153家公司2007—2012年的平行面板数据，采用自体抽样法检验了政府补贴对具有不同研发性沉没成本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发现了显著的组间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临时性政府补贴模式对企业创新总产出有显著积极影响。在考虑到企业差异的情况下，研发性沉没成本低的企业，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正相关系数为0.8305；而研发性沉没成本高的企业，由于受到盈利目标的限制，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研发积极性会下降，政府补贴的效果不显著。
（工经所）
【中国产业转移及其环境效应研究】贺灿飞、周沂、张腾《城市与环境研究》2014年第1期
14千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发展。随着工业增长，中国产业集聚、转移的方向与程度发生着深刻变化，工业地理格局经历着深刻重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的地位逐渐上升，使得长三角、珠三角同时成为中国工业中心。然而经济活动在沿海地区的高度集聚引致了诸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电力短缺、供地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近年来，中国空间增长模式呈现出一些新动向，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趋势明显，部分企业已经开始从广东、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向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市转移。这种空间变化的结果可能会将一些污染产业、耗水耗能产业转移到内地或者不发达地区，进而造成工业环境污染的空间转移或扩散，从而破坏转入地的生态环境，降低产业转移的经济贡献，因此研究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尤为重要。
由于中国各区域产业基础和结构的差异，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效应也具有显著差别，在排除区域产业自身增长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以及转移过程中带来的污染转入与转出，将有助于制定符合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业转移政策。针对以上问题，利用2003—2009年全国两位数工业的二氧化硫（SO2）排放数据和各省份两位数工业数据，估算伴随产业转移的污染产生量及其空间差异和产业差异。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2003—2009年以来，中国各省份正在经历较为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的梯度特征明显，产业主要从最发达地区向周边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第二，目前工业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主要受产业规模的影响，污染较多集中在沿海产业规模总量较大的发达地区。各省份产业结构变化对污染增长的贡献各不相同。第三，产业在不同地区的转移促使污染产生量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重新分配。与产业转移特征相同，污染转移也具有空间梯度特征，上海、浙江、山东和山西等省市的污染转出量最多，而山东、江苏、江西和河南等省份的污染转入量最多。第四，不同产业污染转移的目的地不同，造纸等较为轻型的产业主要向内陆地区转移，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工业则更多的是在沿海地带重新分布。
（武占云）
【R＆D、企业规模与成长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2005—2007】李洪亚《世界经济文汇》2014年第3期
18千字
自1931年Gibrat提出有关企业规模与成长关系的Gibrat定律以来，这一问题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研究议题。关于Gibrat定律是否成立，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一些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与成长服从Gibrat定律，即企业成长并不随企业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小企业比大企业成长得更快，还有研究发现企业成长率与其规模之间正相关。不同企业的成长同其规模之间之所以呈现如此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企业的成长除了同规模有关之外，可能还同其他重要因素有关。例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相对其竞争对手来说，如果一个企业采用了创新性行为，就可能会扩大市场份额，企业就会成长。因此，研发也是决定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的规模、研发同企业的成长到底关系如何？这就是该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为了研究企业规模、研发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论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所提供的“500万元产值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年度数据库”中2005—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选用企业的就业人员总数代表企业规模，选用企业规模的变化率来代表企业成长率，选用企业研发投入支出的对数表示研发投入规模，选用企业研发投入支出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代表研发投入强度，实证研究了企业规模和研发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论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Gibrat定律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不成立，该类企业成长具有“规模依赖”；第二，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成长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此外，论文还探讨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企业成长影响的不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和不同所有制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行为及研发行为对企业成长率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
