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诗的研究，本年度姚华《论宋诗对俳谐传统的吸收与抒情转化——以“俳谐式拟人写物”为中心》[※注]发现宋人在拟人写物中使用了数量远胜前代的各类俳谐式修辞手法，以之扩展诗歌想象、促成叙事之趣。论文指出这种俳谐式拟人写物体现了宋人吸收以往文学传统中处于“潜流”的修辞手段来改造诗歌艺术的创作追求，塑造了宋诗异于前代的美学形态，并在更深层面呈现出古典文学发展中俳谐与抒情传统相汇融的复杂状态。南宋诗歌的中兴，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议题，曾维刚所著《南宋中兴诗坛研究》[※注]突破学界主要对南宋中兴时期诗人进行个案研究的格局，系统全面地研究南宋中兴诗坛。全书十二章，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四章为“群体篇”，分别考察了道学诗人群、激进官宦诗人群、保守官宦诗人群及江湖诗人群；中编四章为“演进篇”，讨论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政治文化生态、士风新变等与诗歌创作之关系；下编四章为“个体篇”，涉及对各类代表诗人如道学大宗韩元吉、朱熹和张栻，歌咏台阁与园林的史浩、张铉等的专题考析。在广度与深度上对南宋中兴诗坛研究皆有新人耳目的拓展。不仅诗歌，近年来研究者们更将眼光投向诗歌之注释，李晓黎《宋诗宋注考论》[※注]在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专著首先对宋诗宋注进行全面的文献考察，较之前人有所驳正和增补，既而深入讨论宋诗宋注与唐诗唐注的渊源关系、与宋代《文选》的传播、与宋代诗学的互动，以及南宋的理学家的诗注等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角度和结论，同时也将宋诗宋注置于更广阔的维度，充分阐析了其于宋代诗学的重要地位。崔媞《自注“来诗”与诗歌空间的扩容》[※注]关注到唐宋转型时期诗歌中产生的新现象：诗人在自注中称引“来诗”。作者指出这种现象生长于酬唱诗中，是和诗作者以引述或转述对原唱的截取、撮略与再植。自注的嵌入方式将“来诗”的珍稀切片留存于和诗里，再现了两诗之间的响应与关联。此类补注有利于将静态凝固的诗歌还原为动态鲜活的对话，显露出和者与唱者、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
受史家将靖康之变作为两宋分野的研究框架影响，词学研究亦由此将词分南北论述，构成了词学研究最基本的框架，但文学与政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存在，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词分南北”存在问题。赵惠俊《“词分南北”话语体系的成立与流变——兼论两宋词的分期问题》[※注]详细梳理了从两宋至今“词分南北”这个话语体系，论文结合不同时期的论述语境考察其时的南北观念及其深层动机，从中寻找出过分注重南北对立的形成原因，并提出破除遮蔽的突破口，为两宋词的流变与分期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关于唐宋词的抒情范式，此前王兆鹏曾提出“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种，本年度王兆鹏、胡玉尺《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注]又新补入“南唐范式”。论文指出“南唐范式”起源于五代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造极于北宋，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和自我的真情实感，常写怀旧、离别、相思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位置。唐宋词由于乐谱失传及文献传播中的错讹，加之相关词学理论不健全，以致众多词调及同调作品在分片、用韵、断句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对此，田玉琪《北宋词调声律考析（一）》[※注]在前人基础上对北宋部分词调及同调词如《十二时》《剔银灯》《早梅芳》等进行了声律上更翔实的考证和辨析，利于我们清晰认识该词调及同调词。本年度，马里扬《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文学类》[※注]令人印象深刻。首先，专著对宋词文本的解析可谓抽丝剥茧，从各种“细枝末节”中考证宋词文本的原始面貌，以此揭示其演变过程、文学意义与内在特质。如宋词研究的重要内容词乐、词体和词律，长期以来少有深入探究，该书借助对文本的精细研读，对词调声情、词体、词律等皆有精彩论述。其次，专著透过词体的“外缘研究”把握内在特质，由“历史考证”进入“文学考证”，其视角与方法对当前词学研究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李飞跃《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词学问题》[※注]是对近年来词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针对目前学界在材料扩充和引入多维知识体系后新见迭出，许多看似已确定的议题变得不确定，研究成果呈现碎片化等现象，作者认为身处中西、古今会通的时代，我们应充分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问题，认识到文学的多样性、活态性和及物性，重视关联性和整体性研究，从历史、整体、系统的角度审视词学乃至文学的本质特征与形态功能，促进其在现代生活的回归与转化。论文对我们当前的词学、文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近年来，关于宋代辞赋的体制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本年度刘培的三篇论文对宋代辞赋的内容进行了阐析。其《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南宋中后期辞赋的华夷之辨》[※注]结合宋代政治外交，考察长于表现政治怀抱的辞赋，注意到华夷之辨在南宋已变而为指对地理与文化边界的坚守和捍卫。孝宗时，华夷之辨含有浓烈的民族排斥。隆兴和议后，夷夏之防更加严厉，捍卫道统和民族尊严成为主流思想。它反映出中华民族面临危亡时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在今天仍然感奋人心。其《论宋代辞赋中国家形象的演变》[※注]提出，宋初辞赋中的国家形象为儒家文化浸润下万国来朝、帝王与民同乐的安详盛世；熙宁变法后，国家形象呈现出所向披靡、自由挥洒的任性气质；南宋初，又转向内敛平易，此后形成一种焕发着和平、宁静、秩序光辉的乡土中国形象，耕读传家、积善继世、风俗淳美等，成了国家形象的底色。北方强邻的威胁，是整个宋代面临的严峻问题，如何处理和强邻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论宋代的御戎思想——以辞赋创作为中心的考察》[※注]通过对宋代辞赋的梳理指出，赵宋秉持内修文德、辅以威武的御敌之道，其御戎思想的核心是修仁德或捍卫道统以怀柔远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它保证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延续发展，但也存在自我封闭等局限性。三篇文章通过辞赋研究挖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小说研究中，“分回”作为宋元话本小说体制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得到讨论，叶楚炎《论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分回》[※注]分析前辈学者论述分回时使用的标志文本，得到分回的主要和次要标志物，以及主要标志物被删改后形成的复合标志物。通过这些标志物，不仅可以看到话本小说中留存的分回痕迹，而且在对这些文本进行层次划分后，进而呈现出话本小说文本变迁的过程，使我们对话本小说的体制有了新的认识。谱录著述在宋代以前仅是零星出现，至宋代才呈现勃兴之势，甚至带动了目录学上的变化，但目前极少有关于宋代谱录的专门研究，董岑仕《论宋代谱录著述的历史变迁》[※注]对这一著述类型在宋代的发展分时段系统考察指出，宋初的谱录撰作总体寂寥；仁宗朝至徽宗朝谱录写作始蔚然成风；南渡至南宋中期谱录写作呈现出地缘变迁；宋季时，汇纂集成式谱录编纂达至高峰。宋代谱录开拓了可谱之物的范围，倾注了宋人的审美观照，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2.分体考察。诗歌部分，马东瑶《论宋代的日记体诗》[※注]创造性地提出了“日记体诗”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借鉴了日记的时间性和记录性特色的诗歌类型，发端于魏晋，勃兴于两宋。论文从记录意识与时间意识、诗题与内容的张力、时间观照下的日常化书写等方面，全面论析宋代日记体诗，指出日记体诗在宋诗“易道易晓”的整体发展趋势下，其独特性在于它既有“欲要人知”的一面，也有对个人体验的保留；日记体诗对于促进和形成宋诗的日常化特色具有重要作用。颜子楠《逻辑的七种类型：宋代近体诗的结构主义批评》[※注]尝试在西方文学研究传统中结构主义诗学一脉基础上，纯粹针对宋代近体诗的文本进行结构主义分析，为此作者将宋代近体诗中出现的逻辑关系分七种类型，即并列、前因后果、前果后因、递进、转折、假设和问答，引入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阐析“逻辑”在诗歌文本生成中的奥妙，为我们观察研究宋代近体诗提供了一种新颖视角。郑韵扬《论宋代咏物诗对“缺席之物”的赋咏》[※注]关注到宋代咏物诗对当下并不存在或未正常、直接显现的“缺席之物”的赋咏这个特殊现象，并将其具体表现归纳为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分别展现了宋人独特的择物眼光、观物方式和咏物技巧。论文认为对“缺席之物”的赋咏，反映了宋人对自然、物与我的认识的转变，展现了宋代咏物诗独特的价值。另外，丁沂璐《北宋边塞诗的恢复情结与突围经营》[※注]提出，相较于其他史料，北宋边塞诗淋漓尽致地展现、保留了北宋诗家在故地沦陷后的郁怀，重夺失地的喜悦以及对城防突围的展望等真实鲜活的情感。
