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史、知识史视野。近代的思想史、知识史一向都是与跨国家、跨文化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的，研究上也不例外，故而往往带有时下盛行的“比较”“传播”研究特质。沙红兵《晚清海外诗：“从周边看中国”》[※注]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上，充分体现了其这一路径。如果了解近些年的学术界动态，我们便知道沙文受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等学者“从周边看中国”思想史研究路径的影响。沙文注意到，晚清诗人在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所作的“海外诗”，在前所未有的时空框架下回首故国，呈现出一种“从周边看中国”的独特视角与方式。诗人身经从朝贡体系向殖民体系的痛苦转移，以大不一样的视野和心情审视祖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种种来自周边的视野和体会，也赋予晚清诗这一古老的诗歌体裁以新题材、新义理、新意境，带来对诗歌史和诗歌创作本身的自觉反思。类似的，余婉卉《跨文化的诗与思：吴宓〈欧游杂诗〉探析》[※注]格外关注作为跨文化体验的载体，即吴宓《欧游杂诗》是怎样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吴宓以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为模本，勾勒旅途中“琐屑有逸趣之事”，构成了西方文学阅读记忆与现实游历的二重唱。黄键《还原“间距”——王国维“境界”说的文化身份辨析》[※注]关注的则是词学研究一直以来的热门话题，对王国维“境界”说作了新的辨析。黄文既从共时性的知识史脉络上，亦从历时性的思想史脉络上着眼指出，王国维的“境界”说被认为是源自叔本华、席勒的美学思想，而实际上，“境界”说中存在着与叔本华、席勒的思想逻辑不相洽合的因素，故而“境界”说是一种充满矛盾与裂缝的理论系统，最后的考察表明，“境界”说根底上仍处于中国传统思维框架之中。这些研究都很有意义，能够廓清旧问题，启发新意识。
2.社会史、活动史视野。诗词古文的创作当然是首先一种文学活动，但创作主体及其目的或意义又并不是纯然外在于“文学”本身的。因此，将文学研究纳入到或拓展到社会史、活动史的视野之中，一向是若干文学研究者的偏好。2018年这方面的研究仍不乏佳制。米彦青《光宣诗坛的蒙古族创作与蒙汉诗学思潮》[※注]一文注意到，光宣时期蒙古族诗人在任职边疆时创作的诗歌，有补于世人对清廷处理东北亚问题的了解，是蒙满共同践行国家外交政策的显例。蒙古族诗人借任职边疆之便，对清廷昧于内外形势发出了批判的声音，而这又与当时的汉族诗人形成了呼应与交流，共同建构了满蒙汉民族文化意识，也构成了光宣诗坛“觉世之诗”的主体。罗时进《近代典型文学事件阐论——以柳亚子〈分湖旧隐图〉征集题咏为例》[※注]聚焦于那些戏剧性的、姿态性的或典型性的文学事件是怎样被塑造的，又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在这里，事件与“文学”活动、“文学史”书写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罗文指出，柳亚子有意识地运用《分湖旧隐图》的征集题咏方式，使之从一个艺术作品产生的“事实”变成有影响的文学“事件”，从而进入南社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依笔者之见，从这一“文学事件”不仅可以窥见“南社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更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文学生产、文学史叙事生成的某种机制。又比如，高平《吴汝纶与日本明治时期汉诗人交游考论》[※注]考察吴汝纶与明治时期日本诗人的交游。作为桐城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期间，与日本各阶层的汉诗人广为交流，这对双方都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激发了对方的竞争意识，另一方面深化了自己作品的意境。桐城派是一个古文流派，在晚清时期，它有三点值得瞩目：一是寖假而诗派特质得以愈发浮现，二是桐城派重心北移，三是与教育、社会乃至“文化命脉”息息相关。王达敏《徐世昌与桐城派》[※注]一文以徐世昌为中心，考察了桐城派在近现代诸多领域的重大影响。上述三点中的后两点在此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王文认为，作为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位桐城派领袖，徐世昌立足北学传统，积极面向西方，以中体西用的时代精神为指归，用莲池文系赓续桐城文统，把被他推向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颜李学派引入桐城道统。这体现了他意欲激活古典传统与西学接轨的思想祈向，与当下的中国现代化逻辑相合，仍具有强劲的生命活力。就这一点来说，将徐世昌放入社会史/活动史视野来加以研究是十分相宜的；不如此，无以见徐世昌祈向之大，亦无以见桐城派遗泽之远。耿志、朱惠国合撰的《社会转型与民国词的新变》[※注]注意到民国时期面对社会转型和新文化运动，词体虽在形式和内容层面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稳定性，但由时代大变革所带来的艺术形式、器物工具、社会气象及人的活动空间等全方位的变化，依然引起了民国词作内容上的相应变化，促使民国词坛呈现出一些颇具时代色彩的新特征，比如以摹写新式艺术表演、技术操演为题材的新型观演词逐渐兴起；再如，以歌咏现代性器物为题材的新型咏物词应运而生；其三，新的社会气象、思想观念成为词作的特色主题；最后，域外词空前勃兴，词的表现范围进一步拓展。这些变化都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另外，值得称道的是朱家英《清末博学鸿词科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振”》[※注]一文关注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主要即辞章学）的现代命运。该文颇加留心晚清光宣之际清廷诏开的第三次博学鸿词科。博学鸿词科的诏开，乃是清廷的一种官方活动，亦即一种建制化活动。官方企图藉此提倡“中国文学”（主要即辞章学），扭转西学冲击下中国传统之学的式微趋势。但此一官方努力最终仍然归于失败。作者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取径的狭窄与过于明显的政治目的难以唤起广泛的支持，外加上背后派系纷争的掣肘。那么，假使当时纠正或回避了作者总结的这几个因素，是否就真的能够成功呢？这恐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3.学术史视野。这里所谓学术史视野分两个维度：一是近代辞章学及其演变、体认是怎样受学术背景、学术思潮渗透的；二是对近代辞章学史叙事的一种“学术史考古”。以前者而论，付立松《胡先骕与胡适论战始末考论》[※注]、吴海《刘师培的碑传观与扬州学派》[※注]两文皆颇为典型。