（王弟海）
【稀有矿产资源的战略性评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视角】李鹏飞、张艳芳、渠慎宁、杨丹辉《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7期
19千字
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稀有矿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有着广泛而重要的用途。近年来，全球稀有矿产品供求关系趋紧，稀有矿产领域的国际竞争不断升级。在对六大类22种稀有矿产资源进行界定，分析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应用的基础上，该文采用三因素分析框架，从供应风险、环境影响、供应受限的经济影响三个维度，设计了9项指标，对稀有矿产资源的战略性做出定量评估。结果显示，铂族金属的战略性最高，铯的战略性最低。为进一步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性，该文运用蒙特卡洛模拟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模拟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分项指标估算结果的影响之后，该文对22种稀有矿产资源战略性的评估结果依然成立。鉴于稀有矿产资源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应尽快制定实施稀有矿产资源的国家战略，着力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原材料保障能力，实现稀有矿产可持续开发利用，维护国家资源安全。
（工经所）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变动机制研究】李蕊、沈坤荣《经济管理》2014年第4期
15千字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离不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基础是知识产权制度。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较晚，但却迅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学术界对中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水平存在不同声音，支持者认为强知识产权保护可降低对外技术依赖，刺激本国企业技术创新。持相反意见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无视技术差距，盲目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抑制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剥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容易陷入“赶超陷阱”。理论界的不同观点给了以下启示：一方面，中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已实施并发展了三十年，其对中国企业创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真正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虽然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受经济发展水平、执法力度和标准制定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实际保护水平存在差异。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还是包含其他动力机制？该文以知识产权为研究出发点和归宿，对以上问题进行重点考察和系统研究。
该文建立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新的理论模型，推导出知识产权对东道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以及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的变动约束，并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得到以下基本结论：第一，由于中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现阶段中国知识产权尚未对中国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效应。第二，中国各省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U”形关系，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代表自主创新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代表模仿创新的FDI和进口并没有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产生正效应。此结论说明外部技术模仿并没有正向影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经济发展和国内自主创新力量集聚才是推动其提高的主要因素。
（工经所）
【可竞争市场上的进入壁垒——非经济垄断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刘小玄、张蕊《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4期
23千字
垄断是最有歧义的经济学范畴之一，通常人们对其认识存在很大的混乱。按照进入壁垒的特征，可以把垄断区分为行业进入壁垒和行业内部的进入壁垒，前者是完全垄断，后者是局部垄断。在一些可竞争行业内并不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但实际上存在着系统性、稳定性的垄断行为，造成了局部垄断，然而，它是由各种隐性进入壁垒所致，往往难以直接观察。每一种垄断都可能同时存在着合理的经济性垄断与不合理的非经济垄断，如果把不同性质的垄断混淆，就会形成市场上盛行依赖“权力或关系”而非创新的不公平竞争规则，落入愈演愈烈的“权贵资本”的不公平陷阱。在中国，看似竞争的部门仍存在大量的“玻璃门”现象，看不见的进入壁垒无处不在，而对该领域的垄断的理论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其的合理规制更无从谈起。因此，厘清垄断的不同本质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只有在确定不同性质垄断的理论基础上，才能有效界定反垄断的边界，从而使市场经济真正在公平和效率的轨道上发展。