词作为音乐之文学，与谱的关系非常密切，张春义《校谱之风与南宋典雅词派的兴起——从曲谱流传角度看词派形成的音乐背景》[※注]注意到南宋中后期出现的校谱之风，从音乐角度，详细讨论了此种风气与南宋典雅词派兴起之关系。论文梳理了校谱之风的具体情况和特征提出，如四明史家所校“清真谱”凭史家之政治影响而成为南宋中后期词风转型的“激发剂”，杨缵《圈法周美成词》则巩固了词风转型的成果并促成典雅词派最终形成等情况。校谱团结了大批词客、雅人，因此可能形成旨趣相似的词法。鼓子词是流行于宋代文人阶层的说唱伎艺，陶然、姚逸超《论宋代鼓子词的审美品格与文学渊源》[※注]对其展开研究，指出文人很有可能直接参与了鼓子词的表演，讨论了鼓子词前的致语及鼓子词各类题材的文学渊源。倪博洋《宋元分韵词考论》[※注]参照分韵诗，将宋元分韵词从以往的唱和词中单独提出来予以界定，考察了分韵词词体的产生和分韵规则，内容书写及情感指涉等，注意到分韵词独特的文献价值和词学史意义。宋代与周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交往频繁，留下了不少出使诗词，此前相关研究多围绕出使诗，张立荣、米宁《宋代出使词研究》[※注]则将关注点延伸至出使词，明确定义出使词并统计数量，讨论了使辽词和使金词产生的不同背景及各自呈现的特点，文章认为诗虽然记录了出使行程中的大事件，而词却活泼泼地展现了作者在诗文中不曾抒发的情感。
诗词而外，近年来宋文研究的热度持续上升。唐宋时期，孔庙与学校相互纠缠，唐代的“庙”依“学”而兴建，宋代的“学”随“庙”而复立，正因如此，“庙”“学”关系成为当时学记类文章的一个重要话题。朱刚《“修庙”与“立学”：北宋学记类文章的一个话题——从王安石〈繁昌县学记〉入手》[※注]眼光独具地提出，以庆历“兴学”为历史背景，考察《全宋文》所录学记类文章，实际上可寻绎出记文作者的关注点从“庙”逐渐转向“学”的过程，这也是宋代“学记”作为文类的真正形成过程。而在此转变历程中，王安石《繁昌县学记》具有在理论上摧陷廓清的意图。刘珺珺《论唐宋记体文的意义演进——以营造记为中心》[※注]论析了唐宋作家如何在营造题材中守本位的同时，又在发掘记体文的表意潜能上努力出新，推动了这一文体的成熟。具体即在颂扬功德的原始意义上，拓展了对现实的反映，在政治理想基础上全面延展，使自然、情志、艺术等主题可与政治比肩。作者认为这种在营造题材启发下的意义探索，对记体文的文体独立及表现力的发展皆极具促进作用。四六类书是南宋出现的一种新型专门性类书，其产生与南宋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侯体健《四六类书的知识世界与晚宋骈文程式化》[※注]指出，四六类书呈现的知识世界，主要包括文学上的散联警语、历史上的典藻故实、现实中的官职地理及创作中的诸式活套，内容广泛且颇具文体特色。它呈现出一个严密的知识框架，折射出晚宋士人的知识结构和交际网络，生动展示了四六文在晚宋士人社会礼仪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表征着骈文在当时的进一步程式化，应和着此后骈文创作的一度低迷与衰落。《文房四友除授集》是晚宋的一部俳谐文总集，集中收录了郑清之、林希逸、刘克庄、胡谦厚的二十篇文章，此前鲜有研究者关注，侯体健另有《复调的戏谑：〈文房四友除授集〉的形式创造与文学史意义》[※注]以其为讨论对象，从文本生成、形式创造与文学生态关系的角度审视指出，该集中的俳谐文是一种新型“拟体”俳谐文。集中四位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三个文本层次，各文本层次又均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文本内部充满了对话、双簧、反拟等关系，在形式上具有独创性。该集在晚宋文坛引起了广泛的文章唱和，反映出当时地域文人群体的交流样态，展现了晚宋文坛生态的重要一隅，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此外，邬志伟较全面地考察了学界关注极少的宋代笏记和奏劄两种奏议文体。笏记出现于晚唐五代，在宋代较多见，被视为表之变体，其《宋代笏记的文体考察》[※注]经细致考辨，梳理了笏记的起源、使用场合，以及现存宋人文集中笏记的收录情况等，且通过与表、奏劄等文体的比对，讨论了笏记的文体形态和基本特征。和笏记不同，劄子是完全在宋代产生、兴盛并广泛使用的新文体，它涉及奏议、公移、书信三种文体类型，其《论宋代奏事制度中的奏劄写作》[※注]从宋代奏议制度出发，重点探讨奏劄由产生到兴盛的发展演变过程，考察宋代奏劄的文体特点、使用场合的同时，关注其进呈方式与使用者的身份等问题，在历史场景与制度运作过程中清晰展现了奏劄的文体特征、政治功能以及宋代奏议类新文体的确立过程。
笔记在本年度依然获得了不少关注，成为一个上升热点。王水照《对“笔记”的身份认同重新作些考虑——写在〈全宋笔记〉出齐之际》[※注]针对学界对笔记身份久未辨明的问题提出，笔记的身份认定是多元的，是历史也是文学的，互不相妨。通过对钱钟书、吕叔湘观点的梳理，再次强调了笔记内容上写人、物、时、地，“介乎雅俗之间”，“自在萧闲”而“富于兴味”，文风“朴质而自然”等文学特性，肯定了笔记的文学和文献价值。在笔记文体演变史上，宋代是关键转折点，但以往对宋代笔记文体的丕变着墨不多，刘师健《宋代笔记的文体自觉与定型》[※注]进行了较全面的探析指出，笔记在宋代文体自觉意识增强：独立著述的身份进一步清晰和固定化；琐杂的内容特征受到关注，由小说类划入杂家类。体式上亦多有变革：散文性特征明显，创作功能内转，更关注日常和当下；确立了第一人称限知的叙事方式与史官式叙事模式，表现出“以文为理”的叙事主题思想等。笔记文体在宋代定型，规范着后世笔记创作之范式，塑造了后人对此文体的基本认知。孙宗英《转向闲适的日常：论〈归田录〉的体式创格及笔记史意义》[※注]考察欧阳修《归田录》的体式等，亦论及笔记在宋代的演进。如内容上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和现实当下，叙述凸显以“我”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等，和刘师健一文观点不谋而合。
戏曲方面，唱赚是两宋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歌唱伎艺，在古代词曲演变过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虽然一直受到研究者重视，但许多问题仍疑窦丛生。廖奔《唱赚新论》[※注]指出，唱赚发展应分四个阶段，并按南北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形予以论述：一、北宋末汴京出现缠令、缠达的联曲形式，它们作为唱赚雏形，已形成独特的歌唱结构和联曲体制，但尚未形成独立演出伎艺；二、南宋初唱赚形成并与金国北地的缠令、缠达并行发展；三、南宋中期唱赚有新发展但最终湮灭，金元地界北曲诸宫调等覆盖缠令、缠达；四、缠令、缠达与唱赚成分被北曲和南曲吸收，给后世曲牌体音乐以长远影响。文章认为唱赚与缠令、缠达既有继承又有各自的发展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赵义山《“唱赚”与“覆赚”考论》[※注]一文亦讨论到“唱赚”问题，很多方面与廖文持不同观点。如指出唱赚有缠令、缠达两种构套方式，故将三者置于同一逻辑层面，不妥；据南宋初期张五牛创制了一只名为“赚”的曲调而判断唱赚产生于南宋，亦不妥；以为南宋中、后期出现的覆赚是南诸宫调，也不妥。论文还指出宋代之赚曲，实即金元北曲之套数，覆赚则应相当于北曲之联套。廖、赵两文在具体观点上确存在较大分歧，然而问题往往愈辩愈明，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正确理解唱赚及相关议题提供了契机，利于推动词曲研究向前发展。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的杂剧壁画，是迄今发现场面最宏大的北宋杂剧演出图，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最直观的参照物，但关于壁画杂剧人物的脚色归属向来众说纷纭，邱洁娴《陕西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杂剧脚色辨析》[※注]从历史主义视角出发，回归北宋杂剧的演出语境，指出韩城壁画表现了“打诨”刚结束后的刹那场景，场上人物脚色应为二副末二副净一装孤一引戏。
宋代地方志的兴起及体例的成熟定型，不仅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且由于朝廷、官府的高度重视，地方士人的积极参与，使得地方志的编纂和刊刻在当时具有了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力。高柯立《南宋〈吴郡志〉的编纂与刊刻——侧重于社会与政治的历史考察》[※注]从历史学角度，通过研究南宋《吴郡志》在编纂和刊刻过程中的波折及其透露出的社会、政治现象等，发现地方志的编纂和刊刻已成为官府和地方士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地方士人争夺的资源，同时甚至因为参与者的身份与朝廷政治的变动发生呼应。
