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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的责任”与民俗学的“实践研究”

来源: 中国民俗学年鉴2016 >> 第五篇 年度优秀论文 作者: 吕微 浏览次数:14
摘要:  表演理论被引进中国民俗学界以后,中国民俗学家讨论最多的表演理论的关键词是“表演( performance ) ”和“语境( context ) ” ,但是,对表演理论的代表性人物鲍曼( Bauman , 1940 — )反复使用过的另一个关键词“责任( responsibility ) ”却不曾关注。虽然早在197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鲍曼就已经注意到表演者本人对自己的“表演的否认”,然而那时的鲍曼,仅仅视“表演的否认”为标定表演特点的经验性手段之一,因而“表演的否认”尽管与表演的本质即责任“并不相矛盾” 。
作者简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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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演的责任”与民俗学的“实践研究”
    作者: 吕微

    一 序言:表演的经验性标定与先验标定

    表演理论被引进中国民俗学界以后,中国民俗学家讨论最多的表演理论的关键词是“表演(performance)”和“语境(context)”,但是,对表演理论的代表性人物鲍曼(Bauman,1940—)反复使用过的另一个关键词“责任(responsibility)”却不曾关注。1993年,美国民俗学家们曾合作出版过一部专题论文集《口头话语中的责任与证明》(Responsibility and Evidence in Oral Discourse,P.130),其中讨论的内容(除了鲍曼本人的论述),至今没有被汉语学界所了解,以此,本文讨论的对象仅仅是“鲍曼的”表演理论的“责任”概念(作为目前中国学界能够共同讨论的对象)。

    在讨论“责任”的同时,我们也要讨论鲍曼提出的另一个命题——“表演者对表演的否认”,因为在某些时候,鲍曼认为,“表演者对表演的否认”就意味着“表演者真的不愿意承担起表演的责任”(并不仅仅是“表面上否认自己具有任何真正的交流能力”)。由于在鲍曼对“表演”的定义中,“责任”被界定为表演的本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把“责任”肯定为表演理论的关键词之一。这里,可以借用倪梁康先生的一句话:“我们暂且不经检验就将其‘表演……其本质在于……责任’的命题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接受下来,当然,随着阐述的展开,这个出发点将会得到论证。”[※注]而且我们要像康德那样,严格地“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阐述这种联系”。[※注]

    虽然早在197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注]鲍曼就已经注意到表演者本人对自己的“表演的否认”,然而那时的鲍曼,仅仅视“表演的否认”为标定表演特点的经验性手段之一,因而“表演的否认”尽管与表演的本质即责任“并不相矛盾”,但二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联,即“表演的否认”仅仅是标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做法而已。

  • 中国民俗学年鉴2016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4

    章节:《中国民俗学年鉴2016》 \  第五篇 年度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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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8页。
删除[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6页。
删除王杰文:《“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载《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
删除[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删除王杰文批注:“在‘艺术人类学’或者‘讲述的民族志’的最初的意识当中,研究者们已经发现,‘表演’仅仅是交流的多种‘框架’之一。而‘口头艺术’之‘类型’特征注定了‘表演’是其最突出的交流框架,于是乎,‘表演理论’由此而出。”