按照产业经济学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三段论范式，许多产业经济方面的文献都是从外部市场出发或从外部制度和市场环境出发来研究企业行为和绩效，考察不同市场或制度环境对绩效的影响效果。然而，这些从外部壁垒出发的研究难以发现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是否存在进入壁垒，是否存在有差异的不公平待遇。该文把垄断和竞争放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分析，通过企业成本模型，从理论上界定了非经济垄断的范畴；然后选择了六个同质性较高的行业，通过对成本函数和勒纳指数的测定，以及对成本曲线的拟合与比较，检验这种性质的垄断是否存在。实证分析结果证实，这种非经济垄断长期和稳定地存在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这种垄断跟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完全相悖的，它保护了低效率的长期存在，不仅导致社会资源错配引起的社会效率和福利的损失，而且也导致公平的损失，是腐败现象的根源。为此，应该调整目前产业法规及政策细则，目标是打破非经济垄断和促进合理竞争，消除市场的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尽可能减少要素市场的壁垒导致的垄断，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获得效率的源泉，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覃毅）
【动态能力、技术范式转变与创新战略】罗仲伟、任国良、焦豪、蔡宏波、许扬帆《管理世界》2014年第8期
27千字
该文力图拓展动态能力的理论内涵，将其界定为企业在技术范式转变时期应对混沌、复杂环境的整合与重构能力。据此架构了一个基于动态能力、技术范式和创新战略行为之间半交互影响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技术范式转变时期企业动态能力对其创新战略行为的支撑机制和作用机理。依托这一理论框架，文章尝试打开近期移动互联网业界热点问题——“微创新”的黑箱，对腾讯微信的“整合”与“迭代”微创新战略进行了深度纵向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微信微创新战略成功的机理是，在强大的动态能力支撑条件下，抓住了技术范式变化的战略机遇，通过有效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以及强大的跨界（跨地域、跨行业、跨企业）虚拟整合能力，将从组织内外部搜索、学习到的分散的技术知识，基于用户信息体验消费对创新活动进行快速、反复、精确迭代，领导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先导顾客进行开放式的协同创新，并通过有效的微创新质量控制，降低创新失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支撑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三方服务的平台级产品，最终实现颠覆式创新和价值创造。该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丰富、升华了动态能力的理论内涵，从技术范式的高度对互联网企业微创新战略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开拓性分析，阐释了技术范式转变时期动态能力对创新战略的动力支撑机制，为处在技术范式变革中的互联网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工经所）
【电力贸易的制度成本与GMS电力合作中的中国选择】史丹、聂新伟《财贸经济》2014年第8期
20千字
该文深入分析了电力贸易的“边境效应”，提出了影响电力合作的三个因素及其制度成本对电力合作类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MekongSub-region，GMS）国家的电力合作情况进行研究。其基本结论是：GMS各国经济和电力工业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电力合作以双边短期交易为主，而不依赖于区域性贸易安排，增加了区域电力贸易的制度成本，阻滞了区域电力市场集中交易体系建设的进程。从中国参与合作的情况来看，中国过于追求短期的个体合作收益，中方企业的急切进入以及与对象国企业之间巨大的量级差异，造成了相关国家“担忧和威胁”的心态，严重影响了合作的意愿。中国与次区域国家的电力合作难以深化且有被孤立的可能。为深化电力合作，实现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的目标，该文提出以下建议：在次区域电力合作中，中国应成为积极的推动者和拉动者，继续加强国家间政治互信，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共识；根据区域电力贸易运营协议建议，加快区域合作协调机制的构建与完善，积极发挥第三方的平台作用，形成各方协同推进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局面。
（工经所）
【价值观引领与资源再组合：以海尔网络化战略变革为例】王钦、赵剑波《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1期
16千字
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在战略变革实施过程中，企业如何加快认知“再适应”，实现快速、有效的认知变革？这是该文关注的问题。海尔网络化战略变革正是在市场和技术环境快速变化的情景下展开的，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价值观作为战略变革的基本坐标系，在变革标准、路径和机制三个维度上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激发行动，促进行动结果和认知之间调整，加快了组织认知的“再适应”过程，能够实现快速、有效的认知变革。意义建构是价值观引领作用发挥的重要途径。在意义建构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倒逼”作用，有利于促进管理的“中间层”对变革认知的提升，解决战略变革实施过程中的“中层障碍”问题。伴随着战略变革的实施，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最终表现为用户资源、组织内资源和组织间资源的再组合。
（工经所）
【信任品市场的竞争效应与传染效应：理论和基于中国食品行业的事件研究】王永钦、刘思远、杜巨澜《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
21.2千字
信任品（credence goods）是指消费之后也无法确认其质量，或者个人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才能了解其真实质量的产品，比如，药品、食品和医疗服务等。信任品市场的有效运行不仅依赖于同业竞争，也依赖于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公众对监管制度的信任。特别地，信任品行业中个别企业的丑闻会对其竞争对手企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在一个监管制度比较弱的市场环境中，会对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带来“传染效应”，在股票市场上表现为同类企业的股价下降，这反映了市场对监管制度的不信任，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相关市场的关闭，造成很大的效率损失；而在一个监管制度比较好的市场环境中，会产生“竞争效应”，同行业的竞争对手企业会因此而受益，在股票市场上表现为同类企业股票价格的相对上升，这样可以有效地维护信任品市场的运行。
