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成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保障，而且为促进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和成就，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同志充满信心地展望：“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掷地有声地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今天，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更加饱满坚毅的姿态推动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我们必将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篇章，也必将开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
（供稿：彭五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共产党宣言》的几点体会】沙健孙《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Remain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and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me Experiences on Studying沙健孙《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其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十九大号召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这个初心和使命的确立，其源头就在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对《宣言》的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体现在：
其一，《宣言》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分析，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指引着我们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我们今天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实现还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因为：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我们才能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在贯彻执行党的当前阶段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而不致左右摇摆、迷失方向；才能在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住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
其二，《宣言》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证明了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其三，《宣言》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着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论述和党的十九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同《宣言》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着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其四，《宣言》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关于共产党的纲领，《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它的长远的奋斗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宣言》关于共产党的性质、特点、纲领和战略策略原则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供稿：张建云）
【《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真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严书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The True Meaning of Is the Political Gen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Commemorating the 1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shing of and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Marx严书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从中国共产党领袖对《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宣言》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深刻影响和重要作用。毛泽东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道，“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习近平曾经给党的高中级干部开过需要精读的18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清单，其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精神的科学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基本原理，二是基本观点，三是基本方法。《宣言》包含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一般原理”，主要体现在1883年恩格斯为《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所概括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原理：一是唯物史观，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二是阶级斗争理论，即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即阶级斗争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宣言》阐述的基本观点不少，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的观点和批判的观点。《宣言》中关于“两个决裂”的革命观点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经典论述。关于批判的观点是《宣言》中闪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中坚持了这两条标准：一是生产力标准，即看其是否促进还是束缚生产力发展，二是历史标准，即看其是否推动还是阻碍历史进步甚至开历史倒车。《宣言》阐述和运用的基本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极为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宣言》中理论联系实际既是贯穿此书的思想红线，又是把握此书精神的“钥匙”。
《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真谛如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实事求是精神和与时俱进品格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哪一本书，像《共产党宣言》这样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共产党宣言》精神永远指引并鼓舞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千秋伟业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供稿：张建云）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张雷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The Community of Shared-future for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张雷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范围人的群体共同存在的状态，作为利益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统一体，与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所论述的社会共同体有着相同之处。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等形态的分析，都抓住了共同体的内在要素即利益问题，进一步说，抓住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不可否认，社会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整体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衡量共同体发展状况的一把标尺。
但是，社会共同体的实质则在于生产关系这一始基关系的变革，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就没有人的发展，也就没有共同体的演化和进步，更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乃至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变革，决定着社会共同体的性质。因此，社会共同体在本质上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共同体，是特定社会制度的共同体。可以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的分析，是沿着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思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进行全面批判的基础上，科学分析未来理想社会“真正共同体”的实质。如果从性质上来把握社会共同体，那么，在共同体这个范围内，社会共同体就是始基范畴，而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利益共同体等则为次级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反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合作共赢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强调的利益共同性虽然是和责任共担、安全与共、文明互鉴、共同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高于、超于民族利益的共同利益，但是，它并不承载社会形态演化、社会制度演变的任务，它只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体本身，而只是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于社会共同体，从社会形态、社会制度角度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向，势必会在世界范围内加剧和扩散“中国威胁论”“中国担忧论”等的影响，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蕴藏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之中，而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逻辑的现实基础。在理论逻辑统一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到了充分彰显。
（供稿：彭五堂）
【西方经济停滞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何自力《红旗文稿》2018年第4期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tagnation in the West I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Economy何自力《红旗文稿》2018年第4期
一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表现
1.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复苏和新的繁荣遥遥无期，经济实力衰落明显。
