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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符》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来源: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5 >> 第三篇 论文选编 作者: 颜同林 浏览次数:10
摘要:  从5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着对作家思想改造运动展开的是对方言文学的遗弃、对欧化与文言的清除,全力加速了语言的统一化、规范化进程,这一过程几乎可以概括为朝普通话写作方向迈进。具体到郭沫若《沫若文集》的出版,就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普通话写作的意图与规约。现就《沫若文集》第三卷中的历史剧《虎符》为例,试图揭示这一历史剧是如何修改的,作者在哪些层面适应了新的文学体制与语言规约。也就是说, 《虎符》在50年代的版本校释所呈现出的版本变迁,与普通话写作具有怎样复杂的关联呢。作为一部获誉甚多的历史剧, 《虎符》版本校释传递并负载着这样不可重复的时代风云,是郭沫若留给后人的历史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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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虎符》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作者: 颜同林

    现代作家跨越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便逐渐步入不同尺寸的文学轨道。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的生态大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化,深入而全面地影响了作家们的耕作与收获。作为文学体制的内核之一,“普通话写作”成为50年代年代文学的主要范式。从5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着对作家思想改造运动展开的是对方言文学的遗弃、对欧化与文言的清除,全力加速了语言的统一化、规范化进程,这一过程几乎可以概括为朝普通话写作方向迈进。典型事例是,50年代中期召开的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会议,重新定义了普通话概念,并合法性延伸到独尊普通话写作维度之上,对当时的作家创作产生了最为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不论是面对沸腾现实生活的重新创作,还是对民国文学阶段诞生的代表性旧作之修订重版,都体现了普通话写作的强势覆盖。具体到郭沫若《沫若文集》的出版,就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普通话写作的意图与规约。此套文集一共十七卷,大部分出版于50年代中后期个别延到60年代初出版,差不多成为郭沫若作品的定本。《沫若文集》绝大多数作品中,“经作者校阅”、“全部经过作者修订”是每一卷编辑说明中的常见语汇,普通话写作一以贯之。现就《沫若文集》第三卷中的历史剧《虎符》为例,试图揭示这一历史剧是如何修改的,作者在哪些层面适应了新的文学体制与语言规约。也就是说,《虎符》在50年代的版本校释所呈现出的版本变迁,与普通话写作具有怎样复杂的关联呢。

    作为一个横跨20世纪不同时代而又不断与时俱进的作家,郭沫若选择的途径之一便是通过文学作品的修订与重版来实现这一理想,因而其作品版本大多比较繁杂,比如戏剧版本便很典型[※注]。作者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一直不断地修订、改动旧作,构成其文人生涯的主要侧面。其中有些是主动追求,有些是被迫卷入,哪怕在50年代以后,当他在居庙堂之高时,也均是如此。在他的整个作品体系中,《虎符》虽然在版本上不算最复杂的,但也屡经修改,幅度有大有小,版本校释与修订中传递出的信息相当丰富而且芜杂纷呈。

    从《虎符》版本谱系来看,郭沫若于1942年2月2日开始创作,历时十天至11日全部完成,随后在重庆的《时事新报·青光》副刊发表。初刊本面世不久,1942年10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其中还纳入了《〈虎符〉缘起》《〈虎符〉后话》诸篇,此版本再版(即再次印刷)过一次。1948年,郭沫若避居香港时审时度势地修订了一遍,由上海群益出版社重新出版,其中包含有作者标注在香港所作的《〈虎符〉校后记》一文,说“此次改版,我把本剧重新校阅了一遍,添改了一些字句。第五幕实在是蛇足,应该删掉。”这一修订过的版本又在1949年8月和1950年2月先后再版。1951年7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前身包括群益出版社)根据群益出版社1946年6月纸型重印,繁体竖排,累计印刷多次。从版本来看这次则是从头再来,系根据初版本而不是修订本重印。1951年7月,《虎符》收入《郭沫若选集》,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也是以初版本收入。1957年3月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三卷),收入了《虎符》,此次是作者1956年7月30日前后在北戴河休假期间亲自修订改定的,修改幅度最大,后来成为该剧的定本。

  • 郭沫若研究年鉴2015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2

    章节:《郭沫若研究年鉴2015》 \  第三篇 论文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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