该文发展了一个可以识别信任品市场这两种效应的理论模型，利用概率转移矩阵参数变化描述消费者不同时期的信念变化。相对于上一期，信念有3种可能的更新形态：更悲观、更乐观和经过动摇后稳定。3种信念变化分别对应总需求向上平移、向下平移和振动后趋平。理论分析表明，当信任程度较高时，竞争效应占主导；而当信任程度较低时，传染效应占主导。另外，行业中的企业数目和成本结构也会影响信任程度。一般而言，行业中企业数目越少，信任程度越高，丑闻爆发后的竞争效应也就越明显，低成本结构仅仅在高信任度行业中才会提高竞争效应。通过事件研究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食品行业，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果。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一些主要的信任品市场，传染效应占主导，这表明监管制度的不力和公众对监管制度的不信任是中国信任品行业危机的重要原因。
（王利娜）
【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吴福象、蔡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9千字
当前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着东部产业过度集聚、中西部工业结构趋于瓦解的困境。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讲，产业布局的不平衡，主要是源自于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偏离。所谓市场最优的集聚，是指在市场自由运行状态下，产业空间布局在长期稳定下的均衡结果；而社会最优的集聚，则是指社会福利最大化所对应的产业空间分布状态。
基于差异化劳动力区际流动视角，构建二次子效用拟线性偏好效用函数，从个体福利和区域福利两个维度对造成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的原因进行模型推演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长期状态下产业空间布局对差异化劳动力的组合比例具有一定的阈值限制，中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困境源自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发生了偏离，源自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二传手功能的缺失。破解中国产业布局的困境，迫切需要由单一的转移支付转向兼顾产业平衡的福利补偿手段。
（梁华）
【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属性的偏好和支付意愿：猪肉的案例】吴林海、王淑娴、Wuyang Hu《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8期
13.5千字
中国是猪肉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的猪肉质量安全不仅关乎国内消费者的健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世界的猪肉质量安全水平。但是，猪肉的质量安全事件在中国频发，例如“瘦肉精”“注水猪肉”“病死猪肉流入市场”等，由此折射出中国猪肉生产、供应与消费整个供应链体系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建设与完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猪肉可追溯体系迫在眉睫。事实上，中国自2000年起开始探索性地建设肉类制品可追溯体系。2008年“三鹿奶粉”这一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后，商务部、财政部进一步加大力度，在全国范围内分批选择若干个城市作为肉类制品可追溯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但是，10多年来，中国的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猪肉可追溯体系能否真正发展，在本质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该文选择猪肉为案例，基于商务部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七个试点城市的1489个消费者的调查数据，根据猪肉全程供应链体系的主要环节的安全风险，科学设置可追溯猪肉的质量安全属性，运用选择实验（choice experiment）方法，借助混合Logit（mixed logit）模型和潜在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modeling），充分考虑消费者偏好的异质性，深入研究了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属性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认证属性最为重视，其次为外观和可追溯信息。第二，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属性的偏好具有异质性。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属性的偏好。该文研究的参考价值是：政府应加强对食品可追溯体系相关知识的科学宣传，提高公众对食品可追溯体系的认知，形成对可追溯食品有效的市场需求；建设食品可追溯体系应与完善质量认证标签制度相结合，鼓励国内和国际第三方认证机构积极参与食品质量认证，以适应不同消费群体对质量认证属性偏好的差异；鼓励与支持生产者生产不同属性层次组合的可追溯食品，循序渐进地推进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农发所）
【中国能否成功地实现雁阵式产业升级】张其仔《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5期
15千字
该文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对产业进行重新分类的基础上，对中国地区之间是否已发生雁阵式产业升级，以及能否通过雁阵式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无论是利用传统的产业分类方法，还是新的产业分类方法进行分析，中国已经发生了雁阵式产业升级现象，而且进入到了雁阵式产业升级的第二阶段，东部地区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的同时，其自身的产业升级方向并不十分明晰；通过对地区间比较优势演化的分析，该文还发现，在雁阵式产业升级过程中，中国正面临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通过实施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克服中等收入国家可能面临的“比较优势断档”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工经所）
