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旗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扩大到了文艺创作的各个方面和文艺工作的各个环节，许多文艺问题都拥有了新的涵义，具有了新的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理论突破及其学术价值在于，在大家所熟知的文学“四要素”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围绕“人民”的文学活动的“五要素”说，从而构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内涵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图景。[※注]还有学者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是坚持把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作为主要表现者、主要服务者、主要供养者、主要评判者和主要创作者，并以此引领和主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前进和发展方向。贯彻落实好这一重要指示，需要努力实现党的领导与服务人民、宏观指导与尊重市场、文艺创作与贴近现实、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服务群众与引领群众、创新提升与继承借鉴、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传播方式、“国家队”与“社会队”以及文艺家培育与公民美育等十个方面的“相合”。[※注]时隔72年，跨越两个不同的时代，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形成了遥相呼应的两篇体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光辉文献，具有深刻的里程碑意义，在文艺界产生了十分热烈的反响。徐放鸣认为，讲话实现了我们党在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和深化以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问题；二是中国文艺如何代表时代风貌的问题；三是中国文艺如何引领时代风气的问题。[※注]
仲呈祥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并认为这些重要讲话倡导文明和谐论和“三个离不开”，即，历史要前进，改革要深化，“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意识形态是极端重要的工作，强调“两个加强”，即，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要加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强调“两个结合”，即，就是要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强调文化体制改革“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强调“四个讲清楚”。这些系列重要讲话，我们要带着心服口服的、深厚的情感去学习，才能够领悟它的真谛。[※注]包明德认为，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蕴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深度认知和阐扬，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继承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新世纪的重要标志，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构体系及强盛的生命力。[※注]董学文认为，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根据习近平“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提出的，既折射了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走到这一节点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建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诸多启示。讲话结合新的时代条件，面对新的文艺问题，以创新的姿态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规划了蓝图。[※注]
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引了方向，构成文艺审美性的，不仅有艺术表现形式，还有社会历史内容。因此，对社会主义文艺来说，作品内容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价值是审美价值的内在支撑，必须加以肯定和发扬。一些学者针对“讲话”提到了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关于市场与文艺的关系，范玉刚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讲话”体现了总书记对当代中国伟大文艺的召唤和期待。理解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在文艺与市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性的，有利于涵润和孵化艺术生产力的健全文艺生态的保护带，完善市场条件下文艺创作的对位性保护机制，由此才能形成中国当代文艺的高峰。[※注]关于传统文化与文艺人民性的实现问题，泓峻认为，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传统文化的发扬与文艺人民性的实现联系在了一起。毛泽东把文艺的民族性问题上升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文化这一高度，其对古典文艺人民性的分析，深刻影响了后来学者们的学术研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历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其主调都是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也是从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立论的。习近平则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通过文艺作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艺的人民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方式。[※注]关系到具体的文艺创作，李小贝认为，对于一件艺术作品来说，“思想性”是其血肉，“艺术性”是其筋骨，“观赏性”则是这件作品的肌理，它直接决定着该作品能在市场上走多远，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人民的喜爱。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更要具备“观赏性”，这一文艺思想的提出对当下困境重重的文艺现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在新的时代对文艺工作做出的新的要求。“观赏性”概念虽然在学界曾引起过很多争议，但在当下语境中，对“观赏性”的提倡不仅显示了文艺勇敢“直面市场”的信心和勇气，同时“观赏性”也是推动实现“人民的文艺”的重要手段。[※注]针对具体戏曲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推动戏曲创作再上新台阶，王旭晓认为，应切实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要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上；二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三要把努力提高作品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四要真正把德艺双馨作为终身追求。[※注]刘润为指出，习近平的讲话不仅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也为改进高校文艺理论教学指明了方向。他从“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恢复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以改进文风为抓手”三个方面展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的康庄大道。[※注]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为许多学者关注，2015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我国文艺的现实实践呈现出紧密结合的趋势，大家不再为理论而理论，而是很好地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1.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与开放性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构成当前我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外文化与文论》于2015年第2期开辟专栏，专门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问题。在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受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者说传承的是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衣钵。然而颜芳《中苏文艺理论中的“民族形式”辨析》从中苏文艺理论中“民族形式”这个具体命题入手，通过有说服力的论证，反驳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惯有印象。论文指出，中国“民族形式”命题并非等同于苏联“民族形式”命题，而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有着自身传统内涵的概念，是对苏联“民族形式”命题的创造性转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民间形式上升为民族形式，揭示了被以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忽略与低估的民间文艺及其形式的政治作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色和贡献。魏天无《“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则探讨“中国经验”的内涵，认为“中国经验”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它是对话和实践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正是在这种“中国经验”中生成的。论文还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向内转”的问题，即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何为。闵建平《反鲍德里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经济学——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介文化思想的一种解读》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需要认识和回应当代的媒介文化，凯尔纳的理论可作为重要参照。论文提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概念。此外，周维山《论中国当代美学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接受》认为，《手稿》与中国当代美学之间有着不解之缘，每次《手稿》研究都促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这些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典型，提供了诸多启示。朱姝《再谈“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新”与“旧”、“欧”与“中”》通过梳理文学“民族形式”论争，再次对“民族形式”这一至今沿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概念进行了内涵和外延上的分析。