3.作家和群体论析。本年度，学界继续对欧阳修、苏轼等名家进行深挖，并且关注到以往不曾讨论或讨论较少的作家，在时段上则逐渐向南宋倾斜。
刘宁《盛衰体验对欧阳修诗歌日常化书写的影响》[※注]打开了一个有趣的思考空间。论文指出欧阳修在精神上具有强烈的盛衰体验，盛衰体验包含的生命思考、社会反思，折射出宋型士大夫特有的精神矛盾。它深刻地影响了欧阳修的诗文创作，使欧诗对日常化题材呈现出独特的观照视角，与前代陶渊明、白居易等人及同时代的梅尧臣不同，开拓了诗歌“日常化”的新道路，对宋诗日常化书写具有重要贡献。诸葛忆兵常年致力于宋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其《欧阳修在科举变革中的作用》[※注]结合欧阳修科举出身，多次为科举考官，对科举变革提出过多条意见的经历，系统论析了其于科举变革中的作用。论文认为欧阳修为考生时，论时文，切中时弊。庆历间，欧阳修对科举的提议或所论不确，或于科举变革关系不大。他在科举变革中最大的贡献是嘉祐二年权知贡举时排抑“太学体”，为科场带来新文风，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科场风习。对欧阳修在科举变革中的作用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欧阳修一生饱受病痛折磨，孙宗英《论欧阳修的衰病书写》[※注]注意到欧阳修作品中高频的衰病书写，细致讨论了这一特色。论文指出欧阳修的衰病书写，诗歌多淡化细节，且以反差较大的意象化解萧索之感；擅用戏谑笔调及卑陋意象塑造衰拙形象，欧诗中的衰病书写是诗歌取材日常化的表现。而词则过滤了病的部分，只有对衰容的描摹，塑造了白发衰翁的形象，在宋词的言志功能和诗化进程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吕肖奂《欧阳修刘敞嘉祐唱和：京朝官的社交和私交生活》[※注]关注到欧阳修至和嘉祐间在汴京建立的京朝官诗人唱和圈，作者认为，其几可反映此期京师乃至整个诗坛的唱和概貌，从他们的唱和诗中可见其社交和私交生活，以及各自的心理状态与精神状态等。论文主要讨论了这个唱和圈的核心欧阳修、梅尧臣、刘敞之间的唱和，三人的贫贱交与莫逆交在多种话题中得以延展。欧阳修与刘敞私下唱和没有群唱多，“黄栗留”意象是二人间较为隐秘的隐喻符号。
《春秋》说是欧阳修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洪本健、王永《欧阳修〈春秋〉说历代接受摭评》[※注]系统梳理了历代对欧阳修《春秋》说的接受情况。论文指出欧阳修《春秋》说最受关注的观点是“舍传而从经”“求情而责实”，其秉持“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之精神治《春秋》，开宋代以义解经的先河，深深影响了后世学者。而破除迷信、批判谶纬，及反对过度阐释《春秋》的观点，在后世亦引人注目，但对经传互补说以及隐公非摄，赵盾、许止实为弑君等观点，历代有质疑和争论。本年度，李昌舒《北宋士人的“好议”之风及其消极影响——以欧阳修为个案的研究》[※注]《论北宋士人的“好名”：以欧阳修为例》[※注]皆以欧阳修为考察中心，讨论了北宋士人的“好议”“好名”。前者指出欧阳修在政论中敢言、极言、能言，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议论过多、事无巨细皆论争，对于具体政事往往利大于弊的消极影响亦不容忽视。欧阳修身历三朝、长期身处高位，对此后北宋士人好议之风具有深刻影响。后者认为，欧阳修等新型士人面对的是晚唐五代以来的士风浇薄，社会积弊丛生，加之其出身寒微等，使他们开始高举名节大旗，以天下为己任。在与反对者斗争的过程中，名节意识促使他们引入君子小人之辨，将一般的政见之争演变为道德优劣之分，具有消极意义，对此后的北宋政治有重要影响。两文反映了欧阳修在宋代社会文化中的典范意义。
关于苏轼，杨治宜《“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注]，全书共六章，分别讨论了苏轼文学创作背后的佛、道等思想资源，继而以其对名花和怪石的吟咏为例阐发对自然美的争辩，最后落在苏轼晚年和陶诗及丹学上，把苏轼几经贬谪的命运与各种带有象征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展现了苏轼的审美、创作以及他在有限肉身与无限自由之间的挣扎。作者借鉴了东西方各种思想视野，围绕“自然”核心命题，构成宏大的阐释体系，通过文本细读，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苏轼的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丰富了苏轼文学研究，为中国文学提供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多种研究维度。巩本栋《“东坡乌台诗案”新论》[※注]认为，研究苏轼乌台诗案所涉诗作，重点不是判断其中是否语含讽刺，而是怎样看待这种讥讽。论文指出，这些诗作固有讽谏朝政、不满新法的一面，更反映出苏轼作为一位正直士大夫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和党争背景下复杂矛盾的心态，《东坡乌台诗案》在文献和文学史上皆具有重要价值。肖瑞峰《苏轼诗中的西湖镜像》[※注]深度解读苏轼的西湖诗，从中触摸苏轼的文化性格，体察其淑世情怀，捕捉其身世投影以及领略其艺术功力。论文认为苏轼将发轫于唐代的西湖文学推向了巅峰。“幽人”意象在苏轼诗词中大量出现，但以往人们多据《易经》注，理解为“幽隐之人”或“幽囚之人”，程刚《苏轼的“幽人”易象与意象》[※注]注意到被忽略的内证，即苏轼在《东坡易传》中独特地将“幽人”释为有德有才而失志失位之人，结合苏轼的仕宦经历等，论文从纵横两方面重新释读指出，“幽人”意象在贬谪和非贬谪期具有不同含义，启发我们注意易象与意象之间可沟通但不能等同。
此外，刘尊明三篇论文《东坡词用调数量和成就的统计与分析》[※注]《东坡词中首见词调和创调的词史价值》[※注]《东坡长调慢词的创作数量及发展历程》[※注]皆从数量统计入手，定量分析了苏轼词的用调、首见词调和创调、长调慢词等相关问题，展现了苏轼具有的音乐文学修养和才能，以及其注重合乐协律的词学观念与创作实践，肯定了苏轼在用调上的开拓和他对宋词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宋代尤其是北宋中后期，士大夫自我意识高涨，杨理论、骆晓倩《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注]提出，苏轼在诗歌世界中彰显出超强的自我意识。论文重点分析了苏轼诗中的自称，当自称与社会身份一致时，其地方官长和幽囚之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彰显；而不一致时，则彰显出苏轼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较之欧阳修、杨万里等，苏轼的自我检视有着罕见的深刻反省意识。赵超、张梦昀《民俗书写人文化的典范——论苏轼祈雨文学的人文意趣与政治内涵》[※注]关注苏轼的百余篇祈雨创作指出，苏轼在程式化之外，将祈雨活动诗意化，使之成为颇具人文意趣的文事活动；将相关风俗和知识裁剪熔炼为创作素材，开创了祈雨文学的独特面貌，而祈雨创作中也渗透着苏轼的思想历程与政治情怀。陈才智《闻思所及共香焄——苏东坡的海南香缘》[※注]提出，盛产沉香的海南，成就了苏轼超越苦难的沉香性格。通过书写，苏轼将传统香道提升到明德悟道乃至立身修性的高度，且融禅入香，藉香参禅，成为中国香道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外，庆振轩、潘浩《苏轼贬谪辞、谢表探论》[※注]考察了苏轼贬谪辞和谢表，不失为一个深入了解苏轼的切入口。孙赫男《苏轼的女性观念与其禅宗意识》[※注]论及禅宗对苏轼进步女性思想的影响等。
伍晓蔓《陆游记梦诗解析》[※注]借鉴荣格心理学解读陆游的记梦诗指出，其所记之梦，有个体情结的活动，也有人格面具、他者、智慧老人等无意识的显影，其空间书写也蕴藏着集体无意识的色彩。陆游时常观察和解释自己的梦并希望能驯化梦境。其记梦诗主题明确，结构清晰，情节合理，叙事有序，格律标准，呈现出特有的书写策略。何映涵《陆游诗歌的生机之趣及其文化意蕴》[※注]关注陆游大量闲居诗中的生机之咏，论文阐析了陆游诗如何细腻发掘自然生机，讨论其生机之咏的文化意涵，通过深入比较指出，陆游的生机之咏足可与杨万里分庭抗礼，二人的生机之咏虽属不同模式，但都对后世有示范作用，在南宋吟咏天地生意的诗风中有一定地位，值得研究者重视。巢彦婷《论陆游诗歌中“矛盾”的自我形象》[※注]发现陆游诗中的自我形象存在多方面的矛盾，短时间内个人形象差异较大。论文提出，陆游诗中个人形象的突出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诗歌的信服力，但矛盾而立体的陆游形象也直接体现其丰富的情感，使诗歌更加动人。近年来，学界陆续出现对陆游花木吟咏的研究，但焦点多集中在梅花、海棠相关诗词上，许东海《花谱·地图·版图：陆游牡丹谱录、诗歌的“谪迁与世变”论述及其与〈洛阳牡丹记〉之对读》[※注]独到地关注陆游的牡丹书写，不仅诗词，还将其《天彭牡丹谱》引入研究视野，与经典的欧阳修《洛阳牡丹谱》对读，几相结合，呈现出陆游牡丹书写独特的取向与情志意涵，在梅花海棠主要以香草美人及君子之志的情志基调外，别具“谪迁与世变”的意义。论文由牡丹书写演绎了攸关牡丹花谱、谪迁地图及其历史版图的多重文化蕴味。