删除[美]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删除“实践认识”,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1页,第113页。在康德那里,“实践认识”是对“[人的]实践知识”的认识,康德指出:“理性(具有)这种乐意对所提出的实践问题进行极其精细考察的倾向。”(同上引书,第168页)“实践认识”,康德也称之为“实践研究”(同上引书,第26页)。“实践研究”,德文praktischen Untersuchungen,英文practical investigation,见《实践理性批判》德文原本(科学院本)A48;英文译本第24页,参见Immanuel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neunte Auflage,Verlay Von Felex Meiner in Leipzig,1929;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Greg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删除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为“任务二”。[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页。
删除“作为语言学的术语,performance主要是指语言的实际应用,以此在汉语语言学中被译为‘语言运用’,而不是‘表演’。为了统一,也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在全书中把performance一律译为‘表演’。但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特别是本文在介绍语言学的相关观点时提到的performance,指的就是语言运用,而表演理论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来借鉴语言学的相关成果的。”[美]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注”,第84页。鲍曼使用的performance,可能借自奥斯汀,但奥斯汀在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使用的performance,只能根据该词的本义译作“实施”,例如:the performance of the act(行为的实施).且奥斯汀更多地使用的是performative(实施式),如:Ⅰ Performatives and Constatives;Ⅱ Conditions for Happy Performatives;Ⅴ Possible Criteria of Performatives;Ⅵ Explicit Performatives;Ⅶ Explicit Performatives Verbs;Ⅺ Stadtements,Performatives,and Illocutionary Force.参见Austin,How Do Things with Word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以及“目录”,F7、F36。但鲍曼承认,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表演理论有一定的影响,参见[美]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王杰文批注:“对上述相关表演的理解,最好置诸于‘语言人类学’对呈现方式的强调的传统中来理解。”“‘表演’作为日常交流的分析框架之一,是从‘语言人类学’来的,戴尔·海姆斯的名篇《突破进表演》中有详细分析。”)
删除我们注意到,在指涉表演的“责任”时,鲍曼使用的是responsibility一词。而鲍曼使用responsibility一词以说明performance的做法,可能也是源自奥斯汀。奥斯汀在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使用过responsibility一词,如:Features of this sort would normally come under the heading of ‘extenuating circumstances’ or of ‘facters reducing or abrogating the agent’s responsibility[代理人的责任]’,and so on.参见Austin,How Do Things with Word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删除“一般而言,在记述式言语行为的意义中,不会出现特殊的行为义务;……要想[交往行为]发挥直接影响互动结果的约束力,言语者和听众就必须相互保证,他们的行为是建立在对语境的解释上的,而且与被认真接受下来的命题之间没有冲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删除鲍曼指出:“每一个社区都会在其标定表演的框架的各种资源中,习惯地使用具有结构性的一套独特的交流手段,以使该框架中发生的交流能被理解为该社区中的表演。这些标定手段可以包括特殊的套语(‘从前……’)、言说的风格化(例如平行律、平行关系、比喻性的语言)、求诸传统作为表演者所承担责任的参照标准(‘老人们说……’)、特殊的符码(比如古老的语言),等等。在特定的社区中,用以标定表演的交流手段的集群也是因具体文化而异的,需要通过经验去发现;它们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会有变化。”(P.131—132)“这里我想说明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必须要经验性地确定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哪些是特殊的、惯常被用以标定表演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也许会具有地区的和类型的模式以及普遍性的倾向,但是它们常常会由于社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P.26—27)“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表演者如何标定他的表演:表演者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来标定‘这是一个表演’,或者‘我现在开始表演了’。这种标定表演的手段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标定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文化中都被广泛地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无法开列一个清单,列出所有标定表演的手段和方式,而是需要通过民族志的研究,考察在不同文化、不同社区当中使用的不同的标定表演的方法。”(P.199)