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杨和平、熊元义借助于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艺评论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看来，伊格尔顿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参加大众的文化解放事业，在自觉担负这个任务时，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定力，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博大胸怀。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要在理论上超越狭隘的自我表现论和躲避崇高论，推动广大作家艺术家在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中，消弭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的差异，创作出气魄宏大、图景广阔、具有真正深度的大作品。[※注]丁国旗对“文学批评三性”即客观性、倾向性、多维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阐释，认为客观性要求对文学批评持有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这是由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规律所决定的；而倾向性的产生既有批评者的个性差异，同时更是批评者升华了的个人的情感和认知，即立场、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的不同所造成的；多维性就是面对一部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与评论，多维性的存在对于丰富作品的艺术与思想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文学批评三性的认识和了解，将扭转以往人们对于文学批评的模糊认识和诸多误解，促进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注]
吴亚南、赵雅娟等学者非常重视文学批评的开放性问题，认为实践是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性内涵的逻辑前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性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在哲学基础上坚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始终围绕中国在社会革命、政治经济改革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文艺问题展开问题对话，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术语范畴、问题框架、研究对象的中国化。[※注]刘亚斌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学建构了完整、周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逻辑系统，在文艺社会存在的本质论、文艺的经济与生产论分析、文艺性质的意识形态论、文艺的社会功利和历史效果、文艺的历史与审美的批评标准等方面较为体系性的架构，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成熟，但也预示着封闭性和越来越僵化的表现。这种机械的理论方法不但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愈加脱离活泼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生活的复杂性，使之走向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性的偏至之路。他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新发展的世俗批评，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或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体现。尽管存在各种不足，比如经济和技术维度的缺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过分强调，等等，但它给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提供了有用的借鉴。[※注]此外，张进《论文学物性批评的关联向度》探讨了文学研究焦点从“文本间性”向“事物间性”的转移，以及文学观念从“人性之表征”向“物性之体现”的过渡；贾洁《“大众批评”的边界与职能》尝试对“大众批评”这一概念给予新的阐释；韩清玉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科学性，认为纵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诸种形态，其所建构的文学批评范式兼具文学自身与社会历史的双重属性，实现了文学的自律与他律关系的辩证法。[※注]
2.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7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深入领悟其中的思想智慧，是一些学者这些年来始终不放的理论理想。丁国旗、包明德认为，《讲话》所着重强调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今天有着特别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讲话》之所以在其产生之初就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力量，推动文艺工作在上世纪40年代出现了革命文艺的创作高潮，并且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能给我们带来启迪与影响，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与当时时代的紧密关系，与今天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现实所发生的诸多共鸣。[※注]段吉方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获得了深入的发展，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突出的理论范式是什么？是否拥有自身的理论范式？在理论形态与理论方式上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的理论说明。为此，他结合毛泽东《讲话》之“文艺大众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建设进行了探讨。[※注]丁国旗在研究中，则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置于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总体框架来看，认为当下我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确立与发展必须正确对待三种理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他认为，对中国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研究是我国文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紧密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和具体化，是我国文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汲取西方文论的优秀成果，是我国文论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注]陈士部《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表达了相近观点。
党圣元指出，从风格类型到功能指向，从题材内容到借鉴资源，从作品类型到创作主体，从数量、产地、体裁到文艺的传播载体，“多样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然而，在文艺发展多样化与文化需求多样化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和值得警惕的问题。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正确把握文艺发展的多样化规律，认清文艺发展多样化与文化需求多样化之间以及“多样化”与“多元化”“自由化”“主旋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正确贯彻“二为”“双百”方针，而且对于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注]季水河探讨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进入了方法变革时期，主要方法有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文学方法论指导和影响下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创新。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范畴，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注]
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命题研究
