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研究，更多呈现为对“新时期”的回首和勾勒，如陈鸿雁《新时期东乡族作家汉语创作刍论》[※注]描述新时期以来一批又一批的东乡族作家通过汉语写作走上文坛，甚至走向世界。他们的汉文化教育背景、人生体验、社会身份都为“第二母语”写作储备了充盈的条件，他们的作家作品彰显了民族精神气质，弘扬了民族文化，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又如20世纪80年代的回族文学批评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在《回族文学史》和《回族文学作品选》的编纂推动下，回族文学批评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许峰《20世纪八十年代回族文学批评的复兴》[※注]对回族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进行了学理性的界定，总结出20世纪80年代回族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对彼时回族文学理论自我确立的详细考察、回族文学批评实践的具体分析和回族文学批评存在问题的探析，较为全面地呈现出其基本样貌，进而揭示出其所提供的批评的经验和价值，推进回族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构建。
而面对“新时代”的现实，少数民族文学的制度、组织与实践有着区别于主流文学的重要性。陈亚军《少数民族文学类期刊的社会责任担当》[※注]从承继文化传统、弘扬时代主题、凝聚民族力量的宏观角度，期刊编辑坚守的价值取向体现在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编辑立根之本，要有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整体认识，同时需要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的融会贯通，对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系、融合有深刻理解。文学制度可以说是国家文学生产中的“先在”性因素，它不仅起着规范文学生产的限制性作用，同时，它也通过制度保障，在某种程度上繁荣着文学生产，魏巍《文学制度与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研究》[※注]指出，在文学制度“去遮蔽化”和“去阴影部分”的过程中促进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在当前的文学制度下，过度关注“文学明星”的现象严重制约了文学研究，也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消费文学时代，关注文学制度对少数民族诗歌发展的影响，除了应该关注文学制度对少数民族诗歌发展有利的一面，还应该关注少数民族诗歌有意接纳文学制度的因素。关注文学制度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影响，除了托托西所列出的“职业化作家、社团文学、报刊与出版、论证与批评，以及文学审查与奖励等等”之外，还应该关注少数民族诗歌对主流文化生态的认同性。就具体的区域性民族文学而言，崔荣《新时代草原文学：民族性与对民族性的超越》[※注]在回望草原文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草原文学的选择和路径可以表述为“保留民族性，同时超越民族性”。
从长远和根本上看中华民族大团结，必须持续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共同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需要不断展开中华民族文化寻根和文化建构的有机互动，需要在文化传承中创新、在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中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走向自觉。李晓峰在《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注]一文中指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血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共有家园，共同建设则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行动旨归。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本质上是对民族生命力的自信，推动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正是这种民族生命力的高度自信。各民族文化自信薪火相传，中华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因此，不能离开各民族文化自信的提炼、汇集来泛论中华文化自信。只有积沙成塔、涓流汇河，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铸得更牢。展望未来，刘大先在《少数民族与重新发现“世界文学”》[※注]一文中指出，在文化传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由少数民族所带来的视角转换，激活了一度沉寂的文学遗产，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学地理，让“世界”的图景更加完整，也成为建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种有效途径。“世界文学”的新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理解亚非拉的文学渊源，重建亚洲与欧美文学的结构性关系，进而构造一个超越性的文学理想，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文学未来生态，都有着莫大的启示意义。
理论自觉与建构
20世纪末以来，向西方文明学习之时，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蔚然兴起，文学领域“文化寻根”现象的出现是这一潮流体现。杨红《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注]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现象为研究对象，着力从多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掘、多元文学形式的创新，以及多民族文学史格局的建构三个层面，阐述其对推动中国多民族文学建设、对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曾斌《传统的价值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的多重选择》[※注]指出，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较多聚焦于民族性、地域性、边缘性、宗教性、民间性、族群文化等，其核心是把民族传统作为观照对象，分析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族群特性，使得批评话语有多重选择。对于传统的尊崇与敬畏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普遍现象，它在本质上是把传统作为核心价值，是对传统的肯定，是文化自信的表现。而涉及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多重话语，正是这一核心价值的体现。在讨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从非传统到传统话语转变的基础上，传统作为一种内在价值存在，是多重批评话语选择的基点。与传统相关的文学批评话语并非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所特有，而是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与真、善、美这类价值评判标准相比，“传统”写作更加感性与模糊，却更接近生活原象，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遵循一种普遍的人文价值话语模式。