【非线性定价组合与电力需求——基于中国居民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冯永晟《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2期
18千字
该文利用微观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的长期电力需求行为，并针对中国居民电价政策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该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消费者在峰谷和阶梯定价组合下，确实会形成峰段边际价格和总量平均价格两种认知价格，从而合理地刻画了居民用户响应方式及需求函数设定。计量分析表明，居民电力需求的长期总量平均价格弹性大约在0.501，控制消费习惯效应后达到0.625，表明居民电力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或需求响应；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居民电力需求弹性也位于相对更低的位置，从而进一步佐证中国居民电力需求的特征。同时，峰段边际价格的系数表明峰谷结构可能会抑制阶梯定价的效果。该文还系统分析了温度湿度、家户信息、用电模式、电器存量、收入层次和消费习惯等关键控制变量对需求的影响，消费习惯对价格弹性的影响表明学习和信息对于提升价格弹性有明显作用。
居民长期电力需求函数反映了居民用户在复杂政府管制定价组合下的需求行为，构成了评价政府管制定价，即峰谷和阶梯定价组合，以及近年来的电价政策动向和未来改革方向的基础。尽管只是根据地区数据得到的实证结论，但峰谷与阶梯定价组合的典型特征却得到了充分体现，将杭州视为试点和范本能够为评估未来全国范围内的可能状况提供巨大政策讨论空间。该文得到的主要政策含义包括：峰谷和阶梯定价组合的实际需求响应效果有限；峰谷和阶梯定价组合的潜在政策空间有限；阶梯定价的推广客观上有助于逐渐扭转中国电价偏低的局面；峰谷定价的推广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阶梯定价的政策效果；政府实施有效非线性定价政策的能力有限；非线性定价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竞争环境的土壤。
该文进一步将电价政策改革置于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之下，指出要让非线性定价政策发挥作用，主要的政策问题不是选择何种定价办法及如何确定价格水平，而是如何建立电力市场和引入竞争。对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而言，突破终究在于市场结构与市场模式之选，非线性定价政策的实施和完善仅能锦上添花而无法雪中送炭。唯有市场竞争得以有效开展，峰谷定价、阶梯定价及其他非线性定价方式的政策效果才能切实发挥。
（冯永晟）
【匹配能力、市场规模与电子市场的效率——长尾与搜索的均衡】黄浩《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
19千字
电子市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交易中介之一。与传统市场不同，消费者可以借助电子市场提供的智能搜索工具进行商品检索和筛选，大大提高了市场的匹配能力，降低了搜寻成本，有助于市场效率的改善。即便如此，巨大的聚集规模仍然使得电子市场的搜寻成本不容忽视。因此，匹配能力已经成为影响电子市场效率最活跃的因素之一。而且，它从相对于传统市场的外生变量，转变为电子市场的内生变量，决定着不同电子市场效率的差异。有必要从理论上解释匹配能力对于电子市场效率的影响。
搜索能力、聚集规模和市场效率是反映电子市场本质特征及其经济规律的关键因素。为了分析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搜寻理论，研究引入匹配概率密度函数，构建了包括匹配能力、市场规模和电子市场效率三个变量的理论模型。分别刻画了匹配能力和市场规模对于电子市场效率的影响，以及匹配能力与市场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一方面，电子市场的搜索活动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增加竞争的有效范围实现市场效率的提高，它体现了“活跃效应”。另一方面，搜索活动通过改变交易机会的分布函数，提高匹配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电子市场效率的提高；（2）电子市场在搜索能力上的优势会导致它侵占其他电子市场的效率空间，体现了电子市场的“挤出效应”；（3）电子市场的聚集规模对于匹配能力具有负外部性，同时，匹配能力又决定着最优的电子市场规模。因此，电子市场能够实现的最大效率是匹配能力与市场规模均衡的结果。
研究表明：电子市场竞争的本质是搜索与匹配能力的竞争，电子市场的匹配能力决定了市场规模和市场的效率。搜索技术、商品分类方式、网站布局以及导引方式的优化挖掘了潜在的电子市场效率。简单扩充电子市场的品类，增加长尾商品并不能有效提高市场效率，增加消费者福利，反而适得其反。因为，长尾噪音降低了电子市场的匹配能力，侵蚀了电子市场的效率。
（黄浩）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雏形分析】李金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13千字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起关键作用的先导性产业，其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事关一国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现阶段，技术、人才、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源决定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从现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布的雏形看，有些产业主要是以技术、人才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集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而有些产业则是靠资源环境形成集聚，如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这表明一个地区现代制造业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有着重大影响。
