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维的籍贯为例，学者多据《极玄集》与两《唐书》记载，称王维祖籍太原，后徙家于蒲，遂为蒲州（曾改名河东郡、河中府）人。然唐时蒲州辖有河东、临晋、猗氏、虞乡等八县，王维到底属哪县人，因证据不足，学者皆不敢下断语。谓王维为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人，见于《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但自清代以来，即有人怀疑此碑的真实性，认为它是后人所伪托，陈铁民《王维为蒲州猗氏人考》[※注]通过认真梳理相关文献认为，此碑为真，王颜为王维侄辈，距其时代很近，其言可信，根据其《王卓碑》，考定王维为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人，是可以成立的。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修订本）》（全4册）[※注]，在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基础上进行整理。赵殿成本原按体分编，此次整理打破原集序次，按编年重加排比，其原集编年、注释之误，有据者即加订正。校堪以宋蜀刻本、述古堂本等为主要校本，参以元、明、清诸本，各出校记说明。书末附录传本误收诗文、事迹资料汇录、诗画评论及《王维年谱》、王维集版本考等，以便读者参考。该书为本局一九九七年版《王维集校注》修订重排本，作者在原书基础上对新排本做了全面修订，对全书的注释、校勘做了大量订补，对部分王维诗文的编年做了调整，并根据新出史料，相应调整了书中所附《王维年谱》等资料的相关内容，使此修订本在编校质量及学术含金量上有了较大的提升。
《骆宾王文集》自唐至今，流传千年，各朝各代，版本殊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27种，《中国丛书综录》收录16种，此外，据文献著录及各图书馆目统计，唐宋元三朝版本5种，明代版本34种，清代版本10种，总计49种。在前人《唐集叙录》《〈骆宾王文集〉版本研究》等之后，杜晓勤《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明黄用中注〈骆丞集〉十卷本考》[※注]认为，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詹海鲸刻、黄用中注，万历二年（1574）序刻本《新刻注释骆丞集》，系目前骆集最早之注本，且孤本独存东瀛，价值极大。其底本属于现存最古的宋刻“蜀本”系统，然重新分体别卷，编次更加合理，文本亦具独特的校勘价值。此本刊后仅两三年，版片即转手，被林绍剜版改刻。中国国内流传的所谓林绍刻本，实际上是詹海鲸刻本的改版，书中的注语为黄用中所加，与陈魁士无涉，收藏此本的几大图书馆和《明代版刻综录》等古籍书目所著录的信息均因失考而误。而且，黄用中注本特有的作品分类和编次顺序，为明代万历中后期好几部骆集注本所沿用，其影响地域也由闽中逐渐扩大到苏皖地区。全文以新见材料，建立新观点，论证充分，有理有据。
胡可先《新出土“大历十才子”耿湋墓志及其学术价值》[※注]认为，新近发现的《耿湋墓志》文学信息非常丰富，可补充和订正耿湋的名字和生卒年、家世和历官；所载耿湋升迁、贬谪，对于理解其仕途沉沦、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墓志叙及耿湋的文学交游，也昭示出中唐由代宗大历到德宗贞元年间文学环境的变化；墓志对于耿湋“才子”和“诗人”的定位，非常切合耿湋的文学个性和诗歌创作实际；考察墓志撰者侯钊，也提供了研究耿湋立身行事和平生交游的印证材料。相关论文还有胡可先《新出土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考索》[※注]、胡可先与徐焕《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注]、龙成松《新出石刻中的唐代民族文学史料述略》[※注]、李浩《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注]和《新发现唐代刻石名家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注]等。
尚永亮《唐人诗文及史书中的“商颜”小考》[※注]考证刘禹锡《伤我马词》“背商颜”，柳宗元《终南山祠堂碑并序》“东至于商颜”，韩愈《次邓州界》“商颜暮雪逢人少”等唐人诗文中常出现的“商颜”，文章认为并非指称渭北冯翊（即今陕西大荔）之商原，而是指陕南商洛之商山。其证据确凿，论证有力，可以从信。此文之商榷对象为下定雅弘《柳宗元〈商山临路〉诗写作时地初探》（《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5年），该文认为《商山临路》一诗是元和十年（815）三月后柳宗元迁柳途中的作品。尽管文中所言商山为渭北冯翊（即今陕西大荔）之商原是不正确的，但所论《商山临路》一诗之写作时地，笔者认为仍可成立。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元稹集有《和乐天赠云寂僧》一诗，是白居易《恒寂师》的次韵之作。由唱和体例推知，元诗之“云寂”应即白诗中的“恒寂”。元集在传写过程中将“恒寂”书为“云寂”，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将题名中的“云寂僧”回改为“恒寂僧”，卞孝萱《元稹年谱》、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认为是因避宋讳而改，吴伟斌《后人对元稹〈归田〉等诗歌的错读》认为因避唐讳而改。孙思旺《元白诗中的“恒寂”“云寂”与“云师”》[※注]则认为，考诸版本、事理，避唐讳、宋讳两说皆不成立。元诗中的“云师”实为僧人雅称，与白诗中的“禅师”同义，义同“白云师”“碧云师”。元集的问题或不在于避讳改字，而在于校雠改字。
元稹分别在长安、江陵、通州、浙东等地为官时期，与李景俭、李建、李绅、李德裕交谊甚深。田恩铭《元稹与“四李”交游述论》[※注]以元稹与四人之交游为线索，以士族身份为中心，梳理和论述元稹与“四李”交游详情。文章分析说，元稹与李景俭、李建、李绅的交往，自早期长安为官即就开始，并在屡遭贬谪之苦中，与挚友抒发内心之苦闷。与李德裕的交游自任职翰苑始，并贯穿于人生的后半阶段。元稹与李景俭、李建堪称“生死交”。又与李绅、李德裕并称“翰苑三俊”，三人均是长庆元年科场案的关键人物。“四李”乃是白居易以外，元稹交往的重要对象，与“四李”交游对元稹的为人、为文均有影响。从对元稹交游的钩稽来看，儒士、诗人、官员之身份，是这些中唐士人的共有身份；就仕宦而言，元稹是中唐文儒之代表。
与之相关，李锋《李君殁后共谁游，柳岸荷亭两度秋——白居易与李建交游探析》[※注]探析的对象是与白居易交情深厚的朋友李建。李建，字杓直，两《唐书》有传。白居易《有唐善人墓碑》称其“前后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诣理撮要，词无枝叶。其卓然者有《詹事府司直》《比部员外郎厅记》《请双日坐疏》《与梁肃书》《上宰相论选事状》，秉笔者许之”。虽然他们的交游没有在史书典籍中留下详实记载，但白居易诗文刻有二人交往甚密的印记。他们相识相交，成为一生挚友，是因为二人在为人为官等方面有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皆知酒好饮，都喜佛好道，善于从佛道两家获得精神寄托；无论在地方还是在朝廷，都为官清廉，恪尽职守，不附炎趋势；为人正直无私，都能在朋友落难时给予帮助和安慰。
白居易《与刘禹锡书》是《白氏文集》以外的一通书札，刻入《淳熙秘阁续帖》，包含白居易生平事迹、思想状态及与友人交往的诸多重要信息。这封书札历代流传，罕见怀疑。1974年，高二适认为：“文似杂糅成篇，白氏应无此。”[※注]而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以为，此书札合于刘、白之事，非当事人极难如书中事实，且文意贯通，自然流畅，绝不似杂糅伪作者。胡可先《白居易〈与刘禹锡书〉事实考证》[※注]首先从书札所载题署日期、所载的人事与史实相参证，证明其出于白居易之手无疑，然后就白居易这封大和六年为河南尹时写给刘禹锡的书札所述白居易诗文加以详细钩稽和考订，复就书札中所涉人事进行考证，最后考证书札中所涉史事。文章认为，作为白居易与刘禹锡交往的个人信函，其意义不仅在于书札中呈现出来的二人密切关系，书中提到白居易及其友人的诗文创作过程，还是文学史研究得以凭借的重要材料，更重要的是书札中蕴涵的重要史实与当时事实，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现状和自然情况具有很大的认识意义。书札中言其平生有深交者李绛、崔群、元稹、刘禹锡四人，都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也是著名的文学人物，因而书札是研究唐代政治史和文学史的珍贵文献。书札中涉及的一些史事，或可补充史书的不足，或可与史书相互印证。最为重要的史事是大和六年发生的河南旱灾和大和五年发生的苏州水灾，同样是自然灾害，从书札中以河南和苏州对比的真实情况看出，因为发生的地理环境和处理方式不同，其产生的结果及其对于人们生活和作家心态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异。