付文以1919年后胡先骕的三篇文章即《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脉络，指出胡先骕理解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延续清末以来“国学复兴”的传统，以“向后”的方式在古代典籍中重寻构建现代文明的资源；胡适则以“向前”的方式推动启蒙运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笔者稍感困惑的是，用“向后”来指代胡先骕的方向，恐怕并不准确或适合，容易引起误解。而吴文经过细致的考察，发现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碑铭、史传二体骈散之分甚明，至清代阮元、阮福崇唱“文笔说”时，乃将他们混为一体。刘师培在继承扬州学派之学时，从一开始的“盲从”，到后来逐渐意识到了文笔说的漏洞，反复申说碑铭与史传之不同，遂逐渐发展出了“传实碑虚”的文体观。以后者而论，潘静如《陈衍与近代诗学史叙事范式的生成》[※注]一文反思、检讨了近代诗学史叙事的形成及偏至。潘文指出，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对近代诗学史叙事范式的生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更强调，陈衍的某些即兴论述却也成为了近代诗学史书写踵事增华的基础；相比于陈衍“同光体”“学人之诗”“三元”等容易引起反省的带有倾向性的概念或命题，这种不经意的看似“无私”的论述更需要加以警惕，因为即兴发挥的东西很容易被文学史家不加检讨地加以沿袭，从而造成文学史叙事的“诬枉”。
4.情感史视野。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运用各种视野、理论，以便认识文学乃至社会的多个面相。但有时候，求之过远、过奇，文学书写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表达反而容易被忽略。2018年，这方面则颇有力作。过去，学界研究“清遗民”往往从忠君与否的意识形态入手，这一思路当然是对的。比如李开军《故国与新邦——民国初年陈三立诗文中的遗民书写》[※注]就注意到陈三立时常梦回故国，对溥仪亦欲“魂依”，更隐约流露出“复国/复辟”之思，但该文同样注意到民国初年陈三立“生活在惊惧、愤怒之中”。很显然，陈三立后来的故国之思与民国初年的情感体验有相当关系。虽然文章没有从这里更多地作探讨，但还是注意到了清遗民的个人情感。这是一种很值得留意的迹象。潘静如《清遗民话语系统与清遗民现象——以“贞元朝士”为例》[※注]、杨雄威《晚清的时艰与士人的情感表达》[※注]等文章都细致论述了晚清民国士人在独特时局下的修辞策略与情感表达，这类研究以晚清具体的阶层、人事及文本为依托，往往带有一点文艺学、精神史的探索，但又不流于空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其中，潘文认为，清遗民的常用典故“贞元朝士”，主要流露出对逝去的时间、变迁的人事、渐行渐远的生活方式的感喟，和对作为“文治符号”的同光的想慕；——相比于忠清，恰恰是这些意蕴或感情才构成了清遗民日常精神世界的主体。杨文则认为，晚清士大夫借助情感修辞塑造了新的“感觉世界”，这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此外，耿传友《论晚清民国王次回诗歌的流行》[※注]也是一个例子。虽然耿文强调了王次回《疑雨集》本身的艺术价值，但《疑雨集》在时隔二百年之后于晚清再次盛行，就像耿文注意到的，这乃“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舆论氛围息息相关”。这种社会风气与舆论氛围，彰显的是近代社会史、观念史、学术史之一页，然最核心的乃是士人的情感与精神。晚清社会声色犬马之风盛行，又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遂兴起对“封建礼教”的反动，“言情”“尚情”乃成为一时风尚，进而渗透到文学审美、文学批评之中。王次回《疑雨集》的盛行正是一个绝佳的表现。
5.报刊、文体与语言视野。1980年代，近代文学研究兴起之初，学者们关注传统辞章学，主要是因为晚清有了新变的政论体、逻辑文等等，而这又关涉到宣传问题、启蒙问题、白话问题、文体问题、报刊问题、现代性问题等。2018年这一研究路径还在延续、深化。赵稀方《旧文学的现代性——从〈英华青年〉到〈小说星期刊〉》[※注]一文关注香港地区1924年创办的《小说星期刊》。该刊是香港的一个文白夹杂的刊物，一直被香港新文学史所忽略。赵文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刊物的“旧文学”部分大有省视的空间：因香港的殖民地背景，这一周刊的“旧文学”恰恰具有相当的现代性特质，这或许能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启发。郭长保《晚清报刊与文人思想意识及文学转型》[※注]指出，承西方传教士办刊之风，中国人自办文艺报刊，促进了中国文人平民意识的兴起以及中国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变革；仲济强的《当纵横家言遇到东瀛文体：略谈日本时期的梁启超对报章文体的贡献》[※注]则专门探讨了旅日时期梁启超的报章文体。论及2018年近代文体研究文章的缜密或新鲜，当推胡全章、关爱和合著《晚清与“五四”：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注]、李思清《善书、功过格与梁发〈劝世良言〉的文体问题》[※注]二文为个中翘楚。胡、关之文，顺流而下，自梁启超一直考察到胡适、陈独秀的文学思路、实践与成绩，比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晚清言文杂糅的新文体和“五四”言文合一的白话文体，构成了中国文学和书面语现代化演进过程中先河后海的自洽性链接。而李文则注意到梁发的《劝世良言》是19世纪前期出现在中国的一种“基督教文学”（Christian Literature），也是中国近代较早的白话文学。它脱胎于中国传统善书如劝世文、功过格等文体，创作者再通过汇编、翻译、笺释等方式，使之形成一种特殊文本，在宗教史、文学史、思想史等诸多层面都有意义。左鹏军《文化的中西古今之变与近代文体的转换生新》[※注]亦从文学观念、文体观念、文学形态、传播接受方式四个方面考察了近代文体革新问题，即：在文学观念上，从传统杂文学观念向具有近现代色彩的纯文学观念转化；在文体观念上，从传统综合性、实用性文体观念向近现代专门性、审美性文体观念转换；在文体形态上，从传统文章学文体形态向近现代文学性文体形态转变；在传播接受方式上，从传统技术工艺传播接受方式向具有工业化特征的近现代传播接受方式转换。此外，从传统文体学观念角度而言，诗、词、古文几种旧体文学，词的“题中剩义”与“题中疑义”可能是最多的，很多专门问题直到近现代才有了较为科学、绵密的探讨。这也投射到了当今的研究之中。例如，昝圣骞《陈锐〈词比〉与近现代词体声律学》[※注]指出，陈锐《词比》三篇从句式、词韵和声调三个层面空前全面地解析了词体的格律构成和声情表现，做到了由重音律到重“格律”的思路转换，尝试了传统比勘法与现代归纳法的结合，已接近现代词学专著。再如，甘松《民国词学视野下的龙榆生词选观及选词实践》则注意到龙榆生在选词时，秉持着词为“声学”的观念，注意标注词作的词韵、平仄等声情特征。这些都与“词”之为体，密切相关。[※注]