删除[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作为一种有理性同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在物,人具有人格性的禀赋。”[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善与恶必须是他的自由任性的结果。因为若不然,他就不能为二者负责,从而他在道德上就既不能是善的也不能是恶的。”同上引书,第318页。“设想自己是一个自由行动的存在物,同时却不摆脱适合于这样一种存在物的法则(道德法则),这无非是设想出一个没有任何这样一种法则的作用因(因为依据自然法则作出的规定由于自由的缘故而被取消);而这是自相矛盾的。”同上引书,第310页。
删除以及“外在的命令”“外在的决定”“外在的影响”等,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第127页,第129页,第151页。
删除“在那作为其原因的公认自由的行动中,就已经现存着使他负责的充足根据了。”[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删除“作为一种有理性同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在物,人具有人格性的禀赋。”[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删除[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英汉对照),Beck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科学院本),第421页。
删除“人意识到了道德法则,但又把偶尔对这一原则的背离纳入自己的准则。”[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删除“在人性中,有获得更加完满的能力,这些能力属于对我们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尊重的自然之目的;忽视这些能力,也许与那作为自身即是目的的人性的保存相一致,但却并不与这一目的的增进相一致。”[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删除比较: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文译本中,韩水法将Zurechung译作“责任”,将Verbindlichkeit译作“义务”,将Pflicht译作“职责”。[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索引”,第190、191页。“Pflicht(duty)这个词我们一概译作‘责任’而不是译作‘义务’。”[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后记”,第149页。
删除Beck把康德的Pflicht(责任)译作duty。在英文中,duty和responsibility都是指的“责任”,但duty的用途更广,除了具体的道义责任,也可专门用于指涉比较抽象的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而responsibility仅用于指涉比较具体的行为责任。后者往往以一个人的工作(job)、职业(profession)或社会角色(social role)为条件,比如“我是我弟弟的监护人吗(Am I my brother’s keeper)?”(语出《旧约·创世纪》)这句问话中,就包涵了“我应该承担起我作为我弟弟的监护人的职责”的意思。因此,responsibility是一种身份职责,即因一个人的特定身份而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职业道德”的说法庶几近之)。而duty在用于道德义务时,却是指的先于每个人的后天身份都应该承担(must do)的(作为人的)先天责任,用北京土话说,就是一个人“该着[zháo]的”(to be due to)的责任,或者用陕北方言说,就是对别人甚至对自己上辈子“欠下[hà]的”(to be owed to)的责任,亦即必然“能够被要求的(that witch can be required)”的责任。因为道德责任是只要你是人,就应该承担也一定能够胜任的责任,而无论你是否具备践行道德责任的自然能力,因为人先天地就具备践行道德责任的纯粹理性—自由意志的实践能力。一个人未能履行身份职责(failure to discharge a responsibility)(可能因为其自然能力的缺乏)不一定会遭到“谴责(censure)”,但可能会遭到“处罚(penalty)”;但一个人即便违背道德责任,也未必会遭到“处罚”,尽管他一定会遭到“谴责”(因为他没有运用自己的自由能力)。参见《牛津哲学词典》,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duty”和“responsibility”词条,第112页,第329页。笔者也曾就responsibility与duty的区别请教杨利慧先生和安德明先生,并获教益,谨此致谢!