韩愈、白居易均有《与陈给事书》。其中，韩愈《与陈给事书》因入选《古文观止》，而知名度颇高。陈才智《韩愈、白居易〈与陈给事书〉考辨》[※注]首先辨明贞元末年中唐两大诗派领袖致书的对象是同一位陈给事——给事中陈京，然后考辨与韩、白二文写作时间密切关联的陈京任给事中的时间问题。时贤之论著多据《旧唐书》有关记载，认为陈京贞元十九年（803）迁给事中。但是，据柳宗元《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权德舆《祭奚吏部文》等更加可信的原始文献，至少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陈京已任给事中，这也正合白居易《与陈给事书》作于贞元十六年（800）的系年。给事中一职，为门下省之要职，掌侍从左右，驳正政令之违失，凡诏敕不便于时者，则涂竄而奏还，谓之涂归。季终，奏驳正之目。凡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三司详决失中，则裁其轻重。发驿遣使，则与侍郎审其事宜。其位颇尊，其职显耀，往往由是拜相。若给事陈京没有突染狂疾，德宗当拜其为相矣。韩白二人之关系一向微妙，却在贞元末年不约而同地致书同一位陈给事，尽管心态、口吻各异，但这一巧合值得玩味。至于前人称韩愈《与陈给事书》作于贞元十九年（803）亦不误，但并非是由陈京迁给事中的时间推出，而是从《与陈给事书》文中所言“去年春，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其后如东京取妻子”推证而来，因为韩愈“如东京取妻子”事在贞元十八年（802）。今人韩集注本均据陈京贞元十九年（803）迁给事中，而推定韩愈《与陈给事书》作于贞元十九年（803），实不足为凭。盖韩文并非如白居易《与陈给事书》在文中屡屡提及“给事”云云，韩文《与陈给事书》之文题，当为后来追加，或他人所拟。其他考辨类论文还有黄清发《夏侯审、夏侯孜家世事迹新考》[※注]、孙微《杜甫之子杜宗武事迹新考——以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为中心的考察》[※注]、户崎哲彦《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考异》[※注]、王丽娟《〈宾朋宴语〉作者与佚文考略》[※注]、青子文《“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释意》[※注]、林桢《唐“格律”考辨》[※注]等。
陈尚君《唐诗求是》[※注]是多年重编《全唐诗》及其研究过程中的重大创获。所收篇章涉及唐代诗歌总集、别集、选集，对唐代诗人生平及创作的探索无不论出有据，无论是对唐代诗歌的个案研究，还是对一代文学史的考察，都有发覆启蒙之意义。陈尚君先生在七年前发愿凭一己之力，编纂《唐五代诗全编》，斠理至今，蒇事在望，尤为学界翘首以盼的大工程。其面目，从本书可以窥见一二。进行中的《全编》，在校录文本以外，另列纪事，搜辑、考辨唐五代诗本事，认识多有细化。其目标不止于字句勘正、写定文本，还关涉佚作辑考、真伪辨析、作品编次等一系列问题，其目的在于分层次地揭载全部存世唐诗的文本变化，把唐诗文本形成、刊布、流传中的多歧面貌充分地揭示出来，为后人研究展开立体空间。相信《全编》校勘记必定空前翔实，有别于已经出版的一百八十多位唐诗研究者协作完成的《增订注释全唐诗》及新编《全唐五代诗》，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唐诗文本演变史。
宁欣等编著《宋人笔记中的隋唐五代史料》[※注]以大象出版社《全宋笔记》为主要依据，辑出宋人笔记中涉及的隋唐五代史资料，分为职官、艺文、政事、礼仪、营缮、征伐、贡举、食货、杂项、志怪十个类目，注明各段史料的来源、版本，无疑也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之著。相关书籍还有刘全波《唐代类书编纂研究》[※注]、朱良志《〈二十四诗品〉讲记》[※注]、刘九洲、吴斌《王维〈著色山水图〉研究[※注]）、周斌与杨华主编《〈李太白集〉版本荟萃》[※注]《杜甫千诗碑》[※注]、毛阳光《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注]、郁贤皓《李白全集注评》[※注]、王锡九《李颀诗歌校注》[※注]和《松陵集校注》[※注]、张忱石《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补考》[※注]、李剑国《纪闻辑校》[※注]、张耕点校《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注]等。
二、经典作家研究
王闿运评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又说是“宫体之巨澜”，但此诗是否属于宫体诗？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该如何判断？张伯伟《宫体诗的“自赎”与七言体的“自振”——文学史上的〈春江花月夜〉》[※注]一文，综合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和文学历史，对以上问题做出试探性解释。文章认为，《春江花月夜》不止是“宫体诗的自赎”，而且是“七言体的自振”。于成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研究》[※注]，首先探讨张若虚生平及《春江花月夜》的接受史，分析此诗在明代以后才得到重视的原因，廓清此诗所写景物区域和创作地点。然后具体分析其主题内容的理解与歧义，与宫体诗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此诗较之前代诗歌的艺术创造性。
由于南宋时《杜审言集》十卷本已经散佚，致使杜审言文章竟无一留存，后世学者论析杜审言的文学地位与贡献时，只能仅就其诗歌而论。新近出土的《王绍文墓志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杜审言唯一文章，填补了杜审言存世文章的空白，对全面了解其文学成就至关重要。孙微《杜审言佚文〈王绍文墓志铭并序〉考释》[※注]认为，该墓志的某些记载可补史书之阙，其“无一字无来历”的文风对杜甫文赋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相关论文还有李卉《杜审言诗歌的特征及影响》[※注]、刘伟《麟台狷者杜审言》[※注]等。赵建明《杜审言研究》[※注]是杜审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其基础研究包括杜审言简谱和交游考，梳理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苏颋等人广泛的交往，著者认为这对其诗歌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与风格特色的选择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审言诗歌系年考则对其七律《大酣》《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应制》等14首诗歌的系年进行考证。杜审言创作研究，包括对其诗歌题材、艺术手法和格律进行分析。杜审言影响研究，重点阐述对杜甫诗歌（风格气象、体制形式和章法句式、选词炼字等方面）和性格的深远影响。最后为历代杜审言评论资料集览，全面整理杜审言相关研究与评论资料。
少陵失意诗偏老。与李白诗歌的青春形象截然相反，杜甫诗言“老”多达340余处，可见其偏爱之一斑；其中诗运之消长亦可见一斑。蒋寅《杜甫与中国诗歌美学的“老”境》[※注]以“老”的美学视角，来度量和评价老杜诗境的伟大，既引证以杜甫本人的咏老述老之诗歌诗论，更辅以宋元明清以来大量论述老杜之诗话诗评，全面详备地论证杜诗体现的“老”境美及其美学范式意义。文章立意与文字，有波澜老成之风，非仅匠心经营，且具化工之巧，岳岳卓卓，诚所谓老树著花无丑枝也。所分析和建构的“老”境美的四层内涵：风格老健苍劲、技巧稳妥成熟、修辞自然平淡、创作态度超脱自适，基本涵盖了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范畴，精当而全面，尽管已见于蒋寅《作为诗美概念的“老”》（《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但用以专门分析杜甫，乃更富胜意，足副子美诗圣、集大成的伟大历史地位。高正伟《杜甫涉酒诗文辑录与研究》[※注]为每一首杜甫涉酒诗撰写解题，分析该诗写作时间、地点、所反映出的心境、所涉及的人事。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刘跃进《文学史为什么选择杜甫》[※注]及其所编《杜甫与秦陇文化论集》[※注]等。