作为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成员，戴复古在近两年尤受学界关注。何方形在去年与吴茂云合著《戴复古研究》后，今年出版《戴复古诗词研究》[※注]。专著先纵向勾勒戴复古的人生之路，再重点横向剖析其创作情况，解析其时事诗、山水诗、怀乡诗、咏物诗等，注意文化与文学大背景下的宏观考察，探索其诗词创作的精神渊源、主导风格和艺术成就等，对戴复古的情志内涵和表现技法作出了一定深度的讨论。此外，本年度诸葛忆兵于《河南社会科学》第三期主持了对戴复古诗词的专题研究。专题收入其《论戴复古诗词之同调》[※注]一文，作者发现宋人普遍对诗词文体的分界意识清晰，但戴复古是个特例。论文指出戴复古词以“稼轩体”为主调，具有强烈的“诗化”倾向，其诗则常为女性代言，有不少关于相思情爱的内容，诗词两种文体在其创作中呈现出同调现象。宋词经苏辛开拓后“诗化”逐渐明显，唐宋词的传统题材也在当时影响着诗歌创作，戴复古的诗词创作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两方面的交融。专题还收入王岚《〈全宋诗·戴复古诗〉补正》[※注]和陈丽丽《戴复古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互融》[※注]。前者分小传、重出误收诗作、新补集外诗歌逸句、存目四部分，是目前关于戴复古诗歌较完整的整理修订。后者关注到戴复古的论诗诗，论及戴复古重视苦吟、追求严谨的创作态度，推尊杜甫而强调转益多师，注重诗歌本体特性，讲究音律等诗学思想，而这些诗学理念皆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形成戴复古诗歌平和融通的艺术风格。这组文章从文体学、文献学、诗学理论与创作角度对戴复古研究具有深入推进。
张培婧《从文臣到“诗人”：王禹偁的角色意识与诗风变化——以商州时期的诗歌为例》[※注]认为，王禹偁被贬商州后诗风发生变化的重要内因是其角色意识的转变。被贬后，王禹偁的角色心态由居于主流的文臣士大夫变而为处于政治边缘的“诗人”，其诗歌创作亦随之由士大夫千人一面的泛咏闲情，变为专意于抒写个体情志和追求诗艺精进，由此脱离了白体闲适诗的平乏境地，迈入更高的艺术境界。苏碧铨《论王禹偁诗歌自注的文学功能与文献价值》[※注]注意到王禹偁诗歌中数量可观且内涵丰富的自注，作者认为王禹偁是诗歌自注风气承唐启宋的关捩，他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充分拓展了自注的文学功能和文献价值，对宋诗自注的发展影响深远。侯佳《论王禹偁知制诰经历对其古文成就之影响》[※注]指出，作为北宋古文运动先驱的王禹偁，知制诰的经历不仅为其文学革新提供了重要平台，还使他成为天下文士的楷模，对北宋古文运动精神的形成影响深远。理解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王禹偁的文学成就和地位。诸葛忆兵《论辛弃疾艳情词》[※注]选题新颖，考察了辛弃疾词中为数不多的艳情词，论文指出辛弃疾对词的本体特征有深入认识，且能在创作中充分把握和熟练运用，然其眷恋故土，一生以北伐为己任，故其各类题材的艳情词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喻托；也正因充分把握了词体抒情的特殊功能，辛弃疾才能挥洒自如地创作英雄词。祝寿是宋代词人常用的主题，宋代寿词数量庞大，但后世评价甚低，唯辛弃疾例外，莫砺锋《从词坛背景看稼轩寿词的独特性》[※注]正是抓住了在宋代寿词中一枝独秀的辛弃疾寿词，文章指出辛弃疾词能够赢得声誉，在于其题材倾向即祝寿对象向社会下层转移，内容和写法上独辟蹊径，抛弃了当时词坛上的流行模式，使寿词由应用文变成抒情诗，可谓全方位改造了寿词，在宋代寿词整体陈词滥调的背景下突起一座奇峰。
黄庭坚诗歌用典之繁富，人所共知，孙立尧《论黄庭坚的“典故程式”》[※注]首次讨论到其用典的程式化。论文指出“典故程式”作为黄庭坚用典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诗人从古代典籍中刻意挑选或精心熔铸而成的片语，它们常在同样的韵律条件下（如“三字尾”）反复使用，并结合了诗人对典故独特甚至生硬的理解与运用（“错本旨”）。这既是山谷“点铁成金”的大匠钳锤，也是构建“瘦硬生新”风格的突出技艺。论文的探讨对深入理解“山谷句法”及江西诗派的诗学内涵具有一定意义。尚荣《朱熹理学诗歌的美学意蕴》[※注]指出，朱熹的理学诗歌在深刻说理的同时，包含丰富的美学意蕴。具体即在个体的领悟与充实中展示义理之美；从日用与先天上下贯通中体现诗歌的淡雅之美；强调生生不穷之意、悠然用世之境以阐发积极之美。这种美学意蕴一方面提升了朱熹理学诗的文学性，达成理学与文学的双重成就；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其理学诗的流传。曾维刚《巨擘之路：论范成大的诗学历程》[※注]指出，范成大诗歌丰富的历时性变化，在人生与时代的变奏中形成了特定的嬗变轨迹与诗学特征；在共时性上，范成大诗学具有特定时代及个性特征，和杨万里、陆游共同推动了宋室南渡至中兴的诗学代变；在文学史的总体视域中，范成大诗学具有经典性与诗史特征，尤其对使北诗歌题材开拓及晚年将田园诗推向新高度等，使得范成大堪称一个历史时代的巨擘。学界长期以来对柳永词的评价存在正负两极，沈松勤《柳永“屯田体”的特质及其词史意义》重新解析“屯田体”指出，“屯田家法”既吸纳赋体的铺叙或叙事因子，又以代表词乐音拍的去声虚字为领调、以双声叠韵做烘托，构成其以展衍铺叙、情韵傍流为风格形态，以雅俗并陈为审美内涵的体性特质，别创一种“词家正体”。在词的演进历程中，“屯田体”彻底打破唐以来小令独霸词坛的格局，全面开启了慢词与小令联镳竞逐的历史。
马里扬《姜白石词乐“犯曲”说通解》[※注]充分吸收不同研究领域成果，对宋词研究的重要问题姜夔词乐中的“犯”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考辨，取得不少新发现。如论文考订了姜夔《凄凉犯》的宫调“仙吕犯商调”，颠覆了清代学者直至夏承焘等的看法；又如对宋词“转调”过程的考订等。这些细部创新，皆有利于推动姜夔词的研究。其另有《自编词集与晏几道词的深隐寄寓》[※注]由晏几道自编词集联系北宋熙宁、元丰之际士大夫的群体处境与心态，从文献学问题延伸至文学史与思想史。论文引入黄庭坚诗集中数首与晏几道的唱和诗，采用“以诗证词”的研究方法，提出晏几道实应为士大夫歌词创作时代来临之际被忽略与遗忘的先行者。王十朋作为南宋诗歌走向中兴的重要诗人，目前关于其科举仕宦、政治学术及文学创作的研究颇富成果。曾维刚《论王十朋的人生品节与诗学个性》[※注]从其人生与诗学视角出发，结合宋室南渡至中兴的历史语境与文坛风会，从王十朋安贫固穷的气节与诗歌表现、忠愤耿直的气质与浑厚刚健的诗风、和韩学韩的文学接受与诗学取向等方面，阐析其人生品节与诗学个性。文章认为王十朋以慷慨进取的精神超越了南渡以来那些旨在偏安自娱的文学书写，具有突破江西诗学、推动宋诗中兴的文学史意义。张剑《孔平仲与新旧党之关系》[※注]利用近年来发现的若干新材料，重点考察清江三孔中的孔平仲，注意其思想的复杂和动态变化，重新认识他和所谓新旧党人之关系。如孔平仲前期有受新党影响，后期更同情旧党；循吏意识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新旧党争的二元对立，他被时人或后人划入某种党派，并不能反映其个人意愿。论文启发我们研究人物应注意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史料的适用性，在传统人物研究模式外提供了新的思考。
此外，王魁星《惠洪〈冷斋夜话〉中的东坡记忆》[※注]指出，北宋诗僧惠洪《冷斋夜话》中的东坡记忆具有纪实性与唯一性，不仅为明清小说中提供原型，对苏轼研究亦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刘宁、郑乐乐《论张舜民的诗文写作》[※注]关注到北宋陕西关中地区的文人张舜民，分类讨论了其现存诗文。张思齐《二程以有神论为基础的体道为文活动》[※注]考察程顥、程颐的有神论思想和弘道诗文认为，二程通过文学创作展现了体道、为文、有神论的三位一体。闫雪莹《南宋洪皓使金诗文研究》[※注]讨论了洪皓的使金诗文，肯定其于爱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方如金、黄宗海《诗词文章如江河之流——驳“（陈）亮平生不能诗”》[※注]通过文献爬梳，结合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等，反驳了“亮平生不能诗”之说，使我们得见一个更加真实的陈亮。吴繁《论曹勋诗歌的中兴书写》[※注]提出，曹勋诗歌中的中兴书写揭示士人人格的脆弱与复杂性，折射出中兴概念在孝宗朝退潮与淡化。孙惠欣、王佳慧《汪元量诗歌用典解析》[※注]从用典角度分析汪元量的诗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汪诗及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等。