删除高丙中批注:“两个词的翻译也许可以这么考虑:responsibility,是侧重有能力或有意愿(主动性)做出反应,能够担此大任,也就是该反应时就会反应;duty是侧重义务,无条件地回应,多一点必然性、必要性。前者翻译为责任(也许你用职责,强调是一种本份),后者翻译为义务。当然还是要看文中的运用。”杨利慧批注:“responsibility译为‘责任’较妥,它比较抽象,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当中,也十分强调表演者和观众的‘责任’,已经成为学界通行的译法了。duty我觉得可以译为‘职责’较好,它稍微具象一些,是与特定的‘职’相关的责任。”
删除我们注意到,在英文中,performance及其动词形式perform,其本义首先都是“履行[职责]”“执行[指令]”“完成[任务]”,而“表演”只是其“引申”的词义。
删除“身份职责”与“普遍责任”之间的区分,参见黄裕生关于人的“舞台角色”与“本相身份”之间的区别的论述。黄裕生:《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8页。
删除[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这句话苗力田译本作:“道德的第一个命题是: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Paton解释:“人类行为在道德上的善良,并不因为出于直接爱好,更不是出于利己之心,而是因为出于责任。这就是康德关于责任的第一个命题,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用这样的一般形式来表述这一命题。”同上引书,第99页。李秋零译本据德文原文没有译出这句话,[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见《康德著作全集》,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卷,第406页。亦即,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德文原文中,康德没有直接表述“第一个命题”,“第一个命题”的具体表述见Beck等英文译本,是英文译者根据康德原意所补充的。苗力田译本“根据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所编9卷本《康德文集》”,但用[ ]号标出的“第一个命题”的这句话可能也是“参考现有的汉文和英文的译本”而补充的。[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9页。
删除我们可以仿照康德,这样来界定责任和自由意志的关系:责任是自由意志的认识条件,而自由意志是责任的存在条件。“[自由]是我们所知道的道德法则的条件。当我现在把自由称为道德法则的条件,而在随后的著作里面又声称道德法则是我们能够最初意识到的自由所凭借的条件时,为了使人们不误以为在这里遇到了前后不一贯,我只想提醒一点:自由诚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retio essendi),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ratio cognscendi)。因为如果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被明白地思想到,那么我们就决不会认为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去认定某种像自由一样的东西(尽管这并不矛盾)。但是,假使没有自由,那么道德法则就不会在我们内心找到。”[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注释”①。于是我们才可以理解康德为什么一方面说“责任的概念包含了善良[的自由]意志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说“责任是自身即是善良[的自由]意志的[认识]条件”。[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7页。
删除[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删除[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邓晓芒概括“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的三个命题:“(1)只有意志的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2)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其结果,而只在于其意志的准则(动机),因而这准则只能是意志的先天形式原则;(3)‘义务就是一个出自对法则的敬重的行动的必然性’,这敬重所针对的法则是一种普遍的立法原则。”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7页。