白居易诗歌文本的特点是自注非常多，大概五分之一的诗歌都有自注，有的不止一次，其价值近年来颇受关注。继其《白居易诗歌自注辨析三则》《“诗史”意识与白居易诗歌自注的生成》《白居易诗歌自注的文献价值》三文之后，滕汉洋《诗歌自注与白居易浅俗诗风之关系》[※注]探讨白居易诗歌自注在形成白诗浅俗这一批评定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文章认为，自注作为解释性文字，追求将诗歌中所涉及的信息解释清楚，使读者的想象空间固定化、现实化，与含蓄蕴藉的诗歌美学追求背道而驰。有时诗注与正文提供的信息重复，使诗歌词沓意尽；有时自注对诗歌逐句解释，串讲诗意，使诗歌等同于记述的文章，缺乏诗味；有时注释诗意或用典，甚至将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当做典故出注，对于读者的接受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历来对于白居易诗歌“浅俗”的评价，一定程度上与读者对于白诗陌生化效果消失之后的阅读体验密切相关。
莫丽芸《英美汉学中的白居易研究》[※注]梳理英美汉学研究译介和研究情况，具体分析翟理斯（Herbert A.Giles）、克莱默-宾（L.Cranmer-Byng）、韦利（Arthur Waley）和列维（Howard S.Levy）的白居易翻译和研究，对宇文所安关于白居易研究成果的介绍也占有较多篇幅。作者认为，英美汉学家的白居易研究，几乎都具有文史融合的特点，这个特点又因汉学家个人学术背景和风格有不同的体现。其他书籍还有殷靖《五百年中一乐天——白居易诗传》[※注]等。刘哲、焦尤杰《白居易诗歌题目的特点及成因探析》[※注]认为，白居易诗歌题目有题目偏长、题目重复、组诗多、以诗歌首句为题四个特点。这些特点与作者想传递更多的信息、力求诗作通俗易懂、诗歌创作数量多、诗人寿命比较长、时代风气的影响、白居易才华出众以及创作诗歌时投入的情感强烈等原因有关。白居易对竹的热爱，从常乐里开始，还一直延续至洛阳。陈才智《从比德于竹到养竹之德——白居易〈养竹记〉对寓意于竹文学传统的创新》[※注]以白居易贞元十九年（803）所撰《养竹记》为中心，探讨白居易对寓意于竹文学传统的创新，将此前许敬宗、王勃、吴筠等文学家赋竹之篇那种简单比德于竹的写法，提升至更高的精神层面，以“养”字点出竹德须养，提出养竹之德，即养君子之德，贤者之德的深刻寓意。
元宗简是白居易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文友，也是中唐长安城颇具知名度的诗人，但其诗文早已湮没，未得流传，至南宋已几乎无人知道其诗名。李丹婕《白居易笔下的元宗简——兼谈长安东南隅与中唐文人的交游空间》[※注]通过细读白居易及其他相关友人的诗文，钩沉元宗简的仕宦经历和写作风格，揭示时人对文体的评价系统和分类标准；同时，借助这些零散诗作，我们还可得见中唐文人交往过程中的某些生动细节，发现这些因科举而结识的文士之间的交游、特别是在朝堂之外日常互动的特色，鉴赏诗文、参观胜景、寻访名植是其中主要内容，宅第与园林等长安城的公私空间因此焕发出独特的意义，成为这些士人的情感与记忆所系之所。
二十世纪的李商隐研究，无论是在全集的整理笺注、生平事迹考证，还是在诗歌艺术研究方面，都取得可喜进展，在此基础之上，刘青海《李商隐诗学体系研究》[※注]尝试通过考察李商隐的全部创作来揭示其诗学的全貌，以求全面系统地重构李商隐的诗学体系，对李商隐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诗歌本源论、本体观、兴寄观、怨刺诗学、体裁观、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等，进行深入研究。其所指李商隐诗学，并非仅仅是他的诗论和一般性的诗歌思想，而是指同时存在于其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两个领域中的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简单地说，指的就是其诗歌创作的“鉴赏力系统”，它活跃在其全部创作之中，并在具体创作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著者还有《晚唐文学变局中的“温李新声”研究》[※注]，将“温李新声”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概念提出，将其放在晚唐文学变局的大背景下，研究温李诗词创作中的新变因素，以求完整地、多层次地还原温李诗风的本相。
其他经典作家研究成果还有胡秋妍、陶然《敦煌写本李白诗集残卷考论》、孙尚勇《论李白文学思想的一个侧面——以〈古风·大雅久不作〉为中心》[※注]、许光《韩愈“临文不讳”考论》[※注]、李芳民《韩愈惧为史官发覆——以〈答刘秀才论史书〉的绎说为中心》[※注]等。
三、文化视野研究
隋朝结束西晋末年以来长达270年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虽国祚短暂，享国仅37年，然而政治、经济、文教、文学等方面都出现新的气象，对南北朝文学融合及唐代文学兴盛影响颇大；中国诗歌在经过南北朝近300年的分流之后，在这里第一次交汇、融合。倪其心《试论隋代的诗歌》、章壮余《试论隋代的诗风》、钟优民《隋代诗歌的嬗变轨迹与基本特点》、康震《隋代诗歌的文化渊源》和《历史的追溯：对隋代诗歌的文化阐释》、曹道衡《论隋代诗歌》、霍然《论隋代诗歌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党银平《试论隋人对唐诗繁荣的积极作用》、王祥《试论隋诗渊源走向与隋唐之际诗坛》曾从不同角度对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有所论述。在此基础之上，白晓帆著有《隋代文学考论》[※注]。首先对“隋代文学”界定范畴，接着鸟瞰20世纪之前及1995年以来隋代文学研究状况，然后阐述其与南北朝文学之间的承续关系。以先考证，后论述以及考论相结合的方法，对隋代文学展开全方位探析。作者提出并论述“气高致远”是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隋代文学的特有风格；隋代乐府诗在新曲词调的创制、内容题材的拓展、乐府风格的新变、艺术技巧的创新等方面具有新突破，直接影响着唐代乐府诗的发展；隋代文学处于南北朝文学向唐代文学过渡阶段，其文学思想出现调和南北文学折中的文学思想，譬如颜之推的调和南北折中的文学观；隋代产生大量个性鲜明的强烈主体意识的女性作家，原因在于儒释道多元的开放思想及汉族与鲜卑族的互化等诸种因素。这些均有助于对有隋一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文学史上的李林甫多以排挤文士的形象出现，钟志辉《李林甫与盛唐文士关系考辨》[※注]则认为，若详考史料，会发现有很多误读成分。天宝六载的制举并非无人及第，至少有薛据及第。高适被李林甫授封丘尉，并非薄待。部分文士因李林甫而被排挤、冷落，根本原因涉及权力之争，同时也与他们自身行为不端有关。文学不构成李林甫尤忌文士的因素。为相期间，李林甫整肃选举纲纪，为文士的仕进提供公平保障，由此一批重要文士得以稳步晋升，进入朝廷，担任中、高层清显官。《资治通鉴》“尤忌文学之士”的论断，受时代环境与宋代士大夫身份意识影响，并不尽符合史实。钟志辉《玄宗与开元前期宫廷诗坛》[※注]又认为，开元前期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文学创作呈衰歇状态，主因是玄宗励精求治、抑制奢靡，宫廷游宴大大减少，从而间接抑制宫廷诗歌唱和的发生。他从历次政变中吸取教训，防备心理甚重，不惜一切清除可能威胁自己统治的因素，导致众多文人被诛杀、流贬。同时，为加强权力的集中，他对王公贵戚的限制，导致文士入仕途径受影响，使之不能成为宫廷文学的参与者，从而间接影响创作群体的形成。
唐代山东士族文学家众多，文学创作极富特色，对唐代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整个唐代，山东士族作家在山水诗、边塞诗创作上贡献很大，并且对律诗的形成居功甚伟。李建华《唐代山东士族的复兴与文学思潮》[※注]以唐代山东士族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家族特点、思想、婚姻，着重探讨山东士族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作者以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为分界点，发现唐代山东士族自中唐全面复兴，对中晚唐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唐代山东士族对中唐古文运动、韩孟诗派、新乐府运动、传奇小说等文学思潮也产生深远影响。张一南《唐代早期山东士族的古体诗》[※注]认为，在高适和岑参之前的时代，山东士族已与古体诗结下不解之缘。初唐山东士族已开始“以古为律”的尝试。五古形式的重大推进与五律定型发生于同一群体，与山东士族关系密切，以情景的交错和视角的跳跃为最大特点，对此后的五古产生了影响。盛唐前期五古在酬赠中初步定型，已产生多个发展方向，对元和以下五古存在影响，王维、王昌龄的五古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山东士族的七古已明显学习鲍照，脱离了齐梁体式，杂言和骚体的进步更为明显，其发展水平落后于五古，但同样在武朝和盛唐前期各有进步，并影响了元和以下的七古。