“传统”或可成为当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概念。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体制化建设，始于1950年代早期。这个体制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借助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初步形成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这个理论从1960年代初期发端，到1980年代初期大致定型，其核心内容是从西方直接移植的民族文学独特性和差异性理论。1990年代以来，同样是西方移植而来的文化身份等理论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个理论范式，一方面冲击了汉族中心主义文学史观，有助于改变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把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简单类比或直接等同于我国族群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否认我国各民族文学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忽视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而产生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共同性，造成了理论阐释的错位。代迅《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发生——兼谈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学的错位》[※注]认为，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改变外来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本土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缺乏内在必然联系的情况，建构能够有效阐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理论话语体系。张永刚《构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注]则通过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状态进行再研究，理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形成整体理论概括，构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这是新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再研究要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状态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系统化反思以提升理论品位，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主要方向与内容，力争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整体变化中发现民族文学理论构建规律，在充分的族别文学研究中发掘多民族文学理论资源，在丰富的文学要素研究中彰显民族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
张柱林《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注]通过具体实例分析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恰恰构成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统一性的话，那么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差异性的成分，将其勾画出来，主要线索大致如下：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面临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命运，但由于各个民族所处地理和资源环境、生活和生活方式有巨大差异，所以其转变方式和激烈程度也因此有极大不同，比如包括汉族在内的一些民族是农耕民族，他们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基本相似，即生产方式的转换，较少宗教色彩；而有些民族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如萨满、伊斯兰、佛教等，由于现代化也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他们的转变就更为艰难；同时这些民族中又有些民族原先是游牧或狩猎民族，在价值观上与定居民族有巨大差异，他们面临着先定居后走向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这同样导致了巨大的心理危机，这在许多作家笔下都有反映，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向定居生活方式的转换固然具有特殊性，但对文学来说，现代性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刘大先《当代文学视野中民族话语的变迁》[※注]指出，历史化地看，从“民族”作为一种政治身份被识别、认定和由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开始，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书写与表述中的民族话语经历了一个由趋向于或者等同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到泛化了“民族性”的过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时候“民族性”的涵义在“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徘徊和混用，显示出直接与“世界”对话的企图，而这种泛化的“民族”一直延续到当下，涉及到“少数民族”的表述与被表述的时候则“民族性”的内涵又发生了向“族群性”的收缩，并出现了符号化、文化化与消费化的情形。只有在历史脉络之中，我们才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当代文学的民族视野的嬗变历程，这个历程并非某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直与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转型密切相关。从来就没有什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类不假思索的永恒事实，“民族的”必然是特定时空中的特殊性和流动性的存在，只有超越了这种特殊性才具有转化为“世界的”可能，就少数民族而言，它还无法绕过“国家的”这一政治规定性。作为中国文学的特定存在，少数民族文学显然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少数者”的差异性视野，而要将自身定位于总体性中的差异性，它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来自于族群与国家、局部与整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辩证：即能否讲述出一个有别于众口一词的中国故事，或者给共同的中国故事提供新的讲法。