6.其他专题研究举例。除了上述各种研究路径及学术史回顾以外，近代诗词古文研究仍呈现出极深厚的底蕴、丰富的色彩。首先，中国诗学历来有“诗史传统”，到了清代还发展出了“词史”之说，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这一传统自然得到延续，研究者于此也颇加关注，比如晁冬梅《庚子国变的诗歌叙事》[※注]就重新探讨了庚子国变时晚清士人的诗歌叙事，而赵家晨《论同光体词人群体的抗战词》[※注]、许梦婕《论民国时期雍园词人群体创作及其意义》[※注]两文都不约而同关注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词史”，而且都放在词人群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前者是“同光体词人群体”，后者则是“雍园词人群体”。可以说，虽然群体不同，而皆具“词史”情怀则一，这使他们在抗战时期竞相以“倚声”来表现时事及情感。其次，研究者愈来愈关注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比如薛玉坤《民国词史的失踪者——吴眉孙的文学交游及词学贡献》[※注]、邓骏捷《民国澳门词人冯秋雪的创作及其地位》[※注]都是如此，薛文意在重新展现一位江南词坛健者吴眉孙的词缘与词学，邓文则讨论绝少有人提及与了解的澳门词人冯秋雪；这些研究也许很难达到冲击整个近代词学史的程度，但无疑的，假如没有这些研究，近代词学史面貌就是不完整的，甚至片面的。第三，“小题”而“大作”的研究佳作，也非常引人入胜，如周游《晚清桐城派中的王安石文风——兼谈〈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的意义》[※注]一文即小见大，注意到《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作为王安石文章的代表脱颖而出，并成为曾国藩一派学习古文的重要法门，这有助于学界更加进一步去认识晚清桐城派。第四，“旧题”而“重讲”的研究，也不时可以见到，如关爱和《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注]重新论说了在梁启超的“新民说”学术格局中，新人学为核心，新史学、新文学为两翼，呼唤、促成中国传统学术的革命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五，各种精彩的切入点，诸如书院、家族、僧侣生活等等：比如周兴陆《金和与南京惜阴书院——兼论冯桂芬对金和的影响》[※注]通过陈作霖抄本《秋蟪吟馆诗钞》发掘出金和早年在南京惜阴书院的课艺，考述了惜阴书院创建者陶澍的“实学”思想和院长冯桂芬“通经致用”“匡时济世”精神对金和早期诗歌纪事纪实性特征的直接影响。汪孔丰《家族视域下桐城派骈文思想的递嬗——以麻溪姚氏为中心》[※注]一文考察桐城派麻溪姚氏家族的骈文思想，特别注意到嘉道以后，一些姚氏文人并不拘于“古文”之义，还表达出不拘骈散、骈散互用相成的理念；汪文由此向读者展示了不同世系麻溪姚氏的骈文思想与创作以及桐城派骈文思想递嬗进程的曲折性、复杂性、层次性、丰富性。钱章胜《李叔同出家后的文学创作及其文风变化》[※注]指出，李叔同出家后，虽然倾注于佛学，但坚持以艺术弘法，“诸艺不废”，无论是他的书法、篆刻，还是诸多佛经序跋、人物传记、碑诔、论说、联句、偈语以及《护生画集》和《续护生画集》《清凉歌》等，都体现出一如既往的鲜明的艺术家、诗人气质。这些个案、专题研究在新方法、新理念、新史料这些标准上的突破程度不一，但都精彩纷呈。近代文学研究——或者更确切的说，近代辞章学研究——本身的丰富性，一望而知。
7.学术史回顾。由于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近代文学研究者很容易就想到了学术史回顾。因此，这里特地对这一部分作一介绍。上面提到的王达敏《40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挖潜与突围》，其主旨已经在文章一开头作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言。孙之梅《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寻找“自我”的历程（1980—2017）》一文虽然延宕至2019年始发表，但在2018年写作此文，其用意昭然。文章从“近代文学研究关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追问”“近代文学的专题性研究”“由泛而专的近代文论研究”三个角度回顾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问题与成绩[※注]。对近代文学研究追寻“自我”的历程，作了绵密而利落的论述。特别是近代文学的专题性研究，孙文指出“概括起来有关于审美、西学东渐、尚武精神、语言变革、稿费制度等方面的论题”。这类论述，都高屋建瓴，展现了近代文学研究的“自我”。除此之外，尚有马卫中、薛玉坤诸人对近四十年来的诗词研究作了细致的回顾。马卫中《〈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词卷（1980—2017）〉前言》认为：“从‘五四’开始，此后六十年之近代诗歌研究历程，按时间分为两个阶段，而其视角皆有偏废：前三十年之研究者多为文学创作的亲历者，重在探究其艺术形式，故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学习、甚至模仿传统的旧派诗人；后三十年则受时代风会影响，重在思想内容，其研究对象则以所谓启蒙、维新和革命诗人为主。因此，我们所见到的研究成果，都有局限。而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思想解放，如浩荡春风，催开千树万树之鲜花，真正展现了近代诗歌研究的万千气象。”[※注]进而从“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队伍的传承”三个方面作出了细致的梳理。薛玉坤《改革开放四十年词学研究片论》[※注]则专论四十年来的词学研究。虽然薛文并非旨在专论近代词学研究，但四十年来近代词学研究的走向并不自外于词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薛文特别注意到四十年来“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学科队伍的壮大”“思想、观念与方法的创新”两个方面。关于后者，薛文强调“审视四十年来词学研究的脉络，那些具有突破和指引词学研究方向性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自觉的产物”，还特别揄扬了以下三点：第一，对词学研究空间维度的重视；第二，史学观的变迁与词学研究；第三，独领风骚的词学定量分析以及词学传播和接受研究。薛玉坤专论近代词学研究的观点，另附见于马卫中《〈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诗词卷（1980—2017）〉前言》的文末：“近代词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阶段，其在传统词史中具有怎样的地位，近代词人又有着怎样的理论与创作实践，都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张宏生《晚清词坛的自我经典化》一文，将晚清词置于整个清词经典化的背景下考察，目光敏锐，启人深思。朱惠国《论晚清词坛‘常’、‘浙’两派的共存与交融》一文则详细梳理了清词浙、常二派在晚清时期融合共存的现实、可能及交融的动因与模式，视野宏通，从整体上对晚清词坛作了一个清晰的观照。在词人个案方面，晚清四大词人及文廷式无疑是近代词坛最具代表和影响的词人，孙维城《清季四大词人词学交往述论》、刘梦芙《论文廷式〈云起轩词〉》以及马大勇《留得悲秋残影在：论〈庚子秋词〉》对此皆有深入细致的体察。而王国维以其深具转型特征的词学研究，影响百年词学甚钜，自是近代词研究不可忽视的对象。近年来彭玉平致力于王国维研究，成果丰硕，其《王国维的‘忧世’说及其词之政治隐喻》一文，为我们展现了词学家之外，作为词人的王国维的思想、立场与情感。”[※注]应该说，2018年王达敏、孙之梅、马卫中、薛玉坤四家的学术史回顾以个人的研究及体验为基础，具有相当的质感与高度。不妨说，同样是2018年近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二、近代小说、戏曲研究