群体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南宋段。北宋文坛带有“结盟”性质的文学群体中，较之“欧门”“苏门”，“王门”研究相对冷落，并在文学意义上常被认为不如前二者。徐涛《王安石与“王门”文人群及其文学活动考论——以非新党文人为中心》[※注]考察了“王门”文人群之构成、著述及文学活动等提出，“王门”文人通过诗文酬赠等形成以王安石为中心的文学交游群，他们受王安石熏冶，艺术追求和审美倾向等较一致，同样可以视作揭去政治标签而以文学面貌存在的文人群体。由此认识出发，“王门”与“欧门”“苏门”等文人群体相互碰撞，方可凸显其独特的文学史意义。曾维刚《时代的强音：南宋中兴激进官宦诗人群体研究》[※注]指出，南宋中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激进官宦诗人群，以王十朋为核心的楚东诗社是其群体形成的标志，尤、杨、范、陆等为其中坚，他们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如以阳刚之气为核心的审美观念、爱国忧时的共同主题、慷慨激越的艺术世界。其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与诗歌书写，发出时代的强音，推动了诗学演进，堪称历史与文学史上的典范。理宗绍定间的“江湖吟社”在当时及后世都未引起广泛重视，吕肖奂《“江湖吟社”与南宋后期江西诗坛》[※注]独具慧眼，挖掘有限文献产生的诗坛语境，洞察到一个更为丰富深远的诗歌“江湖”。论文指出赣寇、汀寇之乱下，江西赣吉抚旴及闽西北诗人逃至隆兴府（豫章），其中戴复古、严羽等主动与江西诗人交流，在吸纳江西诗人审美意趣同时，也为江西诗坛注入浙闽诗风，共同构建了南宋后期东部诗坛。此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南宋后期尤其是浙闽以外的江西诗坛有更全面的认识。吕肖奂另一篇《南宋中后期游士群体交游唱和的非虚拟空间》[※注]分别考察了南宋中后期游士群体交游唱和的两种主要非虚拟平台，即故乡和他乡的里中诗社、各地朝野好贤之士养士或纳士的“第宅园囿”，他们为游士群体交游唱和提供了可能，论文亦由此讨论了南宋中后期游士群体唱和诗歌的特点。程海伦《南宋江湖文人的游边文学》[※注]《论南宋中后期江湖文人的幕府文学活动》[※注]主要关注江湖文人。前者注意到江湖文人兴盛的游边之风，探析了游边产生的作品如何寄托诗人强烈的历史反思以及其包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蕴，文章认为江湖文人的游边文学，无论从作者身份、题材表现还是情感取向皆自有特色，是唐宋边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游边以外，大量江湖文人还以属官或谒客的身份进入幕府，后者正是针对江湖文人幕府文学活动的专门讨论。论文指出江湖文人大多凭借诗词或四六创作获得幕主赏识，入幕后以属官和谒客的身份参与幕府文学创作并作为主力，他们之间及幕主有着密切的互动，幕府经历扩大与巩固了他们的社交网络，是影响江湖文人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月泉吟社历来深受学界关注，但对其遗民色彩的偏重，也容易遮蔽其诗学特质，慈波《遗民之外：诗歌史上的月泉吟社》[※注]一文在遗民之外重新考察吟社认为，因科举停废，诗人们得以致力于月泉吟社征诗活动，组织者标举“杂兴”，力图振救宋季江湖诗作兴象浅近、窘于边幅的弊病，其努力经后辈诗人承继而与时代诗潮融会。从一代文学的视角来看，月泉吟社诗不失为肇开元音之作。闫雪莹《亡宋北解流人作家群体研究》[※注]考察南宋灭亡后被元军押解北上的流人作家群，专著共九章，前两章系统阐析了这个特殊群体，并具体分为祈请使群体、宫室群体、崖山群体和拒聘群体；中间六章重点探析代表作家家铉翁、汪元量、谢枋得的生平创作及后世对他们的传播和接受；最后思考了流人文学与遗民文学的关联，肯定了亡宋北解流人作家群创作在宋亡诗史上的地位及其体现的忠节相望的历史意义。专著关注到并系统研究亡宋北解流人作家群，拓宽了宋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二、文化研究
立足文学本位，在宏阔的文化视野下研究文学，使其回归原始语境，是长期以来学界研究的基本方向。本年度宋辽金文学的文化研究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地理等多个方面。
政治方面，科举与文学联系紧密，仍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管琴《词科与南宋文学》[※注]首次系统考察了词科考试与南宋文学之关系。全书分七章，首两章为宋代词科综论，梳理了词科的源流与设置等，自第三章起，以南宋各阶段的王言书写为中心讨论词科与制诰文，研究词科批评和南宋骈文的发展导向，观照到词科以外如记、序等文学体式，分析王应麟《词学指南》与南宋后期的文章学观念，最后从外部研究着眼，厘清词科与南宋理学的诸多问题等。专著通过研究词科与宋代文学各层面的关联，揭示了南宋和北宋不同的文学形态，从全新角度描绘了南宋文学史暗潮涌动的真实图景。钱建状、张经洪《宋代词科与士人的文学交游》[※注]从考试程序、考前士人的应考策略等探析宋代词科与士人的文学交游活动。论文指出，应举士人通过投献、请益等，建立起人际网络和师承关系，以词科为中心，历代经典文本、考场衡文标准，辅之师弟相承的文学传统，三者合力，推动着写作范式的传承与文体形态的稳定性。此外，文章也看到这种传承可能导致创作上的固化与偏执。张兴武《论词科选才与南宋四六文的振兴》[※注]指出，南宋四六文能够振兴于道学极盛之时，与博学宏词科的制度保障密切相关。严苛的考试制度要求应试者“博洽”，不许“出于准绳之外”，“四六格”有体制格式、用事属对、协和声律等要求。南宋硕学通儒多词科出身，其文章自然呈现“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的气质，故南宋四六组丽瑰美，格律精严，直可与六朝骈文相比肩。词科外，进士科是宋代科举最主要的常设科目，律赋是其考试的重要内容，王彬《宋代进士科试赋的命题特点》[※注]提出，宋代试赋命题经历了一个渐趋严格的过程；不论以时事或自经、史、子书中出题，始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宋代试赋命题还有避重出、避忌讳、讲得体等注意事项，这些特点对宋代律赋独特风貌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宋代的祠禄官制对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祠官文学是南宋独特的文学景观，侯体健《论南宋祠官文学的多维面相：以周必大为例》[※注]从周必大的乞祠奏状、领祠表启、归祠诗歌等创作多维展开，结合奉祠者和他者的身份，研究周必大在各种政治事件中的复杂心态及转变轨迹。他与庐陵地区其他祠官的聚合，促进了地域文人群体的形成，繁荣了地域文学活动。文章指出祠官文学文本既是南宋文学内蕴特质的体现，也是深入理解南宋士大夫心灵世界的重要路径。孔庙中的位次实际是官方的学术地位表，而配享与从祀人员可视作一部官方学术政治史，张健《从祀配享之议：南宋政治与思想视野下的苏学地位》[※注]关注到宋代从祀配享问题，孝宗时代苏轼的从祀、配享被提了出来，时值王学权威下降，元祐学术地位上升，元祐学术内部之程学与苏学之间分裂与斗争随之而起，为力争苏轼从祀配享孔庙，孝宗本人及苏学传人各提出了尊苏的道统论述。由苏轼从祀配享事件，可见苏学在南宋政治与思想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变化，以及权力对于学术的塑造力量。
宋代经济发展、都市的繁荣是其中一个重要面向。近年来，关于北宋首都东京与文学的研究频出，视角多样，本年度李贵《听见都城：北宋文学对东京基调声景的书写》[※注]更是关注到东京的声音环境，在北宋文学中发现汴京声音、环境与人的关系。论文指出北宋文学对东京自然声响的描写中，其基调声景是莺啼蝉鸣，北宋文学通过它们与首都、皇权构筑起直接的联系。经文本叠加和互涉，莺啼蝉鸣成为东京的标志和作者情感的催化剂，营造了空间性。通过北宋文学的声景书写，读者至今得以听见都城。论文深入研究文学中的声音景观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世界和自身。杨庆存、李欣玮《论宋词中的都市风采与人文精神》[※注]从城市建筑、交通与都市文化风采以及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等方面深入，提出宋词运用汉字形、音、义等多方面的表达优势，与城市生态风貌、文化建设等浓厚人性化内涵完美结合，创造了生动形象而又深刻感人的艺术境界，反映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辉煌。赵惠俊《北宋前期的词中城市与朝野词风的离立》[※注]认为，在北宋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北宋前期词中产生了开封、两浙诸郡与洛阳三大重要城市空间，各有相应的词情词风。开封词体以帝王贵戚为中心，内容富侈靡艳，词风雅俗共存；两浙诸郡以士大夫为写作中心，于江南山水间成清丽风格，展现士大夫之清雅意趣。二者成为词体文学发生朝野离立的文学内部因素。而洛阳处于沟通朝野的位置，词作偏向一种富贵表达，空间的特殊性允许欧阳修等青年士大夫参与词体写作，为北宋中后期的词体革新奠定了作者基础。
关注文学的区域性、地方性，确为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本年度，仍有多篇论文涉及地域与文学。李贵《灵壁兴替：宋代文学中的小县镇与大时代》[※注]抓住灵壁从镇到县，从宋朝灵壁县到金国灵璧县这个见证王朝兴衰和国族更替的典型区域，详析北宋的张园（兰皋亭）书写最早赋予灵壁以地方性，其中苏轼的作用尤为显著，而灵壁石成为关涉个体、家国、天下的“尤物”；南宋的灵壁书写寓故国之思，“灵壁断流”意象成为压抑的政治现实之象征等。宋代文学创造了灵壁，表现出文人士大夫的自我认识。论文启发我们在关注地理如何影响文学的同时细读文学如何界定地方。叶晔：《游与居：地理观看与山岳赋书写体制的近世转变》[※注]指出，“游”与“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观看视角和创作状态，为此引发古代山岳赋的发展经历了从纪游书写转向地志书写的过程。具体即两宋后，地方观念在文人世界强化，山岳赋逐步借鉴都邑赋的书写体制，强调地方性知识书写，将书写对象山水内转至熟悉的地方世界。这种变化与近世文化转型中的地方化、日常化趋向有关，与宋以后辞赋散文化构成一种新的张力关系。杨宗红《两宋小说家之地理分布与小说的地域性》[※注]详细分析两宋小说家的地域分布和流动情况，发现北宋与南宋小说家的地域分布比例各有不同，总体上南多北少，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和闽江文化区，小说家地域分布比例的变化，与王朝分期关系密切。论文还从地域角度讨论了为何北方多传奇杂俎，南方多志怪。