删除康德关于“责任”的相关论述:(1)“依据这条[实践]法则而排除了一切出于禀好[因而依据自然规律]的决定根据的行为是客观[必然]地实践的,这种行为称作职责[Pflicht/duty即责任]。”[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7页。(2)“[职责(Pflicht/duty即责任)是]对法则的客观必然的遵守。”同上引书,第165页。(3)“一个不绝对善良的意志对自律性原则的依赖性(道德的强制性)是约束性责任(duty)。一个出自约束性责任的行为的客观必然性就叫做责任(duty)。”[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4)“一个实践规律……遵守这个[实践]规律即是责任(duty)。”同上引书,第77页。(5)“根据这个[实践]原则的行为的实践[客观]必然性,即责任(duty)。”同上引书,第97页。(6)“根据这个[实践]原则的行为的[客观]必然性,就被称作实践的强制,也就是责任(duty)。”同上引书,第97页。(7)“我就必须把知性世界的法则看作是对我的律令,而把根据这个原则的行为看作是责任(duty)。”同上引书,第143页。(8)“责任(duty)是出于对法则的尊重而做出的行为的[主观]必然性。”同上引书,第19页。(9)“对实践规则的纯粹尊重而来的行为的[主观]必要性构成了责任(duty)。”同上引书,第25页。据此,康德的所谓“责任”,一方面是:“依据这条[实践]法则而排除了一切出于禀好的决定根据的行为”“根据这个[实践]原则的行为”“遵守这个[实践]规律[的行为]”“出自约束性责任的行为”的客观必然性[从(1)到(7)];另一方面则是:人“出于对法则的尊重而做出的行为”“对实践规则的纯粹尊重而来的行为”的主观必然性[(8)和(9)]。
删除“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如果一个规律要适用于道德,即成为义务的一个根据,那么它必定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删除吕微:《反思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学术伦理》,见吕微、安德明编《民间叙事的多样性》,“代前言”,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删除[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161页。
删除“民俗学家们不断精细地区分‘语境’,无非是为了把每一种潜在的语境性因素都寻找出来,但是,这些努力穷尽了‘语境’的所有元素了吗?查尔斯·布瑞格斯发现,在界定‘语境’概念的过程中,民俗学家们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试图穷尽地描述‘语境’的所有元素;一是他们努力把这一描述性的工作当作一种‘客观的’描述。然而,首先,从理论上讲,特定民俗事件的‘语境’是不可能被穷尽的,因此也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特定民俗事件的‘语境’因素并不都是呈现在民俗学家面前的,大量的‘语境’因素是潜在的,无法被民俗学家直接感知的;第二,既然民俗学家是特定民俗事象的描述者,既然他把语境性的因素视为一套外在于、独立于表演的客观的元素,他就必然会成为‘语境’因素的仲裁人,他自身所带有的主观偏见会影响这一仲裁的过程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尽管这两种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时的民俗学家与人类学家们却为了强调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客观性、可靠性,竟然有意无意间忽视了这些问题的存在,甚至提出了所谓‘自然语境(National Context)’与‘人为语境(Artificial Context)’的区分,把在‘自然语境’中从事田野作业作为学术共同体最受推崇的学术规范。”王杰文:《“语境主义者”重返“文本”》,载《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删除[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0页。
删除[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删除“一个关于人们应当乐意做某事的命令,是自相矛盾的,盖缘如果我们自己已经知道有责任去做什么事了,如果我们此外还意识到乐意去做此事,那么这样的命令就是毫无必要的。”[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0页。“一种颁行的信仰乃是无稽之谈……认定这种可能性完全无需命令。”同上引书第157页。“这种信仰不是颁行的,而是……我们判断的自愿决定。”同上引书第159页。这正如“承认一般幸福的可能性完全无需命令”。同上引书第158页。“自己的幸福是理性的尘世存在物的主观的终极目的……由于自己的依赖于感性对象的本性,每一个理性的尘世存在物都具有这种主观的终极目的,关于这种目的,说人们应该具有它,是愚蠢的。”[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这就是说,尽管与对于幸福的目的一样,外在“颁行”的命令固然是毫无必要甚至愚蠢的,但是对于信仰来说,内在的“自愿决定”的自我命令,却并不是无稽之谈。
删除这里所说的实践动机的主观必然性,指的就是实践意志的主观动机的绝对自发性,即自由意志:“自由并不在于行动的偶然性(即它根本不为任何根据所规定),即并不在于非决定论,而是在于[自我决定、自我规定其根据的]绝对的自发性。”[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而实践动机的主观任意性,同样不是“不为任何根据所规定”的,亦即,实践的任意性同样要用某种规则、规矩(或者是自由法则,或者是自然规律)规定其实践动机。
删除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为“任务一”。[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页。