近代小说、戏曲研究一向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这最初乃是受惠于新文化运动以后带来的新的文学观念，传统以辞章学为尊，而自兹以降，俗文学、白话文学、启蒙文学、平民文学、说唱文学一跃而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俗文学、白话文学、启蒙文学、平民文学、说唱文学各自的指涉，互有交叉，又互有区别。但不论如何，由于这些角度的切入，从那时起，近代的小说、戏曲研究已然变作了热点。近年来，与以往不甚相同或有了发展的是，小说研究愈加出入于古今中西之界，需要调动相当程度的文献与修养，而戏曲研究则似乎愈来愈注意到晚期的宫廷戏曲及地方戏种。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研究者颇注意近代戏曲与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现就2018年学界的近代小说、戏曲研究分而述之。
（一）近代小说研究
1.近代小说变革的研究。近代小说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历来的研究者都特别关注其演变或转化。能够表征近代小说这种特质的关键词，诸如“小说界革命”“（晚清）新小说”“蜕变”“叙事重构”等等，也都频频出现在2018年的研究论著中。从整体上关注近代小说的演变或转向的，就有姜荣刚在年初发表的两篇力作。其《从〈儒林外史〉传播接受看近代小说的演变》[※注]一文主要考察了在近代小说演变过程中《儒林外史》的重大影响。这一议题学界已经很熟悉，这里不再赘述。姜氏的另一篇力作《国粹主义思潮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之转向》[※注]关注的是晚清后期小说明显偏离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始初既定目标的这一发展态势，在解释时并不满足于前人的既有说法。该文认为，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成功，源于戊戌变法及其后新政改革所促成的欧化思潮的盛行；而同时国粹主义也在暗中滋长，并逐渐呈压倒前者之势，小说改良的发展方向自然也就出现了相应的转变。二者此消彼长，最终促成了“小说界革命”的转向。田雪菲、李永东合著的《晚清“新小说”概念的生成考略》[※注]一文重新探讨了“新小说”的概念及发展问题。“新小说”的出现，一向被视作20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但“新小说”概念的生成缺少系统梳理。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处理这一问题，认为19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就开始用“novel”“fiction”对接中国的“小说”“说部”概念，初步赋予这种文体以现代内涵。其后，梁启超受傅兰雅“时新小说”和日本文坛的启示，首倡“新小说”，在中西文化的交互关系中确立了“新小说”的主题样式和内涵特征。其后经过诸多晚清文人的创作实践，“新小说”的旨趣由“庙堂”转移至“民间”，题材、观念大大拓展，由此改变了中国小说的基本样貌。赵炎秋《西风东渐背景下中国章回小说形式的蜕变与淡出》[※注]着眼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现代命运。赵文认为，在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章回小说已然无法适应社会与时代的要求，其娱乐性、消遣性追求，导致内容思想的陈旧同现实缺乏直接联系，再加上叙事程式较为固定，所以就逐渐被重视要素叙事、关注现实、形式灵活、类型多样的西方小说所超越，在形式上发生蜕变，逐渐淡出中国小说创作的主流。文章还把这一蜕变、淡出的过程分为1840—1894年、1894—1911年和1911—1921年三个阶段。赵文论述的内容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叙事模式问题，而这正是近代小说演变的主要关目之一。
2.近代小说创作/译作的研究。近代小说创作非常繁荣，研究者往往通过不同的选题或视角对此加以省察。这既可以矫正通行的近代文学史书写的某些缺失，亦有助于研究者从局部去认识整体，对近代小说的创作（包括译作）与成绩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宋莉华《近代传教士对才子佳人小说的移用现象探析》[※注]注意到19世纪来华传教士以才子佳人小说为底本，移用书中原有情节、人物，将书中的语句、段落重新组织，赋之以新的主题和内涵，构成小说新篇在中国流传。传教士遂得以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之旧体裁寄寓新意境，塑造新人物，引入新技巧，构成了特殊的中国古典小说，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域外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样本，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启示意义。宋雪《晚清小说中的“末日”与“未来”——梁译〈世界末日记〉》[※注]以梁启超经由日文译写的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1902）为研究对象指出，作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梁译《世界末日记》以华严佛理回应科学高度发展之后的末世，构想出人类沉重的未来，也代表着世纪初的末日想象；在科学、幻想、宗教与新的时空面前，梁译《世界末日记》表现出诸多矛盾，却也拓展了晚清小说的新概念空间。胡安定《“外史”中的革命：鸳鸯蝴蝶派的另类革命书写》[※注]一文意在揭示鸳鸯蝴蝶派的另类革命书写。尽管关于这一点，过去的学界已经颇多反省，但胡文仍然提供了很多启发人的想法。胡文认为鸳蝴派书写的“革命外史”致力于将辛亥革命文本化、传奇化、轶事化；这种书写将革命传奇化，在“侠”的传奇视角下彰显秘密社会的侠义风范之于革命的贡献，将传统侠元素与现代技术符码并置混搭。无独有偶，张蕾《“情”与“侠”的汇流：〈儿女英雄传〉之后的通俗小说》[※注]一文亦有类似的发现：“述英雄”和“道男女”是传统小说的两大题材类型，至《儿女英雄传》这两大题材被囊括于一部书中，集中国传统小说之旨要，对现代通俗小说创作影响重大。只不过，“情”与“侠”在《儿女英雄传》的主人公十三妹身上是被分开叙述的，而现代小说中的“女侠”则融合两者，比如《荒江女侠》虽有诸种不足之处，但确实引领了现代武侠小说写情的传统。
3.近代小说研究专题举例。近代小说研究，尚有一些极为独到的文章。例如文娟《文学场域变迁中的商务印书馆与近代小说——以十集系列“说部丛书”为研究视角》[※注]从出版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学史书写背后的隐秘存在：作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一家大型民营书局，商务印书馆对于“说部丛书”收入作品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是对“小说界革命”之后社会文化思潮和读者需求的一种回应，也是文学场域变迁在小说出版领域的一种折射，在丰富文学场域的同时对文学场域的变迁产生了影响。刘淑丽、崔健合著的《从〈大公报〉看〈红楼梦〉与近代社会生活》[※注]从《大公报》所载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入手，指出《红楼梦》有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相关书籍的出版、广告也很繁荣，既而走入学校课本，乃至近代人日常的衣食起居游乐品赏中。文章遂以此为基础，展现了近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