在中国当代的文艺学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包括这么几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作为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政治对文艺有何影响，文艺对政治是否具有可观察到的、确定性的效果；二是作为各自独立的领域，文艺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的；三是艺术品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其艺术和审美价值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四是作为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领域，文艺与政治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联；五是从传统的党派政治到后现代的文化政治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章辉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文艺的政治效果是不确定的、难以预料的；作为各自独立的领域，文艺与政治有着对抗和联合的关系；在理想的状态下，文艺和政治借助想象力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社会的变革；对于文艺来说，艺术之美是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并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代中国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有着现实和理论的缘由，是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新的书写。[※注]
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较多的文艺思想，对促成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曾发挥重要作用。丁国旗对反映论在我国文艺中的地位与状况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认为建国后17年的文学观主要是反映论和认识论的文学观；新时期之后，伴随对“工具论”“文艺为政治服务”等的反拨，文学反映论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与冲击，一些新的富有创见性的理论主张在不断的质疑声讨中被提了出来，最终使我国文论在建国后实现了一次重大转型；然而，1990年代中期，我国文艺理论界所出现的“文化研究”思潮，又让一些学者对反映论问题发生了新的兴趣。今天对反映论思想的深入探讨，必将会为我国当下文艺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注]季水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审美走向可概括为：在文学批评中，实现了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的回归；在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上，实现了从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突出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和情感特点；在文学本质的界定中，实现了从社会意识形态论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转型，这一方面是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意识形态特性认识深化的结果。[※注]
美学文艺学中“实践”的概念，从本体论、认识论等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王元骧指出，由于我国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没有分清它们的区别，以致造成不少认识上的混乱，正确理解实践的具体含义，其意义突出地表现在，可以改变以往我国文艺理论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研究文学问题时，按直观的思维方式，把认识论的基本范畴subject和object理解为“主观”与“客观”所导致的“二元对立”倾向，转而按“主体”与“客体”解释，表明它们均由实践分化出来又通过实践回归统一，这使我们对文学性质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视界。[※注]孙书文认为，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中期达到高潮，目前依然余绪不断——这是世界哲学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是文学理论界反思的结果。在文学认识论与文学价值论的区别、文学价值的多元性、文学的商品价值等方面展开，学界有一系列论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状况的变化会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在文学产业、文化产业已被广泛接受的当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更为广阔的推进空间。[※注]
季水河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包括三大主题：人性论、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这场论争为文学主体性观点的提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是文学主体性观点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文学主体性理论接续和延伸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讨论并将讨论引向了深入和系统，利用和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资源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调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具有马克思主义基调的同时夸大了精神主体的作用并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注]陈飞龙在研究中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早期艺术思想的形成。[※注]董学文则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核”，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特征，探讨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核”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赢得历史上应有的文艺地位和美学权利。[※注]此种提法或许仍值得商榷，但这种对问题的追问本身，让我们看到了学者们的学术立场已经很好地与人民群众的需要一致起来。
聂珍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文艺起源于劳动”命题，认为该命题在我国一直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根据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基本命题：“劳动创造了美”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其实，“劳动创造了美”是一个经济学或社会学命题，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劳动之间的异化关系问题，根本就不是美学概念，更不涉及美的本质或美的定义。“劳动创造了人”则是恩格斯在一个特定语境中对劳动同人的进化关系所作的表述，是对猿通过劳动进化为人的理论概括，强调的是劳动在人的进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强调人被劳动创造出来，这只是一个人类学的命题，同样不是美学的命题。艺术可以从人的劳动中产生，但是离开了人，艺术则无法产生，或者说，从事劳动的人才是艺术出现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注]董学文《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阐述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周启超、张进发《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述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情况做了系统梳理和简要述评，并试图通过六个时段的划分把握中国学界在译介和研究工作上的不同特点，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发展轨迹。
白秀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应用，指出以唯物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以民族民众为民族文化的发展主体，以民族实践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土壤，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坚持扬弃原则，明确民族文化的市场逻辑等。[※注]此外，吴艳《现场·问题及其特点——以延安文艺批评为例》与刘中望《外域资源与本土策略——瞿秋白与拉普文学理论关系研究》对现代中国左翼美学的建构做了很好的阐述。李圣传指出，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成员甘粕石介《艺术论》不仅在思维路径上为蔡仪提供了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重建“新美学”的入口，还在“美”与“真”、“现实主义”与“客观”“典型”的观念方法上为其明示了方向。蔡仪与甘粕石介在美学谱系上的这种理论亲缘与代际关系，既呈现出特殊年代“异邦之音”在中国的回旋与延续，又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自俄苏到日本再到中国的一条曲线流经历程。[※注]
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前沿问题研究
