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通从他的提包里面把信拿了出来，红笔蓝笔勾涂满纸，但有好些地方他依然不懂。他要我讲解，我给他讲解了……那封信，支那通说：他们要留下来做参考，希望我送给他们。这分明是强盗的仁义，我也慷慨地答应了。我想，假使东京的警视厅没有被炸毁，那封信或许到今天，都还被保存在他们的档案里的吧？”[※注]
那么这封信到底有没有在他们的档案里被保存了下来呢？迄今为止都没有被发现。笔者在日本查找档案时，虽然没有找到其原件，但找到了这位“支那通”的翻译件。
此外，郭沫若回忆录中还写到，“在市川住定之后，我和国内的朋友通起了书信”[※注]。日本警察在搜查时不仅将成仿吾的这封信收走了，还将其他人的信件也一并收走了，包括与张资平、李一氓、钱亦石的通信。而这些信件，郭沫若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同时各相关者后来在回忆时也未提及。
这四封信均被译成日语，作为日本警视厅有关郭沫若专题报告的附件而被收录在一起。该报告是警视总监发给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千叶县知事、驻上海内务事务官等人的。为何发给这几个人呢？因为郭沫若是共产主义者，而当时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由内务大臣负责。郭沫若是中国人，因此外务大臣不能遗漏。郭沫若住在千叶县，所以发给了千叶县知事。此外，创造社及相关人员主要的活动区域是上海，因此也发给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务事务官。
这其中，与成仿吾、张资平、李一氓的通信中郭沫若是收信人，而与钱亦石的通信则是写信人，即这封信郭沫若刚写好还没来得及寄出就被没收了。信件的时期大约在1928年5月初到7月末。有关这四封信的内容日本警察都进行了很好地概括，主要是创造社的内部事务，包括人事关系、刊物发行情况和经济情况等，以及成仿吾去巴黎途中的游记、郭沫若对自己旅日情况的介绍等。
这四封信以及日本警视厅所做的报告，对我们研究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李一氓、钱亦石，以及文中出现的张闻天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而且郭沫若在旅居日本这一段时间除了其本人的回忆录，其他的旁证材料很少，该报告很好地补充了这一点。笔者特此将其翻译成中文，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外秘第2007号，1928年8月20日，警视总监宫田光雄致内务大臣望月圭介、外务大臣男爵田中义一、指定厅县长官、千叶县知事、驻上海赤木内务事务官。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郭沫若的报告
本籍：中国四川省乐山县沙湾
住所：千叶县市川町字市川一三四号
共产主义者、自称自由撰稿人郭开贞（字郭沫若、笔名麦克昂），现37岁。
关于此人的信息在本月16日收到的外秘第1978号电报中已经有所提及[※注]。又经查，此人于大正十二年（1923年）3月归国，当时与其友田汉、郁文、成仿吾等人一起在上海大戏院前创办了名为“创造社”的杂志社，此人是该社的主要负责人，后一直经营该社。这次来日本后由张资平（熊本五高毕业，东大理科毕业）取而代之，负责该社的经营。我们从张资平寄给郭沫若的报告书（见下文一）中可以了解该社的经济及出版情况。希望驻上海内务事务官对该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实，即创造社社员及出版部部员之间生活费的分配是否属实，以及与共产主义宣传经费是否有关，并期待事务官的回信。我们从他人与郭沫若的信件中得知以下情况。
1.郭的一位朋友，即广东中山大学文科教授成仿吾，化名石厚生，于今年6月上旬从上海来到神户，并从神户转去东京，住在郭家。同月16日从敦贺出发，经浦盐[※注]前往巴黎（当时通报给福井县了）。后来成仿吾好像又给郭沫若写过信（见下文二），主要内容是游记，关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到达法国之后的情况。
2.创造社社员李一氓给郭寄来一信（见下文三），叙述了该社的情况。
昭和三年（1928年）8月20日，日本警视厅关于郭沫若的报告
3.郭向其朋友，东亚预备校学生钱亦石（目前已经回国）写了一封信（见下文四）。
信中所说的“郑、童二兄”是指上次报告中共产主义宣传员郑汉光、童长荣。3月12日在辖区内青山会馆由南京派国民党员主办的孙中山逝世三周年追悼会上，这两人为了扰乱会场，在馆内散发宣传共产主义的印刷物。之后行踪不明（这在3月12日外秘第471号及3月27日外秘第558号电报中已经报告过了）。