蒋浩伟《从“谶纬”到“科学”——论〈老残游记〉在清末民初的批评与接受》以近代对《老残游记》的批评与接受为考察对象指出，与旧派人士相比，胡适和阿英等人虽然极力赞赏《老残游记》在文学技术上接近于五四新文学，但对小说中的“谶纬”内容感到无所适从。蒋文经过探讨，得出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结论：胡适、阿英等人潜意识依然遵循“思想”先于“文学”的思维方式，未能看到小说中的“谶纬”描写更多是文学想象力的表现，并且忽视了其中所包涵的真挚情感。蒋文还画龙点睛地总结道：这种熔铸真情实意的游戏笔墨，接近于席勒口中的“审美游戏”，可能才是“五四”文人苦苦追求的文学现代性。这篇文章可能是2018年近代小说研究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此外，刘鹏《晚清沪外小说专刊〈扬子江小说报〉研究》[※注]专门研究了宣统间在湖北汉口创办的《扬子江小说报》，也值得注意。
4.作为“学术史”的近代红学研究。最后，简单叙说一下作为学术史的“近代红学”。刚才已经举出《从〈大公报〉看〈红楼梦〉与近代社会生活》一文的精彩之处，表明研究者注意到通过近代社会《红楼梦》的流行及时人的叙说去想象或还原近代社会生活之一个面相。实际上，这一时期关于《红楼梦》的一切，研究者更多地把它当作一种学术史来看待。赵建忠《“民国红学”的学术特征及其当代回响》[※注]一文总结了“民国红学”的学术特征，并指出了它与当代红学的若干联系。颇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及“民国红学”鲜有商业炒作行为及政治方面的渗透和干预，致使其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成果颇丰。其言下之意，不难窥知。李晨《〈读红楼梦质疑〉考论——兼及民初旧派小说家的〈红楼梦〉接受问题及相关反思》[※注]、邓菀莛《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王国维无我之境与人生诗学之书写》[※注]二文也都就《红楼梦》在近代的接受、影响及引申的问题作了积极探讨。其中，李文注意到《读红楼梦质疑》最初发表于《小京报》及《民国日报》，后易名为《红楼梦质疑录》重新发表于《小说新报》，撰者乃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姚民哀，其批评方式接近“评点派”，而又专注发掘《红楼梦》的叙事缺陷，颇有独到之见。这显然是“民国红学”的一个小的表现。
（二）近代戏曲研究
1.近代戏曲的曲种、发展与变革研究。与近代小说一样，近代戏曲亦有新的发展或变革。李菁《从〈大公报〉看清末京津地区的戏曲改良活动》[※注]以《大公报》的文献为基础，探讨了晚清京津地区的戏曲改良活动，文中特别指出新剧《惠兴女士传》与《女子爱国》的出现直接揭开了戏曲改良的序幕。刘汭屿《京剧青衣时代的奠定——陈德霖与晚清京师徽班旦行的变革》[※注]一文考察了“旦行”在晚清之际的变革。文章提到，晚清京剧的创生与老生行当息息相关，民国京剧的辉煌则与旦角紧密相连；而旦行中最能代表唱腔艺术水准和京剧艺术风貌的子行当，则是青衣。京剧诞生前，京师徽班盛行花部“三小戏”，花旦是徽班行当中心。接下来变革的关键就是汉班演员入京，“徽汉合流”、皮黄声腔艺术重组与京剧成型，老生演员成为新生剧种艺术的领袖，青衣演员得以乘势崛起，与花旦相抗衡。而魏一峰《民国时期汉剧坤伶登台与舞台新变——以汉口〈罗宾汉报〉〈戏世界〉为中心的考察》[※注]敏锐地觉察到消失多年的坤伶于19世纪中叶重返沪上梨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保守势力的长期存在。而“汉口”作为清末城市发展的翘楚，其地方剧种“汉剧”遂由坤伶而引发出舞台内外的变化。此一现象，可以窥见近代化对声腔的深刻影响，进而可以帮助探讨中国戏曲演变的深层次问题。李有军《民国西安易俗社秦腔艺术生产二重性探骊》[※注]探讨了西安易俗社在民国陕西时局动荡的背景下实现秦腔本体的艺术生产二重性，指出：剧社在秦腔艺术生产过程中，剧作内容题旨和舞台审美意蕴方面呈现全方位的“变革深化”，且这种“变革深化”以三个维度的二重性契合展开，即现代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的“契合”，秦腔启蒙“言志”与审美“缘情”并举，以及秦腔理论与舞台实践的“互文”。其姊妹篇《民国西安易俗社秦腔艺术生产体制探究》[※注]则专就其艺术生产体制加以讨论，特别注意到剧社民国年间集体编撰的四次《陕西易俗社报告书》和修定的《易俗社章程》正是考察艺术生产体制得以维系、运行的重要文献。两篇文章，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探讨了民国时期西安易俗社对于秦腔艺术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李妍《“髦（猫、毛）儿戏”名实之辨》[※注]则意在理清戏曲概念。清末民初上海地区由女伶戏班表演的戏曲活动称为“髦儿戏”或“猫儿戏”“毛儿戏”，这些称呼形异而音同，不少著述常不加区分、混杂使用，该文对各种称呼的源流与指涉作了澄清。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许昳婷《清末民初域外题材戏曲创作的跨文化想象与实践》[※注]一文。该文着重考察近代域外题材的戏曲创作，这些戏曲每每借异域经验，尤其是借弱势民族命运写本土危机，这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打造民族共同体的行动，呈现了异域想象和现代中国自我形象建构之间的共谋。
2.近代戏曲与明清小说的关系研究。2018年一个比较值得留意的现象是《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专门刊登了一组研究“明清小说”与近代戏曲关系的文章。赵骥《明清小说与民初新剧——以郑正秋〈新剧考证百出〉为例》[※注]一文对明清小说在近代的戏曲改编就作了相当扼要而全面的探索。赵文指出，明清以来的小说为民国初年兴起的新剧提供了丰富的剧本来源，而且对新剧舞台和表现形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赵文遂根据郑正秋的《新剧考证百出》，分别从明代古典小说改编新剧、清代古典小说改编新剧、晚清时讽小说和西方译作改编新剧、日本小说改编新剧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明清小说对于民初新剧及其发展的影响。郑秀琴《论成兆才评剧对明清小说的改编》[※注]论述了评剧奠基人成兆才对明清小说所作的戏剧改编。成兆才从明清小说小说中取材，创编剧本31个，为评剧从莲花落真正蜕变为成熟的戏曲提供了众多优秀的剧本，如《花为媒》《王少安赶船》《夜审周紫琴》等等。进行改编时，他注意保留了原著的精髓，经过自己的再度创造，以跌宕起伏的情节、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高扬的伦理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使其中的很多作品成为评剧舞台上久演不衰、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