马克思关于艺术社会学的思考，包含了对文艺的社会属性及社会功能的认定。在20世纪艺术社会学的发展中，艺术与真理、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生产与消费、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等的讨论，甚至20世纪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分化，都带有马克思影响的痕迹——汪正龙对此做了详细研究，纠正了国内有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从整体上归结为一种艺术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指出马克思本人的美学与文艺思想涵盖了浪漫主义、感性、个人的全面发展、异化—物化—拜物教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等诸多方面，远远不能以“艺术社会学”加以概括，艺术社会学只能算得上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一部分。[※注]张冰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等方面表现出道德功能的消解和享乐主义的盛行，很多学者将此归因为消费社会语境和市场时代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实，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情绪化定位和对自律性的构建，一定程度上需要为目前的文学困境承担责任。在消费主义时代，文学具有双重属性，即文学性和商品性，这是处于市场经济阶段，历史带给文学的特殊品质。因此，要想走出这种困局，我们需要对文学、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注]季水河研究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现实价值，指出马克思所论述的艺术生产，在当代世界正向着多个维度展开，主要表现为在审美创造、意识形态、艺术产业中的艺术生产。马克思文学理论中指出的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今天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呈现出了诸多新特点，既有传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延续，又出现了艺术生产内部诸要素发展不平衡的新现象。马克思所指出的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在当代也发生了新变化，即在艺术生产中注重商品价值与文化价值兼顾，在艺术消费中实现了多种价值功能。[※注]刘方喜阐述了文化产业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建构的关系[※注]，并指出，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拓展，文化经济学批判从“剩余价值的流转”角度出发，探讨作为资本当代形态的“文化符号经济”及其内在对抗性。作为剩余价值流转的一种历史方式，资本封闭性在当代突出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把实体生产转嫁到不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文化符号使剩余价值绝大部分流转向西方，阻碍其向不发达国家的流转，激化着全球社会冲突，并激化着全球生态冲突；此外，把文化生产封闭在资本自我增殖之中的当代文化符号经济，还阻碍剩余价值向“自由的精神生产”从而向“自由王国”的流转。作为当代资本论的文化经济学批判，对当代批判理论单一的文化政治学视角有所拓展，具有多方面理论和现实意义。[※注]
傅其林以较为宽泛的符号学视角，从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复杂纠结、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式来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与阐释效力的问题，认为从符号学维度来审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体现出“集体的失语”状态。如何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的阐释力，如何建构具有当代合法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瓶颈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生问题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非人”的生活状况的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深刻批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面包与和平问题即民生问题是比一切政治问题更重要而迫切的问题，他在国内战争时期还提出，收集余粮和战胜饥荒，是工农群众维持生活和生存的需要。新经济政策时期，他主张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条件和生存条件——俞良早指出，这些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注]“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s）既是一种公共话语空间，又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当一部文学作品抵达公共领域，也就意味着它进入了公共话语场域，将接受各种“话语”的阐释并实现其意义——王熙恩以余华作品为例指出，我们只能以贴近文学的方式、贴近中国文学实践的方式，面向文本的潜在意义展开阐释话语。我们需要福柯那种“特定时刻才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姿态，也需要对知识、道德和政治进行批判和反思，但只有和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紧密结合，我们才能建构既符合文学阐释要求又富于公共性的文学理论。[※注]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话中进行的，它不仅要阐释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而且要充分地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以形成具有创新性与阐释合法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但一直以来人们的看法却莫衷一是，对此，丁国旗《怎样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学习和反思“西马”文论时，还是要对“西马”文论及其美学所表现出的差异性给以足够的尊重，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研究“西马”且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西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他西方文论以及中国古代文论不同，它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差异，从而构成一种不同于其他文论的话语体系。只有真正维护了“西马”文论的差异性，才能使之真正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发展建构可供参照的重要资源，而如果丧失了差异性，“西马”文论也就不会再有可取之处。在对待“西马”文论方面，我们应该更好地研究“西马”文论与我国文论的互融互通关系，汲取“西马”文论的有益成分，找到“中”“西”“马”文论之间理论接洽的交合点，真正做到“西马”文论的“洋为中用、开拓创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此外，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思潮，它们之间从理论对抗、融通到对话的过程，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启示——段吉方认为，在学理层面上深入这两种理论思潮的对话过程，阐释它们之间的“对话性”及各种阐释裂隙所蕴含的思想能量，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注]张碧通过对巴赫金与几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符号学思想的比较，指出了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中的重要意义。[※注]总体上看，2015年度欧美左翼文论研究生机勃勃、成果裴然。
1.德国理论家研究
本雅明研究热已经持续了多年，选题重复、缺乏新意在所难免，不过同时也不乏有深度的开掘之作。车致新重新探讨了克拉考尔与本雅明的审美—政治理论，指出不同于晚期克拉考尔对电影媒介的“本体论”思考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评”，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通过对“散心”这一日常概念的再建构，试图发掘都市大众在电影院中所获得的感官体验背后蕴藏的政治潜能。而本雅明更是进一步延伸了克拉考尔关于“散心”的思考。在如今“理论之后”的困境之中，重访克拉考尔与本雅明的审美—政治理论也许能为我们突破既有的文化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思维限定，重新辩证地思考大众文化提供新的可能。[※注]“历史天使”是本雅明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意象，孙秀昌认为，本雅明从其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出发，构拟了“历史天使”这一“辩证的意象”：作为本雅明心目中的“历史主体”，他立于由“过去”与“未来”所构成的巨大张力的“当下”，意识到自己仍是历史中的个体，终究无法像“弥赛亚”那样完全摆脱历史之维的制约；与此同时，他也晓得自己毕竟已从“弥赛亚”那里领受了“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的天职，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委顺于那废墟化了的历史。于是，这位挣扎于历史与永恒之间的“救赎者”与“失败者”便成为一位同本雅明一样带有忧郁气质的人物。[※注]黄春燕研究了本雅明的历史进步观，指出，本雅明自称为“文学批评家”，纳入他批评视域的“文本”是整个“自然之书”。注目于巴黎拱廊街这一意象，本雅明审视了现代社会的“真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在技术的控制下演变成人与物的关系，个体的痕迹消隐于大众。因此，他反对将历史理解为线性发展的过程，反对将技术进步理解为社会进步，意图在对技术的反思中将现实解构为废墟，而后在瓦砾与碎石上重建人类获救的天国。本雅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思考、对知识与真理的质疑为我们提供了智者的启迪，他的提问与设想为我们的思索拓展了空间。[※注]