当代中国话语表述与表述中国话语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建构而成的，是思考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设计中国方案的根基。相较于主流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研究的持续升温，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国化背景下的“民族”维度却似缺少应有的重视，较少关注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对本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当代价值问题，致力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也多缺乏足够的学术深度与思想容量。李长中、王飒《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马克思转向”：基于本土批评谱系的考察》[※注]认为“马克思转向”，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判断少数民族文学经验的基本价值论原则，是要将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特殊性纳入中国/世界性话语表述框架。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政治维度、现实维度、人学维度或审美维度缺席问题，凸显出这一转向的意义。生态批评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的理论实践经历了觉醒、理论自觉两个阶段。王植《方法与问题：当代民族文学生态批评史述》[※注]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生态批评已经成为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既深化了民族文学研究的层次，也为转型期当代中国多民族的文化传统、现状与未来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使之更有力地与其他文学形式展开对话。但生态批评在民族文学研究中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话语体系，因此，面对丰富的批评对象，如何提高理论批评的有效性是当代民族文学生态批评亟需解决的问题。
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研究的展开
从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展开的批评与评论，一直在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占有很大比例，涌现出许多颇有新意的论文。朴婕《想象“多民族—国家”的方法——〈嘎达梅林〉汉译与1950年代民族设想》[※注]指出，《嘎达梅林》作为建国后首批翻译为汉语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少数民族作品，参与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对多民族国家形态的设计。汉译本通过强化嘎达梅林起义中的阶级意义，以阶级共性和民族融合为基础重构了“民族”的意义。马梅萍《反抗的穷人与革命的新人——“十七年”至19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民族文学叙事》[※注]指出，“十七年”与1980年代初出版的两拨当代文学史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尽管在细节上存在着差异，但总体上的历史阐释语调是一致的，通过反抗的穷人与革命的新人的形象塑造，寄予了将各民族纳入中国革命整体进程与国家建设格局的政治内涵。李翠芳《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乡土叙事的两种模式与反思》[※注]发现近年来诸多少数民族作家将审视的目光从民族历史深处回转至当下的乡村现实，少数民族文学的乡土叙事总体表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诗意化观照自在的乡村，以独特而丰满的主体乡村经验来呈现乡村风物志及日常美学；一种是理性观照多重视域中的乡村，着重表达对乡土世界的现实忧患。而从乡土叙事来探寻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认同成为确立少数民族文学乡土书写的意义之所归。只有在确立民族信心的基础上，回到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共存共构的生活本身，以“去民族”的文学自在书写才能抵达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吴雪丽《寻找“文学西藏”历史表述的新可能——从扎西达娃到次仁罗布》[※注]综合考察从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到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如何讲述西藏”经历了从寓言书写到现实关怀、从宏大族群历史到日常个人叙事的转换，其背后联系着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知识资源、话语逻辑、历史伦理等的变化。从扎西达娃到次仁罗布，“文学西藏”历史表述提供的可能性也给当下的历史叙事某种启示。
一些重要的作家被重新解读。如钟世华《壮族诗人韦其麟的诗语意象探究》[※注]认为，韦其麟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广西地域与壮族文化的书写，其漫长的写作生涯绘制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广西画卷，并由此形成了恢宏壮阔的文学地理空间。这种空间主要通过其诗歌中所凝构出的诗语意象展现出来。这些意象不仅能够凸显出他对广西地域景观的真挚书写，而且在展示其壮族特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诗语意象生成于独特的壮族文化空间之中，饱含着深厚的壮族文化内蕴。罗小凤《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论吉狄马加诗歌的书写策略》[※注]认为，吉狄马加的诗歌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腾挪跳接，从个体“我”的情感与经验出发抵达国家、世界和人类层面，既有对公共性的建构，亦注重个人性，并将二者进行交融抵达“普适性”，从而形成独特的书写策略。汪树东《消费主义社会中的生态悲歌——论阿来“山珍三部曲”的生态书写》[※注]指出，阿来深受藏族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浸润，对现代文明过度张扬的消费主义文化持强力的批判态度，对现代人与大自然的敌对姿态深表忧虑，为被现代人摧残得遍体鳞伤的大自然忧心如焚，深情地呼吁现代人放弃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式的狂妄态度，谦卑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近年接踵推出的《三只虫草》《蘑菇圈》与《河上柏影》“山珍三部曲”中，阿来的生态意识得到更为细腻具体而富有艺术魅力的呈现，为当代生态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杜李《原乡记忆与文化寻根——叶梅小说创作论》[※注]指出，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有着难以割舍的恩施情结，并且通过恩施意象的营造，恩施在她的文学世界里不仅承载了文学想象与被想象的任务，同时也是想象与被想象的主体。在具体的文本书写中，叶梅不满足于因生命体验和真切情感所带来的丰盈意象与纷繁意趣，而是以此为驱动力，将自我本体融入恩施民间，并通过对原乡血地的文学想象和民间风物的含魅书写，最终得以实现文化寻根的圆形回归。金理《小说之心：论田耳的中短篇》[※注]以感悟式的细致笔法扫描田耳的中短篇小说，指出他的中国故事，关注的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和结构转型等宏观经验（所谓“中国经验”）底下的，国人的喜怒哀乐和内在精神的嬗变，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大时代的潮起潮落间面临何种张扬和窘迫。田耳的小说告诉我们，文学的成败，不在现实主义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而在于如何牢牢把住“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谢金娇《论田耳中短篇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注]指出，田耳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中，细致入微地将人物面对将死的过程或死后所显现的紧张、恐惧、焦虑、迷惘、冷漠的心态展现出来。