3.近代戏曲与人物研究。谈近代戏曲，绕不开各色人物，从伶人、演员到名士、政客乃至“国际友人”，都是世俗津津乐道的。形之研究，这也许充当不了文学本位或者说“曲本位”那一类研究，但有其意义，毕竟戏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活、社会娱乐，不是外在于人的。张高杰《民国时期吴宓戏曲活动叙论》[※注]就以吴宓为例，作了详细的探讨。我们这才得知，作为学衡派的代表，吴宓不仅自编年谱和日记对观剧活动有诸多记载，他还专门论及过戏曲的审美特征与发展问题。更值得留意的是，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写出过《陕西梦传奇》和《沧桑艳传奇》两个剧本，但学界对此皆甚少关注。考察民国时期吴宓的戏曲活动，其实不难看出他对近现代戏曲发展的独特贡献，也有助于深化对20世纪戏曲接受史和戏曲文化史的理解。黄骁《别谱新声配梅郎——梅兰芳与缀玉轩“幕僚长”李释戡》[※注]一文就着力考察了民国时期文人与艺人的亲密关系，当然也包括这一亲密关系带来的对戏曲文化的影响。李宣倜获赠过北洋政府颁发的将军头衔，时称“小李将军”，同样被时人熟知的乃是他的诗人身份。他还是“梅党”主力，有了上述将军、诗人的身份，此种个案显然值得深挖。黄文指出，李宣倜组织过诸多日常事务，参与编创了梅兰芳的多出新戏，被誉为缀玉轩“文案班头幕僚长”。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和私交感情，在京剧走向鼎盛、文人与艺人广泛合作的年代里，他们这样因赏识而结缘、以报恩而结束、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感情，正是新型文人与艺人关系的典范。这种重要人物研究可以帮助读者窥见民国时上层社会生活、文艺趣味的点点滴滴。
三、近代翻译文学、女性文学及泛文学研究
这些年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走向便是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拓展。像翻译文学、女性文学乃至一切泛文学研究，都是极明显的现象。这既是近代文学研究在寻找“自我”历程中的“挖潜与突围”，亦是受到了世界范围内学术思潮的影响。这一现象表明近代文学研究已然被置放在跨文化、跨语际的全球范围内。现就这些研究略作一个概述。
（一）近代翻译文学研究
1.翻译与知识、观念的输入研究。近代中国兴起翻译热潮，最初的主旨倒并不在外国文学，而是迫切希望通过翻译寻求富强之道。相应的，除了致知格物方面的译籍而外，像外国的历史、哲学、地理等著述亦夤缘以入，这些译籍丰富了近代国人的知识，也深刻改变了近代国人的观念。严复的《天演论》、那特硁的《政治学》、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等在近代中国知识、观念、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不言而喻的程度。2018年的研究则愈发细化、深入，介入到了翻译文学更多的细节方面。比如，彭春凌《关于“变化”的观念碰撞和知识生产——全球史视域下的汉译〈斯宾塞尔文集〉》[※注]一文指出，汉译《斯宾塞尔文集》关涉着译者章太炎早期整个知识图景的建构。《斯宾塞尔文集》原文与译文的差异，颇能体现在19世纪中后期，同时被“进步”的现代经验所裹挟的英、中两国的代表性知识人跨越四十年的观念碰撞和心态抵牾。作为全球知识生产的一个环节，《斯宾塞尔文集》位于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来英国认知中国与鸦片战争后中国通过接触英国来认知世界这两条接触线的交汇点上。章太炎1902年东渡日本后，经受了日译斯宾塞著作或反思斯宾塞浪潮的洗礼。这样，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中、日三地及它们所辐射的三种语言圈交叉和互动的历史，就得以乃经由对《斯宾塞尔文集》及其后续知识效应的考察而呈现出来。这篇文章既有关注翻译的细节，亦注意将翻译放在全球史视域下加以考察，显幽烛隐、洪纤并举，堪称近代翻译研究的典范之作。王增宝《王国维的翻译实践及其“境界说”的发生——从元良勇次郎〈心理学〉的翻译入手》[※注]则继续探讨一个学界关注已将近一百年的问题：王国维“境界说”的发生。王文通过对王国维译本、日语原本进行比勘指出，王国维译本对原文进行了多处删节、替换，这深刻影响了“境界说”的发生。这样，有关王国维“境界说”发生的讨论，得以愈加深入，在争鸣中刷新我们的认知。
2.翻译、传播与形象建构研究。翻译本身就意味着创造，这几乎是当代翻译学的共识了。而且，“创造”是全方位的，从体裁、语言、韵律、结构、形象、内涵等诸多方面发生。其中，翻译及传播后的“形象”重塑是学界关注得最频繁的一个问题。即就2018年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而言，这也体现得很明显。夏晓虹《林纾的海军情结——从〈不如归〉说起》[※注]一文关注1908年林纾与魏易合作从英译本译出日本明治时期的畅销书《不如归》。《不如归》这部小说，在日人眼中为“家庭小说”，而出版方商务印书馆则标记为“哀情小说”。但这两者均非林纾所看重，林纾看重的乃是此书关于中日甲午海战的叙述，意在诉说由小说引发的“冤抑之情”。他希望借助日人名作证明此战中北洋海军非如世人所指斥的“遁逃”，而是“将士用命”的形象，并进而有意利用其古文家之笔，为海军申辩、铸史。在这里，林纾想借助翻译竭力塑造新的“北洋海军”形象。王燕《谢卫楼与曹操形象的海外建构》[※注]则关注近代以来海外视域中的“曹操形象”。推其始，则19世纪美国汉学家谢卫楼撰写的《曹操生平及时代概况》是英语世界首次系统解读曹操形象的长篇大论，该文不仅将三国时代置于世界版图的历史框架中，而且为曹操形象的海外建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域。由此，曹操不再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代奸雄，民间舞台上的白脸奸相，而是一个被用英文符码打造成的拿破仑式的军事奇才。不用说，这也是一种“翻译”，尽管不是狭隘字面上的那种“翻译”。与王燕一文相类似的是，邹雅艳《“蝴蝶夫人”与“中国公主”——异国情调中的东方想象》[※注]考察了意大利人普契尼（Giacorno Puccini，1858-1924）创作的具有东方情调的两部歌剧《蝴蝶夫人》与《图兰朵》。邹文主要还是从“东方主义”的观点来解读这两部歌剧的：这两部作品用不同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即以西方男性与东方女性的关系作为东西方关系的象征和隐喻，展现了东西方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在邹文看来，不管是温柔痴情的日本少女巧巧桑，还是冷若冰霜的中国公主图兰朵，都是作为权力话语主体“自我”的西方对其支配对象“他者”的东方的主观建构的产物，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与邹文相反，周旻《“情”的移植与异质——晚清林译哈葛德小说中西方“尤物”形象的翻译》[※注]则反过来考察近代汉译小说中的西方“尤物”形象。周文以林纾翻译哈葛德《埃及金塔剖尸记》《三千年艳尸记》等小说中的西方“尤物”形象为考察对象指出，在翻译这种异质女性时，林纾使用如其所是的策略，履行忠实的翻译；而其能在中文语境落地，有赖于中西社会共同的性别话语，包括伦理观、历史观上的男性主导。虽然林译的前提是为了加强礼教统治，重复“劝惩”的文脉系统，但“尤物”也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女性形象和文本形式，并牵连着欧洲当时出现的“新女性”观念。