本雅明将巴黎当作19世纪的首都所展开的城市现代性批判，开辟了相关研究新途径。刘白和蔡熙指出，本雅明对19世纪的巴黎拱廊街的闲逛者、拾垃圾者、妓女、人群等现代性主体的深刻洞见以及对“豪斯曼风格”功能主义城市观的批判，不仅表现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社会的高度伦理责任感，而且对于我国当下的城市化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注]丁子俊指出，1935年版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尽管体现了本雅明在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转向，但是依然暗含着祈求弥赛亚救赎的悲悼性。悲悼性隐喻于辩证意象内部“过去”与“当下”的张力之中，当代人通过与受压迫者的对话，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力神话是建立在历代被统治阶级受难牺牲的基础之上。受压迫者记忆的重视，将瓦解生产力神话所支撑的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为当下的革命实践赋予正当性。波德莱尔被视为一个现代性的爆破者，其诗歌中的堕落意象是一种意在颠覆现代性的革命姿态。总而言之，本雅明是激进的现代性爆破者，他的目标是瓦解支撑法西斯统治的历史哲学基础，直接摧毁现代性，而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梦幻与都市文明的批评者。[※注]魏天无指出，本雅明的“艺术政治学”批判理论在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主要体现在，围绕一位现代主义的悲剧英雄来探讨时代的精神状况，透过“浪荡子”发现商品的价值属性，在其与都市人群的奇异关系中批判大众及其审美趣味，以表达破坏、颠覆既有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革命激情。“浪荡子”、寓言家和孤独者，是本雅明在波德莱尔，也是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三种角色。[※注]
布莱希特是本雅明的亲密战友，其戏剧“间离”理论对后来的戏剧与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间离”要求打破观众与剧情之间的感情融合，获得陌生的效果，培养观众反思的能力。周才庶从文学的伦理价值的角度再次探讨了布莱希特的“间离”学说，指出戏剧和电影“间离”的对象是观众，布莱希特的理论抵抗观众的感情共鸣这类虚假命题，试图通过“间离”发展出新的意识与实践。“间离”是艺术作品获取文学伦理价值的一种方式，离开了文学的伦理价值，间离本身并不能产生有效的实践效果。[※注]王才勇《布洛赫美学要义及其贡献》则探讨了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推进。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提出来的，他以非同一性的思维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商品化、欺骗大众等特征，并且指明了西方文化工业的实现手段。赵永乐认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契机，结合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汲取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积极合理成分，可以很好地反思我国文艺工作发展现状。[※注]常培杰认为，艺术自律与介入的关系，亦即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阿多诺“否定美学”的核心。阿多诺认为任何艺术都具有二重性，即自律性和社会性；自律艺术也具有二重性，即兼具真理性和意识形态性。然而，艺术要真正发挥社会批判作用，就必须是自律的，即艺术自律是艺术介入社会的前提。阿多诺提倡艺术自律，批判艺术介入，认为具有整一性的审美形式是艺术介入社会的最佳中介。这种艺术社会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实践”观念密切相关。[※注]常培杰还指出，阿多诺之所以会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著名论断，与他对“奥斯维辛”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性的判断，以及战后西德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等领域对“奥斯维辛”置而不论的糟糕状况的不满密切相关。阿多诺认为在促生“奥斯维辛”的总体管控社会里，任何文化和艺术作品都无法逃脱社会总体的影响。他推崇自律文化，认为在总体时代唯有自律文化才能发挥批判作用。就文化批评而言，他认为唯有批判性批评才有存在价值，而理想的批评形态是“内在批评”。[※注]此外，常培杰还对阿多诺的论说文文体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阿多诺式论说文与学院体制认可的论文存在明显区别，在英语学界素以“不可译性”著称。这种“不可译性”与阿多诺论说文的艰涩论题和独特文体密不可分，也与经验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英语文化和思辨哲学占主导地位的德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关。阿多诺的论说文观念，受到勋伯格、卢卡奇和本雅明等人的影响。在阿多诺看来，论说文以本雅明的“星丛”观念作为模型，具有勋伯格“无调性音乐”的特质。作为“非同一性”哲学的极佳表征，论说文反对“哲学视角主义”，推崇“内在批评”，是一种卓越的批评文体。[※注]邱根江从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出发，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的三个维度：现代性视域中艺术的娱乐化批判、技术合理性批判、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批判。[※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美学思想涉及了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等领域，但大多围绕着“承认”这一主题进行论述，“为承认而斗争”是他整个美学思想的核心，认为世界上各种冲突的根源在于主体的不被承认，并且论证了通过爱、法律和团结可以实现“承认”，由此来解决各种矛盾——杨琦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不仅对中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启示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让每个主体都产生一种归属感，并通过法律的手段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最终保证每个主体都能实现自我价值。[※注]语言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范式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杨建刚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自身的特点及其在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碰撞中出现的批判、权力和交往三大维度，指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批判理论克服自身过度强调否定性而缺乏建设性的缺陷，并与现代语言哲学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带来了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注]
2.法国理论家研究
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是复杂的，他与马克思的对话关系有时是反向的，汪正龙指出，马克思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注重从物质实践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福柯强调解释的多元性与冲突性以及范式在解释中的作用；福柯对权力的理解与马克思有关，但他的注意力不是经济权力、物质权力、国家权力的宏观角度，而是探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和运行策略。[※注]郭军认为，福柯是20世纪60年代以降后结构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他从“话语”这个视角出发，实施对一切权力掌控欲望的揭露与颠覆，即他将任何真理、知识与权威的声称都看作“话语”，通过考察其生成的历史条件，分析其成形和运作的机制，从而揭示出内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辖制欲望。福柯借此对权力祛幻，为大众解魅，由此而提升现代人的知性水平和反思批判的能力。尽管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属于同一个理论阵营，但正如他所承认的，后者先于他所提出的观点正是他多年来所持守的观点，这指的便是霍克海默等人1930至40年代的“批评理论”，这种不谋而合揭示了真正思想家共同的社会关注。[※注]张一兵解读了福柯的《什么是作者？》一文，指出，福柯认为作者在写作中看起来是表现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是更大尺度中一种话语运作“外部”决定的结果。所以，“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是我在写作，而是话语方式写我。如果说，过去我们说，我写故我在，那么，现在则是我写故话语方式在，因为作为作者的我在写作中恰恰不在。你以为你在写作，可是你却不在。[※注]谢欣然从空间概念的历史嬗变、“异托邦”空间理论的展开背景、“异托邦”的理论特质等方面来分析福柯的“异托邦”空间理论，并考察这一理论的局限及其对当代学术建构的意义，以求打开福柯空间哲学的多重想象之维。[※注]路程则指出，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身体”是最为重要的建构基石。列斐伏尔揭示了身体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同构关系及相互作用，空间的解放意味着感官的全面恢复和能量的充分释放。“差异性空间”和“极乐的建筑”是列斐伏尔提出的理想化的空间想象，具有激情和自然的美学特征。空间通过具体的感官经验、被“肉身化”而进入文学艺术作品。由此，对文学作品的空间性批评和对理想空间的构想都要借助于对“身体”本身的深刻理解。[※注]
罗兰·巴特的名声很大一部分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奠定的，张静指出，巴特在文学批评领域中自创的很多概念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提出的批评理念代表了法国新批评乃至20世纪新批评的方向，他创造了一种阅读、批评的新形式，提出了应加剧文本差异，使之多元化。巴特的这种新批评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收到传统批评尤其是学院式批评的抨击，引发的索尔邦之争促使巴特放弃了自己前期对科学语言的追求、转向碎片式的话语写作，并由此开启了文本阅读的新视角。[※注]郑克鲁指出，巴特热衷于布莱希特的戏剧，认为布莱希特的作品既不同于当时舞台上演出的无聊戏剧，也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戏剧。巴特对当时关于布莱希特戏剧的四种评论——社会学的、思想意识的、符号学的、伦理学的——分别做了分析，概括了布莱希特研究的现状。他还对布莱希特的三个剧本做过独特的评价，有助于人们对布莱希特戏剧的理解。[※注]