他擅长描摹人物在特定的情境之中复杂的心态，并对死亡仪式、死亡事件、死亡结局有精心的设计与思考。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死亡的叙述，展示了人在基本常识状态下的复杂情态，以及极致心态下的人性裂变。陈思广《神的意味——也谈央珍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的寓意与主题》[※注]从文本分析入手，认为通过对央吉卓玛自身遭受不平后自我的疑惑与对自在氛围的怀恋与向往，以及央吉感受周遭的不平与新变后自我的怀疑与对平等的追求与旧观念的反叛这一心路历程细腻、清晰、完整的揭示，表达作家呼唤众生真正平等，呼唤人性真正相通，呼唤人间真正博爱，呼唤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期盼西藏尽快摆脱落后、保守、封闭的社会形态与文化观念而迈向时代的现代化的向住与追求，是《无性别的神》所要表达的核心主题。李商雨《反意义、非诗化、无风格——何小竹诗歌的符号学考察》[※注]认为，作为一位苗族诗人，何小竹的民族身分却在其诗歌中被“清除”了。他的诗歌可以用三组二律背反的命题概括：意义—反意义；诗—非诗；风格—无风格。这三组命题，都是以“做减法”的方式，围绕口语的极端实验展开。这个特点让他的诗歌不但与一般的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区别开来，也与同时代的诗歌呈现出差异性。在诗歌写作陷入伦理困境的当下，这种写作有其独特的价值。
许多批评文章不回避问题，直指作家作品中存在的弊病和问题。如王春林《新型农民形象与叙事逻辑——关仁山〈金谷银山〉与柳青〈创业史〉比较谈》[※注]从文本细读入手，剖析了《金谷银山》与《创业史》之间的关联，在对比之中发现关仁山为了迎合主旋律而采用的生硬叙事逻辑，并且指出其在女性人物塑造上的退化，从而隐微而又犀利地指出关注当下题材写作中的急功近利问题，颇为一针见血而又颇具说服力。李玫《“植入”的增值与磨损——从长篇小说《蒙古里亚》看民族文学的民族化路径》[※注]指出，文学中的文本“植入”，通常是指为实现某种叙述效果而将文本之外的异质性内容或文体明确穿插于叙事中。郭雪波长篇小说《蒙古里亚》的“植入”方式，是对亨宁·哈士伦的《蒙古的人和神》一书中斯文·赫定探险史的相关内容大幅度借用。这一“植入”，在充实和凸显民族文化历史感的“增值”之外，也在人物书写的完整性等方面有所“磨损”。民族文化的“植入”是民族文学民族化过程中常见的路径，与叶广芩、鲍尔吉·原野等少数民族作家相比，郭雪波近期的“大萨满系列小说”中仍有诸多问题需要思考和面对，这也是民族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华文化意识的重要载体与媒介。黄晓娟《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获“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为例》[※注]指出，历届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既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又呈现着中华文化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行为规范，展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中不同族群经验和多元文学传统所构成的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为促进民族文化向心力的形成、建设共享现代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女性诗歌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事实上，无论是女性诗歌，还是少数民族诗歌，都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有着边缘化的处境。然而，1980年代以来的新诗中，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容小视，先后涌现了不同民族和代际的诗人诗作。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将少数民族女性诗歌书写的“民族性”作为衡量或者批评的尺度，从而将其按照有无“民族性”进行分类，事实上，从多民族文学的向度重新审视作为群体书写的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可以更加丰富多元地解读其创作特性，从而深入考察中国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面性。邱婧《身体书写、性别隐喻与族裔想象——重读1980年以来的少数民族女性诗歌》[※注]即以1980年以来的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创作为讨论对象，通过性别与隐喻的族裔想象、身体观的内置与凸显、女性的主体性等角度的阐释，揭示其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提供的多样性。女性书写的身体观是混杂而多元的，这其中既有对男性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与宏大叙事的修正，又有与主流女性话语形成合力的女性主义观念的彰显，还包含了从母体走向族群传统复归的可能性，这一议题并未结束，随着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源源不断的创作而延宕。
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伴随网络的普及和中国网络文学的崛起一道成长，在文学网站、作家作品以及理论批评等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学阵营，构成中国20年网络文学大格局中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劲旅，对传承民族文化、壮大民族文学做出了积极贡献。欧阳友权《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20年巡礼》[※注]对其做了综述。周兴杰《当“民族”遇见“新部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中的身分认同问题》[※注]网络空间不仅容纳传统的、稳定的少数民族身分认同方式，也推动了自反性的个体身分建构，和以兴趣和情感为基础的“新部族”集体身分建构。身分认同方式的差异，造就了少数民族族群“共同体”文学叙事和华夏族裔“共同体”文学叙事两种“共同体”文学叙事。二者构成有趣的互补关系，巩固和丰富着“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认同。还有诸如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研究，也有别出心裁的视角，如李瑾《鲁迅翻译理论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注]指出，鲁迅翻译理论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启发改造国人思想、发展白话文基础上形成的翻译观点。虽然有一定特殊性，但是鲁迅在文学和翻译两方面的深入发展，使他对文学翻译的理解更加深刻。鲁迅翻译理论不仅对民族文学翻译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而且他主张的直译、硬译、宁信勿顺等方面的观点，民族文学的翻译策略需要忠实原著，坚持民族特质，也要注重民族文学语句结构在翻译中的表现等等都有启发翻译思路的价值。
上述从三个大的方面归纳了一些2018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和进展、相关的主要议题与热点话题，可能存在挂一漏万的情况，但基本上呈现了一个年度的基本风貌和水准。坦率地说，除了为数不多的成果在材料、方法、理论上略有突破之外，大部分还存在低水平重复的情况，随着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期望在未来这种情况能有所改观。
（本文审稿专家 朝戈金）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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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