佛教在文学中的影响具有一种普遍渗透性质。田晓菲《觉悟叙事：杜甫纪行诗的佛教解读》[※注]以此角度对唐代诗人杜甫著名的“秦州—同谷”组诗做出解读，这样一组常被独立阅读和欣赏的纪行诗，实则隐含了一个觉悟有情的成佛叙事。杜甫的自注把十二首单另的诗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按照作者自注所指示的那样把“秦州—同谷”诗作为“组诗”进行阅读，会发现组诗的结构只有在读者读到终篇的时候才得以真正建立，而这一结构正是诗人经历种种磨难最终修炼到觉悟有情的叙事结构。《发秦州》以对孔子的回应开篇与收尾，然而组诗却以追寻—觉悟/自我解脱—自我牺牲的佛教叙事结构贯穿始终。因此，在探讨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虽然可以进行多学科交叉的探讨，但出发点是文学研究还是宗教研究，却会为文本带来不同的观照。如果能够做出文学解读，注重诗人用诗歌形式展示和暗示（而不是直接表达言说）的意义，却反而会看到组诗的宗教精神。
刘禹锡被贬朗州、连州等地之后，对当地独特的民间信仰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李琳《唐代民间信仰文化与刘禹锡的文人书写》[※注]认为，刘禹锡借吟咏屈原、伏波神、潇湘神等民间神灵，实质上是浇自己心中郁郁不平之块垒；他仔细观察并记录下民间各种仪式活动，是希望能供当政者以观民风；他批判“天命论”，不迷信鬼神并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这些都体现了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文学观与哲学观。葛晓音《神仙想象的变异——中唐前期古诗的一种奇思》[※注]认为，中唐尚奇诗风是多种表现因素综合而成的创作现象，天宝、大历到贞元时期某些古诗中神仙想象方式的变异可视为这种诗风的开端之一。其想象方式的基本特点是根据现实生活的逻辑去建构神仙世界。思路变异的产生既有古诗体式的原因，也有中唐神仙想象的社会心理基础。安史之乱后帝王崇尚道教的重心由咨询理国之道向寻求长生久视之道转移，道教和道观的普及又使仙境由虚变实，加强了神仙可学的认知度，甚至导致部分文人视入道为生命的最终归宿，从而促使中唐诗歌中神仙想象的世俗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与现实互融的神仙世界虽然缺乏初盛唐文人思考元化之道的理性和深度，却为唐代诗歌史开拓了另一片浪漫想象的新天地。吕家慧《中晚唐循吏观念的复兴与书写》[※注]认为，中晚唐政治文化中出现汉代“循吏”观念的复兴，表现在文学领域便是“循吏”书写。初盛时代，政治文化中重文儒之礼乐化成，轻视实务，排斥案牍，文人儒者多不愿任州县官。安史乱后，重建政治秩序为首要，文儒的理想失去现实基础；州县凋敝，亟待复兴，遂带来制度到观念之极大变化。政能受到重视，地方官的作用得以突出。大批文人儒者出任地方官守，乃以古“循吏”或“良吏”建立自己的身份及价值认同，由此带来了中晚唐“循吏”观念的复兴。这批地方官以“循吏”观念与视野书写，形成了中晚唐文学的“循吏”书写现象与书写模式。
四、文艺视角研究
韩伟《初唐文艺基调探源——以唐太宗诗、乐观为对象》[※注]认为，唐太宗是初唐文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文艺思想对初唐乃至整个唐代都有重要规约作用。就其音乐思想而言，体现出“雅正”与“通变”并存的历史性特征；就其文学思想而言，由于政治实用性的干预，贞观早期以“明雅志”为旨归，贞观中后期，其思想中的审美维度开始彰显，表现出对南朝“浮艳”文风的追摹。这表明，太宗的乐论倾向与文论倾向存在相互会通关系：宏观层面，它们是其“崇文”思想的具体呈现；微观角度，太宗不仅“以乐论文”，亦将带有“折中”色彩的音乐方法论衍及文学领域，促进了文学观的完善。
诗乐关系关系方面，张之为《中唐诗乐关系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论重构——以〈箧中集〉〈新乐府〉诗论转变为中心》认为，诗、乐、礼同源共生，诗乐关系是传统文论最重要的命题。儒家诗论对诗乐关系的高度重视，建立在“诗”的社会政治功能需要通过“乐”来表述这一具有发生学性质的认识上。这正是《箧中集》与《新乐府》的逻辑起点。《箧中集》的独出之处在于它建立了诗歌体式、音乐类型与文体功能之间的清晰联系，其目的是试图通过恢复“诗”之政治功能来打通文儒晋升途径。《新乐府》则内化了元氏诗论并转向更高层次的思考，即在礼乐文化的架构下，重整当代诗乐伦理关系，重建文化秩序，从而实现国家复兴。考察元白诗论的转变，可以细致勾勒中唐诗论在传统文化框架与现实政治诉求之互动中前进的轨迹。
图像传播研究方面，罗时进《宋代图像传播对唐代诗人与作品的经典化形塑》[※注]认为，从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和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双重视角来看，唐人与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经典之可能，本质上是其客观、潜在的经典特质所决定的，但某种精神潜能、美学特质被激活，最终形塑为经典，则有待许多传播事件的发生。入宋代后，人们开始了对唐代文化的继承、总结、反思，往往以绘画唐代诗人与作品作为认知、解读、接受唐代诗文化的一种手段，产生了许多图像传播事件。图像构建了唐代经典作家谱系，突显出唐代作品的典型性，演绎出唐人的独特形象，成为经典建构的一种方法，也成为经典建构的一种力量。历史地看，唐人唐诗的图像绘塑肇端于唐，兴起于宋，推进于元，盛行于明清，因此宋代这个逻辑链上的相关图像事件，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诗与画中有众多诗人骑驴形象的刻画，綦维《杜甫骑驴形象与元代诗、画的异读——兼及“浩然踏雪”误读解析》[※注]认为其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味。终生未仕的孟浩然被视作骑驴诗人的典范，代表着追求隐逸的清高心志，但这中间实存在误读。曾骑驴干谒一心用世的杜甫，则在后人对其与孟浩然的对比解读中遭到贬抑。元代诗画中杜甫骑驴的形象却与之不同，虽然与杜甫的自述不十分吻合，但把握住了杜甫富于诗才诗情又忧时悯世的“诗圣”的本质，对以“浩然踏雪”和“杜甫朝天”对立的传统观念予以有力反驳，充分反映出元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深沉热爱与深刻了解。
尚齿会是宋代以后士大夫文化流行习俗之一，源起于对白居易晚年在洛阳雅集的模仿，今传《白氏文集》所记与后世传说多有不合，宋以来就有学者提出争议，一直延续到明清，并扩张至日韩，成为东亚三国的共同话题。查屏球《流行文化对经典文本变异的影响——论白居易“七老会诗”与“九老图”〈九老图诗〉的源流关系》[※注]就此话题加以梳理，进而分析流行文化与正统文学的关系，由此说明纸钞文本向印本转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文章认为“九老”之说源起宋初，九老图在北宋已很流行，至欧阳修、司马光以史家地位加以肯定，九老之说渐成定论。这一组诗南宋后又多以《香山九山诗》为名，故事地点再次发生变化，应与流行的九老图变异相关。宋孝宗命人拟作，宋高宗为此图题诗，强化了《香山九老图》一题的权威地位，至明清正式以《九老图诗》一题单独进入白集之中，流行文化产物成为经典文本。由于传入时间与文本类型有别，尚齿会在日本、韩国有不同面貌：白居易在世时七老会图即传到日本，且七十卷本《白氏文集》古钞卷是日本的主要传本，故其尚齿会多以七老会为名；七十一或七十二卷白集刊本在朝鲜更为流行，“九老图诗”在朝鲜影响更大。这些变化反映钞本向刊本转变中所受到的流行文化的影响。九老图画缘文本而起，但其传播效应超越文本，其附带而生的文本影响突破原始文献的制约，改夺白集自言的“七老会”为“九老会”，这种特殊的诗画关系也值得思考。
除了九老图之外，白居易诗歌的图像化传播，以及藉由图像阐释其文学史意义，是近年来多元化阐释视野下元白研究的重要开拓。图像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是提供了文献学意义上的视觉史料，印证文学史的可视证据，同时其本身也是阐释学意义上的视觉文本，是离文学最近的视觉化形态，因此文学图像也是重新理解和阐释文学史的重要视角。[※注]“图文互释”的古典传统，在读图时代已经成功回归为还原文学史发生现场的重要助手。陈才智《白居易诗歌的图像化传播》[※注]即有鉴于此，意在以《琵琶行》为例，对白居易诗歌的书画流传媒介加以细致梳理。与之相关，刘志超《跨学科视域中的“尚真”论——以白居易书论画论与文论的比较为例》[※注]则以白居易书论画论与文论为例，进行比较研究，探讨白居易于中国文艺之精神的重要贡献。
视觉媒介之外，音乐乃至舞蹈等，也是多元化阐释视野下文艺研究的重要领域。杨恂骅《论白居易任职于苏杭时期的乐舞诗》[※注]认为，白居易任职于苏杭时期的乐舞诗，通过繁复多样的音乐与婀娜多姿的舞蹈交相辉映，显示出极高的审美追求和独特的文艺美学观，同时也呈现了唐代乐器文化和舞蹈文化风貌。相关研究还有张淼淼《白居易音乐美学研究》[※注]、许洁《析白居易音乐美学思想》[※注]、段路晨《白居易音乐美学思想对歌曲创作的启示》[※注]、贺威丽《论白居易音乐诗的艺术价值》[※注]、祁光杰《白居易〈琵琶行〉的音乐描写研究》[※注]等。