3.翻译对小说、诗歌的影响研究。翻译会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易地而皆然。而且，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原文、译文的很多固有特质、新生涵义，都会藉此浮现。不论是创造性的误解，抑或是比较中的发明，差不多都可以遇到。魏艳《“新小说”的两种解读：谈周桂笙译、吴趼人评点的晚清翻译小说〈毒蛇圈〉》[※注]着重探讨了周桂笙翻译、吴趼人评点的侦探小说《毒蛇圈》。这是一篇以传统中国小说点评本的形式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范例，原作并不出众，但叙事技巧对中国现代小说转型阶段有影响。作者发现了周译《毒蛇圈》所依据的英文译本The Serpents’Coils，遂得以将这一议题深入。魏文认为，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被视作新小说，但晚清时期不同作家对新小说的作用看法不尽相同。即以译者、点评者而论，周桂笙侧重其通过宣传西方文化来改良晚清社会的启蒙力量，吴趼人则从新小说中看出了维护旧道德之必要。通过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叙事者声音，魏文揭示出侦探小说这一西方形式在中国本土的接收过程中是多么的“众声喧哗”，而这构成了晚清翻译侦探小说的独特性之所在。反过来，西方人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亦能增进我们了解“自己”。高博《从“仿中国诗”（1914）到〈诗经〉（1954）——埃兹拉·庞德对中国传统诗论“兴”的译介》[※注]重新探讨了埃兹拉·庞德这个个案。了解近代比较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埃兹拉·庞德是不懂汉文而仰慕汉文、喜谈汉文并且“误会”汉文的顶有名的一个诗人，此中“啼笑因缘”，一言难尽。高文主要从“诗人和批评家”的角度来考察庞德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译介研究，特别是庞德对中国传统诗论“兴”的接受过程与译介模式。张强《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重构：以卫三畏英译〈聊斋志异〉为例》[※注]探讨了汉学家卫三畏对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重构。卫三畏是最早将《聊斋志异》中的部分故事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西方汉学家之一。其选译故事散见于《中国总论》《拾级大成》以及《中国丛报》中，对中国志怪小说的叙事颇有重构。张文以此为切入点指出，卫氏的翻译策略主要表现为文学文本的宗教化处理、直译形式下的意译改编以及选译策略下的主题重构。张文认为，这种翻译策略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一方面，卫氏无视中西方读者对同一故事主题阐释视角的差异，从词语的选择、叙事视角的转换以及情节的删减来引导读者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他的传教士身份使得其译本被贯注了很强的宗教价值导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文的叙事重构，以期证明在中国传教的可行性、必然性及迫切性。
（二）近代女性文学研究
近几十年来，受世界思潮影响，国内的女性研究也蓬勃兴起。杜若松《清末民初女性写作的身份表征探讨》[※注]认为，在清末民初的女性写作中，女性的文学身份的实现是一个糅合政治、文化、权力、历史、大众传媒等多重意蕴的复杂综合体。这表现在：既有一些勇于走出家门，在大众文化媒介中被塑造为文化英雄的“玛丽苏”形象；也有部分传统文化体系、家学式体系培养出的闺秀群体，用文字彰显才学；而在刊印出来的文字中，女性写作的“白日梦”现象成为一种重要的写作心理指向。这些文学心理表征、反映的乃是清末民初女性急于获得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的努力。该文还认为，这当中虽包含很多“现代性”局限，也孕育了女性文学现代性步伐的先声。马勤勤《“闺秀”身份的名与实——论陈翠娜的小说书写与日常实践》[※注]集中探讨陈翠娜的小说写作。陈翠娜是20世纪上半叶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她通过小说书写与日常生活的双重实践，形塑了自身的闺秀身份与主体形象。马文经过考察认为，创作主体的闺秀意识使陈翠娜小说的思想主旨表现为对传统礼教的恋守，而在艺术上呈现出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同时，文本中的实践主体是开放的，陈翠娜一生都在维持闺秀身段的名实相符。为此，马文强调，尽管陈翠娜的文学选择和行为方式与传统闺秀似出同源，但精神气质已大不相同，不应为新旧女性“两分法”的叙事模式所遮蔽。不论是杜文、还是马文，关注的都是近代女性写作中的“身份”。张晴《〈女子月刊〉女性广告研究》[※注]从女性杂志上的女性广告入手指出，《女子月刊》是民国时期重要女子刊物类杂志，以女性读者为主，女性形象成为杂志的标志。人们在传阅浏览时也对当时女性的形象有了新的认知，女性的审美和身份不断发生变化，女性不再是传统中的妇女形象，而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颠覆了广大受众的传统形象，重构了新时代的女性形象。而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不断碰撞、融合的东西方文化又促使女性一跃而成为“主导者”。这些变化的种种，都可从《女子月刊》的女性广告中体现出来。循其轨迹，也正是中国女性不断独立的萌芽与发展的历史。这一研究路径，可谓非常精彩。
（三）近代泛文学研究
所谓“泛文学”，在今天指向各种纯文学或正统文学以外的写作，如大众传媒时代的微博写作、微信写作等等。近代的广告、标语乃至画报等等，亦属泛文学的范畴。2018年的研究颇有胜赏。董蕊《〈东方杂志〉图书广告研究（1904—1948）》[※注]以45年间《东方杂志》刊登的数量巨大的图书广告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研究法为主，跨学科交叉研究法为辅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展现了近代广告发展的缩影。王凯雯《伪满时期〈麒麟〉与〈新满洲〉所载广告研究》[※注]以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加紧管控时的两种杂志即《麒麟》与《新满洲》上所登载的广告为研究对象，将广告大致分为商业广告、文化广告和社会广告加以考察，指出相关广告设计精美，但却带有奴役功能、管控功能。杨梅《民国时期上海广告研究——以香烟为例的分析（1927—1937）》[※注]指出，上海香烟广告的媒介类型主要表现为月份牌广告、报纸广告、杂志广告、招牌广告、公交车广告、空中广告、橱窗广告等，其特点表现为广告语更加通俗易懂，标点符号开始运用于香烟广告当中；广告中的图画及景象增多，并且更加接近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大量的修辞手法运用到香烟广告中。这一研究对广告语的通俗性、标点符号、图画、修辞手法都作了考察，趣味性与学理性都十足。