阿尔都塞是20世纪的一位意识形态理论大师，在其学术生涯中曾多次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论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命题：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自我意识”、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将个体当作属民质询。“质询”理论是最晚提出的一种，也是理论效应最为显著、引起争论最多的一种提法，阿尔都塞从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角度——主体性建构的角度——描述了意识形态运作的具体过程，从而为意识形态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陈然兴结合米歇尔·佩肖、马克·沃伦和伊格尔顿等人的研究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质询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进行考察，指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质询理论所描述的那种“主体性效应”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性，而解决这种矛盾，就需要把主体性问题从个体与自我关系的内部领域中解脱出来，把它重新放到主体性位置关系的外部领域来考察，从而与他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重新统一起来。[※注]陆扬《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对这位大师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概括阐述。赵文的《阿尔都塞：在唯物主义的思想线索中》则梳理了阿尔都塞在哲学上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线索。“症候阅读”是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一书认知框架中的一个关键词，它指向的是“文本”，周淑红从“症候阅读法”概念入手分析阐述了阿尔都塞的戏剧观。[※注]刘欣认为，阿尔都塞的“文学实践”论内含着文学走向终结的预设，正如黑格尔预言的“艺术的终结”，文学最终会让位于哲学。不过他的学生巴迪欧对此有不同的见解。[※注]
对于马歇雷，国内研究不算多，学界一般喜欢从“意识形态”“离心结构”等角度入手。孙鹏程认为，这种定式理解，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对文本的细读不够所引起的。他认为马歇雷是一位精细的研究者，在“西马”理论家中，马歇雷对文学的认识，尤其是文学批评，是非常有特色的。马歇雷对批评的生产性的强调，令人印象深刻。批评成为一种知识生产，也是批评家获得独立身份的需要。实际上，正如马歇雷所说，批评家所面对的文本和作家所构建的文本，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批评家所采用的话语，与作家所采用的话语，也是两种话语形式。批评家作为一个他者，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他一旦沦为作家的附庸，批评将毫无意义。因为这种附庸式的批评是无生产性的，无益于人类的知识进步。[※注]雅克·朗西埃研究近几年风生水起，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他的学术思想曾因为背离老师而被遮蔽。饶静指出，通过解析后现代崇高美学对“不可再现物”的执念，朗西埃对美学之伦理转向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以“歧见”打开了伦理无区分的隔绝空间。这一思考路径弱化了美学的救赎诉求，重申了美学的解放承诺，并将伦理的批判视角反转成了行动的实践美学。[※注]郑海婷指出，在考察了过往的文学政治理论之后，朗西埃为“政治”作出了全新阐释，继而提出了他作为感性分配的文学介入观，认为在艺术的美学体制内，通过实现感性的再分配，文学得以介入，做文学就是做政治。[※注]此外，胡新宇《德勒兹与巴迪欧电影理论比较研究——以文德斯〈虚假的运动〉为例》研究了两位思想家的电影理论，两人各自都从不同的哲学理论出发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电影理论，并将其延伸到对具体电影作品的解读中。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的《虚假的运动》就是两人电影作品解读中的一个交汇点，通过对这部作品不同解读之间的比较，能够初步把握两种电影理论以至哲学理论之间的同与异。而在这个过程中，电影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也会得到彰显。
3.英国理论家研究
赵国新力求客观地评价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先驱在批评和理论领域取得的建树，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英国姗姗来迟的文化与社会的根源，即英国缺乏深刻的马克主义思想传统。接下来介绍并分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三位代表性批评家和理论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拉尔夫·福克斯和埃里克·韦斯特的代表作，从中发掘出当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和批评家经常忽略的批评洞见和理论创新，同时指出他们因时代的局限而具有的思想缺陷。[※注]胡小燕指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时，并没有完全照搬原有的理论模式，而是从意识形态与形式的关系入手，从整体的文化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与文学、文学形式以及作为文本的通俗文化形式，如电影、电视、广告等媒体话语中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压迫与争斗，以及艺术生产形式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视角，克服了原有理论体系过于依赖无意识等心理因素的弊端，将意识形态与文学、文学理论、文本形式以及艺术生产形式等形式结合起来，进一步确证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注]胡小燕还指出，考德威尔在1930年代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为专注于文本细读以及道德和文化批判的利维斯主义的英国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血液，让文学艺术从人的内心转向了社会生活，和反法西斯、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考德威尔对阶级、工人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文化的看法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结合新的历史环境以及英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问题所作出的新的尝试是相一致的。[※注]
霍加特、威廉斯等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奠定了伯明翰学派的基本学术范式，对整个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邹赞认为，霍加特敏锐察知战后英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前瞻性地将当代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以学术问思的严肃姿态展开对战后工人阶级文化的细致分析，揭示出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与个体经验的文化意义，将英国“文化—文明”传统所突显的精英主义的文学文化与低俗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转变为对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体察和关注。这种重视经验、能动性、民族志方法，以及包含文本细读在内的跨学科资源的交叉运用，铺就了英国文化研究早期的文化主义色彩。[※注]而彭婷《雷蒙德·威廉斯“感觉结构”的关键词解读——兼论国内研究的部分误读》一文则对威廉斯所提的“structure of feeling”的概念做了详细的辨析。
曾军详细梳理分析了伊格尔顿在学术思想上对巴赫金的接受以及疏离的过程：从1981年的《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到1983年的《文学理论导论》是伊格尔顿接受巴赫金相对集中的高峰期；在1990年的《美学意识形态》和1991年的《意识形态导论》中他再次以较多的笔墨关注巴赫金；进入新世纪之后，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2007年的书评“I Contain Multitudes”中，他以调侃的语调讨论了从苏联语文学家到后现代学术明星的巴赫金形象，显示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理论所持态度的转变。不过，伊格尔顿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接受巴赫金的，其理论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影响，“理论互释”成为伊格尔顿将巴赫金与各种西方理论思潮进行对比讨论的重要方式。但面对巴赫金理论日益被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征用的现实，伊格尔顿采取了与巴赫金拉开距离的策略，逐步剥离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因此，伊格尔顿所调侃的其实不是巴赫金本人，而是那个成为后现代学术明星的巴赫金形象，是那些将巴赫金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资源的当代学人。[※注]王伟研究了伊格尔顿的身体观，指出伊格尔顿的身体论述视野宏阔，它意在借助美学范畴，将身体与国家治理、阶级矛盾与生产方式等传统政治主题重新链接。很多研究者每每谈及其身体话语的三大理论来源——劳动的身体、权力的身体和欲望的身体，而忽略了伊格尔顿以此重建理性与政治的宏大抱负，忽略了他对规训的身体、狂欢的身体、痛苦的身体、恐怖的身体等资源并不完全妥当的述评。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强调蔚然成风的后现代身体话语是阶级政治溃退的产物，并指责它过于重视身体的社会构造而无视其物质基础，但这种指责言过其实。[※注]王健《伦理性的“主体”——论伊格尔顿对拉康思想汲取与转换》探讨了拉康思想对伊格尔顿的影响，论证了伊格尔顿在“主体”概念声名狼藉的时代重建新的“主体”的思路，[※注]颇有价值。此外，孙丽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思考、阐释与责任——评〈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王进《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文学趣味与审美教育——评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教材新作〈如何读解文学〉》，肖炜静《以“形式”为“中介”——从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说起》等都是对伊格尔顿新书译介的评论。