删除“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发源的。”[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B1,第1页。“如果我们停留于时空,那么,我们就只有直观,而没有先知,事物则只是时空关系物,只以时空形式存在。要把按时空形式存在的印象材料做成经验对象,或者说,事物要在时空中显现其本质,就必须让这些印象材料与我们不得不置身其中的先知(诸超验范畴及其运用原理)发生关联,让它们按照这种先知形式展开出来。……经验事物必须有自己的本质规定,才是一经验事物,才是某种什么……[否则]不可能是有本质的存在,也即不可能是经验事物。”黄裕生:《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删除在康德那里,简单地说,实践的先验理念与理论的经验概念在使用中的区别在于:理论的概念用于经验的对象——可直观地认识的现象,而实践的理念用于先验的对象——不可直观地认识的实践意志的先验目的及其现实实现的先验条件。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6—149页。关于“先验阐明”或“先验演绎”邓晓芒解释:“由此先验演绎就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主观演绎,第二阶段叫客观演绎,把顺序颠倒过来也是可以的……主观演绎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追溯我们经验对象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客观演绎就是从这个已经追溯到的条件里面,推论出这些经验对象的客观必然性,由此说明这个先验条件是有权运用于经验对象的。也就是说,从经验里面找到经验所包含的先天条件,就是主观演绎;从这些先天条件来说明经验对象必然是如何形成的,就是客观演绎。主观演绎是从下往上进行的,即从经验材料往上追溯到它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客观演绎则是从上而下,用这些先天的范畴来说明经验的对象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获得客观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也就是如何形成科学知识的对象。”邓晓芒:《〈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7—108页。
删除“人们虽然可以通过经验觉察到违背法则的行动,乃至(最起码在自己身上)觉察到它们是有意识地违背法则的,但是,人们却不能观察到准则,甚至在自己的心中也并不总是能够观察到。因此,‘行为者是一个恶的人’,这一判断并不能可靠地建立在经验之上。所以,为了称一个人是恶的,就必须能够从一些,甚至从惟一的一个有意为恶的行动出发,以先天的方式推论出一个作为基础的恶的准则,并从这个恶的准则出发,推论出所有特殊的道德上恶的准则的一个普遍地存在于主体中的根据,而这个根据自身又是一个准则。”反过来说,对于善的行为的善的准则,其推论的方法也是一样。参见[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之中的动机,我们永远也不会丧失。”同上引书,第318页。
删除与鲍曼提供的经验性反例不同,康德提供的是一个在思想中进行的“理性的实验”的反例。康德的反例大致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假设,一个人选择了一个恶的规则作为他的行为的主观准则,那么,他是否愿意他所选择、认同的这个主观准则也被其他人认同和选择呢?但我们先验地就能够认识到,他一定不愿意其他人都认同、选择这一恶的准则;相反,他倒是希望其他人在主观上都认同、选择与客观的普遍原则即与道德法则相一致的善的准则。而同时他自己所认同、选择的恶的准则只是一个例外,即不愿意他所认同、选择的恶的准则像一个自然规律那样普遍有效;同时,他也不愿意道德法则不像一个自然规律那样普遍有效。通俗地说,尽管一个人例外地选择了恶的准则,但同时却一定希望其他所有的人都不例外地选择善的准则(这样他的恶的准则才能没有阻碍地实现),因为,每一个人(即使他是一个恶人)都“会需要他人的爱和同情”并怀着“欲求帮助的所有希望”(《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第73页)。这样,康德就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即从每个人在主观上不愿意的例外视角,先验地阐明了我们每个人(即便一个恶人)对道德法则都有先验的意识乃至先验的、出于自由意志的主观必然性意愿,后者康德称之为“不是出于乐意”的敬重(《实践理性批判》第91页)或“不情愿的尊重”(《实践理性批判》第94页)、“敬重之中的不快”(《实践理性批判》第84页)甚至“痛苦的情感”(《实践理性批判》第79页)。换句话说,对道德法则的客观意识和主观意愿是我们每个人(无论善人还是恶人)都先验地拥有的,即每一个人“都依赖于同一[道德]原则”(《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第75页)作为自身行为的立法意志,套用Paton的话说,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这一论证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以此,道德法则就是先验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当中的理性的表象。“无论以什么样的准则,人(即使是最邪恶的人)都不会以仿佛叛逆的方式(宣布不再服从)来放弃道德法则。