2.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服务业难以支撑经济繁荣。在西方国家，服务业已经占到整个三次产业增加值的75%以上，吸纳了社会大量的就业人口。传统制造业则高度萎缩，高科技产业独木难以成林，既无力扩大内需，也难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3.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公共开支难以为继。西方国家加工制造业的衰退弱化了经济增长，政府扩大财政收入失去了经济来源。
4.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中产阶级分化，阶级对抗加剧。随着去工业化和经济衰退的加剧，福利保障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财力做支撑，福利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原因
一是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
二是新技术、新机器加快排挤劳动。其实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一悖论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性，这一特性可以称为劳资关系悖论。这一悖论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导致工业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并陷入危机：即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资本主导的新技术、新机器所排挤，越来越多的传统加工制造行业被淘汰，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
三是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使经济过度金融化，在过度金融化条件下，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贪婪的金融寡头进而脱离实体经济，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巧取豪夺，使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其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四是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运行效率低下。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占有社会资源，绑架公共权力，不允许政府过多干预和限制自己的权利。
三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影响
首先，推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动荡、矛盾和冲突多发期。目前西方国家正在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相互缠绕，相互影响，随经济持续停滞而不断加剧，引发社会的广泛不满和抗议，社会矛盾和冲突空前尖锐。
其次，西方国家将失去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能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反危机措施救助经济，但是时至今日复苏极其缓慢和不确定，世界经济各项指标均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一切与发达经济体失去经济全球化主导能力有直接关系。
最后，导致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对其霸权地位的衰落不会坐以待毙，而是要竭尽全力加以维护，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以求自保。比如，在贸易上实施保护主义政策。
（供稿：彭五堂）
【平等是正义的表现——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段忠桥《哲学研究》2018年第4期
Equality Is the Expression of Justice-Reading Engels’ 段忠桥《哲学研究》2018年第4期
现代平等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只是到了15世纪末之后，现代的平等观念才随着资产阶级以及与其相伴的无产阶级的出现而出现，并逐渐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
现代平等观念的内容只限于权利。现代平等观念所讲的一切人就他们是人而言是平等的，意指的不是一切人“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只是意指他们在“权利”上是平等的。正是因为将平等观念的内容限于权利，所以，恩格斯把从现代平等观念引申出的现代平等要求限定在一切人都应当拥有的“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平等观念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规范性价值判断，属于道德和法的范畴。它虽然也是人们对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相应反映，却不是事实判断意义上的反映，而是规范性价值判断意义上的反映，因为它是以“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形式出现的。具体而言，平等观念，即一切人就他们是人而言是平等的，讲的不是一种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情况，而是一种在现实社会中尚未存在但被社会的一部分人（资产阶级和与其相伴的无产阶级）视为应当实现的情况。
平等观念是正义的表现。对于平等观念是规范性价值判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还从正义的角度做了说明：（1）“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2）“为了得出‘平等=正义’这个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全部历史，而这只有在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做到。”（3）“如果想把平等=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荒唐的。”
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对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超越。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对消除封建不平等虽然起了巨大的作用，但从现代平等观念，即一切人就他们是人而言是平等的来看，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又是不彻底的。这是因为它还只停留在政治权利的平等上，而未涉及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而没有后者的进一步实现，前者的实现就是空话。所以，“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
平等观念对于无产阶级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能无限夸大。恩格斯之所以要用很大篇幅论述平等观念本身，是因为他考虑到平等观念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鼓动作用和对无产阶级的鼓动价值。无产阶级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仅仅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而且还基于对正义事业的追求。由于平等观念是正义的表现，故此，恩格斯对它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强调它“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起着巨大的鼓动作用”。然而，对平等观念的这种作用却不能无限夸大，因为“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的尖锐对立）的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
（供稿：彭五堂）
【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及其唯物史观——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区分的质疑】赵家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Complete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Marx and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A Query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a Broad Sense and in a Narrow Sense赵家祥《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区分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有两种区分方法：一种是把揭示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历史发展理论称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历史发展理论称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对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种区分方法都是不正确的。
任何生产都是生产一般和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一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过程，即有些学者所说的“生产逻辑”；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就是价值增殖过程，即有些学者所说的“资本逻辑”。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既不存在脱离“资本逻辑”的劳动过程，也没有其中不存在劳动过程的价值增殖过程。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没有脱离“资本逻辑”的“生产逻辑”，也没有不存在“生产逻辑”于其中的“资本逻辑”。“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结合在一起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由此可见，把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称为“生产逻辑”，把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称为“资本逻辑”，把研究“生产逻辑”即劳动过程的发展规律的历史理论称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把研究“资本逻辑”即价值增殖过程的发展规律的历史理论称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生产一般与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割裂开来了，把它们看作各自孤立存在的两个不同的过程，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的思想本意的。
把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属性，因而第一种区分方法有不当之处。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或称一般规律）的科学，任何研究某一种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历史发展理论，都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独立形态。把研究某一种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历史发展理论称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它是与研究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别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形态，必然导致历史发展理论上的混乱。
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作之前就独立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如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早于马克思，他在1843年底至1844年1月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这部著作虽然尚不成熟，但它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为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前提，对马克思研究和创立政治经济学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因而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