从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社员李一氓的来信可以看出郭与郑、童二人一直有联系，并说郭来到日本后（4月上旬）曾到府下大冈山拜访过郑、童二人，但两人不在，因此没有见到。
以上郑、童二人目前已身在上海，希望驻上海的内务事务官能秘密查清两人的行踪，并通报给我方。
（一）张资平致郭沫若的信（原文为中文）
爱牟、仿吾：
□兄无□[※注]，并无特别事故，只营业上有些影响。绍宗在信中说，在梅县方面本社的三种刊行物都不能读了。最近在杭州，月刊、文化、流沙[※注]都被查禁，但因为其中有《桌子的跳舞》这篇文章，现在上海还卖出了一些，不过难以为继。又据绍宗说，《流沙》最不好卖，只能用单行本来弥缝。想再出版一种像流沙一样的东西，但用单行本不能填补。现在广州、汕梅、湖南、南京、杭州都禁止《流沙》的发行，所以改名为《火星》周刊发行，但第二卷怎么都出不来。如果我们的出版部被查封的话，我们该采取什么方法？
致仿吾兄：从前在经济方面每个月大概要四五千元，而四月消费了六千余元，故个人的生活费都很高。因为单行本不好，所以有些担心。
分配给个人的预备费如下，敬请参考（括号内的内容是郭沫若记入的）[※注]。
社员（元）：
麦（克昂）：150；张（资平）：100；郑（伯奇）：100；
王（独清）80；初梨（李初梨）：40；小李（李铁声）：50；
彭（康）：40；朱（磐）：50；冯（乃超）：50；
□□（明）：45；（李）一氓：45；平时：50；
□□：50。
出版部部员：
（成）绍宗：45；邱（韵铎）：45；梁（预仁）：35；
（□）□：35；鹫（不明）：25；戴（不明）：25；
米（不明）：25；黄（邮送）：25；林（不明）：25；
□（不明）：30；葛（不明）：30。
以上不包括在外餐费、房租、电灯费、印刷费。
最近《水平线下》的发行也被禁止了。你们在广东时《革命战士》时常能出版，但总是骂爱牟、木天、仿吾诸兄。广东的学生利用××宣传部对它展开攻击，给我们的营业带来不少障碍。
希望你们能从以上的报告中想到什么方法。
五月八日 资平
（二）成仿吾致郭沫若的信（原文为中文）
克昂兄：
六月十六日下午从敦贺出发，十八日早晨到达海参崴，途中没有想到去哪里。此处中国的苦力很多，让我想起了黄浦江沿岸，那样的舢板，那样的贫穷生活，历历在目。
有一家日本旅馆，但我不想住在这里。在日本旅馆门口拉客的是个山东人，他背着我的行李把我带到一、两家中国旅馆才放下来，但他们好像已经不做旅馆的生意了。我进入一家俄国旅馆，有中国的服务员，账场的工作没有丝毫不便。那里还有一个俄国门卫，操一口夹杂方言的英语，带我去了半天市内。我出发的时候他来停车场送我，支付了他十五卢布。那天晚上十点二十分出发，二十二日早晨到达齐塔[※注]。二十三日看了贝加尔湖，二十八日早晨到达莫斯科。沿途各站都停车三十分钟，火车一直往前开，各车站都能看到买东西、卖报的人，使旅途增添了一丝乐趣。
这样长的旅行都是坐卧铺，俄国的客车都有装了弹簧的卧铺和板床，价钱也差不多。一车有数室，一室有四个卧铺，在左右两侧，上下两层，好像通行在扬子江上的轮船。此外，有一种万国卧铺公司（就是这次去巴黎经营欧亚铁路卧铺的公司）的卧铺车，叫做Wagon-lito，一室有两个卧铺，非常舒服。要另外交钱，必须给一等、二等的车费。我用二等车票一直坐到莫斯科，车费是一百零二卢布，Wagon-lito一百六十六卢布，特快车费几个卢布，一共花了二百七十卢布。一般的俄国人大抵乘坐普通卧铺车，Wagon-lito上只有我、两个外国人和三个俄国人，乘客都很和气，两天之后就成了朋友。这里有一个原因，Wagon-lito放了一个小桌子，很奢侈。
在莫斯科下车八个小时，在中山大学拜访张闻天。但当天用孙中山的名义把Kommunistische大学部[※注]和东方大学的中国部合并了，因此召开了大会，闻天君正在会场做翻译。跟一个和郭君[※注]同样是广东大学的朝鲜学生（我与他在民国十三年相识，清党后他离开广东来到上海时又见过一次）谈了几个小时。那时，来了很多不认识的朋友，都来问我。深入地谈论了我们出版的《流沙》，并约定今后送很多本给他们。
他们这些新朋友现在正在从事翻译工作，但都还没有付梓，我让他们出版后陆续寄到上海来。
我们的努力是他们最重视的事情，他们对我们非常关注。
此大学，据我几个小时的观察，以及从和他们学生的交谈中来看，可以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为何？（一）人才的问题；（二）如果他们不非常努力，就不能适应新生活，但没有一种训练能适应环境；（三）在大学的礼堂听了课，发现他们学习能力还不够。因为俄国现今集中力量在搞“文化革命”，在经济革命中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俄国人一般在思想上都不成熟，他们的懒惰、无知、迷信对各种建设都是很大的障碍。