毋宁说,道德法则是借助于人的道德禀赋,不可抗拒地强加给人的。……道德法则(这是他在自身之中就拥有的)……”[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删除鲍曼使用performance和responsibility的概念,显然受到奥斯汀的影响,而鲍曼对“表演的否认”的现象的关注,是否也受到奥斯汀的影响,进而受到康德的影响呢?至少,奥斯汀论及“表演的否认”时,就提到了康德:“或许是康德最早系统地加以论证的那样,许多‘陈述’,尽管其语法形式无懈可击,但被证明纯属胡说……人们逐渐普遍认为,许多貌似陈述的话语要么根本就不打算,要么只是部分打算记录或传递关于事实的直接信息。譬如说,‘伦理命题’也许全然地或部分地被用于表露情感,或规范行为,或以特殊的方式影响行为。在这里,康德也是先驱者之一。”[英]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页。
删除鲍曼的相关表述有:“能力的衰竭”(P.139)、“能力的退步”(P.140)、“能力的低弱”(P.143)。
删除[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
删除在本文中,笔者对鲍曼的阐释是否属于“过度阐释”?笔者可以援引康德的一段话事先作答:“这里所说的,切不可被看做是在阐释《圣经》,阐释《圣经》是在纯然理性的权利界限之外的。人们可以就如何在道德上利用一种历史记载的方式做出解释,而不必断定这究竟是作者的意思,还是仅仅由我们穿凿附会的意思,只要这个意思自身不需要任何历史证明就是真的,同时又是惟有按照它,我们才能从一段经文中引出对我们来说有助于改善的东西的意思。否则那经文只不过是我们的历史知识的一个不结果实的赘疣而已。如果某种东西,无论怎样理解它,都无助于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果某种能够有助于此的东西即使没有历史证明就已被认识,甚至完全抛开历史证明来认识,那么,非不得已,切勿对它及其历史威望哓哓争辩。那种与此没有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内在关系的历史知识,属于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其喜好来对待的中性物。”[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删除表演者“对表演的否认”可以有多种形式(以此鲍曼于“否认”一词使用的是复数的disclaimers,130):或者是表演者不愿意承担表演的职责(因为表演能力的缺乏,如布什先生的例子),或者是表演者不愿意表演(因为如果表演,就要承担起表演的职责,有人不堪其负担,故不愿意表演),甚至有人就是想不承担职责地表演(仅仅是为了破坏表演的职责秩序),实际上都是把“表演应该是负责任的表演”当作表演的先验标定。这正如维特根斯坦在《论实在性》中所言,先有不怀疑,才有怀疑,怀疑是以不怀疑为前提的。以此,对于表演,我们也可以说,对表演的否认,是以对表演职责的承认甚至以对表演责任的信仰为基础的。
删除“如果要对道德的存在者,即显象中的人,亦即经验使我们认识到的人,就德性而言予以评价,那么,就可以给予上述两个问题[德性必须是学习来的吗?是否不仅仅只有一种德性?]以肯定的答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在纯粹理性的天平上(在一个属神的法庭上),而是按照一种经验的尺度(由一个属人的审判者)来评判人的。”[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删除[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删除[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删除[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
删除“我们能够完满证明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与我们亲眼目睹而确信的东西一样可靠的。”[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0页。
删除“那种不依赖于感性冲动、也就是能通过仅由理性所提出的动因来规定的任意就叫作自由的任意(拉丁文:arbitrium liberum),而一切与这种任意相关联的,不论是作为根据还是后果,都称之为实践的。实践的自由可以通过经验来证明。……所以我们通过经验而认识到,实践的自由是自然原因之一,也就是理性在对意志作规定时的原因性。”[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611页。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之所以可能,“乃是由于它在根本上包含了在经验中认识一种自由的任性的规定根据的先天原则,只要这种经验在人的目的中表现出道德性的效果,并作为尘世上的因果性,赋予德性的概念以客观的、即使只是实践的实在性。”[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删除“对于预定论者来说,行动的规定根据存在于过去的时间之中。因此,行动现在已不为我所支配,而是落到了大自然的手中,不可抗拒地规定着我。”[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删除[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删除户晓辉批注:“[‘先天’]容易被中国读者误解,可改为‘先验’。”以此,文中凡是“先天的”,笔者均遵嘱改用“先验的”。
删除户晓辉批注:“其实康德的时间已经不是物理学时间了,不然何来现象学的时间?”