视听之外，还有嗅觉。与嗅觉密切相关的香道，可谓是理解中国诗歌的一扇别致之窗，诗之真谛，恰如白居易《花非花》所咏，如香如花如雾，往往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陈才智《一瓶秋水一炉香——白居易对香道文化的独特贡献》[※注]认为，在白居易身上，体现出诗人与香道、香道与诗情、诗艺与香韵的不解之缘。“一瓶秋水一炉香，香山逍遥坐道场”，在白居易经历了人生的宦海浮沉之后，由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将香文化倾注在满含人生体验的诗行词句里，以诗咏香，以诗赏香，以诗赞香。在香的世界里，寻求创作的灵感，在香气缭绕的氛围中，捕捉诗篇的隽美灵魂，由香入道，香韵与诗情交相点逗，既促进了香道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酿就香文化与诗生活的共生关系。
五、空间视角研究
空间视角的研究，既包含时下流行的文学地理学视角和方法，也包含文学作品的空间书写（如园林、家居、寺庙、乡村、都市等），还涵盖所谓现地还原、诗迹研究，范围包括与作家行迹相关之城市，及文学作品所描写或涉及的地域，其中的遗迹遗址、故居旧宅、坟茔墓地、祠堂廟祀、墓碑墓葬、楼阁亭榭、堂舍石窟、石刻壁画，以及各种纪念性塑像、雕塑、场馆、建筑物等不可移动和难以移动的名胜遗迹等。需要指出，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并非一个新问题，《诗经》有十五国风，战国时的楚歌、楚辞，都有地域特色，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文学也有地域特色。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而言，地理环境对作家心理与美学趣味的影响，被视为重要的研究途径之一，陈铁民《唐代的诗坛中心与诗人的地位及影响》[※注]、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注]等论著，早有精到之论述。近年来，随着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地图等研究理念的深入持续推进，极大地带动了空间视角的发展。2018年出版的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注]涉及谢灵运、鲍照、谢朓、江淹、何逊、阴铿、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元结、柳宗元、韩愈、白居易等15位书写自然山水的著名诗人。作者将古典诗歌与现实景观对照，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诗歌呈现大自然的审美维度和价值取向，呼吁保护和延续孕育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自然山川。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注]则以创建“新文学地理学”体系为学术宗旨，以“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论为理论引领，以概念界说、学科定位、理论建构与方法整合为四大支柱，最终融合为“历史回顾”“学科理论”“空间动力”“研究路径”“学术关联”五大板块，力图在古今、中西以及学理维度上实现新的突破与超越。
唐代园林在魏晋六朝园林发展的基础上走向兴盛，名园遍布大江南北，出现大量以园林景观、园林生活、园林情趣为题材内容的文学作品。王书艳《唐代园林与文学之关系研究》[※注]从唐代园林的历史发展入手，围绕唐代园林的发展状况展开，考察唐代文人自然观的嬗变及其园林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这些以园林为描写内容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园林色彩，与山水、田园文学多有不同。因此作者提出园林文学这一概念，选取与园林有关的文人活动进一步研究园林与文学的关系。分别从园林营造、园林宴集、园林题咏三个方面入手，考察园林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包括文学的题材内容、创作方式、文学形式及文学风格等。作者将唐代以园林景观、园林生活、园林情趣为题材内容的园林文学，置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宏大背景和视野中，结合当时的文学观念及创作理论进行深层次研究，深层发掘园林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唐代文学除具有传统的政教功用外，还具有吟咏性情、交际娱乐等功用，而这些功用在唐后期越发强化突出，与园林的普遍发展不无关系；唐代意象及境界理论的形成，也与园林及园林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唐代园林在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对唐代的文学理论产生重要推动。
作为文人园林家的代表，白居易对园林的经营与书写，超过以往。所以，从居住空间角度切入，对白居易诗歌园林空间意蕴的探讨和研究，格外受到关注。西村富美子有《白居易の〈閑居〉——履道里を中心として》[※注]，妹尾达彦有《白居易と长安·洛阳》[※注]，后者对白居易在两京居住地详加考察，制为《白居易两京居住表稿》，附于《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注]。埋田重夫有《白居易与家屋表现（上）：连接身体与居住空间的事物》[※注]；《白居易与家屋表现（中）：身体与居住空间的关系》[※注]；《白居易与家屋表现（下）之一：庐山草堂对诗人的意义》[※注]；《白居易与家屋表现（下之二）：诗人所表现的长安新昌里邸的意义》[※注]；《白居易所表现的洛阳履道里邸的意义》[※注]；《白居易〈池上篇〉考——水辺の時空と閑適の至境》[※注]等系列文章。王怡斐《生命图景的映现——白居易履道园空间意蕴之探究》[※注]从园林景观设计、园林意境、及履道园之于乐天的意义三方面探讨履道园的空间意蕴；侯迺慧有《身分、功能与园林审美意趣——白居易的私园与公园书写》[※注]《园林道场——白居易的安闲养生观念与实践》[※注]，曹淑娟有《白居易的江州体验与庐山草堂的空间建构》[※注]《江南境物与壶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园的收藏美学》[※注]，遗憾的是，这些日本和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很少为大陆学者所留意和参考，对于当时即远播亚洲文化圈的研究对象及其作品而言，今日之研究与日益发达进步的传播工具之间还很不匹配。
白居易是具有丰富造园经验的园林实践者，他一生所构庭园有陕西金氏村南园、长安新昌坊宅园、庐山草堂等，而洛阳履道坊最为盛名，也最能体现其园林审美的意趣。朱玉凯《诗情与意境：白居易履道坊水景营构的审美意趣》[※注]认为，白居易的园林美学通过履道坊水景营造得以体现，实现了他的小中见大，壶中天地的园林建构意图。白居易较早提出并将园林之借景、映照作为园林水景意蕴营造的重要法式，体现出将山林江湖移居到庭园方寸之间的构建意识。白居易在苏杭任职期间，江南风土人情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依据诗人的情感需求，白居易在对履道坊改造实践中，通过移置、缩凝等一系列的造园手法，以江南胜景为蓝本，以图将履道坊改造成具有江南风情宅园空间，以述怀恋江南风土的情愫，在园林实践中江南物境的塑造成为履道坊营建的主要准则。与文学研究视角略异，姚晓军、赵鸣《基于白居易造园思想的洛阳“乐吟园”规划设计初探》[※注]以白居易在洛阳时期的造园活动为出发点，从诗作中分析归纳其履道坊宅园的造园思想，并以此为依据，通过现状考察重新立意构思，设计白居易履道坊宅园“乐吟园”。这也可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还原白居易文学创作的空间原貌。
赵丽霞《初盛唐旅游诗歌研究》[※注]首先阐释界定旅游诗歌的概念，然后依据初盛唐时期的纵向演变和旅游诗歌的横向特征，对初盛唐时期旅游诗歌的创作动因、发展脉络和相关特征进行系统研究，涉及初盛唐旅游诗歌的发展流变、类型特征、情感特征、对象特征、时空特征等。相关论文有石云涛《唐诗中长安—晋阳官驿道上的行旅——兼谈晚唐诗人杜牧北上游边的经历》[※注]。张丽丽《白居易对长安的心理阐释》[※注]认为，“长安”是白居易诗中重要的意象。从初到长安心理上的疏离，到定居后逐渐委顺自适以应对京城的喧嚣，再到贬谪时期对长安的追忆，白居易的心境随个人处境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诗人对长安的心理阐释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唐地方文人和都城之间的关系：长安作为政治坐标是实现个人抱负的重要平台，但作为外地文人，初入京时内心的疏离不安又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进行调和与疏解。当文人仕途受挫、贬谪外放时，出于对政治命运的考虑，又会展开对京城的追忆，以传达渴望回京的愿望。在京时的疏离与政治压力密切相关，离京后的追忆是政治理想的诉求。