托尼·本尼特对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是其文学理论研究中最具理论深度和思想启发的内容。段吉方研究认为，在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判中，本尼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继承形式主义的理论遗产，在意识形态的疏离效果中超越形式主义文论“文本形而上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本尼特深刻地分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的理论困苦，同时也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中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的理论发展方向。[※注]强东红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下，本尼特通过与各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努力发展一种更加彻底的社会化和历史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倡导对文学/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非审美的理论分析，并指出与审美决裂的一系列概念、方法和程序。这种非文学的文学理论既有其贡献，亦有不足之处。强东红将本尼特定位为一位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理论没有超越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限度。[※注]
李永新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葛兰西转向等三次理论范式转换。“葛兰西转向”最早起源于文学研究领域，是以威廉斯的文化主义与伊格尔顿的结构主义之间的论争为开端的。葛兰西转向作为新的理论范式，在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带来新的发展契机的同时，也促进了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受葛兰西理论的启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有效创新。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则通过解构葛兰西的理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这也昭示了葛兰西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路向的失败。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探讨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从话语实践角度分析了日常经验与文学艺术，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则分析了主体以及文学阅读的话语建构。[※注]
4.美国理论家研究
对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杨建刚认为，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詹姆逊认为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是一种“元评论”，这种评论把历史、政治和形式看作是三位一体的，并把“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方法基于他对历史上关于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学来挖掘隐藏在文本深层的作为“政治无意识”的意识形态。詹姆逊的学术研究方法可以为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所借鉴，“马克思主义者到底该怎样读文学”也应该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者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注]“形式”是詹姆逊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入手处，杜智芳指出，从形式入手分析内容，揭示艺术与文化产品的形式所蕴含的历史现实、意识形态、乌托邦等内涵，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方法。“乌托邦”作为詹姆逊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关键词之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价值取向，它与意识形态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双重维度，且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注]张开焱指出，詹姆逊关于叙事文类与政治无意识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洞见和启示，同时也存在着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叙事文类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它与历史（政治）是一种种属包容关系还是一种并峙张力关系？形式主义和詹姆逊式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坚持一元论立场，这种立场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盲视。对此，可以将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在总体性历史层面坚持一元论立场，而在“小型历史”层面坚持二元论立场，将历史与形式作为并峙对立而有张力关系的二元因素对待，致力于探讨两者之间双向生成、转换、影响的路径、方式、方法、条件。[※注]
李世涛概括阐述了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失，指出，詹姆逊立足于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最主要的理论资源，探索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左翼政治的斗争形式和前景。尽管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和联盟政治已经明显衰弱，但仍是目前左翼政治的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包括文化政治在内的各种新社会运动非常活跃，但是其局限决定了它们只能是阶级政治、联盟政治的补充，而不能从根本上取代阶级政治、联盟政治；阶级政治、联盟政治与各种新社会运动应该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其作用、克服其局限。不过，詹姆逊经常摇摆于阶级政治与新社会运动之间，这些矛盾反映了其理论的不彻底性、折衷主义和抽象性等局限。[※注]黄宗喜与占凯《詹姆逊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视角》论述了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批判、历史主义和“新左派”三种视角对詹姆逊大众文化理论的借用及改写。
此外，王予霞研究了美国的《党派评论》杂志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指出，20世纪30年代，菲利浦斯与拉夫从美国左翼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在机械决定论、反映论盛行之际，创办《党派评论》，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批评做了比较彻底的清理。他们围绕党的领导与创作自由、文学的社会功用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通过阐发文学感受力，凸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作用，以独立的姿态认识马克思主义，初步建构起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样才不至于跟随苏联丧失自我。他们的理论探索不仅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的美国左翼文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反观中国的左翼文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具有借鉴意义。[※注]陆扬指出，以都市的现代性重构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大卫·哈维给我们揭示了历时态的三种巴黎空间：巴尔扎克的巴黎、奥斯曼的巴黎和列斐伏尔的巴黎，依次关乎：自然的空间，以物理空间标界出社会等级；资本的空间，奥斯曼见证了资本如何反客为主，成为巴黎至高无上的第一主人；反叛的空间，诚如列斐伏尔的预言，拆迁、移民、失业，这一切最终都将是城市动乱的根源。这三种巴黎的空间叙述同样具有共时性意义，无论对于巴黎这个古典现代性的地标，还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中一切如火如荼抑或不动声色的都市再规划，未必不是一个形象写真。[※注]
5.其他理论家研究
首先主要是关于斯洛文尼亚理论家齐泽克的研究，齐泽克从后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倒也颇值得玩味。何李新撰文认为，齐泽克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及其文化逻辑的最新思考与回应，通过创造性地回归黑格尔、拉康和马克思，建构了一种革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否定的意识形态批判走向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预设，齐泽克重新诠释了行动和政党在当下解放政治中的重要意义，为超越资本主义的左派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注]康德的先验想象力问题是当代西方哲学中一个颇为复杂的本体论问题，韩振江研究了齐泽克对康德想象力的批判，指出，康德的想象力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与第二版中存有差异和矛盾，这一点被海德格尔认为康德从激进的维度后退到了传统的形而上学，齐泽克同意海德格尔的看法，但是认为康德所惧怕的激进维度也是海德格尔所惧怕的人本体的“自由深渊”——先验想象力的分散力。这种先验想象的分解力，在齐泽克看来，就是拉康所谓的“原质”，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中一直存在的、作为理性基础的、被压抑的否定性。[※注]在另一篇论文中，韩振江分析了齐泽克与巴迪欧对圣保罗的解读，认为从整体上来说，两人在解读圣保罗上，相互激赏的地方在于共同反对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身份政治、文化相对主义等，共同追寻在当下重新思考和激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共同致力于通过批判当前的全球化自由主义的政治而寻找新的普遍主义政治的出路；也许可以说，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继承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当代左翼；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巴迪欧无意识中依然跟随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主体认同的思路，而齐泽克则明显承继了拉康的死亡驱力与分裂主体的理论，因此他们彼此认为“同志”的差异也许是师辈阿尔都塞与拉康之争的延续。[※注]刘昕亭以齐泽克的“后政治”论述为中心，集中阐释了齐泽克的痛快政治学，以及在此理论基础上针对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展开的反思与批判，拒绝简单盲目的介入与行动，齐泽克通过特殊与普遍性关系的重新思考，提出了政治哲学与文化理论的再政治化路径。[※注]刘昕亭另一篇论文以齐泽克对波德维尔的批判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双方针锋相对的观点立场，以及各自研究所呈现的问题乃至困境，探讨“理论之后”时代里，电影理论建构与发展的新可能。[※注]陈剑撰文阐述了齐泽克对“牺牲”概念的理解，认为牺牲作为一个崇高无私的概念延续至今，但齐泽克却借拉康理论阐释了它和大他者、客体小a、原质之间利益暧昧的勾搭关系和突破可能。[※注]