恩格斯晚年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并进一步独立地提出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发展的“交互作用论”。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论”。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有把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与分别独立创立和阐发的所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综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反映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容。
（供稿：张建云）
【《资本论》的方法问题研究】卫兴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Study on the Methodology of 卫兴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的普遍规律，但这个规律是通过各社会的特殊规律变化表现出来的。《资本论》中讲历史唯物主义，重在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核心思想是要揭示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在《资本论》中，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称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贯穿于各个方面。例如：
（一）不要资本家和地主个人对资本主义制度负责的观点，在我国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然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有的学派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归罪于资本家个人并进行辱骂，而马克思不这样做。马克思不归罪于资本家和地主个人，不去辱骂，绝不是要“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人物看作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地主是土地的人格化，工人是雇佣劳动的人格化。只要有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形成这样的关系，因此，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相比，马克思的观点是“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二）《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进行评价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中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三）从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其错误理解要批判。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还存在另一个怎样科学理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制度更替视为历史的必然，应主要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规律来说明，不能诉诸道德、正义、公平等理念来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依次出现了由奴隶制度转向封建主义制度，再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程。这只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更替。不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有了新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有进步意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绝没有肯定和认同甚至称赞各种剥削制度下的主流观点，不会称赞剥削制度是公平的、正义的、合理的。
《资本论》中所应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方法，此外，马克思还讲到其他较具体的方法，如“抽象力”方法，无论自然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需要应用抽象方法。讲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的方法，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其所论述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关系，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这里所讲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是指马克思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关于逻辑结构和各种经济范畴的顺序安排问题。
（供稿：张建云）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根本问题】余斌《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Thre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余斌《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紧紧抓住和解决好基本制度、生产目的和资源配置这三个根本问题。这三个根本问题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公有制主体地位之所以不能动摇，是因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其连续性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永久化”。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时，必须能够阻止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那种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的永久化，否则必然会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日益僵化，不仅不能进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而且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所以，邓小平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而这个优势也来源于公有制经济。也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就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这应当成为中国分配制度改革的根本要求，而要实现这个要求除了坚持上述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没有别的出路的。
我们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保证被解放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如果中国改革开放所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主要是保留在外资手上或国内少数资产者手上，那么这个解放和发展了的生产力就绝不会带来和谐社会和共同富裕。
最后要指出的是，进行或参与资源配置的公共经济部门，并不是只有政府。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是一个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也应当而且更应当在资源配置上发挥积极作用。邓小平曾经指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可以考虑将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与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国民经济院，与最高法院地位相同，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从而彻底实现政企分开。
（供稿：彭五堂）
【《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观的深化】唐正东《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
The Deepening of and Its Manuscript to the Idea of Inner Contradi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唐正东《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在历史观的层面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矛盾运动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同样也基于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指认而清晰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只不过他不是通过商业危机的理论环节，而是通过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的阐释来揭示这一点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但私有制却成了它发展的桎梏，“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他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角度对此所做的阐释不仅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规律论的思想基础，而且也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为把这一理论运用到现实问题的分析之中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当我们的解读视域转向马克思具体的资本批判理论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把这种内在矛盾观推进到了一个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层面。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在作为物和生产关系双重维度上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展现出来的，它所反映的，并不只是分配关系的不合理或生产力的浪费，也是资本逻辑本身以及作为其现实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阐述的这种内在矛盾观并非如国外学界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与历史观层面的内在矛盾运动理论相对立的、只限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辩证法”，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观在资本分析层面的发展与深化。具体来说，首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不再只是关注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条件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形式，而是敏锐地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既是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又是其发展的结果。其次，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资本关系本身的发展过程即这种关系本身是怎么被再生产出来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看到了这种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必然再生产出它本身的解体的。最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作出了比以前更为深入的阐述，因为从资本逻辑的角度所展开的阐述比仅仅从竞争角度进行的论述要深刻得多。
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内在矛盾观是以资本关系中内在矛盾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为核心内容的，其意义有二：首先，凸显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观在具体问题分析层面的作用，可以推动我们去探究事物或具体社会形态的客观运动规律，并致力于遵循和运用这种规律。其次，在学理辨析的层面上直指当代国外左派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展开的所谓“新辩证法”式的解读。
（供稿：张建云）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