郝雨阳《晚清民国报刊代派处广告研究》[※注]根据原始资料分析认为，代派处广告按其表现形式大约可分为4种，除了在社会团体、个人与报社之间建立了以分成为主的互惠关系，同时对于读者以及其他报刊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除了广告研究之外，标语研究亦不时可见，如颜清阳、段刘娇合撰的《从红色标语看苏区的红色政权建设》[※注]就考察了苏区的红色标语宣传，指出了“宣传”的意义，当时标语宣传“起到了良好的政治影响，起到了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张金梅《探研红军标语》亦有类似思路，张文还指出“红军标语也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存的红军标语保存情况堪忧，对它们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注]。除了广告、标语之外，画报、图像研究亦是近年来的热点。吴平《〈点石斋画报〉编辑特色研究》[※注]主要考察了《点石斋画报》的编辑特色，此不赘述。王克祥《图像叙事——民国画报中的“抗日战争”》[※注]把图像视为一种叙事，在图像学理论基础上，从图像传播的视觉特点角度出发，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抗日战争”。陈雅飞《〈非非画报〉：研究香港早期美术社团的珍贵史料》[※注]通过《非非画报》来研究香港早期的美术社团，这是一种混合型的社团，举凡书法、金石、文学、音乐、陶瓷、钱币、摄影、舞蹈、展览、雅集、助赈、聚餐、年会等，无不见之于画报。这些泛文学研究，都属现在意义上的交叉学科，可以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互相发明。
四、文献整理及专著出版情况
末了，再交待一下2018年的近代文学文献整理及专著出版情况。
首先值得瞩目的依然是凤凰出版社近年来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系列。这部丛刊收录的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日记、奏折、书札、年谱、诗文集、报刊专题乃至近代士人的专著等形式。2018年，《丛刊》出版了第五辑[※注]，包括《袁昶日记》《吉城日记》《有泰日记》《额勒和布日记》《孟心史日记·吴慈培日记》《高等考试锁闱日录》《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外一种）》《东游考察学校记》《翁同书手札系年考》《辜鸿铭信札辑证》《郭则沄自订年谱》《庚子事变史料四种》《申报所见清书院课题课案汇录》《近现代忆语汇编》等十四种。这里的《近现代忆语汇编》收录的是典型的忆语体散文，是直接的研究对象，可以洞察那个时代的情感书写既胎息于清人的“忆语”传统，又与晚清民国的时代脉搏不可分离，显出新的特色来。至于《袁昶日记》《郭则沄自订年谱》《庚子事变史料四种》等文献，则与近代的文学人物、文学事件密切相关，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再者，近代诗文别集的整理也是今年值得注意的一点。比如黄山书社的《中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在今年推出了《张尔田集辑校》《胡汉民·陈融诗集》《江子愚·刘冰研诗词存稿》《罗卓英·王陆一·王世鼐诗词集》[※注]。这八家情况各异，名声大小不等，像胡汉民是民国初期重要政治家，张尔田是民国的著名学者，而陈融则是广东后期重要的文献学家、诗论家之一。他们诗词集的出版，有助于学界的进一步研究。近代别集的整理当然不限于黄山书社一家，其他出版社亦有零星出版：如谢海林点校的《郭曾炘集》[※注]收录在杜桂萍主编的《清代诗人别集丛刊》中，今年正式出版。此外，还有一些特色文献出版，如张明华编校的《清代稀见集句诗词集》[※注]第三辑由黄山书社印行，亦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专著方面，今年颇有杰构。姚达兑《现代的先声：晚清汉语基督教文学》[※注]聚焦在传教士和口岸文人一起合作翻译或写作的新教作品。从时间段来看，起于1807年在晚清汉语基督教文学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澳门，至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止。书中的三个主题“典律的碰撞”“文学的推动者”和“本色化再现”颇有统摄性，系统地研究了“晚清汉语基督教文学”，将这个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向了纵深。姚氏今年另有论文集《近代文化交涉与比较文学》[※注]问世，主要是基于比较视野，也很值得瞩目。诗歌研究方面，李德强《近代报刊诗话研究（1870—1919）》[※注]、贺国强《近代宋诗派研究》[※注]亦值得注意。李著以近代报刊诗话为研究对象，细致考察了近代报刊诗话的产生与传播、近代报刊诗话的发展、近代报刊诗话的特色、近代报刊诗话视阈中的唐宋之争，颇为有力地再现了晚近传媒杂志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贺著则是近代宋诗派研究的力作，以十来年前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宋诗派是近代诗学史、诗歌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或者不妨说，整个近代诗发展的主干即是宋诗派的崛起。这一选题的意义不言自明。贺著将宋诗派分为道咸、同光两脉，在源头上对宋诗派的崛起作了考索，一一论述道咸宋诗派兴起的背景、道咸宋诗派诗学思想、道咸宋诗派诗歌的主题与意象、道咸宋诗派诗人谱。而在论述同光宋诗派的时候，贺著又特别注重地域渊源，细致论述了江西派、浙派、闽派三大宋诗派的发展情况与代表诗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80—2017）》的编纂。这部《论文集》的编纂由近代文学学会主持，分为五部，即《诗词卷》《小说卷》《散文卷》《总论·文论卷》《戏曲·说唱文学卷》五卷。2018年已出版社出版了《诗词卷》与《小说卷》[※注]。2018年10月，在开封举行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上，这部《论文集》被赠送给与会的近代文学学会会员。这部论文集是继《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而编就的，带有总结性质，全面回顾与展示了过去近四十年来的近代文学研究成果。各卷论文集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关爱和、马卫中、王达敏、孙之梅、左鹏军领衔编纂，无论在选目上，还是在序言的深度上，都代表了近代文学研究四十年来的最新高度。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年会上举行了“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学术奖”首届颁奖仪式，来自不同科研机构、高校的中青年学者获得了这一奖项。这一奖项的启动与《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80—2017）》的编纂互为映照，展现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底蕴与前景。
（本文审稿专家 王达敏）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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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