宋秋敏《宋南渡后岭南词学的兴起及其地域特征》[※注]讨论了靖康之难后，大量流亡、贬谪词人涌入，加之地区经济地位提升，使得词学创作寥落的岭南迅速崛起，这不仅促进了南渡后词学版图的变化和地域多元化词学格局的形成，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岭南词学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学术思想与文学方面，刘培《元祐学术与北宋中后期辞赋创作——以苏轼为中心的考察》[※注]讨论了元祐学术的背景和核心思想指出，苏轼等元祐党人受学术思想影响，在辞赋创作中表现出对社会历史的重视，对心灵与自然、社会如何统一的探索，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维护现存秩序的焦虑。为了捍卫思想的主导地位，元祐学术将道统的内涵赋予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个人与社会、自然、宇宙得到统一，从而完成对儒学的革新。“三教合一”是宋学最为显著的特征，张玉璞《三教融摄与宋代士人的迁谪心态——以苏轼为中心的考察》[※注]以苏轼为研究对象，探析宋代士人对儒、佛、道人生哲学的兼摄和融会，为此形成宽厚而灵活、执著又通达的处世心态和人生哲学。因此在谪居期间，不同于唐代的韩愈等，能保持平和畅达的心态，坦然应对挫折，不介怀个人穷通得失与祸福生死，平稳度过低谷期。陈元锋《“修故事”：宋人的制度考古意识与文学活动》[※注]考察了宋人在文学活动中形成考辨和仿效前代“故事”的“修故事”的自觉行为，论文指出这些“故事”可视为“隐性制度”，“修故事”即“制度考古”。论文探析了“修故事”的心理动因和表现形态等认为，其意义在于补苴缺失的传统，续写中断的文脉。以承续斯文为情怀的“故事化”写作，是嗜古博学的宋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两宋时期，印刷和出版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给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叶晔《从书仪到活套：南宋文章文本生成中的近世转型》[※注]关注到社会阶层流动和出版业发达对南宋文章文本生成的影响，认为在此情势下，活套、通式、构件之法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人初学门径的局部调整，并对元明清诗文的演变与转型起到某种刺激和形塑作用。研究指向一个强调文本生成的文学世界，启发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中的多次形式主义创作潮流，不失为打开唐宋经典囿限下的明清诗文研究新局面的一次尝试。比利时学者魏希德（Hilde De Weerdt）《12世纪中国宋代手抄和印刷出版之间的连续性——以王明清分期出版笔记为例》[※注]考察了王明清《挥麈录》的出版史，并在参照近代早期英国的出版情况下指出，宋代读者兼用手抄和印刷方式来传播数量迅速增长的分期笔记；由于印刷材料和技术的助力，以及笔记自身的印刷传播等社会原因，宋代中国的读者出版得以很快调适到了印刷媒介。
宋代是书院教育的发展兴盛时期，书院因此进入宋人的创作视野。张文利《论宋代吟咏书院诗——以华林书院和武夷精舍为重点的考察》[※注]以北宋初文人吟咏华林书院诗和南宋吟咏武夷精舍诗为考察对象，比对分析认为，两宋书院诗都展示了书院的基本面貌和功能，呈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因关注点和吟咏者身份的不同，带来两宋书院诗的差异。两组诗歌构成了宋代书院诗的两种基本模式，彰显出各自不同的意义，为后世的书院诗书写确立了基本范式。董晨《南宋书院文学创作中的“怡情”指向》[※注]指出，“怡情”是南宋书院创作的主要指向之一，较之书院外，这种“怡情”指向在体裁选择、创作及批评实践的特征、“怡情”的意义方面均有独特之处。探讨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南宋书院中人的多重角色，更加理解南宋书院的创作观。
三、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方面，莫砺锋《论陆游、杨万里的诗学歧异》[※注]全面考察陆游、杨万里的诗学思想认为，二人之诗学思想均出儒家，然杨万里从理学家的角度阐释儒家诗论，有食古不化倾向，陆游则将儒学精神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二人均重视客观环境，但杨万里更重自然触动，作诗多咏景，陆游重社会激发，作诗多关注现实；二人皆自称诗风曾发生突变，但杨万里为循序渐进之变，陆游则受军营生活激发而悟入雄豪境界。张毅《朱子的“格物游艺”之学与“中和”之美》[※注]指出，朱熹将即物穷理的格物精神贯彻于“游艺”活动中，寓格物于“游艺”是为追求尽心、知性而知天的“自得”境界；他对循性而发的重才情、尚气韵的文艺持中肯态度；他以“心统性情”说折衷性理与才情，认为只要无所偏倚就能达至“中和”之美。这种文从道出、美在心性的文艺观，在其题画诗和书画题跋里皆有形象生动的叙说。朱志荣《论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史观》[※注]提出，严羽在前人基础上，从断代角度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史观。他以“悟”“气象”和“词、理、意兴”等审美范畴作为不同朝代诗歌的品评标准，以汉魏晋盛唐诗歌为典范，其“五唐分期”说、“以盛唐为法”和“扬唐抑宋”的宗唐观，对明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的诗歌正变观带有辩证意识，譬如对王安石《胡笳十八拍》和柳宗元亦表示肯定。方頠玮《王若虚的诗论取向及其意义》[※注]探析王若虚《滹南诗话》指出，王若虚对宋诗的评价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中心，他扬苏抑黄，是要在诗歌取向上融合盛唐李白的自然和杜甫的议论，表现出对盛世文化的憧憬；他批评黄庭坚的诗歌，与他推崇唐代李杜韩的诗歌价值有关；其李杜优劣之论，体现出其诗歌理论的金源文化特质等。王若虚的诗论取向展现出他探索金诗发展出路的努力，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冯晓玉《论何汶〈竹庄诗话〉的诗学思想》[※注]讨论何汶《竹庄诗话》，从推崇的诗人、偏好的诗体及重视的时段来看，何汶以学杜为宗旨继承并修正江西诗学，《竹庄诗话》兼收汉魏古诗和唐代律诗，以消解古律高下之争，且以晚唐绝句矫正江西末流之弊，为南宋中期诗人提供诗学载体，表现出较为通达的诗学观。
王晓玉《北宋士人的文学本原论——从“文学的形上概念”说起》[※注]指出，北宋士人普遍思考过诗文本原、文学风格、审美境界等问题，他们追寻“本原”的意识体现在“天道诚体”的构建中，这种“本原”意识不仅对北宋诗文理论，亦在画论和琴论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冀晋才《“以情欲论性”到“以理气论性”的转变》[※注]发现，“以情欲论性”是宋以前儒家人性论的主要特点，但到宋代，理学家提出了“以理气论性”的新思路，彻底解决了“性善恶难辨”的问题，使儒家思想在人性论上与佛学有了根本区别。将人性定义为“仁义礼智信”，又使理学与世俗儒学有了根本区别。这种突破和创新，对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孔颜乐处”是两宋理学的核心话语之一，王培友《两宋理学“孔颜乐处”话语之诗学价值》[※注]指出，由于“孔颜乐处”的理学实践和主题诗歌创作主体一致，加之其具备了情感性、审美性等文化品格，所以“孔颜乐处”话语对彼时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正确认识“孔颜乐处”诗歌主题及诗意组织方式，该话语在理学、诗学、诗歌创作中的不同内容与表达，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两宋理学与诗歌关系的理解。“诗余”作为词之别称，有其合理性，但进入明清后，学界对此名称的含义众说纷纭，甚至表示出反对词为“诗余”的观点，韩立平《宋人“诗余”观念考释》[※注]梳理了明清两代的“诗余”观，回归历史语境，提出宋人以“诗余”称词，表达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要求，希望人的精神文化活动皆能融贯统一，受到人格道德力量的贯注。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将词与传统诗文打通，皆视为文人士大夫道德的发露，还在于它强调了词创作的内在自发性，使词从为人之文学转向为己之文学。韩立平另有《宋代文学批评中的诗词互证与辨体思想》[※注]指出，诗词互证、以诗证词、以词证诗在宋代文学批评中普遍展开，此种批评昭示了宋人对词由遣兴娱宾渐向纪实功能转向的自觉体认。同时，诗与词的“不言之辨”仍为宋人所强调，词对内部世界的偏重而相对弱化外部世界，仍是不争的诗词之别。诗与词的张力，显示了宋人辨体思想的切实与慎密。任竞泽《宋代文体学思想研究》[※注]以八章结撰，重点对宋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如欧阳修、黄庭坚、吕本中、朱熹、周密等人的文体学思想进行具体分析和比较研究，发掘其文体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文化等背景因素，从中寻绎宋代文体学思想发展的共同规律。王术臻《宋元诗学转型研究》[※注]共五章，首章系统考察了晚宋的诗学生态，接下来分别论析了刘克庄与严羽的诗学之争、宋元之际庐陵诗学、刘辰翁对宋诗学的整合，以及刘辰翁对“元诗”的缔造等，梳理了当时的诗学思想流派和论争，证实了元诗的来龙去脉及其艺术价值所在。专著将文本细读与文化背景的考论紧密配合，以考据眼光看待诗学内部问题和诗学发展演变史，得出了一些新鲜有价值的结论。
四、传播接受研究