大型国有企业和领军企业主导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哪里有大型企业，哪个地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多，哪个地区就形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本质上体现为大型国有企业的空间布局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战略实施。经济发达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布差异较小，欠发达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布差异较大。目前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分布较为广泛，大部分省市区都有发展这些产业的基础和规划，而新能源汽车、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由于受技术、人才条件的限制，主要集聚在少数经济较为发达或比较优势较为明显的省市区。这种背景下应理性看待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合理性，警惕空间布局的动态变化，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进行宏观一盘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大布局；正视大型国有企业的影响力，防止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避免重复建设和市场力量作用下的过度竞争；要实行优势互补策略，注重产业的适时转移，形成中西部错层、非均衡发展的格局。
（数技经所）
【工业的使命和价值——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金碚《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9期
23千字
新中国成立65年来，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初步工业化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加速工业化两个阶段，当前正走到一个必须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具有深刻的意义，是中国工业化内在逻辑的现实演绎，其中，工业转型是关键。科学认识工业的使命和价值，对于工业转型的顺利实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有国外学者认为，技术是自我进化着的“第七种生命体”，技术总是通过工业活动而取得其存在形态，如果没有工业，任何技术都只能是幻想。技术进步表现为工业发展。而工业转型实质上也是技术进化过程中的一次突变和创新“涌现”。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不仅只是物质技术过程，而且是人类文明进程。因此，研究工业转型实际上就是探寻工业的本源性和工业发展的价值实质，据此才能深刻理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规律，并以其理论逻辑指导实践进程。
该文认为，工业的本质就是将无用的物质转变为有用的物质，将有害的物质转变为有益的物质。工业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是，她是科技创新的实现载体和必备工具。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至人类任何杰出想象力的实现，都需要以工业为基础和手段。科技进步是工业的灵魂，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躯体。自从有了近现代工业，人类发展就如同插上了翱翔的翅膀。工业化从“丛林法则”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实质是，工业发展的目标更趋向于自觉增进社会福利。工业发展走向更高文明阶段的直接表现就是以持续创新和“革命”的方式实现进化过程。所谓工业转型或产业升级，实质上是工业所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自发彰显，在此过程中，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当前的工业转型是工业的工具效用和价值实质间内在关系的再调整，是工业创新能力的再释放。信息化、智能化是工业发展的逻辑必然。当人类进入高度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工业化的文明本质，特别是绿色本性和幸福价值实质将得到全面的展现，反文明的野蛮行为终将无藏身之处。工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将使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新境界。科学、技术、机器、信息、智能、艺术、人文，在工业化进程中汇集，形成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经历其最辉煌的发展阶段。
（覃毅）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及模式研究】张丹宁、陈阳《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
18千字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其发展也为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保障。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全球产业格局的转变，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产业体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已进入到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行列，但是与装备制造业强国相比，我国装备制造业综合竞争力还亟待提高。
很多传统的评价方法虽然能够明确区分待测评对象在某个测评指标上的高低水平，却不能准确反映其在全部测评指标综合影响下的发展水平及模式，据此本文以科学性、系统性、可测度性为原则，构建了包含产业规模性、经济效益性、对外开放性、技术创新性和社会责任性5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提出了兼具“存量增量”和“均衡特长”双重特征的系统评价模型。该评价方法在对传统评价方法进行水平测度的基础上，还对产业发展特征及模式提供了判别标准，评价结果更全面，信息量更大。
运用该双重特征评价模型获得装备制造业7个子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7个子产业的综合发展模式中金属制品业属于“双无模式型”；通用设备制造业属于“增量均衡型”；专用设备制造业属于“比例均衡型”；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属于“存量特长型”；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属于“比例特长型”；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属于“存量无模式型”；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属于“增量无模式型”。
（数技经所）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