这一视角若能在各自地域或空间分散研究的基础上，增加整体性、系统性，或许会更好。从题目上看，张起榕《从地理角度分析白居易诗歌文学的变化》[※注]应该是更为阔大的选题，也确实较林雪《白居易诗歌文学地理解读》[※注]扩充了长安及苏杭，作者认为白居易一生颠沛不息，无论是在长安、洛阳这些繁华都城，还是在下邽、江州、苏杭等地任职，每次迁移，其文学创作和文人思想都会有所变化，可以看出白居易诗歌创作明显受到当地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从文学地理角度出发，其文对白居易在不同时期的诗歌文学创作进行解读分析，讨论地理环境对白居易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的影响。尽管笔调尚显稚嫩，内容也略单薄，但立意颇佳。立意、内容和笔致俱佳者，前面提及的《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注]，其压卷一章《水国之再呈现》，曾题为《水国之再呈现：白居易的江南城市书写与洛阳履道园》公开发表[※注]，此文论述白居易笔下的两重水国图景：一是其童年的江南记忆，一是其暮年在洛阳重建的江南记忆。这是迥异于该著前面章节的“风景”。前面章节论述的十四位诗人大都紧扣书写自然山水的美感及其生长，而到了白居易这里，自然山水开始向人工庭院和建筑园林过渡。白居易念兹在兹的江南，天然山水当然不少，但已渐由自然之美，转向人工之美，美丽乡村的尽头呈现出都市繁华之端倪。白居易生命历程里真实的记忆，有助于重建中唐江南地域的繁荣过程。由建康而杭州而苏州，中国的文化中心亦随之逐渐南移。在多水的江南，水国之呈现是诗人兼建筑家的白居易的擅场。萧驰认为，这些书写江南水国城市的诗作，七言（主要是七律）的比例远远高于五言，七律与江南城市水衢迤逦展开的景观之间有某种神似。至于白居易晚年定居的洛阳，作者从文献和对乐天旧宅遗址实地勘察两个角度，推证诗人晚年在履道园试图重建池亭虽小却幽深的江南景色。这也正是自然山水审美过程里的极致之变。
六、接受影响研究
与空间诗学视野可以互补，接受美学方法主要在时间线索上展开，二者一纵一横，构成眼下元白研究的主要路径。接受美学方法的路径，包含以元白长庆集文献整理为主体的文集编纂史，以历代元白诗文选本与评点为主体的选本沉浮史，还有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接受效果史，以元白文学作品为主体的作品效仿史，以文学批评家为主体的元白作品评论史，以元白为主体的元白接受前辈作家的接受史，及以后世受元白影响的文学家为主体的影响史，这七个方面，大致涵盖了元白接受史研究的主要范围。
地域人文传统模塑着文学创作生态，为文学社群的结社雅集提供了动力机制。清乾隆年间，翁方纲、阮元等文坛耆宿在江南分别举行苏东坡生日会和白居易生日会，此后地方文人步趋风雅，代不乏人。至同光朝，海宁硖石蒋学溥、朱昌燕诗人群承续东坡、白阮生日会，雅集有期，蔚为大观。祁高飞《清代文人举东坡、香山生日会现象之考察——以硖石诗人群为中心》[※注]认为，先贤生日会的发起与盛行使文人与先贤高举有契，旷代相知，也为文人群体定期雅集、扩大诗学共识、壮大创作力量提供风雅契机。文人在进行情感互动、宴饮赋诗的同时，力图与唐宋文人建立异代同振的沟通渠道，从而使地方文脉得以延绵传承。
元稹、白居易是有世界影响的经典作家，为了系统梳理元白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必要全面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同时总结元白研究历史的目的，无疑也是为了指出今后前进的方向。陈才智《20世纪白居易研究述论》[※注]和《元白研究学术档案》[※注]即意在于此。前者求精，依照出版或发表时间为序；后者求全，在论著性质、语种国别分类的基础上依时间为序，并附列文献资料的来源，有助于学界拓宽和加深对20世纪元白研究状况的了解和认识。
于向辉、张玉红《宋初文人对白居易诗歌题材的学习和接受——山水竹情》[※注]探讨宋初文人对白居易诗歌题材学习和接受的一个方面，即宋初文人在当时文人对白居易诗歌大力推崇的“白体热”背景下，选择对白居易诗歌山水竹情题材进行摹写，借以反观和印证他们自己的诗歌追求和人生情怀。相关论文还有高云鹏《浅论苏轼的白居易批评》[※注]等。前人一般根据《艺苑卮言》中的言论，断言王世贞不喜白居易，而贾飞《王世贞雅慕白居易脞论》[※注]则认为，王世贞“生平雅慕乐天”[※注]是可靠的夫子自道，但其“慕白”过程交织着对白居易的否定和肯定，至晚年方才服膺，而且曾多向度地表示对白诗的雅慕。“诗有堕元白”[※注]看似自贬，实为自觉。作为一代文学大家，王世贞并非唯盛唐独尊而心无旁骛，其雅慕白居易，尤其注意取法其辞达、至雅、贴近时政等特点。其“慕白”也不是一味地称赞，而是有所肯定有所否定：既几度反思自己“堕元白”，又每次不忍心删除效白之作。
崔萍《论白居易的〈诗经〉情结》[※注]与薛璞《论白居易对屈原的接受》[※注]分别探讨白居易对风骚两大诗歌传统的接受。崔文认为，白居易很多理论和诗作体现出对《诗三百》的继承与延续。在白诗中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尊《诗》重教的复古意识、系时系事的现实主义诗歌内容、平白直叙的写作手法这三个方面，从侧面折射出其思想和诗歌创作的渊源。薛文认为，白居易接受了屈原“士”的精神与忠直性格，但他不赞同屈原投江的行为，对屈原行为进行了接受性的选择。白居易诗歌中的讽喻特点、香草美人的比兴特点，则承传了屈原辞赋的表现手法。
黄茂玲《归隐与“中隐”：陶渊明与白居易仕宦经历、隐逸动机比较》[※注]认为，白居易一生仰慕陶渊明，在思想上，他一方面对陶渊明洒脱恬淡、清高耿介的隐逸思想持有强烈的认同感，一方面又受限于自己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积极入世的观念，这种“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表现在白居易对待仕途折中于出入进退之间的中隐观念，比较陶渊明与白居易仕宦经历、隐逸思想的异同，可以从中窥视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的接受与发展。郝美娟《形隐·中隐·心隐——以陶渊明、白居易、苏轼为例谈中国隐逸文化的变迁》[※注]也是从隐逸文化视角出发，但探讨的对象则延至宋代的苏轼，分别以形隐、中隐和心隐，来概括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的三人隐逸思想的不同。同样处理陶、白、苏三人一脉相承的关系，陈才智《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注]认为，白乐天型人格范式，上承陶渊明，下启苏东坡，是中国文人三大人格范式中的重要一环。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成为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这种对话，最终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注]
在白居易接受史上，白居易与唐代其他大诗人历史地位的比较，历来是引人关注的话题。王宏林《试论唐诗第三家的定位与接受》[※注]认为，中晚唐时期，李、杜作为唐代最优秀的两位诗人渐成公论，但对于谁是第三家并没有形成共识，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白居易均一度受到推崇。宋元时期，韩愈被众多诗论家推举为李、杜之下的最优秀诗人。明清时期，王维和白居易先后被标举为唐诗第三家。现代学术建立之后，白居易、李商隐分别在一些文学史中独立成章，隐隐处于与李、杜鼎立为三的位置。唐诗第三家的变化，与时代审美思潮及创作风尚息息相关，宋人对韩诗的效仿，明清格调派“诗必盛唐”的核心主张，清代对“诗教”传统的推崇，新中国成立后对政治标准的强调以及现代文学史家回归文学本位的编撰理念，分别是韩愈、王维、白居易、李商隐成为唐诗第三家的关键因素。