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格局中，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不过，它主要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期，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相似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模式。因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建设，深化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2015年《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开辟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研究”专栏，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本土化问题展开了研究。傅其林、贾冰《论马尔科维奇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的美学阐释》探讨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践派”主要代表之一马尔科维奇在对欧美意义理论的系统批判和吸纳中，从社会实践出发建构了具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特征的辩证意义理论，超越了斯大林主义理论模式，也超越了反映论、再现论的意义分析，蕴含着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规范性的深刻思考。杜红艳《中国语境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阐释与思考》主要思考国外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的有机结合，指出中国语境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本土化的理论尝试，是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值得进一步思索和拓展。朱亚铮《卢卡奇文论在中国的旅行图谱》从卢卡奇文论在中国的旅行过程为线索，历史与逻辑地勾勒出卢卡奇文论在中国旅行的图谱，并探讨其中国本土化意义和原因。高树博《穆卡若夫斯基在中国》反思近10年来中国学界对穆卡若夫斯基的研究及其问题，从而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的特点，以期改变国内学者对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形式结构理论的片面认识，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语言学理论发展是有启发的。杜红艳的另一篇论文指出，围绕卢卡奇而形成的布达佩斯学派借助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从文化出发，在共时态上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展开了批判；在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反思中，又进一步深入到了历时态的维度，展开了现代性的研究；在后现代视域中，展开了对人类文化出路的探寻。[※注]上述五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四、以学术会议带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新问题
近年来，通过学术会议，汇聚学术问题，面对面地展开研讨与对话，成为年度学术研究最值得关注的趋势。参加学术会议，解决了大家躲在书斋里自说自话做学问的弊端，不同观点的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与学术生产。2015年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会议很多，这里仅围绕我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学科及国家相关一级学会的会议情况，作一蜻蜓点水式的梳理。
1.2015年3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深刻领悟艺术的人民观——卢卡奇《审美特性》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审美特性》一书在研究方法和观点的特色和启示，如何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以及当下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开展等问题展开研讨。
2.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7月10—12日在山东威海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到会作主题演讲。来自全国各地学者70余人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为总主题，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律与特征，探求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及其当下有效性，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我国当下文学批评所遇到的问题与困境。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与上海市社联、上海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海思想界》、《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联合于2015年9月19日在上海举办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年会主题专场“欧美左翼文论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到会作主题发言。这次会议研讨不仅对我们寻求中西文论交往对话意义重大，而且能够纠正长期以来对欧美左翼文论译介和研究的不恰当方法，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欧美左翼理论的政治立场和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
4.2015年10月24—25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江出席并作主旨发言。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各种文艺理论之间的争论与碰撞十分活跃，理论反思与理论创新同时存在，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就必须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中国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论的位置与关系，做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评价尺度研究。
5.2015年10月25日，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2015年学术年会暨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厦门举行，与会学者、专家100余人就毛泽东延安文论话语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品格及其当代意义、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学术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6.2015年11月21—22日，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在湖北宜昌召开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行了学术交流与对话。本次会议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颁布之际，意义重大。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要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来从事文论研究，切实推进我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迈向新局面。
7.2015年11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央党校文史部联合主办，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学教研室与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共同承办的“追寻当代中国文艺道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学术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召开。本次会议得到在京各文艺研究单位的热情参与和积极支持，与会学者就文艺的“人民性”、中国精神、中华美学精神、文艺与政治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讨。
（本文审稿专家 刘方喜）
学术殿堂之重器 学术历史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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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毛泽东诗词》，《中华诗词》2014年第12期。