反映在上个世纪文学中的这种懒惰四处弥漫，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本，似乎也没有人来解决人民的无知。文化的培养很重要。
然总之，毫无疑问，俄国这三年来的进步是世界的一大奇迹。
七月一日早晨抵达巴黎，决定四天后搬到租的房子里。巴黎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一般学生一个月五百元（法郎），约合四十五圆[※注]。因为是第一次来，所以房租和膳食费都非常花钱，估计从下个月开始可以降到一百圆以下。房客一般都在外面的餐厅吃饭，很多学生定在某一家。巴黎的葡萄酒非常便宜，三十二法郎就可以买一大瓶。巴黎的气候甚好，现在十度左右。男人们穿得都不少，我们也穿不了夏装。这次从西伯利亚来的就我一个人比较奇怪，还戴着帽子。咖啡店很多，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两点左右都很热闹。出版界较为落寞，社会科学的书籍非常少，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译本也非常少。新的只有几种列宁全集。
国家主义派有周报《先声》，已经办了大概五年了。我现在整天在外溜达。我的通信地址如下。
Mr.Hansen Shih，
To Mr.Kin yu yu
Mainson mentlec L 1 Hue de Valette，Paris.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 折
（三）上海李一氓致郭沫若的信（原中文）
贞兄（指郭沫若）[※注]：
很早之前就给你写过两封信，但好像没有收到。本来想再写一封详细的信，但因为各种事情一直迁延至今。我们的同志关系都非常好，除了资平之外（子东就像我跟大家说过的那样，社会关系很多），独清、伯奇、彭康诸兄都对我们怀有诚意，经常来讨论。几天前我们以超□、富春的名义招待了他们（资平不在，理由同前），消除了过去的隔阂，并制定了运动的计划。我相信这能产生相当的效果。现在经济上进行大的整理，慎重处理各类事务。出新书时，努力干出版部的事务。只要没有意外的打击，事务的前途就会逐渐得到发展。在一般事务上，三理事之一的吴谋求集体，我认为没有人能够垄断，也没有人能够懒惰。从现在的事情来看，资平具有上述倾向，独清、伯奇感觉也有不少困难，因此我们才打扰你，让你用信件向他们三人给予充分的暗示，让他们平均负责，和衷共济，采取集体行动。经济、印刷及其他一般事务都由大家来做，已收真正委员制之效。如果互相接受意见，互相纠正错误，就不会再酿成以前的弊害了。这绝不是对资平的不满。而且，我们都奉兄为精神上的指导者（我们只是政治上的）。在他们之间，从独清、预仁都对兄怀有好感，非常信赖，因此如果能对他们进行鼓励和指导的话就甚为有效。中兄怀有必须复刊被查禁刊物的意见。而且同修兄认为这些问题不必着急，等出版部整理，得到理事会的谅解之后也不迟。而且，同修兄大体对兄的文章《国事》有同感。只是他（一）据说兄的意见没有集中，散轶了；（二）责备杏村的《批评的建设》误记为《批评与建设》（其实意思都差不多）；（三）升华译的《奥列弗》不正确，译为“扬”字而没有译为“弃”字。
我因为在翻译Stalin Manx and Engels，所以不知道出版社的出版情况。孩子们都回到汉口内人的娘家去了，预定滞留一个月。我认为我的前途在国外。如果顺利的话今秋回一趟国。我想从现在开始翻译《工资劳动与资本》。还有很多话想说，但只能到这里了。代我向温君向好。
（四）郭沫若致钱亦石的信
亦石兄：
1，我搬到市川来了，住所和姓名[※注]如下：
千叶县东葛饰郡市川町字市川一三四，佐藤恪。
2，这里离东京不远，来时从大冈山出上野站再转乘电车过来。转车坐到押上（十四钱），从押上过来乘坐千叶方向或成田方向的电车，车费十八钱二十分。在押上买到市川的车票，从押上出发七八站。
3，我有些耳背，除了读书和翻译之外什么活动都不行，废物一般。
4，郑（汉光），童（长荣）现在如何？
5，贤江[※注]、伯垂到了吗？
（原载《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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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香港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13—314、326—327、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