与李、杜不同，白居易不仅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就很高——“唐诗人生素享名之盛，无如白香山”[※注]，对后代影响也很大；不仅对中国文学有突出贡献，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很高声誉。在世之时，其作品即已走出中国，流传东亚，近代以来更是当之无愧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称为“广大教化主”恰如其分。在东亚文化圈中，日本对白居易格外青睐，平安朝曾绝无仅有地开设有《白氏文集》讲座，后来《白氏文集》径称《文集》，与《文选》并驾齐驱，先后成为日本学习汉文化的公认教科书。许凌薇《平安时代白居易诗歌广泛流传的原因研究》[※注]结合平安时代日本的社会背景以及白居易诗歌的特点，探讨了白氏诗文在平安时期备受推崇的原因。张明铭《白居易诗歌在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体现》[※注]以日本作家清少纳言为例，认为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代表日本古代随笔文学的巅峰，深受中国唐诗尤其是白居易诗歌的影响。许嫣《蜻蛉日記：白居易の詩から受けた影響と異同》[※注]以日本古代女作家道纲母用假名文字写成的名著《蜻蛉日记》为例，分析这部作品对白居易的接受。相关文章还有邵明珍《日本学者论白居易的“兼济”与“独善”——以日本学者下定雅弘的〈中唐文学研究论集〉为中心》[※注]、刘克敌《“雪月花时最思友”——漫谈日本文学界的“白居易情结”》[※注]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逐渐关注到日本学者的白居易研究，并开始进行深入考察，虽起步较晚，但至今成果丰硕，涵盖白集在日本的版本、校勘、辑佚、考证及传播、接受和影响等方面。聂改凤、查清华《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对日本白居易诗学的研究》[※注]详细梳理了有关研究成果，文章认为日本学者多从自身理解和需要出发，对白居易诗进行选择性阐发和借鉴，这就使得白居易诗的接受带上日本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丰富了唐诗学的意义。相关论文还有陈才智《白居易研究在东瀛——以〈琵琶行〉为中心》[※注]等。
七、文体文类研究
唐代排律创作取得很大成就的只有杜甫一人。莫砺锋《文学史视野中的杜甫排律》[※注]认为，究其实情可知，杜甫的排律在题材走向上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面目，主题倾向在其创作历程中呈现着鲜明的阶段性，艺术成就则达到前无古人的境界。由于这种诗体难度太大，故后人虽然继作不绝，但再未重现其辉煌。杜甫是排律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高峰。杜甫歌行大篇的结构极尽变化之能事，几乎一篇有一篇之结构，各具经营之苦心。魏耕原《杜甫歌行大篇结构论》[※注]认为，杜甫歌行结构可分为三种，一是大刀阔斧的二分结构，简明单纯，主题突出，在对比、反衬、详略、多少等方面有极大变化；二是三分结构，增加了变化的绝大空间，可以表达更多的内容与复杂的感情，充分体现了沉郁顿挫的主体风格；三是多分结构，或多层平行安排，或以转韵为层次，或以意脉布局，在时空倒移中显出极大变化，或作层层陪衬而突出中心，或主次详略颠倒，显得更为奇肆。
唐代前期在近体声律规则建设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上四下三基本节奏的尊重、病忌理论的推进以及调声术的构建上。刘顺《唐代前期七言近体的韵律规则与句法机制分析——兼及杜诗“沉郁顿挫”的生成》[※注]认为，后世流行的律诗格律说对声律建设的层累性及“声”作为声韵调之综合表现的特性关注不足。平仄二元的固化以及正体标准的模式化，在简化声律理论的同时，也造成声律理论解释力的弱化。在句法机制问题上，唐人的理论建设不及书写实践的异彩纷呈，但其书写实践依然表现出唐人对声律、语体与结构诸因素制约句法的熟悉。唐人在诗体上的创获在于七律，在声律、语体与章法的制约机制下，形成七律的一些基本句法，并开始形成个人与时代的风格特色。杜诗“沉郁顿挫”的生成，也应在唐人自声的声律与句法机制下寻得相应的解释，自句法与韵律的技术层面而言，主要源于句法上“三顿”法的使用以及声律上对傍纽与小韵、韵律单位重音模式及平仄组合规则的利用。
杜甫七律为古典诗歌史上的重大转折，而杜律中的“语序”问题，论者多执“倒装”以作解释，孙立尧《杜甫七律语序阐微》[※注]则认为，杜律的语序变化包含多种情形，非此一言可定。杜甫七律的语序涉及到“句首词”的强调，插入语及“关系语”的安排，“首尾句”的结构以及各种特殊句法，并由此产生“奇格”“多义性”等诸多效用，穷极变化，几乎无所不可；同时，若将杜律语序与“格范畴”语言下的诗歌语序略作比较，亦可进论诗歌语序的通则，从而深入理解杜律语序的全面特征。相关论文还有吴淑玲、韩成武《杜甫乐府诗的叙事风貌及其转型价值》《杜甫乐府诗的体类特征》[※注]、李俊《论杜甫五言长篇咏怀诗的创作》[※注]、王路《“元和体”语体层面探究——以白居易“元和体”诗歌为中心》[※注]等。
唐代散文研究方面，二百余万字的《唐五代文编年史》[※注]可谓巨著，该著撰写前后历时17年，在对唐五代传世文献的海量搜集和校勘排比、取舍的基础上，首次对唐五代历时三百五十余年的4万余篇、近千万字的文章进行编年整理，揭示唐五代骈、赋和散文等各文体在各个阶段的存在状况、特点及其相互影响和承上启下的演进轨迹，勾勒出唐五代文的发展脉络。全书不仅系年并考录出处，而且考订唐文作者、文集及其相关著述，考叙作家政治、文论主张等，为唐五代文编年的同时，也介绍本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作者及其文集、编年文出处、文作家的政治主张以及文学理论等相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可谓是一部资料大全式著述。
房本文《唐代古文运动发微》[※注]以唐代古文运动时期的骈散关系以及唐代士族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为中心，围绕士族兴衰对文坛骈散格局的影响，首先对“古文运动”本身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古文家对待骈文的态度，从文人的观念、交游、创作实际和文体应用等角度厘清中晚唐时期骈体文与散体文之关系，并进一步探讨造成唐代文人写作时骈散选择差异的原因，以及文体对骈散选择的制约，其次考量中唐学术对古文运动的影响，讨论唐代古文家在经史子学方面的建树及其与古文写作之关系，再次是对古文家的出身背景进行考察，围绕其北方旧士族的背景探讨其文化品格与文章写作，通过解析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士族背景，揭示北方旧士族的家学传统与古文家观念之关系，以及旧士族的兴衰对古文运动进程的影响，从而发掘出影响唐代古文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因素。最后将目光下移至晚唐，通过分析唐代科举制度和考察晚唐文人的生存状况，对所谓“骈文复兴”进行重新考量。
骈文因其特殊的文体特征而受到各种形式束缚，表达功能存在天然的缺陷，尤其是不宜于议论、说理。孟飞《从“链体”结构看陆贽骈文的功能突破》[※注]认为，陆贽奏议兼顾内容与形式，议论深刻、说理明晰，虽为骈文而使人“读之不觉其俳”，堪称骈文“别调”。作者以德国汉学家瓦格纳提出的“链体”结构和中国古代文体“连珠”体的相关研究为背景，从句式结构和语意逻辑的角度出发，对陆贽骈文特质形成原因展开分析，发现：陆贽骈文通过“链体”结构的运用和拓展，完成了议论、说理功能的突破，并因此形成“反复曲畅”“深切著明”的风格。陆贽骈文之所以能够发展“链体”结构、实现功能突破，既与古人思维模式及古代文章论述理路相契合，也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与唐德宗性格爱好、执政作风密切相关。陆贽骈文的这一革新，对后世骈文写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吴振华《唐代诗序及其文化意蕴研究》[※注]将唐诗序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采用综合论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诗序的文学史意义、对文学理论的贡献及文化意蕴导向方面加以清理论述。著者在考索诗序源流及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将唐代诗序分为“游宴”“赠别”“追忆”“独特经历”“诗歌观念”等五类，以时间为经，以作家为纬，纵横交织，对唐代诗序的文献价值、艺术特征、文学理论及文化意蕴展开研究，并揭示诗序文体演变的规律：初唐尚丽，将六朝以来的骈文推向高峰；盛唐主气，呈现骈散交织状态，是盛唐气象的表征；中唐求理，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诗序散体化，不仅带有议论倾向，而且脱离诗歌束缚独立成体；晚唐逐趣，在骈文复炽的背景下，诗序却接受传奇小说的影响，保持散体格局，并追求趣味。其相关论文还有《“用常得奇”：论白居易的诗序》[※注]。胡燕《盛唐散文研究》[※注]从文人群落变迁、文章骈散变化、文体嬗变、文化阐释等角度，讨论盛唐散文丰富的内容、独特的审美价值、多向度的文学发展取向、多样的文学观念以及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研究还有冷卫国《先秦汉唐诗赋论稿》[※注]、谭家健《中华古今骈文通史》[※注]、蒋寅《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注]、钟书林《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文学研究》[※注]及集刊《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1辑[※注]、《骈文研究》第2辑[※注]、《斯文》第3辑[※注]、《中国诗学》第25辑[※注]等。