传播接受研究方面，本年度，研究者关注到媒介对传播接受的影响和作用。罗时进《宋代图像传播对唐代诗人与作品的经典化形塑》[※注]指出，入宋后，人们对唐代文化的继承、总结和反思往往通过图像传播。图像构建了唐代经典作家谱系，突显出唐代作品的典型性，演绎出唐人的独特形象，成为经典建构的一种方法和力量。诗歌至宋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长题诗，此前的研究者多论及这些长题诗具有的纪实性功能等，张鹏宇《宋诗中的长题对其诗歌接受的影响研究——以苏轼诗歌为中心》[※注]分析了宋诗长题出现的背景原因，讨论了诗歌在接受过程中的便利原则，最后以苏轼诗歌为例，考察其长题诗在当朝和后世的接受情况。论文指出尽管长题是苏轼“以文为诗”的艺术拓殖，但它难于记忆等还是对这部分诗歌的流传产生了不利影响，从传播接受角度客观公允地评价了宋诗长题的价值和作用。
陈才智《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注]认为，苏轼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三位异代大诗人之间形成了心灵对话。论文将苏轼置于广阔的历史时段中，清晰呈现出中国文人思想之演进。赵旭《群体性的选择——论两宋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对〈楚辞〉的学习与借鉴》[※注]指出，两宋士人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文学活动由元祐苏门诸人首倡，至南宋后期形成热潮。流传至今的数十篇辞作虽为和陶，实则深受《楚辞》特别是其中《远游》《卜居》《渔父》诸篇的影响。这些篇目包蕴着逍遥神游之乐、对出处大节的思考以及淡泊近道之趣，符合其审美趣尚。这种趣尚与庄子的齐物达观、佛老的禅悦之趣更为接近，融贯于他们的辞作之中，两宋士人藉其陶写胸襟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出他们心中的屈原形象。
“丑恶之美”被正式引入诗歌并加以艺术表现的现象滥觞于韩愈，日本学者绿川英树《欧阳修的美丑意识及其表现——围绕对韩愈诗“丑恶之美”的接受》[※注]探析欧阳修的美丑意识提出，欧阳修在对韩愈“丑恶之美”的接受过程中，将美与丑对举并保持二者平衡，实现美丑的融合与协调，以此开启新的审美境界，这个意义上，其可谓唤起时代审美风尚的先驱。虽然其审美倾向在创作中未能彻底贯彻，但他摸索出的这种新型美丑观念形态，因其均衡和稳健，获得了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学者的认同，最终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得到了切实的继承和发扬。李哲《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注]强调王安石一生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在古体中得以实现，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辛弃疾与姜夔词风的异同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王毅《论姜夔对稼轩词风的接受与新变》[※注]从骚雅意旨与咏物词的创作手法两方面，分析了姜夔对稼轩词的接受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变。论文对二人词风相通的解析，利于让我们走出宋词婉约、豪放的二分法，看到词史发展的脉络：从南渡前中期的辛派词风如何过渡到中后期姜夔、吴文英等所谓的风雅派词风，其中姜夔对稼轩词风的接受与新变是转变的关键。
裴云龙《理学知识场域与北宋六家散文经典系统的建构》[※注]《“三苏”并称与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化历程考论》[※注]分别对北宋六家散文和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化问题展开了讨论。前者指出在1127—1279年间，“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六家散文在理学士大夫所形成的知识场域中被建构为具有儒学意义的经典系统。后者认为“三苏”在散文经典体系中的并称也包含了“苏学”的因素，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价值更明显地依托其学术性内容，二人各有侧重地获得了认可。郭薇《关于金代“赤壁”主题题画文学的探讨》[※注]以金代“赤壁”主题题画文学为考察对象，探讨苏轼的文风、人格及《赤壁赋》中蕴含的人文思想对金代文学的影响，据此可知，苏轼及其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范成大作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其词为其政治成就和诗名所掩，白帅敏《论范成大词在南宋的传播及影响》[※注]清理范成大的词作指出，其词在南宋已广泛传播，范成大单篇词通过歌唱、诵读、题扇、题屏及词选、词评等方式传播，时人普遍对其婉约词接受度较高。范成大还以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广博的学识、活跃的文学活动等，影响了当时及后人的创作。
近年来卞东波致力于域外汉籍和东亚汉文化圈文学的研究，本年度其《东亚汉文化圈的文本旅行：黄庭坚〈演雅〉在东亚汉文学中的拟效与创新》[※注]将文学文本传播视角延伸至海外，引入“文本旅行”的概念，呈现出黄庭坚《演雅》诗对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汉文学产生的影响，并且朝鲜朝文人还对“演雅体”有变异、突破与创新。《演雅》是东亚汉籍史上注释最多、效仿最多的单篇作品，其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文本旅行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史意味。
五、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生平行止和作品真伪、留存、传承等的考辨，以及古籍文本的校勘注释等整理工作。本年度，此部分成果卓著，不仅出现大部头的年谱和资料汇编，尤其文献版本考辨等亦多有新的推进。
作家考证上，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注]和祝尚书《吕本中年谱》[※注]最为亮眼。《王安石年谱长编》共七卷六册，该书在前人编纂王安石年谱的基础上，按照具体的年、月、日进行编排，对王安石一生的行年事迹进行了详尽的综合考证，涵盖其家族世系、字号、里贯、生卒年、科名、仕履、功业、人际关系网络等，做到了巨细靡遗、考订精详和系年准确，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搜讨考据之功。作者对新出或未被前人注意的史料精审辨析并加以利用，在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创作成就和学术造诣等的探讨上，能解前人之聚讼，作出新颖而合乎情理的评判。此书利于我们全方位了解王安石其人其事，走进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王安石，是此后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文献。关于吕本中，无论是宋乾道初沈度编刻的《东莱先生诗集》还是庆元间黄汝嘉辑刊的三卷《东莱先生外集》，皆因作者自注及诗歌中准确的“岁月”信息极少，且年代久远等，很难系年。鉴于此，祝尚书细致梳理《东莱先生诗集》正、外两集，利用其自注、题注及作品中一切可用于编年的时空元素，再稽考各诗的写作背景，发掘史料文献记载之诗本事，并适当参酌原编次第，编成这部年谱，建构起一个以文献为基础，以时间为经、以可系年或大致可系年之作品为纬的框架，是目前有关吕本中最完备的年谱。
此外，由于南宋词人张炎的北游关系到对其词和政治品格的评价，近现代以来，张炎北游时间之争，逐渐演变为人格评判方面的分歧，孙虹《张炎北游事迹发覆》[※注]通过对其两次北游的考察，厘清了这个问题。文章考证出张炎未曾求官，“不遇的赵孟”实为莫须有的人格误判，张炎以词存史，记录了大时代的民族危难与遗民情感。胡传志、姜双双《南宋诗人徐似道生平与创作考》[※注]考察活跃在南宋中期的诗人徐似道，得知其生卒年（1144—1212），进士及第后，徐似道历任吴江县尉、吴县尉、绍兴府户曹、绍兴府学教授、太和县令等职，期间多有诗文创作，所著《竹隐集》十一卷等，亡佚于宋末元初。