删除杨利慧、安德明对鲍曼“语境”概念内涵的归纳,见《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第150页注释[16]。
删除由于英文performance及其动词形式perform,其本义首先都是“履行[职责]”“执行[指令]”“完成[任务]”的意思(奥斯汀就在“实施”的意义上使用performance一词),而“表演”只是其“引申”的词义,所以,也许,在讲英语的鲍曼看来,表演和被履行的职责之间的关系只是分析的同一性关系,而不是综合的关系(这样我们才容易理解,为什么鲍曼很自然地就谈到,表演不应该是“随意”的,而应该是负责任的交流模式)。于是,当鲍曼说到表演的“本质在于承担起向听众展示交流技巧的责任[即职责]”的时候,可能,他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在给“表演”的概念以一个先验综合(即康德意义上)的“知识性”定义,而只是在把“表演”的概念中已有的内容(职责)更清楚地加以说明而已,因而鲍曼给出的只是一个分析命题。进而,在鲍曼看来,为了理解表演,并不需要对表演的发生条件予以先验的还原,以还原出表演的本质规定性(先验的标定),因为“表演”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职责”的意思(表演就是在履行职责),只要我们使用“表演”这个词规定表演的行为,就已经将表演的行为认知为承担一定职责的行为,这就是说,在英语“视界”中,表演和职责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但是,当汉语学者把performance译作“表演”,汉语中的“表演”一词,却弱化了英语performance 所包含的职责的意思(“表演:①戏剧、舞蹈、杂技等演出;把情节或技艺表现出来。②做示范性的动作。”《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修订第3版,第85页),因此,对于汉语学者来说,就更易于将表演和职责之间的联结理解为综合性关系,问题在于,表演和职责之间的联结关系,是(performance与responsibility之间的)经验性的综合,还是(performance与duty之间的)先验的综合?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已经证明了,performance(表演)与responsibility(职责)是以duty(责任)为条件而先验地联结起来的综合关系,以此,“表演的本质在于承担起向听众展示交流技巧的责任[即职责]”的表述就是一个先验综合命题。于是,对于英语学者来说的一个因语言(文化)而难以察觉的(先验)问题,对于汉语学者来说,却有着因“误译”的曲解而易于直达表演的责任本质的方便之处。就此而言,语言(文化)可能有助于揭示存在的本质(如汉语之于performance),同时也可能成为对存在的本质的遮蔽(如英语之于performance)。但是,无论语言对于存在的本质,具有怎样的揭示或遮蔽作用,都无法阻止思想对存在的本质的先验理解,而思想的作用,不仅在于打破语言的界限,甚至还包括了警惕因语言的遮蔽而导致的理性的越界,而后者正是我们在“表演”概念的理论运用中所看到的,即原本是表演实践的意志理念,被越界地应用于对表演现象的理论认识。
删除维特根斯坦认为“词语的意义在使用中”:“命题只有在使用时才有意义。”“一个词的一种意义就是对于该词的一种使用。”“比较一下一个词的意义与一个官员的‘职能’。比较一下‘不同的意义’与‘不同的职能’。”[奥地利]维特根斯坦:《论实在性》,张金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14页。
删除彭牧:《实践、文化政治学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载《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
删除“我们在这里看到理性及其概念已经转移到另外一种应用,而与理性在那里应用这些概念的方式完全不同了。但是,这样一种转移就使得比较新旧两种应用成为必要,以便区分新旧两条路径,同时观察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页。
删除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上)——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载《中国民俗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另参见吕微《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读后》,载《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
删除高丙中:《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培育扎实的民族志基本功》,见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27页;并见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2012年5月第1版,第338—342页。
删除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2012年5月第1版。
删除中国民俗学家对“语境”概念的讨论参见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载《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载《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王杰文《“文本化”与“语境化”——〈荷马诸问题〉中的两个问题》,载《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杨利慧《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载《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王杰文《“语境主义者”重返“文本”》,载《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删除黄裕生:《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删除虽然我们不能说不完全的职责(responsibility)必然与人的权利相关,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完全责任(duty)必然与“他人的权利”相关,即“perfect duties are those that are correlative with the rights of others”。参见《牛津哲学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duty”词条,第112页。
删除“用有些悖论式的方式来说,危机在于:实证科学,或者更具体地说,科学的客观主义范式,一直以来太过于成功了。”[丹麦]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36页。
删除“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要小心地将一切评价的态度,一切有关作为主题的人性的,以及人的文化构成物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全都排除掉。科学的客观的真理仅在于确定,世界,不论是物质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实际上是什么。……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生存真的能有意义吗?我们能够对此平心静气吗?我们能够生活于那样一个世界中吗?……”[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17页。参见吕微《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解读〈歌谣〉周刊的“两个目的”》,见《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