谈莉《唐乐府诗声律与乐府新变》[※注]以《乐府诗集》和《全唐诗》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归纳唐代11类乐府诗的声律特征，考察乐府诗声律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以声律的视角探析唐代乐府诗的语言风格、诗歌意境以及乐府诗体的演变。王辉斌《乐府诗通论》[※注]采用全景式描述方法，将不同时期的乐府诗进行通观，包括乐府源流论、乐府分期论、乐府演变论、乐府专书论、乐府批评论、乐府研究论。相关研究集刊有《乐府学》第16辑和第17辑[※注]等。
徐海容《唐代碑志文研究》[※注]一书，以唐代碑志文为选题，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人创作心理，立足于《全唐文》等基本文献，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对唐代碑志文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特别注重对新出土碑志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应用，通过研讨其文体形态、时代特征及思想内容，就其艺术成就作出综合性分析总结，从传承与革新角度出发，还原其发生的基本语境，分析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及创作走向。杨向奎《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注]一书，继其《唐代墓志义例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之后，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整个中国古代墓志，从文体属性、外在影响、传播接受等角度，梳理中国古代墓志的发展演变，书中对《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题书郡望现象的概率加以分析认为，魏晋南北朝题书郡望墓志所占比例很低；对《唐代墓志汇编》所收墓志统计得出：武周神龙后比例明显上升，开元以后题书郡望的墓志数量更大，所占比例大幅度提升，中晚唐成为普遍现象，唐以后逐渐减少。从科举、战乱、灾荒、私学、印刷术等原因出发分析认为，大族衰落，必减弱争标郡望之风气，波及墓志书写，表现为题书郡望之减少。全书既有创作目的、文体属性的内部因素分析，也有社会变迁、撰者立场、写作对象身份、相近文体渗透等外部要素的研究，同时兼顾传播技术变迁、亲属接受及相关应用，强调在墓志文献整理过程中注意义例的应用可以减少相关失误。全书涉及墓志文体研究的几个重要维度，已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相关著作还有马强《出土唐宋石刻文献与中古社会》[※注]等，论文有王长顺《从文章学看墓志文功用之特征——以唐代墓志文为中心》[※注]。
温瑜《先秦至唐五代哀悼诗文体论、艺术论、作家论》[※注]一书，研究先秦至唐五代哀悼诗的文体特点、艺术特色、典型作家，首先引入现代语言风格学理论，用比较方法从文体内部探寻先秦至唐五代哀悼诗不同体式的表达规范、使用功能及审美效果。其次引入音韵学尤其是汉语发音原理、发音方法的有关理论，从本体探讨先秦至唐五代哀悼诗含蓄、优美、庄重、文雅的语言风格构成原理。最后从个案研究的角度，选择先秦至唐五代10位代表诗人做个案研究，提出影响一位作家在哀悼诗史地位的五大因素：作家的政治地位或文学地位较高，哀悼对象的地位较高，思想内涵崇高或具有真理性、普遍性，文体运用娴熟或有重大突破，艺术技巧高超和艺术成就巨大。其中杜甫和元稹则是其中的“双子星座”。
在具体的唐代散文作品研究方面，孙羽津《韩愈〈毛颖传〉新论》认为，《毛颖传》虚构了毛颖、秦始皇两个人物形象，用以托寓现实中的君臣关系，其本事历来众说纷纭。据《毛颖传》作年和秦始皇形象特征，可知在韩愈经历的代、德、顺、宪、穆五朝中，《毛颖传》本事只可能发生在唐德宗一朝。依据前代俳谐文创作规律，可知毛颖形象并非虚设。《毛颖传》以多组与毛颖仕履密切相关的戏拟句，勾勒出德宗朝名相陆贽的仕宦轨迹，蕴含着伤陆贽、讽德宗之旨。从创作模式上看，《毛颖传》包含戏拟形象、托寓对象、日常物象三重要素，每重要素都与其他两重密切相关，交互映射。这一繁复的创作模式，不仅使其超越了同主题纪实作品的言说困境，也使其独步于俳谐文发展历程之中。柳宗元“述而不作”，苏轼等“仿中有变”，皆是其证。
韩愈的《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是其弘扬儒道的重要作品，刘宁《韩愈“五原”文体创新的思想意涵》认为，“五原”改变了传统正名思想中描述式的概念界定法，对核心概念做出明确的本质界定。其对“名”做本质定义，直探本原，开启儒家伦理本体化的趋向，对“名”的别同异与明高下，树立了儒家伦理的权威地位，表达了弘扬儒道、教化当世的深刻抱负。在韩愈的创造下，“原”体文成为一种由儒家正名思想所深刻塑造的、树立儒家伦理本体与权威地位的独特文体形式。它在后世所以获得广泛仿效，呼应了宋代以下思想领域重建儒学本体地位和权威地位的新需要。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是褒扬安史忠臣的重要作品，对于忠节观念的强化，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刘宁《以王言褒忠臣：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的骈体写作用心》[※注]认为，《南霁云睢阳庙碑》采用唐代翰林学士撰写王言朝命的通行文体——四六骈俪之体创作碑文，呼应了中央朝廷对忠臣的褒扬之义。作为褒忠之作，《南霁云睢阳庙碑》着重树立中央权威。深入理解《南霁云睢阳庙碑》的现实用心和文体选择，对于认识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这一忠义书写经典之作的思想价值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唐代，小说的类例建构，如数量规模、形态特质、类型功能等经历着重要的转变，人们对于小说的认知也处于持续调整、更新之中。王炜《唐代小说类例的建构与小说观念的变迁》[※注]认为，《隋书·经籍志》接续《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定位，著录《燕丹子》《世说新语》等范例，申明并强化小说纪琐言、载细事的类属特征；同时，也基于新生史部的特质，对琐言细事进行切割，分别归入子部的小说类、史部的杂史和杂传类之下。刘知几《史通》对《隋志》著录的类例进行调整，将琐言细事统合起来，全部纳入“偏记小说”的概念之下。经过这次分合，小说强化自身与“史”，尤其是与“事”之间的粘合度，获得在子部、史部之间自由位移的能力。唐人在小说创作中，依循着小说与细言琐事的对应关系展开写作。这些文本生成全新的范型，围绕着小说的功能、类型、质态等提出全新的命题，小说确认了自身“备史官之阙”、可实可虚的特质。在唐代，小说纪细言载琐事的原生类属特征不仅是这个类目聚拢具体范例的向心力，是小说这个知识场域保持稳定的支撑力，而且也成为它进行自我重构的内在推动力。相关论文还有李军均、徐嘉忆《论爱欲叙事与唐传奇的文体建构》[※注]等。
总之，2018年的唐代文学研究，在接续前贤基础之上，不断向后（跨代），向下（雅俗相通），向外（海外传播）延展，从文本到文献，从文体到文论，从文学到文化，在经典化研究、文化学研究、文艺学研究、文献学研究、文体学研究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同程度之深入与新见，从时间线索上展开的接受传播研究，从空间领域展开的文学地理研究，皆亮点多多，创新多多，而创新是守正出新，是合理并充分吸收前辈学者已有成果基础之上的创新。新旧交替之际，这里首先需要郑重怀念2018年相继驾鹤的以下几位前辈学者——饶宗颐（1917年生）、陈新（1927年生）、徐敏霞（1934年生）、陈祖美（1938年生）、王学泰（1942年生）、赵昌平（1945年生）、李时人（1949年生）。年中召开的唐代文学年会，专门设有追思环节。在留恋和惋惜之余，在学会这一学术共同体内外的每一位同道，一面景仰前贤如山如壑的成就，一面也传承统绪，吸纳新知，在新出新见文献基础上，充分利用新手段，开拓新视野，探索新路径。今日之成绩，不足以为矜；来日之前景，更令人期待。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既不断记忆着过去，同时也展望着未来。江山代有新秀出，呼唤新一代学者，尤其是呼吸新时代之风气、掌握新方法、具有新视野的年轻一代学者，在国际交流日益加强的背景之下，充分利用各种层出不穷的新见汉籍文献和材料，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足以媲美前贤的新成绩。
（本文审稿专家 吴光兴）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清空
导出
复制
参见王明辉《注释考据非易事，文史互证见真功——陈铁民研究员访谈录》，《文艺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