文献考辨上，朱刚《关于婺刻〈三苏先生文粹〉所载策论》[※注]根据上海图书馆藏南宋婺州刻本《三苏先生文粹》，寻得三苏的一些集外文章，如苏轼、苏辙嘉祐二年参加省试的答策，以及历来颇有争议的苏洵《辨奸论》，后来被误编入苏轼别集的苏辙“五经论”等。论文指出，由于《文粹》将这些集外文跟三苏别集原有之文按类别、主题混合重编，就有可能塑造出新的文集形态，也影响到如今通行的《苏轼文集》。许红霞《惠洪〈筠溪集〉源流考——兼论〈石仓宋诗选〉对作品的删改》[※注]对《徐氏红雨楼书目》集部所著录的惠洪《筠溪集》及三种流传于或曾流传于日本的《筠溪集》进行考述，获知目前所见的《筠溪集》，皆来自明代曹学佺根据《石门文字禅》中选编而成、收录于《石仓十二代诗选·宋诗选》中的《筠溪集》。《孤本禅诗〈筠溪集〉发现记》中所谓广东书商从日本访得的《筠溪集》，并非海内孤本。论文提出，曹学佺在编选唐宋诗歌时，对很多诗人的诗歌内容进行了大量删改，使原作者诗集、诗歌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本真的面貌。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是一部记述五代逸闻故事的笔记，乔颖丛《〈洛阳缙绅旧闻记〉版本流传考》[※注]首次对该书的著录和在宋元明清的流传情况，以及版本等作了细致系统的梳理，尤其对现存抄本文献的利用，有助于更明晰地呈现该书的版本流传轨迹。较之别集，苏轼的词集编纂情况不甚清晰，日本学者原田爱《苏词集编纂考》[※注]聚焦于苏轼病逝的北宋末到元代定本《东坡乐府》刊出的经纬，以其考证出苏轼词集的存世情况，从出版地域看出各时代对苏词受容侧重之变迁，指出各个时代对苏词认识的不同以及对出版利益等的考量，影响到苏轼词集的编纂样式。辛弃疾词集在南宋多次被刊印，从编辑方式、名称、卷数、刊刻时间、地域、编印主体等分类来看，其版本情况相当复杂，邓子勉《辛弃疾词集文献考述》[※注]根据历朝藏家的著录，细致全面地厘清了辛氏词集版本的流传情况。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宋刻元修本《夷坚志》，是现在通行本《夷坚志》前四志八十卷的祖本，严元照和张元济都曾指出其中数篇小说误收了他志小说，但《夷坚志》尚有十八志散佚，故一直以来，对前四志中误收他志小说的具体篇目、数量等仍是不明。潘超《〈夷坚志〉前四志误收他志小说考辨——以日本静嘉堂所藏宋刻元修本补刻页为线索》[※注]通过调查宋刻元修本《夷坚志》的补叶，判定共四十三叶补叶中有四十八篇小说原为他志小说，乃元人沈天佑修版时误收。通过此次考察，有助于重新认识《夷坚志》的文本来源，并提高其作为史料的利用价值。现在可知的宋刊本李善注《文选》仅有国子监本和尤刻本，刘锋《宋代李善注〈文选〉的校雠与刊刻》[※注]认为，这两个刊本的校雠和刊刻，对后世《文选》流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论文详细考述了两种版本在校雠刊刻上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指出中华书局影印尤刻本所附的《李善与五臣同异》作者并非尤袤，推测其为国子监刊刻《文选》时的副产品。
肖鹏、王兆鹏《欧阳修〈朝中措〉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注]《贺铸〈青玉案〉情事索解——回归现场与细读文本之五》[※注]和日本学者大木康《关于宋真宗〈劝学文〉》[※注]是对单篇作品的考辨。第一篇考察了嘉祐元年刘敞出守扬州，欧阳修在汴京家中设宴为其饯行所作的《朝中措》词，论文全面结合欧阳修的人生经历，身体和心理状态，以及该词写作现场“平山堂”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等，对《朝中措》词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第二篇探析贺铸名作《青玉案》认为，此词确为真实爱情故事的书写，其背后是贺铸暗恋吴女的苦涩往事，并由此分析了贺铸婉约词催人泪下的艺术魅力。两文这种回归现场的观照和释读，利于我们把握文本的深层意涵。大木康一文全面探究托名宋真宗的《劝学文》，考察其与科举之关系，它在各个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影响，以及其来历等问题。文章指出《劝学文》可能并非宋真宗之作，而是科举制度下“糊名法”等改革措施皆出自真宗朝，《劝学文》自然被假托于真宗名下。
于怀瑾《“点石成金”典故源流考——中印古代文化融合的例证》[※注]是对典故源流的考析。论文分析指出所谓“点石化金”源于晋代许逊的传说，实为以讹传讹。“点石成金”之术应追溯到《大唐西域记》载印度高僧龙树的神通，中国道家“黄白之术”“阴阳五行”等说为其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于是在释道合流中，“点石成金”“点铁成金”的典故广泛传播，体现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黄庭坚在佛教文化影响下，把龙树的“点石成金”演化为古典诗论中追求变古出新的术语“点铁成金”，从而使之获得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文献整理上，杨观、陈默、刘芳池《苏辙资料汇编》[※注]从近千年的文献中，将与苏辙经史子集四部著作相关的资料悉数辑出，所用文献包罗诗文别集、总集、诗话、笔记、史传、地志及类书等。全书分五大部分：苏辙生平及家世资料汇编，《诗集传》《春秋集解》等相关材料，《古史》为中心的资料汇编，《老子解》《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的相关材料，苏辙诗文集相关资料汇编。每部分按时代辑录，其中具体文献据作品产生时代的先后，如作品时代无法确定，则以作者生卒年论定。每部第一条以此书版本目录流传为开端，每篇文献都列明出处和所在卷帙。汇编为此后的苏辙研究提供了一部完整可靠的基础资料，利于推动苏辙研究的深化。刘文源《文天祥诗集校笺》[※注]十六卷，凡四册，首次收录了文天祥全部诗词，包括集杜诗，是迄今第一部文天祥作品全集。全书除集杜诗二百首和词七首单独列卷外，其余各诗均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脉络清晰地展示了文天祥思想发展轨迹和诗歌创作历程。全书体例分为校记、笺注、集评三部分，校勘不但以《文山集》诸本为依据，还参照前人的文集、各种类书、笔记、诗话、地方志等丰富资料出校；笺注是全书的重点，不但释义、注音，还追溯词源，兼顾其引申义；集评即选择、汇集前人对诗的看法和评价。该书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文天祥颇有助益。
另外，本年度学界仍有关于《全宋诗》《全宋文》的考辨和辑补等。高志忠《〈全宋诗〉补阙——补诗人、补诗事、补诗评》[※注]以专著形式首次系统地对《全宋诗》进行诗人、诗事、诗评的全面补阙，共辑得补阙诗人149名、诗事132则、诗评202则，规模数量为其他辑补所不及。书中还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在补阙后加“按语”予以说明。陈小辉多篇论文考辨了《全宋诗》中的重出问题。[※注]杨玉锋《书法文献与〈全宋诗〉重出误收关系发微》[※注]则指出，书法文献在记录宋诗上有独特价值，可用来辑佚诗、审字句、辨讹误，但要注意书法文献本身的可靠性。梅华《〈全宋文〉所收文集序跋文补遗八则》[※注]对《全宋文》漏收的陈之强《元宪集序》、林机《淮海居士文集后序》、谢雩《淮海集跋》、陆之渊《柳文音义序》等八则，予以辑出，加以补遗。
巩本栋《论宋敏求在文献文化史上的地位》[※注]是对文献学家的研究。论文提出，推动书籍收藏、校刊整理、辑录编纂和传抄、刊刻等活动的往往是朝廷和官方，宋敏求却以一人之力，兼司藏、校、辑、编数职，著述甚多。对宋敏求在书籍的藏、校、编纂上的贡献和特点作了探析，肯定其于中国文献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宋敏求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进入数据库时代的今天，现代科技为各项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和更高的平台，但同时也带来尖锐的挑战。刘成国《机遇、挑战与回应——数据库时代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以宋代为例》[※注]即针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问题，以宋代为例，论及数据库检索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考证提供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为应对这种情况，考证应当追求高度的精确性、严谨的批判性、立体的动态化，在细读、精读文献外，进行多学科、多重视角的观照，警惕政治、文化等因素对文献史料形成的影响等，为当今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考证指出了一种重要的应对策略。
最后，2018年宋辽金部分最重要的学术会议当属由《文学遗产》和苏州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宋代文学同人会暨国际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研讨会。此次会议参会论文以文体研究为中心话题，突破了学科限制，研究成果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学和思想史意义。通过此次会议，海内外学者的交流亦愈加频繁深入。总的来看，2018年的宋辽金文学研究，经过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积极运用新材料和新技术，强调文学本位研究的同时，注重在大文化背景下拓宽研究视野和路径，在得出合乎情理的论断之外，也为学界带来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启示。尤其宋代文学研究方面，王水照曾提出“三重三轻”（重北宋轻南宋、重词轻诗文、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之偏颇，显然已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研究格局日益合理。同时，研究者还表现出可贵的对现有研究局面的总结与反思。不断体味自己的学术特长，在文本细读中还原历史，在回归传统中寻出学术创新的灵泉所在，踏实求新，稳步开拓，这是对未来宋辽金研究新气象的期待。
（本文审稿专家 吴光兴）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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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